網文:窮人的孩子還能靠什么改變命運?
附:李北方:大學的門朝哪邊開?
報道一,《長江商報》:近日,一名中學教師在網上發帖稱,現在成績好的孩子越來越偏向富裕家庭,“做了15年老師我想告訴大家,這個時代寒門再難出貴子!”。
報道二,《南方周末》報道《窮孩子沒有春天?》:2000年至今,考上北大的農村子弟只占一成左右。教育學者楊東平主持的“我國高等教育公平問題的研究”課題組調研得出,中國國家重點大學里的農村學生比例自1990年代開始不斷滑落。
報道三,華中科技大學應屆畢業生、來自陜西平利縣的農村大學生雷磊發表在《南方周末》上的文章《走到只剩我一個》:2007參加高考那年,他是縣里僅有的考分超過600分的尖子生,但是大學里與他同班的來自西安的同學卻是中學同學中的“差生”。
知識,早已改變不了命運
一切在2002年發生了巨大改變。從這一年開始,中師不再包分配,過去的門庭若市突然變得無人問津。那兩年的中師畢業生們,被稱作最“霉”的一代。2002年,也是從1998開始的大學擴招的影響開始顯現的時候。“當年是不上大學一輩子受窮,現在是上了大學馬上就受窮”。
十數年寒窗苦讀,換來的白領不過是一個冷笑話
白領的產生是中國市場經濟發展初級階段末期的典型現象,證明了“知識改變命運”。才僅僅10年之前,白領還是一個全社會人人稱羨的身份。萬科地產甚至將其出版的系列圖書命名為《白領》。10年過去,物是人非。回頭看看,當年懷著白領夢“范進中舉”,當許多大學生興沖沖踏出大學這個高級職業培訓監獄大門的時候,卻必須接受與黧黑的農民父親同場競聘的殘酷現實。曾經的白領,早已風吹雨打流落去。
知識改變命運?這像個遠古的童話
2009年,全國高考棄考人數達80多萬,其中絕大多數是農村學生。近年來,高校收費成倍增長,與此同時,農家子弟所占比例卻在不斷下降。高昂的學費,讓低收入家庭望而生畏。而伴隨著就業過程中“背景”、“關系”、“人脈”的作用日趨加強,“畢業即失業”、“沒關系找不著好工作”,更讓許多貧寒人家在衡量“成本—收益”后不得不做出更為現實的選擇——放棄繼續接受教育的機會。
知識未必能起作用,但卻是唯一的選擇
八成蟻族出身貧寒家庭。
他們受過高等教育,他們經常處于失業半失業狀態,他們遇到了一個競爭殘酷的年代,他們的平均年齡集中在22—29歲之間,他們,大多是出身貧寒無關系可找無處立身的大學生。
世襲招聘斷絕最后的希望
浙江溫州公路管理處36位新招36人中有至少15人是溫州交通系統領導直系親屬。一位前任領導為使女兒進入單位,以旅游管理專業、女性、1982年5月1日后出生、有駕照等條件為她“量身定做”。
愈多的人因絕望而放棄
“學費又貴,畢業了還不一定找得到工作,還不如跟我們一起做假發票。”2010年夏天,重慶市學生萬美高考結束后,接到了大學錄取通知書,但父母的一句話,改變了她的命運。
“寒門難出貴子”這個社會病的深了
寒門難出貴子,非豪門之福。
多年前,李昌平上書朱镕基時說:“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近日,讀了若干關于教育公平問題的報道,不由自主地模仿李昌平的話來造句:“農村孩子真可憐、農村教育真窮、教育真危險”。
“寒門難出貴子”,對富家豪門,也不是什么好消息。來自不同階層、不同地域的學生相處,所帶來的人文多樣性,能夠激發受教育者的創造力,同時這也是教育活力的來源。為社會提供價值引領與智力資源,是教育的使命。據了解,美國的大學在招生上遵循的主要是精英選拔的原則,但同時還有兩個重要價值尺度,一是保障教育公平,補償弱勢群體;二是文化多元化。
為什么“寒門難出貴子”?
以“人際關系,人士背景”的以“人”為本的“現金(今)”社會,想“寒門出貴子”比“富豪變乞兒”還難!很多富二代、富三代已不太在乎“錢”這個東西。因為從來不用愁!
現在他們連獲取知識都變得艱難了
寒門子弟難讀一線高校農村學生北大僅一成。
2009“出身越底層,上的學校越差”,這一趨勢正在被加劇和固化。三十年來,底層個體命運的轉型,在逐漸陷入停頓。“我國高等教育公平問題研究”表明,中國重點大學農村學生比例自1990年代起不斷滑落。北大農村學生所占比例從三成落至一成。清華2010級農村生源僅占17%。
清華大學人文學院社科系講師晉軍指導了他的學生完成對清華生源狀況的調研。調查做了兩年,指向高度集中:“一名清華本科生的典型形象是這樣的”,晉軍說,出身城市,父母是公務員和教師,每年與父母起碼外出旅行一次,甚至高中就有出國游學的經歷。北大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成立了一個“返鄉調查”計劃但不得不暫停,因為對大多北大學子而言,一張免費硬座火車票實在太沒吸引力,臥鋪、飛機,才是回家的主流方式。
走到最后的幸存者并不開心
“如果把我和同伴們所經歷的教育過程喻為一次探險,我就是一個走到最后的幸存者,我很羨慕城市的同學。”1988年,我出生于陜西平利縣一座村莊。2007年,在縣城中學復讀一年后,我考進了華中科技大學。我的小學在村莊里度過,整個小學只有一間教室和一塊黑板,我的大伯——村小學老師——一個人帶兩個年級的語文和數學。
“成績是用錢堆出來的”
一個中學老師稱,近兩年學校里的中高考狀元,基本家里條件都很好。“現在的尖子生,父母都舍得花錢,送各種培訓班,甚至請私人家教,成績都是錢堆出來的。”窮人的孩子,靠吃苦已經跟不上了。
還沒上起跑線就已經輸了
網上一篇題為《我用了18年,還是不能和你一起喝咖啡》的文章,作者詳述自己上大學及畢業后的生活窘狀,反映了由于家庭出身不同而帶來的巨大差距,任其怎樣努力都無濟于事。網友跟帖感嘆,很多事情,像是一出生就被定格。
有人連起跑的資格都沒有
20歲的農村學生陳宋績今年高考成績為716分,卻面臨上不了大學痛苦困境。陳的父母都是老實巴交的農民,母親積勞成疾,因為供不起兩個兒子同時上學,幾年前,父親讓初中畢業的大哥把上學機會讓給他,大哥因此精神失常。
讓他們拿什么去夢想
階層固化讓社會板愈發嚴重。
“保送、加分、自招等高考政策疊加了優越家庭的優勢,寒門子弟拿什么和他們競爭?靠什么改變命運?”
上海大學顧駿教授認為:中國階層劃分應該用一個同心圓來表述,而同心圓的核心就是“權力”;離權力越遠的人,就像螺旋轉動一樣,被拋出局外。在我看來,這一劃分不僅形象地描述了中國階層的現狀,也指出了階層固化的根源。而這就是權力的異化。公共權力私有化、公共權力部門化、權力部門利益化、部門利益制度化、權力使用交易化等,都是權力異化的表征;而階層固化則是權力異化的副產品。
失落的年輕人承擔了多少不公平
“身份決定命運”,是特權制造了社會不公。
2009“身份”,是隱現于諸多新聞事件之中的一個關鍵詞。從“你是哪個單位的”的驕橫,到“我爸是李剛”的張狂;從“蟻族”艱難的處境,到對“階層固化”的焦慮;從個別地方招錄干部子女的紅頭文件,到“拼爹就業”背后的無奈,都從不同側面折射出人們基于不同“身份”之上的生存狀態,對于“身份”的復雜心態,以及對“身份”背后存在的社會地位不平等、資源分配不公平、發展機會不均等現象的無奈。
寒門子弟在不平環境下走向沒落
2002-2007年5年間,考取專科的農村生源比例從39%提高到62%,以軍事、師范等方向為主的提前批次錄取的比例亦從33%升至57%。而在重點高校,中產家庭、官員、公務員子女則是城鄉無業、失業人員子女的17倍。這個現實背后,隱藏著多少寒門子弟的無奈、悲觀與失望?
“拼爹”何時有盡頭?
出生于上世紀50年代的美國駐華大使駱家輝家境貧寒,父親找不到工作、作為少數族裔又備受歧視……可他的命運因1964年通過的《公民權利法》而改變,此項法案規定少數族裔和弱勢群體在招工、入學等方面受到優先照顧。
寒門出貴子要闖多少關?
從幼兒園開始,他們就展開了實力懸殊的闖關,但從求學到升學,從畢業到就職,中間無數道關口,任何一道都可能讓他們夢碎。窮困學生惟一的“武器”,是借助教育的公平與公正實現翻身,但現在這個“武器”,生銹了。
寒門還能有春天嗎?
以權力為軸心和以城市為軸心,所有的資源分配,都是圍繞優先滿足這兩個軸心在進行。只要高速運轉的兩個資源分配軸心還在,那么寒門的春天注定遲遲難以到來,并且勢必陷入惡性循環,底層所面臨的不只是困境,甚至絕境。
少數人占據了太多的社會資源
窮二代求上流不可得何去何從。
劉麗的家在臨沂農村,4年前考上省內一所高校,學會計,父母覺得臉上很有光。她很刻苦,也很能干,上學時年年拿獎學金,老師同學都夸她優秀。這些褒獎讓她非常自信,可畢業前,她拿著一沓證書找工作,卻始終找不到中意的崗位。老家的父母很著急,但他們在城里沒有親戚朋友,實在不知道怎么幫孩子,只能在家干著急。
幾乎在劉麗當初為找不到工作惆悵的同時,一個同學不聲不響地簽了一家機關所屬事業單位。那同學上學期間“不學無術,考試全靠補考”,開始她想不明白,后來她知道,同學家的“底子”很好。
還有些“家底子”不太好的同學始終找不到中意的工作,劉麗經常跟他們聯系,開始大家還相互鼓勵,后來,悲觀情緒逐步蔓延,大家開始感慨:“生得不好能怨誰?”
劉麗身邊也有成功的案例,那是她的朋友,在遭受一次次的打擊之后,無奈考研。經過一個個漫長的自習夜,最終考上了某知名大學的研究生,并在畢業時如愿得到一家中意單位的錄用通知。她說,為了這個通知,她等了三年。
“其實我們醒著,常常睡不著”
流浪在城市的窮二代:“其實我醒著常常睡不著”。
他們的精神屬于城市,卻無法在城市立身;他們已經沒有了故鄉,卻誤以為還可以回去;他們滿懷改變人生和世界的光明夢想,最終卻被命運的黑暗吞噬……在這個世界上,悲傷深了。“走一步/看一步/腳指頭/總是會犯錯誤……我就是這么著/常常犯糊涂/其實我醒著/常常睡不著”…。
改怎樣給孩子解釋“寒門難出貴子”?
我從寒門出,仍是工薪族,還有一些親戚朋友仍生活在農村,皆為寒門。作為寒門中人,我又該怎樣給我們的孩子解釋“寒門難出貴子”呢?寒門的孩子,也許注定無法過著安逸的生活,你會早早地嘗到生活的艱辛,也會更懂得生活的不易。既然現實不那么容易改變,那么只有努力改變自己,讓自己的內心強大起來。還有什么其他辦法嗎?孩子,別怪你的父母。
拿什么拯救你,那些貧窮而無出路的年輕人?
寫出《蟻族》一書的學者廉思選取了河北一座普通村莊作為研究樣本,那兒濃縮了中國基層凋敗的模樣——馬路上平常看不到什么人,一旦鬧出點什么動靜,一大幫無所事事的年輕人立即呼啦啦地從網吧、桌球室里涌了出來,他們或者帶著一種末世感追逐著當下,或者在彌漫著塵土與工廠粉塵的土地上揮舞著年輕的肢體,復制者父輩們無力改變的命運。
那些憂傷的年輕人
那是一種無奈和不甘心的痛
我是一粒鄉間的草種/被風吹起在城市的上空/跌落在無人的墻角/尋找自己盛開的夢
城市里聽不到鳥語花香/只有機器的陣陣轟隆/這里沒有松軟的泥土/只有鋼筋水泥的裂縫
那些輾壓過我的車輪/走得是那樣的匆匆/那些從我身上踏過的腳步/是不是和我一樣有著美麗的夢
我滾進公園的花叢/那里的花瓣早已凋零/我在陰溝邊小心的經過/卻險些掉進漆黑的臟水井
我遇到了來自故鄉的同伴/它們和我一樣的驚恐/我們在車水馬龍里繼續奔波/等待著下一陣溫暖的春風
寒門學子的身份與家庭,與生俱來,不可改變。但這,并非是重點大學和社會遺忘他們的理由。在社會資源分配越來越兩極分化,而既得利益者還在津津樂道其公平性的時候,“出身越底層,上的學校越差,混的階層越低”這樣的趨勢越走越遠,那么,社會的進步、國家的發展、民族的振興,公平與正義,尊嚴與幸福,都是扯淡。
附:李北方:大學的門朝哪邊開?
又到了開學的時節,又有無數的青年第一次走進大學校門,他們心里必定是懷著新奇、激動和希望的。回想我本人獨自扛著一個小包袱,跋涉千里到學校報到,已是17年前。
看到一個報道,北大2013年招收的新生中,來自農村的學生比例為14.2%。就是這個14.2%,已經比上一年高1.7個百分點了。17年前情況如何?我沒有那時候的統計數據,但根據切身的經驗,那時北大的農村大學生比例遠比14.2%要高。
放在更長的時間坐標下,城鄉大學生生源比例的變化問題就顯得更加突出。2009年,前總理溫家寶說過一句話:“過去我們上大學的時候,班里農村的孩子幾乎占到80%,甚至還要高,現在不同了,農村學生的比重下降了。這是我常想的一件事情。”
越是好的大學,這個問題越嚴重,在一些二本學校,農村學生比例還能達到30%以上甚至更多。這是因為好大學更“進步”,更加“跟國際接軌”,自主招生的力度更大,北大的說法是向“主動多樣化選拔最適合北大培養的優秀學生的戰略轉型”。
自主招生構成了對農村學生的體制性歧視。學生的綜合素質是由教育水平決定的,教育水平又由國家投入的不均和城鄉間差距決定。單純比高考分數固然有諸多的不足,可是高考的范圍明確,除個人努力程度和稟賦之外,其他因素在影響考試結果方面的作用不大,所以傳統的高考形式更適合大學選拔人才的本意。而所謂的招生改革,不過是另一種披著進步外衣的倒退而已。
農村孩子進了大學之后呢?他們將面臨一個又一個的難題。社會背景的差距一直是有的,但快速的發展變化一邊拉大著差距,一邊為差距的凸顯源源不斷地提供著條件。比如我上大學的時候,手機和個人電腦還沒有普及,大家都沒有,但沒過多少年,這些東西就成了大學生的必備物品了—這還不是個人消費的問題,教學方式的改進完全是按照每個學生都有筆記本電腦為前提假定的。逐年在上漲的學費,加上這些開銷,對農村家庭構成何種的負擔,可想而知。
問題是現實的,也是心理的。范美忠(范跑跑)在解釋他為什么會有那種驚世駭俗的觀點時,就提到他作為一個農村孩子在大學期間是如何在城里長大的同學們面前感到自卑,又是如何重塑自信的心路歷程。范跑跑上大學是20多年前了,現在的農村大學生們在怎么想?這個問題值得重視。
接下來的問題是,農村孩子大學畢業之后怎么辦?溫總理那一代農村大學生畢業之后,不但不用發愁找工作,而且工作之后就有能力回饋家庭。現在呢,社會全面進入“拼爹時代”,找工作成了大問題,找到工作也要面臨養活不了自己的問題。日常經驗足以表明,剛剛工作的學生的收入,難以支持個人在城市里的體面生活,不少城市青年工作之后還要家庭提供經濟支持,農村畢業生的艱辛可以想見。
這樣下去,大學將淪為徹底的階層再生產的工具,成為階層固化的催化劑。也許有一天,我們可以將一句俗語做這樣的改編,“大學的門朝南開,有才沒錢莫進來”。
大學時代本該是青春飛揚的,是可以自由暢想未來的,可是殘酷現實告訴農村大學生,你們的未來不是無限可能的,未來有多遠,取決于父輩的肩膀有多厚實。
如果我們能辯證地看問題,也可以發現其中的積極因素:這樣的現實這樣的大學不但能教給年輕人自由的理念,也在同時剝去自由的偽裝—它時時提醒這一代年輕人不要忘記自由的分配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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