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社是正道

粵進

委內瑞拉近年來正紅紅火火地開展起符合本國國情的社會主義革命，這場革命也可以稱之為改造，我看與我國50年代由新民主主義社會轉為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時期是相似的。就其深入性來說，不妨稱之為表達上更顯徹底的“革命”，況且委內瑞拉當局也直言其為“玻利瓦爾革命”。我很自覺地關注起日趨成為新興社會主義國家的委內瑞拉的變革，期望從中了解一下社會主義發展的路徑。

兩周前看到新聞，《委內瑞拉將建人民公社大食堂 低價供應美食》，“委內瑞拉”和“人民公社”兩個對我來說猶有親切感的名詞同時出現在一篇新聞中了，我趕忙閱讀，“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宣布開放政府資助的餐廳，敞開供應低價美食和高檔服務。”

聯想起先前河北周家莊人民公社有億萬分紅的新聞引起網友的矚目，和原國防科委情報組核心組組長惲仁祥同志的《人民公社好》，網友“窮鄉親”的《撤銷人民公社是一次真正的大折騰》等文章，我確實感到要求給人民公社重新評價的呼聲正悄然高漲，這次委內瑞拉的又一條社會主義新政推出，更使我們除了有國內的實例和呼聲后，又有了海外事例的有力證明。

人民公社是“三面紅旗”的其中一面，翻案后，“三面紅旗”作為妨礙復辟的經濟基礎而先后被砍倒，“權威”和反動派更是對社會主義建設摸索過程中的一些失誤添油加醋地誣蔑，妄圖截斷重樹“三面紅旗”的道路。談到這，也不妨順道為“三面紅旗”掃掃造謠的右派撒的塵灰。“總路線”如同其名，就是給我國當時的建設指明正確的方向，“一化三改”這個大方向有什么問題呢？當然是沒有的。不搞工業化，不實行各行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就不能實現現代化，就不能持久發展，就不能真正實現國家的獨立自主和繁榮富強。

“大躍進”是右派津津樂道的歷史話題，似乎真是共產主義犯的什么大錯，可研究歷史應該是謹慎和精細的，不能因為毛澤東初始贊成過“大躍進”，就想當然地認為毛澤東是其后的一些問題的責任人。在毛澤東對外公布“趕美超英”的設想前，中央的一些領導人早就在公開的會議上提出過這個計劃，而且提出時也是根據當時的發展速度推算的，不存在現在的一些官員“拍腦袋”決策的情況。經集體同意，毛主席才會在外交場合說這些話。后來由于部分干部的弄虛作假，出現過嚴重的報高情況，但刮起浮夸風的主要是中央中的個別實用主義者（不要看到有“實用”兩字就認為實用主義者不弄虛作假，只要有利于其自身利益，他們就利用，而不管其真偽善惡。現在國內各種數據的“美化”其實比“大躍進”更有過之而無不及，全拜“黑白貓”的“功勞”，實用主義發揮的效用更大了）和各級地方官中的跟風分子，當然也有宣傳機構中一些缺乏嚴謹作風的新聞工作者的責任，但起領導作用的實用主義者與共產主義有什么內在關系嗎？混進黨內的實用主義者始終不是共產主義者啊。根據原《人民日報》總編輯兼新華社社長吳冷西同志的回憶文章及紀實性著作《毛澤東傳》提供的史實證實，毛澤東在察覺存在大量虛報的情況后，就開始了長期的、不斷的指示糾正。現在的公開宣傳都只提“大躍進”的負面新聞，如存在虛假、影響了某些地方的經濟運行等，卻不提“大躍進”也有成績，全國工業的模范：大慶就是在“大躍進”中成長起來的。“大躍進”期間建設了許多公路、大橋、鐵路，興修水電工程可能對當時的日常農業生產可能造成了一定影響，但卻為日后更好地發展農業提供了保障。“大躍進”也培養了人民群眾對勞動啊熱愛和排除萬難的工作精神，形成難以估量的思想力量。

社會上的主流宣傳對人民公社的貶評與“大躍進”相連的是“浮夸風”，我記得高中學歷史時經常看到幾幅圖畫，如一頭像大象一樣高大的豬上騎著幾個小孩、一臺貨車載著一個大玉米、樹上的果子碩大無比等，似乎這就證明了當年如何弄虛作假。我們不難揭破這些誤導，凡是與社會接觸過的人都能輕易地判斷出豬有沒有可能長得像象般龐大、玉米有沒有可能大得與車等長等問題。換言之，這些宣傳畫只是對生產領域欣欣向榮的現象采取夸張的形式表達出來，使我們義憤的是，一些人為了達到妖魔化社會主義歷史的目的，隨意地歪曲當時宣傳畫表達的意思，混淆真偽地誤導青年一代，此行為可稱為“卑鄙”。人民公社的生產力絕不是右派宣稱的“低下”，山西省大寨村的成功就最有說服力，在一窮二白的歷史背景和不適宜種植的惡劣的自然環境下，大寨人民緊跟書記陳永貴的步子，團結協作、斗私批修、無私奉獻，充分發揮了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優越性，把大寨建成了全國農業的典范。一些地方的村莊之所以落后主要在于其自身的弊病，他們只顧埋怨制度的“不是”，卻不反思自己勤勞與否，不檢討自己是否有惰性、是否還惦念私利。

有一種“補課論”（或曰“違背規律論”），認為人民公社辦早了，違背了客觀規律，要先補資本主義的課，那要生產力達到什么水平才適合辦呢？像墻頭草般跟風搖擺的“補課論”者從沒給出明確的答案，他們只是翹起手來不做調研，無視當時我國迫切需要農業合作化的實情，忽視當時各地人民獲得實利后干勁更足而迫切要求成立起程度更高的合作化組織的愿望，憑空想出一些符合上面意見的觀點來否定人民公社。看來，以一張嘴做研究的“補課論”者才是真正的以主觀意志對事物作出定論的胡扯蠻干之人。

也有一些右派把“平均主義”歸為人民公社的所謂“錯誤”，這是欲加之罪，因為1958年8月召開在北戴河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的《關于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第五條就規定分配制度是“按勞取酬”（也就是按勞分配）。一些基層干部可能是過度熱情，使某些公社出現“平均主義”現象，我認為對于這些“好心但辦錯了事”的情況無譴責的必要，一是其影響不大，二是當時全民的生產積極性很高，鼓足干勁多塊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思想影響著全社會，置身潮流中順勢而為也是人之常情。但即使是不能保證勞動者公平的“平均主義”，也遠比現在的按生產要素分配要公平得多。按資分配是資本家的世界，要是失去唯一的資產——可供資產階級榨取剩余價值的自身的勞動力，那勞動人民連“平均主義”下雖不完全公平，卻也是穩有的保障都失去了。

還有一些無事找茬的右派攻擊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政策使“政社不分”。政社合一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鞏固了黨政關系，加強了無產階級政黨的執政力，這有什么壞處呢？大概只是不符合右派吹捧的西方資產階級民主制度中的黨政各自獨立之類的制度規章，說白了，右派不承認“黨指導一切”的目的還是為了取消壓在他們背上的無產階級專政，代之以資產階級專政。反動分子賀衛方不是在“新西山會議”上叫囂過要搞資產階級法律制度，稱沒有“登記”的中國共產黨為非法嗎？

人民公社實行是集體所有制，與河南省南街村等走集體化道路的村莊的實質是差不多的。現在國內的一些集體所有制的村莊只是在上世紀80、90年代廢除公社的大潮中頂不住壓力，才改名換姓，但其內核還是與人民公社體制相差無幾的。要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應當大力宣傳南街村等紅色村莊走集體主義路線取得的輝煌成績，就是當年因“大包干”而聞名天下，被神化得上天的小崗村也終于面對現實、承認落后，前往南街村考察學習了（小崗村的失敗沒落可看《小崗村：一條越走越窄的小農經濟“老路”》等文）。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實行了30年，多數村莊也走了這條路線，實踐檢驗真理，現在把小崗村與南街村為代表的兩種模式相比較，孰優孰劣已無須贅言。

概而括之，人民公社是建國后經濟、政治形勢發展的必然趨勢，右派否定其擴展壯大的合理性其實就是想借此否定社會主義改造，否定人民共和國的人民創造的歷史！

連新生的社會主義國家委內瑞拉都吸納了利民惠民的人民公社模式，我們卻棄如敝屣，真叫人感到遺憾。“（委內瑞拉）政府將建立社會主義人民公社，為全社會生產各類糧食和蔬菜，保障委內瑞拉人民食品供應。”想到國內近年來物價飛漲，勞動人民在食物方面的支出占總開銷的比例連創新高中，生豬及一些蔬菜的價格已下跌，但銷售價仍降不了多少，多余的利潤去哪呢？我又看了一眼新聞冀望得到啟示：“為了緩解食物短缺，查韋斯沒收了美國食品業巨擘嘉吉(Cargill)在委內瑞拉的一座大米加工廠，理由是其不生產政府限價品種米。此外他還將一家愛爾蘭種植木材的農莊收歸國有。查韋斯譴責該國的通貨膨脹過快是因為黑心的商人亂開價。查韋斯譴責該國的通貨膨脹過快是因為黑心的商人亂開價。”

強調集體所有的人民公社似乎離我們越來越遠了，允許“土地流轉”的潘多拉盒子在去年末3中會通過《……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的決定》后打開了，為農村私有化大開方便之門的后果是促進了早在農村生根發芽的的大地主（大農場主）、大資本家（專業大戶）階層的茁壯崛起。我把新聞看到結尾，“政府還將對委現有被非法占有的土地進行調查，凡原屬于國家、被大莊園主非法占有并長期閑置的耕地，或種植與開發潛力不符的耕地，一律收歸國有。政府將建立社會主義人民公社，為全社會生產各類糧食和蔬菜，保障委內瑞拉人民食品供應。國家土地局局長卡洛斯表示，收復行動將依法進行，收回的土地將屬于全社會。”人間正道究竟是哪條呢？我是信任以為人民服務為本的人民公社制度的。

主體98（2009）年3月26日
于智106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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