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4月24日，習近平來到了印度尼西亞萬隆，2天之前，在雅加達，習總書記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的提法，再一次將新時期的平等問題提到了世界面前。60年前的今天，周恩來總理帶領的中國代表團，用《亞非會議最后公報》中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結束了他們在萬隆為期6天的旅程。在他的這段旅程中，怎樣的“平等”也同樣作為核心問題，成為一個時代的共同關懷。

　　1955年4月，周恩來在萬隆會議上發言

　　1955年4月19日下午，在聽完了兩日來各國代表的自由發言之后，周恩來走上萬隆會議的發言席，以他那則被美國記者鮑大可(Athur Doak Barnett)稱為“沒有閃電驚雷”的演講，為中國代表團在萬隆會議的旅程拉開了序幕。在這之前，伊拉克前總理、《聯合國憲章》的簽署人穆罕穆德·法迪爾·賈馬利(Muhammad Fadhel al-Jamali)在會議頭一天，便直接抨擊“獨裁”的共產主義，是一種“顛覆性的宗教”，是“新殖民主義”。此時的伊拉克，正值費薩爾王朝的末期。飽受蘇聯和美國干涉主義折磨的伊拉克很快也將在1958年被阿拉伯世界內部的民族主義浪潮吞噬。

　　賈馬利的發言也確實得到了包括菲律賓在內的不少與會代表的呼應。20世紀50年代的世界，正處在殖民秩序消解、民族國家秩序形成的過渡期。然而，包括中東與中國在內的前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區域，卻并未真正隨著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獲得《聯合國憲章》中所保證的平等權利。一個新世界的平等夢想，很快隨著第一次中東戰爭的開始而快速走向分裂。類似的，在新興世界“霸主”美國和蘇聯那里，也被一種深深的不安與互不信任的態度所籠罩。作為戰爭的勝利方，蘇聯急切地希望能在歐亞大陸上樹立起新的權威，以確保這個飽受戰爭苦難的蘇維埃的絕對安全。而美國也不希望喪失自己在“舊世界”的權威影響，受到戰時麥金德-斯派克曼理論影響，獲取“舊世界”國家的支持，是美國未來“國家利益與安全”的重要保障。著名的喬治·凱南(George Kennan)“長電報”為美國政府與人民描述了一個以意識形態為基礎的二極世界。在這個世界背后，更深層次的是那種左右人們世界觀的邏輯二元論，它將這個世界徹底分裂成“善與惡”、“極權與民主”的對立。

　　在這種二元善惡論基礎上，杜魯門在1947年便提出，這個世界被兩種“生活方式”所分割，一場斗爭正出現在“民主”與“極權主義”之間。然而，在更廣大的世界其他角落，這種“正邪”之爭的道德普遍性卻并不見得有多么明顯。特別是在中東地區，此起彼伏的反抗，其敵人更多是那各國內部的權利階層。活躍在這類民族獨立運動內部的人員，其階級成分多種多樣，既有共產黨人，也有伊斯蘭主義者，以及世俗的小資產階級自由軍官。在中東，直接需要處理的問題，是殖民與被殖民、霸權主義與民族自決之間的沖突。而不是美蘇之間，在意識形態二元對抗基礎上形成的，對世界新秩序及其內部同盟關系的爭奪。這一點，周恩來在1951年的一次講話中便有了明確的認識。他將這個問題表述為“民族問題”。在他看來，反抗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的“民族解放”，是這個問題的核心內容。從階級分析的角度出發，周恩來將這種世界范圍內的解放運動，與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經驗相結合，將其視為聯通世界各國的一種新的反剝削壓迫運動的重要一環。是一個漫長階級革命過程中不可缺少的積極步驟。

　　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們可以發現，針對世界范疇內的“民族問題”與在中國內部面臨的“民族區域自治”問題產生了根本的互動。事實上，在周恩來萬隆會議上的首場講話里，他確實將中國國內的“民族區域自治”問題作為平等政治的實例向世界提了出來。這種聯通內外的平等觀，其論述基礎在于對民族/地區社會經濟發展階段差異的根本認可。因此，無論是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對中國國內少數民族身份識別，還是在國際范圍內對“民族解放問題”的認同，均不能簡單地被等同于歐洲基于體質人類學與文化人類學對“種族”的區分。

　　區分民族區域的國家治理的目標在于確保多元社會中能過最大限度的保證平等發展權利。而周恩來在萬隆會議上通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表述出來的“不干涉政策”則同樣也是對世界不同地區平等發展權利的支持。

　　在世界范疇內，以意識形態霸權為基礎推行的“干涉主義”經濟與政治政策，體現了一種無視社會經濟發展差異的霸權主義態度。在這個意義上，賈馬利對“共產主義”是“新殖民主義”的批評，實際上也是對這種以本國利益為核心，以意識形態為調動模式，執行干涉主義政策的直接回應。

　　事實上，作為西方外部的阿拉伯世界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均受到干涉主義的影響。無論是英國的殖民外交政策，或是后來美國的資本擴張政策，造成的直接后果均是中東世界的進一步碎片化以及針對“干涉主義”的武力對抗。這種武裝對抗，甚至也包括以恐怖襲擊為形式的抗爭。

　　然而，對于同樣經歷過民族革命運動的中國來說，“干涉主義”代表了一種不顧地方社會發展特性，教條主義式的霸權。這一霸權不單包括直接的武力干涉，也包括了意識形態層面，那種給中國革命建國運動曾經帶來過巨大創傷的“外國經驗”。而在萬隆會議上提出的“不干涉主義”政治話語，合理地回避了民族獨立運動中紛繁復雜的分裂結構。當然，所謂“不干涉主義”不能被視為一種放任不作為的態度。相反，這是針對干涉主義而提出的一種政治對抗性話語。這正是在20世紀霸權結構外部所形成的最具有政治意義和理論價值的話語之一。

　　對“民族解放”運動的認同，以及中國在萬隆會議上超越意識形態二元對壘的政治實踐，實際上為我們這個世界提供了一種新的認識邏輯。在二元論邏輯基礎上，我們理解的世界黑白分明。我們對于國家利益的分析，實際上建立在一種對主權的洛克式認識基礎上。這種主權帶有明確的私有財產屬性，邊界明晰，內外分明。在這種二元邏輯基礎上形成的冷戰式思維，極大影響了今天我們對這個世界的理解方式。在這種零和式的二元邏輯基礎上，制度與意識形態的同質化被認為是“永久和平”的基礎。

　　在對“民族解放運動”與“不干涉主義”的認同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三個世界”理論，則為我們今天提供了一種超越二元論的世界觀可能。中國在20世紀70年代正式形成的對世界秩序三分的政治視野，與毛澤東的人民觀念有著密切的認識論聯系。在1942年《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毛澤東便將“人”在中國革命政治實踐的背景下為三種，“人民”，“人民的敵人”與“人民的朋友”。這種具有明確統一戰線思想的三分法，一方面確保了政黨的代表性基礎，另一方面，也最大程度上保證了一個政黨政治下國家的包容性平等，以及對霸權的明確反抗。

　　同樣的，“三個世界”的理論將二元邏輯下的意識形態對手——美蘇兩國，共同放在“第一世界”范疇內。追隨他們的歐洲和日本為第二世界。而廣大的具有極強差異性的前殖民地國家，則成為最具包容性的“第三世界”概念。我們與第三世界站在一起，是因為第一世界是霸權的。而中國革命的終極目標是要求尋求平等。但是，必須強調，這里的“霸權”實際上是一種政治結構中的力量，而并不簡單指代某國某民。因此，推翻霸權主義的理想，所指不是國家利益的沖突，而是試圖尋找一種能夠共同發展的平等可能。我們今天再去看萬隆會議的積極意義，實際上在于它為我們理解世界結構，政治問題提供了不同的認識方式。也為世界范圍內的反抗運動提供了一種超越二元邏輯的，且更富歷史感與政治包容性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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