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鄉村建設本末考　　

【內容提要】：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民國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鄉村建設運動。在這場運動中，梁漱溟即便不是最有成就的，也是在鄉村建設理論說明上最有造詣的。本文試圖對梁漱溟先生一生鄉村建設努力做一番梳理與分析，以求認清這一重要的歷史事件，并對現實鄉村的前景提供啟示的資源。　　

【關鍵詞】：文化理論   中國問題  鄉村建設　　

一 引言　　

歷史最神奇也最吊詭的地方在于，無數的世紀在其中流淌而過，而許多經歷過的人與事，卻并不隨著時間而消逝不見。相反，歷史上一些轟轟烈烈的事業，卻總像隱秘的密碼與暗號，定期不定期地反復出現或折射，似乎想要表達什么，又像是在要求人類去克服與創造，去有所作為一些什么。對于這種“歷史驚人的相似性”，既然它總是代表著隱諱的語言，預示著考驗人性創造價值的藩籬（斯芬克斯之謎），那么，就總該有人去接受它的挑戰，去做一種對歷史真實的驚險探求。　　

鄉村建設運動，即是這樣的一類歷史事件。身處我們自己的這時代，對由政府與學者共同推進的“新農村運動”，至少對這個名詞也是耳熟能詳了。鄉村的破敗現狀、鄉村的未來以及中國一百三十年現代化進程的最終落腳，這一系列相互交織的問題仿佛有著道德使命的感召，時不時縈繞在人的心間與思索處。孔夫子教導，“思而不學則殆”。故而思慮心間不能有決斷，必要向外去看那真實的世界以及閱讀各位思想者身體力行的啟示與見解。而其實，閱讀本身即為理解真實的一種絕佳方式。　　

在為數不多的閱讀經歷中，還是很快注意到了民國那個時代，注意到了我們如今的“新農村運動”，竟和那時代輝煌一時的“鄉建運動”有著某種冥冥間的聯系。米氏兄弟、晏陽初、黃炎培、陶行知等等那個時代的道德良知，他們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不約而同、義無反顧地投入到拯救鄉村的事業中去，成為中國現代史上不可磨滅的一頁鮮活。即便從直覺的感知而言，我們也能認識到，如今的“新農村建設”，在某種意義上正是民國“鄉村建設運動”思考與實踐的延續與繼承！而在民國的這場歷史性運動中，梁漱溟的思考與實踐，無疑起著一種“精神教父”的作用，是歷史不容磨滅印記中最不容磨滅的一項事業。　　

正是基于這種思考，使我無法不深入關注到梁漱溟，關注這個先行者的一生以及他終生奮斗的事業。然而，他“終生奮斗的事業”與他領導的“鄉建”，雖有著百般的聯系，但卻終究劃不上等號的。梁漱溟這個人，窮其畢生，對“中國問題”有著獨到的領會，獨獨提出“文化”的角度以為根本維系國本的藥方。正是以此為基，梁先生才在一段時間的徘徊之后，終于投向了“鄉村運動”的事業中去。因此，一個顯然的前提在于，要想理解他的“鄉村建設運動”，就要有一種跳出其“鄉建”事業本身的視角，一直追溯到他對“中國問題”的深邃思考，追溯到他的文化理論本身，如此才能探明其事業之所由來。進一步地，要想盡量真實地恢復其鄉村建設運動的歷史原貌以及評價其歷史地位，也不得不明白了解其投身實踐的歷史大背景以及具體做法本身。再大膽進一步，從“延續與繼承”的角度做些其事業對今日今時的有益啟示與教導何在的索問，才算是徹底完成了對梁漱溟鄉村建設運動前生、今世、來生的一番全面審視。所謂“本末考”三字，也即在這種意義上才敢提出的吧！　　

二 梁漱溟文化理論與對中國問題的思考　　

梁氏家學豐厚，受父親梁濟影響，自幼便有一種獨特的思考力于其身。很早的時候，便和父親一樣，對立憲維新運動持一種支持態度，后來隨著形勢的發展，又投向支持南方革命黨人的事業。革命成功之后，積極活動在政治舞臺之上，卻終因目睹了太多民國初年政治的丑態百出，以及自身靈魂、良知問題的久久困惑，轉入了對佛家的傾心信奉。然而積極入世的經歷與后來悟空出家的心態，二者間決然不能互相指斥。而且兩種因素雜相糅合，似乎最終使他回歸到了儒學的“內圣外王”的傳統中去。這種回歸或許早已發生，而直到陳獨秀一聲號角，新文化運動以“民主”與“科學”兩面旗幟猛烈批判“孔孟之道”的時候，才最終以《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的形態表現出來。　　

自1840年西方列強叩關以來，中華文明遭遇到了第二次卻是更為猛烈的文明沖擊。而第一次是起自東漢末終于唐宋間的印度佛教文明的傳入與沖擊。為了應對此“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自清季至民國的諸人提出了種種方案。18世紀的六十至九十年代，洋務運動關注到西方的堅船利炮，以器物為核心開展自強運動，卻終以甲午中日海戰中國一敗涂地而慘淡收場。隨后，以康有為為代表的維新派與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派分別興起，試圖以西方政治體制作為救亡圖存之良藥。二十世紀初風云變幻，共和民國終于草創，卻連綿了幾十年新舊軍閥混戰，內憂外患更為劇烈。正是在此種歷史大背景下，中國的知識分子不約而同地關注到了文化層面的問題。最終將文化視為解救民族危機的根本所在。“這一時期，正是國家政治劇變致使社會重新整合的年代，民族心理結構與文化深層積淀都在發生裂變。以天下為己任的知識分子已由關注國家興亡轉而思索文化之存廢，開始認真考慮‘文化的前途到底如何的問題’，于是新舊中國、異說繁興。”　　

新文化運動的健將陳獨秀，倡言以科學、民主兩種西方根本因素全面清理傳統文化。認為“對此種根本所在不能改革，則所有改革皆無效用”。對此種態度本身，梁漱溟先生是極為贊同的。所以才講，“這是兩方問題接觸最后不能不問到的一點，我們也不能不嘆服陳先生頭腦的明利！因為大家對于兩種文化的不同都容易麻糊，而陳先生很能認清其不同，并且見到西方化是整個的東西，不能枝枝節節零碎來看！”　　

然而，梁漱溟與陳獨秀的文化共識，也就僅僅在“根本的解決”的態度而言。梁漱溟有著自己獨特的文化理論。他也正是從其文化理論出發，才義無反顧地投入到鄉村建設運動中去。　　

在梁先生看來，文化是立基于意欲的。還是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他講，“你且看文化是什么東西呢？不過是那一民族生活的樣法罷了。生活又是什么呢？生活就是沒盡的意欲。……然則你要去求一家文化的根本或源泉，你只要去看文化的根原的意欲，這家的方向如何與他家的不同。”以“意欲”這一概念為分析文化的法門，梁漱溟就推論出：“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為其根本精神的”，是面向自然而立下的文化之基；“印度文化則是意欲反身向后要求為其根本精神的”，而“中國文化是以意欲自為、調和、持中為其根本精神的”。梁漱溟先生認為，文化意欲不相同，就如同各自走的路不一樣一樣，是沒可能突然間一方向另一方轉的。所以，對當時激進的“全盤西化論”，梁先生是從根本上反對的。但梁先生文化理論的獨特處正在于，一面認為不同意欲不能通約，一面又以一種潛在的“人性普世論”為基調，進而為中西印三種意欲方向定出了先后與層次。以為由西方文化轉入中國文化再歸宿于印度文化，乃是世界文化之大勢所趨。　　

所以，當他回歸到“中國問題”的思考中去以后，一面認為中西遭遇，中國落敗只是軍事與物質生產層面的技不如人，中國文化作為一種精神則根本高出西方文化精神，因而無可改。另一面則又清醒認識到中國文化之內在邏輯必生不成西方之物質偉力，而被西方以此相脅迫，中國文化若不有所適應，必不能生存于世界。所以，“對西方文化應該全盤承受而根本改過”也就成為梁漱溟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所得出的根本結論。　　

在梁漱溟以后的思想發展中，對“西方文化”之優點最終又落腳到“科技”與“團體組織”這兩方面來。所以梁漱溟之文化救國方案，最終可以歸結于要在中國傳統文化精神中去種下“科技”與“團體組織”兩粒種子，使之生發成中國之新文化，而惟此新文化得以生成，才會有真正意義上的“新中國”的建立。梁氏終生所懷抱的“建國理想”，其在解放后所提到的“建國運動”，都是這個意思上的。　　

當其終于想明白了“中國問題”與傳統文化的問題之后，在理論上開創了一系列方案主張之后，如何實現這套理論，求得一個“知行合一”的儒士追求，就逐漸成為梁氏思考的中心問題。　　

三 梁漱溟對鄉村的思考與實踐　　

前已述及，梁漱溟先生之所以要用“全盤承受而根本改過”這樣復雜的表述方式，是不想落入文化調和論的窠臼。且不論此種努力是否成功。梁氏那種文化只該從自身脈絡中生發、舒展的觀點已然潛伏欲出。至于他在一番審時度勢后為何最終擇定鄉村為其文化理想的實驗地，其在《鄉村建設理論》中則有比較明確的說明。　　

梁漱溟認為，“中國文化是以鄉村為本，以鄉村為重，所以中國文化的根本就是鄉村。”當其于1929年在《河南村治學院旨趣書》中，亦明確指出，“中國社會一村落社會也。求所謂中國者，不于是三十萬村落其焉求之。或曰歐洲國家獨不有村落乎？曰其古之有村落也，則中世封建社會組織之基層。其今之有村落也，則近代資本主義社會組織中之點線。是社會有村落，而非即村落為社會，固不得謂為村落社會也。若中國則第于亞洲東大陸見有散布于此一片土之上之二三十萬村落而已。村落即社會，而非社會有村落。以視歐洲，無論其中世社會之組織，或其近世社會之組織，均極缺乏。于經濟上則極形散漫，大都主于自給自足；于政治上則極見自由，殆鄰于無政府。其為國家也，比之封建國家則不論，比之近代國家彌以遠；謂曰國家殊不類，不謂曰國家又不能。試更退五十年，凡今之染受摹取于歐人者皆未曾有之時求之，豈不信乎。”　　

而具體到城市與鄉村之間的抉擇，梁先生以八方面的具體理由來排斥城市推崇鄉村：　　

1. 與工商業者居于人口密集的都市造成的性情褊急不同，農民接觸的是自然界，其寬舒自然的性情，很適于理性的開發；　　

2. 與工商業者所對的機器等死物質不同，農民所對付的是生物——動植物，生物是囫圇的、整個的、生動而有活趣的，因其有活趣，可以引發一種自然活潑之溫情，這正是理性；　　

3. 工商業者一天到晚地奔忙，容易把自己忘掉，專從事物的追逐而陷入追逐貪求之中，而農民做事情，總是要考慮季節更替，欲忙不得，從他的從容，可以對他所接觸的一切印象咀嚼領略而產生一種藝術味道的文化、藝術味道的人生；　　

4. 家庭適于培養人的性情，能夠培養出富有感情的人，而農業最適宜于家庭的經營，是鞏固家庭的，工商業倒是破壞家庭的。因此，從鄉村入手，容易發揮理性，培養情誼化的組織；　　

5. 鄉村人有一種鄉土觀念，仿佛把他的村莊也看作是他的家，對他們的街坊鄰里很親切，彼此親近才容易成功情誼化的組織，能引發地方公共觀念；　　

6. 中國固有的社會是一種倫理的社會、情誼的社會，這種關系在都市已被破壞無存，“禮失而求諸野”，在鄉村還保留著許多固有風氣，正好藉之繼續發揮；　　

7. 從人類歷史發展的邏輯來看，鄉村是本，都市是末，鄉村原來是人類的家，都市則是人類為某種目的而安設的，從鄉村入手，與創造正常形態的人類文明正好吻合；　　

8. 培養新的政治習慣，除了從鄉村著手之外，沒有其他合適的地方。　　

從以上八條理由中不難看出，梁漱溟的見解帶有明顯的反城市化色彩，同時也確有深刻見解。所以欲此種論調予以清晰判斷，并不容易。總之，從這樣的理論來思想，梁氏最終提出了“鄉村建設”的理論。于其意義設置，他又列敘了三四條。　　

梁漱溟認為，“百年中國史，乃鄉村破壞史。”由于西人叩關而內亂不止，中國近代以來的鄉村日益凋敝，民生疾苦，無過于鄉村。因而，鄉民自己要自救，而國家、社會各界也不免應該積極救濟鄉村。　　

其次，對鄉村而言，不能僅僅談其救濟，而更應在此基礎上有積極建設之要求才好。　　

再次，也是最重要的，“鄉村建設”為重建一新社會構造的要求。“梁先生認為，鄉村建設的主要任務就是為中國創造性地建立一個新的團體組織形式，并作為實施經濟發展、科技普及、政治改革的基礎。”　　

此外，在抗戰爆發之后，梁漱溟又將鄉村建設視為抗戰的根本方略。他講，“我們的鄉村建設工作，正是切近農民日常生活加以教育及組織，健全地方下層機構，為政府統治運用之準備；正是解除一點農業上痛苦，培養農民愛國情緒，并增加其抗敵能力的，所以我們正是從事抗敵的工作，縱使緩不濟急，但似別無更急切有效的辦法。”　　

不管鄉村建設有多少層意義，最根本的還是如善峰先生所言，“鄉村建設運動的主旨是八個字：‘團體組織，科學技術’，是要把散漫的、只顧自家自身的農民組織起來搞生產，在生產中學習和運用科學技術。”由這個主旨出發，梁漱溟著眼的是一個理想的新社會。這樣的一個新社會主要包括了六種含義：　　

1. 先農后工，農業工業為均宜的發展；　　

2. 鄉村為本，都市為末，鄉村都市不相矛盾，而相溝通；　　

3. 以人為主體，是人支配物而非物支配人；　　

4. 是倫理本位、合作組織，而不落于個人本位或社會本位兩個極端；　　

5. 政治、經濟、教育三者合一而不相離；　　

6. 新社會秩序的維持，是由理性代替武力。　　

梁漱溟作為儒家“內圣外王”理想的堅定恪守者，既然在理論上確定了路向，在實踐中勇于行動也即為其必然邏輯。他先是在廣東宣傳鄉治，后又于1929年在軍閥馮玉祥、韓復渠的支持下開辦河南村治學院，后因中原大戰馮玉祥的倒臺與韓復渠的調任山東，他及其同志畢集于山東，重建山東省鄉村建設研究院，開始了從1931年到1937年七年的山東鄒平鄉建運動的實踐。　　

梁漱溟的思路，“鄉村建設運動，要之以經濟、政治、教育三方面的事業。”　　

在經濟上，梁氏一方面大力與各高等院校合作，引入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另一方面則吸收丹麥農業合作社的經驗，成立了各式各樣的農業合作社。這樣，“科技”與“團體組織”這兩樣西方文化中普世的優點就被吸收入了農村經濟的發展之中。而且，頗值一提的是，梁氏在山東鄒平的七年建設運動最明顯的成就即為經濟方面的。鄒平的各項經濟指標有明顯上升。　　

在政治上，梁漱溟主要考量的是建立一個適宜的治理機構。而在這里，他最終向從宋朝流傳下來的“鄉約”傳統尋求資源。“鄉約”這一傳統，最早是由北京蘭田縣呂和叔與其兄弟及鄰里族黨受古代儒家經典《周禮》和《禮記》的啟發而創辦的一種鄉村居民共同活動、互助性質的鄉村組織形式。其主要內容包括：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關、患難相恤四個部分。“呂氏鄉約”一出，在宋朝得到朱熹等大學問家的推崇，至明又得王陽明、呂新吾等的支持，并在入清以后得到陸世儀的改進，一度成為政府政策支持的鄉治治理模式。梁漱溟正是本著歷史上的這一傳統，提出了自己“鄉農學校”的組織構造。他認為，鄉約“總其用意，正和我們現在要成立村學、鄉學的意思相仿，亦可以說我們正是要師法古人。”“我們來組織鄉村的時候，大體上是要像鄉約一樣，大家認識了彼此的真關系，以求增進彼此的關系，把大家放在一種互相愛惜情誼中，互相尊重中；在共同相勉于人生向上中來求解決我們的生活問題。”　　

“鄒平的鄉村工作，是以鄉農學校來進行。鄉農學校就相當于江南一帶的鄉村改進會，或農村改進區；也相當于北方定縣的平民學校。”“鄉農學校是在丹麥民眾學校啟發的基礎上，經過‘呂氏鄉約’補充改造而組成的鄉村組織。”最初的時候，“鄉農學校”由校董會、校長、教員、鄉民四部分人組成。“校董會中都是些領袖人物，再從校董會中推出一個校長，來主持教育的事務，教員也即是鄉村運動者，是有新知識且能給農民以指點的人，學眾即以成年農民為主的鄉村所有居民。”　　

1932年7月后，鄒平縣奉命改為縣政建設實驗區，取得實驗權，原來的行政機關區公所、鄉鎮公所被廢除，鄉農學校遂改組為鄉學、村學，行使政權職能。　　

鄒平的鄉村建設運動，是極重視教育的。七年間約培養學生一千多人。而其教育的課程也包羅內容十分廣泛。其課程設置有《中國歷史文化之分析》、《鄉村禮俗綱要》、《世界史》、《本國史》、《生物學》、《人類學》、《心理學》、《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論理學》、《倫理學》、《哲學》、《自然科學》、《文化史》、《五經四書》等。課程的設置，充分體現了梁漱溟中西結合文化重構的思想。　　

四 民國鄉村社會的基本概況　　

由上可以看出，鄒平的鄉建實驗內容很多也很全面。但其本身也不是沒有問題與弊病。　　

1. 鄉農學校本為培養情誼的，但在實踐中卻是單方面的強勢，那種互相尊重的情誼并未真正建立。　　

2. 梁漱溟先生將“鄉村建設運動”設定為社會運動或文化運動，認為只有不讓政府介入才能實現。但在實踐中卻不得不越來越依靠政府的支持。　　

然而，更為關鍵的是，梁漱溟先生的鄉村建設運動雖在其自身理論層面上言是自成一家的，但卻未必與當時中國社會、中國鄉村社會的根本當務之急相契合。而且，甚至可以說，梁漱溟的鄉村建設運動與民國鄉村的主要問題是“風馬牛不相及的”。　　

“中國問題”，就其與傳統的變化而言，的確如梁漱溟先生所言，乃是一種“文明之間的挑戰與應對”。但就其與傳統的延續性而言，則有一層更深的涵義。文明，就其本身，既由精神的原質所引發，也有物質經濟方面的推動與制衡。中國傳統文化于清代陷入停滯，固然有其文化政策方面的原因，然而傳統經濟一直處于“內卷化”增長狀態，整個傳統社會始終突不破“馬爾薩斯陷阱”，也是一個極重要的因素。因為中國經濟在很長的時期內只有量的增長而沒有質的發展，上層建筑層面的制度因素就始終得不到更新與發展，而傳統文化的精神底蘊在此種經濟制約下也就漸漸被消磨殆盡。于是，東西兩大文明遭遇之時，傳統文明因其這個缺陷，連其精神原質都受到了根本的威脅。傳統的民族精神以前是在自家體系中委屈得不到伸張，現在則是因與西方文明競爭的失利，越發連其本身的存在都要被此民族試圖取消了。　　

而到了民國時期，經濟體系得到更新，經濟在一些方面得到了明顯增長。但這畢竟是一個過于劇烈變動的時期，經濟之上的矛盾，尤其是生產關系意義上的，都變得更為尖銳。就鄉村社會而言，舊有的經濟、社會秩序被打破，越來越多的農民趨于破產的“貧農化現象”是根本的問題所在。“占農村全部土地30%的農民小土地所有制，在整個農村土地占有關系中不占統治地位。但農民不僅是國家政權賦稅和徭役的主要承擔者，而且是地主階級兼并的主要對象。自耕的小農失去土地，淪為佃農、雇農，在舊中國農村是常見的現象。”而導致鄉村社會貧農化的主要原因則可以分為下面五個方面：　　

1. 沉重的人口壓力或者說尖銳的人地關系矛盾。根據黃宗智先生的觀點，此在華北地區更為突出。華北地區地力單薄，然而卻由于長期是政治中心而養育了大量的人口。而這導致了鄉村社會經濟關系的難以變革，導致根本生存問題的普遍化。“近代北方地區分益雇役制廣為流行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有大量完全喪失生產和生活資料的破產農民的存在。”　　

2. 地主剝削。無論是北方雇役關系，抑或南方租佃關系，地主對農戶的剝削總體都在惡化之中。　　

3. 沉重的賦稅。民國成立以來，對鄉村的賦稅征收越來越苛刻。農民耕種一年所得，上交賦稅以外幾無所剩，撂荒、逃亡現象時有發生。　　

4. 國際經濟危機的影響。“近代中國農村已經基本上進入商品經濟的階段，市場關系直接或間接地在農村生活中起著支配作用。”但民國時期鄉村社會的市場關系，確實際受著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脅裹。“中國的農村已經變成資本主義世界的原料市場和加工市場。”所以，當1929年資本主義世界大蕭條爆發的時候，中國鄉村經濟就受到了極嚴重的沖擊。“帝國主義列強為了轉嫁危機所造成的損失，向中國傾銷過剩的農產品。從1931年到1936年，我國主要農產品價格下降了30%~40%。”　　

5. 抗日戰爭的爆發。1937年抗日戰爭的全面爆發從兩方面導致了農村經濟的破產與農村社會的分化。一方面，淪陷區內日寇實行殖民地政策，對淪陷區進行嚴酷的經濟剝削。“在淪陷區，不僅中農遭到日偽的瘋狂掠奪，一般中小地主與富農頁難免于破產的命運。據中共浙江省委農村工作委員會在龍游、麗水、衢縣等5個典型縣的調查，抗戰開始后，有許多富農破產。富農戶數較抗日戰爭以前減少了57%，中農減少了28%，貧民卻增加了32%。”又有資料顯示，“山東海陵縣蔡村、利津縣宋王莊等地，都是日偽統治區，各種捐稅負擔均占農業總收入的百分之八九十。”而在另一方面，國統區的經濟結構頁因戰爭而發生突變。“抗戰前，國民政府的財政收入在十億左右，主要靠關稅、鹽稅和統稅三大來源，田賦為地方稅收。抗日戰爭時期，沿海各省相繼淪陷于日偽之手，鹽稅、關稅、統稅大部喪失。再加上通貨膨脹，物價上漲，迫使國民政府又將田賦收歸中央接管，并改征實物，把財政負擔的大部分轉到了農村，使田賦稅收超過了農村的承受能力。”“當然，到了抗日戰爭后期，隨著國民黨統治區的通貨膨脹，封建、半封建的剝削加重，農戶的分化仍然在加速著。”　　

由以上五個方面所決定，當時中國的鄉村社會是在存在著嚴重的生存問題。按照馬斯洛心理學的需求層次理論，對人而言，基本的是生存的需求。只有在生存需求得到基本滿足后，人們才會去尋求更高層次的滿足，即文化層面的滿足。而梁漱溟先生的鄉村建設實驗，并未真正看到鄉村經濟方面的根本弊病，并不主要在此用心，而其經濟建設方面雖有成就，但在當時的情形下也是治標不治本，很快就煙消云散了。　　

這點韋政通先生也早有指出，“經過嚴重破壞后的中國農村，最迫切的是民生問題，這方面的問題不解決，其他都將流于空談。要解決這方面的問題，必須引進技術，同時發展工業，這需要長期的計劃和資金，還要有受現代知識訓練的新人才，這些都不是梁先生鄉村建設計劃中所能具備的條件，甚至在他所謂社會本位的教育中，也根本發展不出這些條件。”而與梁先生同時代的學者翁之鏞也批評：“憑其主觀的自我陶醉，淹沒了對實際事物的認識。鄒平實驗的措施，當然有些成就；但其成就乃寄托于人；以人為重，舊制度未動分毫。財政措置與租稅處理，全在原來胥吏之手，沿襲傳統習慣，而不知改革，甚至認此應有的改革，以為無關宏旨的末技。”　　

雖然，鄒平的實驗進程是因為日軍的全民啊侵華而提前中止的，但因為其理論構想與民國鄉村形勢的不對稱，所以，它也的確很難按照梁漱溟原初的構想發生作用。相反，中國共產黨在毛澤東的帶領下，則對民國鄉村社會的經濟危局與社會矛盾有著清醒的認識。才因而憑借著在廣大農民中的威望而打敗了國民黨政權，建立起來了一個統一的新中國。梁漱溟在建國后親眼目睹土地改革的實際狀況時，也不得不承認：“高高在上的北京政府竟是在四遠角落的農民身上牢牢建筑起來，每一個農民便是一塊基石。”　　

五 梁漱溟鄉建的現實意義　　

雖然梁漱溟的鄉村建設運動終究沒有取得實質性的歷史成果。但這多半是歷史的錯位，由于其理論與關注點之過分超越時代所致。而并非其本身之不值一提。相反，在七十余年后的今天，梁先生的構想不是更遠了，而是更近，更具有現實關懷的價值。　　

經過建國之初的建設運動，中國共產黨于中共八大時宣布階級斗爭退居其次，這本是科學的論斷，標志著社會秩序的統一穩定；而由于種種復雜原因，中共八大后的中國并非走入穩定發展，而是經歷了劇烈殘酷的政治動蕩。文革結束后，經過改革開放三十年的努力，將十年動亂中瀕于崩潰的國民經濟與政府威望重新恢復與提升了起來。雖然說九十年代以來的改革進程使“三農問題”重新成為各界關注的焦點，但此時農村所面臨的更是發展中的比較落后問題，而農村本身卻是緩慢發展的，如溫鐵軍先生斷言，如今的農村是“溫飽有余，小康補足”。除了農業現代化的前景并不明朗外，更關鍵的則是鄉村文化精神生活的空虛，是一種幸福指數與福利感受的缺少。因此，此時的條件正適宜于一種文化運動的展開，鄉民對文化的訴求會更有動力。　　

從另一方面來講，現代化至今惟一成功的是西方模式，而西方那種以“高消費，高耗能”為特征的現代化生活體系已經在短短三百年的時間內消耗掉了大部分的資源與能力。我們的地球已經供不起其他地區再去效仿西方的現代化模式。紐約、巴黎這樣的大城市，對日益減少的地球資源來講，是不能承受之痛。中國也很難再以大規模城市化來實現鄉村與整個國家的現代化。因此，一個嚴峻而現實的問題就在于，中國的鄉民注定在這場現代化與全球化的狂歡與盛宴中看不到前景，分不到席位。中國的鄉村社會仿佛被懸空于此，前不能前，退又不能，它是看不到可走的路的。　　

所以，現在確為重新繼承梁漱溟先生“鄉村建設”思索與實踐經驗的時候。它一是為了通過文化的重新歸宿來就地提高鄉民的生活質量。二是為了憑借這種良好精神力量的蘊育而為鄉村在如今的全球化時代背景下開出一條新的現代化之路。　　

以文化的考量重建鄉村社會，這是一條深刻的見解。而梁先生已多方論證，此一文化只能是從傳統文化的精神中得出。“人與人的情誼為重”實乃傳統文化精神的概括。從表面上看，此種精神似乎與市場的內在邏輯有違。但仔細研究起來，卻未必如此。市場的邏輯，與其說是“理性人”的計算，不如說是對規則與法制的恪守，而這種對規則與法制的恪守，無疑也需要一種社會資本的支援。社會資本講到底，是一種信任關系。福山的《信任》，專講我國傳統以家庭為本，缺乏開放的信任關系。但這也是似是而非。梁先生早言，中國傳統非“家庭本位”，實乃“倫理本位”，是一種“推己及人”的倫理關系。因而，中國傳統的社會資本，并不必然限制在血緣范圍內，，只不過中國人無論什么關系，總要在君、親、師、友的關系中去定位。只是到了文化精神衰落的時代，才有了那種福山所描繪的狹隘。中國文化之弊，只在對“個人”關注的少，此梁先生亦認同。因此，由市場深入所引發的個人自覺與有意識的文化復興所帶來的“倫理情誼”的恢復，恰恰可能是相輔相成而絕不悖謬的。　　

一場文化運動，它是社會運動，因它要這里面人的自覺自愿，就要盡量少行政上的實質干預。這點結論在今日也十分重要。而知識分子與鄉民相結合的新文化模式依然有效。　　

【參考文獻】：　　

[1] 張岱年 湯一介等：《文化的沖突與融合——張申府、梁漱溟、湯用彤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2] 中國文化書院學術委員會編：《梁漱溟全集》（第一卷）（第五卷）（第六卷），山東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　　

[3] 【美】艾愷，王宗昱 冀建中譯：《最后的儒家——梁漱溟與中國現代化的兩難》，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4] 善峰：《梁漱溟社會改造構想研究》，山東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　　

[5] 梁培寬編：《梁漱溟先生紀念文集》，中國工人出版社2003年版　　

[6] 高旺：“鄉農學校模式——梁漱溟的政治體制構想及其實驗”，《河北學刊》1997年第五期　　

[7] 韋森：“斯密動力與布羅代爾鐘罩——研究西方世界近代興起和晚清帝國相對停滯之歷史原因的一個可能的新視角”，《社會科學戰線》2006年第一期　　

[8] 朱玉湘：《中國近代農民問題與農村社會》，山東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9] 黃宗智：“略論華北近數百年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兼及社會經濟史研究方法”，《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6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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