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鐵軍 董筱丹 薛翠

　中國人民大學可持續發展高等研究院　100872

　　內容提要：本文對中國改革以來對外開放的進程和內在邏輯的演變按照宏觀經濟背景進行梳理，認為：進入21世紀之前新中國的對外開放，大致與一般發展中國家在資本短缺壓力下改善外部資本獲利條件的應變之策類似，其成敗主要取決于制度成本能否轉嫁;進入新世紀之初深化對外開放融入全球化，則屬符合規律的演變：三大差別—內需不足—國內產業過剩向國際市場釋放，伴生國際資本在金融泡沫壓力下向中國要素低谷的擴張。當前中國進入應對輸入型通脹挑戰的新階段，亟需主動進行政策調整，以維持經濟的可持續性。

　　關鍵詞：對外開放 演變歷程 資本短缺 資本過剩 全球產業重新布局

　　中國近代史上的“對外開放”作為一種任何政治取向的執政者在長期資本極度稀缺壓力下都要采取的戰略，至少可以追溯至19世紀60年代的洋務運動;其不僅與新中國20世紀50年代從蘇東國家和70年代面向西方國家的、中央政府規模負債的兩次引進制造業設備，也與被今人用“改革開放”來統而言之的1980年以來中國放權地方引進外資所發生的巨大變化相延續，具有比較研究價值。[②]

　　本文著重分析中國改革以來對外開放政策的演變過程及其內在邏輯的變化。認為：若按宏觀經濟波動背景可從時間上將其劃分為四個階段，始點分別為1980、1988、1994和2002年。從性質上歸類：在21世紀之前的對外開放三個階段，與一般后發國家類似，屬于資本極度短缺壓力下改善外部資本進入的獲利條件的應變之策;進入新世紀以后的第四個階段之所以顯著地不同于一般后發國家，則是在遭遇三大差別加大導致內需嚴重不足、造成產業資本凸現過剩壓力之后，借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機，積極尋求國內產能過剩壓力向國際市場的釋放，同期伴生著國際產業資本在金融泡沫壓力下向中國的大幅擴張。

　　一、1980：一次未竟的開放與赤字壓力下的改革

　　(一)主流理論界對改革開放的解釋

　　關于20世紀80年代年以來中國的改革開放，理論界普遍認為，中國采取了漸進式的方式。林毅夫等[③]曾將中國改革的特征歸結為“做大蛋糕”、“增量改革”、“試驗推廣”和“非激進改革”四個方面。在新世紀之初，國際主流社會對中國改革及未來發展的關注和判斷也從“中國崩潰論”轉向“中國威脅論”，并且試圖歸納西方角度的解釋。比如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喬舒亞·庫珀·雷默將中國改革之后所走過的發展道路歸納為“艱苦努力、主動創新和大膽試驗”、“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利益”、“循序漸進、積聚能量”三個方面，并冠以“北京共識”[④]。隨后在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2009年全球經濟危機挑戰下，“中國模式”已成為西方社會熱炒的對象。

　　國內外這些有關中國改革與發展的探討都有一定的參考價值。然而，若去除那種意識形態化的理論見之于客觀事物的牽強附會和從屬利益集團的理論家們的左右逢源[⑤]，認真分析20世紀80年代以來那些在進退維谷之際的具體事件，則可能會形成不同的觀點。

　　一般而言，政府在改革開放和高速增長過程中出臺的很多政策，不可能“先驗”地創新，而只能做符合認識論基本規律的應對，其在當時想要達到的調控目標大都很實際，也很直接。很多與上層建筑、意識形態相關的提法只要阻礙了調整政策的出臺，只能是按照“不爭論”的指示擱置起來。

　　對于伴隨沿海經濟發展戰略的外向型經濟發展進程，如今的理論界仍然難免因對國家宏觀政策討論背景的復雜性不甚了了而在應用研究上隔靴搔癢。

　　(二)改革開放的國內經濟背景及其經驗邏輯

　　本文對1980年前后國內的經濟政治背景進行還原，梳理出如下邏輯相關：

　　在20世紀70年代初期毛澤東在中蘇邊境戰爭構成安全威脅的壓力下主導了恢復西方外交關系，并認同周恩來提出的“四三”方案，即引進43億美元的西方成套設備調整中國工業結構，形成繼20世紀50年代第一次對蘇東開放之后的新中國“第二次對外開放”。其中，同樣由于大規模引進項目和昂貴的服務[⑥]，很快出現了與“一五”計劃完成后類似的問題：國家進行擴大再生產的投資能力嚴重不足——1974年以后，財政赤字連續突破100億[⑦]，而當時的財政總規模還不到800億，于是發生了當代中國第三次大規模的城市過剩適齡勞動力的“上山下鄉”運動，以向三農轉嫁城市危機的巨大代價。

　　1970年代末期的引進外資，屬于70年代初期毛澤東主導開放戰略的延續。1978年中國在華國鋒、鄧小平等領導者的集體決策下嘗試啟動了新一輪的、比以往更為大膽的對外開放，借西方國家經濟危機之際，從歐美和日本引進機器設備，繼續國家工業的結構性調整。僅1978年就同外國簽訂了22個大型項目，金額高達78億美元，其中有20多億是在1978年的最后10天簽訂的;此外還有50億美元的合作意向(最終沒有簽訂)。[⑧]從實際過程看，中國簽訂引進項目時承諾以現匯支出的方式支付，但由于引資規模巨大，執行中現匯支出困難，最后是經中央批準，通過中國銀行借用外資現匯75億美元來支持22個項目的建設。

　　這個引資規模，盡管與一度設想的引資總盤子500億美元距離尚遠，卻甫一執行就導致了外匯支付能力和國內財政配套能力的極度緊張，到1978年底國內投資過快導致的國民經濟紊亂已經開始顯現，遂有1978年底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治理、整頓、改革、提高”的緊縮方針。經濟過熱的勢頭一直延續到1980年，此時，前兩年累積的財政赤字已經超過300億元，而1978年中國財政收入為1132億元(這一階段財政支出過高，除引進項目、設備的配套建設外，還有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改善城鄉住房等社會福利型支出大幅增加等原因);接著便是嚴重赤字危機條件下1980、81年為降低財政赤字而壓縮基本建設投資，宏觀經濟由過熱驟然轉為蕭條。

　　(三)財政危機壓力下的外貿改革

　　經驗表明，在改革之前遭遇的財政危機中，通過知識青年下鄉“插隊”的方式向農村轉嫁危機是相對有效的“軟著陸”措施(一般后發國家都向鄉土社會轉嫁危機)，誠然，這讓農民付出巨大代價。但1980年爆發的赤字危機，與50年代第一次面向蘇東國家的對外開放造成1960和1968兩次財政危機、引發60年代全面調整的經驗之最大不同是毛澤東去世了。這一場被稱為“洋躍進”的引進外資的財政配套和外匯支付壓力所導致的財政、外匯赤字及后續危機，因與農村推行家庭承包制改革同期[⑨]，政治家很難再沿用農村集體化來使農村承擔代價，遂必須在財政、外貿等城市經濟體制上進行改革。

　　在1978年9月國務院務虛會上李先念提出，“為了減少有關項目的國內配套投資的負擔，盡量多搞些補償貿易，以減少這些項目的國內投資”;鄧小平9月16日《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的講話則直接突破了對外借款和合資經營兩個利用外資的禁區，因為搞中外合資可以風險共擔而且不用還本付息，可以突破國內償付能力和資金配套能力不足對利用外資的限制。同年12月15日，中國對外貿易部部長李強在香港向世界宣布取消外國政府貸款和外商在中國投資這兩個禁區，基本上國際貿易慣用的做法都可以干。

　　(四)放權地方政府對外開放的代價及其“體制內轉嫁”

　　這些改革固然加快了中國經濟積累和建設的步伐，但改革的另一面是制度代價——突破這些禁區，當然意味著中央政府以財政承擔的國家債務會因地方政府和企業利用外資而顯著增加;那時還是“財政一本帳統收統支”的體制，卻沒有及時總結教訓并且在責權利上予以明確，到底哪級政府、哪個部門、哪個領導人應該對國家承擔債務的大幅度增加負責?

　　這種內在之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責權利不清晰導致地方形成的債務只能由中央政府承擔最終責任，應是全國沿海爭辦開發區成為熱潮——1979-1980年中央批準開辦深圳、珠海、汕頭、廈門等4個經濟特區，1984年和1985年，進一步開放上海、天津、大連、青島、廣州等14個沿海港口城市，并將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閩南廈(門)漳(州)泉(州)三角地區開辟為沿海經濟開放區——的不容忽視的背景。

　　單就中國對外開放的內容和發展歷程看，集中的統收統支財政體制下沒有明確責權利的“基本上國際貿易慣用的做法都可以干”的外經外貿領域的體制“突破”所造成的代價，不得不在體制內尋求轉嫁方式——集體經濟解體后國家過高負債的代價難以再直接向三農轉嫁、而不得不在城市體制上“硬著陸”所催發的內生性的改革。因此，在納入這個客觀經驗過程的意義上，我們認為輿論界和理論界關于“開放先于改革，開放推進改革”的說法可以成立。

　　(五)補充背景分析：20世紀后半葉的國際產業轉移

　　從具體的動力機制看，20世紀后半葉的西方產業轉移，大抵可歸結為發達國家因制造業資本溢出效應提升了要素價格，而使其國內的制造業向外移出。

　　具體過程是：

　　1940年代中期隨二戰結束冷戰起步，出現了第一輪美國與前蘇聯重構地緣戰略為內涵的雙頭雁陣式產業轉移——美國向西歐和日本，蘇聯向東歐和中國。

　　1960年代以來，隨著產業資本復興必然發生的國內勞資矛盾不斷增加，在社會運動和科學技術發展的雙重作用下，發達國家社會開支和勞動力成本不斷提升，全球發生了第二輪發達國家主導的世界范圍內的產業結構調整，其特點是發達國家將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自己則致力于發展技術密集型和資本技術雙密集型產業，以此實現產業結構升級。

　　在六七十年代美蘇這兩個超級大國主導的冷戰時期，同屬西方陣營的幾乎完全沒有意識形態和制度摩擦的、地處冷戰前沿的國家/地區首先承接了這輪產業轉移。中國臺灣、新加坡及香港這些同屬于儒教文明的地區接受了日本的產業轉移，得以推行所謂的“出口導向型”戰略，重點發展勞動密集型的加工產業，在短時間內實現了經濟騰飛，因而列入“亞洲四小龍”(韓國在此之前也接受美國的產業轉移，形成了比較完整的產業結構)。

　　但，因為“四小龍”疆域狹小、幅員有限，在承接國際產業轉移的資本溢出效應下，其國內的資源要素迅速被重新定價。為了保證利潤空間，追求短期收益的資本遂進一步向“四小龍”周邊的土地、資源、勞動力要素價格低谷的國家和地區流動，于是便有了中國和亞洲“四小虎”短時間內的經濟迅速增長。

　　中國在1972年恢復與西方的外交關系，并且同期開始了新中國第二次“對外開放”——大量引進西方設備用于國家重偏斜的產業結構調整，1980年代珠三角“三來一補”的貿易模式和長江沿線的重化工業城市的結構調整，也正是出現于這一國際背景之下。[⑩]

　　二、1988：城市利益集團主導的“大進大出、兩頭在外”

　　許多學者對沿海經濟發展戰略的概念及其內涵進行了大量的討論，如果將其出臺的背景納入分析框架，前述關于“赤字壓力下的改革開放”的敘事邏輯仍然清晰存在——1988年的對外開放戰略仍然是緩解外匯壓力和國內經濟危機的策略手段。

　　1984—85年14個經濟特區和3個沿海經濟開放區的設立，對中國經濟增長提供了強大的引擎，但也如前幾次引進外資一樣帶來了巨大的外匯支付壓力。另一方面，中央-地方關系因疊加城鄉關系、工農關系和沿海與內地的關系而更加復雜。伴隨1985年城市經濟改革的初潮涌動，在國家工業化原始積累階段就已形成的、利益結構固化其中的城市利益集團在隨后中國改革開放政策的制定中越來越發揮主導性作用，并直接推動了中央1988年出臺沿海經濟發展戰略。

　　換句話說，沿海經濟發展戰略是一項由被迫承擔國家綜合債務償還責任的中央政府出臺的，旨在增加出口創匯以緩解70年代末大規模負債引進西方設備、以及80年代初地方投資高漲、進口激增所形成的對外債務壓力的應對性政策。

　　(一)沿海經濟發展戰略提出的背景——外債壓力

　　1984—1989年，經濟高速增長的中國連續6年呈現貿易逆差，在統一結匯的外匯管理體制下，這意味著留給了中央政府總計1581.5億元人民幣的外匯赤字，比1987年的出口總額還高。進口產品中，與宏觀經濟形勢和投資熱度密切相關的鋼材進口,占據了相當大的比重。1985年全國鋼材出口總額5185萬美元，進口總額達到627523萬美元，按當時的匯率1美元等于2.9366人民幣折算，當年鋼材進口占了全國進口總額的14.7%。

　　這使中國本就不多的外匯儲備急劇減少，1981年中國經濟急剎車后，因設備的進口需求停止，1982年外匯儲備達到69.86億美元，比1981年增加了42.78億美元;但對外開放短短一年的時間就再次將國家的外匯儲備消耗殆盡，1984年外匯儲備尚有82億美元，1985年驟然下降到26.4億美元，一直到1989年以前外匯儲備始終低于40億美元;外債債務率1985年將及60%，1988年已經上升到將近90%，這意味著出口換匯每得到1美元，將近90美分用來還外債。[11]1980年時任國務院副總理谷牧指出，從國際上看，出口額的20%-25%用來還債是比較保險的(見圖1、圖2)。

　　這本來就是一枚硬幣的兩面：在資本極度短缺時代欲加快工業化，國家在財政連年赤字、設備落后的情況下只能引進外資，但隨之而來的對外債務上升和外匯儲備下降等規律性變化，也必然反過來進一步加劇國家的財政壓力和外債壓力。

　　(二)沿海經濟發展戰略的提出

　　從1980年代末開始，“兩頭在外、大進大出”成為中國政府鼓勵沿海發展外向型經濟、出口創匯之政策的代名詞。提出過程如下：

　　1987年3月，六屆人大五次會議正式提出：“要使經濟特區、沿海開放城市和開放地區逐步形成外向型經濟。”同年召開的中共十三大則進一步確定，經濟特區、開放城市和開放地區要著重發展外向型經濟。1987年11月，國務院總理和代理總書記趙紫陽在蘇、浙、滬考察指出，“沿海地區具有天時地利的優勢，加上內地資源的支持，完全可以發展外向型經濟，走向國際市場，參與國際市場競爭，依靠發展對外經濟貿易發展經濟，這樣既可以促進沿海地區的發展，又有利于讓出國內市場給內地，帶動內陸地區的加快發展。”[12]這可以視為次年2月6日中央政治局第四次會議正式提出的“沿海經濟發展戰略”的核心思想。

　　為組織實施沿海發展戰略，1988年3月4日，國務院又在上海召開沿海地區對外開放會議，對貫徹實施沿海發展戰略作了具體部署。會議認為：“貫徹實施沿海經濟發展戰略，關鍵是必須把出口創匯抓上去，要兩頭在外、大進大出、以出保進、以進養出、進出結合。”會議還對如何具體實施沿海發展戰略的問題作了具體部署。[13]

　　聯系到前述外匯儲備緊缺的背景，就可以理解中央政府在貫徹實施沿海經濟發展戰略推動外向型經濟發展時為什么一再強調，“關鍵是必須把出口創匯抓上去，要兩頭在外、大進大出、以出保進、以進養出、進出結合。”

　　(三)“走出去”政策背后的利益集團矛盾

　　但是，“兩頭在外、大進大出”這個重要的沿海對外開放戰略，主要指向卻落在了剛剛起步、遠未完成資本原始積累的沿海鄉鎮企業身上。1987年11月，趙紫陽提出沿海經濟發展戰略時，便要求沿海地區要充分發揮勞動力資源豐富和鄉鎮企業機制靈活的優勢，大力發展“兩頭在外”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認為鄉鎮企業是“有能力參加國際競爭的，鄉鎮企業無疑應當再上新臺階，躋身外向型經濟的行列。”同年12月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進一步指出，將來中國沿海以鄉鎮企業為主要形式，依靠低工資的廉價勞動力生產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國際市場，是完全可能的。1988年1月，中共中央就上述意見正式發文。[14]

　　盡管很多理論家都認為這種設想不切合實際，因為鄉鎮企業現實存在著一系列困難：絕大多數鄉鎮企業屬于勞動密集型低端產品;技術裝備水平落后;對外貿業務幾乎一片空白;在賣方市場和國內物價不斷上漲的環境下鄉鎮企業朝外向型發展的動力不足;等等。[15]。

　　毋庸諱言，對于這些顯而易見到人所共知地步的現實問題，相關決策者是清楚的。但其內在的更為現實的考慮則是在當時物價改革失敗引發嚴重通貨膨脹和社會搶購熱潮[16]的情況下，解決沿海與內地、鄉鎮企業與國營企業爭奪原材料和市場的問題。因此，沿海地區鄉鎮企業“兩頭在外、大進大出”這一發展戰略的提出，部分地出于保護城鄉二元結構下的內含著城市利益集團導向的國家產業資本的需要。

　　事實上，自從1958年正式確立城鄉二元結構體制以來，這種內在的政策背景就長期存在;從政策最終內容看，城市工業部門主導政策走向維護其既得利益，由社隊工業更名而來的鄉鎮企業則遭到“排拒”。因此，所謂的“沿海與內地爭奪原材料和市場”，不過是城市利益集團主導政策變革的借口。盡管外向型沿海經濟與國家發展戰略的討論中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值得人們進一步反思;但這一始作俑于中央政府將外債壓力向下轉嫁、在不同經濟主體之間進行再分配的戰略的提出，從國家政策角度歷史性地宣告了中國特色的非國有企業外向型經濟發展道路的開端。

　　1989年，在這一體現城鄉制度差別的政策調整以及宏觀經濟危機的影響下，鄉鎮企業結束了持續數年的高增長態勢，進入到痛苦的轉型與分化階段——沿海地區相當多鄉鎮企業通過與地方外貿部門合營、與外商投資企業合營等方式轉為外向型發展，逐漸成為中國出口創匯的重要力量，內地鄉鎮企業則普遍陷入低迷，——中國大陸1980年代中期以來以內需為主要拉動力量的“黃金經濟增長”由此告一段落。

　　三、1994：外匯赤字下的匯率調整

　　(一)“三大赤字”壓力下的進一步對外開放

　　從1840年鴉片戰爭算起直至公元2008年，中國對外貿易的最后一次嚴重逆差出現在中央政府承擔責任的三大赤字(財政、外匯和金融)同步嚴重爆發的1993年。——中央政府為了走出1988—1991年的宏觀經濟危機而于1992年一年內開放了土地、期貨與股票三大資本市場，引發中國改革以來的第二輪圈地運動和土地開發熱。[17]1993—94年，中國不僅出現了比1978—1979年經濟過熱階段更嚴重的財政危機和外匯危機，還爆發了比1988年物價闖關時節更嚴重的通貨膨脹，以及前所未有的金融體系信貸危機[18]。

　　1993年中國GDP在上年的基礎上增長了14%，固定資產投資增長更是高達61.8%，拉動進口需求激增，僅1993年一年就出現了700億元人民幣的貿易逆差。以最典型的基礎投資品鋼材進出口貿易為例，1991年全國鋼材進口量為356萬噸，1992年增加到699萬噸;到1993年，進口量激增到2999萬噸，進口額39.15億美元，占當年全部進口額的10.5%。出口情況剛好相反，逐年下降，1991—1993年出口量分別為214萬噸、191萬噸、98萬噸，出口額分別為7.29億美元、6.65億美元和4.47億美元。[19]

　　陡然增加的貿易逆差對中國的外匯儲備和支付體系形成嚴峻挑戰。1993年底，中國外匯儲備約為211.99億美元，減去當年的短期債務余額135.46億美元后，還剩下76.53億美元，連彌補當年的貿易逆差(122.2億美元)都不夠，何況還有80年代遺留下來的貿易累積逆差(到1993年貿易累積逆差為384.6億美元)，以及823.91億美元的長期債務!這種情況，意味著中國出現了嚴重的外匯赤字和外匯儲備危機，必須作出調整。

　　能夠為1993年的貿易逆差畫上終止符的，當然有中央因1988-1991年宏觀經濟危機1992年決定進一步開放沿邊、沿江、內陸和邊境地區部分城市的政策鋪墊，但更為直接的原因則在于外匯赤字壓力下的1994年1月1日出臺的以“外匯并軌”為名的外匯體制改革，中國對美元名義匯率一次性貶值57%。

　　(二)“雙重過剩條件下的惡性循環”導致對外依存度上升

　　人民幣匯率一次性大幅貶值，國內以人民幣計價的各種能源、資源、環境、勞動力等各種要素相當于在國際市場上自動降價，也就相當于在資本全球化流動的條件下制造了一個巨大的要素低谷，使原本因1989年政治風波而受到西方制裁、在國際市場上尚不具備所謂競爭優勢的中國企業，陡然間憑空多出了巨大的成本優勢，短短幾年時間，中國的外貿格局就發生了重大變化。

　　1994年當年，仍然處在經濟過熱中的中國即由貿易逆差轉為順差。

　　1997年東亞發生金融危機時，按照當時中國分管外貿的領導者的說法，出口需求已經每年拉動經濟增長超過3個百分點[20]。從統計數據看，1997年出口對經濟增長的實際貢獻度為4.1%，1998年降為1.3%。換言之，在國內還沒有針對三大差別實施戰略調整之前，如果沒有向國際市場的轉戰，中國國內的供求早就嚴重不平衡了。

　　當1998年中國的出口需求驟然下降，理論界即有人討論中國由供不應求到供過于求的重大轉折——較早討論中國進入產能過剩階段的經濟學者是馬洪和林毅夫。1998年馬洪在一份報告中明確指出中國已經出現供給過剩。1999年林毅夫在一個小型討論團體的一次發言中指出，由于人口大國“勞動力過剩”，造成工資低下和購買力不足，而必然連帶發生“生產過剩”;這反過來壓抑勞工收入增長，因此，中國出現了“雙重過剩條件下的惡性循環”。

　　如果說1998年的此前10年，令國人聞之色變的關鍵詞是“通貨膨脹”，其間嚴重的通貨膨脹發生了兩次;那么從1998年往后一直5年的時間里，描述中國宏觀經濟走勢的關鍵詞則靜悄悄地變成了普通百姓再也聽不懂的“通貨緊縮”。

　　若從開放促改革算起，中國用了不到20年的時間完成了產業資本擴張階段市場結構的調整。但這種極為重要的經濟結構變化也必然帶來相應的經濟危機的結構性改變——中國經濟愈益直接受到外部經濟波動的影響，“輸入型危機”成為新的表現形式。

　　四、21世紀：國際經濟新循環中的對外開放

　　(一)全球產業資本重新布局

　　中國進入21世紀以來的對外開放格局，與90年代以來全球產業轉移的大背景密切相關。

　　這一輪全球產業轉移，既有西方國家自500多年前全球殖民化擴張以來一以貫之的全球地緣戰略布局的主觀考慮，[21]也客觀上是2002年以來伴隨全球新一輪泡沫化加速、實體經濟部門因要素成本攀升而謀求產業價值鏈的全球重新布局的結果。

　　1990年代初蘇東解體、世界進入后冷戰和金融資本主導全球化競爭時代，占據單極化霸權的金融帝國獲取收益方式發生本質變化，愈益依賴資本流入推動資本市場上升，在虛擬經濟領域追求流動性獲利的金融資本就愈益異化于產業資本。

　　例如，“(美國)1973—1985年，金融部門的利潤從來都沒有超過國內企業利潤的16%。1986年，這個數字達到了19%。1990年代，數字在21—30%之間徘徊，超過了戰后歷史最高水平。最近十年達到了41%。”[22]另據美國經濟分析局公布的數據分析，1996年美國金融和保險業增加值與制造業增加值的比例為43.9%，2001年為51.9%，2006年這一比例上升到了70.6%。[23]美國大型制造企業的利潤并不主要產生在它在國內的加工制造環節及其對產業鏈的垂直或水平整合，而是主要來自于國外的和下屬金融資產運營部門的金融資本收益。[24]

　　這種國內金融資本主導的產業結構調整直接形成了跨國集團對外進行產業轉移的動力。泡沫化金融逐漲殺跌獲取風險收益的本質，對由于進入和退出成本而內在具有穩健要求的實體經濟具有明顯的“擠出效應”——當原油、金屬等生產要素被泡沫化的金融資本主導定價，依賴實體要素投入的加工制造產業就會普遍面臨成本上漲的壓力。

　　與20世紀70年代的全球產業布局調整不同，那時是發達國家中產值利潤率相對較低的傳統產業部門最先向發展中國家轉移，而新一輪的布局調整中從發達國家中轉移出來的主要是現代制造業中的加工制造“環節”，而不是整個產業。

　　從產業類別來看，發達國家在繼續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在本國已失去競爭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同時，開始向發展中國家轉移資本密集型和資本技術雙密集型產業;產業轉移的重點從原來的原材料工業向加工工業、由制造業向服務業轉移，高新技術產業、金融保險業、貿易服務業、以及資本密集型的鋼鐵、汽車、石化等重化工業日益成為國際產業轉移的重點領域。

　　但從產業價值鏈的利潤分布來看，這一輪產業轉移，仍然是發達國家研發部門留在本國、生產部門靠近市場的戰略調整，與后發國家以市場換資本、換技術來加速本國工業化進程的交易和雙向選擇過程。

　　(二)中國對外開放機制的轉變

　　新一輪的國際產業資本轉移中大量移出的資本密集型或者技術、資本雙密集型產業，對資本規模、外部融資成本的大小和效率的要求較為嚴格，因而對東道國金融發展的需求和依賴也較大。當這些產業開始對外轉移時，中國不僅是產業結構相對完整、基礎設施比較齊全的國家，也是東亞金融風暴后亞洲區最為穩定的金融市場。因此，不但美國的產業向中國進行轉移，亞洲其他國家的產業也向中國轉移，中國逐漸成為世界產業轉移的主要受體。[25]

　　在這些綜合因素的作用下，到21世紀前后，中國對外經貿關系的動力就由國內產能過剩的推力為主轉變為外部需求的拉力為主;同期，主要集中在沿海的“外向型”經濟的內涵也發生了轉變：由傳統加工制造業產品為主、利潤主要是在地化產業內部分配的一般貿易，轉向了雖然產品升級但品牌和銷售利潤主要在外的新興產業和高新技術領域的原材料和市場“兩頭在外”的加工貿易。

　　于是，一方面“微笑曲線”壓抑國內企業利潤和勞工收入的機制性作用在國內逐漸普遍化;另一方面，也是更為嚴峻的問題，原材料和產品的定價權和相關制度的定制權“兩頭在外”，事實上構成了對國內制度乃至與之配套的思想理論演變的約束條件。

　　如果從進出口聯動的規律看，此次對外開放機制的轉變始于中國尚處在產業資本階段就不得不緊急應對開放經濟條件下外部金融資本危機(1997年國際熱錢沖擊東亞造成金融風暴)導致“輸入型經濟危機”爆發的1998年。

　　1998年以前，中國處于產業結構調整促進實質性產業資本擴張階段，經濟對外依存度還不高，對外開放主要服務于國內產業資本擴張需求，國內外兩種資源、兩個市場之間的替代性非常強，或者“大進小出”，或者“大出小進”，進口增速與出口增速兩條曲線幾乎完全相反(見圖5)，[26]完全不同于西方國家產業對外轉移同時虛擬性金融資本擴張階段的進口長期大于出口、貿易逆差與資本順差同步增長。

　　而1998年以后，中國的進口和出口的增減則幾乎完全同步。尤其自2002年世界經濟走出上一輪低迷之后，到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爆發之前，中國轉向兩頭在外加工貿易為主，越來越呈現“大進大出”的“雙高”態勢。

　　2002年以后中國參與國際貿易的方式以加工貿易為主，一般貿易方式的進出口額在全部進出口中占比維持在40-50%之間(見圖6)。

　　這是因為，80年代外資剛開始進入中國時，看中的是中國國內龐大的消費市場，那時候出口創匯的主力是內資企業;當90年代中國尋求在國際市場上釋放過剩產能時，外資企業的出口占比雖然有了大幅度提高，但仍遜于內資企業;進入新世紀以來，外資企業占據了中國進出口貿易額的50%以上，加工貿易進出口額的8成以上，從2001—2010年，外商投資企業加工貿易進出口占全國的平均比重為81.57%。[27]在蘇南這樣的已經形成與長三角產業資本配套的制造業結構的地區，外向型經濟的特點尤其顯著，外資企業占總進出口的比重甚至達到70%。

　　中國不僅實體經濟成為全球產業布局中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其虛擬資本也加入了全球資本循環。從全球外匯賬戶的分布格局可以看出，1990年代以來，美國的產業轉移指向是東亞地區和中國，貿易逆差也是朝向東亞。美國的貿易赤字與東亞的貿易盈余大體相抵，構成美國對東亞的依賴。

　　從美國全部海外資金收入和支出的圖中可以看到，美國從海外取得的資產收入主要來自于出售給外國投資者的證券和債券、銀行信貸或者出售公司和不動產;資產支出中，除了貿易逆差形成的經常賬戶赤字外，還有相當大比重是用于美國個人和機構購買海外資產。[28]北京大學陳平教授將其概括為：發展中國家用出口換匯再投資于發達國家金融衍生品市場，而發達國家的投資銀行則反過來用這些收入去收購發展中國家的戰略產業，從而形成在全球的戰略控制。

　　(三)中國加入國際經濟新循環的收益與成本

　　作者在近幾年來經常用下圖來揭示現行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約束下一般發展中國家對金融資本經濟國家的雙重供給(兩個粗線箭頭)及其造成的惡性循環。

　　此外，美元增發及其在全球的泛濫，加劇了全球金融資本的進一步過剩。發達國家可以通過經濟泡沫化而全球獲益，即使非金融領域也可以享受資本溢出效應，而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則因為不具有金融資本的主導權，只能以國內通貨膨脹的形式使全體國民承擔美元泡沫化和本幣通脹的雙重成本轉嫁。

　　目前，世界每年的貨幣交易額高達700—800萬億美元，其中與商品生產和流通有關的部分只占1%;世界每年的金融商品交易額超過2000萬億美元，世界GDP卻只有50萬億美元，與商品生產和流通相關的金融活動僅占2.5%。[29]新世紀以來美國累積了大約6萬億美元左右的貿易赤字，主要靠貨幣增發和資本帳戶順差來化解。而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不管有沒有外匯管制，長期凈出口都會造成國內貨幣供給大于產品和服務的供給，勢必加大國內通貨膨脹的壓力。

　　2011年2月，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易綱在一個公開場合指出：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外匯儲備少，便采用“獎出限入”政策。目前，很多地方政府仍然鼓勵創匯，但創匯已經使國際收支極不平衡。當前國際收支不平衡的主要矛盾已由外匯短缺轉為貿易順差過大、外匯儲備增長過快。經常項目或貿易順差過大，使得人民幣升值壓力較大;為了保持人民幣匯率相對穩定，央行必須購回美元，從而被迫投放基礎貨幣;較多的貨幣推高了通貨膨脹，進而物價上漲。到2010年底中國外匯儲備累計為2.85萬億美元，中國央行拋出了近20萬億元人民幣來對沖。因此，“貿易順差過大是通脹的源頭。”[30]

　　可見，外向型經濟主導與通貨膨脹惡化存在直接的正相關，包括中國在內的經濟對外依存度高的發展中國家，都不太可能靠國內政策緩解通脹。

　　五、總結

　　以上這些分析，并沒有對錯好壞的價值判斷。

　　整體來看，進入新世紀之前，由于資本嚴重短缺，中國經濟的高增長一直與高赤字和高外債壓力同步。對外開放的戰略對中國來說其實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它被中國政府在資本短缺時期作為推動經濟發展和政策調整的重要工具;另一方面，它又是加劇國家對外負債導致其后數年國內經濟困境的始作俑者。

　　從內部關系看，改革以后、新世紀之前中國的對外開放歷程，是從沿海特區、開發區起步的地方政府漸次分散引進外資，在演化出不同的外向型發展經驗的同時，也因其不能簡單化地向三農轉嫁危機，而反過來惡化了地方與國家集中體制的對立矛盾。

　　以上兩種矛盾，迫使決策層不得不進行內外由經濟而政治的重大政策調整和變革。

　　當前，中國的對外開放即將進入一個新的階段，中國對外經貿政策將發生重大調整，“‘十二五’期間，中國經濟擴內需、調結構、減順差、促平衡刻不容緩，但減順差不是壓出口，重點是增加進口。”[31]本文對過去30年中國對外開放的演變歷程所做的梳理，算是對這一重大政策調整的解讀;也借此提出，中國在增加進口的同時，也需要考慮進口產業資本與原有產業資本之間的矛盾——這是在前兩個矛盾之外、可能在新階段發生的第三個矛盾。

　　注釋：

　　*本文寫作受到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完善社會管理與維護社會穩定機制研究——農村對抗性沖突及其化解機制研究”(07&ZD048)、教育部應急課題“通過新農村建設促進國際金融危機條件下中國經濟社會的和諧與可持續發展”(2009JYJR023)、蘇州大學出版社《解讀蘇南》項目、中國人民大學985三期項目等的資助，特此感謝。

　　[①]楊殿闖、楊帥、程存旺、袁月興、何慧麗、劉海英、王平、邱建生、童波、賀瀟、袁清華、白亞麗等參與了資料收集和實地調查，一并致謝。本文由第一作者承擔資料收集和文字起草工作，第二作者承擔英文資料搜集和部分國外調研工作，第三作者提出文章的整體框架和觀點，并修改定稿。

　　[②]溫鐵軍：《百年中國，一波四折》，原載于《讀書》2001年第3期，收入溫鐵軍宏觀問題研究文集《我們到底要什么》，華夏出版社2004年。作者認為，早在清末的洋務運動可算是近代中國的第一次“對外開放”，但由于地方實務集團大量引進海外設備和原材料，而與當時國內的財政危機、外匯危機和貨幣危機相互掣肘，加劇了國內矛盾，最終只形成了中央積弱不振與地方強勢集團崛起的點狀工業布局。

　　[③] 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國的奇跡：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上海三聯書店1994年。

　　[④] http://www.china-review.com/eao.asp?id=25235;http://www.china-review.com/eao.asp?id=25236。

　　[⑤]作者注：這并不是否認國內外廣大研究人員在“中國經驗”或“中國模式”探討中所作出的努力。其實，并不是所有人都認同有一個所謂的“中國經驗”或“中國模式”，否則就難以解釋只有在看似成功的時候才有“經驗”或“模式”的提出，而在改革過程中數次面臨的危機時刻，卻幾乎無一例外的全是諸如“崩潰”、“失敗”的表白。

　　[⑥]統計也表明了周恩來提出的“四三”方案實施情況，我國從1960年代中后期到70年代用延期付款和利用中國銀行外匯存款等方式，大規模引進的機械設備價值高達42.4億美元。數據來源：石林：《當代中國的對外經濟合作》，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第320頁，轉引自崔新健《中國利用外資三十年》，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8年，第6頁。

　　[⑦] 溫鐵軍：《新中國三次對外開放的收益和成本》，《我們到底要什么》，華夏出版社2004年，第77頁。

　　[⑧] 李正華：《1978年國務院務虛會研究》，《當代中國史研究》2010年第2期。

　　[⑨]作者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雖然1978年以后政府對農村的政策以休養生息為主，但全國“一刀切”地推行大包干則是政府在財政赤字壓力之下實行的從農業中“退出”，是一場以“甩包袱”為實質的制度變遷。參見董筱丹、溫鐵軍《宏觀經濟波動與農村“治理危機”——關于改革以來“三農”與“三治”問題相關性的實證分析》，《管理世界》2008年第9期。

　　[⑩]20世紀70年代初，毛澤東在接受了中國軍事領導人關于世界大戰在20年內打不起來的判斷之后恢復與歐美日的外交關系，率先引進西方資本于國家工業化布局相對集中的沿海主要工業城市。70年代中后期，國際形勢朝著有利于第三世界國家接受產業轉移的方向發展，與此同時中國東南沿海緊張局勢也有所緩解，本來經濟基礎相對薄弱的廣東，就是在中央政府的政策傾斜下，借助毗鄰港澳的區位優勢，快速集聚國內外資源，承接了以港澳地區為主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資本的轉移，逐步形成相應的外源型產業結構，而迅速發展成為全國的經濟大省，拉開了地方政府主導的新中國“第三次對外開放”的序幕。新中國的前兩次對外開放指的是20世紀50年代和70年代的資本原始積累與第一次產業結構調整，兩次都是以國家名義進行的;所不同者，50年代引進的是蘇聯的外資;70年代是向西方國家開放引進歐美日的外資。參見溫鐵軍《新中國三次對外開放的成本與收益》，《我們到底要什么》，華夏出版社2004年;溫鐵軍等：《解讀珠三角：廣東省產業結構和發展戰略調整研究》，中國農業科學技術出版社2010年。

　　[11] 債務率是外債余額與出口收入的比率，在債務國沒有外匯儲備或不考慮外匯儲備時，這是一個衡量外債負擔和外債風險的主要指標。

　　[12] 參見田紀云《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周年》，新華出版社2009年1月。

　　[13]根據田紀云的回憶，1988年1月，趙紫陽就向鄧小平報送了《關于沿海地區經濟發展的戰略問題》報告，1月23日鄧小平批示：“完全贊成。特別是放膽地干，加速步伐，千萬不要貽誤時機。”參見田紀云《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周年》，新華出版社2009年1月。

　　[14] 參見江蘇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江蘇省志·鄉鎮工業志》，江蘇古籍出版社1996年。

　　[15]楊培新：《關于國際大循環問題的爭論》，《煙臺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8年第2期;梁桂全：《不合國情的“國際大循環”構想——兼論開放的多元優勢次階躍推進戰略》，《學術研究》1988年第4期;閻全明：《關于國際經濟大循環理論的幾點商榷》，《廣州對外貿易學院學報》1988年第4期;閔建蜀：《國際大循環理論之我見——香港中文大學工商管理學院院長閔建蜀教授談國際大循環》，《經濟管理》1988年第7期;蔡文祥：《也談國際大循環》，《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學報》1989年第3期。

　　[16]1988年，高增長和官倒公司囤積居奇條件下推出“價格闖關”不僅激起了社會搶購，全年物價指數達到18.5%;而且引發擠兌風潮，政府不得不緊急拉升存款利率，帶來國家金融部門向財政轉嫁因負利率發生的約500億人民幣赤字!隨之，1990年代全面放權讓利同時甩包袱的一系列改革問世。參見董筱丹、溫鐵軍：《宏觀經濟波動與農村治理危機——關于改革以來“三農”與“三治”問題相關性的實證分析》，《管理世界》2008年第9期。

　　[17] 楊帥、溫鐵軍：《宏觀經濟波動、財稅體制變遷與三次圈地運動》，《管理世界》2010年第4期。

　　[18] 有關此次財政危機和金融危機的發生機制、應對措施等詳細情況，作者將另外撰文分析。

　　[19] 根據前后文數據可知，1993年鋼材的凈進口將近35億美元，對當年貿易逆差的貢獻度將近30%。

　　[20]作者注：1998年初的政策討論引用了當時分管外經外貿的李嵐清副總理給江澤民總書記的報告，其中提到，中國外貿在1997年GDP中超過3個百分點的貢獻度將因受東亞金融危機影響而在1998年下降到不足1個百分點;據此，中央應及早發起擴大內需、轉變過度依賴出口的政策大調整。該報告被江澤民總書記批示，由剛在1997年宣布完成宏觀調控實現“軟著陸”的朱镕基總理主持形成了1998年及后續幾年的啟動大規模國債投資為主的積極財政政策，維持了被政策界稱為“七上八下”的經濟增長率。

　　[21]比如重化工領域，發達國家的市場容量已趨近飽和，利潤率呈下降趨勢;而在東亞地區，隨著新興工業化國家在世界制造業中地位迅速抬升，重化工業的利潤率亦不斷攀升，部分行業利潤率甚至高居工業行業之首。國際重化企業與中國企業競合就是搶占這一新興市場的重要舉措。日本、韓國、臺灣國家和地區的化工等是在貿易保護的條件下發展起來的，目標市場主要是它們當年自身的下游出口導向產業。由于鄰近中國大陸，過去20多年來它們的上游工業已經充分分享了中國輕工業化的成果，但就整體實力而言，它們在世界上是“二流選手”(日本的汽車除外)，真正的“一流選手”是歐美的重化工業企業。如今，歐美的這些500強企業正高調進入中國，它們與中國企業競合后，有可能以進口替代的方式將要素價格相對較高的日、韓、臺灣的同類產品擠出中國市場。

　　[22] 西蒙·約翰遜：《金融危機的實質是金融寡頭專政》(原題為“無聲的政變”)，《大西洋》2009年5月。作者是美國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學院教授，IMF首席經濟學家(2007—2008)。

　　[23] 李新功：《美元霸權、金融發展差異與貨幣體系錯配下中美經濟失衡及調整》，《現代經濟探討》2009年第9期。

　　[24]比如2009年正式宣布倒閉的美國通用汽車公司，就是對金融資本收益過度依賴的一個例子。“2005年7月，通用決定將下屬總產值550億美元的汽車貸款業務出售給美洲銀行。這預示著通用更加傾向于證券短期投機與金融衍生產品運作，漸漸離開其制造汽車的主營業務。2006年，通用公司盈利，主要是因為其金融公司盈利29億美元。2007年，陷入信貸危機泥潭的通用虧損達到387億美元。2009年，通用不得不破產重組。”(資料來源：《車企的利潤來自哪個環節?》，http://www.car186.com/n/xw/cspl/09-08-28/117859.html)

　　[25]李新功，美元霸權、金融發展差異與貨幣體系錯配下中美經濟失衡及調整，現代經濟探討，2009(9)。

　　[26]從下圖還可以看出，進口增速與國內宏觀經濟的熱度相關性很高，比如1984-85年和1992-93年，兩次產業資本擴張造成的宏觀經濟高漲，都引致了進口的大幅增長，同時段則是出口的回落;此外，出口變化對激勵政策比如敏感，比如1987年和1994年，應國家外貿政策調整而出現了出口高速增長。

　　[27]《中國加工貿易進出口額八成以上為外資企業所創》，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1-09/27/c_122093503.htm。2011-9-27。資料來源：John　Kemp，“《Kemp專欄》圖說美元升值與金融危機的干系”，http://cn.reuters.com/article/wtNews/idCNChina-3072020081205。圖表鏈接地址：https://customers.reuters.com/d/graphics/USEXTFLOWS.pdf。

　　[29]王建：《美國會甘愿讓貨幣霸權易手嗎?》，http://finance.ifeng.com/roll/20090603/738109.shtml。

　　[30]易綱：《貿易順差過大系通脹之源》，《新京報》2011/02/27，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1-02/27/content_204950.htm?div=-1。

　　[31]易綱：《貿易順差過大系通脹之源》，《新京報》2011/02/27，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1-02/27/content_204950.htm?di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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