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來，以農村凋敝為表象的“三農”問題一直是古老中國轉型時期的一大頑疾，也是東方世界在西化浪潮下面臨的重要問題。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以晏陽初、梁漱溟、盧作孚等人為代表的中國知識分子，在全國范圍內掀起了一場規模大、時間長、波及廣的鄉村建設運動。

　　但不久，這場在歷史上引人注目的溫和改良運動因抗戰爆發中斷，又因政治因素被淹沒在歷史大潮當中。1949年后，他們在中國大陸的實踐經驗被帶到臺灣、東南亞等地，成為全球化下農村建設的一條出路。

　　半個世紀過去，中國大陸農村經歷巨大波瀾。如今，西化浪潮遠比過去任何一個時代來得激烈，工業化、城市化對農村的擠壓日劇。國家統計局今年年初數據表明，中國城鎮人口首次超過了農村人口。據中國科學院《2012中國新型城市化報告》，中國內地城市化已達51.3%。而此時，晏、梁當年留下的鄉村建設理念，又重新被世人發掘并關注。

　　鄉村建設運動的當代回響，可追溯至21世紀初。2003年，最早提出當代中國“三農”問題的學者溫鐵軍回到晏陽初當年曾經從事建設的舊地，試圖以改良、實干的辦法重拾晏、梁當年的精神遺產，而后因各種問題止步。

　　2011年，廣東藝術策展人歐寧去到安徽省黃山市黟縣碧山村，招攬世界各地的藝術家與其他業界人士，繼續以晏、梁鄉村建設思想為脈絡，探索復興鄉村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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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識分子再下鄉，搞建設，前赴后繼

　　歐寧對鄉村問題產生興趣始于廣州城中村三元里。

　　出身農村的歐寧并非一開始就對農村如此關注。“在農村沒有錢、沒有工作機會，資訊閉塞。”家境貧寒的歐寧坦言，自己過去曾很討厭農村，因而拼命讀書，想方設法離開農村。

　　2002年至2003年間，歐寧在廣州做藝術項目，拍攝城中村三元里。在這里，他開始反思自己的出處。“在這些貧困城市社區中，我看到了很多因為農業破產而到城市中謀生的農民，”歐寧說，“他們在城市打工，卻分享不到城市的公共資源。”

　　更觸動他的是，供養他上大學的妹妹初中畢業后在深圳工廠打工二十多年，卻一直無法“建立生活的自信”，難以融入城市當中。他開始意識到城市里的城中村、貧民窟現象和農村凋敝的密切關聯。由此，他開始接觸溫鐵軍的“三農”問題理論和他在鄉村的實踐，讀到七十多年前晏陽初的傳記，進而了解到被忽略的民國時期鄉村建設運動的歷史。

　　這些歷史讓歐寧萌發了建設鄉村的想法。2011年，歐寧來到距離黃山機場一小時車程的黟縣碧山村，買了一幢空置的徽派舊民居。“我選定碧山這個村，是因為它有非常豐富的歷史資源。”歐寧說，一開始做鄉村建設，出于烏托邦情懷。于是，在行動前，他把自己的想法和設計記錄在了筆記本上。

　　隨后，他和朋友左靖自籌資金，在碧山村策劃組織了第一屆的“碧山豐年慶”。他們以“碧山共同體”之名，招攬了大批藝術家、鄉建專家等城市知識分子，實踐“離城返鄉，回歸歷史，承接本世紀初以來的鄉村建設事業，在農村地區展開共同生活”，同時幫助村民依靠傳統技藝、科學農耕和鄉土文明實現經濟效益。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以晏陽初、梁漱溟、盧作孚等人為代表的中國知識分子，曾在全國范圍內掀起一場規模大、時間長、波及廣的鄉村建設運動。當時，全國出現了數百個鄉村建設團體和機構，大量留學美國的博士、碩士，或國內大學的校長、教授去到農村，從事鄉村基層的具體建設。內容涉及政治改革、平民教育、科技推廣、衛生醫療、移風易俗、自衛保安，等等。在社會上引起極大反響，被譽為“博士下鄉”。

　　回顧中國近代的知識分子再下鄉，雖形式、目的不盡相同，但可謂前赴后繼。依學者錢理群的觀點，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到農村去，已經去了五代，現在的中西部志愿者是第六代，“五四”時期是第一代。

　　2

　　世外桃源式日本“新村主義”，曾影響中國知識分子

　　第一代知識分子再下鄉，在鄉村建設運動潮起之初。當時，中國城市知識分子中曾流行過另一種烏托邦思潮———來自日本的新村主義。日本作家武者小路篤實創辦文學雜志《白樺》，主張通過“和平的社會改造的辦法”，進行“共產村”試驗，實現耕讀式“理想的社會”，并與追隨者于1918年在日本宮崎縣的深山中開始“新村”的建設。

　　為了拯救國民性，喚醒冷漠麻木的國民，魯迅棄醫從文;而訂閱《新村》的周作人則找到了“新村主義”。彼時情緒低落的周作人受到新村主義的鼓舞，在《新青年》上撰文、鼓呼，更親自前往宮崎考察。

　　1920年，周作人更把自己北京的家作為中國“新村”的活動場所，吸引了部分中國共產黨早期人物的參與，如李大釗、毛澤東、蔡和森等。

　　當年4月7日，尚在北京大學做臨時工的毛澤東曾拜訪過周作人，求教“新村主義”。“我數年來的夢想新社會生活而沒有辦法”，時年27歲的毛澤東在新村主義中重拾熱情。他在自己起草的建設新村計劃書中，曾這樣設計著自己的理想社會：“以農業、手工業為基礎，共同勞動、共同學習、財產公有、平均分配……”并擬于湖南長沙岳麓山實施這一計劃。

　　然而，毛澤東最終拋棄了這種帶有烏托邦色彩的東瀛思潮。但有學者認為，毛澤東關于人民公社的構想很大程度上來自“新村主義”。可在動蕩的近代中國，世外桃源式的“新村主義”最終未能得到中國知識分子的廣泛認可。1927年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農村發動激烈的土地革命。同時，這也引發城市中的知識分子開始思考鄉村改良的不同道路，而晏陽初、梁漱溟就是其中佼佼者。

　　3

　　梁漱溟的7年鄉村建設實驗

　　盡管知名學者陳序經在《鄉村建設運動》中，把晏、梁二人理念上的區別稱為“青年會式”和“孔家店式”，但在普及農村教育、發展農村經濟、培養農業人才、傳授和推廣農業技術、改變農村社會風氣等方面，他們都做了大量工作。

　　當時在梁漱溟看來，清末以來的歷史簡直就是改革運動失敗史。急于救亡的中國人把西方制度視為終南捷徑，卻始終不明白為什么這種制度無法在中國真正建立。

　　他認為，問題的根源是“中國鄉村就在這一變再變七十二變中被破壞了”。梁漱溟主張恢復儒家傳統，但又不是對古代農村社會簡單的重復。視野宏闊的他對西方文化也有諸多借鑒。他認為，中國最缺乏的就是團體組織和科學技術，“中國的財富恐怕要靠合作才能增殖起來”，“既不同于西洋式的個人資本主義，亦不同于俄國的共產主義”。

　　于是，一批“村治”派知識分子引起了他的注意。這些“村治”派，是最早探索鄉村建設之路的中國知識分子，他們的工作可追溯到民國之前。

　　二十世紀之初，滿清當局推行新政。河北定縣翟城村的米氏父子———米鑒三和米迪剛力圖藉此機會，通過教育改造地方社會。在此前，米鑒三本人鄉試不中，遂不許兒子參加科舉。他認為，傳統之道強調自我修為，缺乏實務精神。于是，一家人在當地開始致力于經世之學。

　　1902年，米鑒三作為當地士紳，應知縣之邀，在定縣創辦新式學校。剛從日本回國的米迪剛，更把建設鄉村視作全國復興的第一步。辛亥革命后，他們的“村治”思想隨著定縣縣長孫發緒赴任山西省繼續發酵，而后被閻錫山吸納，使山西變成鄉村實驗的“模范省”。

　　士紳階層知識分子的工作，讓梁漱溟這位被后人稱為“最后一位儒家”的傳統知識分子看到了改良宗法社會的可能性。1928年，在任廣東省立第一中學(即今之廣雅中學)校長時，他就提出“鄉治”主張，受到當時主政廣東的李濟深歡迎。1929年又去河南參與籌辦村治學院。

　　1931年，在時任山東省主席韓復榘的支持下，梁漱溟在鄒平縣開設鄉村建設研究院，并得到地方行政建設的特殊授權。縣長也聽命于他們，后來干脆由研究院來提名，梁漱溟也代理過幾個月。

　　在梁漱溟的設想中，鄉村以學校為中心，以鄉學和村學取代行政機構，建立村民新的團體生活，實現鄉村自治。但現實情況是，在多數地方，他們找不到當地德高望重的人擔任校長，無法建立村學。在實際工作中，鄉村建設者又不得不依賴國家機器辦事，難怪梁漱溟感慨“號稱鄉村運動而鄉村不動”。

　　1938年，蔣介石以“喪師失地”等罪名將韓復榘處死，梁漱溟苦心經營7年的鄉村建設隨之落幕。同年，梁漱溟在延安停留了20天，與毛澤東共有6次長談，每次至少兩個鐘頭，其中有兩次通宵，談話內容涉及時局、中國未來，更涉及中國鄉村問題，對毛澤東留下了良好印象。

　　建國后，梁漱溟去四川考察土改。結果，梁漱溟反思了自己過去的看法。他當時認為：“到今天共產黨這條路算是大有成功希望，而我所設想者似乎已經證明不對，但……一個真正用過心來的人，是不能隨便就承認，隨便就否認的。”

　　隨著“一五計劃”的展開，新中國向重工業傾斜發展，這使得梁漱溟有了新的看法。1953年，在列席中央政府擴大會議時，梁漱溟作即席發言重點談農民問題，要求對農民施“仁政”。他說：“有人說，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農民的生活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還指出“我們的建國運動如果忽略或遺漏了中國人民的大多數———農民，那是不相宜的”。

　　這發言受到了毛澤東的當場痛斥。

　　4

　　晏陽初的鄉村建設經驗，

　　直接影響世界各地鄉村改造

　　歐寧在記載重建鄉村公共生活的筆記本上，摘抄了晏陽初的鄉村建設“九大信條”，奉其為碧山共同體的綱領。

　　1922年，留美歸來的晏陽初開始把他的平民識字教育工作從城市中擴展開來，延伸至廣袤的中國農村。1930年，他本人從北平遷居定縣。用他自己的話來形容，“自北京遷到定縣，不是地理上幾百里路的距離，實在是跨越了十幾個世紀的時間。我們必須克服一切困難，在各方面盡力使我們適應鄉村生活，和農民同起同居，千萬不能在定縣形成小北京!”

　　在定縣，晏陽初把中國農民的問題歸結為：愚、貧、弱、私。而平民教育就是培養起人們的知識力、健康力、生產力、組織力，來戰勝四大頑疾。他在定縣推行的鄉村教育，基本含及4大類：文藝教育、生計教育、衛生教育、公民教育。

　　和他一道“跨越了十幾個世紀”的，還有在科舉考場上取得功名的人、國立大學教授、前國會議員，以及眾多留美、留德、留日的理學博士、醫學博士……

　　留洋博士們把鄉村當作社會實驗室，開辦農民學校，教村民們識字遣詞，改良農業技術，創辦農民報，建立廣播電臺，開展農民戲劇等。據影像資料顯示，來自北平、上海的戲劇家們，也前所未有地站在露天舞臺上，表演起為定縣量身定制的科學短劇。除此，他們在定縣還改良作物品種，設立鄉村保健室，組織棉花購銷合作社。

　　但工作并不順利，如棉農合作社，晏陽初期待可幫助農民擺脫當地銀號高利貸和中間商的盤剝。結果，棉農很高興，當地銀號卻因此紛紛倒閉，于是，他們圍攻平教會，要將它逐出定縣。

　　1937年，抗戰爆發。平教會撤出定縣，轉戰湖南、四川，后在重慶北碚的歇馬場落腳，創建中國鄉村建設學院。晏陽初以定縣工作的經驗為基礎，開辟“華西實驗區”，直到1950年。在“華西實驗區”，平教會開始進行“土改”試驗，以和平的方式從地主手中贖買土地分給農民。

　　今年11月11日，重慶市璧山縣發現近400卷晏陽初在“華西實驗區”的檔案，其時間跨度為1946年至1950年，涵蓋“華西實驗區”由成立至解散的全過程。據媒體報道，這個晏陽初在中國建立的最后一個“鄉村建設實驗基地”，對后來臺灣地區土地改革和菲律賓、加納、哥倫比亞等國家鄉村改造運動的影響更為直接。

　　隨著后來的土改推行，晏陽初、梁漱溟為代表的鄉村建設路線退出大陸。1949年，晏陽初在臺灣“只待了短短一個禮拜”，但他當年在定縣和四川的鄉村建設經驗卻長久地留了下來。上世紀50年代的臺灣土地改革，直接借鑒了平教會在大陸的土改試驗，被全世界視為學習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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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定州農民最青睞的作物：

　　晏陽初引入的蘋果與白楊

　　晏、梁的鄉村建設之所以能夠在相對良好的環境下逐步開展，和爭取當時政府的支持不無關系。1931年春，晏陽初受蔣介石邀請南下，并匯報了定縣的情況。據晏的回憶，他和蔣氏夫婦“說了三個下午三個晚上，有一天談到夜深十二時，蔣先生雖然疲倦上樓休息，還留蔣夫人和我續談到很晚的時候才得辭出”。蔣對定縣的試驗很感興趣，就請晏陽初為中央軍校高級班演講，并親自到場，發表演說，贊許定縣的實驗是三民主義的基本工作。

　　而后，南京政府下令在河北、山東、江蘇和安徽各省設立縣政建設實驗區，確定地方衛生制度，推行調查統計工作，等等。這些均采自晏陽初等人的建議或“定縣經驗”。

　　事實上，當時國民政府如此支持鄉村建設原因眾多。就經濟而言，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鄉村凋敝情況前所未有。僅以“南天王”陳濟棠治粵期間為例，廣東糧食依賴進口，鄉村建設問題箭在弦上，不得不發。即便沒有知名的知識分子在粵從事非官方的建設運動，陳濟棠在其施政計劃中也明確提出《救濟廣東農村計劃》，認為“在今謀復興城市之經濟，必先自救濟農村始”。

　　另一方面，國民政府把鄉村建設加以推廣，是因將之看作加強地方控制的手段。“不聽話”的鄉村建設者絕不會像晏、梁那般幸運。如彭禹廷在鎮平施行“村治”，后因拒不遵從政府的稅收要求，于1933年遭敵對派系暗殺。其事業在南京政府地方社會官府化的決心下難以為繼。而陶行知的曉莊師范則被蔣介石下令關閉。

　　但無論如何，鄉村建設給當地人帶來的實質性改變是無可否認的。直至今日，最受河北定州市(原定縣)農民青睞的作物，仍是晏陽初在上個世紀引入的品種：蘋果和白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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