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大教授主辦反毛講座，學生據理駁斥反遭攻擊

梧桐樹

大學教授課堂上發出崇美反毛言論已經不算什么稀奇事，在一個社會主義國度里，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悲哀，也是今日中國之一大特色。然而，如中國政法大學課堂里發生的這一幕，不能不說是人神共憤、令人發指。

我們先看看事情的緣起，以下是中國政法大學新聞中心發布的消息：

【4月8日晚六點，由我校中華文明通論授課組主辦、準律師協會和商學院學生會共同承辦的中華文明系列講座第九講暨為學御術大講堂“歷史與現實——毛澤東的歷史功績與研究方法三博士談”在我校昌平校區階三火熱開談。現場氣氛火爆，座無虛席。我校眾多教職工、碩士研究生，乃至中國石油大學的學子都聞訊而至，共赴這場精彩絕倫的學術盛宴。

今晚論壇邀請到的主講嘉賓有中央黨校黨史博士胡尚元副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哲學博士解啟揚副教授、浙江大學近代史博士鄧文初副教授。本次論壇由我校歷史研究所所長、《中華文明通論》課程負責人郭世佑教授主持。

作為無數人心目中的偶像，毛澤東的生前身后事俱往矣，任由后世評說。但如何把握史料、依據實際而非僅僅出于個人盲目崇拜和盲目抵制、客觀而中肯的去看待一個人物、一段歷史，仍是一個我們需要追求的目標。今晚，四位學者從不同的角度一起探討和評析了毛澤東這一歷史人物，他們充分利用專題小演講、現場論辯、觀眾問答等形式，引導同學們公正客觀的看待毛澤東的功過是非，探尋和總結合適的研究方法。】

講座的題目本是《毛澤東的歷史功績》，然而講座的內容卻與“歷史功績”扯不上任何關系，而是大量的造謠、歪曲、惡毒攻擊，反毛、非毛化言論。以下是從現場講座錄音整理中摘錄：

【郭世佑：

大學的使命，在我看來……就是要培養他們獨立思考問題的習慣還有能力，要養成一種理性的批判精神，要把他們培養成美國時代周刊中所鑒定的那種知識分子，那就是對社會主流價值的善意的批評者。

胡尚元：

當（是否為敵人的）判斷權最終落到毛澤東一個人手里的時候，就連劉少奇最終也擺脫不了“被敵人”的命運。

（毛澤東）把民主看成是更好達到集中的手段和方法，那就既可以用也可以不用，想起來就用想不起來就不用，想用的時候就用不想用的時候就不用。所以從毛澤東的一生，他也始終沒有想過要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

在一系列的重大問題上，毛澤東自以為他是代表了人民的意愿，實際上卻脫離了甚至背離了人民的愿望。導致了全局性錯誤的“反右派運動”、“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化運動”特別是“文化大革命”，樁樁件件莫不如此。不僅如此，“為民做主”呢還必然導向個人專斷甚至個人集權、個人獨裁。

解啟揚：

毛澤東本人也可以算做一個知識分子，不過這個知識分子，帶有比較強烈的農民意識。

毛澤東對待知識分子，他一方面是在自卑，這種情感與其一生糾纏在一起

毛澤東做北大圖書管理員時，知識分子使毛澤東在心靈上受到了傷害

農民革命所追求的是農民革命的傳統，打土豪，分田地，是個實用主義的革命，求得生存，他們沒有更多的理想。而知識分子所向往的呢，是自由、光明。在這樣的情況下，毛澤東就發動了整風運動。整風運動的主要矛頭就是知識分子

王實味被打成了一個反革命分子、國民黨特務，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的改造、利誘，達到知識分子集中思想、集中力量、集中到一個政黨上來的這樣一個目的

中國的農民革命在中國歷史上陷入了一個循環的怪圈，它從陳勝吳廣的“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到“等貴賤，均貧富”，再到毛澤東的“打土豪、分田地”這樣的一個歷史的怪圈。

鄧文初：

蔣介石在性格中有一種大海般的情懷，毛澤東的內心世界應該說是深不可測，除了恐懼和害怕之外，大概我無法理解毛澤東。

“富田事變”中被錯殺的AB團分子一共是七萬人，對毛澤東來說，這些人的存在是構成他掌握權力很大的障礙，整處他們就是一個必要途徑。這次“富田事變”是毛澤東走上紅軍領導地位的一個重要一步。

三反、五反、反右、反資本主義、反胡風分子、反丁陳集團、反精神污染、反分裂國家……一系列的反都是自己過來的，在毛澤東那里忽視生命已經是一種常態了。

“新華社高級記者楊繼繩先生在08年出版的《墓碑》中，他研究在三年困難時期人口因為饑荒導致的死亡是3600萬，那么因為饑荒、政治運動導致應該正常出生而沒能正常出生的有4000多萬，者兩項加起來是7600萬。”

1978年改革之前，剪刀差導致農村財產的流失是六千個億……毛澤東最大的問題就是把農民焊在了土地上……

在毛澤東的中共與中國的命運決戰中，中國敗了；這是毛澤東失敗的地方，也可以說是中國失敗的地方。】

三個反毛斗士現場相互呼應，歪曲歷史，肆意丑化攻擊毛澤東，現場許多法大的學生都被他們蒙蔽。在后來的提問環節中，幾名學生針對反毛斗士們的言論提出了質疑，使講座的主辦者極為不爽。

講座結束后，法大BBS上立刻出現數位郭世佑的忠實擁躉控訴現場提問者：

http://bbs.cupl.edu.cn/viewthread.php?tid=295124&extra=page%3D2

http://bbs.cupl.edu.cn/viewthread.php?tid=295200&extra=page%3D2

ID名為“一劍飄紅”的學生隨即發帖對郭世佑的支持者給予反駁：

http://bbs.cupl.edu.cn/viewthread.php?tid=295006&extra=page%3D2

目前，這些帖子已被刪除。在主講者之一的鄧文初的新浪博客里，仍然保留著對事件的描述：辱師還是辯論？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0765780100ig3k.html

【一劍飄紅原帖：大家來評論一下今晚關于毛澤東的講座

首先，我的觀點是：三位博士的觀點很片面，很黑暗，有意在貶損毛澤東。雖然講座題目談論毛澤東的歷史 功績，其實是在討伐毛澤東，或者說有意妖魔化毛澤東。因為整場講座，我只聽到關于毛的負面評價，沒有關于其歷史功績的表述。這無疑是片面的。

其次，我感覺鄧文初的觀點很幼稚，覺得胡尚元很自以為是，解啟揚也很偏執。評價一個人不能一板子拍死，我們從小接觸到的教育就是：凡是絕對化的東西都是不對的，都是片面的。所以，如果我們在評價毛澤東的時候，把毛看作是一個十惡不赦的大暴君，這無疑是錯誤的。

第三，不管功過是非，毛澤東永遠都是偉大的，三博士只是小蒼蠅而已，你可以任意唾罵毛澤東，但毛對中國歷史的影響，是無人可以抹殺的。

第四，我想和大家探討一個問題：是不是殺人的皇帝就是暴君？治理國家，不殺人是不可能的，如果僅僅因為殺人而將一個領導人定義為暴君，這無疑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第五，很奇怪的一個現象：毛在世的時候，國外貶毛的聲音很大，國內都崇拜他；現在，國外掀起了毛澤東熱，而中國那些磚家、叫獸們卻叫囂著貶毛。呵呵，貌似我們總是落后于國外啊。】

“一劍飄紅”因為對反毛者行徑的極大憤慨，為了捍衛黨章、捍衛憲法、捍衛毛主席，稱“三博士只是小蒼蠅而已”，此事隨即引起軒然大波。

郭世佑發表了《我的忠告——就關于毛澤東歷史評價的三博士學術講座答法大部分網絡攻手》，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0765780100ig3s.html稱“這樣的學生并不代表多數法大學子的態度與水準，但也不能無視肆意攻擊教師之風的囂張，我至少應當對受我之邀的三位青年教師負責，不能緘默。”矛頭直指一劍飄紅。

“一劍飄紅”的原帖下出現大量針對一劍飄紅的攻擊帖，在論戰的過程中，“一劍飄紅”為支持自身觀點又貼出幾篇帖子，而在語氣中已顯現了部分無奈之情。

http://bbs.cupl.edu.cn/viewthread.php?tid=295280&extra=page%3D1

鄧文初、解啟揚在法大BBS上發表公開信，將事件定義對“教師言論自由和人身尊嚴”的冒犯，（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0765780100igqu.html），要求“一劍飄紅”在BBS上對他們公開道歉。

郭世佑的支持者和受蒙蔽的學生發表了大量跟帖表示支持

http://bbs.cupl.edu.cn/viewthread.php?tid=296668&extra=page%3D1

在瘋狂的輿論攻勢面前， “一劍飄紅”被迫就“三博士只是小蒼蠅而已”的言論進行道歉，但仍對“三博士”的反毛言論保留看法。

http://bbs.cupl.edu.cn/viewthread.php?tid=295353&extra=page%3D21

事件終于告一段落，鄧文初的博客上仍然保留著從他個人角度對事件過程的記錄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0765780100igqu.html

毛澤東是中國革命的導師，可笑的是，幾個反毛小丑竟然指責別人“辱師”，跳梁小丑又有何資格為師；可悲的是這個事情竟然在社會主義的中國堂而皇之地發生了。

毛澤東作為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和領導人，卻在中國政法大學的課堂上遭到有組織有預謀的污蔑攻擊。這件事情決不尋常，這不是個偶然的事件，它折射出了一種社會現象，針對這個現象，我們有必要從兩個方面去反思：我們今天的社會怎么了？我們今天的大學教育怎么了？

對于這件事我們絕不能袖手旁觀，對于三博士的反毛言論我們必須予以駁斥；對于法大教授的反動行徑必須要求中國政法大學予以追究；教育部應當徹底總結反思“法大教授事件”，清除大學校園里隱藏的美國“第五縱隊”，否則，中國的下一代必將深受其害，成為未來帝國主義在中國策動顏色革命的主力軍。

附錄：

法大教授反毛講座全文：毛澤東的歷史功績及其研究方法三博士談

4月8日晚六點

中國政法大學昌平校區

郭世佑：

到場的各位老師，親愛的同學們，來自內蒙古阿拉善司法系統高級研討班的全體學員還有校外的同學，歡迎你們光臨我們中華文明通論的第九場——毛澤東歷史功績與研究方法的我們三位年輕教師他們綜合性的學術研討會。首先我代表我們中華文明通論課程組的全體老師和我們的幾位教授，向今天光臨我們本次講座的三位年輕的博士表示歡迎和感謝。（掌聲）我們的同學們和老師們都知道，我是受學校的委托來做中華文明通論課程的課代表，（笑）做這個課代表很辛苦，我們的同學從各方面給予理解和支持，我對他們也非常感謝。我們為什么舉辦這么一個談毛澤東的這么一個學術講座，從我個人來看，我是基于三個方面理由。第一個理由就是大學的使命所決定的。我們可能有很多關于大學的評述、關于大學的目標、關于大學的使命，在我看來最基本的一條那就是我們要讓我們的學生體面的走入社會，要培養他們獨立思考問題的習慣還有能力，要養成一種理性的批判精神，要把他們培養成美國時代周刊中所鑒定的那種知識分子，那就是對社會主流價值的善意的批評者，是這樣知識分子。如果朝著這樣的目標前進去努力，我們任重道遠。這是第一個理由。第二點理由基于大學生本身的使命，我們國家還很窮，我們的高等教育盡管現在超過了21%以上的升學率，這遠遠不夠，尤其是我們升學率在提高的同時我們的教育水平在下降。我們的擴招是以犧牲質量為代價的，在這一點上，我是與教育部的那些官員們的觀點是不一樣的。我們今天還在強調，擴招是必要的——沒有一定的數量哪有什么一定的質量，有一次我差點把周濟的話都打斷——你別扯了，教學質量已經是這個樣子，一屆比一屆滑坡了，文科的學生論文已經寫的越長寫越丑了，我們大學生本身有引領社會、開啟民智的任務，那你在開啟別人的智慧之前你自己要先開啟一下，一定要養成在事實面前先把事實搞清楚，然后怎么去尋找事實，怎么進行價值評判，這個東西不解決的話，哪怕學術創新哪怕是什么時期的創新都無從談起。第三個，因為毛澤東作為一個在中國歷史和現實他有深遠歷史影響的這么一個重要的人物。如果把他來作為一個系統的討論的對象，可能會使我們同學達到一個基本上目的。因為長期的神話式的政治運動和意識形態的高度掌控包括現在我們好多的媒體也好我們的新聞機器也好還有我們的報刊雜志也好，從求真的層面上來把歷史的真實向全國人民進行交代或者是詮釋，這個任務還很艱巨還不太方便。那么我們借助于我們的大學學府的學術的論壇來跟我們的同學一起來進行討論，是不是可以嘗試一下。毛澤東他確實在多個層面上至今還影響者我們的生活包括我們國家的發展的前景包括我們的決策層面包括我們的意識形態我們的理論方面。我今天還知道了我們胡尚元老師他主持的一門課叫做“毛澤東思想與中國特色的……”很長，我背不下來（笑）。他簡稱為“毛特”，我想要是毛主席在世的話，你叫它“毛特”他要槍斃你（笑）。因為這個叫進步呢，把這樣嚴肅的課叫它“毛特”，“特務”的“特”（笑）。下面請我們這三位英雄好漢來登臺來給我們展示一下。給自己也三個理由，第一個理由就是多種聲音是大學必須維護和堅守的對話的最有效的平臺，一個人的話、一種聲音的話那是很片面的。第二，第二個理由，我們三位老師，剛才同學們很辛苦的簡報已經介紹過了，他們來自三個不同的學科，有黨史專業、有近代史專業、有哲學史專業。他們多多少少還有一些獨立思考的習慣和能力，（笑）他們也受到同學們不同程度的歡迎。那就第三個理由，我在史學界盡管他們叫我“年輕學者”，經常讓我作為“青年學者代表”去發言，但是在他們面前我可以擺姿態，包括鄧文初老師他還跟我有復雜的關系（笑），這個請他們來談，本身我還有一種我作為他們的老教師，我們還有扶植親人、培養新教師或者鍛煉他們和擴大他們知名度的一種義務，這是我非常的一個愿望。因為我們同學經常喜歡搞一些活動給我們的老師投票，我希望如果你們下一次評我為優秀教師或者最受歡迎老師的票先投給他們，他們也是很優秀的，我的話就不多說了，下面我們按照年齡的順序——中國傳統文化，在……不一樣 你們想調整那么你們再思量。第一位是66年出生的胡尚元老師。（掌聲）

胡尚元老師：

Ladies and gentlemen ，good evening。（笑、掌聲）那么首先我要感謝郭老師舉辦了這次活動，剛才郭老師說和鄧文初有復雜的關系，實際上not complicated，鄧文初是咱們郭老師的研究生。接下來我想跟大家聊一聊毛澤東的民主觀的問題。由于時間的關系我主要講三個方面，為了慎重起見，我準備了講稿。第一個問題跟大家聊一聊毛澤東對民主主體的認識。何謂民主的主體，簡單的講就是“民”是誰的問題，這是民主的核心也是我們談論民主的邏輯起點。那么在毛澤東看來，誰是“民”呢？請大家看屏幕。在上個世紀30年代末中共中央就開始建構新民主主義理論，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新民主主義文化應該包括哪些內容，在39年8月23號至24號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會議上，周恩來首先提出，在文藝民族化、大眾化之外還特別提出民主化。他這個觀點很快就被張聞天肯定了，大家要注意一個基本的史實，當時我們黨內主要領導者還是張聞天不是毛澤東，張聞天在好幾個會議上肯定了周恩來的這種提法，用“新民主主義文化應該是民族的、民主的、科學的、大眾的”。在1939年12月13號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明確表示同意張聞天、同意周恩來的意見，提出新文化還是用“四大口號”為好，哪“四大口號”呢？“民族化、民主化、科學化、大眾化”。但是讓我們很驚異的是就在1940年1月他寫《新民主主義論》的時候，他把新民主主義文化的內容只概括為三個方面，“民主的”這個字樣不見了。為什么呢？毛澤東自己沒有直接的去對這一問題做出說明，但是他通過其他的方式做了解釋。在建國初出版《毛澤東選集》的時候，毛澤東對收錄的文章進行修改，關于新民主主義文化，他在原文“這種新民主主義文化是大眾的”后面加了“因而就是民主的”七個字。 這七個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它是我們分析毛澤東對民主主體認識的一把鑰匙，“由于是大眾的，所以就是民主的”，那么民主的“民”是誰呢，很顯然就是“大眾”，因此有了“大眾的”就沒有必要再提“民主的”。那么誰是大眾呢？毛澤東緊跟著就解釋：就是全民族當中90%以上的勞苦大眾。很清楚，所謂的“大眾”并不是指全體民眾，只是大部分民眾。在建國前期他所寫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當中，他進一步提出了“人民民主專政”這個概念，從內涵和外延來看，“人民的”這個概念，“人民”這個概念，大體上跟“大眾”是相同的，因此我們一般合稱為“人民大眾”。就一般政治學的常識來講，作為民主主體的公民，理所當然應當是一國之內的全體公民，不管他的宗教信仰怎么樣，不管他的民族歸屬也不管他的政治態度，都應該同樣享有人權。所謂“天賦人權”是什么意思？他否定的就是一部分公民剝奪另一部分公民權利的天然的正當性，民主的一個不可或缺的原則就是不僅要尊重多數人的權利，還應當要尊重和保護少數人的權利。很顯然，毛澤東不認同這種資產階級政治學，他運用馬克思的階級分析法把全體民眾分成兩部分：一部份是人民，一部分是敵人。所謂民主呢，就是人民當家作主，對人民民主和對敵人專政既是對立的又是相輔相成的，人民具有剝奪敵人合法權益的天然合法性。我們今天我覺得沒有必要諱言，這種認識是存在問題的，道理很簡單，如果人民只是全體民眾當中的一部分，哪怕是絕大多數部分，那么誰是敵人呢？劃分人民與敵人的標準是什么呢？由誰來劃分呢？劃分和判定的程序是什么呢？如果這些問題不解決，其邏輯的結果必然是：誰都有可能成為敵人，誰的政治權利都有可能被剝奪。其歷史早已證明了這一點，當話語權掌握在少數人手里的時候，一個接一個的階級都被踢出了“人民”這個范疇。最早被排除的是地主階級，接著是民族資產階級和富農，然后是右派分子，搞到后面是“黨內的走資派”以及社會上形形色色的所謂“壞分子”。在此起彼伏發的政治運動當中，很多人今天還是人民在義憤填膺的批判、批斗“敵人”，第二天就自己莫名其妙的成為了“敵人”，自己的政治權利就被剝奪了。當判斷權最終落到毛澤東一個人手里的時候，就連劉少奇最終也擺脫不了“被敵人”的命運。（笑，掌聲）年輕的朋友們，通過以上的分析，你們對這種歷史現象還會驚嘆嗎？這是我要講的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毛澤東對民主價值的認識。民主的價值這是一個政治學的命題，在我黨的話語體系當中——首先聲明一下，我是具有多年黨齡的中共黨員（笑）。在我黨的話語體系當中有一個更寬松的表達方式，“民主是目的還是手段？”。毛澤東是怎樣看待這個問題的呢？請大家看屏幕。在建國之前，他曾經多次出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共和國的目標，把人民民主專政作為國體，把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會作為政體；建國以后，他也也曾經提出過要建立社會主義民主。從這些材料我們都可以看到，他是把民主作為目的來講的。然而他還說過其他一些話，我給大家看一些材料。1951年6月，在全國政協第一次一屆政協二次會議上，他有個講話，他說：“人民民主專政有兩個方法，對敵人來說就是用專政的方法，對人民呢則與此相反，不是用強迫的方法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向他們進行教育和說服工作。”56年他更明確地講“民主是一個方法，看用在誰人身上，看干什么事情。”在1957年年初，就是2月27號，那篇著名的《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講話當中，他講的更明確“民主這個東西，有時候看來是目的，實際上只是一種手段，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民主屬于上層建筑屬于政治這個范疇，那么歸根結底它是為經濟基礎服務的。”那么這些話都可以表明，毛澤東在建國以后更多地把民主看成是手段，看成是方法，不僅如此，他還往往把民主看成是集中的手段。請大家看一個材料，在1962年初召開的著名的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曾反復強調“沒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確的集中，沒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確的總結經驗……”我不一句一句讀了，大家看一下。很簡單，在這個講話里面，他是把民主看成是更好達到集中的手段和方法。那么大家可能就要問了，這種人是有問題嗎？問題在哪呢？在我看來，很顯然是有問題的。問題在哪呢？由于毛澤東對民主作為目的這一問題認識不足，過多地強調民主是一種手段和方法，從而減弱了民主的目標意義，降低了民主的地位，因而也就難以認識到民主制度建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道理很簡單，既然民主只是一種方法，那就既可以用也可以不用，想起來就用想不起來就不用，想用的時候就用不想用的時候就不用。（笑、掌聲）所以從毛澤東的一生，他也始終沒有想過要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這與他對民主價值的認識是有密切關系的。

第三個問題，毛澤東對民主基本路徑的認識。民主的路徑問題其實涉及很多方面的問題，就基本問題來說，要首先做一個區分：是為民做主還是由民做主。我記得我小時候看過一部豫劇電影叫《七品芝麻官》，其中有一個縣令講了一句話大家都清楚可能都知道：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大家都聽說過，是吧。我小時候對這句話很崇拜、很崇拜的，但是當我讀了林肯在《》中所講的“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之后，我就再也不認同這種價值觀了。道理很清楚，“為民做主論”實際上它預設了一個邏輯前提，什么前提呢？即存在一個獨立于公民以外主體，它能夠完全理解和代表全體公民或者多數公民的意愿，而且能夠完全按照全體公民的意愿來行使公權力，也就是柏拉圖所講的“philosophy king”——哲學王。顯然這個虛擬的前提在現實中是難以存在的，為什么呢？因為它與人性、與權利的本性在根本上是沖突的。那么毛澤東在這個問題上是怎么看的呢？如果單從文獻來看，兩種觀點他都講過，請看屏幕。1939年5月4號，他在《青年運動的方向》演講中講：我們革命的目的是打倒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建立一個人民民主的共和國。54年4月14號他又講：我們的民主不是資產階級的民主，我們的民主是人民的民主，民主的原則貫穿在我們的整個憲法當中。那么這些話都可以看到“由民做主”的傾向是非常清晰的。然而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1944年12月15號，他發表了一個演講叫做《》，批評了一些人官僚主義的作風，提出：自己應當對進行教育，在黨內和黨外應該大大提倡民主作風，不論什么人，只要不是敵對分子、不是惡意攻擊，允許他們說話，講錯了也不要緊。1945年7月，他與黃炎培有一個著名的談話，關于歷史周期，這個大家都知道吧，知道我就不多說了。翻閱毛澤東的文獻不難發現，在建國以后這種“讓人民監督”、“讓人民講話”的說法講的就更多了。這兩段話很受學界的追捧，引用率是非常高的。但我在讀博士的時候，我的博士生導師郭德鴻先生早就指出，說：這兩句話中的真正含義大家都沒有領會，其中體現的恰恰是毛澤東‘為民做主’的思想。一個‘讓’字，準確無誤地說出了他‘為民做主’的本質，他不是代表著人民的愿望的，他的“讓人民監督”、“讓人民講話”就是人民民主。既然可以“讓”當然也可以隨時“不讓”嘍，所以他的“人民民主”不是真正的人民民主、不是真正的“由民做主”。那么既然這兩種看法都有，在毛澤東那里哪一種看法是主流呢？其實很好判斷。一是從他的所作所為來判斷，這一點我不想多說了，大家看的也比較多了。二是從他對法治大態度來看。為什么呢？因為由民做主的關鍵在于制度，特別是法治，它是實現民主不可或缺的保障，只有通過具體的制度、法律把民主固定下來人民民主才能得到保障，否則只是空談而已。所以后來鄧小平講要使民主制度化、法治化，很顯然毛澤東是不喜歡法治的，他是喜歡人治的，請大家看屏幕。在1958年8月的北戴河會議上，毛澤東就曾經明確的講“法律這個東西沒必要立，我們有我們的那一套，還是‘馬青天’那一套好——調查、研究、就地解決問題。”“馬青天”是誰啊？馬錫武啊，“馬錫武審判法”大家都知道吧。他還說“不能靠法律解決問題，民法、刑法那么多條誰能記得呀，憲法是我參加制定的，我也不記得了。”（笑）他還講“我們基本上不靠哪些，主要靠黨的決議和開會，一研討就得了，不靠民法、刑法來維持秩序。”劉少奇在這次會議上講了這么一句：到底是法治還是人治啊，實際靠人，法律只能作為辦事的參考。會議之后，中央政法小組就向毛澤東、劉少奇打報告說“刑法民法訴訟法根據我國實際情況來看已經沒有必要制定了”。（笑）所以在一系列的重大問題上，毛澤東自以為他是代表了人民的意愿，實際上卻脫離了甚至背離了人民的愿望。導致了全局性錯誤的“反右派運動”、“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化運動”特別是“文化大革命”，樁樁件件莫不如此。不僅如此，“為民做主”呢還必然導向個人專斷甚至個人集權、個人獨裁。毛澤東嚴防“右傾翻案風”越來越嚴重，與他把“為民做主”等同為“人民民主”、“由民做主”是密不可分的。最后我想以孟德斯鳩的一句話作為結尾。孟德斯鳩說：社會誕生時，是共和國的首領在創設制度；此后便是由制度來塑造共和國的首領了。（掌聲）

謝謝！

沒有超時吧？

郭世佑老師：不錯不錯，感謝你啊，先開了好頭，沒有讓我們的……來K你，他們三位我剛才才發現他們的年齡是按照等差級數在排列，胡尚元老師是66年……

胡尚元老師；我是文革那一年。

郭世佑老師：文革那一年，你還記清澎湃談毛澤東的民主觀，合法性

解啟揚：各位老師各位同學晚上好。我的話題跟老胡（指胡尚員）稍有區別，我就說毛澤東與知識分子也就是跟我們大家之間的關系。知識分子這個概念呢，不是我們中國自古誕生的，大約在十幾個世紀在德國和法國就誕生了。特別是在法國，知識分子最初是貶義，那么到后面才變成褒義詞。我們通常所說的知識分子，它實際上是指能夠獨立的生存，具有精神和知識的力量，對社會表現出強烈的公共關懷，體現出一種公共良知，有社會參與意識的文化人。如果我們按照剛才的概念來定義知識分子的話，那么我們會發現在我們中國歷史上比較難以找到知識分子。雖然我們從孔夫子開始兩千多年來就有讀書的傳統，但是這樣的傳統，有這樣關懷的人并不多，或者說根本就沒有。所以，現在意義上的知識分子，實際上是從新文化運動之后才誕生的，那么我在這里講的知識分子，毛澤東的知識分子，我是想從三個階段來談。而這三個時間段對毛澤東來講呢，正好是三個比較特殊的階段。一個是五四時期，一個是延安時期，一個是50年代。

好，我們先來看五四時期。那么毛澤東本人也可以算做一個知識分子，不過這個知識分子，帶有比較強烈的農民意識。（學生中有笑聲）呃，我本人也是帶有強烈的農民意識。他是出身于農村的，受的教育也是中國比較傳統的，不過在他高校的時候略微開始接觸過一點點西方的意識。他是從《新民叢報》上接觸到的。毛大概是在辛亥革命前后來到了長沙，到了長沙以后呢，他大開了眼界，開始略微接觸到一點社會主義這樣的一個名詞，內涵呢，基本上都不知道毛澤東有沒有接觸到。那么，之后也接觸到達爾文和盧梭，但是，這樣的思想并沒有深入到他的內心深處。按照毛澤東本人的回憶，在他少年時代，影響他的是中國的傳統文化。那么我們平時所說的傳統文化是儒釋道，可是影響毛澤東本人的并不是儒釋道，而是中國的歷史和小說，特別是三國、水滸等這樣一些具有反抗意識的小說。所以，少年時代的毛澤東就比較具有反抗意識。反抗意識最明顯的例子，他就說在他的家里有一個執政黨和反對黨。執政黨是他的父親，反對黨是他和他的母親。而且他竟然可以從一個出色的反對黨的角色表演過，也就是在他13歲的時候，他當著客人的面公開地頂撞他的父親，并和他父親達成了一個妥協。毛澤東在年輕時他所崇拜的兩個人物，是顧炎武與曾國藩。我們知道，顧炎武在思想上是主張經世致用的，也就是明清時候一個重要的代表人物。經世致用這幾個字在我們中國是比較重視的。特別是在明末以來，額，我們通常把明代的滅亡歸結為知識分子的空談，或者讀書人的空談。對于知識分子這個概念，不是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而顧炎武呢，主張經世致用。另一個人，曾國藩。毛澤東曾經說，在近代的人物當中，他最佩服的是曾國藩。他認為曾國藩是文武兼備的，可以作為萬世的師表。這就是毛澤東年輕時代崇拜的兩個人物。毛澤東在五四運動的前夕來到了北京，作為北大圖書館的管理員，當然也是一個知識分子。可是，就是在北京大學做圖書管理員這樣一個經歷，給毛澤東靈魂的深處烙上了一個深深的烙印，在《西行漫記》中是有記載的。毛澤東之所以有進步，來到了北京，希望與新文化運動接觸，可是新文化運動的精神，多數都是學貫中西的、具有現代觀念的。而毛澤東的傳統觀念與新文化運動的觀念是有一點點差異的。而他做圖書管理員有機會接觸到當時的知識界的名流人物，包括陳獨秀、胡適等人，也包括胡適的追隨者傅斯年和羅家倫。可是毛澤東在《西行漫記》20年后的回憶中說，他們都是大忙人，沒有工夫理會我這么一個帶有南方口音的小小的圖書管理員。那么20年后還有這樣的記憶，我們大家來想一想20年后你能記住什么。那么也就是說，毛澤東與五四新文化人，從精神上講，是擦肩而過的，而并沒有進行思想上的交流。之后呢，毛澤東經上海在湖南開展農民革命了，從一個鄉村的讀書人或者叫鄉村的知識分子，走上了職業革命家的道路，實現他改造世界的愿望。那么這個就是毛澤東與知識分子第一個階段的接觸，新文化接觸在他心里留下深深的烙。實際上，我們說第一個階段，毛澤東所崇拜的知識分子，是帶有經世致用特征的，那么知識分子對毛澤東在心靈上受到了傷害。（同學中有笑聲）

第二階段是延安階段。遵義會議以后，逐漸確立了毛澤東在軍隊，后來又逐漸確立了在黨內的的領導地位。那么呢，世易時移，毛澤東的根本地位發生了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延安實際上是一個農民革命的大本營，那么農民革命啊，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比較重要的特征。在延安時期的農民革命也帶有它的新的特征。當時，比較國統區和延安來講，國統區比較腐敗。那么在五四以來，一直都有追求進步的知識分子，那么這些知識分子向往進步，追求光明，就來到了延安。這樣，在延安就形成了幾種形式的知識分子。一種是有蘇聯背景的知識分子，比如說王明、張聞天等等，甚至包括康生，當然康生后來是轉向了。在延安還有另一批知識分子，向往光明、追求自由的知識分子，這樣的一批知識分子呢，也來到了延安。我們知道毛澤東有一句話叫“知識越多越反動”，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我是非常相信這句話的，不然大家就不會來到這里。（學生中有笑聲）可是來到延安向往光明的知識分子，與延安的農民革命之間產生了碰撞。農民革命所追求的是農民革命的傳統，打土豪，分田地，是個實用主義的革命，求得生存，他們沒有更多的理想。而知識分子所向往的呢，是自由、光明。知識分子來到延安，一方面給延安注入了活力，但另一方面，知識分子桀驁不馴的處世態度、追求自由的這個尤其散漫的人生價值觀、理想主義的精神情懷，與農民革命里的步調一致、一切行動聽指揮的森嚴紀律和打土豪分田地的實用主義的革命目的，或多或少產生了碰撞和沖突。可是，要想農民革命取得勝利必須要有一個高度集中的權力核心，一個不容置疑的革命理念，甚至需要一個類似洪秀全拜上帝教的宗教。也就是說需要的是一個思想、一個主題、一個政黨。那么，這樣的碰撞是不可避免的。毛澤東就充分發揮他的才干來調節這個沖突。早在1925年，毛澤東就寫了一個文章，叫做《中國各社會階級分析》，大家可能在毛澤東選集中讀過，但那是個刪節本。實際上，《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最早發表在當時的革命半月刊上。等級是人類社會自古就有的，他把人類社會分為五個等級。其中把知識分子列為僅次于大資產階級的第二個等級，那么，這樣的等級，很顯然，在當時革命的觀點來看，是不革命的。在1939年，毛澤東又對知識分子做了劃分，知識分子充其量是小資產階級。無論是根本的資產階級還是小資產階級，在毛澤東那里，知識分子都是不革命的。在毛澤東的心目中，他想成為的人物不只是農民革命的領袖，而且是一個萬世師表的。所以在毛澤東那里需要的不僅是成為軍隊領導，他還需要的是能夠掌控意識形態領域的精神的領袖。而當時的軍隊掌握在有蘇聯背景的王明、張聞天這樣的知識分子的手里。在這樣的情況下，毛澤東就發動了整風運動。整風運動的主要矛頭就是知識分子，后來也有人說整風運動還有一個矛頭就是黨的高級干部，但是這個是其次的，高級干部好管，知識分子不好管。那么整風運動的第一個矛頭就是指向有蘇聯背景的知識分子，以奪取在理論領域的掌控權。整風運動的第二個背景，具有自由思想的知識分子集中到一個主義、一個政黨這樣的思想上來。那么對于整風運動啊，實際上對于知識分子來講，影響是很大的。到后面有時間的話，我們再討論這個問題。整風運動中，我們舉兩個人物來看看他們在整風運動中的凄慘命運。一個是曾經擔任過共產黨領導人的張聞天。張聞天是經過良好教育的，精通多門外語的，更是精通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可是毛澤東說他只會說空話，不會做事，缺少行動力。張聞天到最后向毛澤東表示臣服，說“我只是一個梁上的君子，毛澤東才是一代偉人”。那么張聞天的話自然就傳到了毛澤東那里。那么張聞天這樣的具有留蘇背景的知識分子解決了，毛澤東掌控了理論上的、意識形態上的至高無上的領導權，那么自由主義顯然是毛澤東的革命對象。毛澤東在最初批判留蘇知識分子的時候，他實際上是以自由知識分子來領袖自己的。在他們這樣接觸以后，他有點類似我們后面所說的引蛇出洞，他當時鼓勵有自由思想的知識分子來發表一些文章，比如王實味的《野百合花》，丁玲以及艾青的一系列文章。這些文章直指當時延安的官僚主義、等級制度等等，連載發表在當時的解放日報上。按照胡喬木的回憶，毛澤東勃然大怒，說王實味是王實味掛帥還是馬克思掛帥？結果是王實味被打成了一個反革命分子、國民黨特務等等，最后下了監獄。王實味出生于1906年，1925年入北京大學，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8年來到了延安。那么，對共產黨有強烈信仰的一個人被打成了特務分子，而且更慘的是1947年7月1日，也就是我們共和國黨的生日的這一天，王實味也過了，但這也是他人生最后的一天，解放軍當時在山西撤退的時候，手起刀落，王實味被砍死。直到時隔40多年的1990年，在王實味的反復努力下才給王實味平反。那么延安整風啊，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的改造、利誘，達到知識分子集中思想、集中力量、集中到一個政黨上來的這樣一個目的。我們再來看一個例子，看看毛澤東對知識分子這樣一個復雜的心理態度。當時有個叫傅斯年的人，傅斯年作為國會議員來到了延安，與毛澤東促膝長談。傅斯年回憶說說，毛澤東說他是劉邦項羽，他是陳勝吳廣，陳勝吳廣為他開辟了**，劉邦項羽取得了革命的成功。臨別的時候，傅斯年要毛澤東贈詩，毛澤東贈了他一首詩，是唐詩，寫秦始皇焚書坑儒的，這四句詩是這樣的：“竹帛煙銷帝業虛，關河空鎖祖龍居。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劉邦項羽是不需要讀書的，特別是劉邦，成就了一代帝業。傅斯年本意是想夸贊毛澤東，但是毛澤東不滿足于作為一個赳赳武夫而存在，他更希望的是做一個萬世師表。毛澤東到最后評價項羽的時候說項羽不是一個合格的政治家，說他沽名釣譽。那么毛澤東本人不是沽名釣譽，他該用的手段夠硬的。對待梁漱溟的態度。當1938年梁漱溟來到延安的時候，見面的時候，梁漱溟說“久仰久仰”，毛澤東的回答是“我們不是第一次見面，我們已經見過面了。”第一次見面的時候是在北京大學。毛澤東與梁漱溟是同歲，但是梁漱溟在當時是北京大學的老師，而毛澤東是北京大學的圖書管理員，梁漱溟經常去毛澤東的岳父楊昌濟（當時還不是毛澤東的岳父）家里聊天，當時的毛澤東和梁漱溟是搭不上話的，而此一時彼一時，毛澤東的身份地位發生了巨大變化。在這樣的情況下，恐怕毛澤東的感觸是不一樣的，換做我們大家會是什么樣子的呢？通過整風運動，知識分子基本上是臣服了，確立了黨的獨尊的地位。

第三階段是50年代，共產黨獲得了新政權，實際上相當多的知識分子是擁護的，可是好景不長，新政權建立起來之后，對于知識分子來說，一波又一波的思想改造運動開始了，實際上在新政權建立之前思想改造運動就開始了。華北大學的建立，也就是我的母校中國人民大學，它最初就是作為一個改造知識分子、培養黨的高級干部的一個搖籃而創立的。其實真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改造，是1951年對葉寧《魯迅傳》的批判開始的，接著從1951年到1952年，就開展了思想改造運動。隨后到了53年又開始了批判和批駁研究紅樓夢的專家們。到了1955年又開始了批判和批評胡風的運動，到了1957年又開展了反右運動，一浪接一浪的整風運動，其目的只有一個，也就是把知識分子的思想集中到馬克思主義上來，讓知識分子符合中國馬克思主義建設的需要。我們可以稍稍的回到1952年，1952年中國發生了幾件大事，一個是與大家有關系的事情，大學調整。大學調整呢，大量的裁撤文科，清華大學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成為了一個純粹的工科院校。裁撤文科，一個當時是服從當時經濟建設的需要，但另一個重要的目的是服從于改造知識分子的需要。把大量的知識分子兼并到少數的學校，像清華的文科老師就并到了北大，以方便知識分子的改造。53年的批判，55年的批判，一直到57年的反右，在這樣的批判中，知識分子基本上是噤若寒蟬。毛澤東批判的手段是多樣化的。我們知道，斯大林對待反對者的手段基本上是殺，殺無赦，毛澤東呢，基本上不殺人，這就是他手段的高超之處。（學生中有笑聲）其實在延安的時候呢，毛澤東就說，知識分子比較來說，其實是最沒有知識的，他們不如工人農民有知識。那么在50年代，毛澤東把他的思想進一步發揮，甚至說，工人農民是最干凈的，而知識分子是最骯臟的。知識分子呢，是臭老九，當然臭老九這話不是毛澤東發明的，更早的時候，中國人把知識分子排在乞丐之上、妓女之下。那么，對于知識分子的這樣一個批判，實際上從靈魂深處摧毀知識分子的尊嚴。我們舉個例子，馮友蘭，馮友蘭是著名的哲學史專家，是現在新儒學的代表人物。可是在思想改造運動中，馮友蘭被迫反省，否定自己在民國時期所作的學術研究。馮玉蘭曾經寫過一篇文章，等后面有時間的話呢，我們再聊。在整風運動中被批判的知識分子人數，按照官方的數據，是55萬人被劃為了右派，而當時可以稱為知識分子的官方統計的統計數字大概是300多萬人。這樣的人數比例！有人在光明日報上發表文章說，毛澤東對待知識分子其實是在寬容他，他舉的歷史就是毛澤東對待李達的態度，還有人說毛澤東與梁漱溟之間的爭論。那么毛澤東是怎么對待李達的呢？當時在湖北的一個叫**縣有這樣一個標語，“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武漢的大學生就把這樣的標語拿到他們的校長李達那里，李達是中共一大的代表。

郭世佑：時間到了。

解啟揚：哦，好的，我把后面的觀點說一下啊。其實我們再來回顧一下毛澤東對待知識分子，他一方面是在自卑，這種情感與其一生糾纏在一起。這是第一。第二個對待知識分子的態度是，知識分子是無用的。那么毛澤東想找另一條路線，引導中國農民革命的路線。中國的農民革命在中國歷史上陷入了一個循環的怪圈，它從陳勝吳廣的“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到“等貴賤，均貧富”，再到毛澤東的“打土豪、分田地”這樣的一個歷史的怪圈。那么在這樣一個怪圈中，缺少一個知識分子的參與，所以，中國真正需要的不是暴力的革命，而是思想意識深處的革命。這樣一個思想意識深處的一個革命重擔，就落在了我們大家的身上。后面的時間再來聊這個問題，謝謝大家！（掌聲）

鄧文初：

我先要解釋一下，剛才郭老師說我跟他之間有一種復雜的關系。這種復雜的關系還不是胡尚元老師解釋的師生關系，我2002年加入郭門以來，到現在為止還沒有畢業，在碰到郭老師學生的時候我一直介紹我是“博八”的，也就是說我是博士讀了8年還沒有畢業。今天我這次參加這次講座也是郭老師給我出的一個題目，這個題目完成之后，他能不能給我畢業我也不知道。所以說作為郭老師的學生，他首先第一感覺是痛苦而不是榮幸，提醒大家一下，這里邊有很多郭老師的“粉絲”，千萬別想進入郭門，提醒大家這是一個痛苦的經歷。進入郭門給你們的感覺就是“庭院深深深幾許”、“郭門一入深似海”。我今天怎么完成這個任務還是一個問題，不過既然郭老師給我出了一個題目，我就按照答題的方式嚴格地遵守這個答題的規范、規矩，題目是“毛澤東的歷史功績與評價方法”，那么我把這兩個部分都承擔起來，“毛澤東的歷史功績與研究方法”。那么，首先談方法吧，因為我認為方法是一個更重要的問題，而且前面兩位專家都做了比較深的研究，而我卻是一個門外漢，所以說從外去看他，所以說更多的去談一些比較抽象的方法。怎么談方法呢？歷史學有一個基本的方法，說是同情的了解，也就是與古人處于同一境界，這就有一個問題了，與古人處于同一境界，像毛澤東這樣一位巨人、一位偉人、一位這樣的神魔一體的人物，怎么可能與他處于同一境界？我既沒做過重大的工作，又沒做過領袖的工作，又不是一位革命家，也不是一個政治家，又不是一個軍事家，也不是一個文人，當然也不是一個巨人，那我怎么可能與他處于同一境界？所以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我能理解毛澤東嗎？假如我不理解毛澤東，我怎么評價毛澤東，這是一個問題，所以說歷史研究是比較困難的，并不是那么容易，那既然要做這個工作怎么辦呢？這里邊有一個基本的方法，等下我會說，這里先解釋一下就是說很多時候我們的研究方法可以是很簡單的，以我們常人的心態去面對歷史人物，因為毛澤東他也有七情六欲，我也有三魂六魄，應該說我們在這個方面“四海之內，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們是有相同境界的，我們去理解毛澤東就是從常人的角度說是沒問題的。在這里面我有一個跟兩位老師可能不一樣的地方，我出生于湖南，那么毛澤東的家鄉我去過，同時我在浙江大學讀書，蔣介石的家鄉我也去過。當時我也是追隨郭世佑老師到奉化蔣介石故居去看過，在路上我就跟郭老師探討一個問題，當時郭老師說，你這是談“風水”，我說，是談風水，但是我更希望用一個人文地理的方法來研究歷史人物。什么是人文地理的研究方法呢？比如我們說梁啟超是近海之人，近海之人流之多變，也就是他的性格變化多端，思想變化多端。那么無論是毛澤東還是蔣介石，兩個人都是靠山之人，近山知鳥性，但是毛澤東和蔣介石相比的話，我們從人文地理、從風水學角度來說，奉化，蔣介石所在的山，有一個雪柱山,雪柱山是四鄰山的主峰，也就是四鄰第一山，這座山應該說是懸崖千丈，壁立千仞，雖然蔣介石并沒有壁立千仞無欲則剛這一點，但是我至少認為蔣介石的性格有一種矩，有一種規，有一種不怒而威的性格在里面，跟這個山是有關系的，壁立千仞的一種山，當然還有一點就是雪柱山山間有一條小河，這條河是入海的，那么我們可以說蔣介石在性格中有一種大海般的情懷。（笑）毛澤東，生活在韶山，韶山是衡山72個亙的一峰，應該說是余波了，假如說把韶山與四鄰山，與雪柱山相比的話，應該說韶山是一個小土包，所以從剛性來說，毛澤東這點性格是比不得蔣介石的，但是韶山有一個特點，雖然它很小，一個小土包，但是這里面卻有一個深深的山洞，毛澤東在自己的詩里曾經寫過，就是寫這座山洞，這座山洞我也去過，曲徑通幽深不可測。中間一個環一個環你也許走不到盡頭，當我走進這個山洞我感覺毛澤東這個人看起來表面挺平和、挺親和的、挺平易的，但內心世界太應該說是深不可測，就像這個山洞一樣的。所以走到這個山洞里面的話我有一種感覺，我能理解毛澤東嗎，我除了恐懼和害怕之外，大概我無法理解毛澤東。從人文地理這個角度我認為從這兩個人物比較我們大概可以去研究蔣介石而不敢去研究毛澤東，因為這個人太深了、太深了，不是我們能夠把握的。有時候我就想，要研究毛澤東需要有一種功夫，這種功夫是什么呢？就是孫悟空一樣的他怎么進入盤絲洞而不被盤絲洞的妖魔技術給控制住而逃脫出來。很多研究專家一研究自己的對象很容易陷入到這個困境里面去，變成喜歡他、甚至愛上他。我知道很多毛澤東的愛好者就是這樣子陷進去了，而我希望自己不要變成一個“磚家“——磚頭的磚，即不要變成一個毛澤東的一個崇拜者和愛好者，而是一個研究者。一個研究者作為研究的話，不能從他的外部進行研究。我不敢進入毛澤東的內心世界，不敢進入這么一個幽深的洞里面去，一個黑暗的境界里面去。我認為我的境界達不到，我的能力也達不到。假如我進入的話，我無法逃出來。這是我所說的從人文地理這個角度探討蔣介石與毛澤東的差別吧，也是一種方法。這種方法我們放棄了，同情的了解這種方法我們放棄了，還有什么別的方法嗎？有方法，這種方法是什么呢？我覺得是“常人”的方法。也就是我剛才說的“四海之內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那么這個方法要展開應該怎么說呢？我這里有一個概括就是“以常態之心面講常識之學得出常人能夠理解的常理符合人之常情符合學術研究的常規”。但是我們的歷史研究很多時候變成一種非常態了，也就是說這個東西本來應該作為歷史學研究的常規的常態的，但是他卻讓別人無法正常研究一種東西。所以我說歷史學應該是一種常態之心講常識之學得出常人能夠理解的常理符合人之常情。也就是說歷史學研究應該是一種常識之學、常情之學和常理之學。我喜歡用“常”這個詞來表述， 常人之學、常識之學和常理之學。也就是我們每一個人都能夠理解，我們每一個人都能夠把握，這也是歷史學研究的一個基本方法。郭世佑老師一直講歷史學是一門寬厚的學問，只要有一個正常心智，通過努力你一定會有收獲。這跟政治學、法學有點不同，就是具備常人之理。那么我們研究毛澤東的話也要用常人之理。在學術界里邊也有一種說法，蕭坤全先生，中國政治思想史的大家曾經說過，我們說他是三句教吧：以學心讀，以平心趨，以公心術。以學心讀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以學生的謙虛心態去接觸這個人，不管他是領袖還是草民；以平心趨，這個平心是什么呢？就是平常之心、平態之心；以公心術也就是說我們寫出的歷史著作應該以公心，這個公心與我們往往理解為一種公平之心，好像歷史學家是一個法官，對歷史事件歷史人物我們進行一種衡量、一種看法、一種判斷的法官的樣子。其實我的理解不是這個樣子，我認為這個公心首先是一種我們說的公平，公在平前面，首先是公正然后將公正的看法折合成一個平，所以公心的話是站在公正的立場去評價一個歷史人物、去闡釋一個、去描述一個歷史人物。這是我對蕭功權先生這三句教這么理解的。那么如何評價毛澤東這個人物，“平心、公心、學心”是如何理解的話，我認為一個常人之心到一個常情是什么。這里面有一個基本的想法，我們評價偉人也好、一個常人也好，就是把人之常情作為一個標準。那么什么是人之常情呢？按照我們儒家的一個基本說法就是“食色性也”，人性的東西也就是吃飯和愛好美色；也可以說是按照魯迅的說法就是我們首先要吃飯，然后要生存，然后要發展這三點；當然我們中國老百姓也有這種說法就是民以食為天、人命關天。也就是我認為歷史學的研究方法……也就是中庸之道，談談我們吃飯的問題、談談我們活命的問題、談談我們發財的問題，這是一個歷史學家應該具備的一種常情、一種常識、一種常理。談談我們吃飯的問題、談談我們活命的問題、談談我們發財的問題，理解毛澤東的話，我認為從這三個方面可以了解到一些基本事實，下面我會以事實談論這三個方面的情況。先說活命的問題吧，“生命之德，生為大”。“革命”，前面是個動詞，后面是個名詞，革命就是按照毛澤東的說法“不是請客吃飯”，而是暴力運動，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力運動，它是以生命為代價來進行革命的。這是我們革命的一個基本的議題，也就是暴力也就是對生命的一種“革”吧，就是革除他。在這里面我們會以政治上的敵人作為一種對象，但是有時候革命并不會以政治上的敵人作為一種對象，而會以自己內部的異己分子作為一種對象。所以假如作為革命者的敵人被革掉，有時候我們很少會同情；但是作為自己正義的異己分子被革掉的話問題就出來了——革命到底是為了什么？這里時間有限，我不可能全部展開，感興趣的同學可以從毛澤東在井岡山的一個事件作為一個例子，這個事件就是“富田事變”，也就是說反AB團，陳偉健先生已經做這方面的研究了，我就不具體介紹，感興趣的同學可以上網去查。那么“富田事變”是毛澤東在軍隊中建立自己絕對權威的一個動作，而這個動作是以什么作為代價的呢？據我們后來的統計，在紅一方面軍中第四方面軍7000多官兵中打出了AB團分子1500多人，也就是1/5的人被打成AB團分子。那么在中央蘇區以西的地區中，政府的執行委員會一半人被打成AB團分子，同時還有社民黨被處決6200人。1989年中央對AB團進行調查時得出一個基本的結論，“富田事變”中被錯殺的AB團分子一共是七萬人，也就是說被殺害的沒有一個是AB團分子，他們都被錯誤的殺掉了。這就是我們所說的生命、生命。對毛澤東來說，這些人的存在是構成他掌握權力很大的障礙，整處他們就是一個必要途徑。這次“富田事變”是毛澤東走上紅軍領導地位的一個重要一步。這是所說的生命、生命問題。參加革命難道不是為了更好地生存下來嗎？這是第一個事件。有了這個反AB團之后，我們知道，剛才謝啟揚老師介紹過了，我們知道接下來還有一系列的反：三反、物反、反右、反資本主義、反胡風分子、反丁陳集團、反精神污染、反分裂國家……一系列的反都是自己過來的，在毛澤東那里忽視生命已經是一種常態了，我認為這一點應該成為我們分析問題的一個關鍵，因為生命太可貴了。

那么我再說第二個吃飯問題，老百姓關心的問題，“亂世幽幽，吃為大”，民以食為天。那么以吃飯問題我舉一個例子，以中國共產黨執政“三年困難時期”為例，這三年困難時期，“三年自然災害”的表述來講，現在研究證明是有問題的。像新華社高級記者楊繼繩先生在08年出版的《墓碑》中，他研究在三年困難時期人口因為饑荒導致的死亡是3600萬，那么因為饑荒、政治運動導致應該正常出生而沒能正常出生的有4000多萬，者兩項加起來是7600萬。為什么我說這是吃飯問題呢？因為這三年饑荒并不是說中國老百姓手里沒有糧食，國庫沒有糧食，而是有很多糧食。在我們隊財政部當時統計數據進行統計之后，這幾年我們國庫有多少糧食呢？根據楊繼繩先生的說法，1959年我們的國家庫存糧食可以讓1.4億人口吃上整整一年。那么我們國家糧食到底有多少，下面我給大家讀一下：1959年4月——1960年4月這之間，也就是說三年自然災害餓死人最多的時候，這里的國庫存糧是883.03億億斤，那么在1960年4月的時候，春旱最嚴重的時候，國庫存糧是403.5億億斤，這是國家糧食部計劃司1968年的統計數據，這些糧食折合成原糧的話，就是482億斤，按照當時的口糧供應計算的話，當時可以供應1.4億人口整整吃上一年，當時軍糧是118億斤。同時在災害面前，在我們所說的饑荒面前，我，我們國家出口糧食保持了36億斤的巨額。當然這是我們官方的統計數據。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森研究中，當時我們在這么嚴重的災害面前，我們國家出口糧食是怎么樣的呢。1957年我國出口糧食190萬噸；1958年我們出口270萬噸；1959年我們出口420萬噸，1959年是我們國家饑荒最嚴重的一年，而我們出口了420萬噸；1961年人口已經死了幾千萬的時候我們出口了2.7萬噸。所以這次饑荒不是因為我們沒有糧食，而是我們有大量糧食，但是糧食一個方面壓在國庫里面，一個方面放出去、在掙外匯，讓360萬老百姓活活餓死。這件事毛主席不是不知道，他知道。在河南信陽地區，“信陽事件”發生后中央組織部就已經知道這個事情，并將文件給了毛澤東，毛澤東給了批文，與劉少奇、周恩來一起商討，也就是“信陽事件”發生后中央是已經知道的，毛澤東是知道的。但是毛澤東批示是什么呢？“信陽事件”是國民黨反動派對我們共產黨進行的侮辱。所以事件發生后不是拯救老百姓，而是對當地的政府機關、當地的老百姓進行一次。結果是信陽地區活活餓死100萬。這就是我所說的吃飯的問題。

那么我們談第三個問題發財的問題。我們知道中國的老百姓，無論是做官還是不做官都想發財，“萬里做官只為財”，發財確實是我們的中心問題。在毛澤東當政時期我們老百姓的財產是怎么樣的？我這里有一個數據，我們事后才知道，中國的農村和中國的城市由于剪刀差的存在，在1978年改革之前吧，剪刀導致農村財產的流失是六千個億，這六千個億是什么概念呢？我們知道，在1978年以前，一般在城市的工資是100塊錢左右，那么農村的話是一般一年的收入是10塊錢左右。那么六千個億，相當于我們六億農民的話，每一個農民的話，我們每一個老百姓口袋里一千塊錢被掏空了，而一千塊錢相當于我們老百姓一百年的收入，也就是三代的收入，也就是三代的收入，就被我們國家以這種剪刀差的形式收走了。所以我媽媽曾經來北京要我看看毛澤東的紀念館，瞻仰毛澤東的遺容，雖然我媽媽對毛澤東還是有感情的，但是她跟我說了一句話，說毛澤東最大的問題就是把農民焊在了土地上，“焊”這個字我至今還記得。由于被焊在了土地上，農民不可能離開土地。對于歷史研究，毛澤東的這個劇本不是一個晚上，也許一年兩年都講不完的一個人物，歷史學家怎么可能對這樣的一個人物進行一個全方位的分析，而不被看書籠罩，而不是他的崇拜者、愛毛者，那么一個基本的方法就是察人的方法，你必須以察人的心態去思考、去觀察、去分析他，那么我覺得對于毛澤東這樣一個歷史人物，我們作為歷史學者，我們必須抓我們的勝利、我們的吃飯和我們的發財。但是我說的都是外部研究，而不是內部研究。其實作為一個外部研究的話，按照黃仁宇先生的說法，就是放寬歷史的視野，做一個評價，這種評價沒有任何認可可以做出評論。但是我認為，依據我的方法，我做出這個評價，我認為是邏輯結論。這個評價是什么呢？就是對毛澤東的歷史功績做出一個整體評價的話，我認為：在毛澤東的中共與蔣介石的國民黨的決戰中，毛澤東勝了；在毛澤東的中共與非毛澤東的中共決戰中，毛澤東勝了；這是毛澤東的成功之處。那么，在毛澤東的中共與中國的中共的決戰中，中共失敗了；在毛澤東的中共與中國的命運決戰中，中國敗了；這是毛澤東失敗的地方，也可以說是中國失敗的地方。好，謝謝大家！（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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