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影子登上歷史舞臺——拉丁美洲印第安人的覺醒

索颯

　　由于一個歷史性的錯誤，美洲大陸的原住民被稱為“印第安人”。1492年，隨著可疑的“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一個至今喧囂的時代開始了，這是一個經濟縝密、道義悖謬的歷史時代。作為第一宗大規模犧牲品，印第安人首先被送上了這個“資本主義”時代的祭壇，由于殺戮、勞役、恐怖、憂傷、瘟疫等種種原因，據判斷受害死去印第安人達七千萬之多，此一原本被認為最高估計的統計數字正趨向成為客觀的共識。而且，這場“創記錄的種族屠殺”的肇始者來自“愛人”的基督教義被反復研磨十幾個世紀之久的歐洲，來自正轟轟烈烈講座著人文主義的“文藝復興”的西方——資本主義從它誕生的第一天起不僅“每個毛孔都充滿了血和其它骯臟的東西”，而且在道德上扮演著虛偽的角色。

　　為了證明“征服”有理、“文明”有功，西方世界故意歪曲美洲大陸的真實情況，其中知識分子也是大屠殺的同謀。對蠻荒之地食人生番的渲染，遠遠蓋過了印第安人獨特文化創造；而印第安人后來對世界的巨大貢獻，也一直被淡化和故意忘卻。無人不知瓦特發明了蒸汽機、富蘭克林發明了避雷針，但沒有多少人知道現代世界攝入的三分之一食物都直接或間接與美洲有關。安第斯山印第安人在海拔四五千米的高度上培育的土豆曾成為整個歐洲抵御饑饉的主要食品；反面例證之一是1845與1850年間在愛爾蘭爆發的一場土豆病蟲害，導致了幾百萬愛爾蘭人死于饑餓、150萬愛爾蘭人流亡北美、澳大利亞，以至于今天四千萬愛爾蘭人后裔成為這些國家重要的移民群體。還有曾給16、17世紀的中國帶來人口增長、經濟發展、政治穩定的玉米，啟蒙及天涯海角的番茄、辣椒，制服了虐疾的亞馬遜奎寧，給予至今暴利成河的“可口可樂”、“口香糖”以原料以及原始啟發的安第斯山古柯業、瑪雅森林人心果樹（chicozapote），哪一樣不是印第安人長期觀察、細心栽培，即科學試驗、遺傳工程的文化成果呢？今天那里的野生物種繼續有為世界性科學研究提供寶貴的基因，諸如此類的資料，足以寫成一本豐富的專著。　　

頑強存活、被人遺忘的當代印第安人

　　然而，這些為人類做出巨大貢獻的民族落為未經昭雪的冤魂；不僅如此，他們的茍活下來的后代又一次成為當今世界的最大犧牲品。

　　1992年紀念所謂“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五百周年”之際，阿根廷神學家恩里克•杜塞爾（Enrique Dussel） 曾說：“印第安人終于活到了今天，走出了被人遺忘的歷史。如果說在這五百周年之際我們要慶祝什么的話，那就讓我們慶祝他們終于活到了今天吧！”印第安人之所以活到今天，是因為作為勞動力他們當年沒有被全數滅絕，是因為他們逃到了人跡罕至的深山老林，是因為高貴的白人不屑與他們混血。于是我們發現，在今天的拉丁美洲，印第安人最集中的地區在安第斯山海拔四五千米的縱深，在亞馬遜流域蚊蟲肆虐的腹地，在墨西哥恰帕斯道路艱險的密林。在秘魯，我們像小學生聽課一樣反復接受著再教育：要記住，秘魯是三個迥然不同國家，一個是以首都利馬為中心的沿海，一個是高聳的安第斯山區，一個是沒有陸路能抵達、我跡罕至的亞馬遜雨林。在墨西哥的恰帕斯地區，我們與許多印第安婦女、老人，甚至成年男子的對話，必須經過西班牙語的翻譯。

　　今天，他們又成為一個新的四千萬。在厄瓜多爾、秘魯、玻利維亞這幾個安第斯山國家里，他們分別占到了總人口的20%、50%、60%。在玻利維亞，克丘亞語和艾馬拉語與西班牙語同是官方語言；在秘魯，克丘亞語與西班牙語同是官方語言。為了解決“執政可行性”的問題，2004年居然由大資本財團的代理人“世界銀行研究所”資助舉辦了“安第斯山地區印第安領導人國際培訓班”。這說明了什么呢？這說明：世界不得不面對印第安人的“存在”。

　　然而，這樣一些特殊殊的群體幾個世紀以來一直像幽靈一樣生活在社會的邊緣。直到1957年9月，巴拉圭最高法庭才通報全國：“印第安人同共和國其他居民一樣也是人”。在20世紀90年代的秘魯，“印第安人”在法律上仍不存在。1990年，智利印第安人組織仍在向總統上書，要求修改憲法，承認土著民族的特殊文化，承認智利是一個多民族國家。在哥倫比亞，直至1991年才通過憲法第一次正式承認印第安人享有土地、法律和文化等方面的權利。

　　雖然拉丁美洲獨立戰爭的一些優秀將領提出了關于印第安人權利的可貴主張，但是實際上，權力僅僅被移交給了混血人和土生白人的上層權勢。如出20世紀初的秘魯作家曼努埃爾•薩雷斯•普拉連（Manuel Gonzalez Prada）所指出：“當一個個人超出了本社會階級之上，他往往變成本階級的最大敵人。”這些身上也有印第安血液的上層混血人在很大程度上延續了的殖民主義制度，幾個世紀的殖民化教育已經將不平等作為天經地義烙上了人的心靈。的確，直到不久前，在墨西哥的恰帕斯，印第安農民見了帶有白人的“西班牙人后裔”還要躲閃讓路。

　　在拉丁美洲，殖民主義的毒素遠遠沒有得到清算。幾百年來，印第安人一直處于社會的最底層。據秘魯官方資料，該國貧困和赤貧階層集中在印第安人居住的邊遠村落；大約79%的印第安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79.8%印第安人仍然是文盲。在印第安人占人口43%的危地馬拉，80%的土地為2%的非印第安人所有。在玻利維亞的艾馬拉和克丘亞人中，文盲率高達90%以上，中美洲的印第安婦女中直機74%是文盲。在墨西哥帕斯州12歲的兒童中，營養不良高達70%，在不到一歲的兒童和1~4歲的兒童中，營養不良分別是死亡的第一和第五位原因；一百萬左右的印第安人中，每30萬人只有一名醫生，許多人死可醫治疾病。法律更是當局和大地主手中捏著的牌，在恰帕斯，有一椿類似黑色幽默的悲哀案子：一個被判決入獄的農民，其罪名是殺父，而來監獄看望他最多的人是他的父親……

　　這些底層的印第安人主要是農民。在玻利維亞，他們占農村人口的95%；在危地馬拉、秘魯、厄瓜多爾、墨西哥，分別占76%、73%、68%、50%。因此印第安人問題又與農民問題緊密聯系在一起。殖民主義老帳還未清算，新自由主義新帳又在累計。對于印第安人來說，最寶貴的物質和文化財富是賴以生存的土地和世世代代屬于他們的“領土”。印第安人自我處理的社會組織、可持續發展的耕作方式、與大自然和諧的文化觀念都有賴于處于邊遠地區、大自然縱深的屬于部落的土地。

　　隨著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推進，土地的價值越來越昂貴。秘魯政府在20世紀90年代頒布的新土地法規定，國家有權將部分原屬部落的土地以拍賣或特許的方式轉讓給私人開發商。1992年，墨西哥薩利納斯政府修改了作為1910年資產階級土地革命主要成果的憲法第27條，允許買賣土地，使印第安人的部落土地、農民的村社土地受到迫在眉睫的威脅。這也是1994年薩帕塔民族解放軍得以在恰帕斯發動起義的重要因素。跨國公司對第三世界資源的“開發”首先要面對這些地區的土地問題，尤其是自然資源豐富地區的土地。秘魯印第安居民與西方礦產石油公司（Occidental Petreleum）不斷發生沖突，智利水電站的修建威脅著淹沒印第安人的墓地，外國公司（包括中國公司）對厄瓜多爾亞馬遜地區的石油開采與印第安部落的沖突一觸即發。巴拉圭土著人協會自20世紀50年代至今已失去其原有土地的98.2%。墨西哥福克斯政府2001年倡議的“普埃布拉~巴拿馬計劃”包括對墨西哥國家自然保護區的生物“勘探”，“藍色山區”（Montes Azules）被囊括其中。這里是恰帕斯印第安居民生活的地方，當地居民長期栽培的藥材為墨西哥醫藥提供著75%的原料和每年450億美元的利潤。不僅以往的開發絲毫沒有改善當地人的生活，新計劃也完全無視印第安人的存在和權利。作為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結果，近20年來墨西哥農業幾乎不復存在。在這個將玉米與創世神話聯系在一起的玉米發源地，在這個視玉米為民族文化象征的國家里，40%的玉米消費如今要從美國進口，而且進口來的幾乎是在美國用于喂牲口的黃、硬玉米！秘魯旅游業的“繁榮”是農民破產的一面境子，鏡子里照出的是印第安人喪失尊嚴的面容。在印加人古城庫斯克附近，五歲的女孩衣衫襤褸，蓬頭垢面，拉著游客的手不厭其煩地說“請聽我用克丘亞語唱支歌”。入學年齡的男孩用五個戴著毛絨羊駝偶的小手指向放客不停晃動，換來的是豪華旅館大玻璃窗內放肆的笑聲。而直到今天，庫斯克的天主教會居然還援引“征服者的權利”要求自行收取六座天主教堂的入門券。近二三十年來，巴拿馬大批非印第安人從各地涌向印第安人領地濫伐森林，毀壞印第安人的家園。據會計，如果該國印第安人的處境仍然得不到改善，在21世紀占全國人口8%以上的印第安人將難逃滅種之災。　　

如何面對這樣一個“他人”？

　　也許，如果不是出于勞動力地需要，殖民主義者早就希望該死的“劣等種族”、弗朗茲•法農所形容的“地球上被詛咒的人”從大地上消亡。我們低估了殖民主義意識形態的力量和存在。從殖民主義誕生的第一天起，殖民主義理論就是為這種政治制度護駕的貼身衛兵。同時，與之抗衡的思想與理論也隨之產生。因此，在思想領域里，“印第安人問題”是一個與殖民主義同樣古老的辯題。

　　保加利亞藉法國作家托多維夫1987年發表的著述題為《美洲的征服與“他人”》，被國內知識界崇拜的美國作家穌珊•桑塔格在她的《注目他人受刑》中也提及這個概念。耶穌不也早就在傳播對“憐人”的愛嗎？殖民初期，一批執著于原始教義和良心的天主教修士充當了最早為“他人”吶喊的荒原孤羊，多明我會修士拉斯•卡薩斯（Las Casas）是他們當中優秀的代表。1550和1551年在宗主國西班牙本土的巴利亞多利德召開了兩次大型辯論會，這兩次古，典式的辯論涉及殖民主義理論的核心：世界上有沒有劣等民族？先進民族有沒有理由對落后民族開戰并奴役他們？這種性質的論戰在西方殖民史上是僅有的一次。辯論的一方是拉斯•卡薩斯，另一方是宮廷神父兼國王的編年史官塞普爾維達（Sepulveda）.

　　塞普爾維達曾這樣直白地寫道：

　　讓這樣的人（指“被發現的野蠻人”—本文著者）服從君王和更文明的、更人道的國家的統治，這種做法從來都是正確的，從來都是符合自然法則的。如果他們反抗這種統治，就可以用武器對付他們，這樣的戰爭根據法律規定是正義的。從某種意義上來看，戰爭似乎是自然的產物，因為狩獵藝術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我們不僅可以使用這種藝術對付野獸，也可以使用它對付那些生來為奴卻逃避奴役制的人—因此這種戰爭是天然合法的。亞里士多德如是說。

　　拉斯•卡薩斯則留下了至今在西班牙遭到貶抑的傳世之作《西印度毀滅述略》，揭露殖民者的殺戮行徑。支持拉斯•卡薩斯的有整個一個古典黨派。薩拉曼卡學派起源于西班牙薩拉曼卡大學，實際上是一個神學運動。他們也參加了巴利亞多利德的論戰。薩拉曼卡學派的人文主義思想不僅在當時影響了諸如對美洲的殖民活動、經濟道德觀導向、國際法、國際仲裁理論、戰爭與和平等重大時代問題的討論和政策制定，而且在哲學、法學、倫理學，甚至經濟學方面都達到了很高的科學水平。處于第一線、了解具體情況的拉斯•卡薩斯更是將這些理論加以發揮，論及了應如何尊重當地首領、如何以雙方自愿的條件下簽署政治協議等具有現代國際法意味的命題。薩拉曼卡學派的核心思想反映了兩個劃時代的突破：視各色人群具有統一的人性；從道德和法學上同等看待歐洲和美洲。這是對歐洲中心論最初的破壞。

　　以后，在拉丁美洲發展進程中，關于印第安人的處境、地位，國家政策的討論時起時伏。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思想史上的“實證主義”時期，有過為發展資本主義掃清障礙的“解放思想”大辯論。殖民主義者的變種生物決定論者竟然以“一個印第安人或印歐混血人的大腦一般比一個純種白人的大腦要輕5~7甚至十盎司”為理論論證“從生理角度看，在人類的進化過程中，這種腦體與一個今天已經衰老的人類心理階段一致。”19世紀阿根廷的著名總統薩米恩托提出“進步就是移民，就是從歐洲移民”的口號，對潘帕斯草原進行了如美國獨立戰爭后針對西部印第安人的大清剿，以消滅印第安人和“高喬人”為代價，推進“文明”，根除“野蠻”。再以后，有過善意的、但帶有救世主傾向的“印第安主義”思潮，有過不乏同化意圖的“一體化印第安主義”，以及文化民族主義時期粉飾現實的、沾染小資產階級情調的“宇宙種族”論，等等。

　　在反對殖民主義理論、維護正義的知識分子陣營里，同情和呼吁之聲也如水長流。古巴愛國者何塞•馬蒂曾用文學語言表達了他深情的眺望：“閱讀上述那些書時（指印第安人的史籍），我們并不覺得是在閱讀一本紙張發黃、用字拘謹、字母S像五一樣的書籍我們的感覺好像是在看一雙格查爾鳥的死亡，看到它是怎樣因尾羽被折斷，最后哀鳴而亡的。用我們的想像力，可以看到用眼睛看不到的東西。”深藏著人道主義情懷的秘魯人塞薩爾•巴列霍用詩句描寫“死去的田園詩那悲哀的藍”，召喚“對勇武的種牛時代的懷念”。秘魯共產黨創始人馬里亞特吉已經指出：“印第安人問題只能靠解決社會問題來解決，應該由印第安人自己來解決自己的問題。”秘魯作家岡薩雷斯•普拉達于1908年發出的預言到20世紀變成了大規模的現實。

　　改善印第安人境遇的方式有兩種：或者壓迫者的心靈得以軟化到承認印第安人的權利，或者被壓迫者在精神上獲得足夠的勇氣迫使壓迫者接受教訓。如果印第安人把用來喝酒、過節的錢拿去購買槍支彈藥，如果他們在茅屋一隅、山河一角藏上一件武器，情況就會改善。別人將被迫尊重他們的財產和生命。以暴力還擊暴力、以此教訓搶奪他們羊毛的主人、以政府的名義拉他們去從軍的士兵、偷竊他們家畜和牲口的強盜。

　　不要對印第安人宣讓謙卑和忍讓，要讓他們鼓吹自尊和反抗。三四百年的屈從和耐心又使他們獲得了什么呢？壓在他們頭上的權威越少，他們獲得的自由越多。一個啟發性的事實是：在遠離大莊園的村社里，人們的生活過得更好；在政府較少光顧的莊戶里，人們享有更多的秩序和安寧。

　　總之，印第安人將不會依賴壓迫者的變善、而是通過自己的努力獲得拯救。所有的白人都是一個皮薩維，一個瓦爾維爾德或一個阿雷切，大致如此。

　　至此，沉默的印第安人，“冷漠的”印第安人，還從來沒有成為政治舞臺上的主角，成為代表自己的發言人。　　

主角登臺

　　這樣的時刻在1992年的“反紀念”活動中來臨了。

　　1492年10月12日，哥倫布抵達美洲大陸。幾個世紀以來，西方，包括曾被西方殖民的美洲，都要按慣例紀念這個在“地理大發現”科學術語彌蓋下的殖民史的開端。然而在“五百周年”之際，在一個市場經濟全球化正揚帆破浪全速前進的時代里，拉美許多國家爆發了以印第安民眾為主體的抗議運動，一次官方籌劃的隆重紀念在拉丁美洲變成了一場大規模的民主抵制。經歷了這場幾乎是全球化的“破壞”體制的行為，美洲的“地理大發現”被帶上了引號。

　　如果那一天我沒有目睹墨西哥中央廣場的盛況，我將失去一次重要的體驗。一邊是步行來自全國各地的沉默的印第安人，他們用祭祀般的舞蹈、音樂表達抗議，一邊是自發參與其中的墨西哥市民響亮、感人的呼聲：“正義——正義——正義！”“歡迎你們回老家來！”讓人更為震動的，是后者的表現。沒有人組織，沒有人要求，不屬于任何黨派，事情與己無關。他們為什么激動？呼應之下是日益被社會意識到的、巨大的歷史不公。正是在這一年，墨西哥政府修改了憲法第27條，公開允許買賣土地。

　　兩年之后，也就是“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正式生效的1994年，在墨西哥印第安人集中的恰帕斯州爆發了“薩帕干塔民族解放軍”領導的印第安農民起義。我們在“歷史已經終結”的20世紀末的電視屏幕上，看到了蒙面的印第安游擊隊員。相比切•格瓦拉在玻利維亞領導的主要由外國人組成游擊隊，這是一支幾乎由清一色的恰帕斯印第安農民組成的隊伍，23名司令也幾乎是膚色黝黑的、其族名充滿瑪雅色彩的索特西爾人（txotxil）、塞爾塔爾人（tzeltal）、托霍拉瓦爾人(tojolabal)，喬爾人(chol)，索人（zoque）等等。他們成功地潛伏了十年之久，完成了發動群眾的組織工作，于1994年元旦之日，拿下了恰帕斯州五座城鎮，將一個罪大惡極的前州長正法，然后在意外獲得墨西哥公民社會的巨大支持下，收起槍桿，學會宣傳，要求與政府平起平坐地談判，迫使政府簽訂了承認印第安人權利的協議。政府以為歷史還會重演，他們并不打算執行與印第安人簽暑的協議。但這一次他們打錯了算盤，人民已經獲得覺司，已經組織起來。如今，印第安起義者學會了利用語言的武器，爭取國際輿論，依靠正義民眾。他們根據政府簽了字的協議原則，任憑政府“批準也能，不批準也能”，在墨西哥南部建立了幾十個“自治村”，穿插在政府控制的村落之間，讓七萬圍而不剿的政府軍進退兩難。這樣一個歷程，被記錄在一部題為《火與語言》的實錄中。

　　游擊隊的起因主要是“忍無可忍”。游擊隊的副司令馬科斯在訪談中用文學風格描述了游擊隊員1994年元月1日武裝起義時的心情：“我們像是一群已經死去的人，我們也并不知道明天是死是活”；“為了讓人們能看見我們，我們擋住了面孔；為了讓人們能以名字呼喊我們，我們隱去了姓名；為了明天，我們賭上了今天；為了活，我們去死。”

　　好一個厲害的副司令馬科斯，他的語言天賦是游擊隊成功的重要因素。但真正厲害的，是墨西哥南部這幾支印第安部族。直到我們參觀了設在帕斯首府San Cristobal de Las Casas 的地區展覽館，我們才知道，這是一個五百年來反抗、起義從未中止的地區。直到我們目睹了該地區恰穆拉村（Chamula）沒有祭壇、沒有神父布道、滿地蠟燭、用公雞占卜的天主教堂，才發現天主教在這里從來沒有站穩腳跟。五百年前，這里就是留不住白人的荒山野嶺，這里就出現了自己選舉神父的印第安教會。當知識分子出身的混血人馬科斯20年前來到這里組織“抵抗”時，是印第安人教會他如何五百年如一日地抵抗。有人說，是印第安人改造了游擊隊。游擊隊著名的口號——“人民決定，政府執行”（Mandanobedeciendo）不僅是對新型民主的要求，也是內部的民主機制。在游擊隊內部，一切事務，包括軍事行動都須經人民討論決定，這一機制來自古老的印第安部落傳統。“薩帕塔民族解放軍”的創始人馬科斯堅持自己的“副司令”角色，此稱呼并非玩弄辭藻。歷史的確發生著變化，印第安人正在成為岡薩雷斯普拉達與馬里亞特吉所期待的“主角”。

　　更為深刻的是，主角中的主角是往昔卑賤者中的卑賤者。沒有多少人知道，在1994年1月1日的起義中，主要領導者是女游擊隊員。在新世紀開始的2001年，薩帕塔游擊隊23名司令與副司令沖破政府軍封鎖，赤手空拳向首都墨西哥城進發，在索卡洛中心廣場受到了史無前例的大規模歡迎。當人們翹首以待馬科斯在議會登臺演講時，出現的確是印第安女司令埃斯特爾。她像其他久經鍛煉的印第安領導人一樣，從容不迫地發表演說：“是的，我是一個印第安婦女，今天我站在了這里并發表講話。不應該有人為此覺得受到侵犯，受到侮辱和貶低……我們不是來乞求施舍的，我們是來要求尊嚴和權利的。”

　　馬科斯進入恰帕斯業林的第一個引路人是他的印第安人翻譯—老安東尼奧。他教給了馬科斯許多只有在恰帕斯才能懂得的道理。馬科斯將老人講述的故事收入一本題為《老安東尼奧的故事》的小書，人們把它看成游擊隊化身---1910年革命中的農民起義軍領袖“薩帕塔”(zapata)與教授印第安人種玉米的神柢“博蕩”（votan）結合的文學寫照。

　　有人在一篇總結薩帕塔民族解放軍的文章里這樣結尾到：

　　面對著貧困與苦難，薩帕塔戰士們為“土地、房屋、工作、面包、醫療、教育、獨立、民主、自由、正義”而起義。直至今日，還沒有任何一項要求變成現實。但是，再沒有一個薩帕塔戰士會在路上為白種人讓道了。他們稱此為尊嚴。

　　如果說薩帕塔民族解放軍還是一支綠林游擊隊，那么，印第安政治運動在玻利維亞則取得了執政的歷史性勝利。

　　埃沃•莫拉萊斯（Evo Morales）小時候是玻利維亞艾馬拉族的一個窮孩子，是七個兄弟姐妹中存活下來的三個孩子之一，其余的都夭折于一兩歲，這是印第安農民家庭兒童的一般存活率。埃沃•莫拉萊斯對童年最深該的記憶是撿游客扔掉的桔子皮嚼著吃，是整整一個星期在饑寒交迫50只羊駝的經歷，是目睹一個農民被當局澆上汽油、像燃燒的肉體火炬一樣補活活燒死的慘景。莫拉萊斯勉強讀完了中學，當過鄉村樂隊的小號手。像許多窮人家的男孩一樣，他從小愛踢足球，他的政治生涯就從工會的體育秘書開始。莫拉萊斯與他領導的窮人政黨“爭取社會主義運動”于2005年以明顯優勢獲得了大選的勝利，莫拉萊斯當選為該國歷史上第一位印第安人總統。

　　埃沃•莫拉萊斯代表著拉丁美洲社會最底層的印第安人。“民族主義”、“左翼”等傳統術語，并不能涵蓋埃沃•莫拉萊斯的身份含義。他的舉手投足，顯示了從最原初的起點“反對殖民主義”的本質。這個反殖的立場，有著五百年的漫長歷史，并染著印第安的文化底色。

　　莫拉萊斯在一次講話中說：“在我的文化中，有一句座右銘：不偷盜，不說謊，不偷懶。正如各位所知，我沒有機會讀過大學；那么，是什么使我成為玻利維亞的總統呢？是誠實。在我們的文化里，執掌權力意味著為他所隸屬的人民服務。”

　　莫拉萊斯領導的玻利維亞政府反對“國家內部的殖民主義”，反對“種族主義和新自由主義”，提出“建立一個以多元化為準則的、非殖民化的、村社社會型的新國家，全力解決深刻的社會不平等問題，以及玻利維亞大多數民眾、尤其是印第安人被置于非人化社會邊緣的問題。”2006年8月6日玻利維亞制憲法大會成立，占全國人口半數以上的土著居民的公民權利將進一步得到保障。大會提出要把玻利維亞“重建”成一個平等、沒有歧視的國度。在此之前，一系列重大舉措已經付諸實施：石油天然氣國有化、土地改革、掃盲運動、國民衛生保健計劃……

　　在與美國拖延多年的“毒品”問題談判中，埃沃•莫拉萊斯跳出了由現代帝車主義邏輯制造的“怪圈”：“我們會禁止毒品貿易，但絕不會實行古柯業的零種植”，種植古柯、利用古柯是印第安人根深蒂固的文化，是今天重要的生活內容。“要我們根除古柯業種植？為什么不同時取締為你們帶來驚人利潤的‘可口可樂’？”支持總統立場的，是老百姓更闡明的邏輯：“要我們根除古柯業？先根除了你們的鼻子吧！”資源國有化并不是莫拉萊斯開創的先例，但他解釋此一決策的“話語”欲使人耳目一新：“自然是神的財產，人只是神在大地上的代理，屬于神的東西怎么能私有化呢？”

　　莫拉萊斯任用的司法部長卡希米拉•維德里格斯（Casimira Rodriguez）是一個從13歲開始在富人家當女傭的印第安婦女。為了捍衛自身權益，她發起了組織了“家政勞動者工會”。她上任后宣布司法部將是一個“結合祖先的法律實踐（即印第安村社司法）與普通司法”的新型機構。

　　玻利維亞現任副總統阿爾瓦維•加西亞（Alvaro Garcia）是一位數學家出身的社會活動家，他本人并非印第安人，但曾因支持印第安人運動入獄。當人們問他是否是印第安人的幕后策劃者時，他也像墨西哥的馬科斯一樣，斬釘截鐵地說：“我不是策劃者，而是代言人。”

　　關于印第安政治運動近十幾年來蓬勃發展的原因有諸多說法，如印第安人長期處于被排斥的地位，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造成的巨大社會反差，拉丁美洲進步勢力對拉丁美洲印第安人運動的某種支持，等等。無論如何分析，世界不得不正視的一個現實是：往日被踐踏在最底層的印第安人已經組織起來，而且正在走向成熟。

　　當80年代要馬科斯大林來到墨西哥恰帕斯農村時，那里的印第安人不僅一直保持著反抗斗爭的傳統，而且已經有了一定的組織形式和斗爭經驗。60、70年代拉丁美洲“解放神學”運動是一個不可低估的酵素。80年代末，印第安農民已經建立了“地方與地區聯合會獨立協調委員會”，這種組成形式超越了部族局限性，將各部落的小規模抗議活動提高到新水平。

　　1997年秘魯全國各地區印第安部落的幾百個代表舉行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秘魯人權及印第安人第一屆全國代表大會”，成立了“秘魯印第安人常高委員會”，并在十余年的時間里團結了全國的印第安人組織，直到2000年成功舉行了規模龐大的第二屆代表大會。在厄瓜多爾，以“厄瓜多爾印第安民族聯合會”為主體的“帕恰庫蒂克運動”是該國反對派政治力量的領頭人。

　　在智利的阿勞加地區生活著50萬馬布切人。他們是美洲人數眾多的印第安民族之一，從西班牙殖民主義者入侵開始就一直進行抵抗，堅持了三個世紀的斗爭，致使西班牙國王在智利耗費的軍費比從這個國家掠奪的金銀還多，其頑強精神甚至被16世紀的一個西班牙士兵充滿崇敬地寫入了題為，〈阿勞坎納〉的長詩。而這一始于五百年前的抵抗從未偃旗息鼓。馬布切人的斗爭圍繞著屬于部族的土地問題：“馬布”就是“集體的”、“部落的”之意。阿勞加地區現在是智利最貧困的地區，印第安人的存在和權利在國家憲法中沒有得到絲毫體現。在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逼迫下，馬布切人的各種利益受到進一步侵犯，他們的抗議申訴無一不遭到迫害和鎮壓。2005年底一批屬于“智利馬切地區協調委員會”的成員起草了一份意向性文件供全國討論，題為“關于制訂要求各國政府保證印第安人命運和權利行動計劃的建議”這份文件提出了有關印第安人命運和權益的一些重大原則。馬布切人正在籌建自己的政黨“瓦爾馬布文”（Wallmapuwen），其成員將包括來自農民運動、印第安人運動、學生運動、知識界的馬布切人代表。

　　拉丁美洲的印第安人組織也成為“世界社會論壇”的重要力量，并于2004年在印第安人口眾多的安第斯山國家厄瓜多爾如開了第一屆“拉丁美洲社會論壇”。

　　印第安人知識分子的出現也是近十幾年以來的一個重要現象。印第安人悄然有了自己的哲學家、律師、歷史學家、人類學家。2004年4月秘魯著名右翼電視臺記者安德列斯•奧本海默（Andres Oppenheimer）主持了一場“拉丁美洲將出現印第安民眾起義嗎？”的專題討論，拉丁美洲成千上萬收視者在屏幕上直接聆聽了各種印第安代表人物對“自我”的闡述、對挑釁的回擊。　　

印第安人運動代表歷史的倒退嗎？

　　面對印第安政治運動的新崛起，否定這一趨勢之積極意義的言論也紛紛出現，如“盡管前哥倫布文明也有偉大的建樹，但比起文藝復興的歐洲意味著落后四千年”，等等。這些與論稱目前的趨向是對印第安文化的美化，是將正義混同于普遍貧困，是提倡取消私有制和貨幣的烏托邦，是提倡印第安人至上的種族主義，是代表歷史倒退的反動潮流。這些言論完全無視事實和歷史的重大變化，仍然反映著原有的“文明~野蠻”思維模式。

　　印第安問題是一個世界范圍內的、深刻的歷史問題和現實問題。它的本質不是種族問題，而是政治和社會問題。它的核心指向殖民主義和現代資本主義的性質。印第安人問題的內涵和實質絕非淺薄的人類學、人種學、民俗學所能概括。在當今社會里，它之所以引人矚目，是因為這個“問題”的載體是一些幾百年來飽受凌辱的最底層民眾，而他們的文化又具有與現今文明模式格格格不入的鮮明特色。

　　上文已經指出，對于“文明”的思考源遠流長，這是一個關系到日益復雜的國際社會究竟有無可能和平相處的生死攸關的問題。印第安人問題是近代世界種種矛盾的第一環。下面的一小段文字記敘了一個含義深刻的生動例子：當印第安人接受了西班牙人的軍事優勢后，他們中的賢哲帶印第安人圣書去拜見勝利者，希望后者能認識印第安人智慧的重要（當時遠遠高出歐洲文化），并將印第安人的智慧納入統治者的智慧。但是，科爾特斯這個象征現代智慧的愚蠢人物讓惡狗向印第安人賢哲挾去，毀壞了戰敗者向勝利者敬獻的文化寶藏。現代社會開創了世界歷史上無視戰敗者文化的先例，把后者看作純粹的物品，企圖用戰爭的手段來“馴化”戰敗者。在撤底踐踏、貶抑受害者這一點上，科爾特斯具有典型意義。

　　當前的印第安人政治運動絕不代表什么反動的歷史倒退，相反，它關乎建設一種否定現代文明模式的新世界，即許多當代有識之士所呼的“另一種世界”。

　　當墨西哥薩帕塔游擊隊進入該國首都墨西哥城時，許多公民意識到了這一點。墨西哥著名女作家、波蘭貴族后裔埃萊娜•波尼亞斯卡（Elena Poniatowska）曾這樣寫到：

　　薩帕塔游擊隊考驗著我們的政治機構。他們不是來簽署和平的，而是來進行對話的，他們來傳播自己的聲音并聽取別人的聲音，來爭取別人的尊重別人。他們用自己的美麗的行動教育我們，決策應該來自底層，他們使我們顛倒了民主的觀念。

　　對印第安人的態度考驗著當代社會所標榜的共識：多元政治、多元民主、多元文化。厄瓜多爾印第安人的組織程度在的丁美洲首屈一指。他們的斗爭不僅造成了幾任總統的更迭，而且導致了憲法的重大修改。1998年修改后的憲法出現了史無前例的重要內容。基本法中規定：“厄瓜多爾是一個擁有主權的、團結的、獨立的、民主的、多文化及多種族的法制社會實體”，“國家尊重并鼓勵厄瓜爾人各種語言的發展。西班牙語為官方語言。對于各印第安民族，克丘亞語、舒阿爾語及其他古老的語言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具有官方效應。”在國家主要義務的條款里，也出現了“國家應加強多樣化基礎上的民族團結”、保護自然及文化資源、根除貧困、反對腐敗等重要政治、社會、文化內容。

　　利用新法律提供的余地，拉丁美洲社會科學院厄瓜多爾分院一些有覺悟的研究人員與環境保護組織、全國性印第安組織一起征得了部落的同意與合作，得到了部落派遣的助手的支持，直接用當地民族語言采訪當事人。在一年多的時間里，對語種的調查研究。調查結果于2004年集輯為《生存的權利：多樣化、民族特性與變革（印第安人與非洲裔厄瓜多爾人的法律人種學）》出版。項目主持者明確表示：

　　圍繞幾十年來日前取得共識的人權問題，人們首先要求恢復人的生存權利，這意味著所有人有權按照自主的方式生存。只有當拉丁美洲各國政府理解了這個原則、并從政治和法律上付諸實踐，我們才能夠談論多種族、多元文化的國家。否則，我們必須指出，現行國家是排他的國家，是無異于前殖民地時期的、聽命于上層統治階級的國家。

　　研究者對印第安人社會中諸如領土資源財產爭端、仇殺、酗酒、情、首領謀取私利等許多案例進行了有意思的調查，并跟蹤觀察部落居民如何在傳統法和部族權威的指導下，根據和諧、團結、調解的原則，有效地解決爭端，實行自我管理。研究者指出，支持印第安部落法律原則的文化背景是天人和諧的宇宙觀。這是一種與優先私人利益的西方個人主義社會非常不同的文化存在，它重視的是共同的利益，集體的幸福。

　　上文提及的智利馬布切人在“關于制訂要求各國政府保護印第安人權利行動計劃的建議”中也提出了重大的原則問題，如：保證印第安人的自決權和政治參與權；凡涉及印第安人土地、經濟、社會與文化利益的政策、規劃、項目、舉措，無論是來自國家機構還是私營部門，必須讓印第安人了解詳情，并征得他們在沒有壓力的情況下表示的同意；印第安人有權根據國際準則保持自己的社會、文化、政治習俗；禁止動用刑事法津和特殊法對待印第安人合法的社會抗議活動；按照印第安人的司法習俗處理印第安人的司法案件；印第安人擁有對自己土地上的自然資源的所有權和環境保護權利；承認印第安人對包括物種、醫藥及各種知識遺產在內的印第安文化、藝術、科學、技術方面的知識產權；保護印第安人語言、文化和世界觀。

　　這些深刻的內容不僅體現了反對殖民主義掠奪行為的正義要求，也代表著“現代化”討論中的進步方向。

　　在“全球化”進程中，旅游業是一項無孔不入的高利潤商業活動，并與印第安社會發生直接摩擦。在墨西哥埃布拉州的一個農村小鎮上，當地的進步人士和印第安組織發起了“正義旅游”事業，對破壞生態環境、破壞印第安文化的商業性旅游進行建設性的抵制。“正義旅游”的倡導者們要求把開發旅游文化資源、解釋歷史、文化的權力以及旅游帶來的經濟收益交還給文明的主人。他們組織旅游者到不加偽飾的印第安農民家里居住，讓旅游者真正了解當地人民的傳統和生活，還推動發展印第安音樂舞蹈等文化事業。

　　反對盲目傳播“轉基因”作物也是現代化進程中環保人士的熱門話題，而在拉丁美洲許多國家，這一運動的中堅力量中有許多印第安農民。因為“轉基因”種子的盲目擴散不僅可能影響到他們的切身經濟利益（如墨西哥的某種轉基因玉米種子第二代就失效，跨國公司掌握著它的貿易權），而且正在危及他們的文化傳統和精神支柱。在墨西哥城，我們見過這樣一個展覽，櫥窗中陳列著象征墨西哥59個玉米品種的59捆玉米秸。每一捆玉米秸都被一根手工編織的紅帶子扎住。這些由印第安婦女編織和使用的帶子原來就是用于保護婦女生殖能力的，用在玉米捆上是因為她們把玉米看成大地母親的象征。有些玉米秸的帶子換成了灰色，并寫上了污染這種玉米品種的“轉基因”種子的名稱。

　　對待婦女的態度從來是虛偽的“文明~野蠻”模式中的重要內容。墨西哥薩帕塔民族解放軍從公開起義的第一天起，就公布了“11條革命法律”，其中包括整個拉丁美洲歷史上開創性的“婦女法”，在具體實踐中，薩帕塔組織中的婦女也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權利。

　　在新的世界形勢和國際背景下，當代拉丁美洲印第安問題已經超越了本國、本地區的局限。這一運動的主體逐漸看到了自身斗爭與世界的聯系，并努力創建這種聯系。墨西哥薩帕塔游擊隊、智利馬布切人都通過互聯網與世界保持密切聯系。薩帕塔游擊隊的副司令馬科斯曾試圖充當西班牙政府與巴斯克民族運動間的調停人，這也反映了他們的自信和世界眼光。

　　全球化和現代技術的發展也為人民提供了手段。2004年馬布切人的社會抗議活動被政府判為“恐怖主義活動”，其中四人被判處十年監禁。這一事件在智利全國和國際人權范圍內引起很大反響。葡萄牙作家、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何塞•薩拉馬戈（Jose Saramago）2006年5月間在一個場合向智利新總統米歇爾•巴切萊特提出這個“最古老的智利印第安民族每天都在受迫害”的問題。

　　玻利維亞總統莫拉萊斯在其總統辦公室并掛著切•格瓦拉和圖帕克•卡塔里（Tupac Katari）的畫像，底是古柯業。前者是20世紀被美國“中情局”及玻利維亞軍方謀殺的游擊隊英雄，后者是18世紀被西班牙殖民統治者處死的印第安人起義領袖，而古柯業則串連著五百年至今的歷史、文化、傳說和斗爭。莫拉萊斯于2006年6月14日切•格瓦拉生日之際，以總統身份到格瓦拉犧牲的伊格拉村這膠了這位游擊隊烈士，并稱他為“領袖與兄長”。這個意味深長的舉動象征著印第安解放運動與世界反對帝國主義斗爭并行不迅。莫拉萊斯也站在這樣的高度代表全世界正義運動宣布：“新的時代來臨了。這個千年屬于各國人民，而不是那個帝國。”莫拉萊斯高瞻遠矚地看到了印第安人政治運動與整個拉丁美洲前途的關系，拉丁美洲與世界反帝戰略的關系。

　　拉丁美洲的印第安人問題并非與遠隔萬里的中國毫無關系。每一個民族，每一個國家都面對著自己內部的少數民族、弱勢群體，對他們的態度考驗著每一個政權，每一種民主。歷史的和現存的非正義不會自行消失，要求公正的呼聲和行動隨時可能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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