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要點

　　《資本論》是馬克思的代表作，但嚴格說來，它并不是一本業已完成了的書，而是一個龐大的手稿群。在初稿已經大致寫出的情況下，馬克思直到去世最終也沒有完成這一著述的整理和定稿工作!這種情況該怎么解釋呢?是時間太短顯得過于倉促而來不及做完嗎?實際情況并非如此。

　　鑒于馬克思晚年沒有整理、出版《資本論》定稿而斷言他最終放棄了這一著述寫作的結論是站不住腳的;但可以認為，圍繞《資本論》持續不斷的努力以及伴隨期間對理論和現實狀況的進一步思考，確實延緩了馬克思寫作的進程和成果的完整呈現。

　　過去由于脫離具體文本語境而對“宗教是人民的鴉片”所做的抽象闡釋及其流行，馬克思作為一個無神論者和反宗教斗士的形象被無限地夸大了。實際上他的思想與宗教之間的關系至為復雜，在晚年筆記中表現得也非常明顯。

　　馬克思晚年并不存在一個研究重點由西方向東方的轉移，更不可能形成一個與《資本論》所建構的西方發展道路不同的“東方社會理論”。

　　馬克思是一個異常清醒的思想家，他敏銳地覺察出自己的思想、苦心在當時已經不能被忠實理解和準確轉換，而是出現了很多誤讀、偏差和曲解，為此他很焦慮，頻頻發出沉郁的慨嘆： “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

　　馬克思特別反感把“唯物主義”“唯物史觀”“當作標簽”，只看重馬克思主義哲學“依賴于物質存在的條件”而“排斥思想領域反過來對物質存在方式起作用”，把唯物史觀解讀為“經濟決定論”，使“唯物主義”這個詞成為“只是一個套語”，“一把這個標簽貼上去，就以為問題已經解決了”。

　　正文

　　《資本論》是馬克思的代表作，但嚴格說來，它并不是一本業已完成了的書，而是一個龐大的手稿群。非常值得深思的是，在初稿已經大致寫出的情況下，馬克思直到去世最終也沒有完成這一著述的整理和定稿工作!這種情況該怎么解釋呢?是時間太短顯得過于倉促而來不及做完嗎?實際情況并非如此：在1865年前《資本論》三卷四冊的大部分初稿基本寫出，1865-1867年間馬克思從中整理出第一卷，而從1867年9月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出版到他1883年3月去世，時間跨度幾近16年!是馬克思的健康狀況不佳耽誤了工作嗎?確實有這方面的因素，特別是在其生命歷程的最后幾年，更是多種疾病纏身，但是即便如此，我們卻又看到另一種相反的現象：這一時期馬克思的寫作量非常龐大，舉凡著作手稿、摘錄筆記、工人組織的文件、大量書信等等，真可以說是卷帙浩繁，而且視界極為寬廣，涉及乃至開拓了很多他以前很少觸及的領域和議題。此外，其他方面的說法，諸如梅林認為是因馬克思晚年生命處于“慢性死亡狀態”而導致思維能力下降、近來網上有文議論是“馬克思低估了自己習慣性的嚴重的拖延癥”等等，都是解釋不通的無征之論。

　　這樣，我們就只能到1867-1883年間馬克思的理論、實踐活動乃至生活狀態中去尋求答案了。留存下來大量的文獻表明，這一階段他的工作和思想發展呈現出一個非常復雜的狀態，至少有五條線索交錯進行。

　　一、 圍繞《資本論》而展開的工作

　　這包括第一卷多種版本的修訂，第二、三卷斷斷續續的寫作和新的文獻的發掘、補充，以及鑒于19世紀70年代以后資本世界出現的新變化引發的思考所導致的整理工作停頓。

　　1867年9月，著重研究“資本的生產過程”的《資本論》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出版后，馬克思就不讓重印這一版本了，而是立即開始了修改工作。1872年7月，馬克思推出了該卷的德文第二版第一分冊，并于次年5月在出版商的催促下以一卷本的方式完整推出該版本。此前他還與《資本論》的第一個外文譯本——俄文版的數個翻譯者之間進行了多年通信和交流，應約補寫了大量注釋和重寫了部分章節，并發表了很多重要意見。馬克思更是花比較大的精力加工、改寫并參與翻譯了法文版，使其于1872-1875年間以9輯44個分冊的形式陸續推出。需要強調的是，馬克思的這些修改不僅在字詞、段落上有非常多的改動，更涉及該卷布局謀篇的調整(如恩格斯、庫格曼等在審閱德文第一版校樣后提出的章節、標題劃分和“外部結構”等問題)、表述方式的重新處理(如闡發“價值形式”部分的過分“黑格爾化”特征)和新的內容的補充，更有對“資本的生產過程”所涉及的其他方面的反復探究和對既有論斷的審慎態度。用馬克思評論法文版的話說，這些不同的版本都具有“獨立的科學價值”。僅就章節安排和結構、內容上的差別而言，迄今為止，絕大多數語種的翻譯和研究者的闡釋都是以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于1890年整理、出版的德文第四版為底本，但實際上德文第一版只有6章，而德文第二版修正為7篇25章，法文版擴展為8篇33章，而恩格斯修訂的德文第四版則確定為7篇25章。

《資本論》第一卷馬克思自注本

　　按照馬克思此前業已確定的框架，《資本論》第二卷探討的是“資本的流通過程”。從1863年下半年開始到1883年3月馬克思逝世，在長達20年的時間里，馬克思先后為第二卷寫過8個手稿，其中兩個涉及全書的完整內容，6個是個別章節或片斷的修改稿，此外還有許多較短的計劃稿和零星觀點的札記也屬于第二卷的內容。8個手稿中只有第一手稿寫于1864年下半年至1865年春天，是其制定“資本流通理論”并進行完整地敘述的嘗試，而其他7個手稿都寫于1867年之后，最后一個手稿寫于1880-1881年間，是把第二卷第1篇整理付印的謄清稿。此外，在現在俄羅斯現代史文獻檔案館中還藏有恩格斯整理第二卷時沒有利用過的另外5 個手稿，寫于1868-1877年(關于這方面具體的情況參看拙著《清理與超越——重讀馬克思文本的意旨、基礎和方法》，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63-166頁)。這些文稿“在文字上沒有經過推敲……有些部分作了詳細的論述，而另一些同樣重要的部分只是作了一些提示。用作例解的事實材料搜集了，可是幾乎沒有分類，更談不上加工整理了”。——這些為后人的整理增添了很多困難。

《清理與超越——重讀馬克思文本的意旨、基礎和方法》，聶錦芳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資本論》第三卷是馬克思為這部巨著撰寫的“理論部分的終結”，具體來說，探討的是資本生產的“總過程和各種形式”。對這部分內容的思考和寫作也貫穿了馬克思撰寫政治經濟學著述的大部分歷程，“1857-1858年手稿”《資本章》的第3篇《資本是結果實的東西》、“1861-1863年手稿”中的《Ⅲ、資本和利潤》都屬于該卷的內容，只是大約從1864年夏末到1865年底馬克思才把主要精力集中在這一卷的寫作上，完成了涉及該卷重要內容的一個初稿。根據已經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證版”(MAGA2)已經出版的部分提供的材料，第一卷出版后，馬克思為第三卷做了如下工作：1867年6、9、10月和1868年春撰寫了第1章的四個草稿;1867年4-5月、10-11月、1868年秋冬、1871年2-3月、1873年底至1874年初、1875年10-11月、1877年3月至1882年底撰寫了一系列關于“剩余價值率和利潤率”的札記，等等。這些涉及第三卷內容的手稿更具“草稿”性質，有的“不但沒有現成的草稿，甚至沒有一個可以按照其輪廓來加以充實的綱要，只不過是開了一個頭，不少地方只是一堆未經整理的筆記、評述和摘錄的資料”，這使恩格斯整理起來更費躊躇。

　　在對《資本論》三卷手稿進行修改的同時，馬克思開始深入到對《資本論》理論結構的再反思。我們知道，到1867年馬克思關于《資本論》的框架已經形成一個確定的構想，即“三卷四冊”結構。這是他從1843年開始殫精竭慮探索的結果，經過了由兩卷本著作-三本書計劃-五個分篇-六冊計劃-兩大部分直至三卷四冊結構的曲折變遷(詳細的情況參閱拙文《〈資本論〉再研究：文獻、思想與當代性》，《中國高校社會科學》2013年第3期)，后來馬克思和恩格斯又將其修正為四卷內容(即“理論部分”與“理論史部分”并列，前者三卷，后者一卷)。但認真梳理這種序列變化及其每一環節所關涉的內容就可以看出，就對“資產階級經濟制度”的“考察”來說，“六冊計劃”涉及的內容最完備、邏輯上(“順序”)也順暢，即包括了“資本、土地所有制、雇傭勞動;國家、對外貿易、世界市場”。后來鑒于《資本論》內容的紛雜和敘述上的困難，馬克思決定按照“1861-1863年手稿”所確定的以“資本一般”的視角和方法著重探討“六冊計劃”中的第一個內容——“資本”，即以“生產”“流通”及“總過程和各種形式”來勾勒資本運行的邏輯，這確實使討論更為集中而深入，但很顯然這樣處理也大大縮減了對象和論域。所以，我認為，即使在框架已然確定的情況下，善于自我反省的馬克思對此也不是沒有困擾的：具體說來，雖然可以改變乃至放棄“六冊計劃”的寫作，但它所涉及的具體內容卻是不可能放棄和回避的，那么這些內容究竟該如何處理?是在現有框架所涉及的議題討論、寫作完成之后再專門進行探討，還是要把它們插入三卷的論述和分析之中?

　　大量文獻表明，1867年之后的馬克思顯然對其他各冊內容也是非常關注的，他花費很多時間研究各國的土地關系和所有制形式的變遷，翻閱大量官方“藍皮書”“征稅委員會報告”“省農民事務廳意見匯編”等關于經濟發展的文獻，研究金融市場和銀行業的發展、財政狀況和財政政策、價格波動、貨幣、信貸學說和貨幣流通史等等。特別需要說明的是，馬克思這一時期的大部分“摘錄、筆記和(閱讀過的書目邊頁上中的)批注”數量極為龐大，專門刊登這些文獻的MEGA2在20世紀70年代重新啟動時，原計劃總規模為163卷，其中這部分內容接近70卷，1991年后調整了出版計劃，全書最終縮減為114卷，而剔除的部分主要就是這一類文獻。在今年5月馬克思1857-1858年“危機筆記”出版后，剩余的部分絕大部分都是這一階段的筆記，當它們全部刊出的時候，我們將從中領略到馬克思關于“六冊計劃”所關涉的內容更多的思考和處理。

　　如果說以上涉及的還只是理論思考和寫作的問題，那么更為重要的一點，造成馬克思某種程度上的“憂慮”是70年代之后資本世界的出現的新變化超出了《資本論》第一卷中的某些判斷和第二、三卷內容的原有設計。誠如1879年4月他在致函丹尼爾遜解釋延期出版第二卷的理由時所言，雖然承認這種情況是“現行的制度”的“嚴厲”所致，“并沒有使我感到驚奇”和“氣憤”，但最重要的在于，“目前的工業危機還沒有達到頂峰之前，我決不出版第二卷”，因為“這一次的現象十分特殊，在很多方面都和以往不同，……在英國的危機發生以前，在美國、南美洲、德國和奧地利等地就出現如此嚴重的、至今幾乎已經持續五年之久的危機，這還是從來沒有過的事”。鑒于以往《資本論》內容的設計是以英國為典型進行資料搜集、邏輯分析和理論判斷的，因此，馬克思感到“必須注意目前事件的進展，直到它們完全成熟，然后才能把它們‘消費到生產上’，我的意思是‘理論上’”來，特別在長期關注的西歐之外，“我不僅從俄國而且也從美國等地得到了大批資料，這些資料使我幸運地得到一個能夠繼續進行我的研究的‘借口’，而不是最后結束這項研究以便發表。”

　　以上的梳理表明，鑒于馬克思晚年沒有整理、出版《資本論》定稿而斷言他最終放棄了這一著述寫作的結論是站不住腳的;但可以認為，圍繞《資本論》持續不斷的努力以及伴隨期間對理論和現實狀況的進一步思考，確實延緩了馬克思寫作的進程和成果的完整呈現。

馬克思《資本論》手稿

　　二、西歐工人運動的參與及波折

　　1867年后，馬克思很重要的一項活動是參與和思考西歐工人運動，這包括受托起草國際工人協會的文件、發表對“巴黎公社”事件的評論以及與德國社會民主黨之間復雜關系的變遷。

　　國際工人協會(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后稱“第一國際”)是于1864年建立的世界性工人組織，馬克思并不是其具體操持者和領導人，但他受托起草了《成立宣言》、《臨時章程》、總委員會總結和關于繼承權的報告、關于普法戰爭的宣言和《社會主義民主同盟和國際工人協會》等重要文件，并在1865-1869年召開的多次代表大會上被選為總委員會委員。正因為如此，恩格斯將這段經歷視為馬克思“最杰出的成就”，甚至做過這樣的比喻——“摩爾的一生，要是沒有國際，便成為挖去了鉆石的鉆石戒指”。但認真梳理這段歷史，再看一下他詳盡的年譜，就會發現，馬克思與國際工人協會的關系并不像后來列寧之于俄國十月革命、毛澤東之于中國革命。1867年后他參與國際工人協會的工作是與《資本論》及其他著述的寫作、其他領域的探索交錯進行的，即是說，這一組織的工作并不是他的“全職”，甚至毋寧說他始終處于一種“業余”狀態。同一時期，他還擔負著多項其他工作和繁重的寫作任務;即便在這一方面，很多情況下馬克思也只是指導者、建議者、預見者、評判者和反思者，而不是實施者、執行者、決策者、行動者和總結者。做出這樣的判斷絕不會降低馬克思在國際工人協會中的地位和作用，而是呈現一種事實，同時更是為了客觀地估量這一工作與他當時更掛心的《資本論》寫作之間的關系。

　　研讀這一時期馬克思起草的文獻，我們也可以看出，他在理論意旨與實際行動之間、戰略目標與具體策略之間、歷史發展的大趨勢與現實條件和可能之間所做出的權衡、堅守和變通，其中不乏矛盾、困惑和錯位。國際工人協會是鑒于資產階級國際聯合的趨勢和各個國家出現的程度不同的民主化浪潮而成立的，旨在通過建立更為強大的無產階級的世界聯合來反抗資產階級。馬克思一方面看到，“史無前例的”“工業的發展和貿易的擴大”形成的“不容爭辯的事實”是“工人群眾的貧困”并“沒有減輕”;但另一方面他不得不考慮到不同國家工人隊伍的發展條件極不相同，必然會造成世界范圍內合作的復雜性，于是馬克思采用了“實質上堅決，形式上溫和”的方式，要求盡可能“能使一切黨派都滿意”，而“不致把英國工聯派，法國、比利時、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蒲魯東派以及德國的拉薩爾派拒之于門外”。此外，馬克思特別看重工人階級的“精神發展”，指望將來通過各國各派工人的思想交流和討論，形成一個可以共同接受的理論綱領。這說明，馬克思在實踐與理論、原則與策略之間的思考和處理上態度是審慎的，而不是極端化的。

　　較之于國際工人協會成員的“純粹性”，1871年發生的“巴黎公社”事件則要復雜得多。就實際進程看，它不是源于國際間的聯合，而是基于法國與普魯士之間的戰爭;其中顯現的并不只是無產階級對抗資產階級的斗爭，而是混雜著皇權帝國(拿破侖三世)與共和體制(第三共和國)、資產階級與市民階層(特別是工人階級和下層中產階級)、國家統一與地方自治等之間的矛盾、沖突和較量，攙和著激進主義、改良主義、左翼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等等不同的方向和因素。馬克思對這一事件給予了極大的關注，并作了客觀的估量和精深的分析。很顯然，歷時兩個月的巴黎公社，并不是有計劃行動的產物，也非得力于什么個人或具有明確綱領的組織的領導，不過是“在特殊條件下的一個城市的起義，而且公社中的大多數人根本不是社會主義者，也不可能是社會主義者”。但同時馬克思也看到，公社所采取的一些特殊措施確實“表明通過人民自己實現的人民管理制的發展方向”，即作為一種地方自治的組織形式，擺脫帝國的直接統治，在地方層面采用直接民主的組織原則，以體現現代共和制的精神;作為國家政權組織原則的代議民主制，不再是由專業化的官員來治理公共事務的原來意義上的國家;而作為舊制度的超越形式，打碎高度集權的國家政權，確立現代共和制的基本原則：普選制和“向下負責”制。所以馬克思指出，決不應把公社看作是教條主義的模式或未來革命政府的方案，它是“高度靈活的政治形式”。

巴黎公社

　　如果說，國際工人協會的成立是出于各國無產階級的國際聯合的考慮，那么，在巴黎公社之后出現的新的歷史境遇表明，工人運動面臨的直接任務是在民族國家的基礎上建立各自的工人政黨，這樣，國際的組織形式已經過時，相反，它的繼續存在會成為工人運動發展的一種桎梏，所以必須讓其退到后臺而過渡到新的組織形式。馬克思看到了這一趨勢，在他的建議下，國際工人協會于1876年正式宣布解散。

　　這期間更復雜而耐人尋味的，還有馬克思與德國社會民主黨之間的關系。

　　早在1863年，拉薩爾就在萊比錫創立了全德工人聯合會，次年其決斗身亡后，這一派別的活動更趨活躍。1869年由李卜克內西和倍倍爾在愛森納赫成立了德國社會民主工黨，成為德國工人運動中另一個重要政黨，兩派之間并駕齊驅又相互較勁。1871年普法戰爭結束后，德國成為統一的民族國家，兩個政黨也開始謀求合并。李卜克內西主持起草了合并綱領，并于1875年2月在哥達召開的代表大會上獲得通過，史稱“哥達綱領”。對此，馬克思的態度是，一方面認為通過合并改變德國工人運動的分裂狀態是必要的，對工人階級有利;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合并要有原則，而目前的綱領草案是一個“極其糟糕、會使黨精神墮落的綱領”，主要是其中拉薩爾主義的東西太多了。為此馬克思于4月底至5月初寫了《德國社會民主黨綱領批注》，逐條辨析了一系列觀點，后來被通稱為《哥達綱領批判》。必須指出的是，其中有些觀點與《資本論》是密切相關的。諸如，認為“勞動不是一切財富的源泉”，自然界如土地、礦山等也是財富源泉，勞動只有在具備了相應的對象和工具的條件下進行，才能創造出財富;“公平”是有階級性的，在階級社會中不存在各階級都認可的“公平的”分配，在資本主義社會里，資本家將利潤、工資看做是“公平的”分配，而這些對工人階級來說都是不公平的分配，因為資本家占有的利潤是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的轉化形式，既然“公平的分配”是不存在的，那么“平等的權力”也就難以得到維護;勞動力在使用過程中能創造出比他自身的價值更大的價值來，資本家付給工人的工資是勞動力的價值，而那個超過工資的更大的剩余價值，被資本家無償占有了;提出共產主義社會發展的兩個階段的原理，在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生產力迅速發展但發展還不夠充分，只能實行按勞分配，而在共產主義高級階段，生產力高度發展，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三大差別最終消除，社會實行“各盡所能，按需分配”。

　　馬克思的分析確實擊中了要害，為了達成合并的目的，愛森納赫派的讓步和妥協使《哥達綱領》某種程度上就成了一個“理論拼盤”。但現在看來，作為馬克思、恩格斯的學生，德國社會民主黨領導人與馬克思之間的分歧其實只在于其出發點和策略上的不同，前者的目標是政治上的統一，以適應當時德國的政治環境和工人運動現實發展的要求，而馬克思則追求理論上的純潔性。而且可以看出，馬克思對這種差別的界域也是很了然于胸的，以至于他的態度和行為并不完全一致：他決絕地表達了批評意見，但卻不讓公開發表這份文獻。不管怎樣，馬克思的思想最終在修訂后的《哥達綱領》中得到了體現，當然，拉薩爾的思想依然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也許可以這么認為，這種不同觀點的表達，恰恰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寬容性和多元化的歷史傳統的一種體現。

　　特里爾馬克思故居博物館提供的資料表明，由于他與德國社會民主黨之間的這種復雜關系，“馬克思生命歷程的最后十年，不再專注于政治活動和工人運動，而是致力于歷史和人類學的研究”。我深信，馬克思花費了時間、精力甚至情感所投入的這段經歷，對于他沒有完成《資本論》肯定是有影響的。

作者在德國特里爾馬克思故居博物館，玻璃柜里的手稿、照片、書籍都是原件。

　　三、 資本主義“史前史”的求解

　　現在，我們已經很難用單一的學科門類和表述方式來界定《資本論》的所屬，它既是經濟學作品，也是哲學和社會學論著;既著重于原理闡發，也處處顯示出史的鋪陳和論證。在原來“六冊計劃”的構想中，“土地所有制”是排在“資本”之后緊接著要探究的內容，在按照“資本一般”形成新的寫作結構之后，馬克思實際上并未忘卻這樣的安排。

　　19世紀70年代中葉以后，他開始集中關注土地所有制問題，與其保持頻繁學術交往的馬克西姆·馬克西莫維奇·科瓦列夫斯基于1879年出版了《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體的原因、進程和結果》，馬克思立即對該書進行了詳細地摘錄和評論;之后，在科瓦列夫斯基的引介下，馬克思又接觸到路易斯·亨利·摩爾根于1877年發表的《古代社會》一書，并對書中的重要觀點進行了摘錄，寫下98頁摘錄、106條批注，其中既有馬克思自己的概括，也有對摩爾根主要觀點的進一步闡述，馬克思還批評并修正了摩爾根的部分觀點、調整并改造了全書的結構;接著，馬克思又運用改造過的摩爾根學說摘錄批評了約翰·巴德·菲爾的《印度和錫蘭的雅利安人村社》、亨利·薩姆納·梅恩的《古代法制史講演錄》和約翰·拉伯克的《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狀態》等著作。這些內容后來被稱為“人類學筆記”。其實，它們只是勞倫斯·克拉德于1972年從馬克思晚年留下來的約八開筆記本30000頁中選擇了208頁編成的，就是說，只占馬克思摘錄、筆記中很小的部分。

1875年的馬克思

　　在此前后，馬克思還利用施洛塞爾18卷本的《世界史》、博塔《意大利人民史》、科貝特《英國和愛爾蘭的新教改革史》、休謨的《英國史》、馬基雅維利的《佛羅倫薩史》、卡拉姆津的《俄羅斯國家史》、塞居爾的《俄國和彼得大帝史》、格林的《英國人民史》等材料，按照編年順序摘錄了從公元前91年到1648年世界各地特別是歐洲各國的政治歷史事件，寫下了篇幅巨大的“歷史學筆記”，主要涉及羅馬帝國初期奴隸制漸次衰落到西歐封建制度的形成、城市勢力的增長和商品經濟的發展使封建制度動搖、西歐近百年的發展史以及在資本主義萌芽過程中重大的歷史事件和矛盾沖突、“三十年戰爭”對歐洲近代民族國家的形成的影響等主題。

　　在《資本論》的整理、寫作頗為緊張和困難、晚年身體狀況嚴重惡化的情況下，拓展這樣新的領域和撰寫如此大容量的筆記，意欲何為呢?我們看到，兩部筆記，特別是“歷史學筆記”多是史料摘錄和事件羅列，馬克思本人的用意和思想并沒有充分而明確地表達出來。但不難看出，在對現代社會錯綜復雜的結構和境況分析遇阻的情況下，馬克思試圖通過對資本主義史前史的溯源和探究中，嘗試從歐洲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和不同國家的具體發展過程中尋求索解現代社會的形成過程、結構要素及其邏輯關系。

　　我們知道，馬克思提出的歷史唯物主義非常重視經濟因素在歷史發展中的首要作用和在社會結構中的基礎地位，《資本論》第一卷基本上就是以此為準則借助英國的典型案例來闡釋和分析資產階級社會的形成及其本質特征的。但隨著晚年視野的拓展，馬克思注意到，即使僅從英國的情況來看，15世紀以前資本的原始積累也并不單純是經濟活動，絕對王權、重商主義、圈地運動等歷史事件已經折射出資本主義背后復雜的政治因素。

　　即使是有關經濟因素，馬克思晚年的突破還在于，他注意到英國之外其他更多國家在走向資本主義道路過程中例外的情形。“歷史學筆記”第一冊中馬克思對羅馬帝國、意大利歷史的詳細梳理表明，羅馬的城市繁榮和商業發展沒有催生資本主義，被剝奪了小塊土地的自由農民沒有變成雇傭工人，意大利農奴制瓦解之后產生的資本主義萌芽沒有確立資產階級所有制的統治地位。這促使馬克思進一步反思商業和貨幣流通的發展為什么不能產生資本積累?勞動者與土地的分離為什么沒有產生自由勞動力?興起的資本主義萌芽為什么會再度被小農生產方式吞噬?等等。此外，馬克思在“歷史學筆記”第三冊中特別考察了新航路開辟、殖民掠奪、世界市場形成等歷史事件，這對于從經濟層面討論資本主義產生及其在全球范圍內的布展是一項重大的視域拓展。

　　對于西歐現代社會的形成和發展來說，宗教始終是不可或缺的因素。過去由于脫離具體文本語境而對“宗教是人民的鴉片”所做的抽象闡釋及其流行，馬克思作為一個無神論者和反宗教斗士的形象被無限地夸大了。實際上他的思想與宗教之間的關系至為復雜，在晚年筆記中表現得也非常明顯。宗教問題是貫穿“歷史學筆記”四冊內容的一大重點，第一冊筆記中的九次十字軍東征，第二冊筆記中的比薩宗教會議、康斯坦茨宗教會議、巴塞爾宗教會議、胡斯戰爭，第三冊筆記中的路德宗教改革、閔采爾農民戰爭，第四冊筆記中圍繞宗教分歧展開的歐洲三十年戰爭等等都是基督教史和歐洲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從這些摘錄可以看出，馬克思認為宗教是塑造歐洲歷史，進而是理解資本主義起源的重要視角。宗教在歐洲歷史進程中形成了思想統一性，而它的現代轉換促成了歐洲社會觀念的整體變遷——一種以物質財富或資本為核心的生活方式和社會原則快速而有力地擊碎了傳統社會，從而開啟了歐洲的現代化歷程。

　　我們看到，馬克思晚年筆記中對那些復雜材料的梳理不是把歷史發展看成某種抽象的“歷史哲學”的基本原則和公式的運用，不是對以往成型的重要觀點和“經典表述”的再度重申和舉例驗證，而是以大量實證材料探究了各個國家在資本主義起源、演變過程中“經濟—政治—宗教”具體狀況所導致的復雜性和多樣性，這促成了馬克思對歷史唯物主義框架的重新思考和突破，某種程度上也是對作為《資本論》這部“政治經濟學批判”著述的形而上學(哲學)基礎的反省、深化和重構。

　　四、對俄國社會未來走向的設想

　　在求解資本主義史前史的同時，馬克思在1867-1883年間還把視野擴展到西歐之外的東方，特別是俄國。他既論述了俄國農村公社的歷史命運，也思考了俄國資本主義發展的未來前景。以往他對社會主義的思考主要以歐美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為背景，他所表述的社會主義目標和特征也無不以資本主義高度發展和資產階級的存在及其對它的否定為前提，現在一個村社制度剛剛解體、資本主義根本沒有充分發展的東方大國向何處去的問題，擺了在他的面前。

　　前文說過，《資本論》第一個外文譯本是俄文版，1872年4月出版之后在俄國知識分子中“極受歡迎”，對于俄國革命者和有識之士思考土地問題、農村公社的狀況及其前景這些“在俄國是多么為人注意”“特別是為我們社會主義黨所注意”的問題提供了重要的參考價值。1881年2月16日，俄國早期社會主義運動女活動家查蘇利奇寫信給馬克思，介紹了這方面的情況，指出：“最近我們經常可以聽到這樣的見解，認為農村公社是一種古老的形式，歷史、科學社會主義——總之，一切不容爭辯的東西——，使農村公社注定要滅亡。鼓吹這一點的人都自稱是你的真正的學生，‘馬克思主義者’。”為此，查蘇利奇提出：“如果你能說明你對我國農村公社可能的命運以及關于世界各國由于歷史的必然性都應經過資本主義生產各階段的理論的看法，那么，這將使我們獲得極大的幫助。”她期待馬克思寫出一篇較長的文章，或者一本小冊子，實在不行寫一封信來回答其提出的問題。

　　我們知道，馬克思是一個社會規律論者，歷史唯物主義揭示出基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運動，歷史發展呈現出一個不同形態“建構-更迭-再建構-再更迭……”漸次上升的運動過程，這就是社會發展的必然性、統一性。然而，馬克思之規律論又是一個“弱”規律論，而不是“強”規律論，因為深得辯證法精髓的馬克思很早就注意到，社會形態是一個復雜的“有機體系統”，社會發展中“現實的人”具有主體作用，必然性通過偶然性得以顯現，社會規律具有“似”(“相似”而“不是”)自然規律的特征。我理解，“查蘇利奇之問”的核心要義就在于觸及到了社會發展中的“跨越”與“不可跨越”的難題。

　　在撰寫給查蘇利奇的回信時，馬克思詳細研究了俄國農村公社的歷史、現狀和特點，分析了俄國農村公社的二重性和兩種可能的前途：或者是它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戰勝集體因素，或者是后者戰勝前者，這一切都取決于它所處的歷史環境。很明顯，與西歐相比，俄國是一個龐大而又落后的東方帝國，也是世界上唯一較為完整地保留了村社和土地公有制的國家。1861年廢除農奴制的改革，1877年爆發的俄土戰爭使國內外各種社會沖突空前激化。在這種形勢下，馬克思認為，俄國的農村公社“目前處在這樣的歷史環境中：它和資本主義生產的同時存在為它提供了集體勞動的一切條件。它有可能不通過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而占有資本主義制度所創造的一切積極的成果”。“要挽救俄國公社，就必須有俄國革命。” “如果革命在適當的時刻發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來以保證農村公社的自由發展，那么，農村公社就會很快地變為俄國社會新生的因素，變為優于其他還處在資本主義制度奴役下的國家的因素。”這也意味著在社會運動中“跨越”發展是可能的。

　　但是，關鍵之點還在于，為了將俄國的村社土地公有制提高到共產主義所有制的水平，還需要有一系列具體條件：其一，必須吸收資本主義的一切肯定成就。當在社會制度上跨越資本主義的同時，必須在生產上吸取同時代資本主義的先進成果，以充實共產主義的物質基礎。其二，必須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幫助公社復興。特別是在俄國公社面臨巨大的災難，處于極不正常的狀態，受到日益發展起來的資本主義關系明顯威脅時，“首先必須排除從各方面向它襲來的破壞性影響，然后保證它具備自然發展的正常條件”。其三，必須有俄國內部自我改革和革命，否則就只能聽憑它無可挽救地死亡下去。其四，必須有歐洲革命的引發和支持。光指望俄國內部條件，革命難以發生，而沒有革命，跨越資本主義就將成為不可能。在這種情況下，馬克思把希望寄托于歐洲革命和俄國革命的相互引發和推動。很明顯，不具備這些條件甚至這些條件不充分，社會發展中的“跨越”或者不可能實現，或者也會削弱其成果，這些條件是“不可跨越”的。

　　必須指出的是，馬克思的上述思考還只是一些原則和構想，并不是很成熟的看法和明確的意見。他接到查蘇利奇的回信后，很費躊躇，先后寫了四個草稿，前三個草稿都很長，而正式發出的復信卻非常之短。他反省說，以往“在《資本論》中所作的分析，既沒有提供肯定俄國農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論據，也沒有提供否定農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論據，但是，我根據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對此進行的專門研究使我深信：這種農村公社是俄國社會新生的支點;可是要使它能發揮這種作用，首先必須排除從各方面向它襲來的破壞性影響，然后保證它具備自然發展的正常條件。”這些話真實地透露出他的糾結。這也表明，馬克思晚年并不存在一個研究重點由西方向東方的轉移，更不可能形成一個與《資本論》所建構的西方發展道路不同的“東方社會理論”。雖然他從1870年代開始大量接觸俄國文獻、與俄國學者和革命家交往，還自學了俄語并且編寫過《我藏書中的俄文書目》，但他的主要目的還是研究土地制度和資本主義的起源，他對俄國社會的了解和分析仍不能與對西方情況的熟悉相提并論。

　　所以，我們必須客觀而審慎地看待馬克思在1867—1883年間關于東方社會的思考，并將這一思想、活動與20世紀社會主義的理論、實踐之間進行合理的比較與勾連。

　　五、“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

　　在交錯進行上述多樣活動和思考的同時，馬克思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自覺地思考了其學說未來的命運。在當時，更為年輕的資本主義的批判者、社會主義運動的活動家成長起來了，他們中的大多數至少在表面上都尊重馬克思及其學說，給予了形形色色的闡釋、傳播和發揮，使馬克思主義的影響漸次擴大。但馬克思是一個異常清醒的思想家，他一方面欣慰于自己畢生所從事的事業后繼有人，悉心地予以支持、幫助和指導;但另一方面，敏銳地覺察出自己的思想、苦心在當時已經不能被忠實理解和準確轉換，而是出現了很多誤讀、偏差和曲解，為此他很焦慮，頻頻發出沉郁的慨嘆：“tout ce que je sais c’est que moi,je ne suis pas marxiste”——“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這句振聾發聵的話該如何理解呢?謹根據我所掌握的文獻特做如下的分析，即馬克思提醒后繼者不能把他的學說理解和演變為——

　　作為“超歷史”的“萬能鑰匙”的馬克思主義。1877年，馬克思在《給〈祖國紀事〉雜志編輯部的信》中，譴責了米海洛夫斯基把他“關于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概述徹底變成一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一切民族，不管它們所處的歷史環境如何，都注定要走這條道路”，認為“他這樣做，會給我過多的榮譽，同時也會給我過多的侮辱”。接著就舉了《資本論》中的幾處論述來詳加分析，指出他的學說不是“一把萬能鑰匙”，不是“一般歷史哲學理論”。

　　“當作標簽貼到各種事物上去”的馬克思主義。現在流傳下來非常明確地披露馬克思上述慨嘆的文獻來自恩格斯1890年的幾封書信。在8月5日致康·施米特的信中他指出，馬克思特別反感把“唯物主義”“唯物史觀”“當作標簽”，只看重馬克思主義哲學“依賴于物質存在的條件”而“排斥思想領域反過來對物質存在方式起作用”，把唯物史觀解讀為“經濟決定論”，使“唯物主義”這個詞成為“只是一個套語”，“一把這個標簽貼上去，就以為問題已經解決了”。而在8月27日致保爾·拉法格的信中再次痛斥這樣的“馬克思主義”者，設想“馬克思大概會把海涅對自己模仿者說的話轉送給這些先生們：‘我播下的是龍種，而收獲的是跳蚤。’”

　　作為政治斗爭工具的馬克思主義。德國社會民主黨圍繞合并而展開了曠日持久的斗爭，而且兩派之間都聲稱其主張符合“正統的”馬克思主義。雖然不能協調他們之間的矛盾，但馬克思敏銳地覺察出，他的學說有被利用的危險，1878年，在給奧古斯特·倍倍爾、威廉·李卜克內西和威廉·白拉克等人的信中，他說自己不擔心身后其思想被湮沒，而是要特別警惕他的學說以后會淪為政黨政治斗爭的工具和占統治地位的“國家哲學”，認為那樣會“窒息精神創造的本質”，并且舉例說黑格爾哲學就是這樣衰落的。

　　壟斷思想解釋權的馬克思主義。同樣針對拉薩爾、倍倍爾、李卜克內西等在德國社會民主黨內展開的紛爭，馬克思還發出這樣的痛心之語：“你們應該明白：把馬克思主義壟斷化并使它成為一種國家宗教，就意味著卡爾·馬克思精神的死亡，而這種精神正是他畢生研究和生活的靈魂之所在”。這里必須強調指出，馬克思的這種說法有特殊考量和具體語境，所以也不能無限地延伸、引用和肆意發揮，但他生前對將其理論和方法做簡單化、極端化、“頂峰論”的理解的傾向保持高度的警覺并且所做出的嚴厲批評，真正顯示了他的高瞻遠矚，確實發人深省。

　　1867-1883年間馬克思眾多的社會活動和駁雜的思想圖景，透露了身患多種疾病、并且被視為“處于慢性死亡狀態”的他反而較以往具有更為寬廣的研究視野、清醒的自我反省和深入的現實考量。從思想史研究角度看，這一時期馬克思的理論和實踐探索在繼承早年思想邏輯(特別是《資本論》對現代社會理解)的基礎上，更加突顯了他與20世紀東西方社會歷史(特別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關系運演)具有多元、復雜而深刻的關聯。長期以來，由于不注重對這一階段文獻的整體把握和具體文本細節的解讀，造成了對包括《資本論》在內的馬克思思想的理解存在不同程度的偏差乃至誤讀。回到馬克思的原始著述中探尋《資本論》沒有定稿的原因，不僅有助于理解馬克思思想的復雜性、豐富性，也有助于總結20世紀馬克思主義的命運和探索它在21世紀的發展。

　　(作者為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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