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建設問題是中國近一百年的歷史中，最為重要的議題之一。它曾數度沉浮，但每次浮現，都是對不同政治力量和知識力量在社會改造能力方面的檢視。在對現代性的苦苦追尋中，它一直是中國無法破解的一個難題。

　　文/歐寧

　　自晚清起，中國的精英就開始探索鄉村的改良。最早的實踐始自河北定縣翟城村的米氏父子——米鑒三和米迪剛，他們來自當地的一個望族(米迪剛還曾在日本學習)，從1902年就開始從“村治”入手，開展識字運動、公民教育和地方自治。“村治”的思想通過定縣縣長孫發緒赴任山西省省長，繼續發酵，后又被閻錫山吸納，使山西變成鄉村實驗的“模范省”。1924年，王鴻一、米迪剛、米階平、彭禹廷、梁仲華、伊仲材、王怡柯等華北士紳們共同創辦《中華日報》、《村治月刊》，由此發展成鄉村建設運動中的“村治派”。1925年，成立已經四年的中國共產黨意識到農村在革命版圖上的重要性，要把農民動員成一股新的革命力量，遂發布《告農民書》，開始組織農會，發起農民運動。共產黨在農村掀起的階級斗爭和土地革命，引發更多城市中的知識分子思考鄉村改良的不同道路。

　　“五卅慘案”之后，各地鄉村建設實踐此起彼伏，流派紛呈，在中國大地衍為潮流。據統計，到1934年，各地鄉村建設團體達600多個，這些團體建立的鄉村建設實驗區、實驗點達1000多處，關于鄉村建設的報道、評論、爭議在各種刊物連篇累牘出現。其中影響最大的是梁漱溟領導的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在山東鄒平縣的實驗，以及晏陽初領導的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在河北定縣的實驗。前者從“村治派”得到啟發，發展出以儒家思想為主導的鄉村建設哲學，因而被稱作“舊派”;后者信奉基督教，依靠美國的資助，因而被稱作“新派”。

　　與鄉村建設派的“躬耕者”們比起來，“新村主義”更多地耽于空想，所以在中國很快就式微了。它雖受之于東瀛，卻接續了諸子百家中不見容于主流價值，也就最容易被忽略的農家思想。

　　費正清在他主編的《劍橋中華民國史》中專辟一節“鄉村建設運動”來書寫民國時期這一波瀾壯闊的社會運動。此書把當時的鄉村建設實踐分為六個類型：西方影響型(晏陽初)和本土型(村治派，梁漱溟，陶行知在南京建立的曉莊師范)，教育型(晏陽初，陶行知)和軍事型(彭禹廷在河南鎮平縣建立的地方防衛政體)，平民型(晏陽初，陶行知)和官府型(例如由當時的南京國民政府直接支持的浙江蘭溪和江蘇江寧兩個實驗縣)。可惜它沒有提及盧作孚領導的重慶北碚峽防局在嘉陵江三峽地區、高踐四領導的江蘇省立教育學院在無錫黃巷、黃炎培領導的中華職業教育會在江蘇昆山徐公橋等地進行的實驗，后三者也屬民國鄉村建設運動的重要實踐。

　　《劍橋中華民國史》指出，所有這些鄉村建設類型的共同點都與政治密不可分：“通過教育及經濟改革復興農村，意味著與政治當局建立起支持和保護的關系。這當然是因為在一個組織起來的計劃中，任何同農民打交道的企圖必然引起政治方向的問題和合法性的問題，而不管該計劃是否有明顯的政治目的或者活動。”

　　在政治條件懸而未決的情況下，以教育、社會運動和經濟建設來改良鄉村，雖然可收局部之效，但卻不能給中國鄉村問題提供根本的解決，鄉村建設所面臨的政治瓶頸不僅阻礙它繼續前行，也是導致它最后失敗的主要原因。雖然晏陽初開始一直宣稱他的鄉村建設與政治無涉，但最后不得不承認，“事實的情勢使我們也不能不鉆入政治”;梁漱溟也說過他的“兩大難處”是“高談社會改造而依附政權，號稱鄉村運動而鄉村不動”。如果鄉村建設繼續保持它在政治態度上的“模糊”，如果它不走向“政治解決”，它最后必然面臨夭折的命運。

　　在這些以地方自治、平民教育和農業建設為方法的鄉村建設實踐大規模爆發之前，中國還出現過一陣短暫的“新村主義”的烏托邦思潮。“新村”的思想最初發端于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実篤1910年創辦的文學雜志《白樺》，它混合了克魯泡特金的互助主義、托爾斯泰的泛勞動主義、北美的工讀主義等思想，主張在一個無政府、無剝削、無階級的“新村”展開耕讀式的共同生活。持有這種思想的一批日本作家因此被稱為“白樺派”，他們后來又創辦《新村》雜志，并于1918年在日本宮崎縣的深山中開始“新村”的實踐。

　　中國作家周作人一直訂閱《新村》，深受影響，并在1918年和1919年出版的《新青年》雜志上連續發表“人的文學”、“日本的新村”等文章，表達自己對新村主義的向往，后來還親赴宮崎縣實地考察。1920年，周作人在北京自己的家中創辦了“新村”支部，吸引了部分中國共產黨早期的領導人如李大釗、毛澤東、蔡和森、惲代英等的參與。

　　同年，早期同盟會會員王拱璧在河南西華縣孝武營建設“青年村”，算是在農村地區開展的較有影響的“新村主義”實踐。青年毛澤東雖然也曾心儀“新村主義”，但最后卻選擇了農村革命，只是在新中國建立后，才把這種思想轉化成人民公社。

　　與鄉村建設派的“躬耕者”們比起來，“新村主義”更多地耽于空想，所以在中國很快就式微了。它雖受之于東瀛，卻接續了諸子百家中不見容于主流價值，也就最容易被忽略的農家思想。《漢書·藝文志》對農家的定義是：“農家者流，蓋出于農稷之官。播百谷，勸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長也。及鄙者為之，以為無所事圣王，欲使君臣并耕，悖上下之序。”這種農業烏托邦思想，曾被David Graeber在他的《債務：首個五千年》一書中視為中國先秦時代的無政府主義。

　　“他們以為中國社會的根本病根是占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農民之愚、窮、弱、私，所以要救中國必須針對這四個字著手，可是他們就沒有想到愚、窮、弱、私，只不過是中國社會病態之表現，怎樣會發生這四個病態的現象這問題，是不能由這四個字本身得到解決的。”

　　鄉村建設派的好景也不長。1937年日本的入侵打斷了他們的夢想，民族救亡比起農村的破產頹敗更形急迫。不過，就算不被戰爭打斷，鄉村建設派的啟蒙和改良的努力，也會被自身的局限迫入困境。

　　1930年，彭禹廷被敵對派系暗殺，陶行知的曉莊師范則被蔣介石下令關閉，它的血脈被汪達之在江蘇淮安的新安學校傳承，后者組織的“新安旅行團”，由少年學生組成，連續十多年行走中國各地，從事抗日宣傳。

　　國難當頭，不同的政治力量都投入救亡的行動中，梁漱溟的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解散，晏陽初的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也隨國民政府西遷至重慶，他仍然不愿放棄鄉村建設的夢想，在那里成立了中國鄉村建設學院，直至1950年被重慶軍事管制委員會宣布為“反動組織”并被軍事接管，1960年他又在菲律賓創辦了國際鄉村建設學院，此學院至今仍在運作。晏陽初對鄉村建設的努力，可謂一生不輟。

　　鄉村建設派的弱點，常常被批評為對復雜的時代處境以及當時積重難返的中國社會的認識不夠深入。1936年，新知書店出版了《中國鄉村建設批判》一書，集中了千家駒和李紫翔等知識分子對梁漱溟的鄒平實驗和晏陽初的定縣實驗的批判。

　　千家駒認為晏陽初對中國社會的整體認識是有問題的：“他們以為中國社會的根本病根是占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農民之愚、窮、弱、私，所以要救中國必須針對這四個字著手，可是他們就沒有想到愚、窮、弱、私，只不過是中國社會病態之表現，怎樣會發生這四個病態的現象這問題，是不能由這四個字本身得到解決的。”

　　他認為梁漱溟作為“鄉村哲學家”對中國問題的認識稍為深入，但其提供的解決方案不過是新瓶裝舊酒：“梁先生的‘新治道’，表面上看來好似盡善盡美，仿佛真可以令學眾一踏而入‘自由平等博愛之王國’，但說穿了卻也不過是孔老夫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老把戲;梁先生的鄉學與村學，雖然披上了一件美麗的外衣，掛上了‘組織農民，教育農民’的新招牌，戳破了說，卻也不過是現存秩序之巧妙的設計而已。”

　　在千家駒看來，這兩種實驗都會把中國帶入歷史的歧路，他雖然沒有在文中給出一個明確的解決之道，但從行文立論推斷，不外乎是反帝反封建，以階級斗爭顛覆現存制度。這正是中國共產黨當時動員革命的理論依據。

　　在溫鐵軍領導的體系之外，賀雪峰在湖北，李昌平在河南，廖曉義在四川的鄉村建設實踐都各具特色。

　　1982年起實施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曾給中國農村帶來極大的活力，但隨后展開并越演越烈的城市化運動又使農村被推入忽視的邊緣。

　　2003年，最早提出當代中國“三農問題”(農民、農村、農業)的研究者溫鐵軍，來到米鑒三和米迪剛的家鄉，也是晏陽初當年攜妻帶子在此從事平民教育和鄉村建設實驗的河北定縣翟城村，成立了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吸引了各地農民的參與和媒體的關注;2004年，溫鐵軍出任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院長，同年在北京指導成立了梁漱溟鄉村建設中心;2005年，又成立了中國人民大學鄉村建設中心，旗下擁有數家分支機構，這意味著一個承繼民國鄉村建設運動精神衣缽的當代實踐開始漸成規模。

　　同一年，中國共產黨第十六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作出了加快新農村建設的決定，顯示了對“三農問題”的重視。在溫鐵軍的影響下，中國不同地方都出現了知識分子自發的鄉村建設實踐，而各級政府亦開始執行中央政府推行的新農村建設政策，四川省和直轄市重慶更開始了城鄉統籌的試驗。從民間到官方，鄉村建設的思考和行動又重新回到了中國社會的視野。

　　溫鐵軍認為新中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同樣把其所需要的巨大制度成本轉嫁給農村，這種以產業資本、國際貿易和全球經濟一體化為主要導向的發展策略不僅帶給農民、農村、農業沉重的負擔，它本身也潛伏著巨大的危機，因為忽視農業，過度依賴糧食和資源進口，會使一個國家缺乏抗避全球性的危機特別是金融危機的能力。

　　溫鐵軍常常把自己的“逆城市化”傾向自嘲為“保守”，但在一個人人趨向城市并沉迷于高速發展的國度里，這種對農民的關懷，對農村的堅守，對農業的重視，卻容易被視為“激進”。他在這種理論認識下開展的鄉村建設實踐，比民國的前輩們更缺乏資源，但比他們走得更遠，可惜的是，他也面臨與他們同樣的困境。

　　溫鐵軍和晏陽初一樣沒有輕易放棄。在他感召下投身鄉村建設運動的邱建生，在翟城村的學院被解散后又到海南和福建等地建立新的實驗點;他的博士研究生何慧麗，繼續在河南開封掛職擔任市長助理，在那里的農村地區協助農民開展合作社運動;梁漱溟鄉村建設中心雖然負責人劉湘波2011年因車禍去世，但仍在運營，他們的工作主要是動員大學生下鄉;北京西郊的小毛驢市民農園致力于發展生態農業與城市市民的產銷網絡，辦得越來越有聲有色

　　……他們都從溫鐵軍這里獲得理論和精神支持，并共享各種資源。

　　在溫鐵軍領導的體系之外，賀雪峰在湖北，李昌平在河南，廖曉義在四川的鄉村建設實踐都各具特色。這些實踐在繼承民國時代的平民教育和農業建設傳統之外，又針對當代的問題和條件，發展出社區大學、社區支持農業、生態村和“工友之家”等工作理念和方法。不少在城市里生活工作的比較敏感的藝術家和作家，也開始從城市的處境出發，追溯到與城市現象緊密相連的鄉村問題，或從中國傳統文化在當代城市生活中的衰敗意識到要到鄉村去尋根或重建，于是他們也開始自發到農村去定居和工作，從文化和藝術的角度介入了目前在各地興起的鄉村建設運動。比較著名的有張頌仁和胡項城在上海近郊的小鎮金澤建立的基地，他們在一片廢棄的廠房里重建了一個江南風格的鄉村，一方面致力于中國農村傳統民藝的激活，另一方面還經營農場，進行有機農業的探索，而在這些物質性的建設之外，他們最重要的工作是試圖恢復農村的禮教。

　　作家野夫在四川羅江曾試行鄉村代議制度和鄉村戲劇的實驗，李英強在各地鄉村建立的“立人圖書館”經常邀請城市里的作家和知識分子給農村兒童講課，這些工作都擅長利用自身特有的文化資源，側重于文化方面的建設。

　　鄉村社群對鄉村建設的理解多從實利出發，與知識分子的理想時有沖突。你如果不能帶來實利，便得不到他們的認同，或者你可能因為幫助了一個階層，導致另一階層的利益受損，后者甚至與你為敵。

　　我本人是在2002年至2003年研究和拍攝廣州的城中村三元里時，開始觸碰到中國的城鄉關系問題，意識到城市里的城中村、貧民窟現象其實和農村的破產密切相關，所以將研究興趣轉向農村，由此了解到溫鐵軍的“三農”理論和他的鄉村建設實踐，進而讀到晏陽初的傳記，再而涉及民國時期鄉村建設運動的整個歷史。在2011年和左靖開始選定安徽黟縣碧山村作為實驗基地，成立“碧山共同體”之前，我已有長達數年對農村和社會運動問題的自我研習。我去過人去屋空的翟城村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走訪了邱建生在福建和何慧麗在河南的工作基地，參加了溫鐵軍主持的“生態文明與鄉土文化的復興”研討會，去臺灣接觸在那里從事農村運動的知識分子，反復研究各種關于中國農村的論述，觀看日本紀錄片導演小川紳介的農村紀錄片，閱讀印度作家Arundhati Roy反對水壩建設和支持農民抗爭的文章，到泰國清邁去觀察過藝術家Rirkrit Tiravanija和Kamin Lertchaiprasert在農村的“土地計劃”……所有這些都在為自己即將開始的農村實踐作準備。

　　2011年我和左靖分別在黟縣碧山村和關麓村買了一幢徽派的舊民居，決定在此地扎根，隨后我們自籌資金，在碧山村策劃組織了第一屆的“碧山豐年慶”(Bishan Harvestival)。它借用農村豐收慶典的形式，邀請了各地的藝術家、建筑師、設計師和當地的工匠、藝人合作，在一個名為“黟縣百工”的民藝調研的基礎上，創作出一些傳統工藝和生活用品的當代版，然后在碧山村的祠堂和舊糧倉展出，同時舉辦碧山村和徽州地區歷史文獻的展覽、有外來的音樂人和當地戲曲團體參與的表演、詩人們給村中孩子開講的詩歌課、關于中國農村的紀錄片和劇情片的放映、各地(包括臺灣)從事鄉村建設和農村運動的同仁的交流會、農民可自由買賣自己產品的市集，等等。

　　這只是“碧山共同體”初步的工作，它的目的在于先激活農村的公共生活，而創新民藝也許是我們目前根據自己的藝術和文化資源，唯一可以轉化為生產力，為農村創造工作機會的途徑(因為碧山村位處著名的黃山風景區，我們對目前當地依賴門票收入的鄉村旅游業模式持審慎的態度)。我們希望“碧山共同體”的工作不只在文化和藝術層面，同時也在經濟和社會層面有所拓展，例如動員村民通過“交工”和互助，減少對公共服務的依賴等。隨著以后工作的深入，每年定期舉辦的“碧山豐年慶”將成為這一年來日常工作結果的展示會。因為2011年的“碧山豐年慶”反響不錯，我們獲得了黟縣人民政府委托的2012黟縣國際攝影節的組織策劃工作，它將與今年的“碧山豐年慶”同期舉行。

　　親身參與實踐，使我更深體會到鄉村建設的困難。首先，不論是民國時代，還是今天，鄉村建設作為一種民間自發運動，它的空間其實是非常有限的，它能否獲得合法性和更大的社會空間，取決于它與政治的微妙關系。其次，鄉村建設需要資金支持，投靠資本，或依附政權，都與它的獨立態度相悖，靠動員民智民力，其路漫漫，需要長時間的堅持。晏陽初從美國獲得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資助，一方面他會被批評為投靠“帝國主義”，另一方面這是個特例，不能成為示范，不可人人為之。

　　溫鐵軍堅持他做鄉村建設的一個基本理念，就是不認同大資本對農村的剝奪，他不會接受大資本的資助，甚至不認同NGO，這樣他的同事有可能是無薪工作，僅靠理想維系。我們目前的辦法，是靠承接各種大型藝術展覽和活動的策劃工作，把碧山的工作列入它的參展項目，通過這樣分享它的預算，或用自己的工作酬勞投入，或動員朋友捐助，可這不是一個可持續的長久的方法。

　　第三，鄉村社群對鄉村建設的理解多從實利出發，與知識分子的理想時有沖突。你如果不能帶來實利，便得不到他們的認同，或者你可能因為幫助了一個階層，導致另一階層的利益受損，后者甚至與你為敵。晏陽初在定縣搞棉農合作社，以幫助他們擺脫當地銀號高利貸和中間商的盤剝，棉農很高興，可當地銀號因此紛紛倒閉，他們于是圍攻平教會，要將它逐出定縣。

　　面對這么多的困難，為什么還要從事鄉村建設?溫鐵軍說：“從我個人來說，只是一種不忍。做人，做知識分子，難免婦人之仁，如果知識分子沒有婦人之仁，如果身在主流不能反思，那就會是一種男性主義的或者說是一種趨向極端的主流思想。”

　　在我這樣一個出身農家、好不容易在城市站穩腳跟而后又渴望回歸鄉村的人看來，溫鐵軍這句話不是在表達優越感，而是在說出他悲天憫人的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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