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分析建立在經驗過程而非意識形態(tài)

　　溫鐵軍：謝謝學生社團的邀請，安排講座，感謝你們對于另類觀點有如此的興趣。

　　我今天跟大家講的和教科書上的觀點恐怕差別比較大。我是認真的試圖用古典政治經濟學作為分析框架，把長期以來人們所分析的“中國特殊論”上升到“中國一般論”，也就是說使“個別”上升為“一般”，使一般的分析框架能夠具有真正意義的國際化與建構權，如果我們永遠只會說中國特殊，那我們就很難做國際話語的討論。我現(xiàn)在這套說法好像在國際上的反應似乎還大于在國內的反應。

　　把中國經濟發(fā)展的經驗過程，做這樣一種理性分析，將邏輯建構的起點建立在經驗過程之上，我舉個例子大家就聽明白了。

　　人們一般會說1978年改革的春風吹遍了祖國大地，或者說某某領導人吹響了改革開放的號角，很少有人去認真做一點資料的整理，去看看1978年哪一份文件上明確寫了“改革開放”這四個字。如果你們認真做文件梳理，就會發(fā)現(xiàn)，1978年的文件中沒有這四個字。也有人說1978年中國改革是從農村改革開始的，農村改革是一個漸進的改革過程，不斷創(chuàng)造增量，因此中國改革被國際社會認為是一個漸進的改革過程，很少有人認識到中國農村改革恰恰不是漸進的，它一上來就把農村中的最重要的資產土地分了，根本不是創(chuàng)造增量。

　　為什么改革?是因為1978年到1979年中國遭遇嚴重的財政赤字危機，而危機的爆發(fā)使得政府無暇顧及已經不能產生剩余的農業(yè)資源，于是乎我們把農村改革解釋為政府退出，有的解釋說農民退出。我的解釋是農民無權退出，在原有的體制內，有退出權的唯一主體是政府。

　　所以，在這些解釋上，我試圖建立理性分析的基本原則，一定要把構建理論的邏輯起點放在經驗過程的起點之上，分析才具有理性的可能，而不能隨意割斷歷史，隨便找一個意識形態(tài)確定的所謂起點，然后建立經驗分析，這很容易被套進意識形態(tài)體系。

　　我把60年的基本經驗做了一個粗線條的框架性歸納，四次大規(guī)模外資引發(fā)八次危機。一個經濟體在經濟發(fā)展特別是追求工業(yè)化的過程中間會出現(xiàn)周期性的經濟危機，并不是理論創(chuàng)新，我只不過搬用了傳統(tǒng)的古典政治經濟學。

　　我的理論創(chuàng)新是危機轉嫁。任何危機都會出現(xiàn)代價，代價轉到哪去?中國是一個典型的城鄉(xiāng)二元結構社會，歷次危機所造成的代價只要能夠順暢向鄉(xiāng)土社會轉嫁，城市產業(yè)資本危機就能軟著陸，只要不能向鄉(xiāng)土社會轉嫁，就砸在城里硬著陸。

　　砸出的結果要么被叫做調整，要么被叫做改革，沒有本質差別，只是危機應對的政策體系。用什么樣的意識形態(tài)包裝，取決于政治家。我不是政治家，因此我要做的是去意識形態(tài)化的分析，告訴你們60年代的調整和80年代的改革，其實并沒有太本質的差別。

　　理論創(chuàng)新集中在軟著陸上。其實很多次危機沒有軟著陸，而是硬著陸，更何況現(xiàn)在大家都在高呼著城市化率已經超過51%，中國將會達到70%的城市化率，城市與農村一半對一半的時候，危險就已經開始了。當把鄉(xiāng)土社會毀掉的時候，將不會再有危機軟著陸的基礎條件，為什么?因為鄉(xiāng)土社會有一種特殊的機制，把外部性內部化處理。

　　我現(xiàn)在研究的是中國或者東方的經濟發(fā)展經驗，和西方經濟學不一樣。世界上幾乎找不到能夠從危機所造成的發(fā)展陷井中跳出來的國家，大多數發(fā)展中國家深深跌入發(fā)展陷井跳不出來。這十幾年的國際化，一般高校追的是美國，連歐洲都不追，是比較單一、狹窄的國際化，其實是美國化，而真正的國際化應該關注發(fā)展中國家，關注其他非主導性的國家。

　　1950年危機：不是新中國自身危機而是民國的延續(xù)

　　從1949年新中國建國開始做經濟發(fā)展的經驗過程梳理。中國在1949年到1950年，是一個高通脹、大規(guī)模失業(yè)、危機爆發(fā)的時期，但我在分析、歸納時，不把1949-1950年這次危機當成“八次危機”，如果當成了，那就是九次。為什么排除這次危機?是因為我覺得這場危機是民國年間，自20、30年代發(fā)生危機以來的延續(xù)，不是新中國進入工業(yè)化以來內生性的危機。我把邏輯建構在經驗過程的起點之上，放在新中國開始要進入工業(yè)化的經驗起點之上，而不是放在時間上。

　　為什么說這次危機是民國危機的延續(xù)?大家可能都知道一個概念，民國20年代到30年代被歷史認為是“黃金十年”，黃金增長時期，民國經濟年平均增長8.4%，在世界范圍內都是高增長，這一時期出現(xiàn)外生性和內生性兩個重要因素。20年代到30年代西方爆發(fā)了生產過剩危機，危機不可能靠資本主義自身來解決，因為生產過剩乃是資本主義一般內生性矛盾，于是演化為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

　　外生性的危機跟今天一樣，現(xiàn)在西方世界再次發(fā)生大危機，金融過剩，當年是生產過剩。今天也不可能靠西方金融資本自身解決矛盾，于是金融資本走向法西斯化，出現(xiàn)所謂必然戰(zhàn)略的一系列安排，恐怕也是當代的趨勢。當年產業(yè)資本遭遇過剩危機，走向法西斯化，世界大戰(zhàn)以大量人口的死亡為代價，才使危機平緩下來。

　　這對中國有什么影響?這場大危機導致貴金屬價格上漲，中國當時是以白銀作為貨幣的國家，北方有“袁大頭”，南方有“孫大頭”，海外白銀價格上升，與中國原來簽有白銀穩(wěn)定協(xié)議的四個產銀國放棄對中國的承諾，導致中國國內白銀大量外流。到30年代，中國白銀外流發(fā)生白銀危機，白銀危機導致通貨緊縮，嚴重打擊了正在高增長的民國經濟，這是我們說的外生變量。

　　另一方面，內生變量是什么?因為中國是被殖民化的半殖民地國家，工業(yè)化原始積累只能內向型發(fā)生。城市工業(yè)高速發(fā)展，地主就轉變成在外居住，在外地主把原來的秋后收食物租改變成春前收貨幣租，貨幣化在農村開始推進，于是農民就開始遭到高利貸金融資本和工商業(yè)資本的雙重剝奪，農村小農大量破產，社會開始不穩(wěn)，鄉(xiāng)土社會衰敗，要么搞土匪、要么搞游擊隊，農民革命就起來了。內生性變量極大影響著民國的資本主義工業(yè)化和城市化。

　　民國不得不在1935年前后開始推行紙幣制。但緊接著就遭遇到日本帝國主義侵占華北，日本在日戰(zhàn)區(qū)大規(guī)模抬價搶購白銀，試圖摧毀民國經濟，摧毀剛剛實現(xiàn)的貨幣制度，于是進一步造成中國白銀外流。1937年日本全面侵華戰(zhàn)爭打響，中國不得不用殘留的一點貴金屬去海外買軍火，金融大規(guī)模通脹，從1937年開始一路通脹1950年。所以說1949年到1950年的危機不是新中國自身的危機，而是延續(xù)了民國外部問題和內部問題兩個變量的同時作用。

　　應對危機：土改使農民回歸傳統(tǒng)割斷與現(xiàn)代經濟聯(lián)系

　　新中國面臨國民黨遺留下來的經濟爛攤子，怎么辦?土地改革。什么叫土地改革?讓88%的農民回歸傳統(tǒng)。歷朝歷代新王朝建立都有四個字，均田免賦，新中國同樣是均田，沒免賦，這就是土改。土改使中國接近90%的人口回歸了傳統(tǒng)的小農經濟，與現(xiàn)代城市經濟割斷了聯(lián)系，用薩米爾·阿明(備注：新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全球化問題專家，提出依附理論)的理論就叫做“去依附”。

　　最大多數人口回歸了農村，自給自足，作為政府不用再管他們到底會怎么活，只需要管那12%的城市人口，這是新中國重新得以恢復的一個重要條件。也就是說使民國時期遺留的危機軟著陸的重要制度基礎，恰恰是鄉(xiāng)土中國，而不是我們想象的現(xiàn)代經濟，那時城市現(xiàn)代經濟一片凋敝，失業(yè)率高達百分之二十幾，不光一般的城市市民失業(yè)，知識分子也大規(guī)模失業(yè)。

　　現(xiàn)在很多意識形態(tài)化的解讀都說因為建立了新政權，全國人民意氣風發(fā)，然后斗志昂揚走向新勝利。其實首先要解決的還是怎么能夠應對大危機。第一個因素是農民回歸傳統(tǒng)的鄉(xiāng)土中國;第二個因素，1950年6月份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戰(zhàn)爭需求使得原來凋敝的工業(yè)開始開足馬力生產，于是城市經濟火起來，再加上1950年10月份中國參戰(zhàn)，蘇聯(lián)把中國作為戰(zhàn)略盟友，開始大規(guī)模向中國境內投入軍事工業(yè)，導致中國工業(yè)復蘇。

　　1950年代并非“極左”體制追求工業(yè)化親資本

　　我所提出的邏輯關系是在進入工業(yè)化的目標之下，最大的挑戰(zhàn)不是什么政治制度或者領導人，而是資本稀缺程度趨零?，F(xiàn)代西方經濟學所確立的討論前提是要素相對稀缺，可以在市場的作用下實現(xiàn)優(yōu)化配置，最終達成最優(yōu)，但它適不適用發(fā)展中國家呢?根本不適用。因為發(fā)展中國家面臨著挑戰(zhàn)是要素絕對稀缺，資本要素絕對稀缺，稀缺程度趨零。

　　以中國1950年要進入工業(yè)化的情況來看，不僅是一般意義的資本要素絕對稀缺，而且連國庫黃金都已經被前政府帶到臺灣去。所以大多數發(fā)展中國家都會追求外部資本進入，每一次成規(guī)模的外部資本進入都會轉化成外債，每一次大規(guī)模的外資轉換的外債都會帶動發(fā)生危機。由于中國是在90年代開始加快進入全球化，而90年代以后所發(fā)生的危機，很明顯具有全球化代價向中國轉嫁的特點，所以我們把90年代末期以后的最近兩次危機歸類為外生性變量造成的經濟危機，而把此前中國自己進入產業(yè)資本發(fā)展過程歸納為六次內生性危機。

　　有一個基本的政治經濟學的常識，只要追求工業(yè)化，一定是資本導向。任何體制、意識形態(tài)、領袖領導之下的政府都會親資本。今天我們意識形態(tài)化得把上世紀50年代定義為“極左”的時候，世上可有任何資本原始積累階段可以被叫做“左”?政府在資本原始積累階段如果不親資本，就根本沒有資本積累的可能。

　　當人們說1950年代是“左的錯誤”的時候，恐怕把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基本觀點忘了。一個親資本的，追求資本原始積累的經濟基礎，會有“左”的上層建筑?不要把官僚主義說成是“左”，其實官僚主義是典型的極右。教條主義也不是“左”，都是形式。

　　1949年到1953年，我們是私人資本原始積累，1953年后蘇聯(lián)投資形成國家資本，已經有了龐大的生產能力，變成工業(yè)主導，這叫做國家資本主義，所以1953年中共中央正式開始討論國家資本主義如何替代原來的私人資本。

　　到了1956年完成的是國家資本主義對私人資本主義的改造，這一點在當年不是秘密，都是公開的。比如1957年國家“一五規(guī)劃”報告就明確指出，“一五計劃”建立的是國家資本主義。認真看1950年代的實際過程就知道，前三年是私人資本的原始積累過程，后六年是國家資本的原始積累過程。

　　只有當資本過剩的情況下，親資本的政策體系才會轉向為不親資本。我們現(xiàn)在是什么層次上出現(xiàn)資本過剩?中央層次出現(xiàn)資本過剩，因此中央轉向民生。地方上特別是中西部仍然面臨資本短缺，仍然親資本;東部沿海地區(qū)出現(xiàn)產業(yè)資本過剩，開始轉向親環(huán)境，也部分轉向親民生。不同地區(qū)地方政府之間的矛盾，或者是中央和地方之間的矛盾并不是簡單的政治上的朋友，一定程度上是資本稀缺發(fā)生影響。

　　讓農民成為產業(yè)工人究竟是進步還是退步?

　　1949年中國建立的國家到底是一個什么性質的國家，國際社會一直有爭論。如果給全國88%農民都分了地，那他們是小土地所有者，小土地所有者就是小資，毛澤東早年就說過，我們只是一個小資產的汪洋大海，說的就是當農民都成為小土地所有者的時候。從1949年土地改革以后，所發(fā)生的各種各樣社會問題都和小資的分散性，以及小資并非自覺階級有直接關系。因為小資高度分散，沒有集中表達意愿的可能，因此政府對付小資的經驗是在農村實行村社制，城市實行單位制，卓有成效。

　　但幾十年過去，中國崛起了世界上最龐大的中資人群，據說有五億，是美國中產階級的兩倍半，是歐盟國家中產階級的兩倍。政府沒有“對付”中資的經驗，現(xiàn)在所遭遇到的網絡各種各樣表達，其實某種程度上是單位解體，深受破壞，小資、中資的多樣化表達，又不能夠形成集中的表達方式。中國現(xiàn)代社會亂象是社會結構變化的結果。

　　中國本來是一個小資社會，根本不是棗核型，而是金字塔型，超穩(wěn)定結構，龐大的底座60%、70%是有地的小資?，F(xiàn)在生要把他的土地剝奪，把他逼成無產階級，用激進政策斷掉他們回去的根，讓進城打工的農民成為產業(yè)工人，我們以為這是歷史進步，有誰想過，他原來是小資，把小資變無產，是歷史的進步還是歷史的退步?說得清楚點，這是在城里拍腦袋拍出來的。

　　你們再去問問進城的打工者，有幾個是愿意在生產線上長期當產業(yè)工人的，大部分仍然抱有小資之夢，進城是為了干什么?掙點錢開小店當老板。

　　印度為什么是一個不穩(wěn)定的社會?它號稱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少說了半句話，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貧困國家，貧困人口比非洲全部貧困人口總和還多，民主解決貧困嗎?它有百分之三十幾的農村無地農民，因此是棗核形，是倒金字塔，底層社會是無地的無產者，大量流入城市變成貧民窟的群體，城市貧民窟是底座，農村中的無地農民是底座，這種倒金字塔能穩(wěn)嗎?

　　你們知道現(xiàn)在中國是私人住宅擁有率世界最高的國家，為什么?因為仍然還是一個小資國。我們的私人住宅擁有率高達89%，接近90%，什么人是100%的擁有私人住宅?農民。你讓小資變小資，還是讓小資變中資，變中資他高興，變小資他認可，變無產他不干。我們今天的很多政策是剝奪農民使其無產，這就是社會矛盾。

　　中國原來是一個小資社會，現(xiàn)在是小資、中資仍然占大部分人群的社會，我們的上頭，最上邊的大資只占人口的不到1%。但是小資不是自覺階級，誰是中國現(xiàn)在具有自覺性的階級?假如沒有馬克思主義理論意義上的無產階級，我得告訴大家另外一個說法，那就是大資，大資最懂如何穩(wěn)定并且增加利益，最懂如何左右政策體系以保證自己的利益。對國內來說，這是一個具有大資本自覺性的利益集團主導的政策體系，這就是中國的現(xiàn)狀。當人們都在高唱改革的時候，請問改革對象是什么?改革的動力是誰?誰改誰的革?在這些基本的問題上不搞清楚，很難讓大家跟著一塊喊。

　　另外，我最近在海南講課，他們要我分析2013年的宏觀形勢，我說先搞懂中國經濟體制的ABC是什么?有誰想過中國的經濟體制是什么?是中央政府承擔最終風險責任條件下的地方政府公司化惡性競爭。地方政府公司化了，它在競爭，可承擔最終風險責任了嗎?沒有，風險層層上交，最終上交到中央政府。我們在90年代后期的金融改革，中央政府買單，把所有地方政府造成的銀行壞賬一次性得轉交到四大國有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備注：指中國華融資產管理公司、中國長城資產管理公司、中國信達資產管理公司和中國東方資產管理公司)。這些不良資產都是地方政府20多年干出來的，人都提拔了，因為他不承擔責任，完全沒有風險責任。地方政府公司化在沒有風險責任的條件下一定是惡性競爭，誰比誰更“惡”誰就上去了。最終風險責任中央能承擔嗎?不能。他只能增發(fā)貨幣，增發(fā)國債，于是向社會轉嫁，這就是中國今天的實際經濟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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