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隆會議為推動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礎，是兩極世界向多極世界演變的重要轉折點，是建立國際政治和經濟新秩序的起點和先導

　　●殖民主義、帝國主義與霸權主義是一脈相承的，反霸也是萬隆精神的實質所在。而不合理的舊國際秩序就來源于美國“一超獨大”的“霸權主義”

　　●對中國來說，構筑國際新秩序的核心就是加大對發展中國家工作的力度，牢固樹立第三世界國家、發展中國家意識

　　討論嘉賓：

　　安惠侯 中國駐埃及前大使

　　劉新生 中國駐文萊前大使

　　谷源洋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亞非研究所所長

　　安維華 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

　　主持人：清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劉江永教授

　　萬隆會議是國際新秩序的起點和先導

　　劉新生：1955年4月18日，亞非會議在印尼萬隆召開，因此又被人們稱為“萬隆會議”。這次會議有29個國家的300多名代表參加了會議，另有5個國家派代表列席。這次會議的成員代表了占世界面積1/4、人口2/3的國家的人民，是世界史上第一次完全由亞非國家自己發起、自己舉辦，并且沒有一個西方殖民主義國家參加的國際會議。

　　萬隆會議后，發展中國家正式成為世界政治舞臺上的一支新興力量，而中國的國際形象也得到了提升。

　　安惠侯：這次會議達成了處理國際關系的“十項原則”，其主旨就是反帝、反殖，反對強權;堅持求同存異、和平共處;強調團結合作、和平發展，即人們提倡的“萬隆精神”。

　　谷源洋：萬隆會議是一個歷史事件，它的某些歷史任務已經完成了。但是，“萬隆精神”所提倡的很多原則卻在今天依然適用。說到“萬隆精神”的精髓，我認為下面的表述也都可以，譬如，萬隆精神是“求同存異”的精神，是“求同互助”的精神。從建立國際新秩序的角度，也可以把萬隆精神表述為“破舊立新的精神”，因為萬隆會議本身就是建立國際政治和經濟新秩序的起點和先導。

　　劉新生：萬隆會議為維護亞非和世界和平與穩定，促進國際關系的健康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因為它提供了相同或者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建立和發展關系的正確指導原則;指明了和平解決國家間歷史遺留問題及國際爭端的有效途徑;維護了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利益，促進了南南合作和南北關系的改善和發展;為推動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新秩序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礎。從一定意義上說，亞非會議是戰后兩極世界向多極世界演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

　　安惠侯：會議召開以后，亞非拉的發展中國家形成了一個“第三世界”的概念，就是說在以美國等西方國家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和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中間又崛起了一個“第三世界”，而這個世界處于不斷擴充、不斷強大的過程之中，并在國際社會中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這個“第三世界”后來又形成了一個“發展中國家”的概念。而這股新的力量必然面對發展的新課題。可以說，這次會議提出了建立國際政治和經濟新秩序的要求。

　　安維華：萬隆會議使新興國家成為一支重要的國際力量，但同時也為弘揚民族主義做出了積極貢獻。它一方面弘揚了當時新興國家反帝、反殖這一民族主義的積極方面，同時又防止了可能產生和出現的新興國家之間的不團結和內訌等民族主義的消極方面。總的來說，這是對民族主義的一種揚棄，也是對現代民族主義思潮的重要指引，指明了民族主義思潮該向哪些方面發展。這是萬隆精神為什么影響那么廣泛，到現在看起來還適用的一個重要原因。

　　萬隆精神為國際新秩序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基礎

　　谷源洋：萬隆會議所討論和解決的主要問題雖說是政治問題，但也涉及到經濟問題，它通過的經濟合作決議，明確地提出了獨立的第三世界國家在經濟領域應該怎么辦。可以說，萬隆精神為建立國際政治和經濟新秩序提供了理論基礎。

　　安維華：我覺得建立國際關系新秩序首先就表現在這個行為準則的制定權上。萬隆精神恰恰為發展中國家爭取這種權利提供了可行的理論原則。

　　安惠侯：對于建立國際新秩序，我覺得首先應堅持萬隆精神，堅持萬隆會議提出的十項原則。當然，在這個基礎上還應該與時俱進，不斷充實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內涵。

　　谷源洋：至于什么是公正合理的國際新秩序的標準，我認為中國幾代領導人對其基本內涵的闡述是十分透徹和清楚的。歸結起來就是4個“應和不應”：一是各國政治上應相互尊重、共同協商，而不應把自己的意志強加于人;二是經濟上應相互促進、共同發展，而不應造成貧富懸殊;三是文化上應相互借鑒、共同繁榮，而不應排斥其他民族的文化;四是安全上應相互信任、共同維護，樹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協作的新安全觀，通過對話和合作解決爭端，而不應訴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這4個“應和不應”實際就是對萬隆精神的弘揚。

　　當然，第三世界包括中國所要求建立的國際新秩序也不能反過來，只對發展中國家有利，對發達國家不利。新的國際秩序應充分體現國際社會共同發展、共同繁榮的要求。

　　霸權主義依然是建立國際新秩序的主要挑戰

　　安惠侯：在談到萬隆精神的時候，有些學者會回避一個問題，那就是“反霸”。萬隆會議、第三世界、不結盟運動、發展中國家等概念是一脈相承的。同樣的道理，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也是一脈相承的。建立國際新秩序的挑戰來自何方?挑戰就來自于霸權主義。殖民主義過時了，但以“單邊主義”等形式表現出來的霸權主義依然存在。我覺得反帝、反殖繼承下來就是要反霸，這是建立國際新秩序必須要面對的問題。

　　安維華：提到霸權主義，有些美國人不高興，甚至惱火。布熱津斯基就說過：“你們不要一張嘴就講霸權主義。”現在，殖民體系確實已經解體了，發展成為各國面臨的重要任務。但是，霸權主義依然存在。

　　從我們的國家利益來講，美國實際上就是在對中國進行遏制，不讓歐洲賣武器給我們，凡是沾上高新技術的貿易就要剎車……美國在搞單邊主義、霸權主義，這已成為國際社會的共識。目前，國際關系的現實就是，誰跟這個“老大”攀的關系近，誰就吃香的、喝辣的;誰跟這個“老大”鬧翻了，誰就沒有好處，不是軍事進攻，就是政治顛覆。這就是國際舊秩序。

　　安惠侯：我非常同意安教授的觀點。談到建立國際新秩序的挑戰，我覺得首先應該明確，為什么要建立國際新秩序?其實就是要鏟除威脅世界和平、阻礙世界發展的一切不合理因素，建立一個公正、合理的國際環境。

　　蘇聯解體后，大國之間發生世界戰爭的可能性小了，但是一些國家因為宗教問題、民族問題、邊界問題產生矛盾、沖突的情況多了。但這都不是影響整個世界格局、世界和平的問題。“9·11”事件以后，美國提出，當今世界的主要問題是恐怖主義。但美國這樣講有它的目的，美國是要打著反恐的旗號“謀霸”。

　　實際上，不合理的舊國際秩序就來源于美國“一超獨大”的“霸權主義”。只有美國這個惟一的超級大國，可以不顧國際法，不顧世界上多數國家和人民的反對，繞開聯合國發動“先發制人”的戰爭，武力推翻一個主權國家的政府，實施軍事占領。只有美國可以公開資助主權國家的反對派，制造形形色色的所謂“顏色革命”，顛覆合法政府。美國是造成國際形勢緊張、動蕩、危機的總根源，是對各國獨立、主權、安全的主要威脅，也是建立國際新秩序面臨的主要挑戰。

　　谷源洋：國際秩序無非包括四個層面：政治秩序、經濟秩序、文化秩序和安全秩序。我們之所以說現在的國際秩序是不合理的、不公平的，除了現存的美國霸權以外，還因為它主要維護了少數發達國家的利益。因此，這些國家不想對舊秩序“動大手術”。

　　當然，由于發展中國家對建立新的國際政治和經濟秩序的目標和要求不盡相同，難以形成統一的立場。因此，自萬隆會議以來，建立國際新秩序的斗爭雖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并沒有撼動舊秩序的根基。但是，發展中國家沒有也不應該放棄建立國際新秩序的目標和要求。

　　安惠侯：的確，廣大的發展中國家是現存的國際政治和經濟秩序弊端的受害者，對構建公正合理的國際新秩序，態度最為積極，要求最為迫切，因此廣大的發展中國家是構建國際新秩序的重要力量。但同時，發展中國家之間也存在著一些利益差別、意見分歧，從這一點上講，建立國際新秩序，更要本著萬隆精神中求同存異的原則加以處理。

　　中國是建立國際新秩序的重要推動力量

　　安惠侯：談到萬隆會議確實不能不談談中國。當時，中國雖然不是發起國，但接到邀請之后采取了非常積極的態度。因為萬隆會議是亞非國家自己掌握自己命運的一個重要會議。就是在這個會上，中國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被發展為處理國際關系的“十項原則”，成為發展中國家處理國家間關系的重要原則。

　　谷源洋：中國作為發展中的大國，仍應繼續堅持建立國際新秩序的目標。

　　這面旗幟不能丟、不能倒。

　　中國的發展是不爭的現實，這可以視為是歷史的復歸。但有人認為，中國的發展壯大，不應改變、不應觸動國際秩序，要是觸及了，美國會不干、日本會不干，其他發達國家會不干。這種說法完全不可取，中國及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壯大與要求逐步改變舊的國際秩序并不對立和矛盾。

　　劉新生：對中國來說，在構筑國際新秩序過程中的一個核心就是，加大對發展中國家工作的力度，牢固樹立第三世界國家、發展中國家的意識。因為發展中國家是構筑國際新秩序的一支重要力量。目前發展中國家已有160多個，占有世界70%的土地，80%的人口，擁有豐富的資源，在地理上占有重要的戰略地位。

　　從這個角度來說，對發展中國家的地位和作用，我們應進一步加深認識。發展中國家是我們重要的同盟軍，是我們制衡超級大國的重要牽制力量，是有助于促進經濟發展的重要合作伙伴。因此，中國在加大對發展中國家工作力度的同時，還應該敢于為發展中國家仗義執言和適當增加對它們的經濟援助。大力主張和積極推動發展中國家成為多極化趨勢中的重要一極，強調“多種力量和諧并存”，而不是“大國制衡”，加強同發展中國家的多邊合作。

　　另外，中國應重點做好“四類發展中國家”的工作。一類是發展中的大國(印度、印尼、南非、埃及、巴西、墨西哥等);一類是發展中的周邊國家;一類是發展中的資源國家;一類是發展中的戰略地位重要的國家。在具體操作上，中國應做好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一是同它們建立戰略伙伴關系;二是積極發展同它們的經濟合作;三是建立與強化同它們的對話磋商機制;四是通過首腦外交，做好這些國家領導人的工作。

　　安惠侯：但我們還應注意到，光靠發展中國家努力是不可能建立國際新秩序的，這就要求發展中國家跟發達國家開展對話，而這種對話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為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廣大的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既有利益沖突矛盾的一面，又有相互依存的一面，發達國家不可能把自己的發展和繁榮繼續建立在廣大發展中國家的貧窮落后上面。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也有利益交匯的一面，可以通過對話，推動發達國家也參與到國際新秩序的建立中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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