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60年來關于農村兩條道路之爭

尊敬的李老師：

    拜讀您對《今晚報》記者孫玉松的采訪報導《存活51年的周家莊人民公社農民無人外出打工》的評論和孫記者的報導原文以及一些讀者為此而表達的驚喜感言。既受啟發又引起我一連串的聯想。

    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糧食又是基礎的基礎。人言手中有糧心中不慌。要解決13億人的糧食問題,是靠家庭聯產承包的小農生產呢?還是靠把農民組織起來集體經營,利用現代科學技術實現農業的現代化來解決呢?毛主席早在1943年時,就號召農民男女老少組織起來,成為一支勞動大軍。指出:“在農民群眾方面,幾千年來都是一家一戶就是一個生產單位,這種分散的個體生產,就是封建統治的基礎,而使農民自己陷于永遠的窮苦?？朔@種狀況的唯一辦法,就是逐漸地集體化;而達到集體化的唯一道路,依據列寧所說,就是經過合作社?！?見《毛選》三卷931頁)

    毛主席在《關于農業互助合作的兩次談話》中指出：“要搞社會主義”。確保私有“是資產階級觀念”。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惠，難矣哉”?！把圆患傲x”就是言不及社會主義，不搞社會主義。搞農貸，發救濟糧，依率計征，依法減免，興修小型水利，打井開渠，深耕密植，合理施肥，推廣新式步犁，水車，噴霧器，農藥等等，這些都是好事。但是不靠社會主義，只在小農經濟基礎上搞這一套，那就是對農民行小惠。這些好事跟總路線、社會主義聯系起來，那就不同了，就不是小惠了。必須搞社會主義，使這些好事與社會主義聯系起來。至于“確保私有”，“四大自由”（即土地買賣租佃自由，借貸自由，雇工自由，貿易自由-筆者注），那更是小惠了，而且是惠及富農和富裕中農。不靠社會主義，想從小農經濟做文章，靠在個體經濟基礎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產糧食，解決糧食問題，解決國計民生的大計，那真是“難矣哉”！（見《毛選》五卷120頁）。

毛主席的英明論斷，是在上世紀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就指出的，距今已有五、六十年了，土改之后，農民雖然圓了千年耕者有其田之夢，但是，正如列寧說的：“小生產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土改之后，一些農民由于少耕牛，缺農具和不可抗拒的天災人禍，加上當時實行“確保私有”，“四大自由”的政策，不少地方就出現了翻身農民賣田借債重新受苦受剝削的現象。當年湖南省就出了個“劉介梅翻身忘本回頭”的故事（劉介梅土改分得了田地耕牛農具，娶了老婆生了娃，豐衣足食之后，又放債買了田，剝削自己的階級兄弟，后經黨的教育，提高了覺悟，放棄剝削重新歸隊參加了合作社。湖南省把這件事編成戲劇，在全國演唱，使廣大農民受到了深刻的教育?！P者注）

今年是新中國建國60周年。如果以十一屆三中全會劃界，則中國農民在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指引下，走組織起來追求共同富裕道路已有30年，而在以小崗村分田單干為標志，不走人民公社集體化道路也正好是30年。三十年河東，三十河西，各領風騷，各有千秋。

    毛主席為什么強調要引導農民走集體化道路呢？1962年夏中央在北戴河召開工作會議，研究如何盡快恢復農業生產問題，會上有的省領導介紹少數地方試行“包產到戶”和“產量責任制”的增產情況。毛澤東聽完匯報后，很嚴肅地說“什么產量責任制”什么“包產到戶”統統是單干。搞單干，勢必引起兩極分化，兩年都不要，一年就分化。兩極分化會越來越嚴重。貪污盜竊、投機倒把、討小老婆、放高利貸，一邊富裕，軍、烈、工、干屬和五保戶這邊就會貧窮。

    毛澤東當時說：“搞包產到戶還是搞集體生產，這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大問題。我們有些同志，遇到困難不是向馬克思那里找答案，而是向資本主義那里找答案?！保ㄒ姟肚白唷珴蓶|1965年重上井岡山》第23、24頁）。

    人們批評人民公社時，往往說它“吃大鍋飯”、“窮過渡”，挫傷農民生產積極性等等。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事實勝于雄辯，且看中央領導是怎么評介我國的合作化道路的：

鄧小平說：“我們的社會主義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這是毛澤東同志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個重大貢獻。今天我們還要從理論上加以闡述。當然缺點也有。從工作來看，有時候在有的問題上是急了一些。（《鄧選》二卷302頁）

    《中共中央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評價：“在過渡時期中，我們黨創造性地開辟了一條適合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道路?！瓕€體農業,我們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國家幫助的原則，創造了從臨時互助組到常年互助組、發展到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再發展到社會主義性質的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過渡形成。……在改造過程中，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和合作經濟表現了明顯的優越性。到1956年，全國大部分地區基本上完成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這項工作也有缺點和偏差。在1955年夏季以后，農業合作化以及對手工業和個體商業的改造要求過急，工作過粗，改造過快，形式也過于簡單劃一，以致在長期間遺留了一些問題?！麄€來說，在一個幾億人口的大國中比較順利地實現了如此復雜、困難和深刻的變革，促進了工農業和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這的確是偉大的歷史性勝利。

1952到1980年農業合作化取得的成就：

1、       農業生產條件發生了顯著變化。全國灌溉面積由1952年的三億畝擴大到現在（81年）的六億七千多萬畝。長江、黃河、淮河、海河、珠江、遼河、松花江等大江河一般洪水災害得到初步控制。1980年同1952年相比，全國糧食增長一倍多，盡管人口增長過快，現在已近十億，我們仍然依靠自己的力量基本上保證了人民吃飯穿衣的需要。（《中共中央關于建國以來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第七條）。

2、       對我國工業化的貢獻。據國家發改委產業經濟與技術經濟所所長馬曉河披露：“建國后五十多年，農民對工業化所需資金，貢獻超過一萬億。國家稅務總局的統計，從1949年到2003年全國累計征收的農業稅3945.66億元,此外國家從1953年起開始對糧棉等農產品實行統購統銷政策,據不完全的統計到1983年,30年間,通過“剪刀差”，農民對工業化的貢獻超過6000億元。在基本無外援的情況下，使我國工業總產值增加了38倍，重工業產值增加了90倍。從1952年到1977年，工業產量以每年平均11.3%的速度增長，比1978年到2007年的增長率并不低。工業總產值在工農業總產值的比重由30%增加到72%，我國已從一個基本的農業國轉變成一個初具規模的工業國。此外還能制造兩彈一星和生產了大量的噴氣式飛機、重型拖拉機和遠洋萬噸輪船。我們現在賴以進行現代化建設的物質技術基礎，很大一部分是這一時期建設起來的。（見《南方周末》06、1、19期18版和美國莫里斯、邁斯納著的《毛澤東的中國及后毛澤東的中國》下冊537頁。

3、       建立全國性合作社網絡，使國家更便于控制農業生產和余糧征購，為城鎮居民提供更穩定的糧食供應和為工業提供原料和資金，鞏固了工農聯盟。

4、       大規模的集體經營會促使科學技術知識更快地普及，有助于推進農業現代化。

5、       集體勞動，按勞分配，使得農民收入大體平衡，防止貧富懸殊，杜絕兩極分化。

6、       防止農村資本主義自發勢力的發展和社會階級分化再度出現。毛澤東1953年11月說：“現在，私有制和社會主義公有制都是合法的，但私有制要逐步變為不合法。在三畝地上“確保私有”,搞“四大自由”,結果就是發展少數富農,走資本主義道路。(見《毛澤東選集》五卷第123頁) 1955年中又說：“最近幾年中間,農村中的資本主義自發勢力一天一天地在發展,新富農已經到處出現,許多富裕中農力求把自己變成富農,許多貧農,則因生產資料不足,仍然處于貧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債,有些人出賣土地或者出租土地。這種情況如果讓它發展下去,農村中的兩極分化的現象必然一天一天地嚴重起來”(《毛澤東選集》五卷第187頁)。

上述列舉的有關理論和事實,正如李老師您的評論所說：“把人民公社當作“大鍋飯”、“窮過渡”的極左舉措,進行徹底批判和丑化,采取全盤否定的態度,是違反歷史辯證法的,是完全錯誤的,是極其有害的。”

至于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黨制訂和執行“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三十年的實踐,使我國的綜合國力大幅度躍升,是人民得到實惠最多的時期,這些都是不爭的事實?？墒前凑锗囆∑秸f的,我們的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的改革,亦即堅持社會主義的改革。社會主義的本質,就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薄φ瘴覀儺斍稗r村的實際情況,是兩極分化了呢?還是共同富裕了呢?按照毛澤東說的搞什么“產量責任制”、“包產到戶”,統統都是單干,搞單干,勢必引起兩極分化的告誡,對照我國農村的實際情況,是不是已經兩極分化了呢?事實勝于雄辯,分田單干的沒有共同富裕,只有貧富懸殊,兩極分化。且看：

近年中央為了解決”三農”問題,出臺了許多惠農政策,如免除農業稅，實行糧食直補,農資綜合補貼,良種補貼,農機具購置補貼和鼓勵土地流轉補貼等等,據2006年1月8日《人民日報》刊登安徽一種糧大戶說,我承包400畝種糧,農業稅減免2.5萬元,種糧每畝補貼10元,買良種每畝十多元,等于我白增收入三、四萬。2008年10月16日《新聞聯播》介紹湖北大治農民候安杰租種20300畝流轉農田,加上其中用來種菜7000畝,共收入2660萬元,除去地租、種子、人工等外,純收入1200多萬。2008年10月31日,中國上海網報道,松江區新濱鎮南楊村的“家庭農場”俞周峰種了90畝水稻,養了400頭肉豬,除去土地流轉費和各種成本開支,加上政府扶植“家庭農場”的補貼,俞家今年的凈收入達10萬元以上.試想,老兩口要種90畝地還養400頭豬,不雇工能行嗎?可以想見，隨著土地流轉和“家庭農場”的推行,雇工剝削也將隨之在中國農村發展起來,這究竟是一條導致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道路,還是一條導致兩極分化的道路呢？

改革開放30年的實踐,廣大農民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但出現了貧富懸殊,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事實,但是始終堅持不分田到戶,而走集體經營道路的如華西村、南街村、周家莊公社、韓河村……全國約有2000多個這樣的集體。它們的經濟、社會發展更加迅速,率先進入共同富裕的先進行列。它們那里沒有貧窮,也沒有暴發戶,沒有大量的社會矛盾,集體福利和保障健全。無一不是當地最發達、和諧的社區,也是不爭的事實,實踐最有力地證明了所謂“集體道路不能使農民富?！钡闹e言。

鄧小平歷來主張我國的農業最終要發展集體經濟,實行集體化。到了晚年,他更加重視農業集體化集約化的問題。他說:“以后分工越來越細,工藝越來越新,一家一戶辦不了,最終要走上集體化的道路”(《鄧小平年譜》第1338頁)。

什么時候才開始再引導組織農民走集體化道路呢?這需要專家論證和黨中央決策。但是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我國五十年代的合作化,計劃用十五年去完成,結果不到五年就完成了。除了我們有急于求成的缺點外,主要是我國當時的農民有三分之二是貧困戶,集體化對他們有利。而蘇聯搞農業集體化時有較多的農戶是中產階級,所以很多農民反對集體化,結果造成流血動亂。教訓是：長期推遲集體化的實現，會導致農村的階級分化,并強化農村中居于優勢的富農階級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反抗。

近年中央大力宣傳“天下第一村”華西村和吳仁寶老書記的先進事跡,令國人特別是農民為之振奮。去年12月18日,胡錦濤總書記全面總結改革開放30年的講話之后,今年1月12日和19日, 《人民日報》先后發表了《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是歷史的選擇》、《在當代中國搞資本主義是歷史的倒退》、《我國決不能搞私有化》等文章。這些文章反映了黨心民意,反映了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社會歷史發展規律,也反映了當前一些鼓吹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右派精英受到黨和人民的重拳出擊。當我們看到這些文章時,興奮之情難以言表,紛紛奔走相告,并印發親朋好友,表達了我們對社會主義的熱愛和向往。您的評論正在部分老同志中傳閱,有的還拿去復印存閱。拙文如有不對,請予指正，如蒙上網,請用“春天的太陽”或“春陽”之名。

此致

敬禮

廣西  春揚

2009年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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