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徐遠在澎湃新聞發表《農地入市的一點常識》，回應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桂華所寫《地票與小產權房，周其仁教授到底要哪一個》(后編輯為“周其仁農地研究有違常識”)。只要是認真討論問題，就有助于辯論清楚問題，就是良性互動。

　　徐遠文章的具體內容很值得討論，唯最后一段有待商榷。他是這樣寫的：“筆者恰好識得周其仁，知道他上山下鄉七年半，大學沒畢業就參加農村調查，后追隨杜潤生參加農村改革工作，并參與1980年代關于農村工作的 中央一號文件 的起草，研究農村改革30多年了。周其仁對農地問題有沒有常識，本身應是一個常識性問題”。

　　對于這個“常識性問題”，我也有話要說。

　　一

　　相對于周其仁教授，本人進入農村政策研究要晚得多，直到1990年代才開始農村調查，且主要是做農村社會學和鄉村治理的調研，很少關注土地問題。及至2009年，看到一些農村土地問題的研究，深感這些研究不接地氣，甚至有違常識，而寫作《地權的邏輯》一書，其中對周其仁教授“農民自用的建設用地一旦經由市場競價，可能表現為數目驚人的貨幣財富”的觀點也有所批評。

　　周其仁教授看到拙著之后大為不滿，在《經濟觀察報》發表近8000字的長文，批評我“文理不通”，“東一榔頭，西一棒子”，調查“走馬觀花”，論證“壓根就拿不出哪怕一個實例來舉證”，質問我“到底受的是哪一門的訓練”，訓示說他所帶領課題組在成都調研，“收集了都江堰市2000例聯建合同的全部副本”。周其仁教授沒有與我講理，除了批評我不學無術、文理不通以外，就是認為我的觀點是“經典的奇談怪論，因為完全得不到中國土地革命、土地改革、家庭聯產承包和現在成渝改革試驗區大量可觀察事實的支持”。周教授這個口氣，活生生掌握了從中國革命到新近農村改革的全部真理!

　　在周其仁教授發表對我的長篇批評之前，我對周其仁教授在土地問題上的一些提法頗感困惑。包括他說的以上“經典”的、影響很大的“數目驚人的貨幣財富”論，還有“建設用地里頭有財產”論，以及農地制度方面的若干提法。等到讀了周其仁教授批評我的長文，才發現周其仁教授也許是真不懂土地制度，尤其不懂農地制度。他缺少關于土地制度的常識，又沒有不恥求教的心態，端著架子坐在上頭，其結果就是其言論之荒謬已到極點。

　　二

　　周其仁說“農民自用的建設用地一旦經由市場競價，可能表現為數目驚人的貨幣財富”，正是這樣一種認識使他認為，只要讓農地農房入市，農民就可以獲得巨大土地利益。而之所以農民沒有獲得巨大土地利益，只是因為制度和政策限制了農村土地交易。也是因此，他認為小產權房合法化是必須的，國家不允許小產權房入市是違憲的(他還好意思提到憲法)。

　　但周其仁完全誤會了農民自用的建設用地與真正建設用地的區別。

　　農民宅基地和其他生產生活附屬設施建設用地也可以稱為農村建設用地，但顯然，農村建設用地是為農民進行農業生產和維系村莊生活所提供的建設用地，這樣的建設用地與城市主要用于工商業的建設用地是完全不同性質的兩種土地。僅僅因為“農村建設用地”一語后面有“建設用地”，就望文生義以為可以象城市建設用地一樣產生巨額增值收益，就能變成“數目驚人”的貨幣財富，這實在是天大的誤會。農民進行農業生產和農村生活要占用一些土地作附屬設施建設，建住房要占用宅基地，但這些土地其實也就是耕地或荒地，而不是真金白銀。

　　若按周其仁教授所說，農民自用的建設用地經由市場競價就可以變成驚人的貨幣財富，那就可以讓農民將各種耕地荒地都變成自用的建設用地，再到市場上競價，大發其財，豈不很好?若有這等好事，農民當然就都可以發財致富了。只是天底下沒有免費午餐，周其仁能想出如此容易讓農民發財的捷徑，難道不是缺少土地問題的常識!

　　周其仁2011年在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時說，“我下鄉在黑龍江，我今年到下鄉的地方看，當時的連隊全拆掉了，形成了小集鎮，這叫墾區的城鎮化，連隊一拆掉，建設用地算下來節約40萬畝。現在當地不知道怎么用了，只能復墾打糧食。我就跟當地人說，這建設用地里頭還有資產呢，就是原來蓋房子的權利。如果能把40萬的指標買到重慶去，或者把貴州的地賣到上海去，這對城鄉統籌、對區域協調發展、對收入分配意義非常的大”。

　　原來為農業生產和農民生活服務的宅基地和生產生活附屬設置用地因為城鎮化而復墾為耕地，周教授痛心不已，認為這些廢棄的土地“只能復墾種糧食”實在是太浪費了。問題是，過去在這40萬畝土地上建房子，目的就是為了農業生產，現在農民城市化了，種糧食不再需要占用這么多土地，將多占土地復墾種糧，這難道不是太正常的事情，而要引起周教授痛心疾首?“建設用地里頭還有財產呢”，怎么越看周教授越象是變戲法的!

　　周其仁在批評我的文章中寫道：“我最無法接受的是貫穿本書的如下核心命題：給農民更多的土地權利，其結果可能會損害農民的利益”，周其仁認為“這是一條經典的奇談怪論，因為完全得不到中國土地革命、土地改革、家庭聯產承包和現在成渝改革試驗區大量可觀察經驗事實的支持”。其實，只要對當前中國農村作稍微深入一點的調查，就很容易發現，當前農村出現了普遍的人地分離，而農民耕地規模小、土地細碎，現有農地產權安排導致農民耕作極為不便。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民最迫切的愿望是整合細碎的土地產權，從而形成小塊并大塊的連片經營。

　　要做到這一點，最基本的辦法是強化村社組織為方便農戶耕作而調整土地的權利，而不是無限擴大農戶對每塊具體土地的權利。可惜當前政策受到周其仁教授的誤導，正在農村搞土地確權試點，這樣的土地確權將導致當前農村細碎分散的土地產權的整合成本極高，以致于土地根本就無法有效耕作。只是這樣的產權安排的代價不歸周其仁教授承擔，農民卻是要為此多流汗、多流淚甚至多流血的。

　　周其仁說從中國土地革命直到目前成渝改革試驗區都沒有可觀察的事實來支持我的觀點，但只要到農村聽一聽農民的意見就可以發現，農民幾乎是一邊倒地反對確權的啊!周教授實在是太不了解農村了。只是他如此大言不慚，令人羞愧啊!

　　三

　　從以上所列可以看到，周其仁教授確是缺乏土地常識的，徐遠說周其仁上山下鄉，參加農村調查，參與起草一號文件等等，如何還會缺乏常識呢?

　　我們就來看一看周其仁的經歷。

　　周其仁1952年出生，上海市人，在上山下鄉之前對農村農業農民問題缺少常識是很自然的事情。文革期間到黑龍江上山下鄉七年半。遺憾的是，這七年半中，周其仁這些上海知青與農村沒有接觸，而是在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墾荒，這種墾荒雖然從事農業生產，卻既無村莊，也與一般農民沒有接觸，生產兵團建制也是半軍事組織，與人民公社體制幾無關系。周其仁甚至都沒有接觸農業，而是在山上打獵。我們當然不能指望周其仁在這七年半時間對農村、農業、農民問題包括農地問題有什么認識。

　　恢復高考，周其仁考上人民大學，大學未畢業，因友人引薦，進入杜潤生所支持與領導的農村發展組。應該說，周其仁的文筆是不錯的，也是讀了點書的。但一個本科生，當然不能說有多么高深的理論。在1980年代初一包就靈的總思路下面，周其仁奉命下去調查，主要是有傾向性地搜集支持分田到戶政策的證據，以說服黨內仍然對分田到戶政策持有懷疑態度的老同志，這樣的奉命調查顯然難以真正深刻全面地了解農村。

　　真正奠定周其仁在農地制度上權威地位的是他1987年開始在貴州湄潭主持所謂“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的改革。至今周其仁仍然對湄潭改革津津樂道。我恰好也在前幾年到湄潭調研，發現周其仁所說改革成果幾乎是一樣都沒有實現。相反，周其仁的主要助手、現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副部長的劉守英在湄潭試驗25年后的2012年回到湄潭調查，發現20多年過去了，湄潭“農民對土地調整的意愿仍然強烈，93%的被調查者同意按人口進行土地再分配”，其原因是“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的制度設計既不公平，又無效率。與其說湄潭改革是經驗，還不如說是教訓更合適。本來，改革就有可能出錯，湄潭經驗也好，教訓也罷，只要善于總結，我們就可以從試驗中獲益。但是，周其仁從而不談湄潭教訓，而仍然固守自己理念，他如何會在農地問題認識上有進步呢?

　　湄潭試驗后的近20年，周其仁幾乎不再到農村調查，而這20年正是中國農村變化最快的20年。

　　農村的快速變化，其中之一是農民外出務工經商，以及農村社會結構的變化。在農民很少流出農村，農村勞動力過剩的情況下，相分細碎的農地產權安排并不特別影響農業生產，而在當前農民大量外出，農村人地分離背景下面，過去為公平而進行的細碎的地權劃分，就尤其需要借用村社集體力量來整合，所以農民有強烈的在農業生產上進行“統籌”的需要。周其仁不調查，哪里能有這么個常識?他批評我調查不深入，我最近10年可是有超過1000個工作日的駐村調研，而且是沒有人陪同的調研。我主持的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每年駐村調查超過4000天，也就是說，平均每天都有10個以上人員住在全國不同地區農村調研，我們對農村最新最近情況的變化，對農民的所思所想，難道不比周其仁教授清楚得多?周教授視野所及僅到北京郊區，卻端出如此之大的架子，是不是太過離譜?

　　說周教授視野所及僅到北京郊區有點不公平，因為周教授說他最近幾年都在成都調研，并說他們搜集了都江堰2000份農民聯建合同的全部副本。筆者也到成都調查多次，聽到不少關于周教授的軼事。有接受他調查過的農民說，“周教授真是好人吶，我們說什么他都信”，明明是說的假話，周教授聽不出來，因為他缺少農地的常識。有好幾個縣鄉干部對周教授在成都搞的確權極為抱怨，說周其仁害苦我們了。因為周教授是時任成都市委書記李春城的好朋友，周其仁讓李春城在全市搞“長久不變”的確權，除了折騰，什么也沒有。筆者的博士生在成都調研，剛好看到一張周教授2012年在成都“調研走訪基本情況一覽表”，三天時間，走訪13場，連吃飯在內15個小時，全程都有官員陪同。這樣的學者調查與官員到農村視察有何區別?周教授能學習一下我們住在農民家中一住就是十天半月的調研精神嗎?不然就不要端出老大的架子來。

　　這幾年剛好與周其仁在80年代杜潤生領導農村發展組的一些同事有接觸，甚至關系很好。周教授的這些同事對他的評價是，這個人能說會道，剛愎自用。論對農村的了解，還是要打個問號的。

　　周教授號稱為8億農民說話，但周教授幾乎是所有資本圈子的座上賓。他本來不了解農村，缺少土地常識，但我想他一定很了解資本的想法和愿望。這個幾乎是所有資本圈子坐上賓的代表農民說話的人，我看農民還是不要讓他來代表好!

       （原載于澎湃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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