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紀上半葉波瀾壯闊的中國革命戰爭中，以毛澤東為代表的老一輩革命家把馬列主義的普遍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相結合，創立了毛澤東軍事思想。在這一科學理論指引下，我軍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弱到強，最終戰勝了強大的反動派，建立起新中國。作為駕馭這場戰爭的統帥，毛澤東以非凡的軍事才華在廣大軍民中樹立起崇高威望。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仍對軍事問題傾注大量心血。他精心指導新中國國防和軍隊建設，領導廣大軍民進行了一系列保衛祖國的軍事斗爭，捍衛了國家主權、安全和領土完整，從根本上擺脫了舊中國“有國無防”的歷史，使中華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實踐中，毛澤東等新中國領導人不斷總結經驗、探索規律，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國防建設思想，找到了一條在經濟基礎薄弱的社會主義國家建設國防的成功之路。這既是對毛澤東軍事思想的豐富和發展，也是對馬克思主義軍事科學的偉大貢獻。在紀念毛澤東誕辰120周年之際，認真學習領會毛澤東國防建設思想，深刻認識其偉大貢獻和時代價值，對于新世紀新階段加強國防和軍隊建設，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強國夢，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一、毛澤東國防建設思想深刻闡述了國防的地位作用，明確提出必須實現國防現代化，為新中國國防建設指明了目標和方向。

　　近代以來的舊中國積貧積弱，國門洞開，長期遭受帝國主義列強凌辱。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人清醒地意識到，要實現國家的獨立和富強，必須建立起強大而鞏固的國防。毛澤東對國防的地位作用和國防建設的總體目標進行了深刻闡述，為新中國國防事業描繪出了宏偉藍圖。

　　(一)“國防不可不有”，必須建立鞏固的國防。

　　新中國成立前夕，黨中央、毛澤東就把建立鞏固的國防當作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的一項重大任務。1949年9月21日，毛澤東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發出號召：“我們的國防將獲得鞏固，不允許任何帝國主義者再來侵略我們的國土。在英勇的經過了考驗的人民解放軍的基礎上，我們的人民武裝力量必須保存和發展起來。我們將不但有一個強大的陸軍，而且有一個強大的空軍和強大的海軍。”【《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上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4頁。】9月30日，他在為這次會議起草的宣言中又明確指出：新的中央人民政府“將加強人民的陸海空軍，鞏固國防，保衛領土主權完整，反對任何帝國主義國家的侵略”【《毛澤東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8頁。】。面對建國初期百廢待興、百業待舉的局面，黨中央、毛澤東明確提出要一手抓經濟、一手抓國防。1950年9月，毛澤東在致全國戰斗英雄代表會議和全國工農兵勞動模范代表會議的祝詞中說：“中國必須建立強大的國防軍，必須建立強大的經濟力量，這是兩件大事。”【《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上卷，第217頁。】把建立強大而鞏固的國防作為與經濟建設并重的大事，這在中國近現代史上還是第一次。在此后的二十余年里，毛澤東始終強調“國防不可不有”【《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中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308頁。】，他反復告誡要對戰爭危險保持高度警惕，必須不斷加強國防建設。新中國成立后國防建設和軍事斗爭的實踐證明，只有建立起與自身地位相稱的強大國防，中華民族任人欺辱的歷史才不會重演。

　　(二)以實現國防現代化為國防建設總目標。

　　在毛澤東的戰略構想中，實現國防現代化是新中國國防建設的總目標、總任務。早在戰爭年代，毛澤東就多次提出國防和軍隊要實現現代化的問題。新中國成立初期，通過與美帝國主義在朝鮮戰場的較量，新中國領導人更深刻地認識到國防現代化的重要意義。1953年8月26日，毛澤東在給軍事工程學院的訓詞中指出：“為了建設現代化的國防，我們的陸軍、空軍和海軍都必須有充分的機械化的裝備和設備。”【《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中卷，第171頁。】根據毛澤東的有關指示，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把實現國防現代化規定為國家建設的重要內容。1954年9月召開的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把建設現代化的國防同建設現代化的工業、農業、運輸業相提并列，首次提出了“四個現代化”的目標。1961年9月黨中央又對四個現代化作了新的表述，即現代工業、現代農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文化。黨中央、毛澤東在實踐中還探索提出了實現國防現代化的基本構想：努力建設強大的現代化正規化革命軍隊;加強后備力量建設，完善國防動員體制;大力發展國防工業，建立獨立、完整的國防工業體系;加強軍事學術研究，實現軍事理論現代化。這些構想，為新中國國防建設指明了方向和實現途徑。

　　(三)以保護人民利益為國防建設的根本出發點。

　　建立鞏固的國防，從根本上講是為了保護人民的利益。毛澤東國防建設思想，自始至終貫穿著保護人民利益這條主線。新中國成立后，黨中央明確宣布我國國防建設的基本目的是“鞏固國防，保衛我國的沿海和邊疆不受帝國主義及其走卒的侵犯，鞏固人民民主專政，保證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順利進行”【《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4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547頁。】。在近30年的國防建設實踐中，毛澤東反復強調，沒有鞏固的國防，便沒有人民的福利，便沒有國家的富強。他始終把國家安全放在首位，強調從人民的利益出發，作好充分地戰爭準備。20世紀60年代中期，毛澤東提出了“備戰、備荒、為人民”的戰略思想。他指出：“第一是備戰，人民和軍隊總得先有飯吃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則雖有槍炮，無所用之。第二是備荒，遇了荒年，地方無糧棉油等儲蓄，仰賴外省接濟，總不是長久之計。一遇戰爭，困難更大。”“第三是國家積累不可太多，要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糧還不夠吃、衣被甚少著想;再則要為全體人民分散儲備以為備戰備荒之用著想;三則更加要為地方積累資金用之于擴大再生產著想。”【參見《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下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337頁。】毛澤東的這一思想，鮮明地體現出“一切為了人民”的國防觀。

二、毛澤東國防建設思想確立了新中國防御性國防政策，制定實行積極防御戰略方針，為國防建設和軍事斗爭提供了基本依據。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從國家安全形勢的實際出發，對如何抗擊外敵入侵提出了一系列指導方針和原則，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積極防御戰略思想，為指導國防建設和軍事斗爭提供了基本依據。

　　(一)確立防御性國防政策。

　　國防政策是國家政策的組成部分，是指導國防建設的重要依據。由毛澤東起草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宣言，闡明了新中國的國防政策，即“聯合一切愛好和平自由的國家、民族和人民，首先是聯合蘇聯和各新民主國家，以為自己的盟友，共同反對帝國主義者挑撥戰爭的陰謀，爭取世界的持久和平”【《毛澤東文集》第5卷，第348頁。】。這種以反對侵略、保衛國家領土主權完整、維護世界和平為核心的國防政策，體現了新中國的社會政治性質，成為我國的長期基本國策。同時，新中國奉行和平外交政策，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來建立國與國之間的關系，主張以談判而不是戰爭的方式來解決國際爭端。我國在與鄰國發生邊境領土爭端時，始終堅持后發制人，不打第一槍。20世紀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印度在支持達賴集團發動武裝叛亂的同時，向我國提出領土要求，挑起邊界武裝沖突，蠶食我領土。中國政府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決定實施自衛反擊作戰。毛澤東后來在總結這一仗的時候解釋說：“我也看到不打不行了，打就打嘛，你整了我們三年嘛。”【《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下卷，第161頁。】歷史證明，實行防御性國防政策，不僅是我國自身國情所決定的，也能夠在政治上、道義上爭取國際社會同情和支持，是維護世界和地區和平的正確選擇。

　　(二)制定和實行積極防御戰略方針。

　　實行積極防御，反對消極防御，是毛澤東一貫堅持的戰略思想。新中國成立后，從防御性國防政策出發，黨中央、毛澤東確定了以“積極防御”作為軍事戰略方針。同時，在戰爭年代成功經驗的基礎上，對“積極防御”的內涵又作了進一步豐富和發展。

　　一是以積極防御為基本戰略方針。1955年4月底，針對當時蘇聯開始奉行先發制人的戰略，毛澤東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強調，中國要堅持積極防御，決不先發制人。在1956年3月召開的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彭德懷代表中央軍委向大會作了報告，依據毛澤東積極防御戰略思想，明確提出了積極防御的戰略方針。同年4月2日，毛澤東對此報告作了批示：“此件看過，可用。”【《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中卷，第303頁。】“積極防御”就此成為新中國國防建設和軍事斗爭的指導方針。這一方針強調，在堅持戰略上后發制人的同時，對付強敵可能的大規模入侵，必須實行積極防御，反對消極的、分兵把口式的被動式設防，并將戰爭年代我軍的“誘敵深入”作為重要的制勝手段。毛澤東提出，御敵于國門之外，從來不是好辦法，還是誘敵深入才好打。把敵人放進來，無非是讓敵人占了我們什么地方，名譽不好。但這不要緊，問題的關鍵不是名譽，而是最后的勝利。【參見廖國良等：《毛澤東軍事思想發展史》，解放軍出版社1991年版，第446、460頁。】

　　二是對積極防御戰略思想作了新的發展。針對未來我軍可能的作戰對象，毛澤東和中央軍委提出了一系列新的作戰原則，主要包括：重點設防、重點守備;誘敵深入，頂放結合;以運動戰為主，陣地戰、游擊戰相配合。如在誘敵深入的問題上，毛澤東強調，誘敵深入不是不要防御，攤開兩手，讓敵人長驅直入。我們不能學蔣介石，讓日本人很快打到了南京、長沙;不能學斯大林，讓希特勒一下就逼到了莫斯科、列寧格勒城下。該頂的地方還是要頂，而且要頂相當一段時間，但頂的目的是為了消耗敵人，打亂敵人的戰略部署，使我們后邊有時間做些準備。【參見廖國良等：《毛澤東軍事思想發展史》，第446—447頁。】毛澤東還發展了戰略追擊的思想。他指出：“要考慮積極防御，也要考慮打垮敵人后的追擊問題。”【《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中卷，第394頁。】

　　三是根據形勢的變化不斷調整軍事戰略重點。新中國成立后，黨中央、毛澤東根據對戰爭威脅的基本判斷和國內外形勢的變化，對軍事戰略重點進行過多次調整，其主要著眼點是抵御超級大國可能的進犯。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在外交戰略上實行“一邊倒”，與蘇聯結盟，軍事上以美軍及其支持下的臺灣國民黨軍為主要作戰對象，以東南沿海為重點方向。朝鮮戰爭爆發后，我軍被迫停止臺灣戰役準備，并將軍事戰略重點移到東北邊境。1952年，中央軍委研究制定了爆發全面戰爭時的戰略預案，確定隴海鐵路以北地區為死守區，華東地區為堅守區，華南地區為機動防御區。這種有“頂”有“放”的思想，此后長期成為準備大規模戰爭的基本方針。1960年中央軍委將基本的作戰方針概括為“北頂南放”。中蘇關系破裂后，我國的戰爭準備又著眼于“應付四面八方”，即準備在多個方向抗擊可能的入侵。進入20世紀70年代以后，毛澤東從國家安全和利益的實際出發，決定打開中美關系的大門，在外交上實行“一條線”戰略，在戰爭準備上著眼于對蘇作戰，以“三北”為重點方向。回顧歷史可以看出，毛澤東在堅持積極防御基本精神的基礎上，善于從國家安全形勢變化的實際出發，適時調整軍事戰略重點，充分做好戰爭準備，實現了在綜合國力弱于對手的情況下有效懾止外敵入侵，為國家發展營造了有利的和平環境。

　　(三)敢于運用戰爭手段反擊外敵入侵，以小戰止大戰。

　　新中國長期奉行防御性國防政策，實行積極防御戰略方針，但對于嚴重威脅我國安全或者敢于挑起邊境沖突之敵，以及來自海上、空中的入侵行為，我軍都予以堅決的自衛還擊和打擊。正如毛澤東所說的：“第一，我們不要打，而且反對打”;“第二，但是我們不怕打，要打就打”。【《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中卷，第343頁。】更為重要的是，堅決打贏外敵強加于我的戰爭，能夠起到“以小戰止大戰”的作用。1950年10月，毛澤東和黨中央之所以下決心出兵朝鮮，考慮的主要因素之一，就是通過在朝鮮戰場打敗強敵，使其不敢在其他方向對我輕舉妄動，起到“打得一拳開，免得百拳來”的作用。新中國成立以來我軍歷次重大軍事斗爭的勝利，也充分顯示了毛澤東等新中國領導人敢于斗爭、善于斗爭的指導藝術。歷史證明，國防建設的根本目的是有效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領土完整，必要時敢于“亮劍”是鞏固國防的重要手段。

三、毛澤東國防建設思想籌劃制定了國防建設的總體部署和具體措施，指導國防力量建設取得顯著成就，為國防事業的長遠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等領導人對于建設現代化的強大國防進行了深入思考和精心籌劃，不僅提出了國防現代化的總目標，而且在實踐中逐步提出了加強國防建設的一系列具體措施，指導國防和軍隊建設在較短時間內取得顯著成就，不僅有效維護了國家安全，也為后人留下了寶貴的戰略遺產，為國防事業的長遠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一)建設強大的國防軍。

　　現代化的國防軍，是新中國武裝力量的核心，也是國防建設的重中之重。1953年底到1954年初召開的全國軍事系統黨的高級干部會議，明確提出軍事工作的總方針和總任務是“建設一支優良的現代化革命軍隊”。對于如何建設一支強大的國防軍，黨中央和毛澤東進行了科學統籌和周密部署。

　　一是大力加強現代化建設。毛澤東認為，國防現代化的重點在軍隊現代化。1952年7月10日，毛澤東在《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訓詞》中指出，我們現在已進到了建軍的高級階段，也就是進到掌握現代技術的階段。【參見《毛澤東軍事文集》第6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314頁。】我軍實現現代化，是由建軍低級階段向高級階段發展的必由之路。新中國成立之初，黨中央、毛澤東在國家各項建設任務極為繁重的情況下，擠出有限的經費來改進部隊的武器裝備，通過向蘇聯購買為主、自主研制為輔的方法，使我軍的常規武器裝備在較短時間內獲得較大改善。加快建立和發展海軍、空軍和其他技術兵種，使我軍由單一軍種發展為包括空軍、海軍和戰略導彈部隊等在內的諸軍兵種合成軍隊。針對我軍官兵文化素質普遍較低的現狀，中央軍委決定加強全軍科學文化教育。毛澤東在1950年8月指出：“必須提高全體指揮員戰斗員的文化科學與技術水平，并從軍隊中培養大批的從工農出身的知識分子”，“使軍隊形成為一個巨大的學校”。【《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上卷，第174頁。】在加強文化教育的同時，毛澤東和中央軍委決定大辦軍事院校。到1953年，全軍共創辦各類軍事院校100余所，不僅培養了大批人才，也極大地促進了軍事理論研究。

　　二是大力開展正規化建設。新中國成立初期，為克服戰爭年代我軍游擊性、非正規化的弱點，我軍大力開展正規化建設，中央軍委先后制定頒布了內務、紀律、隊列等多部條例條令。從1952年起，全軍又先后實行了義務兵役制、薪金制、軍銜制等重大制度，軍隊正規化建設取得明顯成效。1952年7月10日，毛澤東在對軍事學院第一期畢業學員的訓詞中，又提出了著名的“五統四性”，對我軍正規化建設提出新的要求。毛澤東指出，與我軍進入到掌握現代技術的“高級階段”相適應，部隊建設必須正規化，就是要求實行“統一的指揮、統一的制度、統一的編制、統一的紀律、統一的訓練，就是要求實現諸兵種密切的協同動作”，因此需要從教育訓練上來培養“組織性、計劃性、準確性和紀律性”。【參見《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中卷，第39頁。】毛澤東強調要開展正規訓練，迅速提高人民解放軍現代作戰能力，把軍事訓練作為推進正規化的重要手段。我軍各部隊貫徹從難、從嚴、從實戰要求出發的要求，將先進的教學方法同我軍傳統的練兵方法結合起來，全面提高了部隊戰斗力。

　　三是大力推進革命化建設。革命化是我軍的優良傳統，是戰斗力的重要源泉。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對于軍隊的革命化非常重視。1953年11月，他在對彭德懷一份講話稿的修改中，將原稿中兩處“建設我軍為世界上第二支最優良的現代化的軍隊”，特意加上“革命”兩字，改為“建設我軍為世界上第二支最優良的現代化的革命軍隊”。【參見《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中卷，第188頁。】毛澤東把加強軍隊政治工作視為革命化建設的重要手段。1954年4月15日，他在對《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條例(草案)》修改時，恢復了原稿的“中國共產黨在中國人民解放軍中的政治工作是我軍的生命線”一句，并重寫了被劃去的“的生命線”四個字。【參見《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中卷，第206頁。】雖然20世紀60年代后受“左”的思想影響，軍隊的政治工作一度受到嚴重干擾，但我軍長期革命化建設的顯著成效卻無可置疑，特別是毛澤東所強調的政治工作是我軍生命線的思想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意義。

　　(二)大力加強民兵和后備力量建設。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面對復雜、嚴峻的形勢，對加強國防后備力量建設給予了極大關注。他把戰爭年代人民戰爭思想運用于和平時期軍事斗爭，強調在未來反侵略戰爭中現代化軍隊必須與強大的民兵有機配合。根據毛澤東的這一思想，1957年6月，在中央軍委發出的《關于改進兵役工作的指示》中，正式提出了民兵與預備役合而為一的國防后備力量體制。為了進一步加強民兵建設，1958年毛澤東又提出了“全民皆兵”的思想。他指示：“必須在全國范圍內把能拿武器的男女公民武裝起來，以民兵組織的形式，實行全民皆兵。”【《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中卷，第463頁。】他還發出“大辦民兵師”的號召。1960年3月，毛澤東在一次談話中再次指出：我們不僅要注意常規軍，還要注意民兵。軍事也要抓兩頭，民兵、尖端。【《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下卷，第72頁。】根據貫徹毛澤東和中央軍委的一系列指示，我國的民兵建設蓬勃發展，到1958年底，全國建立民兵師5175個;到60年代初，全國民兵發展到了1.6億人以上，武裝基干民兵達456萬余人，形成了一支強大的戰略后備軍。為了使民兵工作進一步走向制度化，毛澤東又于1962年作出指示，強調“民兵工作要做到組織落實、政治落實、軍事落實”【《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下卷，第141頁。】。強大的民兵和后備力量，成為新中國有效的戰略威懾力量，使超級大國長期不敢對我輕舉妄動。

　　(三)建立獨立完整的國防工業體系，武器裝備研制實行尖端與常規并舉。

　　建立獨立完整的國防工業體系，是實現國防現代化的前提和基礎。1951年6月21日，毛澤東給率領兵工代表團在蘇聯訪問的徐向前的電報中說：“沒有現代的裝備，要戰勝帝國主義的軍隊是不可能的。”【《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上卷，第506頁。】為此，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開始，毛澤東逐步提出了建立獨立完整的現代化國防工業體系的思想，并制定了“兩條腿走路”的方針，實行尖端武器與常規武器并舉。1959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在《關于經濟建設與國防建設關系中若干問題的指示》中指出，我們不但要建立一支獨立的完整的現代化的經濟體系，而且也要建立一個獨立的完整的現代化的國防工業體系。“一五”計劃期間，新中國的國防科學技術和國防工業建設開始起步。在156個重點建設項目中，國防工業占了27%。到1959年，建成了一批重點工廠，國防工業初具規模，并陸續仿制了蘇式飛機、艦艇、坦克、火炮和各式武器。到1964年11月，初步形成了比較完整的國防工業體系。在常規武器發展取得成效的同時，黨中央、毛澤東富有遠見地提出了發展尖端武器的設想。1955年1月，毛澤東主持會議，作出了發展原子能事業、研制核武器的戰略決策。在1958年初，中央軍委批準了全軍《國防科學技術研究工作十年(1958—1967年)規劃綱要》，提出了導彈及核武器研制的設想。在當年6月的軍委擴大會議上，毛澤東明確提出要研制原子彈。他指出，聽說原子彈就是這么大一個東西，沒有那個東西，人家就說你不算數，“搞一點原子彈、氫彈、洲際導彈，我看有十年功夫是完全可能的”【《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中卷，第387頁。】。同年，他還提出要搞人造衛星。此后，以“兩彈一星”為代表的國防尖端武器研制全面展開。20世紀60年初期，當蘇聯單方面撕毀合同、撤走專家，使新中國剛剛起步的核武器研制工作遭受困難時，黨中央、毛澤東以極大的魄力，下定決心，一定要把原子彈搞成功。1960年7月18日，毛澤東在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上指出：“要下決心，搞尖端技術。赫魯曉夫不給我們尖端技術，極好!如果給了，這個賬是很難還的。”【《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下卷，第100頁。】在廣大科研人員的艱苦努力下，中國在1964年即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又很快研制成功了中遠程導彈、氫彈和人造地球衛星。實踐證明，掌握了“兩彈一星”技術，不僅大大提高了新中國的戰略威懾能力，打破了超級大國的核壟斷，而且大大提高了新中國的國際地位。正如鄧小平所指出的：“過去也好，今天也好，將來也好，中國必須發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領域占有一席之地。如果六十年代以來中國沒有原子彈、氫彈，沒有發射衛星，中國就不能叫有重要影響的大國，就沒有現在這樣的國際地位。這些東西反映了一個民族的能力，也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標志。”【《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9頁。】

　　(四)大力加強戰略后方和戰場建設。

　　新中國成立后，為了防備帝國主義的突然襲擊，黨中央、毛澤東多次強調“要準備打仗”，努力加強戰場建設和物資儲備，作出了許多重大戰略部署。1952年8月，為加強東南沿海方向戰備建設，中央軍委作出了建筑國防工事的決定。10月，毛澤東明確指出，在戰略要點和重要作戰方向，要有計劃有步驟地建筑永久性國防工事。從1954年開始，在沿海地區全面展開了國防工程施工。經過廣大軍民的努力，到50年代末期，沿海地區陸、海、空軍的骨干工程大部完成。60年代中期，毛澤東在“三五”計劃的醞釀和制定過程中，針對國家工業集中在沿海地區、布局不盡合理的問題，比較系統地提出了進行“三線”建設、加快戰略后方與戰場建設的設想。毛澤東提出：“在原子彈時期，沒有后方是不行的。”【《毛澤東傳(1949—1976)》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362頁。】國家的“三五”計劃要考慮解決全國工業布局不平衡的問題，要搞一、二、三線的戰略布局，加強“三線”建設和戰場建設，防備敵人的入侵。針對當時有人說“怕敵人不來用不上，不是浪費嗎”的顧慮，毛澤東指出：準備好了敵人可能不來，準備不好敵人就可能來。浪費也不可惜，一定要搞。【參見《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下卷，第243—244頁。】1972年12月10日，在《中共中央轉發〈國務院關于糧食問題的報告〉的批語》中轉述了毛澤東的指示，要“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下卷，第383頁。】。當年毛澤東和黨中央作出進行“三線”建設決策，具有重大戰略意義。雖然“三線”建設中存在著布局不盡合理、經濟效益不高等問題，但毛澤東和黨中央居安思危、重視戰略后方與戰場建設的思想，仍具有很強的現實指導作用。

四、毛澤東國防建設思想探索總結出了國防建設的基本指導原則，強調經濟建設與國防建設統籌兼顧，為國防和軍隊建設科學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指南。

　　在創建新中國國防現代化事業的偉大實踐中，黨中央、毛澤東從中國的特殊國情出發，探索總結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國防建設之路，逐步形成了國防建設的一系列基本指導原則。

　　(一)經濟建設與國防建設必須統籌兼顧、協調發展。

　　處理好國防建設與經濟建設的關系，特別是國防建設如何融入整個國家發展大局，是必須綜合考慮的重大戰略問題。通過在實踐中不斷深化認識，毛澤東等新中國領導人形成了經濟建設與國防建設必須統籌兼顧、協調發展的重要思想。

　　一是首先要加強經濟建設。1956年4月，毛澤東在聽取第二個五年計劃匯報時指出：“除了輕工業與重工業、沿海與內地、個人與集體、地方與中央幾個關系，還有經濟與國防的關系。建設工業就是為了搞國防，減少些國防，多搞些工業，正是為了國防。”【《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中卷，第306頁。】隨后，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了著名的《論十大關系》講話，對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關系作了更加清晰的闡述。他指出，為了發展飛機、大炮、原子彈，建設強大的國防，“可靠的辦法就是把軍政費用降到一個適當的比例，增加經濟建設費用。只有經濟建設發展得更快了，國防建設才能夠有更大的進步”。“我們一定要加強國防，因此，一定要首先加強經濟建設。”【《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中卷，第308—309頁。】1959年12月，經毛澤東批準發出的《關于經濟建設與國防建設關系中若干問題的指示》指出，在當前的和平建設時期，經濟建設是最中心的任務，但是也必須重視和適當地加強國防建設。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在經濟條件許可的范圍內，要努力發展國防建設事業。【參見廖國良等：《毛澤東軍事思想發展史》，第469頁。】這就清晰地闡明了經濟建設是基礎、國防建設要服從和服務于經濟建設的思想。

　　二是把國防建設納入國家建設的整體規劃之中，加強統籌兼顧。毛澤東要求中央和地方關心國防現代化建設，經濟建設要照顧國防建設的需要。在制定第一、第二個五年計劃時，毛澤東就提出了要統籌考慮國防建設問題。“一五”期間，根據對未來反侵略戰爭的預想，隴海鐵路以北的華北、東北地區為死守區，因此國家的重大工業建設項目主要放在這一地區，而華南地區由于考慮到可能“放”敵人進來，而未安排重大建設項目。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后開始實施“三線”建設，也是綜合考慮了國家經濟和工業布局與戰備的需要。

　　三是實行軍民結合、平戰結合。1956年4月21日，毛澤東在聽取第二個五年計劃匯報時指出，要“學兩套本事，在軍事工業中練習生產民用產品的本事，在民用工業中練習生產軍事產品的本事。這個辦法是好的，必須如此做”【《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中卷，第306頁。】。由此提出了軍民結合的重要思想。1957年初，黨中央和國務院又提出，國防工業要貫徹“兩重任務、兩套本領、平戰結合”的方針。此后國防工業的長期實踐表明，只有堅持“軍民結合，平戰結合”，才能真正實現國防建設的可持續發展，提高國防工業和國防經濟效益。這一思想為當前和今后國防建設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軍民融合之路提供了重要思想指南。

　　(二)在黨的統一領導下，動員全民辦國防。

　　革命戰爭年代，中國共產黨人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創新和發展了人民戰爭思想，最終贏得了戰爭的勝利。新中國成立后，黨中央、毛澤東把人民戰爭思想的基本原理運用于指導國防建設，確立了在黨的集中統一領導下，動員和依靠全體人民辦國防的基本指導原則。新中國成立前夕制定和頒布的《共同綱領》就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均有保衛祖國，應征兵役的義務;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民兵制度，保衛地方秩序，建立國家動員基礎，并準備在適當時機實行義務兵役制。這些規定，是黨動員、依靠全國人民鞏固和建設國防的思想的具體化。它通過法律形式，把加強國防建設同廣大人民群眾聯系起來。1954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以及此后歷次修訂的憲法，都對上述規定以國家大法的形式正式確定。毛澤東關于在黨的一元化領導下動員全民辦國防的思想，還反映在他對國家各項建設的宏觀指導中。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毛澤東多次強調，軍隊必須放在黨委的領導和監督之下;各級黨委和政府的領導同志要親自過問和落實國防建設問題;第一書記要親自抓軍事，不能只管抓錢，不管國防;地方的同志要和軍隊的同志結合起來，共同努力，不斷地把國防建設事業推向前進。這些指示，反映了毛澤東關于要在黨的集中統一領導下動員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建設國防、保衛國防的新思考。

　　(三)國防建設必須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

　　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我黨在長期革命斗爭中成功經驗的總結，是我們戰勝強敵的重要法寶。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在領導國防建設中發揚了戰爭年代我黨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優良傳統，不僅強調要建立獨立自主的國防工業體系，而且強調在武裝力量的建設上要“以我為主”，在國防問題上絕不能受制于人。1951年5月，毛澤東在同即將赴蘇談判購買蘇聯武器裝備的徐向前談話時指出，要學習蘇聯，把先進技術拿到手，自力更生，建設一支強大的國防力量。1954年，黨中央為國防科技工業制定了“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的指導方針。1958年6月，毛澤東在一項批示中又強調：“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破除迷信，獨立自主地干工業、干農業、干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經濟戰線上如此，軍事戰線上也完全應當如此。”【《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80頁。】1958年，中蘇之間發生了“長波電臺”和“聯合艦隊”事件，毛澤東對于蘇聯的大國沙文主義進行了堅決抵制，表明了新中國在國防問題上絕不會受制于人的鮮明立場。20世紀60年代初期，中蘇關系惡化，在蘇聯開始撤走專家、中斷技術援助的情況下，毛澤東強調：“在國與國的關系上，我們主張，各國盡量多搞，以自力更生、不依賴外援為原則。自己盡可能獨立地搞，凡是自己能辦的，必須盡量地多搞。”【《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下卷，第69頁。】1968年11月10日，他在會見外賓時指出：“一個國家的武器專靠外國是很危險的。”“要樹立自力更生的思想。什么都靠外國顧問，什么都要進口，我看不是個辦法。”【《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下卷，第343頁。】毛澤東這些論述，今天仍不失為我們國防建設的重要指導原則。

　　(四)從最壞處著眼，充分作好反侵略戰爭準備。

　　作好充分地戰爭準備，是建設強大國防的重要內容，也是遏制和延緩戰爭爆發的根本前提。毛澤東等新中國領導人通過科學判斷戰爭與和平的總體形勢，及時制定正確的戰略方針，立足于最困難、最復雜局面，從思想上和物質上扎扎實實地作好反侵略戰爭的準備，提出了一系列關于戰爭準備的重要原則。朝鮮戰爭爆發后，毛澤東和黨中央根據“從最壞處做準備”這一思想，未雨綢繆，及時作出了組建東北邊防軍的決定。朝鮮戰局惡化后，在充分考慮戰爭的多種前途、并作好應付最壞可能的準備基礎上，最終作出了出兵朝鮮的決定。在此后指導戰備的過程中，毛澤東把軍事斗爭準備的基點放在應付最壞可能，即準備帝國主義全面侵華和世界大戰可能爆發的基礎上。他指出：“總要估計到有兩種可能性。除了好的可能性，還有一種壞的可能性，就是帝國主義要發瘋。”【《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190頁。】1955年毛澤東在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上告誡說：“從最壞的可能性著想，總不吃虧。”【《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04頁。】以后，毛澤東多次強調要準備應付帝國主義國家的大規模入侵，準備它們使用包括核武器在內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60年代，毛澤東鑒于來自美國和蘇聯的軍事壓力與戰爭威脅增大的情況，要求全黨、全軍、全國人民“準備打仗”，并要求立足于最困難的情況作好戰爭準備。正是立足于應付最壞的局面，毛澤東提出了發展地方武裝、加快建設大三線和防御工程體系、加強戰略物質儲備等一整套措施。我軍在軍事斗爭準備中，也長期以最強的對手為假想敵進行戰備，始終立足于應付最壞的可能，對霸權主義國家形成了強大的威懾力，保衛了國家安全。

　　從新中國成立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中國領導人，對于在一個經濟基礎落后、周邊環境異常復雜、遭受西方敵對勢力封鎖包圍的社會主義新生國家，如何建設強大而鞏固的國防，進行了艱辛探索，獲得了寶貴經驗，取得了巨大成就，也有過曲折和教訓，這一切都為后人留下了寶貴的思想遺產。實踐證明，堅持從中國實際出發，走適合我國國情的發展道路，是正確解決我國國防建設一系列重大現實問題的唯一正確選擇。新世紀新階段，中國仍處于可以大有作為的戰略機遇期，同時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復雜形勢和嚴峻挑戰，國防建設和軍隊發展面臨著諸多現實難題，需要我們堅持毛澤東國防建設思想的基本原則，借鑒老一輩革命家的高超智慧，并運用其立場、觀點和方法，根據實際情況發展創新黨的軍事指導理論，不斷增強國防力量和我軍防衛作戰能力，為維護國家發展重要戰略機遇期提供堅強保障。

　　【作者李殿仁：國防大學原副政委兼紀委書記，中將。來源：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中共文獻研究會，毛澤東思想生平研究分會編《毛澤東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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