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4月18－24日，亞非會議在印度尼西亞萬隆召開，因此也稱為萬隆會議。共有包括中國在內的29個亞非國家出席。會議的主要內容是反對殖民主義、爭取維護世界和平和和平共處，增進各國的友好合作。萬隆會議是歷史上由亞非國家第一次自己處理自己事務的國際會議，表明了亞非國家正在作為一支新興的力量登上國際舞臺。會議創造了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基本內核的“萬隆精神”。

萬隆會議是新中國外交史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它使中華人民共和國又一次登上了國際政治舞臺，闡述了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代表的中國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并使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首先成為亞非國家處理國家關系的準則。這一原則逐漸為世界各國所承認，成為指導國際關系的普遍原則。

－－摘自徐藍主編：《世界近現代史1500－2007》“國朝桑遠記” 

被迫的加入：在體系中改變自己 

“國朝柔遠記”

清順治五年，公元1648年。大清王朝“入主中原”、由僻居滿洲一隅的地方政權變成繼承明王朝大統的全國性政權已經五年，正在著力平息各地抵抗，取得對前朝全部領土的控制，滿清大軍已進入福建。他們遇到了滯留于此的琉球、安南、呂宋三國使臣。他們本是來向明朝進貢的，或許恰逢戰亂，因此留閩未還。清軍將三國使臣執送京師。清廷立即意識到，這是宣示繼承明朝對海外藩屬的宗主權的天賜良機。于是清廷命賜三國貢使衣帽緞布，并以順治皇帝名義各給敕諭，遣送三國使臣各歸本國，詔諭其國王。頒給三國國王的詔書，除對方國名之外，內容完全相同：

“朕撫定中原，視天下為一家。念爾琉球（安南／呂宋）自古以來世世臣事中國，遣使朝貢，業有往例，今故遣人敕諭爾國，若能順天循理，可將故明所給封誥印敕，遣使赍送來京，朕亦照舊封錫。”

短短的敕諭，透露出大清王朝在自我認知和對外認知方面的基本意識：在繼承前朝江山的同時，努力恢復已經傳承千百年的朝貢制度。

中國先民在自身發展以及與周圍世界的接觸中，逐漸形成一種獨特的天下觀。在這種觀念中，“華夏”居于天下的中心，周邊各族則是處于教化之外的夷狄蠻戎。從華夏到諸夷，再到更加遙遠的外部世界，形成一種由中心向邊緣漸次擴展的格局。隨著中央王朝統治范圍的擴展，一些邊緣地區逐漸被納入版圖，成為“中心”的一部分，而更遠處的地區則又成為新的邊緣地帶。華夏本土與周邊世界共同構成所謂“天下”。“天子”擁有統治天下的權利，但夷夏之間有嚴格的尊卑之分，形成今人所謂“華夷秩序”。“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就是這種觀念的體現。在對中原本土建立直接的行政統治的同時，中央王朝與周邊民族或國家逐漸形成后世所謂的朝貢關系。夷狄可以接受天朝教化，可以成為天朝屬國，朝覲天朝皇帝，向天朝納貢，其君長踐位須受天朝冊封。這就是所謂朝貢體系或華夷秩序，是以中國為中心的古代東亞國際關系的基本框架。

在清王朝治下，這種古老的東方朝貢體系迎來了最后的輝煌。

順治年間清廷的做法，極像是約300年前明朝初建時的行為。在經歷了蒙元帝國的武力統治和四處征伐后，明王朝重建漢族統治，隨即遣使四出詔告鄰國，迫切地表明了重建朝貢體制的愿望。如其所愿，明初幾年即先后與安南、高麗、占城、爪哇、琉球、日本、渤泥等十幾個國家建立了朝貢關系，而“海外諸番”與中國來往者多達數十國。隨即發生的鄭和下西洋壯舉，更使明朝聲名遠播，遠至南亞、阿拉伯世界和東非海岸的許多國家派遣使團隨鄭和船隊來華朝貢，“萬邦來朝”局面呈一時之盛。這一切顯然對初定中原、亟需以“萬邦來朝”局面彰顯統治合法性的清朝具有極大的誘惑力。

但是，正如雷頤所說，清王朝根本不可能意識到，它已經面臨著與明朝完全不同的國際局勢。“恰恰是在這年，在歐亞大陸另一頭，在德意志的威斯特伐利亞，一個國際會議正在召開，當時歐洲幾乎所有國家都參加了這個會議，以后的歷史表明，這次會議將對全世界產生深遠影響，直到現在。”雷頤說。

就在明王朝、各地反明起義力量和虎視眈眈窺視關內大地的滿清勢力展開激烈角逐的同時，歐洲也正在經歷一場曠日持久的慘烈戰爭，史稱“三十年戰爭”（1618－1648年）。幾乎所有歐洲主要國家均被卷入。而此時的歐洲正在擺脫中世紀局面，法國、英國、西班牙、荷蘭和瑞典等皆已成為近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建設強大民族國家和國家利益至上的觀念漸成主流，國家主權和國際法概念初步建立。威斯特伐利亞會議就是為了結束這場使所有參戰國死傷慘重、損失巨大的戰爭而召開的。就在這次會議上，這種新的國家觀念和國際法觀念得以體現，并由此形成一種新的國際關系體系和準則。

《威斯特法利亞和約》標志著近代國際體系以及與之相適應的一系列國際行為準則開始誕生。國家主權平等、國家獨立和國家領土的原則，以國際會議形式解決國家間爭端，國家間的條約必須得到遵守，外交使節常駐他國，這些現在看來都是國際關系中的常識，就是從這個條約開始確立下來的。根據這些原則，歐洲建立了第一個近代國際關系體系，即威斯特伐利亞體系。

其后400年間，歐洲國際體系以及這些準則屢遭挑戰，一些重大挑戰還曾導致大規模的國際戰爭，而戰爭平息后新的體系會建立起來，如拿破侖戰爭與維也納體系，第一次世界大戰與凡爾賽華盛頓體系，第二次世界大戰與雅爾塔體系，但這些準則在每一種新的體系中依然被奉為圭臬。雷頤說，這些體系和準則本來是為了解決歐洲國家之間的紛爭，但隨著歐洲列強的殖民步伐，它們也逐漸向全世界擴展。當它來到東亞，就與東亞這種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體系發生直接對抗。

大清王朝當然不會意識到世界已進入由歐洲主導的資本主義時期這個事實。此前，歐洲已經經歷了文藝復興、地理大發現和宗教改革這些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歷史過程，而且民族國家形態也已基本確定；此后，歐洲國家還將發生啟蒙運動、資產階級政治革命、工業革命以及爭奪殖民地并瓜分世界等一系列事件。歐亞大陸東端這片廣袤土地在重溫著天朝大國舊夢，而西端那個狹小的歐羅巴海角經歷了幾百年天翻地覆的變化，正在走上引領世界的路程，而源自歐洲的這種國際體系，也將隨著它們的腳步覆蓋世界。

西方列強在彼此之間建立了一系列規則，卻從未想過在與世界其他地區的交往中遵守這些規則。它們執行的是典型的雙重標準。西方引領世界是通過血與火的方式實現的，非西方世界為此付出了慘痛代價。

列強全球擴張的腳步很快踏上了中國的周邊，并一刻不停地向中國本土進發。朝貢體制立即暴露出它的落后性和不適應性。就在大明朝沉醉在萬邦來朝景象之中時，列強開始以南亞和東南亞為基地，覬覦中國的土地和財富，并設法盤踞了澳門和臺灣。而明朝仍以為“佛郎機”（葡萄牙）和“紅毛夷”（荷蘭）不過是南洋小國滿刺加（馬六甲）近旁新近出現的又一兩個小國，而且是“掠小兒為食”的食人生番，而那些踏上天朝土地的殖民者，不過是前來向天朝貢獻方物的。

一切外國皆為藩屬，一切外國使者皆為貢使。沒有“國家間”外交的觀念，沒有與中國平行的多元的國家觀念，也沒有國家主權、領土和邊界概念。王之春（1841－1906年），清末參與洋務官員，1879年奉派出使日本，1894－1895年奉派出使俄國，吊唁俄皇亞歷山大二世去世并恭賀尼古拉二世嗣位，借此行游歷英法德俄諸國，考察各國政治、經濟、軍事和社會生活，成為一位具有國際視野和近代意識的官員。他痛感清朝遭受列強侵辱的經歷，因此編成一部敘述清代順治元年（1644年）至同治十三年（1874年）中西交涉以及清朝與鄰國關系史實的著作《國朝柔遠記》。書中所載清王朝有悖現代外交常理之事頗多，例如雍正年間安南（越南）與中國云南邊境地區發生的“四十里爭地案”。在此案中，安南國王在其爭地申辯遭雍正斥責后表示悔罪，雍正滿意之下競將已收回中國的四十里地復又賞給安南，諭日：“在王既知盡禮，在朕便可加恩，況此四十里之地，在云南為朕之內地，在安南仍為朕之外藩，一毫無所分別，著將此地仍賞賜該國王世守之。”

這就是中國面臨西方國際體系時的狀況。王之春也不得不將他的著作命名為《國朝柔遠記》，沿用傳統華夷秩序下的“懷柔遠人”觀念，以使該書被朝廷及官員們接受。

“天朝體制”的崩潰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英國馬嘎爾尼使團訪問中國的故事，人們已經耳熟能詳。雷頤援引此例說明當時清朝認識世界的水平。從皇帝到各級官員，依然認為這只是又多了一個來自遙遠的化外之地的朝貢者，依然用以上對下的形式對待他們，使團的船上被插上“英吉利貢船”的小旗，英國使臣被要求向皇帝行叩頭大禮，乾隆給英國國王的賜書依然自稱“天朝”，標榜“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拒絕貿易。

即使王之春，也只能用“秋八月，英吉利來朝貢”這樣的字句記載此事。不過，他全文照錄了乾隆那篇“賜英吉利國敕書”：“咨爾國王，遠在重洋，傾心向化，特遣使恭赍表章，航海來庭，叩祝萬壽，……具見爾國王恭順之誠，深為嘉許”，然后就是長篇大論地反復以“與天朝體制不合”為由，斷然拒絕一切通商等要求。

十幾年后另一個使團－－阿美士德使團來見嘉慶皇帝，嘉慶依然如此對待他們。

雷頤說，直到鴉片戰爭以后，清政府這個意識依然改不過來。《中英南京條約》規定開放五口通商，到中國的外國人多起來了，這就面臨著一個由誰、怎樣跟外國人打交道的問題。在傳統的朝貢體系下，與外國打交道是由理藩院和禮部分別管理的，前者負責與中亞鄰國的關系，《中俄尼布楚條約》后中俄事務也歸其管理。后者負責與東部南部朝貢國家的關系，這也反映出朝貢關系具有極強的禮儀性質，規定朝貢國家幾年一貢、貢品如何、從哪上岸、走何路線等。開放五口通商后，清王朝依然認識不到國際秩序已經變化，還想維持天朝上國那套做法，最后想出一個荒謬的辦法，把外交大權交給地方官員。五口都在長江以南，于是設立南洋大臣，先由兩廣總督、后改由兩江總督兼任，來管理和外國人打交道的事。第二次鴉片戰爭后《北京條約》簽訂，北邊又開放三個通商口岸，于是又設立北洋大臣，由直隸總督兼任。清政府拒絕外國使節進駐北京，而由北洋大臣負責與他們的聯系。這樣，實際上清政府是把相當一部分的外交權下放給了地方。在清王朝的意識中，你的國家只能和我的地方官打交道。由此也可看出清朝對外意識和觀念的落后。

但是，就是在不得不一次次與外國人打交道的過程中，清王朝其實已經不自覺地逐步加入到近代國際體系中。雷頤說，畢竟許多具體問題需要處理，比如外國使節要見中國皇帝，要遞交國書，要有一套禮儀，這都是威斯特伐利亞體系所確定下來的外交規則。這個規則跟中國能夠對接嗎？如果清朝還要求外國使節給中國皇帝下跪呢？在同治皇帝年幼尚未親政時，這個矛盾暫時可以回避。但清政府也明白，遲早會面臨這個問題。中國也不能一直不向外國派出使節。正在此時，即1867年，美國駐華公使蒲安臣屆滿離職，辭行時對主持洋務的恭親王奕訴表示以后愿意繼續提供幫助。清廷對此人較為信任，于是詢問他是否愿意作為中國使節出訪各國，蒲安臣覺得這符合美國利益，于是答應下來。這樣，蒲安臣被任命為“辦理各國中外交涉事務大臣”，于次年率領第一個中國駐外使團前往美國，后又到英國、法國、荷蘭、瑞典、丹麥、普魯士和俄國。

雷頤說，這本是中國與國際體系接軌的一件大事，但在清政府方面還有這樣一個考慮：蒲安臣是外國人，他見外國元首是用握手禮節，這樣今后外國使節見中國皇帝就對等地不用下跪了。清政府并不認為讓一個外國人當自己的外交使團團長有損自己主權，因為它對此毫無概念，反而把是否下跪看得比什么都重要。類似的糾結還有很多。同治皇帝長大并且親政了，外國使節還是要向他遞交國書的，那怎么辦？清政府官員中仍有人堅持必須下跪，而李鴻章和奕訴這些洋務官員早就認識到這是不可能的。奕訴煞費苦心地解釋說，外國人給中國皇帝鞠躬，可以看作行“立叩”禮，即站著叩頭。還有一個大臣說，這些夷狄之邦是犬羊之性，給你跪也不是你的光榮，不跪也不是你的恥辱。就這樣，清朝算是接受了外國使節不需叩頭的做法，但堅持要求外國使節從一鞠躬改為三鞠躬，雙方算是終于達成了妥協。

但意味深長的是，這種做法在日本使節處卻碰了壁。在清政府看來，這套鞠躬禮不適用于日本使節，日本應像其他朝貢國那樣繼續對中國皇帝行跪拜禮。但日本已經歷明治維新，對清朝這種天朝大國做派極為厭惡，豈能接受這種安排！不僅如此，日本連三鞠躬都不接受，只堅持按照國際慣例鞠一躬。而中國也只能接受這個現實！

雷頤說，這些事情都反映出中國的變化。不管怎樣，你得適應世界潮流。雖然與外國人打交道越來越多，但清朝還是堅持不設外交部，只成立了一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本來名稱中還有“通商”兩字，覺得它最多是個通商性質的臨時機構，所以連衙門的規格都比一般的官衙低。不管怎么樣，總理衙門的設立也是天朝體制開始向近代國際體系邁進的一步。

就在這個過程中，列強對中國鄰國的侵略日甚一日，中國的朝貢國一個個失去。

如王之春所說，“緬甸見侵于英，國勢日蹙；暹羅依附于英，朝貢不入；南掌介于暹羅之間，已有不能自存之勢”；且安南屢為法人所侵削，琉球既為倭人所滅，而高麗“北逼于俄，南迫于倭”。首先發難的就是也曾作為朝貢體系一員的日本。明治維新后日本就將琉球作為侵略目標。1875年日本禁止琉球向清政府朝貢，1879年日本徹底吞并琉球，中國失去這個屬國。1873年法國大舉入侵越南，迫使越南簽訂條約，并脫離與中國的封貢關系。越南曾三次向中國朝貢并請求清政府派兵援助。1885年中國在中法戰爭中“不敗而敗”，承認越南為法國的保護國，中國又失去一個朝貢國。在經歷三次侵緬戰爭之后，1885年英國終于將緬甸納入其殖民體系，次年中英雙方在北京訂約，仍規定緬甸仍守十年一貢之制，顯然這在中國是自欺欺人，在英國則是掩人耳目，它決不會遵守這一規定。暹羅（今泰國）在英法爭奪中勉強保持了形式上的獨立。1853年暹羅使臣最后一次朝貢返回途中，英國香港總督要求他們奏知國王不再向中國朝貢，1869年暹羅以安全理由要求改道進貢未獲批準，中國與暹羅的封貢關系就此終結。南掌（老撾）最后一次給中國進貢是1853年，使臣回國時被土匪綁架，南掌從此未再進貢，后來老撾也成為法國殖民地。

這樣，到甲午戰爭前，維持著朝貢體系形式上存在的只剩朝鮮。日俄都對朝鮮虎視眈眈，如果失去朝鮮，中國還怎樣自稱天朝上國？所以清政府對朝鮮看得很重。雷頤說，李鴻章等認為，要避免失去朝鮮，只能讓朝鮮跟中國一樣開放，使列強都在朝鮮有利益，從而避免任何一國獨占朝鮮。這個過程再次反映出兩種體系過渡期間的矛盾。外國在朝鮮駐有使節，朝鮮也得向外國派駐使節。但朝鮮是中國屬國，于是清政府規定，朝鮮駐外使節到駐在國后須先向中國駐該國使節報到，其拜訪該國外交部、遞交國書等須由中國使節帶領，參加外交活動須隨同中國使節，重要事項須向中國使節請示。這一切當然又是自欺欺人，日本對朝鮮的野心日甚一日，甲午戰爭前清政府出兵朝鮮，是在盡其宗主國義務，也是維持天朝朝貢體系最后一點臉面的需要。甲午戰爭后簽署的《馬關條約》，第一款就是規定朝鮮獨立。這樣，最后一個屬國也脫離了中國，天朝體制徹底崩潰。雷頤說，這個過程反映出清王朝對近代國際體系的抗拒及其失敗。面臨兩種國際體系的沖突，清王朝始終非常被動。

但是，清王朝內部并非沒有有識之士。他們認識到列強不是以前的那種蠻夷。隨著洋務運動的開展，人們的思想觀念也在發生變化。了解西方法律、引進現代外交觀念，成為當務之急。洋務派和早期維新派大力倡導運用國際法，以保障中國的利益和地位。他們認識到，必須拋棄天朝上國思想，把自己視為萬國之一。并且，要與列強抗衡，必須進入列強的體系之內，這樣才能更好地維護國家利益。如果說，列強逼迫清政府簽訂的一個個不平等條約是使中國被迫加入近代國際關系體系的外在因素，那么，一些先進知識分子和務實派官員謀求主動加入近代條約體系的努力，則是促使中國發生轉變的內生因素。這個過程相當曲折艱難，充滿轉型期的悖論。例如1900年清政府面對義和團的斗爭和八國聯軍的入侵進退失據，以發布上諭的形式對外“宣戰”，卻又并未提名向何國宣戰，也未將宣戰文告遞交外國使節；將外國使館作為攻擊目標，卻又與列強始終保持外交關系；圍攻使館卻又留有余地，不肯全力進攻；過后又與聯軍共同圍剿義和團。1904年日俄為爭奪中國東北而在中國境內作戰，清政府競聲稱遵循國際慣例宣布中立。這些做法換來的只是列強更加瘋狂的侵略和掠奪。 

抗爭：在體系中爭取權益 

就在中國走在加入近代國際體系的道路上時，中國內部發生了劇烈變動。盡管清政府已在世界大勢驅動下著手跟上時代步伐的改革，但是歷史已不再給它機會。推翻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前所未有的共和體制，本身就是順應世界潮流的結果，也是使中國在近代國際體系中取得應有地位的需要，不管這個建立起來的民國與人們的希望有多大的差距。從中國對外關系史的角度看，民國時期是一個很重要的階段。章百家認為，這個階段中國內部發生的革命、中國人民對外來壓迫和侵略的反抗，逐步改變了中國與世界的關系，奠定了中華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礎。

辛亥革命雖不徹底，但它對中國內政和外交的發展影響很大。章百家認為，有兩點極為重要：一是改變了此前反清革命黨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口號，提出“五族共和”；二是民國決定繼承清朝版圖，而此前革命黨人對未來中國的領土疆域并沒有明確的設想。可以說，有了這種思想觀念上的深刻轉變，摒棄了傳統的“漢夷不兩立”觀念，才形成了中國近代意義上的民族主義，形成了中華民族的概念，清政權對中國領土疆域的歷史貢獻也因此得到確立。清朝末年在列強入侵下確實丟失了不少領土，但放到歷史長河中，現代中國版圖的基礎仍是清代奠定的。

辛亥革命時期還提出了一項重要的歷史任務，就是改變中國在國際上的不平等地位，實現民族獨立。但這是一個曲折漫長的過程。章百家說，中華民國成立后很久列強才陸續予以承認，但交換條件是繼續維持不平等條約體系。此時中國還出現了邊疆危機。所幸當時列強在中國周邊多少處于均勢狀態，相互制約，這在某種程度上有利于中國保有原來的版圖。結果，除外蒙古實際已分裂出去之外，西藏和新疆等其他地區都保住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中國已起而抗爭，客觀地看，國際地位開始緩慢回升，起碼不再繼續走下坡路。到五四運動和大革命時期，中國出現了“外交革命”的主張，要求取消不平等條約。

中國走向民族獨立的道路充滿艱辛。章百家說，整個民國時期，中國內部面臨的問題很多，各種勢力同外部勢力的關系錯綜復雜，中國與其他國家特別是同大國的關系是與國內斗爭糾纏在一起的。

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已經確立了國際關系的一些基本準則，但這個體系的創建者們總是在踐踏這些準則。它們在全世界建立了殖民體系，這本身就是對這些準則的踐踏。它們彼此間也從未遵守這些準則。兩次世界大戰就是最集中的體現。而法西斯主義和軍國主義更是肆無忌憚地對全世界進行挑戰。中國人民進行的抗日戰爭，就是與世界反法西斯人民一起為維護這些基本準則而做出的斗爭。中國的貢獻無疑是巨大的。在這場戰爭中，中國成為世界四強之一，至少在名義上如此；不平等條約體系也廢除了；大戰后期成立聯合國時，中國是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

但是，中國雖獲得了大國地位，卻并沒有能力參與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構建，反而在二戰后建立的雅爾塔體制下再次遭受重大損害。因為中國此時實際上仍是一個弱國。章百家說，中國以弱國條件獲得大國地位，一方面是因為在反法西斯戰爭中做出了重大犧牲和貢獻，另一方面是因為美英蘇各有各的考慮。羅斯福認為，最能鼓舞中國抗戰士氣的辦法就是給中國以大國地位。太平洋戰爭期間，美英等國同中國簽訂新約，舊的不平等條約體系被廢除。這當然是歷史的進步，但那時這些不平等條約由于日本的侵略在事實上已經失效。聯合國成立時，中國成為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這具有長遠影響。當時，美國的基本考慮是，不要使聯合國看起來完全由歐美控制、在亞洲需要拉住中國作為抗衡蘇聯的主要伙伴。而在斯大林看來，多一個中國總比蘇聯單獨面對美英法三國為好。

但是中國國際地位畢竟發生了重大變化。章百家介紹說，抗戰勝利時，毛澤東曾認為，中國民族獨立的問題已經基本解決了，戰后國民黨解決不了的是民生問題。然而，戰后國民黨出于反共需要，為換取美國和蘇聯的支持，在與這兩國簽訂的條約中給予它們許多權益。有人指出，國民黨在戰后給予美國的特權甚至超過了以往的不平等條約。結果，中國的民族獨立并未徹底實現。此后，由于內戰的爆發和國民黨政權的崩潰，中國的民族獨立最終是以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的方式完成的。這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面臨的歷史任務。

樹立“中國的新人典型”

與世界各國建立新型外交關系，是中國共產黨人在對外關系方面的基本訴求。抗戰和解放戰爭時期，革命的理想和改變舊中國屈辱外交的抱負，塑造了中共領導人最初的、具有鮮明革命性的外交觀念。章百家指出，民族的立場是中國共產黨人尋求建立新型外交關系的出發點。中共中央于1944年8月發出了第一份關于外交工作的指示，強調共產黨人辦外交首先要“站穩民族立場”，要在外國人面前樹立“中國的新人典型”。為此，必須反對近百年中國外交史上“排外”與“懼外媚外”兩種錯誤觀念。這樣的立場和觀點突出反映了舊中國喪權辱國的外交給中共領導人留下的印象是難以磨滅的。從那時起直到新中國建立之時，怎樣擺脫舊的外交傳統，怎樣使新中國外交與舊中國的屈辱外交區別開來，是他們十分關注的問題。

牛軍是把中國共產黨人和新中國的這個基本訴求放在二戰后世界潮流中加以考察的。他認為，二戰結束后世界秩序的變化天翻地覆，其中一個簡單卻至關重要的內容就是政治文明的水平大幅提高。二戰推動人類社會去思考并塑造對當代世界秩序的基本認知。二戰能夠把世界上如此之多的國家和人民動員起來，參加到消滅法西斯主義和軍國主義的戰爭之中，其核心的理念和口號，就是體現在《大西洋憲章》、《聯合國家宣言》和《聯合國憲章》等幾個基礎文件中的兩個原則：民族自決權和人權。戰后世界政治潮流千變萬化，其主流則是這兩個原則的日益深入人心。在抗戰和戰后反對國民黨統治的斗爭中，中國共產黨就是高舉民族和民主兩大旗幟，這是同世界政治的主流話語相一致的。

二戰后世界的一個巨大變化就是徹底摧毀了殖民主義體系，其動力就是反法西斯斗爭中成為主流的民族自決權觀念。殖民地人民不再接受殖民統治，殖民國家的人民也不贊成用殖民主義方式統治和壓迫他國人民。牛軍說，這就是人類在文明化。盡管戰后世界很快分成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陣營，出現冷戰，兩個陣營展示了兩種不同的模式，蘇聯又建構了一套國際政治話語，但也不能否認二戰中成為潮流的民族自決和民主訴求。社會主義陣營自稱為“蘇聯領導的和平民主陣營”。兩大陣營互相對峙，但對于民族自決權其實沒有太大分歧。中國屬于社會主義陣營，但中國同時是一個新興國家，因此它有參加萬隆會議的資格。中國屬于民族解放和反殖民主義中激進的一翼，但它的認同仍然符合民族解放運動的大趨勢。

章百家認為，新中國的誕生帶來了近代以來中國與世界關系的重大變化。在這一歷史性的轉折中，共產黨領導人提出了中國外交的兩個最基本的觀念：獨立自主與和平。這是新中國謀求建立新型外交關系的最核心的內容，集中體現了中國在外交方面長期以來最基本的訴求。

民族解放運動高舉著民族自決的大旗，而在擺脫殖民統治后，就必須獨立自主地決定自己的內外政策。章百家指出，新中國將獨立自主作為基本外交方針或原則。新中國不僅迅速同蘇聯和各人民民主國家建立了外交關系，也同一批周邊民族獨立國家和歐洲資本主義國家建立了外交關系。這意味著中國共產黨主張的新型外交關系初步建立起來。與此同時，取消帝國主義在華特權，通過抗美援朝在短時間內肅清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勢力和影響。章百家特意指出，即使在“一邊倒”（明確站在蘇聯陣營內）情況下，中共仍強調并堅持獨立自主這一更高的原則，例如周恩來就反復強調堅持“中華民族獨立的立場，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場”，“不要置身于一個國家的影響之下，以致成為一國的工具”，“不能把自己黨和國家的獨立性失掉”。這決定著新中國外交的走向。建國前周恩來就曾提出要建立新型外交關系。 

貢獻：為體系提供公共產品 

國際關系中的普世性內容

進入20世紀后，東方國家對西方殖民主義的反抗，具有了嶄新的特點：逐步改變了過去那種“向后看”，即希望回到殖民主義到來之前那種狀況的空想般的訴求，轉而形成“向前看”的眼光，即希望在掃除殖民主義的基礎上建立新型國家。當亞非眾多國家擺脫了殖民統治、建立新型國家后，它們第一次在萬隆聚集在一起，拒絕任何大國主宰，決定自己的命運，所體現的正是在一個既定的國際體系中一股新的強大因素的出現。它們不是要拒絕這個體系，而是要為這個體系增加新的動力，扭轉它的偏差，讓它走在應該走的軌道上。

20世紀的中國同樣具有這些新的特點。辛亥革命如此，中國共產黨人領導的革命更是如此。1949年以后的中國，一段時期內在西方的強烈敵意下面臨著相當嚴酷的外部環境，一些周邊國家也處在西方的強烈影響下。種種狀況使中國看起來像是處在與西方所建立的世界體系的對抗之中。但同樣顯見的是，中國所做的正是努力使世界人民幾百年奮斗所確立、中國人民一百年抗爭所追求、國際反法西斯戰爭進一步鞏固下來的民族獨立和一人民解放的觀念真正得到實現。中國要改變的正是國際關系中的雙重標準，把幾百年來為進步潮流所確立下來的原則落實到全世界。

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在與一些鄰國的交往中提出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初步形成了新型外交關系的理念，而這個理念正是符合世界潮流的。萬隆會議則使這些原則具有了世界性。

牛軍和章百家回顧了和平共處思想的歷史淵源和五項原則的誕生過程。牛軍說，和平共處思想最早是列寧提出來的。在十月革命后他提出了與資本主義國家和平共處的觀念。從根本上講，這是解決不同制度國家之間相互關系的問題，是社會主義國家能不能存在的原則問題。而五項原則的其他四項則是中國獨創的，而且早在1950年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中就有體現。

章百家說，1953年12月周恩來在北京接見印度談判代表團時首次系統提出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1954年6月在日內瓦會議休會期間，周恩來應邀訪問印度和緬甸，在分別同兩國總理發表的聯合聲明中，都載入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五項原則雖然首先是為處理與亞洲民族獨立國家的關系而提出的，但中國領導人很快將它作為處理與各類型國家相互關系的準則。1954年日內瓦會議后不久，毛澤東就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應推廣到所有國家關系中去，不同制度是可以和平共處的。他還特別指出，這也包括美國在內，希望對美國也采取和平共處的政策。1956年，在波蘭和匈牙利事件發生后，中國政府發表聲明，指出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關系更應該建立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之上。這樣，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不僅被用于處理與不同社會制度國家的關系，也被用于處理社會主義國家間的關系。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事實上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中的每一項都不是新的，新中國的創造性表現在把這五條結合成一個有機體。

牛軍說，在世界性民族解放潮流中，中國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在這個背景下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顯然帶有理想主義色彩，也帶有實驗性，中國希望使它成為新興國家關系的準則。五項原則包含了國際關系中的普世性內容，所以才被廣泛接受。

的確，威斯特伐利亞會議所確定的那些國際關系準則，在17世紀強國對立的歐洲，不是同樣帶有理想主義色彩和強烈的實驗性嗎？但是正因為它們的普世性內容使它們被東西方廣泛接受，盡管它們不斷地遭到破壞甚至踐踏，但幾百年的歷史表明，與整個世界不斷走向進步一樣，它們被堅持不懈地繼承下來并努力付諸實施。這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直到今天仍未結束。包括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和民族解放運動，都是在將這些準則付諸實踐。在這個意義上，五項原則的提出和萬隆會議的召開，同樣是將這些準則付諸實踐的努力，而這也必將同樣是個漫長的過程。

波動：“東風壓倒西風”

這就說到中國對亞非拉革命運動的支持，特別是對東南亞一些鄰國革命運動的支持。中國提出了包括互不干涉內政在內的五項原則，但后來又支持一些國家反對本國政府的革命運動，這是否違背了自己的初衷？怎樣理解這一現象？

必須看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既是世界民族解放運動的組成部分，也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潮流的組成部分。新中國建立后就面臨著在國家層面處理與他國關系，與在革命陣營內支持他國革命運動的雙重問題。前者要求遵守國際關系基本準則，后者要求的是盡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義務。當時在國際共運中，中蘇兩黨有分工：蘇聯負責領導歐美革命運動，中國領導亞非革命運動。中國進行了抗美援朝戰爭，并先后為越南擺脫法國殖民主義和抵抗美國的入侵提供了巨大幫助。牛軍指出：朝鮮和越南具有合法的革命政府，應它們的要求對它們提供支持不屬于干涉內政，而屬于兩大陣營的斗爭。而在東南亞國家則不同，支持當地革命運動，就與同這些國家的和平共處產生矛盾。

今天回過頭來看，中國處理這個矛盾是有一個過程的。這與國際形勢的變化有關，與中國領導人對國際形勢的認識有關，與中國國內形勢的發展變化有關，也與中國不同領導人的思想意識、經歷個性有關，具有相當復雜的因素。在國際上，中國周邊環境的變化、國際共運內部的變化、美蘇關系的緩和與緊張、中蘇關系的友好與破裂，都在影響著中國的對外政策。而中國在國內偏離正確方向、執行了越來越左的政策，必然也影響到對外政策。

牛軍指出，從上世紀50年代后期起，中國對國際國內形勢的很多判斷是互相聯系的，“東風壓倒西風”、“世界革命高潮即將到來”、“不是戰爭引起革命就是革命消滅戰爭”這些判斷說明中國對世界的認知出現了偏差。牛軍分析說，起初毛澤東支持周恩來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但是后來有了變化，認為它沒有反映出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核心地位。兩人對國際形勢的認知也是不同的。

牛軍從1954年周恩來參加日內瓦會議和1957年毛澤東參加莫斯科共產黨工人黨會議的經歷，分析了兩人以不同方式接觸外部世界對其思想的影響。日內瓦會議是周恩來，也是新中國第一次參加國際多邊會議。即使周恩來對此也毫無經驗。正如他在中國代表團的內部報告中談到的，他甚至不得不向蘇聯外長莫洛托夫詢問應該怎樣做。但是周恩來在會議期間表現出色、光彩照人，為會議做出巨大貢獻，極大提高了新中國的國際形象，他自己在對西方世界和國際形勢的認識上也有重要收獲。他見到法國總理、英國外長、美國國務卿等西方政要，會議期間還訪問了歐亞一系列國家。這次經歷對周恩來的外交思想具有重要影響。他回國后向毛澤東匯報，毛澤東第二天就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讓周恩來做報告。這次會議導致中國外交的一次重大發展。

的確，當次年周恩來出席萬隆會議時，他的表現甚至已超出了許多經驗老到的國際活動家。20年前，本刊記者曾采訪隨周恩來親身經歷了萬隆會議的當時中國駐印尼大使黃鎮將軍的夫人朱霖、中國代表團工作人員李慎之（后成為著名國際問題學者）和黃書海（后曾任本刊主編）、周恩來衛士長成元功等人，時隔40多年，他們對周恩來在萬隆的風采依然充滿崇敬，給記者留下難忘的印象。正是從這兩次會議，新中國走向了世界，并且給世界帶去了一個全新的中國的形象，而周恩來也成為新中國領導人中最與國際“接軌”的一個。

牛軍說，毛澤東參加的國際多邊會議是1957年莫斯科世界各國共產黨工人黨會議。出席會議的都是各國共產黨領導人，討論國際共運的總路線，世界革命運動的理論、戰略和策略等。比較一下中國外交這兩位最高領導人的兩次會議，一個是如此豐富的多邊舞臺，另一個是如此鮮明的主題－－國際共運。他們對世界的看法會一樣嗎？

所以在戰后民族解放運動中，中國是站在激進的一脈上。到了“文革”，中國更加自我封閉，以世界革命的中心自居。牛軍回憶說，那時看的宣傳畫都是世界各國人民圍繞在毛主席身邊，后面紅太陽光芒萬丈；天天的新聞都是各國革命人民和民族解放運動領導人來訪問毛主席。

牛軍就此總結說，戰后世界政治中的主流對包括中國在內的所有國家都有很大的影響。每個國家的發展都越來越受國際體系的制約，越來越不能為所欲為。這給中國帶來的重大任務就是要合理判斷世界政治的發展潮流。判斷失誤就會帶來大麻煩。中國加入了國際體系，并且希望對這個體系進行改造完善，但是在一段時間內，中國出現一定的失誤，走了彎路。好在中國最終于上世紀70年代末結束了國內國外政策的極左錯誤，回到了正確的軌道上，重新研判國際形勢并確定對外政策，開始了對中國、對世界都具有重大意義的改革開放進程，中國重新開始了對世界體系的積極貢獻。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

章百家回顧了新中國成立以來對提高自身國際地位和完善國際體系所做的努力。

盡管從上世紀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中期，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在中國外交政策中的地位由于種種原因而呈波動狀態，但總的來看，其影響力是逐漸增長的，并最終被確認為中國外交政策的基石。在新中國前30年的外交實踐和探索中，中國堅持按照建立新型外交關系的原則與世界各國發展關系，高度重視并成功維護了國家的獨立、主權和安全。新中國外交取得了巨大成就，也遭遇過一些挫折。中國在美蘇對立的兩極世界中逐漸成為國際舞臺上一支公認的獨立力量，最終取得了相對主動的戰略地位，并在一定程度上擺脫了冷戰的束縛，中國倡導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也逐漸成為國際上普遍接受的原則。

20世紀70年代末期開始的改革開放，再次帶來了中國與世界關系的重大變化。在改革開放時代，中國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得到繼承，同時通過反思和總結歷史經驗教訓、通過新的探索與實踐，外交觀念的某些重要方面也發生了顯著變化。這使得中國所主張的新型外交關系的內涵不斷地豐富和發展。

章百家說，與改革開放之前相比，在80年代，中國領導人觀察和認識現存世界的觀念和方法發生了巨大變化。這就是承認現存世界是多樣化的，認為多樣化世界的各個組成部分有矛盾斗爭的一面，也有互相依賴的一面。國家之間特別是大國之間，在處理一系列國際問題時存在著共同利益，需要進行合作，也可以進行合作。中國領導人說明，在與世界各國的交往中，中國將根據世界的發展趨勢和自身的利益要求來處理與不同類型國家的關系，不再以意識形態劃線，也不再重復劃分敵、我、友，團結一部分國家打擊某個或某些國家的策略。正是以上出現的種種變化，使得中國主張的新型外交關系的內涵不斷擴展。

從80年代初期起，在對國際形勢的估計逐漸改變、對國際問題的認識不斷深化的背景下，中國領導人和中國政府對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做了新的詮釋。鄧小平強調，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加強與第三世界的團結合作是中國外交政策的主要內容。與此同時，中國領導人在對外交往時越來越頻繁地使用“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這一提法來概括中國的基本外交政策。

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蘇東劇變，冷戰結束。中國基本外交政策經受住國際形勢大變化的考驗，沒有發生大的變化，表現出穩定性和連續性。這是中國外交趨于成熟的重要表現。根據形勢發展的需要，中國政府和領導人在闡釋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時又增加了一些新的內容。如進一步強調實行真正的不結盟，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不扛旗，在第三世界國家中不當頭；切實維護本國利益，把維護國家的主權和安全放在首位；不屈從外部壓力，按照國情自主決定改革的步驟和速度等等。

經過十年左右的努力，在世紀之交，中國建立起了全方位的對外關系格局，中國同世界各方面的關系實現了前所未有的均衡。在這一格局中，中國既考慮到同大國和發達國家的關系，也考慮到同周邊國家和廣大發展中國家的關系；既重視發展與各國的雙邊關系，也積極開展多邊外交活動。

章百家說，21世紀初期，世界仍舊處在兩極格局解體后的過渡階段。無論外部世界怎樣，中國最重要的目標是在國內，即在本世紀最初幾十年里建成全面的“小康社會”。中國外交將配合這一中心工作展開。為此，中國領導人更準確地提出和平、發展、合作是國際形勢的主流，以漸進的方式推動國際秩序的進步，積極倡導“和諧世界”的建設；中國外交也更加透明、更加務實、更加主動，全方位外交的各個方面互相配合和滲透，已成為一個比較協調的整體。經過60年來的探索和努力，中國與世界已經建立起一種新的、不斷成熟的關系。

聽著章百家、雷頤、牛軍三位學者的敘述，記者產生了如下聯想：如果把萬隆會議放在一個歷史坐標中，那么這個坐標的一個維度是一個國際體系不斷生長壯大的過程，這個過程有先天的不足，有曲折，有困頓，但畢竟在前行；另一個維度則是中國與世界的交集不斷深入和擴大的過程，這個過程有迷惘，有被迫，有偏差，但畢竟也在前行。萬隆是一個交叉點，也是一個起點。60年后回顧萬隆，人們當有所領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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