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是有文化的腦力勞動者。這種人一如他的優點十分鮮明一樣，其缺點也極其鮮明——一不如意就發牢騷，甚至造謠中傷。所以他的立場非常重要，站在人民和民族的一邊，就是領導人民高歌奮進的英雄和功臣，譬如文天祥、魯迅等；而站在人民和民族的對立面，就會成為遺臭萬年的民族敗類，譬如秦檜、汪精衛等。因此，加強對知識分子的教育，培養他對人民、對國家、對民族的感情是十分重要的和必要的。
新中國曾經關注過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鑒于當時的知識分子大多出身于剝削階級家庭，長期受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的教育，各種腐朽思想嚴重，為幫助他們擺脫剝削階級世界觀的束縛，樹立為人民服務的思想，1951年秋—1952年秋，在全國開展了知識分子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運動；1968年12月，全國開展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1600多萬知識青年插隊落戶農村；1966年甚至又開展了以清算資產階級腐朽思想、防止資產階級復辟和黨內產生新資產階級的文化大革命，繼而又于1968年在農村辦起了五七干校，把黨政機關、高等院校、文教科技戰線的大批干部、教師、專家、文藝工作者等知識分子下放到農村，參加體力勞動，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傊扇×烁鞣N措施，努力讓中國的知識分子脫離各種腐朽思想的侵蝕，自覺地與人民群眾融為一體，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然而，隨著文化大革命被利用搞變形，文化大革命成了千夫所指、萬人唾罵的對象，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也因噎廢食、因人廢言地被全面否定，再也不提。不僅如此，而且草率地認為全國的知識分子都變好了，思想行動與人民一致了、融為一體了。然而，我們看時下的許多知識分子的所作所為，卻并非如此，他們或者置人民群眾的痛苦掙扎、凄號哀鳴熟視無睹、充耳不聞，利用嘴和筆瘋狂吹鼓私有制，美化剝削和壓迫，甚至利用手中職權直接剝削、壓迫人民群眾；或者叫囂推行三權分立、多黨政治、全盤西化，與西方反華勢力遙相呼應甚至聯合，干起了擾亂中國、禍亂中國、顛覆中國、和平演變中國的罪惡勾當。事情遠非我們一廂情愿地設想得那么好——與人民一體了，相反，卻與人民的距離越來越大，甚至成為寇仇。
為什么會如此？我們的知識分子由人民供養，甚至本身就是貧苦人出身，卻與人民群眾沒有絲毫的感情？答案很簡單，這些人從小就生活在相對穩定的社會環境中，從小學到大學走的是“兩點一線”——家庭和學校，根本不知道父母的辛勞、生活的艱辛，特別是家庭條件好的學生，從小是喝牛奶、吃面包長大的，沒受過勞動鍛煉，不僅不知道“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是一種什么滋味，甚至是四體不勤、五谷不分。當然，更不知道黔西私營煤窯的煤是由礦工流著血汗肩拉背抗、冒著隨時塌方被砸死掩埋的危險挖出來的，而他們一旦死亡不過是付給一、兩萬元的賠償而已；也不知道深圳、珠海的高樓大廈下面埋葬著多少民工被機器碾掉的殘肢斷腿和鮮血皮肉；不知道西部黃土高原上面黃肌瘦的農民面對干旱缺糧呼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后怎樣悲涼絕望的眼神；不知道千百萬工人為國家辛苦了一輩子或幾代人，卻一夜之間下崗沒飯吃了是怎樣的一種心境……這些人中，出類拔萃的，大學畢業后又留學海外，接受國外的民主、法治教育，又逐步樹立起西方的自由、人權世界觀，一味地認為西方的那套制度是天底下最科學、最完備的制度，則不僅對人民群眾更加疏遠和漠視，而且就連國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也淡化了。這樣的知識分子學業告成了，走上社會參加工作了，要么政府任職，要么大學執教，要么大公司經商，每天接觸的都是衣冠楚楚的政府官員或西裝革履的大款富豪，天天錦衣玉食、養尊處優，所談話題不是錢就是權，關心的只是自己的薪水報酬和晉級提拔，更接觸不到人民群眾，特別是失業下崗工人和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所以他們的主張往往是如何更加自由、自主地推行私有制或者說是市場經濟，讓他們更加瘋狂地剝削和壓迫民眾，攫取更多的錢財和權力而成為社會精英。而政府一旦滿足不了這一需求，他們就眾口一致地大罵黨和政府如何專制、如何獨裁，他們如何不自由，如何受壓迫等等。剝削者哭哭啼啼地裝扮成被剝削者，如此顛倒黑白、造謠中傷地歪曲社會輿論，一面鼓動國內的民眾激憤、騷亂社會，一面挾洋自重地抱洋鬼子的大腿借洋鬼子壓制中國。我曾不止一次地與不止一個這樣的知識分子搞過這方面的辯論，聽他們發言滿口是“民主”、“人權”、“自由”、“普世平等”云云，真的冠冕堂皇，而對于民生疾苦卻閉口不談，等你追問他會不會傷害民生、擾亂社會時，則要么閃爍其詞，要么就毫無顧忌地說這是應該付出的代價——他們的民主、人權、自由竟然要人民群眾來買單，甚至讓人民群眾犧牲自己的幸福乃至生命。端著人民的飯碗反人民，這就是他們對人民群眾的態度。因此，我們說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在時下的中國不僅需要，而且刻不容緩！
那么，對中國的知識分子怎樣改造呢？其實就是國情教育。這個國情教育包含著三個方面：
一是歷史教育。就是告訴他們這個國家是怎么來的，要到什么地方去，換言之即是這個國家的國體（性質）、政體和任務。新中國并不是天上掉餡餅——上帝恩賜的，鴉片戰爭以來，中華民族內亂外憂不已，既有滿清王朝的腐朽統治，也有軍閥混戰和蔣介石的黑暗獨裁，更有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日本、俄羅斯這些眾多的、時下精英們贊不絕口的“友邦”們肆意踐踏，封建主義、帝國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死死地壓在中國人民頭上，人民群眾真正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中華民族真正在天天流血受辱。就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中國共產黨站出來了，她以救國救民、消滅剝削和壓迫、讓全國人民過上幸福安康的太平盛世為目標，領導人民起來鬧革命。全天下的窮苦人也正因為這個目標和理想，而不怕流血犧牲、前赴后繼地跟著鬧革命，最后心貼心、背靠背地擰成一股繩，以必死之決心和赴死之氣概把革命鬧成功了，這才建立了如今這個國家。這個國家把國體定性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把政體定性為“人民代表大會制”。知識分子們要通過國情教育，明白這個國家是人民群眾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經過堅苦卓絕的斗爭和流血犧牲后才建立的，共產黨執政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而不是她殺人放火搶來的，更不是投機鉆營騙來的；建立這個國家的目的是消滅剝削和壓迫，實現社會大同和人民幸福，而不是培養剝削和壓迫，制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讓人民群眾吃不起飯、看不起病、住不起房、上不起學；這個國家的主人是人民，而不是特殊利益集團，更不是精英；政府各級公務員是這個國家的公仆，只有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義務，而不是當老爺，凌駕于人民群眾之上；人民參政、議政、執政的方式和渠道是人民代表大會制，而不是精英主導的三權分立制、普選制、總統制。
二是時政教育。即告訴知識分子私有制和市場經濟并沒有真正給人民群眾帶來幸福。私有制和市場經濟的推行的確是讓一部分人富起來了，但這部分人致富的手段很成問題，就通過各種渠道揭露出來的事實看，或者缺斤短兩，或者偷稅逃稅，或者坑蒙拐騙，或者偷盜搶劫，或者走私販毒，或者倒賣國有資產，總之基本是靠違法、違紀手段積累起來的。而且，富裕起來的并不是絕大多數人，而是極少數，是0.4%的人攫取了國家70%的財富，占絕大多數的99.6%的人占有的財富不足總額的30%。而且這部分人富起來后，并沒有造福社會和人民，而是為富不仁，殘酷地剝削和壓迫工人、農民，制造了許許多多的“黑煤窯”、“黑磚窯”、“黑工廠”，以及“大頭娃娃”、“愛滋病感染”、“拖欠農民工工資”、“三鹿奶粉”等諸多罪惡事件。知識分子們要通過國情教育，采取“上山下鄉”的方式，放下精英的架子，走入城市的底層和廣大的農村，走進人民群眾，看看群眾在干什么，問問群眾在盼什么，思索一下他們歡不歡迎這種經濟體制改革，從而明白私有制和市場經濟的推行不是提高了人民群眾的幸福指數，相反，卻是降低了他們的幸福指數，制造了嚴重的貧富兩極分化，恢復了“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人吃人現象，激起了人民群眾的極大不滿和憤恨，乃至導致某地多名縣領導因意外事故死亡后，網上發來全國各地的諸多“人民賀信”，巴不得“全天下的縣委書記都死光”，甚至許多群眾直接去沖擊當地黨委、政府，釀成許多讓人痛心的政治事件。
三是愛國教育。要用歷史告訴我們的知識分子，美國、日本、俄羅斯、德國、法國這些以“民主、人權、自由”自居的民主法治國家給中國、中國人民、中華民族帶來了什么——不是自由和人權，更不是幸福和財富，而是殺戮和死亡！鴉片戰爭以來他們在中國造了多少孽？殺了多少人？搶了多少財富？沒人算得清！他們既不是我們的客人，更不是我們的朋友，只是兇狠的豺狼！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群眾經過堅苦卓絕的武裝斗爭才趕走了他們，結束了他們在中國的殺人放火。而他們之所以今天要對中國表示所謂的“友好”，并不是他們仁慈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真心實意地愛我們了，而是我們的國家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團結起來了，變得強大了，他們用武力征討不了了，才不得不如此！尤其他們在時下面臨嚴重的經濟危機的時候，更是不得不如此。知識分子要通過國情教育，明白國與國之間沒有永恒的感情，只有永恒的利益，我們之所以受到“友好”禮遇，恰是我們自己的國家強盛了，倘若我們的國家沒有碰到共產黨、沒有結束四分五裂的局面，我們則狗屁都不是！無論美國、日本，還是英國、法國、俄羅斯，都不會與我們“友好”，不僅不友好，還會繼續凌辱和宰割。打虎親兄弟，上陣父子兵。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要想贏得世界的尊重，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自強不息、自力更生。靠“友邦”的支持，抱洋人的大腿是成不了氣候的，相反，只會成為被人瞧不起、被“友邦”脅迫的傀儡“兒皇帝”。知識分子要通過國情教育增強自己的骨氣，樹立自己的氣節，學會自尊自強，在國家利益、民族大義面前保持尊嚴和獨立，而不是崇洋媚外、奴顏婢膝，更不是挾洋自重。
“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是古代讀書人心懷天下的寬廣胸襟，更應該是新中國知識分子的政治抱負。每一個有良心的、自認為還是中國人的知識分子，都應把中國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中、頂在頭上，鋪下身子、走進群眾，自覺地與工人、農民打成一片，而不是把億萬工人、農民當著盤中魚、案上肉而任意宰割。中國的知識分子的確到了該反省、改造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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