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央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召開第七次會議研究土地制度改革問題，會議指出我國的新土改應堅持土地公有性質不改變、耕地紅線不突破、農民利益不受損三條底線，也即“三不”原則。此論一出，歡呼者有之，反對者有之，懷疑者有之。我們知道，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經歷了幾次大的土地制度變革，從解放初期的土改、合作化運動、人民公社，到改革開放之初的大包干，每一次土地制度變革都處于社會發展的關鍵轉折時期，對整個社會發展方向產生深遠影響。近年來，伴隨城鎮化的土地確權、土地流轉政策，開啟了新一輪土地制度變革的序幕，因此，新土改成為各界關注焦點，也是觀察中國社會政治走向的一個風向標。

　　如果僅僅從文字表述來看，“三不”原則體現了對我國《憲法》堅持公有制主體的維護，對糧食安全、社會穩定的維護，對廣大農民利益權益的維護，無疑是應該擁護的。然而，一切良好愿望必須以具體得力的措施來落實實現，否則只能是一句空話。現在，從中央制定的具體政策和推行的實踐來看，“三不”原則的落實有架空的危險。

　　其一，土地公有性質不改變。然而，從實質來看，農村土地集體性質早已悄悄改變。改革開放之初實行分田到戶，恢復小農經濟，雖然保留了雙層經營的集體外殼，但集體所有制隨著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的解體被虛置，后來又有承包期三十年不變、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等進一步固化承包權的舉措，不斷虛化土地集體所有權，對公有制性質的否定因素不斷增強。近年來，為了城鎮化發展需要，促進土地流轉發展規模經營，又提出“三權分置”，從承包權派生出經營權，這樣就如同當初分田單干時，從所有權派生出承包權是對所有權的虛置一樣，對承包權也進行了虛置，而所有權則遭到進一步虛化，最后土地的實際權利落實到經營者手中，也就是政府鼓勵的種田大戶、家庭農場、農業資本家等。通過這一條對土地集體所有制性質一步步分解虛化的路線圖，可以清楚地看到最后的結果必然是土地私有化，與現在口頭堅持的公有性質完全背道而馳。實踐證明，現行的土地制度改革完全是一條徹底改變土地公有性質，實行私有化的路線。所謂堅持土地公有性質不變只能成為空話。

　　其二，耕地紅線不突破。18億畝耕地紅線，關系到我國糧食安全，是中國人的飯碗里要裝自己生產的糧食的根本保證，也是社會穩定的基礎。但從實踐來看，耕地紅線的保護措施是微弱的，相反突破耕地紅線的危險卻非常大。一是土地財政引導下的政府圈地沖動，政府與資本聯合，形成席卷全國的圈地運動風潮。雖然中央有政策，但地方有對策，甚至中央有些政策名義上保護耕地，實質上為地方圈地開口子，如所謂的增減掛鉤政策，增少減多、增劣減優甚至只減不增現象普遍，中央只能睜一只眼閉一只眼。還有各地方打著新農村建設的旗號，拆村并鎮，將農民趕上樓，騰出來土地并未復墾，而是賣錢。再有最典型的是高爾夫球場，國家越禁止，全國反而越建越多，占用了大量耕地，中央徒然三令五申，毫無辦法改觀。二是資本下鄉，農民進城的城鎮化發展，資本通過流轉獲得土地，必然追求最大利潤，而農業尤其是種糧利潤微薄，因此非農非糧化現象嚴重，有的甚至純粹為了圈地囤積牟利、套取國家農業補貼，耕地荒蕪或者改變用途的現象就成為必然。三是環境污染，一方面是耕地受到城市工業嚴重污染，另一方面農業生產模式，如化肥、農藥、轉基因種子的廣泛使用使土壤退化，耕地質量惡化。還有因長期小農經濟造成的水利設施破壞、農業技術推廣困難，農民對土地投入的減少都不同程度導致耕地質量下降。四是國家主導土地流轉后，在資本的擠壓下，小農生存空間越來越狹窄，隨著小農經營的不斷破產，伴隨的土地荒蕪化及占用耕地的狀況將愈演愈烈。這就說明，在政府主導，利用資本發展規模經營的土地流轉政策下，要保證18億畝耕地紅線不突破，幾乎是不可能的。況且早已有所謂的經濟學家如茅于軾之流竭力為突破紅線散布歪理邪說，政府高官也認為農村土地是最大的金礦，獲取紅利的來源，有如此多雙貪婪的眼睛都盯著農村土地這塊私有化大潮下僅余不多的肥肉，這就決定了其突破紅線的命運在劫難逃。

　　其三，農民利益不受損。要保證農民利益不受損，前提必須是農民作為土地制度改革的主體。而從目前的情況看，農民的主體地位正受到嚴重的侵害。其一，從征地過程來講，政府和資本的官商聯盟，處于絕對強勢地位，而分散小農則只能處于被動弱勢地位，這就是從平度縱火案到晉寧事件愈演愈烈征地沖突頻發的原因，農民往往為了維護自己的土地權益，往往只能付出極其慘烈的代價。其二，從土地流轉的機制來看，是從單個分散小農向大農(農業資本家、家庭農場、種田大戶)的單向流轉，也即土地兼并的過程，而且這一過程為政府強力主導，并給予大農以各方面扶持，實質上是對小農的拋棄。其三，從近年頻發“村官巨腐”情況來看，自從分田到戶，農村集體所有制虛化后，農村基層政權已經發生根本性變異，就如同國企改革，由全民公有變為企業負責人實質上的私有，農村集體也由農民集體所有變為村干部實質私有(除農民的承包地外的集體土地、集體財產)，村干部所代表的兩委不僅不能代表農戶的利益，相反卻以侵占本應由農戶分享的利益以自肥，擴大農村兩級分化，形成一個新地主、新土豪、工商資本家階層，而所謂的“兩委”民主選舉則是對這種狀況的承認和固化，絕大多數農民不僅政治權利邊緣化，經濟利益也必然隨之邊緣化。從實踐中也可看出，對本次土地制度改革最熱心最積極的恰恰是政府及資本，而農民則反應平平，不歡迎，很多農民都表示不愿流出土地、土地確權毫無意義。從以上情況就可清楚地知道，農民成為被改革的對象，被拋棄被消滅的主體，處于這樣一種境地，所謂的農民利益不受損，何來保證?

　　總體來看，農村的土地制度改革從改革開放初期的分田到戶以來，與整個中國走過的歷程完全吻合，是中國經濟私有化的進程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一導向決定了資本主義私有化的目的就是消滅公有制，剝奪絕大多數農民利益，培育和壯大資本家、地主、富農階級。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也決定了，實行市場化，追求最大利潤，十八億畝耕地紅線難以維護，必然影響到糧食安全及整個社會的穩定。

　　說到這里，是不是“三不”原則的落實真的就是絕無可能?其實也不盡然，現實早就為我們提供了典型例證——堅持集體經濟、走共同富裕之路。像南街村、華西村、周家莊、涯口村等堅持集體經濟的農村那樣，就地實現城鎮化，既保證了公有制，農民利益也有保障，而且依靠集體的力量，耕地紅線也得到有效確保。前不久，有報道廣東涯口村，在沿海經濟發達地區農田普遍開發消失的背景下，那里卻如世外桃源般仍然保留了一片田園風光，這顯示的就是集體經濟統籌發展的威力，完全是對私有化市場經濟的農業發展模式最現實最具體的否定。然而，資本主義私有化大潮下，開弓是否能回頭箭呢？

　　2014-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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