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10年全國每天消失80個自然村

　　記者 馮志剛 攝

　　本報首席評論 徐迅雷

　　有一種選擇叫離開，有一種趨勢叫進城。

　　《都市快報》本期的“天下”周刊，聚焦“空心村”，對贛西北三個“空心村”進行調查，11個自然村平均居住不到8人;村民外出打工，從山村走向了城鎮，留下了“空心村”，有的地方還干脆說成是“空殼村”。“一個人的村莊”，不是詩人的浪漫想象，而是散文家的真切寫實。

　　城市化，或者更準確地說是“城鎮化”，這是一種大勢所趨。偌大國家，超過半數的人城鎮化了，這是必然的一個結果，不由人們的意志而轉移。現在農民工就有2億多在城市里干活，盡管不是具有城市市民待遇的“城里人”，但他們終歸是離開了鄉村。那么多人離開了，鄉村哪有不“空”的道理?

　　我曾經在基層當過領導，比較知道農村、農業、農民。我明白“下山脫貧”是一種歷史性的選擇。留在高高的山上，特別是留在一些行政村下面的自然村，連脫貧都很難，真是沒有多少出路的。別的不說，難以通公路就是很苦命的事，告別的選擇，看起來是無奈的選擇，其實也是文明的選擇。

　　鄉村，是我和像我一樣的許多人的童年記憶。著名導演呂克·貝松曾說：“童年是人類的父親。”從這個意義上說，鄉村其實就是“人類的父親”。但我畢竟告別了童年、離開了鄉村，這其實是我的必然選擇。我是兄弟姐妹五個，都是早已離開了鄉村，我們的下一代更無可能回到鄉村;等到年邁的父母辭世，對我們家來說，這“兩個老人的鄉村家庭”就再也與鄉村沒有多少關系了。

　　事實上，不僅僅是鄉村會有“空殼化”的變化，城市也會出現類似的情形。看過一個紀錄片，說的就是某個因發現石油而建立、興盛起來的城市，因為經過幾十年的采掘，石油已經基本采完了，人們賴以生存的主要來源枯竭了，陸陸續續搬離了這個石油之城，使之逐漸變成了“空城”。甚至美國一些行業性很強的城市，因為產業變遷，加上經濟危機，都有很多人搬離了這樣的城市。

　　應該看到，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它基本上是不可逆的。關鍵是在這個過程中，如何幫助它轉變得更自然一些，更妥帖一些，努力避免各種負面影響。特別是，要對那些一時難以“轉身”的老人們，要多加關懷。至少我們應該有辦法有措施，避免出現“留守老人死在家中無人知”這樣的情形。

　　一個人的村莊，抑或一群人的城鎮。發展，變革，需要我們尊重現實，更需要我們尊重規律。往前走吧，沿著前進的路，不同的鮮花，終歸是要次第開放的。

　　江西南坑村：一個人的村莊

　　消失的村莊·調查 特派記者 馮志剛 文/圖 發自江西安義

　　這是一個坐落在贛西北群山深處的小山村，清澈的小溪穿村而過，31座藍磚黑瓦的木屋，依山而建，散落在狹長的山坳間，掩映在青山綠水中。

　　因為一口潔凈的池塘，它得名南坑村。這個始建于清朝末期、最鼎盛時有130多口人的山村，終究沒有擋住城市化的沖擊，青壯年擠入城市討生活，一家家搬離了村莊。

　　現在，一個叫鐘兆武的64歲老人成了村里唯一的居民，守護著這個據傳清朝末年由浙江麗水遷來的村莊。

　　近日，都市快報記者來到南坑村，希望從它的盛衰中，發現成千上萬正在消失或已經消亡村落的命運軌跡。

　　人退，野豬進

　　清晨6時，山里的天空蒙蒙亮，鐘兆武家的狗“阿黃”突然吠了兩聲。鐘兆武打開房門，探出頭，向院子里張望，沒發現什么異常。

　　家里的兩只母雞趁他開門間隙，跑到院子里“咯咯”叫起來。南坑村一天的生活開始了。

　　村里除了鐘兆武之外，一條狗和兩只雞，是這個村莊里僅剩下的活物。

　　南坑村是江西省安義縣新民鄉合水村下轄的一個自然村，從安義縣城往北沿著山路行25公里，就到了這里。

　　不熟悉路的司機，只要沿著寬闊平整的水泥路，一直往山里走，就可以找到村莊。

　　天色漸漸轉亮，鐘兆武洗刷完畢，收拾灶臺，煮了兩大碗面條，就著咸菜吃個精光。飯畢，他扛起鋤頭穿過門前的小溪，來到村前一處坡地。

　　“這些該殺的，又來禍害了。”他罵的是山林里繁盛的野豬，它們趕在黎明前，從山林下到田地，糟蹋了鐘兆武剛種下的土豆和大蒜苗。

　　鐘兆武知道，和野豬家族相比，人要在這里生存，越來越不占有優勢。

　　20年前，情形完全相反，那時尋三天也發現不了野豬蹤影。

　　南坑村所在的合水村在上世紀80年代初，曾靠木材銷售成為安義縣最富裕的村子。但隨著山上的樹越砍越少，國家開始封山育林，“靠山吃山”的合水村財路斷了。

　　人均不到兩分的耕地，無法養活南坑村一家家張著嘴吃飯的人，村民開始外出打工謀生。

　　經過10多年的村民遷移，留在村里的人越來越少，最后就剩下鐘兆武一人。

　　11個自然村

　　每個村平均不到8口人

　　到2010年底，南坑村本來還有兩戶人家，4口人，即鐘兆武夫婦和(合水村)村支書鐘兆柳夫婦。

　　當年，鐘兆柳夫婦搬到了安義縣城，再沒回來。次年，鐘兆武的妻子徐毛妹也被小兒子接到縣城，照顧在縣城上學的孫女。

　　鐘兆武已記不得哪一年走了第一戶村民，但記得上世紀90年代末和2006年，村里出現了兩次大規模的外出打工潮，從而引發搬家潮。

　　“先是年輕人出去，后來四五十歲的人也跟著出去了，再后來，一些老人和孩子被接走。”第一戶村民離開時，鐘兆武還給這家遠房的堂哥買了一掛鞭炮燃放送行，預祝他生活步步高升。

　　但他很快發現了問題的嚴重，這年年底，搬家的村民越來越多，村里走掉了一半人家。

　　搬走的村民，大部分遠走甘肅、廣東、浙江等異鄉，男人多做架子工或泥工，女人則進了工廠。再后來，村里有人帶頭做起鋁合金安裝生意，并帶動了全村。

　　一些外出青壯年掙到錢后在縣城買了房子，將父母和子女接去居住，老家的房子也就慢慢遺棄了。

　　2006年，第二波村民打工潮來臨時，鐘兆武的小兒子鐘印水也離開了家，跟隨堂哥到甘肅武威市做起了鋁合金安裝生意。小兒子的重慶籍媳婦在家守了半年，終忍不住山村的清貧，隨夫而去。次年，未成家的大兒子鐘欠水偷偷遠赴廣東打工。

　　熟悉村情的鐘兆柳說，合水村有11個自然村，共計814口人，而現在留在村里的不到80人，都是年過六旬的老人，每個自然村平均不到8人。

　　幾代人相傳的岳家拳

　　和社戲、舞獅一樣失傳了

　　10月25日中午，鐘兆武在田間補種被野豬搗毀的土豆苗，回憶這些年發生的大事時，一臉的平靜。

　　午飯過后，忙完農活，鐘兆武要帶都市快報記者到村里走走。

　　雖是秋季枯水期，汩汩的溪水仍流淌不止。沿著一條平整的水泥路上行，一棟棟木房和磚混結構的民房均大門緊鎖，一些經不起風吹雨淋的已坍塌。

　　“這是我哥哥家的，這是村支書的，這是我大堂叔的……”鐘兆武64年的全部記憶，都依托于這個行將消失的村莊，即使對于已經搬走20多年的人，他仍能詳細地說出模樣和脾性。

　　村盡頭是鐘家祠堂。和那些破敗失去顏色的老宅相比，這個被刻意修繕的房子鮮亮得多。不過因為長久無人進出，祖先的牌位已被蜘蛛網占領。

　　在這里，鐘兆武說起了村莊的歷史：清朝末年，兵荒馬亂，一戶鐘姓人家從浙江麗水躲避戰亂來到這里，看此處山清水秀，便安頓下來。到了鐘兆武這一代已經是第十一代。村里出過最大的官就是村支書。

　　村史沒有成書，口口相傳了上百年。

　　對于鐘兆武，村里的祠堂、池塘、小溪和曬谷場等都能勾起一段抹不去的回憶。

　　鐘兆武說到了村里曾盛行幾十年的岳家拳。

　　南坑村在早年曾盛行習武，練習岳家拳法。村里的每一個男丁都會耍上幾招。農閑時節，村里10多個從7歲到20歲不等的孩子，會在曬谷場上聚集，跟著大人一招一式練習拳術。

　　岳家拳也跟隨鐘氏家族流傳了好幾代，很長一段時間，因有武功在身，鐘氏家族很少被人欺負，甚至在集體分田和分山林時，鐘家人都有相當的話語權。

　　但經歷了幾代鐘家人的岳家拳，最后和村里每年熱鬧的社戲、舞獅一樣，被風吹走，只留在記憶中。

　　“孩子都不學了，忙著掙錢去了。”說到失傳的武術，鐘兆武有些傷感。

　　住在縣城的哥哥鐘兆文年輕時也會一身拳腳，但幾十年沒有活動筋骨的習慣了。“那都是小時候的記憶。”在鐘兆文眼中，岳家拳失傳是一種必然，因為再沒有年輕人對它有興趣。

　　騎車到2公里外接聽手機

　　沒有他人的村落，常常寂靜得讓鐘兆武發慌。

　　每到這時，他會打開陪伴三年的收音機，調到有雜音的電臺讓里面的人大聲說話。或者，吃過晚飯打開電視，讓“聲音”回到他的世界。

　　每十天半個月，他還有一個期待，就是等待在外工作的兩個兒子打電話回家。

　　這天，小兒子鐘印水從甘肅打回電話。

　　因山里手機信號不好，鐘兆武騎車到2公里外去接聽。兒子擔心浪費父親話費，重新撥了過來。

　　兒子本是來問候父親的，可話沒說兩句，兩人就吵翻了。

　　“這個逆子，還威脅我(他)再不回來。”父子倆圍繞父親是否應該去縣城和母親團聚的事爭執不下。

　　鐘兆武拒絕到城里住的理由有：地里棉花要摘，城里花銷大，在城里住不慣。

　　被惹惱的鐘印水最后拋下一句話，如果不到縣城去住，就(讓老爸)一個人待在家里過年，他們是不會回去的。

　　鐘兆武覺得權威受到了挑戰，對著電話用當地方言大聲呵斥兒子，卻發現電話已經掛斷。

　　這晚，他賭氣連晚飯都沒做，一個人悶悶地坐著發呆。

　　“想想，我脾氣也大了，孩子本來好意打電話，被我罵走了。”事后，他有些后悔。

　　針對這次矛盾，鐘印水認為父親太固執，有好的生活不懂得享受，讓村里長輩戳小輩的脊梁骨，他有些不甘。

　　鐘印水承認他和妻兒確實不想再回到老宅生活，“因為那里要什么沒什么”。

　　鐘兆武心里也明白，讓兒子們回到農村并不現實。他們這一代已經不再靠這里的土地刨食過生活，對土地早失去了眷戀。

　　鐘兆武清楚地記得，村民搬走后，起初逢年過節，還有一些村民會回到村里在老宅門口貼上對聯，放一掛鞭炮。再后來，連這樣象征人丁興旺的事也免做了。

　　鐘兆柳說，以前過年還能熱鬧一陣的小村莊，現在一年四季都冷清。南坑村就像他，一日比一日衰老，走向應有的歸宿。

　　族人離世才有一次家族聚會

　　村子里的人走光后，土地便閑置起來，鐘兆武接手這些土地，種上水稻和旱地作物。

　　今年雨水充沛，但近兩畝的稻田，秋收時只收到800斤稻谷。野豬又一次扮演了“壞人”的角色。雖然會幾招岳家拳，但鐘兆武還是不敢進攻它們，只能將它們從稻田趕走。

　　鐘兆武承認南坑村正在消失。他覺得一座座失去了主人眷顧的房子似乎只等坍塌的那一刻。

　　不過村里一年中還是會迎來一兩次熱鬧。那就是外出的人離世后，要落葉歸根的時刻。

　　2011年12月一個寒冷的冬日，鐘兆武離家5年的嫂子賽火蓮，被丈夫和孩子用一輛面包車從縣城拉回家。

　　大哥告訴他，嫂子被南昌的大醫院確診為胃癌晚期，已時日不多。為滿足她的心愿，將她送回老家。

　　一個月后，嫂子在已經倒塌半邊房屋的老宅中斷氣。

　　鐘兆武說，也只有在這個時候，家里才會通知遠在外地的家族、親戚，只有這時才是一次難得的家族聚會，年輕人會回到老宅住上幾晚，忙完事后匆忙各奔東西。

　　這樣的聚會，每一次都有些悲涼。

　　“只剩下一個空房，怪瘆人的，住著害怕。”已經搬到城里居住7年的鐘偉奇，在鋁合金安裝生意做得有聲有色后，和很多南坑村同齡人一樣，一年難得有一次回家。對他來說，老宅只是名義上的出生地而已。

　　又一次入夜，到了睡覺時間。鐘兆武脫衣上床后，“阿黃”安靜地趴在床邊，寸步不離主人。

　　鐘兆武說，“阿黃”怕夜晚，喜歡挨人。“我也需要它來壯膽。”

　　贛西北空心村：不亡而待盡

　　消失的村莊·調查 特派記者 馮志剛 發自江西安義 文/圖

　　10月25日，從江西省安義縣(地處贛西北)新民鄉政府到合水村，十多公里的鄉村公路上幾乎遇不到什么人。

　　“越往山里走，人越少。”合水村書記鐘兆柳將面包車開到時速60公里。

　　合水村下轄的11個自然村，原本有村民814人，現居住人口不足80人(平均每個自然村不足8人)。

　　新民鄉鄉長鐘偉安說，新民鄉有1.3萬人，在國家封山育林后，很多村莊因為田地少，村民結伴外出打工，最多時外出打工人員達到四五千人之多，造成了大量的“空心村”。原本有三四十戶人家的村莊，現在很多只剩下兩三戶人家，且留守的都是老人。

　　新民鄉究竟有多少這樣的“空心村”?沒有做過統計，但鐘偉安估計超過三分之二的村都是。

　　全縣25萬人 10萬人外出務工經商

　　面包車到了合水村的行政辦公樓，4個老人在村民活動室圍成一桌摸牌消磨時光。

　　記者先后走訪了合水村(行政村)的5個自然村、合水村周邊的吊鐘行政村和塘邊行政村，調查村莊人數和留守的村民。

　　吊鐘村原有700多個村民，現居住不足100人;塘邊村有1400名村民，現居住不到300人。

　　合水村村委主任帥偉紳說，合水村多個立村一二百年的自然村，在10年內陸續成為“空心村”，其中一個原本有10多戶村民的村莊已整體荒廢，成為無人村。

　　已擔任12年村主任的帥偉紳說，合水村、吊鐘村和塘邊村的“空心”現象，并不是獨有，這在安義縣10個鄉鎮都存在，有些地方更為嚴重。

　　安義縣民政局的一份關于農村老齡人口抽查證實了帥偉紳的話。這份對全縣40個自然村的抽查結果顯示，“空心村”所占比例相當大。

　　安義縣民政局辦公室一名工作人員說，“空心村”在江西很多地方存在，有的地方比安義縣還嚴重。

　　一份材料顯示：安義縣25萬人口中有10萬人外出務工經商。他們賺錢后在縣城購房，或在農村修建新房。不過新建的樓房大半關門閉戶，一年中只有過年才會有人住上幾天。

　　病了就自己扛著

　　合水村觀坪自然村一個77歲的老人去世后三天，才被鄰居74歲的戴文和老伴帥偉蓮發現。

　　“幾天沒看他出門，擔心他病了沒人知道。”戴文從窗戶上看到老人躺在床上，喊了幾聲卻不見回應，有些慌。他喊來村委會主任帥偉紳幫忙，等眾人打開老人房門，發現老人已死亡多日。

　　“死了至少有三天，房間都有臭味了。”帥偉紳隨后通知老人外出打工的兩個兒子，兩天后，他們才趕回家中。最后尸檢證實老人是疾病突發，自然死亡。

　　觀坪村原有57戶村民，現在只有3戶7個老人居住。“患病了，床頭連一個端茶倒水的都沒有，有時腿一蹬就走了，家里人都不知道。”帥偉紳對他們的凄涼晚年同情不已。

　　戴文說，這些人家有的已經10多年沒有人居住，有的僅在過年時才住幾天人。

　　觀坪村居住的7個老人中，最小的有64歲，最大的有80多歲。“老了什么也做不了，平常就忙活點吃的。”村里7個老人，每人身體都有病疼。

　　戴文雙腿患有嚴重的風濕，還有高血壓，兩天不吃藥血壓就高。老伴帥偉蓮有心絞痛病，活動多了就發作。“有病了就自己扛著，活一天算一天。”戴文說。

　　小學辦不下去了 著火找不到人救

　　10月25日，記者踏訪觀坪村發現，村里很多房屋大門緊鎖，一些已經破敗不堪。

　　壞人會瞅準空心村僅剩下老人進行盜竊。為維護村莊的安寧，村干部不得不將已經古稀的老人組織起來在村里巡邏。

　　“他們自己生活都有問題，哪能對付賊?只是起些震懾作用罷了。”鐘兆柳說。

　　2005年，山林起火，村干部敲鑼打鼓，也只找到幾十個能上山救火的人。“全是老人，走都走不動，怎么去滅火?”說起那次經歷，鐘兆柳很感慨。

　　塘邊村書記鐘式乾說，合水村、塘邊村等村莊人少了，地荒了不少。山上的野豬也多了起來，經常下山糟蹋莊稼，地越荒越多。

　　“空心村”的學校因學生人數大量減少，很多辦不下去了。合水村小學在2011年停辦，吊鐘小學2012年只有6個學生，老師只有一個，面臨停辦的危險。

　　一些曾經人丁興旺的古老村莊，隨著年輕人外出，許多古老的文化傳統逐漸消失，一些地方已很多年不再舞龍獅、玩龍燈、唱社戲了。

　　隨著村民減少，教育、醫療、治安等公共資源日益衰弱。村里衛生所一天不如一天，老人看病也不方便。公共服務跟不上，又造成更多村民外出，如此惡性循環。

　　要想村莊不消失，需要有產業支撐

　　盡管有很多問題存在，一些老人還是愿意呆著村里。

　　戴文和南坑村的鐘兆武就是典型，他們認為村里空氣好，已經生活了幾十年習慣了，再冷清也比居住在城里安心。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宏觀室主任黨國英曾給消亡的村莊這樣定義——如果一個村莊剩的戶數和人數到達這樣一個狀態：紅白大事湊不起辦事的人手，現有適齡年輕人在村里找不下對象，后輩年輕人再不愿回村居住，那么，這個村莊也就“不亡而待盡”了。

　　鐘兆柳很贊同他的話。怎樣不讓這些“空心村”消亡，重煥生機?鐘兆柳說需要有產業支撐。

　　他曾三次到江西婺源去考察那里的古村落旅游，最大的愿望是將“和婺源條件相似”的合水村復制成另一個婺源。

　　他現在正忙著尋找投資人。“希望在這些村落消失前，能有貴人出現。”

　　過去10年 全國每天消失80個自然村

　　2012-10-28

　　根據《江西統計年鑒》的數據，江西全省的村民委員會數量，從2002年的20183個下降到2009年的17227個，減少了2956個。實際上，村莊大量消失或走入衰敗的境地，不只是在江西這樣的勞務輸出大省發生。

　　每天消失80到100個自然村

　　中國文聯副主席、國務院參事馮驥才10月20日透露，相關部門最新統計數字顯示，我國的自然村十年前有360萬個，現在則只剩270萬個，“比較妥當的說法是每一天消失80至100個村落”。

　　在今年2月發表的一篇文章中，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所長李培林提到一組數據：在1990年到2010年的20年時間里，我國的行政村數量，由于城鎮化和村莊兼并等原因，從100多萬個銳減到64萬多個。

　　“它們悄悄地逝去，沒有挽歌、沒有誄(lěi)文(即悼念的文章)、沒有祭禮，甚至沒有告別和送別，有的只是在它們的廢墟上新建文明的奠基、落成儀式和伴隨的歡呼。”李培林在文章中這樣寫道。他曾翻譯法國著名農村社會學家孟德拉斯的著作《農民的終結》(1990年出版)，并通過對廣州幾十個城中村的調查，寫成《村落的終結》一書(2004年出版)。

　　在李培林看來，產業空、青年人空、住房空、鄉村干部空，“四大皆空”造成一些鄉村的凋敝和衰落。

　　有幾位學者曾總結，推動和促使村莊不斷走向空心化的原因，主要包括經濟發展、土地改革、家庭組織關系瓦解、市場化、城鎮化、傳統觀念變革等方面。不斷外移的人口導致諸多村莊提前進入衰退階段。

　　鄉鎮平均人口和行政村平均人口都有所提高

　　根據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黨國英的研究，1999年以后，行政村數量減少的速度加快，平均年減少速度達到2.41%。

　　值得注意的是，在農村總人口逐步減少的情況下，鄉鎮平均人口和行政村平均人口都有所提高——農民搬遷到新村莊或更大的村莊，使得一些自然村消失。大規模的撤鄉并鎮并村是在政府主導下進行的，中央2004年的1號文件為此提供了政策支持。

　　有一組數據可資佐證：民政部今年6月發布的數據顯示，從2004年到2011年，全國村民委員會的數量逐年遞減，從64.4萬下降到59.0萬，平均每年減少7700多個村委會(平均每天減少21個村)。與此同時，居委會數量從2004年的7.8萬增加到去年的8.9萬。

　　上海華東理工大學社會學院教授曹錦清告訴都市快報記者，行政村基本上是伴隨撤鄉并鎮并村而減少，而自然村的消失要分兩種情況：一種是生態條件很惡劣的地方的移民搬遷，這大部分是政府行為，比如浙江武義就曾把村民從山區里搬出來;還有一種是自然消失的，本來戶數就很少的小自然村搬遷到縣里或城鎮，或者年輕人都出來打工了，只剩下老頭老太，土地也拋荒不種了，自然村就萎縮了。

　　伴隨著巨變的失落和超越的艱難

　　山西一家媒體去年曾對正在消失的村莊做過調查。調查顯示，從上世紀90年代后期以來，大量村莊人口停止增長，常住人口大幅減少，村莊敗象日顯。立村一二百年、五六百年的村莊，一個個迅速成為空殼村。村莊消亡的主要原因是：年輕一代外出打工;種田效益長期低下，農業凋敝，經濟上沒有出路;大量撤并農村中小學致父母外遷陪讀;土地被征收征用。

　　除此之外，也有一些村莊因煤礦過度開采導致的塌陷而面臨消失。去年年底有媒體報道，山西全省15萬平方公里的土地，采空區近3萬平方公里，“不適合人類居住的村莊”已超過700個。另一方面，按照山西省加快推進城鎮化的規劃，每年會有200個甚至更多的村子消失。

　　近年來，各地出現“土地城市化”的熱潮。據李培林透露，2010年以來，全國有20多個省份出臺了各種各樣撤并村莊的規劃和政策，通常是要求農民進城上樓，以宅基地換取市民權和社會保障。由此引發社會矛盾和沖突，惡性事件、群體性事件頻繁發生。

　　在那篇題為《從“農民的終結”到“村落的終結”》的文章中，李培林形容，“村落終結過程中的裂變和新生，也并不是輕松歡快的旅行，它不僅充滿利益的摩擦和文化的碰撞，而且伴隨著巨變的失落和超越的艱難”。記者 黃慶明

李錦祺為上海莘光村寫下四本村史

　　68歲上海老人寫下4本村史

　　消失的村莊·人物 記者 黃小星 文/圖 發自上海

　　1994年9月，上海莘光村西李隊農民李錦祺擁有了一個門牌號：上海水清路298弄21號，并同時擁有一個城鎮戶口。

　　18年后，68歲的李錦祺寫出4本沉甸甸的村史，但仍然后悔為消失的村莊記錄太晚。

　　這里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從不知道，被自己稱為“水清二村”“佳佳花園”“景和茗苑”的這塊土地，有過一個村莊叫“莘光”。

　　西瓜田里受啟發

　　有時閉上眼睛，身處樓房的李錦祺，會聽到幾十年前的聲音：天蒙蒙亮時，院子里的養雞房傳來公雞打鳴聲;寬闊的田埂上，拖拉機轟隆隆地開動;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村里有人第一個買上自行車，得意地摁出一連串清脆的車鈴聲……

　　他還聽到19歲那年夏天的夜晚，風吹過西瓜田發出的沙沙聲。和他一起看守瓜田的老人，每夜都會絮絮叨叨地說起村里那些“陳芝麻爛谷子”的舊事，他卻聽得津津有味。他沒有想到，自己的祖上有著這樣有趣而迷人的軼事。

　　也就是從那時開始，李錦祺開始留心村里的一草一木。漸漸地，他開始喜歡上和村里人聊天，聊到有意思的人和事，就用心記一記。比如，西李人愛生雙胞胎，62戶人家中，最多時有6對雙胞胎;比如，西李男人愛朝外跑，不愿在農村干活，而西李女人卻不肯外嫁，寧可在村莊招“住嫁囡(上門女婿)”……

　　當時，從1961年開始穩定建置的莘光大隊有10個生產隊，李錦祺所在的叫“西李”，顧名思義，也就是“位于西邊，多數姓李”——村里共有62戶人家，其中60戶人都姓李。

　　李錦祺的曾祖父是個文化人，曾經整理過李氏家譜，但隨著1949年的一把大火，李氏家譜化為灰燼。借著收集村史，李錦祺開始一點點地認識、集納家族和西李的傳統。

　　根據傳說，李錦祺推算出，公元1790年，自己的祖先就從浦東遷來莘光。在清嘉慶二十二年(1817年)的地圖上，莘莊只是個無名小鎮，屬清朝36保(華亭鄉)。據莘光家族史推算，那時，李錦祺的祖先已經在這里居住，共有七八個村莊，約幾十戶人家。

　　收集村史的工作，就這么開始了。“我想給子孫后代留下一些東西，讓他們知道自己祖祖輩輩的生活。”李錦祺這樣描述自己的初衷。

　　記錄生活的苦與樂

　　年輕時，李錦祺做過赤腳醫生、大隊會計。戴著眼鏡的他，和自己的曾祖父一樣，也算是村里“有文化”的人。

　　說起從前的日子，他笑說，最大的感受是，村里的小孩都會唱“今年望似明年好，明年還是一件破棉襖”。

　　身處其中的李錦祺，記載下村民為改變貧困付出的樸素努力。一村之隔的生產隊名叫“馬家塘”。與老實的西李隊人相比，馬家塘的社員頭腦更加活泛。膽大的村民，在計劃經濟時代，就敢偷偷種一些蔬菜和蔥，偷偷踏著自行車到上海市區的菜場去賣。最多時，馬家塘每天有83個農民，在天亮之前去賣蔥。人們一度把馬家塘叫作“蔥家塘”。

　　他還記下一樁趣事：1961年，兩個熱心的村干部為故去的獨居老人守靈，由于當時農村尚未通電，兩個村干部摸黑燒飯，結果誤把桐油當成食用油，上吐下瀉。

　　生活不全是快樂。他沉痛地記錄下一樁傷逝：1983年10月7日，大隊油糧員總出納李友根“車誤致死”。

　　那本是一個平常的下午。李友根和李錦祺說要去銀行取款，卻在差一點就進村時，因橫穿馬路被汽車撞倒身亡。原本開朗健談的李友根，去世時才43歲，留下80多歲的母親和3個未成家的子女。

　　那年，村里還有一個7歲的娃娃，也因為車禍死亡。李錦祺咀嚼出生命的無常，也想到，那些普通人一旦離開，也便再沒有什么人記得他們，似乎一點痕跡都不留下。于是，他更想為一些普通人“立傳”，至少，記住他們的名字。

　　隨著一頁一頁的記錄，許多年的時光在李錦祺的筆下流過去。他也漸漸成家立業、生兒育女。不變的是，他從未想過離開生于斯長于斯的莘光。

　　城市化建設轟轟烈烈

　　李錦祺的村史，沒有宏大的敘事。在《莘光社會各業人員之最》一章中，不乏瑣碎的記錄，但從中不難一窺時代的縮影與變遷。比如村里第一個造樓房的人、第一個開拖拉機的女人、第一個養長毛兔的人、村子里擔任赤腳醫生時間最長的人……

　　在村史中，有個章節叫“莘光大事記”。李錦祺五易其稿，記錄下莘光從1949年到2005年，56年間的“大事”：

　　1962年9月，全公社家家戶戶都裝上了電燈，實現了點燈不用油的愿望;

　　1968年10月25日，莘莊鎮上的知識青年首次來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18位青年分到10個生產隊插隊落戶;

　　1983年初，莘東大隊楊家灣生產隊楊全余一家6口人承包了生產隊60畝土地，成為全縣種糧大戶……

　　微觀的記錄背后，上海的城市化進程轟轟烈烈。1992年4月，上海市政府同意莘莊鎮橫瀝巷東面開發，莘光村的部分土地劃入規劃范圍，此后，莘光村的農民開始陸續動遷。

　　1992年9月26日，國務院決定撤銷上海縣和原閔行區，建立新的閔行區，莘光劃入閔行區管轄區域。

　　1993年，李錦祺記下的大事是：莘光村成立股份制公司，動員村民自愿入股。年底，莘光股份公司第一次分紅，每一股分得640元現金。

　　1996年11月，莘光撤隊工作開始，首批撤掉了3個生產隊。1999年，閔行區政府發布貫徹《上海市撤村、撤隊集體資產處置暫行方法》的實施細則。莘光的10個生產隊，在五年內全部撤光。

　　同樣的風，吹過的已不是同樣的土地。

　　淡薄的人情

　　昔日莘光的土地上，很快建起20多個大大小小的居住小區，成立了13個居委會。

　　1994年9月，西李隊第一期30戶居民遷入水清二村，李錦祺住進整齊劃一的六層居民樓。原先的莘光村人，也陸續住進“平陽一村”“佳佳花園”“麗華公寓”……

　　他同時領到一個城鎮戶口，被統一安排進閔行農村勞動力安置單位——興達公司下屬工廠工作。

　　住進樓房的李錦祺，在新鮮感消失之后，漸漸覺得有些不適應。一個顯著的變化是，他不能再去串門了。

　　他懷念從前在村里時，一吃完晚飯，就家家戶戶地串門。遠遠地，老朋友在小院聽到他的喊聲，就趕緊為他打開門。一直聊到夜幕低垂，再心滿意足地回家。

　　而現在，雖然住在樓上樓下，村民都變成鄰居，但一關起門，每家都是一個獨立隔斷的小天地。

　　久而久之，李錦祺發現，很多滿地跑的娃娃，他已經不知道是哪家的了。年輕人看到他，頭一仰，跟沒看見似的走開了。李錦祺感到不可思議：這要是在注重傳統秩序的西李隊，簡直是“大逆不道”。

　　那些原先在村莊里無話不談的老友，也僅在家里有紅白喜事時才會聚在一起。“只剩下各自的親情，鄉情都消失了。”李錦祺摘下眼鏡，嘆口氣，“人與人之間的感情，比從前淡薄了許多。”

　　1996年6月，興達公司解散，52歲的他被“退職”。以后7年，他每月只能從公司領到270元的生活費。為了自謀出路，他去小區和公司做過兩年門衛。

　　終日守著別人的大樓，偶爾，李錦祺會想起田間自給自足的日子，“種好地，只管嘴巴吃飽就行了”。

　　他越來越心疼自己忙著讀書的孫女，“以前在農村，考不上學，大不了回家種地，現在考不上學，連地都沒得種”。

　　年輕人對村史不感興趣

　　2004年7月，李錦祺正式退休，每月能領到725元退休金，時間也比以前寬裕了許多。于是，他加快了撰寫莘光村史的步伐。

　　李錦祺說，自己寫的，更多的是對一些平凡人、平凡事的記錄。他想忠誠地記錄過去與現在的原貌，“證明在這片土地上，曾發生過什么”。

　　他把4本記錄分別命名為《莘光記憶》(分為家族史資料和村史資料)、《晚霞》、《鄉魂》。

　　《鄉魂》里，記錄下從1950年1月1日到2009年12月31日，60年內莘光故去的927位村人。這是近年來，李錦祺一趟趟地跑派出所和檔案館，一點點地“攢”出來的。

　　年輕時村里人逝去的傷感，至今仍令他難以釋懷。李錦祺在《鄉魂》的扉頁寫道：“希望本書能讓后輩追思我們已故親人、先輩、祖先，千萬不要忘記我們的過去。”

　　這些年，他陸續把4本資料自費印刷了幾十本，發放給原先的莘光村人看。很多老一輩人，都從李錦祺的記錄里找到或重新認識自己的先人。82歲的老人張士明，甚至請李錦祺幫忙搜集家譜——父親過世得早，母親改嫁，他甚至不知道自己親生父親的名字。

　　但幾乎沒有年輕人問李錦祺借族譜看。即使送出去的族譜，也可能被隨意丟擲在一邊。

　　李錦祺掩飾不住失望：“等我們這一代人都去了，誰會記得莘光的歷史呢?”

　　“你覺得莘光村還在嗎?”有人問李錦祺，他肯定地說，“當然在”。

　　初中文化的他又突然感嘆：“但城市化的進程、歷史的車輪是擋不住的。”

　　從大林隊農民1994年7月動遷搬進水清三村，到瞿家灣隊最后一批農民于2005年5月搬進景和茗苑，僅用了10年時間，莘光村消失了。

　　李錦祺心里很清楚，已經用了50年的“莘光”一詞，現在僅僅用在莘光實業公司、莘光學校、莘光農貿市場上，如果有一天，這些單位不再用“莘光”二字，那么，連同“莘光”這個詞，也將在歷史上消失。

　　快報與讀者一起寫下村莊口述史

　　消失的村莊·口述 過去幾年，“故鄉淪陷”的話題不斷被許多人提起。有人認為，“這已經不僅僅是農村生存的自然條件和社會環境的淪陷了，這更是一種溫情的生活樣式、行為準則、倫理道義、生存價值的淪陷了”。最近，中國文聯副主席、國務院參事馮驥才談到傳統村落的大量消失，再次引起人們的討論。

　　圍繞村莊消亡等話題，10月26日，華東理工大學社會學院教授曹錦清接受了都市快報記者的采訪。曹錦清1949年出生于浙江蘭溪，自1988年開始從事農村問題研究，曾與同事用四年時間實地調查寫成《當代浙北鄉村的社會文化變遷》，之后，他又完成《黃河邊的中國：一個學者對鄉村社會的觀察與思考》一書，引起廣泛關注。他還著有《如何研究中國》等作品。

　　在曹錦清看來，“故鄉淪陷”的說法，可以理解為過快的工業化和城市化后帶來的傷感情懷，因為原來熟悉的東西都消失了，但一個現實是，“你我都回不去了”。

　　曹錦清認為，這是一種“懷鄉病”，許多人曾經從農村出來，但已經成了城市人，回不到農村去了，他們既享受城市的便利，又厭惡它的某些東西，于是把原來家鄉的事物美化了。城市化帶來的一種病，就是把田園鄉村浪漫化，作為一種精神寄托，但這不可能變成一種實踐，很多人也不會為農村的改變做一點點努力。

　　“原來農村里有熟悉的山、熟悉的水、熟悉的鄉親，都市里都是競爭、壓力、擁擠、冷漠的人際關系，一回到家鄉一看，童年美好的記憶沒有了，會讓人傷感，但是他們也不可能再回到農村這個環境里了。”曹錦清說，“現在如果回到你的農村去，你待一個星期是可以的，但是你待個半年試試看?連農民工都回不了他的老家了，因為一個基本的道理就是農村沒有掙錢的機會，靠一畝三分地，連填飽肚皮都有點困難了。”

　　在他看來，農村要面對很多現實的問題，過去那種以自給自足為主體的經濟，已經完全不一樣了，農民生產的東西要賣掉才能生活，生活所需的消費品又要從市場上買來，他們已經深深卷入到市場經濟里了。想恢復村莊的傳統手工業或傳統民族藝術，也要形成一種帶動當地農民收入增長的可循環經濟模式才行，這才是比較實際的。

　　另一方面，那些已經離開鄉村到城市就業與生活的農民工，也面臨同樣現實的問題。今年年初，中國社會科學院及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均顯示，2011年中國城鎮人口首次超過農村人口，城鎮化水平超過51%。但據曹錦清估算，這當中約有1.5億人是跨省市打工的非戶籍常住人口，他們雖然被城鎮化數據統計在內，也在城市里租房、打工，卻不能享受城市的一般福利，沒有真正融入城市社會。

　　在感嘆田園生活遠去之余，這些都是要考慮的實際問題。

　　記者 黃慶明

　　可以懷念，無法廝守

　　你我都回不去的故鄉

　　也許能讓包括李錦祺在內的民間修史者感到欣慰的是，已有越來越多的人，在為自己的村莊、家族修史：

　　哈爾濱60歲的鞠家彬和45歲的宮殿偉，為了紀念有著196年歷史、即將變為哈南工業新城中心區的平樂村，用了一年半時間寫出《家鄉記憶》，并在另外兩名村民贊助下印刷600冊，免費發放給村民;

　　年近七旬的天津武清區石各莊鎮西南莊村村民周文章，白天種地，晚上寫村志，為的是給舊事、舊貌逐漸淘汰消失的西南莊村，留下一份歷史記憶……

　　在一些地方，修撰村史甚至上升為政府行動：

　　今年年初，為了搶救28個村改居村莊的民俗文化，洛陽市洛龍區檔案史志局組織50多名“老秀才(史志員)”，搜集各村的歷史沿革、民俗風情等資料，完成了50萬字的《消失的村莊》初稿;

　　在西安市灞橋區政府的牽頭下，數百人參與、歷時6年、收錄全區229個行政村村史的《灞橋村史》一書，不久前剛剛出版，有人評價，這本書留住了“都市里正在消失的歷史記憶”……

　　一些地方已設置了村史展覽館、農具博物館;也有許多網友在微博、博客上記錄故鄉的村莊，為村莊定格影像。

　　所有人的目的似乎殊途同歸：給子孫后代，留下那些消失的，或正在消失的村莊的記憶;讓子孫后代，有朝一日知道自己從哪里來，并且更清楚以后該去往何處。

　　同樣，為了留住記憶，過去一個星期，“@都市快報中國新聞部”在新浪微博上發布“尋找我們的鄉村”的消息，讀者、網友踴躍回復。

　　這是他們對村莊的回憶，但或許，你能從中找到夢中故鄉的影子。你記憶中的村莊，是否美麗如昔?

山西呂梁市臨縣磧口鎮李家山村

山西運城市稷山縣太陽鄉廟岔村

山西臨汾市大寧縣徐家垛鄉南山村

　　講述人：

　　@排骨肉包_sunny

　　村莊：

　　黑龍江省

　　哈爾濱市

　　依蘭縣宏克利鎮

　　鎮南屯

　　講述人：

　　@到處找水喝

　　村莊：

　　安徽省淮北市

　　濉溪縣臨渙鎮

　　沈圩村張后莊

　　講述人：

　　@黃饒農民

　　村莊：

　　浙江省建德市

　　下涯鎮

　　之江村

　　我們村莊都是勤勞的好人

　　我的故鄉人杰地靈，200多人的村莊出了20多個大學生。莊南有棵古槐，幾個人伸開雙臂才能抱得過來，據說當年秦瓊在這棵樹上拴過馬。村北有一泉眼，泉水清冽甘甜，冬暖夏涼。莊西是淮河的一條支流傍村而流。所以外人迷信地說，我們村莊的風水好。

　　莊上村民勤勞團結，民風淳樸。無論誰家里有活，招呼一聲，大家就都來幫忙了。每年清明節早晨，年長的老者吆喝一聲，莊上的人就各自拎著鐵鍬和鐵锨，一起去祖墳上去添墳，燒紙錢了。

　　每年大年初一，莊上的大人小孩都挨家挨戶拜年，晚輩給長輩磕頭拜年，輩分長的就備好花生瓜子糖果，等著招待來拜年的人。

　　小時候，派出所在鎮上查驗自行車。工作人員一得知主人是張后莊的村民，便馬上放行，因為這個村莊很有威望，在附近人們的心目中，我們整個村莊都是勤勞的好人。

　　我還記得，有個大冬天，一位外村的婦女牽一頭耕牛過河，結果耕牛癱坐在小河中間，婦女哭得沒辦法。我們的生產隊長招呼一聲，莊上的男人出動，硬是把耕牛從水里拉了上來。

　　奶奶村子的荒涼破敗讓人想哭

　　今年國慶，去了奶奶曾經居住的村子，荒涼、破敗的場景讓人想哭。兒時，大部分寒暑假的記憶都在這里，抓蟈蟈，逮螞蚱，打麻雀，摘了西紅柿和黃瓜放在冰涼的井水里，吃著不知道有沒有烤熟的小麥。酷熱的夏天，要么捧半個西瓜跑到沙包山，要么鉆進冬暖夏涼的地窖里。這種快樂是現在任何一個度假村都無法給予的!

　　記憶里，這個村莊在我小時候有上百人。現在村里很少能看到年輕人，他們都出外打工或者上學了。幾乎看不到女孩子，光棍很多。村里最多的是一些留守老人，在打麻將或者打牌。可能因為人少，道路也比以前臟了很多。

　　故鄉是我小時候的天堂

　　我生活的村莊地處新安江上游，風景極佳，而且有歷史、有故事。

　　傳說中，這里是唐朝高宗時期帶兵起義的陳碩真的故鄉，她自稱“文佳皇帝”。村子里還流傳著很多跟黃巢起義有關的故事。

　　因為臨江，小時候，我們在這里游泳、摸魚、捉蝦，感覺就像天堂一樣。所以盡管村莊里也有很多人出去上學、打工，我還是很戀家，只在中途去西藏林芝當過幾年兵。當兵時，也常常想家，想念這條江。現在有了女兒，也常常帶女兒回去。

　　如今的村莊已成了攝影愛好者的天堂，也建起了大型休閑農莊。聽說這塊地方以后要開發為度假村項目，那么我們村子，可能不久也要消失了。以前我和那些離開家鄉的小伙伴，逢年過節還可以回村里聚一聚。如果以后村莊消失了，我們的聯系可能也就少了。

　　講述人：

　　@guxilaoreng

　　村莊：

　　北京市海淀區

　　六郎莊村

　　凡出生在這村的人都有福分

　　我的故鄉海淀區六郎莊，是一個即將因拆遷消失的村莊(編者注：據報道，2010年下半年，海淀六郎莊村啟動騰退拆遷工作)。

　　據說，這個村只是由于北宋時期楊六郎排兵布陣時在這住過一夜而得名，其實當時沒幾戶人家。

　　1960年以前，在春季，這里是城里人郊游踏青的好地方。

　　秋天是豐收的季節，海淀鎮的許多人都會來這里購買蓮藕、菱角、荸薺、毛豆等新鮮的農產品。

　　在冬季，大雪封門、沒過膝蓋的年份里(55年前)，山野一片潔白，大人出門掃雪，孩子滾雪球，很快村內就干干凈凈。

　　故鄉情伴隨我的終生。村里基本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歸的農民，善良、淳樸、憨厚，父老鄉親們都是在這種祥和與溫馨中相安度日。出生在這個村，真是我最大的福分。

　　這里有我的父母、老師及鄉鄰、同班同學們，他們的親情、友情、恩情，六十余年不敢有忘。這里的山山水水、溝溝汊汊，這里的荷花、蓮藕、毛豆，還有這萬畝稻田綠茵如毯，垂柳依依的景象，“稻花香里說豐年，聽取蛙聲一片”的時光，清新帶著香味的空氣，寒涼刺骨透著清涼香甜的泉眼水，更會叫人終生難忘。

　　讓我們的后輩永遠記住：凡出生在這村的人都有福分，都應感到自豪、驕傲。

　　記者 黃小星 采訪整理

　　空 村

　　消失的村莊·影像 特約撰稿 馬卓 文/圖

　　山西的山山水水、風土人情吸引著我，讓我一次次走進山西，走進那些蘊藏著深厚人文歷史遺存的名城古鎮、山野鄉村。

　　然而，在我感受山西輝煌歷史文化的同時，也被那些衰落殘敗的鄉村，被那些在村莊中留守的人們——那些荷鋤負擔的爹娘、青春待嫁的姐妹、遠望重山的兄弟以及在空蕩蕩的鄉村街道奔跑游戲的孩子所觸動。這些寂寥落寞的空巢，是我們走進城市前的故園，是我們無數人內心的歸宿，也是中國現代文明遺落的胎衣與襁褓。

　　在那里，我看到美好的事物正在悄然消逝，人群漸疏，村莊老去，生動而溫情的兒時記憶，在現實的凜冽大風中行將湮滅。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和城鎮化建設的日益推進，曾經恬然自適的鄉村，被城市的現代文明所逼迫與吸引。

　　世世代代生長于斯、勞作于斯的農民，舍棄了自己的家園，奔赴一個個未知究竟的夢想而去。一種生活方式正在洶涌而來的都市文明面前迅速衰落、消逝，這些空寂的村莊也許是國人數千年生存形態的最后一抹痕跡。他們的生存狀況、生存環境、思想情感，不僅是山西農村的現實縮影，同時也是不應該被我們忽視的中國農村最廣大、最真實的存在。

　　作為一個觀看者和攝影師，我無力拯救那些平凡的生命，我也無力使那些敗落的村莊重現昔日的活力。我唯一可以做的，是為我們曾經的鄉村家園，為那些真實而貧弱的生命存真。我希望人們通過這些影像看看他們，在重拾鄉村故園帶與我們的溫情記憶的同時，真實地去感受和面對殘酷的現實經驗帶與我們的內心哀痛。

　　馬卓，中國攝影師。2009年9月開始，《空村》成為馬卓的標簽。《空村》，是以山西全境11市歷史久遠卻日漸衰敗的36個村莊為背景，進行的一組歷時14個月的紀實攝影。馬卓將“影像視角探觸到一個久被忽略的盲區”，提出了“一種古老生活方式在都市文明面前迅速衰落、消逝”的現實問題，由此摘得當年“平遙國際攝影節”最高獎優秀攝影師大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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