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談如何正確看待塘約道路

　　----兼與灄水農夫同志商榷

　　(邊紅軍)

　　最近看了灄水農夫同志的《 “塘約道路”只是“小崗道路”的延續》的文章，深受啟發。他說得對，“事情總是越議越清晰，也越來越接近事物的真實面貌。”但是也產生一些不同看法和想法。本著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原則，這里寫出來，作為同志間的交流，與灄水農夫同志商榷。

　　一、合作化和集體化的問題

　　灄水農夫同志在文章中首先提出了一個理論問題就是要區分合作化和集體化的問題，并據此斷定塘約道路是合作化亦即私有化。這是我不能同意的。

　　首先從概念上說，合作化本身只是指從事勞動生產過程的一種方式，是相對個人單干(不與別人合作)而言的;集體化則是指生產資料歸為一個整體，有組織的共同生產勞動，它是相對于生產資料歸個人所有，自己從事生產勞動的。所以，合作化與集體化不同，它作為一種勞動生產方式，可以存在于資本主義社會，也可以存在于社會主義社會。它本身不存在公有制和私有制的問題。說“合作化就是私有”恐怕有點失之偏頗吧!

　　其次，從理論上看，如作者所說，既然合作化和集體化一個是合作關系，一個是生產關系。那么二者并不是絕對排斥關系，而是可以相容的關系。就是說生產關系可以是合作的生產關系，也可以是非合作的生產關系;合作化也可以是兩種情況：與公有制結合的合作化和與私有制結合的合作化。非要說“合作化屬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范疇，或者是資本主義私有經濟的其中一個類別，”是不是武斷了一點。

　　第三從實踐上看，建國后，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改造，在毛主席的指導下就是在合作化的過程中從個體所有制(私有制)逐步過渡到了集體所有制：從單干(私有制)到互助組(社會主義的萌芽);再到初級社(半社會主義);再到高級社(社會主義)。高級社就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建立。怎么能說合作化一定是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范疇呢?

　　二、確權和流轉的問題

　　灄水農夫同志在文章中論述塘約實行的是合作化而非集體化時 提出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農村確權和流轉的問題。他認為塘約道路的確權和流轉，并沒有改變土地私有的性質。還認為關鍵的問題不在流轉給誰。這是我不敢茍同的。

　　我認為，要把確權和流轉區分開來，而且流轉給誰是個關鍵問題。

　　首先，應該承認，農村土地確權、流轉是中國農村資本主義化的最后盛宴。目前農村的確權流轉政策是實際上的農村徹底私有化的道路上狂奔。所謂“確權”實際上就是把集體土地明確分給私人，變土地集體所有為農民個人私有。雖然說得是經營權，但是實際上是所有權。所謂“流轉”就是確權給你的土地等，可以流動轉移，就是可以由你自由支配買賣。正如今年文件所說：“鼓勵承包農戶依法采取轉包、出租、互換、轉讓及入股等方式流轉承包地土地。”這說明以前不能“流轉”土地，現在可以合法“流轉”土地，而且是鼓勵“流轉”。這實際上是把農村集體所有制的土地私有化后推向了市場，盡管他們強調了流轉的是經營權，但實際上是所有權;盡管他們對城市工商資本等加了一些限制，但是市場的閘門一旦打開，各路資本甚至外資侵吞農民土地的趨勢是任何人都阻擋不了的。——在這一點上我和灄水農夫同志應該是一致的。

　　但是我認為流轉是可以改變土地私有性質的。而且流轉給誰更是個關鍵問題。

　　因為確權后，如果流轉給種糧大戶、專業合作社等，土地私有的性質沒有改變;如果流轉給類似塘約道路的集體，或者比如流轉給南街村、華西村這樣的集體，是不是還是土地私有呢?

　　就拿塘約村來說吧!他們是把承包地確權流轉到合作社后實行統一經營，還是土地私有嗎?當他們把承包地間的田坎(南方稱“田埂”)界挖掉時，土地連城了一片，還能說這土地私有而歸某個私人嗎?這和建國后農村由單干、互助組過渡到合作社的做法不是很相似嗎?

　　實際上確權是將土地私有合法化。而流轉可以改變土地私有的性質，關鍵是流轉給誰。

　　關于流轉給誰確實是個關鍵問題。在中國農村資本主義化的嚴峻形勢面前，在以小崗村為標志的農村單干和無端地解散人民公社的幾十年后，農村資本主義勢力的猖狂發展，使得農村土地確權流轉在所難免，這是誰也阻擋不了的。塘約村順應這個潮流，利用這個機會，重新把村里一家一戶的土地“確權”后“流轉”給了合作社，集體管理，統一經營，實現了土地承包經營權與集體所有權的統一。這樣不僅保住了集體所有制，也阻止了資本下鄉。這不能說不是一種對資本主義潮流的反動。

　　如果在現在的資本虎視眈眈盯住農村土地這塊肥肉的形勢下，不大力支持、鼓勵類似塘約道路這樣的農村重新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話，任由大批的資本下鄉，依靠土地確權流轉的政策，大量掠奪農民土地，其后果是大量土地又集中到新的地主、新興的農業資本家手中，大量失去土地的農民成了新的雇農、農業工人。到那時，那新的又一次的“打土豪分田地”革命的到來，就不再是笑話了。

　　三、塘約道路和小崗村道路及大寨道路的問題

　　現在 有不少人提到塘約道路和大寨道路、小崗村道路的問題，認為塘約道路是資本主義道路，和大寨道路不可同日而語。灄水農夫同志也說“塘約道路”只是“小崗道路”的延續。這也是我不能同意的!

　　我認為，首先，塘約道路和大寨道路是正面的、社會主義的先進典型;而小崗村是落后的、反面的、資本主義的典型。二者不可同日而語。

　　先看塘約道路和大寨道路。由于二者所處的時代不同、所處的社會、政治、經濟環境各異，所以各自具有很多不同的特點;但是也有許多共同之處，比如都有一個好的帶頭人;都有一個堅強的黨組織;都有一種艱苦奮斗、自力更生的精神;都得到了社員群眾的擁護;都極大地調動了社員的積極性;都大大地提高了社會生產力、改變了農村的面貌等等，所以說塘約道路是新時期的大寨，實不為過。而說“塘約不僅不是大寨的簡單重復，而且是在否定大寨的前提下，通過近四十年的發展生成的。”就毫無道理了!塘約道路什么時候、什么問題上否定了大寨?它又是怎樣“在否定大寨的前提下，通過近四十年的發展生成的”?。

　　再看塘約道路和小崗村道路。這是兩個水火不相容的道路。小崗村是通過所謂“聯產承包責任制”從集體中分田單干的，是化公為私的道路!塘約道路是通過確權流轉把一家一戶的單干化為集體統一經營的，是由私為公的道路。怎么能說塘約道路是小崗村道路的延續?它延續了小崗村的什么?它明明是反其道而行之嘛!

　　另外，總有一些人拿塘約道路的扶貧說事，不錯，塘約道路確實是存在著這個因素。但是同樣扶貧，結果會大不相同。比如說小崗村，可以說是“精準扶貧”的空前絕后的、最高典型，從總設計師開始歷代最高領導人都對他全方位、多層次、持久不懈地扶貧，這種扶貧力度無人能比，塘約更難望其項背。但是結果呢?扶起來了嗎?由此不僅看出小崗村是一堆扶不上墻的爛泥巴;也看出來塘約道路與小崗村道路的絕大不同。

　　四、普遍性和特殊性、先進性和局限性的問題

　　對于塘約道路許多人都強調它“精準扶貧”、“財政輸血”“官方支持”、左二牛這樣的帶頭人等特殊因素，是特殊性，不具有普遍性，所以不具有推廣價值。這是片面的觀點。

　　從理論上講，矛盾的特殊性和普遍性是一對范疇，矛盾的普遍性是寓于特殊性之中的，也就是說矛盾的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即如“人”這個普遍性只能存在于“張三、李四”這些特殊性之中。因此不能抽象地談普遍性而離開特殊性，不能認為存在有離開特殊性的普遍性。

　　從實際上看，人們所認為的特殊性并不只在塘約有，而是普遍存在。就拿扶貧來說吧，其本質是還歷史的舊賬，兌現總設計師的承諾。因為當時提出改革開放就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然后先富帶后富”，可是30多年過去了，那些先富的人“忘了”或“不愿意”帶后富了，只好由政府來完成這“帶后富”的任務了。——這就是政府的扶貧。所以扶貧是全國性的，并不是單單對塘約村的。是具有普遍性意義的。至于左二牛這樣的帶頭人也不是絕無僅有的，我們應該看到當前農村的“三農問題”嚴重，資本主義泛濫成災，受害最多的也是農民，對比前30年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新農村，最先覺悟的也應該是農民，況且毛澤東時代的教育也深深地留在農民、尤其是一些年齡大的農民心上，如塘約的《老年協會》一樣，他們在斗爭中、實踐中也會涌現千千萬萬個“左二牛”這樣的領導人的。

　　對于塘約道路的先進性和局限性的問題。

　　其先進性，我認為總的來說，塘約村是當今這個時代一群覺醒的農民在實踐上對社會主義道路的回歸;是對資本主義泛濫成災的條件下重新組織起來，堅持集體所有制的有益探索;寄托著千百萬農民的希望;代表著中國農村發展前進的方向。

　　至于塘約道路的局限性，它和其它新生事物一樣，都難免帶有它脫胎的舊事物的痕跡，也就是說會存在一些弊端和缺陷，帶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過多依靠政府扶貧資金、分配制度有待完善、對黨員社員的社會主義教育等等。這需要在今后的實踐中不斷克服，而逐漸地完善起來。

　　總之，我們應該正確對待塘約道路中不完善的缺陷和局限性，決不能求全責備、用盡善盡美的標準要求它，更不應該借口它存在的弊端而一棍子打死。對塘約道路我們應該采取熱情扶持、大力支持的態度，要旗幟鮮明地支持它、愛護它，為它的成長鳴鑼開道。           (2017年7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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