懲治腐敗，是黨和人民群眾的共同愿望。對世界上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執政黨來說，預防和懲治腐敗，一方面要不斷增強黨自我凈化、自我完善的能力;另一方面，依靠人民群眾可謂最有效的手段。正如習近平主席指出的，始終依靠人民推動歷史前進，才能做到堅如磐石。

　　反腐倡廉是人類社會永恒的難題。通過縱橫比較可以看出，依靠人民反對腐敗是最有效的反腐途徑。在中國幾千年的王朝統治中，歷代帝王幾乎都希望官員清廉，也都采取各種手段反對腐敗。在某些特定時期，這對于改善吏治，緩和社會矛盾，確實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由于皇帝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朕意即法律，君主凌駕于法律之上，有權立法，也可以隨時破壞法制，因而反腐敗具有很大的隨意性。此外，封建朝代是以人治代替法治的官僚政治，官吏的管理辦法只能上級管下級，官僚只需對上負責，而皇帝及官僚體制又缺乏足夠的行政監察，結果只能導致權力監控的缺位和缺失，為權力濫用、腐敗的滋生留下空隙。千百年來，包拯、海瑞等清官深受百姓頂禮膜拜，但清官與當時的體制格格不入，“個例”永遠抵擋不了洶涌的腐敗暗流;而重典反腐盡管至今為不少人所津津樂道，但貪官頭顱并不能防止制度性腐敗的蔓延。

　　今天的發達國家，雖然對政府及其官員有一系列具體明確的廉政規范性制度措施，腐敗治理制度較為成熟，但要看到，一方面，這是長期制度建設的一個成果，甚至包括通過“組閣制”及政商角色互換的“玻璃門”把系統性腐敗納入制度體系內部；另一方面，這些制度一旦被輸出到其他國家，在防治腐敗上就會出現失效現象。20世紀初期，美國的托拉斯橫行無阻，他們與政府官員、司法人員、國會議員相互勾結，串通作弊，以致行賄受賄等腐敗現象層出不窮，美國社會各界掀起了“黑幕揭發運動”。據有關資料反映，在當時的90 個議員中，有75 個收受大量賄賂。政府機關完全聽命于工業和金融集團，根本談不上什么法律和民主。從官員的行為看，腐敗現象也是十分驚人的。日本的里庫路特行賄受賄案涉及7000多人，幾十人被捕，兩屆政府因此而垮臺，兩位首相引咎辭職。今年7月9日，國際反腐組織“透明國際”發表的調查報告顯示，全球最為腐敗的十個國家，都是實行多黨制和所謂“議會民主”的國家。其中，海地在1930年代就完全照搬美國憲法，其“清廉指數”仍然是世界上最低的國家之一;包括印度在內的南亞國家都是多黨制，其腐敗現象也是觸目驚心，以至于人們從心理上習慣于“誰坐莊誰腐敗”的現象，在學界被稱為“南亞病”。由此可見，發達國家反腐敗制度不是普遍適用的。

　　我黨自成立之日起，一直重視反腐倡廉工作，并且始終強調人民群眾是基本的反腐力量，強調“人民群眾對領導機關的監督”。井岡山根據地與蘇區的反腐敗斗爭中，動員群眾廣泛參與;在延安時期，普通工農和士兵委員會成為監督腐敗與反對腐敗的主體。連美國駐延安考察組都承認，當時延安政權是世界上最清廉的政權。考察組成員戴維恩在秘密報告中說：“因為這個政府和軍隊真正是屬于人民的。”1945年7月，毛澤東在延安與民主人士黃炎培談話時自信地說：“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律，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毛澤東和黃炎培的“窯洞對”至今引人深思。毛澤東還說過，“誰要搞腐敗，我毛澤東就割誰的腦袋。我毛澤東若是搞腐敗，人民就割我毛澤東的腦袋。”他在向腐敗分子叫板的同時，自己已經站到反腐前沿，并把自己放在接受全國人民監督的位置上。新中國成立到“文革”之前，在反腐敗斗爭中，公檢法等機構重視發動公眾參與，使得這一時期的官員很少出現腐敗。“文革”中，由于極“左”錯誤影響，單純以政治運動來動員群眾以“四大”形式反腐，而未能將群眾的參與納入制度性軌道，反而錯誤地“踢開公檢法”，導致十分嚴重的后果。改革開放以來，通過吸取“文革”教訓，在市場化改革過程中我們更重視反腐敗制度的建設，也一直在積極探索人民反腐的新途徑。進入新世紀以來，在互聯網和新媒體崛起的過程中，“網絡反腐”賦予了反腐敗斗爭公眾參與的新形式。近年來全國檢察機關立案偵查案件中，70%來自群眾舉報，許多大案要案的偵破也離不開群眾參與。從根本上看，中國共產黨要徹底根治腐敗，唯一正確的選擇就是要相信人民、依靠人民。

　　依靠人民群眾反腐之所以非常有效，因為最有動力反對腐敗的是人民群眾，人民群眾是反腐工作最積極、最能動的要素。實踐證明，人民群眾反腐敗具有巨大優勢。

　　腐敗行為玷污黨的形象，損害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應該是“老鼠過街人人喊打”。但由于既得利益作祟，反腐對于部分官員來說無異于是“割自己的肉”，所以，他們往往是消極甚至是抵制的。官員財產公示和公車改革等試點工作要么很難推開，要么虎頭蛇尾、無疾而終就是證明。人民群眾就不一樣，腐敗分子和人民群眾的矛盾是對抗性矛盾，他們貪污敲詐實質上是壓迫和剝削人民群眾，人民群眾自然最憤恨他們，具有反腐敗的強烈愿望和堅定決心。

　　腐敗分子終究占社會人口的極少數，而人民群眾占社會人口的大多數;腐敗分子在人民群眾的包圍之中，他們的言行舉動為人民群眾所了解和掌握，只要把人民群眾發動起來，腐敗分子就會膽戰心驚，無處藏身。隨著人民群眾的法制意識和知情權、參與意識的不斷增強及網絡等新興媒體的加速普及，人民群眾對反腐敗有了越來越多的關注和介入渠道。特別是近年來，網絡反腐以其獨特的技術特性和明顯的反腐效果，引起眾多官員和學者的關注和期待。網絡反腐借互聯網人多勢重的特點，攜不受渠道和時空限制，門檻低、成本低、時效性強、效果明顯的技術優勢，更容易形成輿論熱點，成為群眾監督權力的新形式。網絡反腐已在多起腐敗案件中顯示了其“反腐利器”的威力。中國社會科學院今年6月25日發布報告指出，近3年來，每年通過新媒體曝光反腐輿情事件的數量已超過傳統媒體。其實中央已看到了網絡反腐在解決中國腐敗問題中的巨大力量。中央紀委網上舉報中心僅開通半年，就受理舉報32500件，月均2700件。人民群眾的監督，就像如來佛的照妖鏡，在它面前，一切腐敗分子都無法逃脫應有的懲罰，這個巨大作用是其他任何力量都無法替代的。

　　我們常講，預防和懲治腐敗，根本的還是靠制度。依靠人民反腐，與依靠制度反腐，不僅不矛盾，而且會相互促進。依靠人民反腐，如果不能制度化，可能重演“文革”式悲劇；而離開人民主體的反腐制度，從根本上講，難以真正發揮徹底的反腐效用。把依靠人民反腐納入制度軌道，才是根本的根本。

　　因此，反腐的當務之急，是要拓寬人民反腐的制度化渠道。按現行法律，人民群眾發現腐敗行為，可通過人民代表大會、信訪、舉報熱線、領導接待日等渠道舉報，但實踐證明，這些途徑難以完全適應反腐形勢的需要，尚需開辟新的渠道，確保民眾反腐能在制度化內進行。這里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當今信息時代，要特別注重發揮新聞輿論的監督作用。新聞輿論監督是一種自下而上的民主監督，是依靠人民反腐的重要途徑。應抓緊制定有關輿論監督的法規，明確規定新聞媒體的權利、責任和義務，使新聞媒體能依法履行其監督職能，切實成為促進公共權力規范運作、遏制腐敗現象滋生蔓延、反映人民心聲的有力工具。同時，還必須盡快制定和完善網絡反腐的相關法律規范，建立相應的體制機制，把網絡反腐納入法治化的范圍內。既要充分調動和保護廣大群眾參與的積極性，又要規范群眾參與的操作程序，使廣大群眾能夠真正依法有序地行使好自己的監督力，理智、理性地打一場反腐敗的“人民戰爭”，以取得反腐敗斗爭的更大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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