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社的周家莊模式給予人們的啟示

――新中國60年來的重要經驗教訓之一

李振城

看了《今晚報》記者孫玉松采訪河北省晉州市周家莊人民公社的報道后，令人興奮不已。51年的史實表明，人民公社仍然是通往共產主義天堂的金橋，人民公社的創新模式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途徑，把人民公社當作“大鍋飯”、“窮過渡”的極左舉措，進行徹底批判和丑化，采取全盤否定的態度，是違反歷史辯證法的，是完全錯誤的，是極其有害的。人民公社的創新模式和鞍鋼憲法的創新模式，是真正由中國人民自己首創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科學社會主義的兩大顯著標志，是絕大多數人民群眾的福音，是顛撲不破的科學真理。人類社會的歷史是不容嘲弄的。嘲弄歷史者，是一種有違科學、既損人又害己的行為，終將要被歷史所嘲弄。

在有13000余人口的周家莊鄉，具有比周邊分田單干村莊更興旺發達的生產力，具有可觀的集體積累，能夠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因而具有可持續發展的厚實根基。全鄉沒有一個外出打工者，不受外部金融危機、經濟危機的致命性影響，社員安居樂業，鰥寡孤獨、老弱病殘者皆有所依，不存在令人破敗之痛的“三農”問題，沒有新“三座大山”的后顧之憂。這種公有制占絕對優勢的農村經濟體制，比起改革開放后受到“精英”大肆吹捧的那種分田單干的體制，顯然優越得多。

在周家莊鄉，有一套精細科學的管理規章，能夠使社員們心悅誠服。它并不限制人們單干和外出經商闖蕩。然而，百分之九十五的社員卻是心甘情愿地聽從鄉社的安排管理，并充分發揮自己的專長。被反復宣傳的小崗村農民為了分田單干而按手印，周家莊鄉絕大多數社員則于1982年為維護公有制集體經濟、拒絕分田單干而按了手印。中央文件中說，要堅持“兩個堅定不移”（既要堅定不移地扶持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又要堅定不移地維護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可是在媒體輿論和實際行動上，為什么會出現一手硬、另一手軟、對周家莊鄉社員為維護公有制集體經濟而按手印的壯舉置之不理呢？出現嚴重“三農”問題和新“三座大山”的根子是不是就在這里？

人民公社初建時，在體制上仍有許多缺陷，刮“共產風”后更是受到嚴重扭曲。經過糾正和整頓，實行“三級所有，隊（指生產小隊）為基礎”后，人民公社的體制已經大體上與當時大多數地區發展生產力的需求相適應，只是在用工和分配等具體管理制度上還存在不少問題，需要像周家莊鄉那樣因地置宜地逐步予以解決。當時問題的關鍵在于缺乏經驗，許多公社（包括生產隊）的骨干不足，領導能力有限，需要大力調查研究，總結經驗教訓，大力培訓領導骨干。當時大多數地區在這方面的工作比較薄弱，使與當時發展生產力需求的各自創新模式未能盡快建立起來，影響了人民公社優越性的充分發揮，以致成為后來解散人民公社的借口。

對具體情況進行具體分析，是馬克思主義的一條根本原則。在是否解散人民公社的問題上，如果當時允許群眾充分討論，充分尊重群眾的意愿，采取因地置宜、全面貫徹需分則分，能合則合的方針政策，而不是急切地采取行政命令式的，甚至以撤公社領導職務相威脅的“一刀切”，那么如今存活勃興的人民公社，就決不是一種稀罕現象，至少也有上萬個，并且會產生強大的輻射影響，使“三農”問題和新“三座大山”問題減少到最小的范圍，而不至于像如今那樣積重難返了。

實行農村土地“流轉”，即允許土地出租和土地買賣，推行資本主義農場體制，是否能避免“三農”問題和新“三座大山”問題呢？無論是原蘇聯東歐地區還是其它新興資本主義國家的現狀都已經表明，它即使能維持一時的虛假繁榮，卻難以避免貧富兩極分化，難以避免金融危機和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不但難以克服、反而會加重“三農”問題和新“三座大山”問題，不但難以維持社會穩定，甚至會使社會動蕩成為一種常態。以往史實和現實的無數事實已經充分說明，“一刀切”式的解散人民公社體制，極力鼓吹、推行新自由主義的私有化和自由化，乃是導致“三農”問題和新“三座大山”問題的禍根，而維護、創新人民公社體制，則是避免金融危機和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治理“三農”問題和新“三座大山”問題的根本出路，根本之策。獨立自主、自力更生，仍然是黨和國家興旺、人民安居樂業的根本立足點。把希望寄托在過度開放、不惜一切代價地吸引外資、來料加工、大興性產業、鼓動農民進城、不斷壓低農民工工資等等上面，是極其危險的。其害無窮。它已經并且將在一個很長的時期里，不得不使中國的廣大窮苦人民被迫吞咽由于“精英”誤導而造成的各種苦果。

正如記者在報道中所說，人民公社體制能否得到鞏固和發展的關鍵在于人，“事在人為”。周家莊鄉人民公社之所以能夠存活勃興，主要是由于有一個毫不動搖地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引的路線，能夠自覺地抵制各種陰風濁流干擾的領導班子和穩定的骨干隊伍，因而能夠從本鄉鎮實情和窮苦社員家庭生存致富利益出發，充分發揮群眾的智慧，使人民公社的具體制度不斷地得到創新。在分田單干風潮猛烈襲來和各種指令壓下來時，他們根據以往的成功經驗和有利條件，組織全體社員深入開展大討論，使絕大多數社員群眾確認，只有堅持以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為基點的科學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發展道路才能救中國，只有維護公有制集體經濟的絕對優勢地位、并使人民公社各種具體規章得到創新，才能確保全體社員逐步走向共同富裕，避免兩極分化，免遭國際金融危機和生產過剩經濟危機的打擊，防止出現“三農”問題和新“三座大山”問題，全體社員群眾才能安居樂業，和諧幸福。

人民公社的周家莊模式，完全是周家莊人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創新成果，因而是最有說服力的。與最富有的一些集體村莊相比，周家莊鄉并不是最先進的典型。但是，人民公社的周家莊創新模式具有極其頑強的生命力和可比性，是可供許多鄉鎮村莊學習的先進典型。希望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路線的人們積極行動起來，大力宣傳人民公社的周家莊創新模式。

已退休研究員   李振城

2009年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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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網（今晚報）2009 年 2 月 20 日報道：

存活51年的周家莊人民公社  農民無人外出打工

 今晚報記者  孫玉松

     受金融危機的影響，大批進城的農民因為企業不景氣而踏上返鄉路。然而，在農民外出打工的社會潮流下，河北省晉州市周家莊這個萬人大鄉的農民卻無一人外出打工，而且從來沒有過。進入2009年，反而需要到外面聘請勞力，這是為什么呢？近日，本報記者專程深入中國目前唯一存在了51年的人民公社制度的鄉鎮——  記工分，分口糧，集中耕作，統一上工，按勞統一分配收入……這些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人民公社時期流行的鏡頭，對許多中國人來說，都已定格為一種越來越遠的歷史。但在河北省晉州市周家莊鄉卻不是歷史，而是現實生活。從1958年算起，晉州市周家莊人民公社已經存在了51年，周家莊鄉也成為中國目前唯一保留人民公社制度的鄉鎮。

     2月11日，記者專程進入周家莊實地采訪。

     萬人大鄉無人外出打工

     車出石家莊往東大約3小時，穿過雜亂喧囂的晉州城區，就到了周家莊鄉地界。村莊靜謐而整潔，不見丁點垃圾，連北方農村常見的狗都難得一見。順著水泥公路，大街兩側的樓房均為二層平頂小樓，新舊不同，但都規格相同、布局統一，在統一的門樓兩側，光禿禿的柿子樹在早春陽光照射下泛著新綠，與大紅對聯相互映襯……

    走進村子，在離鄉政府大約300米遠的路邊，有一戶人家正在翻蓋新樓，地基打了一半，記者停住腳，與主人攀談起來。這位姓雷的社員說：“房子舊了，社里批準翻蓋新的。”記者詢問道：“還沒出正月，大街上見不到人，是否都外出打工去了？”聽到問話，老雷笑了：“哪兒呀！我們這兒可沒有人外出打工，大家都在公社的企業和生產隊里上班。”“就這樣，全公社勞動力還不夠使呢！每年都有臨近鄉鎮的人到我們這里上班吶！”旁邊一位幫忙蓋房的社員插話道。

    社員們的話并沒有摻假。在周家莊鄉政府大院里，記者碰到了鄉黨委副書記王月雙，說起基層干部頭疼的農民就業問題，王月雙顯得非常輕松，他笑著說道：“背井離鄉外出打工，我們這從來就沒有過！”記者了解到，周家莊鄉10個生產隊一共有13012人，其中男女壯勞力6240人，除了小部分農民主動要求自己經商單干外,其他人全部在鄉里的集體工廠和農業社上班務工。目前，周家莊鄉閥門、印刷等集體企業，吸收了大約4000個勞動力，而參加農業就業人數是1400多人。周家莊鄉黨委秘書王海濤也告訴記者，在周家莊鄉，青年人離開學校后，鄉里都統一組織封閉培訓，合格后再由鄉里統一調配到各企業或農業社上班。“除了當兵上大學和干個體的外，我們鄉的年輕人全部在鄉里上班，由鄉農工商合作社管理調度！”站在鄉政府門口，個子不高的王海濤笑瞇瞇地告訴記者。順著他手指的方向，記者看到這里除了掛著“鄉黨委、人大、政府”的牌子，還有一塊大木牌，上面寫著“周家莊農工商合作社”幾個大字，王海濤說那是周家莊鄉的“下蛋金雞”，去年實現了純收入1.3億多元。

一切生產聽生產隊長指揮

在周家莊采訪時，記者注意到，當地麥田麥苗長勢要比臨近鄉鎮的旺盛，說起這一問題，鄉黨委副書記王月雙顯得頗為自豪，他說：“今年天旱，可我們麥田卻沒有受影響，早在20年以前，公社的地就全實現了機械化澆灌。”記者來到了村外的大田里，周家莊鄉生產一隊社員老馮和另外幾個壯勞力正在地里攤肥，老馮擦著額頭的汗珠說：“隊長讓干的，完事后好種棉花。隊長讓干啥咱就干啥，用不著問那么多。”老馮拄著鐵锨平靜地說道。周家莊鄉第四生產隊的女社員高秀容也說：“在我們這里，不是你想干啥就能干啥的，所有勞動都是隊長分配，隊長讓干啥就得干啥，這樣也好，不用操心，但是一定要干好，干不好隊長就要扣工分。”“我們這里的工分分值都有統一標準，去年一年，根據我的工分，隊里發了6000多塊錢，男勞力一年一般可以掙1萬多塊錢。”

在集體所有制下，一切聽隊長安排。隊長是生產隊的權力樞紐，每年春天決定當年的生產計劃時，幾乎都是隊長一個人安排，報到合作社一般也不會做大的修改。記者了解到，周家莊共有10個隊，由周家莊農工商合作社管理。在農業生產中，種子、化肥、農機等各種生產資料由合作社統一購置，采取淡季購買旺季使用原則，各農業生產專業組的收支由生產隊向合作社的會計室報賬，年終再進行一次性分配。

     記者了解到，在這一模式指導下，周家莊如今已經建成了萬畝小麥育種、四千畝美國紅提、三千畝梨果、千畝苗木基地等四個專業化農業生產項目，同時還建立了高標準的奶牛養殖區，所有的農業生產如今已經實行了“工廠化”生產，由合作社年初給各生產隊下達全年種養指標，各生產隊以隊為單位，到以上四個農業基地領取統一育好的種子和苗木,社員以專業組承包，進行日常的農業田間管理。“所有的種子、農藥、化肥等都由鄉里購買，社員不用操心。各隊按照節氣安排農業生產，日常生產基本都由生產隊長決定，這些隊長都是20年前任命的，這幾年對個別不稱職的隊長進行過調整，并沒有采取過選舉制。”合作社主任韓建明說，隊長必須懂技術，懂得生產的每個環節，“老是換人也不一定好。”

社員只管干活憑工分年底分紅

在周家莊采訪，當地人說得最多的一個詞就是“工分”，這個歷史上吃大鍋飯的標志，如今依然在周家莊發揮“余熱”。周家莊鄉顧問、晉州市政協原副主席柳國運告訴記者，在周家莊鄉，一切勞動量計算都是以工分為標準，下地干活的，看大門的，打掃衛生的，開車的，甚至包括鄉長、隊長的工作都要到年終按工分進行收入分配。周家莊鄉對不同的工種進行了372項細分，每項勞動的所得工分一目了然。每次上工，隊里的會計都會記賬，到年底統一結算。當年全隊總收入除去合作社一年中支出的生產資料成本、水、電、口糧款以及集體公積金等，算出每個工的工值。

     周家莊生產四隊去年平均每個農業工值35.5元。社員張順全年算下來出了340個工，純收入11000多元。鄉辦閥門廠的去年純收入達到2549萬元，除了生產成本和提留公共積累之后，每工時的工值是5元多，去年做了4300工時的孟華就分到了2萬余元，這是在工廠做工的平均收入。雷躍清是鄉政府的門衛，他告訴記者：“我們也是按工分發工資，我去年發了1萬多塊錢。”張順說，“這里對勞動的要求很細致”，比如耕生地的要求是深度達到4寸，要平。這樣耕完一畝，張順才可得0.24個工。如果這塊地離家較近，才得0.22個工。“我們嚴格執行了‘干多少活、記多少分’的原則，分配基本體現了多勞多得。”王月雙介紹說，周家莊公共福利體系，主要是靠著鄉里的11家集體企業支撐著。2008年，周家莊的工農業總收入達到了5.03億元，公共積累余額2.9億元。“我們分配人數時，基本保證每家既有人在企業上班，也有人在地里種地，達到一種均衡”。生產一隊的隊長馮平均說，隊長給社員分配任務時，會掌握大致平衡，這次給你分配了分值低的活，下次就會分配分值高的活。記者了解到，2008年全年，該隊社員全年累計出工數，主要集中在230個到250個之間。馮平均說，“實際上，在我們這里沒有很窮的人，也沒有很富的戶”。

中小學一切費用全免

     記者從晉州市了解到，周家莊鄉只有6個自然村，是當地最小的一個鄉，可財政收入、稅收和人均收入連續多年居晉州第一。而對于社員的收入,周家莊鄉有個特殊的算法叫“平均生活水平”,與人均純收入的算法不同。人均純收入是將第二年的生產資料投入也計算在內,周家莊鄉的人均生活水平則沒有包括生產資料投入,是純用于消費的收入。記者了解到，在周家莊鄉，所有農業投入開支，例如種子、化肥、農藥、地膜等，社員們都不用操丁點心，而是由鄉合作社和生產隊統一安排，社員的口糧等基本生活資料則由鄉里按照統一標準實行定額發放。因此，由于算法不同,晉州市每年把周家莊鄉單算,并不參加全市鄉鎮排名。2008年,晉州市農民純收入是3774元,同年周家莊鄉人均收入6718元。就在老百姓收入增加的同時，周家莊的集體經濟數量也在不斷增加，這種增加的受益者自然還是周家莊的社員。早在1981年，周家莊的家家戶戶已免費使用上了自來水。次年，公社開始對年滿65周歲的老人實行養老津貼、對孤寡老人實行五保等福利政策。隨后，中小學一切費用全免。“隨著時代的進步，我們的福利政策也是在不斷更新，以前，養老津貼是每個月30元，從去年開始漲到60元了，目前，我們正在醞釀一批新的福利政策。”王月雙說。

     “春節前，我們給社員分紅，一共發了8741萬元，有3000萬元的現金,從銀行取出來后，數目太大，為了資金的安全,連警察都跟來了。” 說起春節前發錢的場景，王月雙眉眼歡喜。

允許多種經濟形式共存

“要想了解周家莊，就必須轉變固有的觀念，這里跟其他許多地方真的大不一樣。”隨著采訪的深入，王月雙說，周家莊允許個體自由經濟的發展，他們并不樂意叫“人民公社”。

     提起此事，周家莊人都會想到雷金河。直到2001年去世前，雷金河一直都是周家莊的靈魂人物。周家莊現在周密分工的最初制定者就是雷金河，1953年，雷金河為首的一班人制定了“干多少活、記多少分”的規定。當時，這樣細致的“定額管理”異于全國其他公社。1954年周家莊公社的出工數量比1953年增加了52%。

“1982年，農業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已是農村的主要形式。不過，我們周家莊集體經濟基礎比較好，開會討論是否要分地的時候，絕大多數社員都不愿分地到戶。”66歲的周家莊人吳保天說。“周家莊人民公社成立于1958年，1983年就改為周家莊鄉了，自從1953年周家莊實行的就是能夠調動每個人勞動積極性的按勞分配的‘三包一獎’生產責任制，這不同于一般人民公社的大鍋飯。”周家莊鄉黨委副書記王月雙說。

     事實上，周家莊人民公社在1983年改為周家莊鄉后，記工分，分口糧，集中耕作，統一分配收入的經濟形式并沒有變動。

     記者了解到，與過去人民公社不一樣，周家莊鄉雖然實行的是集體所有制，卻不控制社員個人財產，到了年底就進行分配。更大的不同在于允許并支持私營經濟的發展。周家莊二隊的社員雷月華，在周家莊鄉政府附近經營一家商店。雷月華告訴記者，她的商店開業4年了，4年前，她到石家莊為做生意的親戚幫忙，便對做生意產生了興趣。“我并不是對周家莊的集體經濟模式不滿，做生意是我的個人選擇，如果不做生意，每個月也能收入千把塊錢，并且不用操那么多心，只是我感覺那樣的話有點碌碌無為，有點不自由。”雷月華說。雷月華選擇自由是付出一定代價的，因為她每年要向隊里交納1000元的公積金。根據周家莊鄉合作社的規定，每個不參加農業或工業集體勞動的社員，每年必須要向合作社交納一定數額的公積金，因為他們還享受合作社的各種福利。具體數額為男性每年交1500元，女性每年交1000元(有6歲以下小孩的免交)。雖然雷月華現在選擇了自己做生意，如果有一天她不想做生意了，依然可以回到周家莊的集體經濟中去。

     河北省社科院農村所研究員劉增玉曾在2001年調研發現，從1984年到2001年18年間，周家莊的非公經濟在全鄉經濟中的比重一直在20%以上。目前，周家莊從事非公經濟的人員占總人口的5%左右，去年非公經濟純收入863萬元。非公經濟的增長，雖然沒有增加集體收入，但無疑提高了社員的生活水平，而且實行自由的流動政策，也讓社員沒覺得集體是對他們的一種禁錮。這也讓“人民公社”多了一個存在下去的理由。

堅守農業  守護集體經濟

     1978年，小崗村的18位農民用紅手印揭開了中國農村改革的大幕；1982年，周家莊人也摁下了紅紅的手印，不過，他們用手印表達了對集體經濟的守望和信心！周家莊人用自己“不拋棄，不放棄”的堅持，走上了一條與其他農村不同的發展模式。周家莊的體制能否復制？但無論如何，事實是，在這輪經濟危機中，周家莊人并沒有遭遇“大規模農民工失業”之痛，周家莊的百姓把這些都歸為集體經濟的強大和保障。而鄉顧問柳國運則認為，“關鍵在于人”。這一點，記者從鄉政府公開墻上找到了印證：今年春節長假期間，村里突然停電，4位值班干部脫崗打牌。事情被查出來后，4位干部全部上了“墻”，被全鄉通報批評，還被扣罰了工分……

人民公社，在當代中國人的心目中，是“大鍋飯”、“窮過渡”的代名詞，在周家莊卻存活勃興，與其說是歷史的奇跡，不如說是“事在人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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