塘約道路一一過了“小崗”是“南街”

　　丑牛

　　去年12月10日《塘約道路》研討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這很不尋常，“塘約道路”一下子成為網紅。人們關心的是，這是不是意味著農業合作化道路的回歸。《塘約道路》的作者王宏甲先生在研討會上講了一句很振奮人心的話：“農村土地集中所有制，是中國共產黨所取得的最偉大的制度性財富。”這句話，應該是針對“土地私有化”講的;是針對土地流轉到資本家、大地主手中講的;是針對“資本十農戶”講的;是針對“大包干、包產到戶”講的。

　　“塘約道路”就是走農業合作化、集體化的道路。

　　半個月后，12月26日，在韶山紀念毛主席誕辰123周年的群眾大會上，我在講話中把《塘約道路》的出版列為《難忘的2016》的一件歷史大事，我為講話擬了一個小題目：《塘約道路一一過了小崗是南街》。“小崗”和“南街”是代表了兩種不同的體制。幾年前小崗人為擺脫“一年跨過溫飽線，二十年難進富裕門”的窘境，曾三訪南街村，尋求富裕路，沒有辦成，而塘約村卻辦成了。在塘約村的后山坡上，豎起了四個大字——“窮則思變”。這四個字出之于毛主席1958年寫的一篇文章——《介紹一個合作社》，文中寫道：

　　“窮則思變，要干，要革命。一張白紙，沒有負擔，好寫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畫最新最美的畫圖……中國勞動人民還有過去那副奴隸相么?沒有了，他們做了主人了。”

　　毛主席介紹的那個合作化，叫應舉社，合作化建立了兩年，就改變了窮困靣貌，塘約村也是如此。

　　小崗村，作為中國農村改革的樣板，推行“大包干”，否定集體化，三十多年來，並沒有實現鄧小平的“兩個飛躍”，卻一直在“一年跨過溫飽線，十年(后又一個十年，再一個十年)難進富裕門”里掙扎徘徊。相反，堅持集體化道路的村子，幾乎無一例外地都成了“明星村”。這樣的明星村，有許多是走了一段小崗路，吃了大虧而回頭走集體化道路的。

　　讓我們來省視一下，推行小崗道路三十多年來發生在農村、農業上的幾起重大事件：

　　一、李昌平上書談“三農”

　　在推行小崗道路十多年后，農村、農業、農民是個什么狀況呢?一位當了十多年的鄉黨委書記李昌平，在2000年給朱镕基總理“說實話”一一“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這封信立刻印成了一本書，震憾了整個中國，它揭開了“一包就靈”的蓋子。

　　但一些改革家們，特別是制定和推行“大包干”的一些領導人，不僅不反思改革，卻反把他們制造出的污泥濁水潑到“人民公社”身上。主管農村工作的杜潤生老先生在李昌平這封信成書的序言里寫道：

　　“我們欠農民太多，重新審視三農問題已經到了迫在眉睫的地步”

　　“給農民以國民待遇，將他們從土地和其它約束下解放出來”。

　　為此，必須破除實行了幾十年的城鄉二元結構

　　這位老先生到了晚年，人家問他這樣提出問題，是什么主義，他竟回答說：“我不信什么主義，讓農民吃飽飯就是我的主義”。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他全不管了。出了“三農”問題他竟“王顧左右而言他”：說是城鄉二元結構造成的，把推行錯誤路線責任推得一干二凈。

　　二、小崗村重走集體路

　　2004年，在“一年跨過溫飽線，廾年難進富裕門”的小崗村，組成了一個十五人的代表團(包括當年按手印主張單干的人)，由村黨委書記沈浩帶領，兩年三訪南街村，尋求富裕路，最后決定：將承包地交給集體經營，新華社把小崗人的這一選擇，進行了突出報道。新華社辦的《每日電訊報》的通欄大標題是：

　　“小崗村土地又合起來發展集體經濟”

　　上面的副標題是：

　　“中國農村改革領頭羊，再探發展新路”

　　小崗人的這一選擇，立即引起主管農村農業工作領導者的追究，由中國社科院農村農業研究的專家黨國英出面阻擋和指責。黨國英先生說：“小崗人選擇南街道路是犯了迷糊，南街這種方式再加上盲目的指令性計劃，可能要發生人為的饑荒”。今天讀來，到底是黨國英專家犯了迷糊，還是小崗人犯了迷糊呢?南街人一直往建立共產主義社區前進，實現了“從搖籃到墳墓”的全福利政策，也就是從一生下來，上托兒兒所、幼兒園、上小學、中字、大學、就業、結婚、住房、醫療、退休、養老、安葬都由集體包下來。即或在較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城鄉能做到么?南街連“大饑荒”的影兒也沒有。

　　黨國英先生們，講了這些胡言亂語還不甘心，兩年后，聯合南方報系和境外媒體，對遠在千里之外的與他們素不搭杠的南街村，進行了一次大“圍剿”。電臺、電視、日報、周刊、新聞發布會……等，萬炮齊轟，一定要消滅這個建立共產主義社區的“眼中釘”。說南街村的集體經濟是假的，是股份制。南街黨委一班人都是大股東，他們都是剝削者。

　　一個共產黨領導的大媒體集團對遠在千里外的建立共產主義社區的村子，進行大規模的圍剿，其目的是什么?一直到今天，當地黨組織就沒有一個明確的說法。共產黨的媒體攻擊建立共產主義社會的村子，這不是共產黨打共產黨么!“特色”特到這一步，怪哉!特哉!

　　自信的南街人，一笑置之，卻苦了小崗人，特別從省里派來的書記沈浩，真可謂是進退維谷，最終醉死在招商引資的酒席上，留下了一塊“永遠忠誠”的墓碑。

　　三、烏坎“暴動”，推翻“兩委”。農民紛紛組織起來“打土豪”。

　　進入新世紀的第一個十年，全國各地頻繁出現保衛土地的抗爭。2012年，烏坎事件爆發，兩萬多村民高舉著“還我土地”的旗幟，攆走了“兩委”(村委、村黨委)，“占領”了村莊，自選了“兩委”，奪回了土地。接連農民為保衛土地和官僚資本進行面對面的斗爭事件越來越頻發。陜西靖邊縣西溝村400多失地農民，組成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工作隊，重新丈量土地，分給農民。領導"打土豪"的工作隊長說："我們是逼上梁山，我們現在是重走習仲勛的路，革土豪劣紳的命(按：當年紅軍到達陜北，習仲勛曾在靖邊領導農民打土豪分田地)。而在河南的鄧州市，競發生了一件奇怪事，三個農婦“建立”了鄧州市政府，給農民發放土地證。群眾明知這是一場戲，但仍然有幾千人上“市政府”領土地證。云南晉寧幾個村莊的農民，在省政協官員的支持下，組識起來，在村子里插滿了國旗和黨旗，與來犯的強占他們土地的準武裝隊伍，展開了一場大血拼。

　　四、進入新世紀的第二個十年，堅持農業集體化的明星村，重新登上了主流媒體，黨、政官員紛紛參觀、調研“紅區”。南街，又紅火起來。

　　從改革開放以來，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都要視察小崗村;

　　從改革開放次來，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從不踏進南街的土地。

　　但近幾年來，南街卻悄悄地活躍起來，讓人注目的是，河南漯河市，把農村基礎干部培訓班辦到南街村，南街村委大院旁，掛起了“干部培訓學院”的牌子。“中國大包干第一村”引領中國農村改革三十余年，為什么不能辦一個“學院”實在是沒有什么可學的。《塘約道路》發表后，來南街的黨政官員更多、更頻繁了。5月18日，財政部信息網絡中心黨委一行8人，訪問了南街，接著5月23日湖北省社科院院長宋亞平率團來南街調研。

　　對宋亞平這個名字，我是有些記憶的，把筆記一查，原來是2009年，我到咸寧學院辦講座時，聽到附近赤壁市有一個雙丘村，發展集體經濟兩年就建成了社會主義新農村。我就帶領三十多位同學一起到雙丘參觀、學習。村總支書送了我一份文件，是中共湖北省委辦公廳辦的《決策參考》(第五十五期)。全期登的是一篇調查報告，是對雙丘村堅持發展集體經濟，建成了美麗新農村的經驗總結。報告的牽頭人就是宋亞平，后來，他調到省社科院當院長，仍然多次講雙丘發展集體經濟的經驗。他常講的一句話是：“緊緊牽住發展集體經濟這個牛鼻子“。這次我讀了他在南街調研時的講話：

　　南街人的路越走越寬，日子越過越好，祝願率先建成共產主義社區“。

　　我相信在老一輩的黨政干部中，擁護集體經濟的人會越來越多。俞正聲同志在湖北主政時，樹立的社會主義新農村榜樣，全是搞集體經濟的，有一次，他連續組織從中央到縣各級書記去發展集體經濟的典范“官橋八組”參觀，在座談會上，只有中央書記說：“官橋八組是發展先進生產力的典型“，大家都不作聲了。官橋八組的書記，只好在背后嘀咕。

　　我相信：是“小崗”還是“南街”?終將擺上黨中央的議事日程，歷史不會永遠被人糊弄。

　　近幾年來，探索重走集體化道路已經成風，逐漸蔓延到主流媒體，影響到體制內的官員。《塘約道路》的出現，看似偶然，實屬必然。

　　《塘約道路》會不會遭到當年小崗人三訪南街村那樣的挫折呢?不大可能，形也、勢也。但改變"塘約道路”的方向，模糊集體化、合作化的社會主義性質，現在已露出了苗頭。

　　安徽省是最先對《塘約道路》作出回應的，省委組織部一下購買了兩萬冊，發給黨組織書記閱讀。隨書附上“給全省黨組織書記的信”中有一些話，耐人尋味，現摘錄兩段：

　　“安徽省是農村改革的發源地，敢為人先的小崗村“紅手印”開啓了中國農村改革的宏大序幕”

　　“新形勢新任務呼喚新的改革創新，新思想新觀念引領新的偉大實踐，《塘約道路》一書生動介紹了貴州省安順市塘約村的變遷。……希望大家認真閱讀，並從中獲得一些啟迪和思考，不斷拓展抓黨建促脫貧，建設美麗鄉村的視野，走出一條符合自身實際，具有中國特色的發展道路。”

　　難怪一些媒體在轉載這封信時，加了一個引題：

　　“傳達的信息令人深思”

　　5月18日，《貴州日報》登載了貴州省委政研室聯合調研組寫的《“塘約經驗”調研報告》這應該算做貴州省委對《塘約道路》的結論。

　　調研報告的題目就把“塘約道路”的“道路”二字改成了“經驗”。不承認塘約村的改革是"道路”問題。這同塘約村黨委書記左文學講的就不一樣了;和《塘約道路》一書的作者寫的就不一樣了;“塘約經驗”和“塘約道路”的內含也就不一樣了。報告說：

　　“塘約經驗的核心要義是改革創新，艱苦創業，關鍵在于抓住了農村改革這個牛鼻子，根本在于有一個好的基層組織。”

　　“塘約經驗的基本要義有三個方面：一個是狠抓農村產權制度改革;二是狠抓農業經營這個基礎性改革;三是狠抓鄉村治理這個保障性改革”。

　　貴州省委政研室的這個報告，是為左文學和王厷甲的《塘約道路》正名，取消了“政社合一”走集體化道路的實質。

　　前幾天，一位在中央機關工作多年的老同志，到塘約調研，他是中組部原部務員，中國保監會黨委的原紀檢書記趙杰兵。他對“塘約道路”是贊揚的，但如何看待“塘約道路”有他的看法，在訪問記中他講了一段話：

　　"現在出現了多種把農民組織起來的形態，有能人創業成長起來的大型私營企業，有外資控股的合資企業，有規模較大的家庭農場，各式各樣的農協組織等，基本上是資本牽頭在組織農民生產經營。塘約是黨組織主導的集體所有制合作社，靠什么來組織農民，會有不同的看法，對塘約道路也會有質疑的聲音，對此，我們要經得起質疑，容得下批評。改革開放以來，政策法規中調整幅度最大的是如何對待資本的問題，有些調整是根本性的，現在國際資本和私人資本在中國社會經濟生活中的作用越來越大，我們選擇市場經濟體制，就決定了給資本在社會經濟中的合法地位(甚至是一定的牽頭地位)……那么，怎樣對待靠資本組織起來的農業合作組織呢?用東風壓倒西風的方法行嗎?肯定是不行的，只能在市場經濟規則下平等競爭”。

　　“市場經濟規則”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平等競爭的規則嗎?土地流轉到資本家、大地主手中是平等競爭中實現的嗎?在訪問記中，趙老對左文學講的一句深情感人的話：“要守住共產黨分給你們的土地”，許多地方農民已經失去了共產黨分給的這片土地，是“和平競爭”的結果嗎?最根本的一點是，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靠的是市場經濟規則，還是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的規則。這才是“有一個好的基層黨組織”應該做的事

　　三年前，主流媒體開始報道農村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回歸，我寫了一篇網文一一《過了小崗是南街》，該文結尾的一句話就是趙杰兵老同志所反對的，那句話是：

　　“過了小崗是南街嗎?不一定，要看一一是東風壓倒西風，還是西風壓倒東風”

　　對“塘約道路“的爭論和改變，不就是這樣的嗎?因此把該篇附在本文后，作為本文論述的補充。

　　老兵丑牛

　　武漢·東湖澤畔

　　2017年6月4日

　　附文：過了小崗是南街

　　前幾天，新華社發了《中國最后一個人民公社——周莊》的報道，一時引起社會廣泛的猜測：這時候報道人民公社有何意義?

　　也就在前不久，《楚天都市報》上發了一個預告：本報將與官橋八組合辦《官橋讀本》專刊，每月一期。官橋八組是嘉魚縣農村的一個村民小組，五十多戶人家，有何能耐，敢和列入世界五百強的報業集團合辦刊物。這真是破天荒的事。你可別小看了這小山村，它現在對外的稱呼可牛，叫“田野集團”。這田野集團可不是吹的，它擁有幾十億的資產，在村子里辦了一個博士后基地，辦了一個科技產業園，還向武漢市投資，辦了一所“東湖大學”。你說這牛不牛?這牛氣是如何沖天的，官橋人都說，是集體經濟，人民公社體制。

　　也在最近，華中科技大學舉辦了一次“中國土地制度演變第一次國際研討會”。在會上，“人民公社化運動”自然成為議論的中心，人民公社體制下“餓死三千萬”的話題，成為爭論的聚焦點。正、反雙方同聚一堂，面對面地唇槍舌劍，這還是第一次。爭議的結果，揭穿了“餓死三千萬”是一個大謊言。射向人民公社的一支大毒箭，正式拔除。有幾位參加會議的中外學者，來我家做客。他們認為，這只是一個開端，潑向人民公社的污泥濁水，將一一被清洗。

　　對人民公社運動的回顧與思考，是與“大包干”的推出，相伴而行。“大包干”所遇到的挫折越大，對人民公社的期盼也就越深。

　　最有代表性的事件是，實行“大包干”的起源村——小崗村，在2004年-2005年間三訪建設共產主義社區的南街村。因為小崗村推行大包干的結果是：“一年跨過溫飽線，二十年難越富裕坎”，而南街人早就過上了“從搖籃到墳墓”都由集體承擔的政策，人人都過著無憂無慮的生活，每年來南街參觀“共產主義”新村的中外游客幾十萬，聞名海內外。

　　這一歷史事件，在新華社的《每日電訊報》上登了一版，通欄的大標題：

　　《小崗村：土地又合起來，發展集體經濟》

　　為了提醒讀者，這一事件的歷史意義，編者加上了一道眉題：

　　《中國農村改革“領頭羊”，再提發展新路》

　　很顯然，這一“新路”，正是告別“大包干”之路，再走人民公社之路。

　　這惹起了一些上層官員的惱怒，由中國科學院的農村發展研究專家黨國英先生出面，大罵小崗人是“犯了迷糊”，警告他們走集體化道路是要餓死人的，引導他們只有美式家庭農場才是唯一的出路。

　　為了消滅邪惡的共產主義社區南街村，2008年由南方報系聯合港臺媒體對他們素不搭杠的遠在千里外的中原小村，發動了一次突然襲擊，對南街萬炮齊轟，說南街村并不是集體所有制，是資本主義的股份制，南街黨委的一班人就是大老板。在內地，這樣鋪天蓋地地輿論攻擊任何官員明星大腕是受不了的，可南街人一笑置之。有位在武漢搞營銷的南街人對我說：“盡管狗在叫，駱駝隊卻繼續前進。”偌大的南方報系，赫赫有名的鳳凰衛視，在一個小村面前討了一個大沒趣。

　　從那以后，旁敲側擊宣傳人民公社的報道，在主流媒體上頻頻出現。去年春節，《楚天都市報》連續登出了“十大明星村怎樣過春節”。這十大明星村，除小崗村是因為“大包干天下第一村”出名外，有八個村是以發展集體經濟而出名。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八大村的春節都過得紅紅火火，唯獨“天下第一”的小崗村，仍然是“沒有越過富裕坎”。這小崗村是幾份中央一號文件推崇的，而人民公社體制一直是被批判的。

　　我就寫了一篇網文——《三十年十五份中央一號文件抵不住人民公社好》。寫這篇文章時，我就提心吊膽，擬了這樣一個題目，更讓我心驚膽戰，劃了又寫，寫了又劃。最后把心一橫，這是事實，歷史的事實，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

　　果然，網文發表后，一位宣傳戰線的老友就“登門拜訪”。他直截了當地說：“人民公社餓死人，大包干讓人吃飽飯，你能顛倒嗎?”我說，不是我顛倒，是歷史在顛倒，你怎么解釋“天下第一”的小崗村，為何三訪南街村呢?

　　我們就圍繞中央一號文件展開了辯論。

　　三十年來發了十五份中央一號文件，分為三個歷史階段。

　　80年代初至上世紀未，發出的一號文件是推行和鞏固“大包干”的，叫“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30年不變”。在最初，“大包干”幾乎是一統天下，但隨即就出現了堅持或恢復集體經濟的村子。全國大約有7000多，這當然是極少數，但這個極少數卻出類拔萃地大發展，這個大多數卻裹足徘徊。到世紀未，一位叫李昌平的鄉黨委書記，寫了一本書——《我向總理說實話——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這一下，把“一包就靈”的蓋子揭開了。“三農”這個詞就流傳開來，黨也接受了這個現實，把解決“三農”問題，列為黨的工作的重中之重。而在這期間，形成鮮明對照的是，那七千個占極少數的堅持集體經濟的村莊，卻高歌猛進，大多進入富裕的行列。

　　為解決“三農”問題，到新世紀初，中央一號文件的內容就轉向“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

　　社會主義新農村如何構建呢?它解決“三農”問題么?世界頂尖級的農業經濟學家，后來當了世界銀行副行長的林毅夫先生的意見，得到了采納。他說，構建社會主義新農村，應從加強基礎設施入手。如是，各地就搞村容村貌，綠化，香化，美化，道路硬化，房屋徽化，垃圾分類化，廁所公共化，牛欄豬圈集中化，國家還拔了專款，給每個村蓋了一座標準的辦公樓。這好的事，卻得不到群眾的支持和擁護，大多數的人掏不出錢來，有錢的卻不愿出錢辦公益的事。一戶一戶搞生產，建公共廁所是衛生，但我家的菜地的肥料從哪里來?豬圈集中也衛生，我家喂豬每趟跑半里路，晚上還提心吊膽怕人偷。村民不積極，只好公家辦。可公家荷包里也沒錢，怎么辦?砌一道花圍墻遮丑吧。

　　在集體經濟的村莊，新農村早就辦好了，洪湖市郊區的洪林村，蓋起了一座紡織城，建起了比市區還寬闊的大道，修起了古色古香的度假村……。有些大干部來洪湖視察，就安排到清靜、雅致的度假村休息，市里一些機關開會，都想借洪林村的村民俱樂部的小禮堂——這里安靜，舒適，多功能。全國人大代表，洪林村的黨委書記葉昌保，在全國人大會上，就新農村建設，講過一句簡單扼要的話：你村長手里沒掌握本錢，村民又各顧各，怎么建設新農村啊？

　　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磨磨蹭蹭了十來年，改變不了凋蔽的農村，改變不了農民家庭的空心化，也改變不了環境的惡化。到了新世紀第一個十年末，中央一號文件就轉到“著力構建集約化、組織化、社會化相結合的新型農業經濟體系”上來，這就表明“大包干”的“家庭聯產承包制”的“三十年不動搖，永遠不動搖”的許諾要動搖了。土地要集中，土地要流轉的話語，在中央文件里，在中央領導人的講話中頻頻出現。到了近年，城鎮化，作為改革開放新的經濟增長點提出來了。

　　誰來主導城鎮化?土地怎樣流轉?一時，引來了一片大混亂，官僚、資本張開了血盆大口，對農民土地的大掠奪，農民進行了大抗爭。廣東烏坎村兩萬農民行動起來，攆走了村兩委，喊出的口號就是“還我土地”;鄧州市三農民(其中有兩位農婦)“廢除”了市政府，“自組”新“政府”，就是為了捍衛農民的土地權益。

　　再來看看那些實現集體經濟的村莊，那里的農業早就集約化了，規模化了，機械化了，那里的農村，早就城鎮化了，現代化了。不存在土地流轉的困擾，不存在官僚、資本的“圈地”，更不會有農民的大規模抗爭。

　　為什么我們一切要以資本來主導？

　　為什么農民不能自己解放自己？

　　組織起來，向生產的深度和廣度進軍，不行嗎？

　　組織起來，建設起自己的美好家園，不行嗎？

　　周家莊、華西、南街、劉莊、洪林、官橋八組……都擺在那里，看不見嗎？摸不著嗎？

　　一定要資本主義來“挽救”社會主義嗎？

　　三十多年來，我們黨的一些領導同志是揚小崗，抑南街的。

　　歷屆中央領導人在任上時都曾到小崗去視察，鼓勁。

　　歷屆中央領導人在任上時都不曾去南街走一走，看一看。

　　僅有一次難得的機遇：

　　那是1998年6月5日，總書記在離南街不遠的新密縣視察，召開了一次“農村工作和精神文明座談會”，召南街的黨委書記向總書記匯報十分鐘。王宏斌趁此難得機會，向總書記講了當時全黨進行的“三講”學習。其中有一段話，很有意思，摘錄如下：

　　我們認為，要講好政治，必須給講政治提供一個良好的經濟環境，這個經濟環境不純粹是經濟實力問題，而是經濟結構的問題。私營企業它就無法講政治，它講政治員工們接受不了，因為它講咱共產黨的政治，對發展私有制經濟這個經濟結構是水火不相容的，因此，在私有制企業它就講不了政治，也講不成政治，它只有講資產階級的政治，我們共產黨人不講資產階級政治，只講無產階級政治，必須發展公有制，不發展公有制經濟，你講共產黨的政治那是講不通的，群眾是接受不了的。

　　這段話肯定不合乎“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但它卻合乎一個原理：政治和經濟的統一。

　　有人為什么不喜歡人民公社卻喜歡大包干?

　　有人為什么不喜歡南街卻喜歡小崗?

　　三十年十五份中央一號文件(今年又多了一份)抵不上人民公社好，這已經是歷史的事實，但人們不會都承認這一歷史事實。

　　過了小崗是南街嗎?不一定，要看——

　　是東風壓倒西風，還是西風壓倒東風。

　　老兵丑牛

　　武漢·東湖澤畔

　　2014年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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