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7月9日凌晨，一位倫敦《每日電訊報》巴基斯坦籍記者在伊斯蘭堡機場，看到了一個熟悉的身影，登上了飛往中國的飛機。他當時就驚呆了：那個身影是基辛格!基辛格飛往中國去了!他立即給倫敦報社發急電，報道這一重大消息。倫敦值班編輯槍斃了這條消息，并罵這位記者喝醉了，不要亂報道假消息，基辛格怎么可能去中國!一位忠于職守的記者，第一時間獲得的足以震動世界的消息，就這樣被一位同樣忠于職守的編輯扼殺了。7月16日(北京時間)，北京和華盛頓同時宣布尼克松將訪問中國。世界震驚!不知道那位巴基斯坦記者怎么咒罵倫敦編輯。

　　中美關系要從另一位記者說起。中共與美國最早的接觸，源于一位富有正義感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

　　按照前外交部長黃華的回憶錄，1936年，在燕京大學教書的斯諾希望實地考察中共，在宋慶齡的支持下，訪問了陜北蘇區。斯諾一行三人，分別是斯諾、馬海德大夫和黃華。按照公開的說法，1936年春末，中共中央想邀請一位公正的外國記者和一名醫生去陜北，實地考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蘇區情況和了解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宋慶齡推薦了斯諾和馬海德大夫，斯諾邀請黃華同行作翻譯。

　　不論是中共主動邀請了斯諾，還是斯諾主動要求去陜北訪問，最終的結果是經過宋慶齡介紹，斯諾訪問了陜北。毛澤東熱情接待了斯諾，抽出時間接受他的采訪，并安排斯諾去各處走訪。斯諾看到紅軍領導人是知識豐富、舉止文明、懂得革命理論和政策，善于組織領導和愛護人民的英才，完全不是蔣介石宣傳的“打家劫舍、共產共妻”的“土匪”。紅軍戰士都是頑強、團結、守紀律和好學的工農子弟，滿懷革命斗志和抗日精神。他從多方面證實了紅軍的高昂士氣和人民群眾對共產黨和紅軍的衷心擁護?？吹搅伺c國統區完全不同的另一個中國，看到了與國軍不同的另一支武裝力量，看到了中國的前途和希望?；氐奖本┮院螅怪Z寫出了《紅星照耀中國》(又名《西行漫記》)。

　　當時，蘇區的情況并不樂觀：經過長征，干部戰士大批減員;底盤狹小，遭受封鎖，延安還在國軍控制中;軍隊干部信服毛澤東路線，知識分子干部多數信服王明路線;張學良雖然與中共達成諒解，但堅持“抗日不反蔣”，蔣介石堅持“攘外必先安內”，平定兩廣事變之后，隨時可能大兵壓境(事實上，斯諾離開蘇區不久，就發生了西安事變)。毛澤東需要獲得廣泛的理解和支持，努力得到各方面進步勢力的支援，建立最廣泛的統一戰線。

　　斯諾作為一個西方新聞記者，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作了客觀評價，并向全世界作了公正報道。《紅星照耀中國》先后被譯為二十多種文字，幾乎傳遍了全世界。在輿論工具被蔣介石控制的情況下，斯諾的報道，無疑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許多愛國青年知識分子，讀了斯諾的報道和《紅星照耀中國》，深受感染，毅然奔赴陜北。這些人中的多數，后來成為建國初期的中級干部的骨干，個別甚至成為高級干部。美國高層對中共的了解最初也是來自《紅星照耀中國》。

　　為此，毛澤東一直稱斯諾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在尼克松訪華的過程中，斯諾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這是后話。

　　然而，中美官方合作卻并不那么友好、順利，可以說是不打不成交的歷史。朝鮮戰爭以前的歷任美國領導人，對中國的定位都是經濟殖民地，朝鮮戰爭以后的美國領導人對中國的定位都是遏制的對象。簡單地說，美國希望自己為主，中國為奴，如果不行，也不給中國發展、增強國力的機會，避免中國和美國平起平坐，分庭抗禮。毛澤東開展對中美合作的底線是平等互惠，不承認美國在中國的政治、經濟特權，不接受不平等條約，不允許美國干涉中國內政。目標是分庭抗禮則。雙方的定位差距太大，只能經過激烈的武斗、文斗，充分展示實力以后，才能就雙方合作的身份達成共識，開展合作。美國官方對毛澤東領導的中共的態度，經歷了不熟悉、排斥、間接打擊、直接武裝沖突、長期遏制、主動合作的過程。推動這個過程發展的是毛澤東領導下中共實力和中國國力的增強，促使美國最終被迫接受既成事實。

　　中美最早的官方接觸，是在抗戰期間。

　　按照《紅星照耀中國》的說法，毛澤東曾經明確地向斯諾表明過希望與羅斯福合作的想法。毛澤東希望能與美國建立一種同盟關系，對抗日本軍國主義擴張，愿意與美國在平等、互惠的基礎上開展一切合作。1941年3月，美國通過租借法案。1941年6月23日，即希特勒發動“巴巴羅薩”計劃第二天，毛澤東即對黨內發出了《關于反法西斯的國際統一戰線》的指示。其中即有在外交上與美英聯合對抗法西斯的內容。1941年底珍珠港事件以后，美國公開加入盟國，開始公開支援蔣介石。

　　抗戰初期和中期，中共與美國的合作長期處于停滯狀態。這一方面是因為蔣介石的阻撓，一方面是因為史迪威與陳納德之間兵種政治。

　　當時，中共控制的敵后根據地大約有一億人口。這些龐大的人力資源，在戰爭期間尤其重要。相比國民黨腐敗無能、內部傾軋，國軍揮霍人命，共產黨和八路軍在組織性、紀律性、戰斗力、民眾支持等方面，有明顯優勢。這引起了美國外交官的注意。1943年，史迪威在三位外交官“約翰三杰”的建議下，給羅斯福總統寫信，提出與中共建立緊密的合作關系，聯手抗日。該建議獲得羅斯福的支持。羅斯福希望與中共合作，獲得華北地區的情報，并計劃在中國開展對日登陸作戰時利用中共的武裝力量，減少美軍傷亡。建議遭到蔣介石的強烈反對。此外，陳納德也不支持史迪威的建議，認為美國完全可以依靠駐華空軍的壓倒性優勢，結合國民黨陸軍，戰勝日本。這種情況持續到1944年。

　　1944年4月，日軍發動豫湘桂戰役。在擁有絕對制空權的情況下，國民黨陸軍一潰千里，日軍從地面端了美軍的空軍基地。國軍的表現實在垃圾，愧對美國在華空軍和美國的援助。陳納德提出的美國空軍加國民黨陸軍聯合作戰的模式，徹底破產。實踐證明，單純依靠空軍，不能取得對日作戰的勝利。若要取得中國戰場的勝利，必須有一支強大的陸軍參加對日作戰，渙散、腐敗的國民黨陸軍顯然不能承擔這個艱巨的任務。這時，美國再次提出與中共進行軍事接觸，提出需要與中共合作，營救美軍被擊落戰機的飛行員。至此，蔣介石難以拒絕了。

　　于是，美軍向延安派去了觀察組。美軍觀察組去延安至少有三個目的：一是摸底八路軍的戰斗力;二是觀察中共與國民黨的關系;三是觀察中共與蘇聯的關系。美國雖然沒有給予中共直接的軍事援助，但是派往延安的軍事觀察組，本身就是對延安的一種官方的承認。

　　美軍觀察組在延安受到毛澤東的親切接見。朱德、周恩來、彭德懷、葉劍英、陳毅、林彪、聶榮臻、賀龍等領導人也分別設宴歡迎或與美軍觀察組密切交流。毛澤東起草電報給太行、山東、華中三地區的負責人，鄧小平、羅榮桓、張云逸請他們選擇合適地點開辟飛機著陸場。中共中央還致電山東軍區和新四軍軍部，請他們搜集日本海軍在青島、煙臺和連云港的情報。

　　隨著豫湘桂全面潰敗，史迪威與蔣介石的矛盾全面爆發。最終，史迪威要求全權指揮中國軍隊，調動封鎖邊區的數十萬蔣介石嫡系部隊去抗日前線，給與中共平等軍事援助。蔣介石則要求撤換史迪威，并以停止軍事合作相威脅。

　　如何處理中國戰區蔣介石與史迪威的矛盾，是否按照作戰效率給予中共平等的援助，這是一個需要羅斯福反復權衡的問題。

　　既然納粹是美國在歐洲的頭號敵人，羅斯?？梢院退勾罅趾献鳎敲慈毡拒妵髁x是美國在遠東地區的頭號敵人，為什么羅斯福在與毛澤東合作的問題上這么猶豫呢?

　　這是因為中國戰區的政局，相比歐洲東線戰場蘇德對決要復雜得多。當時，中國存在日本、美國、蔣介石、毛澤東，四方勢力。美日矛盾在珍珠港事件后，妥協的可能很渺茫，蔣介石與毛澤東的矛盾，日本與毛澤東的矛盾，也沒有妥協的可能。毛澤東與美國之間，日本與蔣介石之間，則存在合作的可能。

　　羅斯福必須反復權衡如下幾方面因素：首先，敵人的敵人，就是自己的盟友，羅斯福與毛澤東存在合作的可能。但是如果羅斯福與毛澤東合作，那么蔣介石與羅斯福就存在反目的可能。其次，美國與毛澤東合作的基礎是日本的勢力是雙方共同的敵人。但如果日本的勢力消失，那么美國和毛澤東就會失去統一的敵人。要維護殖民地的美國與爭取民族解放的毛澤東，失去共同的敵人以后，反目只是時間問題。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很可能成為一支比日本更強的敵人(日后的歷史也證明，確實如此)。羅斯福顯然不愿意為了眼下消滅日本勢力，付出長期失去中國的代價。再次，如果不與毛澤東合作，那么可以保證蔣介石暫時不投降日本，也可以避免培養出一個日后的強敵，但是誰來收拾盤踞在中國的數以百萬的日本陸軍?不消滅這些日軍，就難以結束太平洋戰爭。美國不想參加傷亡慘重的登陸戰，蔣介石顯然沒有這個能力。蘇聯雖然有實力消滅日本百萬陸軍，但是在歐洲戰場東線作戰徹底消滅納粹以前，一時半會兒抽不出手。最后，蔣介石能不能撐到蘇聯參加遠東地區作戰?在此之前，蔣介石會不會垮掉?當時豫湘桂戰役正在進行，國軍全線潰敗，日軍戰略意圖并沒有完全表現出來。日軍會不會乘勢兵鋒向西進攻重慶?萬一日軍兵鋒向西，蔣介石能不能挺住?如果蔣介石不能挺住，美國還是要與毛澤東合作。

　　如果按照作戰效率給予援助，那么中共毫無疑問將獲得絕大多數美國軍援，如此一來，美國援助重點也就從蔣介石變成了毛澤東。那么蔣介石集團有可能投降日本，使遠東戰局復雜化。以國軍的一貫表現看，蔣系軍閥投降日本并不是不可能的。即使蔣介石本人不投降，蔣系將領也可能大批倒戈——一旦美國對蔣介石表現出不信任，導致蔣介石可支配的美國軍事援助減少，大批蔣系軍閥的忠誠度必然下降，蔣介石威信下降。國民黨的統治是建立在國軍基礎上的，國軍是無組織、無紀律的軍閥聯盟。對每一名軍閥來說，占地盤、籌軍餉、抓壯丁是三項核心任務，與建筑施工隊的包工隊長的核心任務，是搶市場、催工程款、招人手，大同小異。維持這樣脆弱的軍閥聯盟靠的是將領的個人利益、軍事威脅、特務統治，而不是理想、紀律和底層的支持。保持這個集團不解體，既需要外來的軍事、經濟援助，也需要以中央軍為基礎，以軍統和中統為打手，還需要蔣介石的政治手腕平衡脆弱的體系。

　　對蔣介石來說，在中國維護金字塔式的社會結構、選外國主子都是要務，不過前者是目的，后者是手段。對處在殖民地國家金字塔尖的軍閥來說，有槍就是王，有奶就是娘，投靠哪個列強，無非是哪個列強給的援助更多，更有利于維護其統治。蔣介石失去美國的援助，沒“槍”了，沒“奶”了，誰還拿蔣介石當回事呢?這就如同冷戰時期，許多戰亂的第三世界國家的軍閥，今天投靠美國宣布信仰資本主義，明天投靠蘇聯宣布信仰共產主義。明白這一點，就不難理解蔣介石提出的與美國的停止軍事合作不是嚇唬人的。

　　史迪威是職業軍人，來自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對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政治現狀和國民黨內部的利益糾葛缺乏理解。他擅長軍事指揮，沒有蔣介石的政治手腕，也沒有管理這樣一個軍閥聯盟的經驗。他一旦獲得聯軍領導權，就會取代蔣介石成為這支軍閥聯盟事實上的領袖，必然破壞由蔣介石細心維護的聯盟內部的脆弱的平衡。最終，他必然會發現，他要么徹底改組國民黨和國軍，切斷軍閥軍隊內部軍官與士兵之間的私人經濟聯系和暴力脅迫，使各級將、校、尉、士兵之間的聯系不再是私人間的雇傭或臣仆關系關系，使國軍成為統一的整體，使國民黨政權擁有現代國家的結構，要么模仿蔣介石繼續維護微妙的平衡或者任由這個松散的聯盟迅速陷入內亂之中，然后土崩瓦解。徹底改組國民黨和國軍，強化國民黨和國軍的集體利益，需要削弱各個軍閥的個體利益，削弱各個軍閥個體的軍權，建立統一的財權、人事權和司法權。這個過程與商鞅變法中削奪貴族權力、強化中央集權的部分大同小異，必然觸犯各個軍閥的利益，帶來巨大的政治動蕩?？紤]到各個軍閥都擁有獨立的武裝，史迪威的出身和思考問題的方式，改組失敗或軍閥聯盟瓦解的可能性更大。

　　既然蔣系軍閥戰斗力實在不堪，又幾乎無法改組，那么如果把合作的重點從蔣介石轉移到毛澤東，大力援助中共，由中共武裝抗衡日軍，制衡蔣系軍閥，如果蔣系軍閥投靠日軍，就由共產黨的武裝消滅之。這個方案是否可行呢。

　　這個方案似乎不錯。當時羅斯福很可能也確實有在中國戰區“換將”，或者各種抗日武裝競爭上崗的想法。

　　不過，作為有遠見的政治家，羅斯?？隙芸吹?，一旦日本垮臺，中日、美日之間的矛盾消失了，那么毛澤東與美國的矛盾就要攤到桌面上了。這就類似二戰剛結束，美蘇之間的冷戰立即開始。如果毛澤東領導的中共徹底消滅掉蔣介石集團，那么對美國來說事情可能更糟。這不是因為毛澤東無能或者中共腐敗，而是因為當時美國政府對中國的定位是經濟殖民地。

　　從《望廈條約》開始，中國就逐步淪為美國的經濟殖民地。與英國直接割地不同，美國對中國的殖民侵略主要方式表現為要求中國協定關稅、開放市場，擴大領事裁判權，允許美國軍艦在中國港口巡查貿易。第一項要求，導致美國商品長驅直入，中國本國工業無法發展。中國只能輸出廉價原料，淪為原料產地。第二項要求，使中國政府無法有效行使職權，任何涉及美國、美國人的糾紛，無論是民事還是刑事，名義上雙方公平處理，事實上都由美方處理，美方自然偏袒本國資本和本國僑民。于是，美國資本、美國人在中國具有高人一等的特權，中國資本無法與之競爭，中國人無法與之理論。第三項要求是前兩項要求的基礎。一旦中國政府要求廢除不平等條約，美國軍艦可以封鎖中國對外貿易，攻擊主要沿海城市，陸戰隊可以登陸占領沿海發達地區，迫使中國政府妥協。美國是英國前殖民地，所以深諳建立殖民地、控制殖民地的技巧——直接建立殖民地政權耗資巨大，而且要經常投入兵力鎮壓當地民眾反抗，有時甚至得不償失。只要能控制殖民地國家的資本，抑制殖民地經濟發展，派海軍監視、制約當地政府，何必建立直接統治的殖民地政權呢?

　　毛澤東的最終目標是使中國脫離列強的控制，建立一個人人平等的國家——這在《紅星照耀中國之中》可以看得很細明顯。實現這個目標，必然要擺脫這類不平等的條約，觸動美國的既得利益。美國的目標則是要維持這樣的狀態。雙方的最終目標是完全沖突的，所以根本談不攏。毛澤東獨立性強，他領導的中共效率高，完全有實現他的目標的能力。《紅星照耀中國》中寫道，“他(毛澤東)說：‘紅軍，由于他自己的斗爭，從軍閥手里，爭得自由，而成了一種不可征服的力量。反日義勇軍從日本侵略者的手里奪得行動自由，也同樣地武裝了自己。中國人民如果加以訓練，武裝，組織，他們也會變成不可征服的偉大力量的。’”任何一位列強領導人讀到這句話，都不會舒服。很顯然，美國要在中國建立代理人制度管理經濟殖民地，但是毛澤東不適合作美國的代理人。美國不與毛澤東結盟，不援助中共，不是看不到蔣介石的腐敗無能，而是不希望毛澤東領導的中共做大，導致中國脫離美國的控制。

　　美國這方面的顧慮是無法消除的，毛澤東領導的中共抗日效率越高，美國的顧慮越強。反過來，如果毛澤東領導的中共的抗日效率不如蔣介石領導的國軍，那么美國也不會浪費物資。美國與斯大林結盟，是因為蘇聯已經是既成事實，蘇聯是歐亞大陸上最強大的而且唯一的能對抗納粹德國的力量。美英援助法共，是因為法國國內已經沒有獨立統一的反納粹政權。中國國內，好歹還有自己的代理人蔣介石，蔣介石暫時也沒投降。如此考慮，就不難理解，只要有蔣介石存在，蔣介石就是美國優先援助的對象，不論毛澤東領導的中共的能力強弱，都很難從美國那里獲得援助。

　　史迪威是職業軍人，看到了軍閥聯盟的弱點，對國民黨揮霍人命和抗戰美援感到憤慨，看到中共的效率明顯高于國民黨，希望統一指揮權，給予效率更高的中共以平等的援助。華盛頓的國務院從建立半殖民地的角度考慮，希望維持蔣介石的低效的統治，以免徹底失去對中國的控制。華盛頓敵視毛澤東領導的中共，不是不了解，而是太了解。按照多次接待斯諾、與美國親中共外交官關系密切的前外交部長黃華的說法，羅斯福讀過《紅星照耀中國》，還多次和斯諾面談詢問了斯諾耳聞目的中共的詳情，并讀了大量由親中共的美國外交官寫的有關毛澤東和中共的詳盡的報告。

　　那么，如何解決盤踞在中國的數以百萬的日本陸軍呢?以國軍的實力，顯然無力完成這個艱巨的任務。這也是羅斯福打算與毛澤東合作的初衷，如果這個難題沒有解決，那么羅斯福與毛澤東還有合作的可能。

　　1945年10月，這個難題漸漸不成為問題了。當時美軍即將可以直接轟炸日本本土，原子彈成功在即，斯大林在東線勢如破竹，只要價碼合適，蘇聯紅軍南下消滅關東軍應該不成問題，所以美國在中國本土軍隊中尋找盟友的壓力已經不大了。——把這個任務交給中共，中共可能在推翻蔣介石之后，使中國徹底脫離美國控制。相比之下，由蘇聯承擔這個任務，美國要支付給蘇聯的代價更低，只要承認蒙古獨立，以及蘇聯在東北、千島群島和庫頁島的利益即可?？紤]到這個難題將迎刃而解，羅斯福也就沒有和毛澤東合作的動力了。

　　最終權衡之后，羅斯福決定與蔣介石妥協，撤換史迪威。史迪威回國后在《紐約時報》發表文章稱美國政府“消極地支持了一個在中國日益不得人心和不為人民所信任的政權。”蔣介石要維護金字塔式的社會結構，蔣介石的政權自然被越來越多的社會中下層仇視、不信任。反過來，一個政權越是不得人心，便越需要來自境外的支持，越會對境外勢力俯首帖耳。所以，這樣的政權，恰恰是美國維護經濟殖民地必須的政權。一個在國內獲得廣泛支持的政權，如果控制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面積遼闊的國家，還會聽境外勢力的話嗎?這樣的政權一旦實力強大，必然會提出廢除不平等條約的要求，也必然會損害美國在中國的既得利益。羅斯福雖然是開明的總統，但是能很清楚地看到這一點，而且在維護美國利益上毫不含糊。何況，西方國家的總統，不過是資產階級推選出來的職業經理人。所以，即使羅斯福本人比較開明，愿意與毛澤東合作，也不能不考慮本國大資產階級的意見。史迪威作為一名職業軍人，而不是政客，顯然不能理解這一點的。1946年，史迪威在憤懣中郁郁而終。

　　史迪威回國，親蔣的赫爾利上任以后，史迪威力推的美軍觀察組也就難有大的作為了?？箲鹌陂g，中共與美國有限的合作，最終無疾而終。1947年，胡宗南進攻邊區，美軍觀察組(時稱美軍聯絡組)撤離延安，回到重慶。

　　有人認為，如果當時史迪威將軍不被調回美國，或者美軍聯絡組能夠一直保留到新中國建立，那么也許中美關系會在1971年以前取得重大突破。這是很難的。毛澤東與美國的沖突是控制與反控制的沖突，相互之間的關系自然好不了。兩國交往的外交地位，取決于背后實力的較量。早期中共和建國初期的中國的實力很弱，毛澤東的目標則是要中國徹底擺脫半殖民地的處境，最終必然否定美國通過平等條約在中國取得的既得利益。以中共這樣的實力，提出這樣的目標，自然很難獲得美國的認可，也就難以獲得平等的外交地位。國家間的平等不是靠施舍得來的。不平等的外交地位，是毛澤東無法接受的。在美國看來，中共的實力，并沒有強大到有資格和自己平起平坐，要求自己放棄既得利益的程度。在大陸的美國人，比如史迪威，看到蔣介石的腐朽與毛澤東的進步，認識到與中共打交道是遲早的事情，而在華盛頓的一時半會兒轉不過這個彎兒，尤其是這個轉變涉及巨大的美國在華利益。所以，中美關系，注定要經歷激烈沖突和反復較量，在中共充分展示實力，美國被迫接受既成事實 以后，才可能步入正軌。這個過程就像美國人開始不承認蘇聯，最終不得不承認蘇聯一樣。

　　隨著日本這個共同的敵人的消失，毛澤東與美國的沖突自然浮出水面。抗日戰爭結束后，毛澤東與美國有四次大規模的較量，分別是解放戰爭，抗美援朝戰爭，炮擊金門和抗美援越戰爭。第一次較量，是在解放戰爭之中。

　　二戰結束以后，毛澤東領導的中共實力極大增強，毛澤東與蔣介石在治國路線上的分歧難以統一。毛澤東領導的中共代表來自社會中下層的利益，要求走群眾路線，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代表社會頂層的買辦、官僚、大地主的利益，要求走精英買辦路線。兩種路線代表的利益尖銳對立，沒有調和的可能。所以，國共內戰自然箭在弦上。

　　毛澤東能力強，而且奉行獨立自主、中國利益至上原則。沒有哪個列強喜歡這樣的人——美國更喜歡蔣介石，蘇聯更喜歡王明。毛澤東取代王明，蘇聯雖然不愿意，但是無可奈何，只能默許。毛澤東要取代蔣介石，成為中國的最高領導人，美國就插手了。

　　解放戰爭期間，美國幫助國軍調兵遣將，到安排馬歇爾調停，暗中偏袒蔣介石，直接提供大批軍援。毛澤東勃然大怒：“鑒于蔣介石的歷史，如果美國希望繼續支持腐朽的蔣介石政權，那是美國的權利。然而我們相信，盡管美國能做他要做的一切，蔣介石注定要失敗。”毛澤東一語成讖，三年內戰，蔣介石一敗涂地。輸了大陸，去了臺灣。

　　蔣介石為什么會輸得這么慘呢?蔣介石的說法是美國援助不利。為了駁斥蔣介石的說法，美國發表了《美國與中國之關系》(就是毛澤東多次提到的白皮書)。按照白皮書，美國對蔣介石的各種援助共計45億美元之巨。這45億美元的援助，還不包括各種運輸軍隊等服務。按照共產黨的統計口徑美國提供的援助是59億美元。當時45億(或者按照中共口徑的59億)美元價值多少呢?不妨找個參照物，中共與蘇聯簽署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蘇聯給予中國3億美元低息貸款，對中國經濟就起到了很大的幫助。再舉個例子，1949年，錢三強要外匯買設備，周恩來特批了5萬美元，當時中共手中的外匯有多少呢?30萬美元?？紤]到購買力就知道當時給的援助力度之大。

　　得到這么多的援助，蔣介石被毛澤東打得丟盔棄甲，說明蔣介石集團太腐敗了，是扶不上墻的爛泥。這種說法是有道理的，一群來自大后方的接收大員，如同惡虎下山，撲向淪陷區的百姓，到處充公逆產，洗劫這些飽經戰爭折磨的幸存者的最后財富，救濟物資在黑市倒賣，變成私人存款。國民黨員們忙著個人發財，更談不上賑災。將領間勾心斗角，矛盾重重;軍官視士兵如奴隸，士兵視軍官如仇敵，軍隊靠嚴酷的軍法維持基本的紀律。這樣的情況下，國統區經濟凋敝，民不聊生，軍心渙散，怎么可能不出大亂子?

　　不過，如果深入思考，就會發現從美國選擇并支持蔣介石的那一刻起，就注定失去中國大陸。

　　二戰以后，美國獲得了廣大的勢力范圍，但是如何控制這些勢力范圍卻并不容易。各國底層在反侵略戰爭中學會了武裝斗爭，積累了經驗，擁有了武器。各國共產黨實力普遍增強。比如在法國和意大利，這些國家的共產黨在本國戰爭期間的反抗斗爭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又使其聲望急劇增長。戰后的普遍貧窮為共產黨勢力增長提供了充分的養料。在這些國家戰后的選舉中，共產黨取得了普遍性的成功。法共一度成為了法國議會第一大黨。——反侵略戰爭給來自底層的共產黨提供了機會，中外都一樣。為了抑制紅色勢力擴張，穩定社會，美國援助歐洲130億美元，經過四年的援助，歐洲世界穩定下來。

　　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處于世界金字塔中上層，他們一旦恢復到戰爭前的水平，其社會底層的生活就會大大改善，群眾斗爭性下降。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處在世界金字塔底層，就是恢復到戰前水平，社會底層照樣民不聊生，還是會在共產黨的領導下鬧革命。比如，1946年全面內戰爆發后，國民黨為了在內戰中取得美國更大的支持和援助，與美國政府簽訂《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按照條約，美軍駐扎中國不走，同時，美國商品如潮水般涌入中國市場，形成獨占地位，這對民族資產階級是個毀滅性的打擊。工商企業大量倒閉破產，工人失業，國統區的工業體系趨于瓦解。這樣的條約，對與美國工業水平相當的國家造成的影響，顯然不如中國這樣的半殖民地國家嚴重。

　　在抗擊外國侵略過程中，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的買辦管理層與本國底層民眾之間的矛盾進一步激化，其腐朽無能徹底暴露，民眾在對外斗爭中獲得了戰斗經驗和斗爭的勇氣。于是，底層民眾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反抗買辦精英。這時，想繼續維持買辦精英的統治，是很難的。

　　除非把這些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進化為中等發達國家，或者第三世界中的頂層國家，拋棄原有聲名狼藉的買辦精英的統治，讓底層人民的生活大幅度改善，削弱其斗爭性。否則，這些殖民地很容易變成社會主義陣營的一員。

　　中國的體量，顯然沒有哪個列強愿意讓中國進化為中等發達國家。美國控制的西方金字塔的中上層，容不下中國的體量，中國擠進去，必然改變原有的分配格局，使之不利于美國。在選擇扶植代理人這點上，列強的想法其實都是差不多的：與其選擇一個深孚眾望、能力過人的英明領袖，不如選擇一個千夫所指、唯利是圖的狡詐政客。前者太容易擺脫控制，自立門戶了。烏克蘭、前東歐各國政客能被選中，獲得支持的原因即在于此。

　　代理人太腐敗無能，就可能弄出個卡斯特羅來。選擇根基比較弱的代理人，削弱代理人的同時，也就削弱了鎮壓底層反抗的能力。代理人自是無力擺脫宗主國的控制，另一方面也無力有效統治。毛澤東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指出，正是美英選擇了內部矛盾重重的軍閥作為代理人，所以星星之火才有存在的空間。如果蔣介石不能用中央軍壟斷國民黨的軍事力量，就難以有效實行軍事指揮。反過來，美英愿意蔣介石壟斷國民黨的軍事力量嗎?顯然不愿意。地方軍閥對蔣介石是有力的牽制。

　　除了讓中國進化為中等發達國家或者更換國民黨代理人，還有一條路，就是拆分中國——按照種族、信仰、地域文化，把中國拆分成若干矛盾重重的小國。這樣，一是有利于削弱這些小國的社會底層的共同利益，使之內斗不已，難以聯合起來。二是有利于武裝干涉。三是可以在這些小國內部建立金字塔式的結構，那些處于金字塔頂層的小國，將成為美國的忠誠盟友，鎮壓其它國家社會底層的反抗。若那些處于頂層的小國之間彼此勢不兩立就更好了。這些小國既離不開美國的支持，又無法凝聚成一股力量違背美國的意志。

　　從經濟的角度看，只要把各個國家拆分得足夠小，使各個國家的經濟不能閉鎖內循環，這些國家就要向美國開放市場，那時就不難控制目標國家。這些小國可以有卡斯特羅、金胖家族，或者軍政府，但是只要美國封鎖這些小國，就能保證它們的經濟無以為繼，讓它們屈服。

　　不過，這招對中國不靈。首先中國本身有大一統的傳統，難以拆分成若干小國，各個地區之間社會底層容易有共同利益，即使拆分了也很容易再次聯合;其次，蔣介石必然強烈反對，沒有蔣介石的配合，這種拆分過程很容易演化為軍閥混戰;再次，中共當時實力已經做大，盲目將中國拆分為若干小國，這些小國很可能被中共各個擊破，最終很可能是中共趁亂勝出;最后，蘇聯很容易乘機滲透，逐步蠶食。所以，對美國來說拆分中國為若干小國，建立經濟殖民地的路，也走不通。

　　對美國來說，前者的模式類似西歐和西太平洋島鏈各國和地區，后者的模式類似中東阿拉伯諸國和印度。兩種模式都有困難，又沒有探索出一種新的模式控制中國。美國不愿意接受這個現實，一味維持蔣介石領導的軍事同盟茍延殘喘，最終必然失去中國。

　　滿清垮臺以后，美英在中國選擇一個領袖作代理人，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聽話與無能，是一個硬幣的兩面。一個小國的強有力的統治一個高效的政權的統治者，可以被美國選為代理人。相反，在中國扶植一個強有力的領導人做代理人，即使意識形態與美國接近，也是一種不明智的選擇。

　　蔣介石領導的軍閥聯盟是一群烏合之眾。選擇蔣介石作為美國在中國的統治工具，好處是聽話，好控制。因為手下的大多數將領都是唯利是圖的，所以蔣介石無力拒絕美英壟斷資本的要求，也必然高度倚賴境外勢力。蔣介石的實力在各個軍閥中比較強，且樂于維護金字塔體系，于是成為軍閥集團的首領。但是，這樣的統治工具注定腐敗低效，所以缺點也是顯而易見的。大多數軍閥都是唯利是圖、欺軟怕硬的。各個軍閥幾乎各自為戰，軍閥聯盟內部矛盾重重，松散的結構決定其只能欺壓百姓或者鎮壓勞動人民零星反抗，經不起強敵的挑戰。這樣的軍閥聯盟既不能抗擊日本的侵略，也不能有效鎮壓由羽翼豐滿的共產黨組織、動員起來的社會底層的武力反抗。一個擁有獨立軍事力量的高效強力的組織集團，可以把中國的資源匯聚起來，形成合力，既能有效對抗外來侵略，也能鎮壓內部工農起義，但是這樣的集團顯然不會老老實實地受美英資本的擺布。所以，選擇了蔣介石作代理人，選擇了他領導的烏合之眾作統治工具，就要接受失去中國的必然結果。

　　解放戰爭末期，美國一度產生換將的想法，減少對蔣介石的援助，希望從換一個強有力的代理人或者與中共合作維護美國在華既得利益。于是，先后出現了蔣介石第三次下野，李宗仁擔任中華民國代總統，司徒雷登逗留南京試圖與中共接觸。

　　從1948年下半年，司徒雷登就減少了對蔣介石的公開支持。于是，蔣介石被迫第三次下野，李宗仁躊躇滿志，擔任代總統，走馬上任。不久，他就發現除了自己的嫡系桂系軍閥，誰也指揮不動。當時國民黨政權出現了“三權分立”：已經下野的蔣介石在溪口遙控;李宗仁在南京“代理”;孫科(時任行政院長)在廣州辦公——毛澤東撰文嘲笑此為“一國三公”。

　　實踐證明，除了蔣介石以外，沒有哪個新的買辦精英領袖，能夠使原有的已經徹底腐敗的國民黨起死回生，提高效率，重獲人望。如果要提出新的領袖，那么買辦精英集團需要進行大規模內部調整，腐敗、親蔣的原有買辦精英要大批下野，確而代之的是更加有能力有人望的買辦精英群體。蔣介石為領袖的買辦精英集團本來就是以利益為紐帶聯系在一起的軍閥同盟，整合利益，必然引起激烈的內訌。蔣介石的地位源自中原大戰和其后若干年的苦心經營，嫡系中央軍的實力遠遠超過地方軍，主要將領有相對獨立的指揮權和財源。一般來說，否定一場戰爭的結果，需要另一場戰爭。若要否定蔣介石為核心、中央軍為主體的軍閥聯盟，必須再來一次中原大戰，否則李宗仁難以樹立權威，有效領導中央軍。在中共內部高度統一，以武力推翻買辦精英集團為首要任務時，買辦精英集團若發生那樣規模的內訌，必然加速其倒臺。所以，史迪威做不到的事情，李宗仁也做不到。

　　1949年4月20日，百萬雄師過大江。許多國家大使紛紛南遷。這時，司徒雷登沒有走。時任天津軍管委員會外僑事處處長(相當于今天正司局級外事辦公室主任)的黃華，奉命調任南京，與司徒雷登進行秘密接觸。4月至7月，雙方曾多次進行接觸，黃華曾邀請司徒雷登北上，司徒雷登也曾經表示樂于北上。但是，最終因為司徒雷登接到了艾奇遜禁止其北上立即返回華盛頓的命令，司徒雷登北上一事半途而廢。

　　司徒雷登逗留南京似乎是有想與中共接觸嘗試發展外交關系的意圖。既然中共派外事官員黃華與其接觸，那么為什么司徒雷登沒有北上北京與毛澤東、周恩來正式見面，就打道回府了呢?

　　司徒雷登與中共高層接觸一事，究竟是其個人的意思，還是美國國內高層的意思?如果是個人的意思，那么很好解釋，司徒雷登擅作主張，華盛頓知道后立即將其召回。不過，司徒雷登有一定外交經驗，知道與中共建立外交關系的大事，必須經過華盛頓拍板。所以，這種可能性很小。比較合理的解釋，是華盛頓安排司徒雷登留在南京(當然，也許是在司徒雷登要求下，默許其留在南京)，觀察形勢，及時匯報，相機而動。正常情況下，司徒雷登的來去都受華盛頓指揮：他留下來，是華盛頓有人希望與毛澤東合作;他打道回府，是華盛頓最終決定不與毛澤東合作。

　　如果華盛頓安排或默許司徒雷登留在南京觀察形勢，及時匯報，相機而動，為什么在司徒雷登還沒有北上，接觸毛澤東以前，或者說，沒有正式摸毛澤東的底牌以前，就把司徒雷登召回，使可能的接觸半途而廢呢?

　　按照黃華的說法，若干年后，黃華從周恩來那里得知，司徒雷登當年曾經托陳明樞、羅隆基等民主人士給毛澤東帶去口信。司徒雷登托陳明樞轉達自己希望北上的愿望，并托羅隆基說，只要中共不一邊倒，完全親蘇，美國愿意提供50億美元貸款。參考美國在馬歇爾計劃中不過拿出130億美元，就可以知道，在當時這是一筆天文數字的援助。陳銘樞給司徒雷登的信中說，中共的外交路線是明智的、正確的和堅定不移的，并向司徒雷登轉達了毛澤東的口信：“政治上必須嚴肅，經濟上可以做生意。”不僅如此，因為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中的態度很明確，所以羅隆基完全沒提50億美元貸款的事情。

　　按照司徒雷登的駐華報告，當時黃華代表中共明確表示希望能與美國建交，獲得美國承認，并希望美國放棄蔣介石政權。司徒雷登則找借口躲閃。中共當時急于發展國際貿易，并想充分利用上海，促進工業、交通、生產和建設。因此特別需要與美國保持友好關系關系，而華盛頓對建交并不積極，只是想在中蘇之間打進楔子， “只要毛敢于自立為亞洲的列寧，蘇聯與中共之間勢必產生分裂，如果不是一場戰爭的話。這是我們求之不得的……”司徒雷登的報告之中，而并沒有更多的援助或外交計劃，根本沒有提50億美元貸款。

　　1949年6月15日，毛澤東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闡述了新中國的國家性質，各階級在國家中的地位及其相互關系，新中國對內、對外政策等。7月6日，司徒雷登給華盛頓的報告中稱，“毛現在不會被收買”，決定回國。有趣的是，6月30日司徒雷登的報告中，他還盼望北上。司徒雷登什么時候知道的報告?顯然不會是7月6日剛知道。

　　本文認為，司徒雷登應該早在7月6日以前就知道了《論人民民主專政》全文，但是仍然盼望北上。是什么情況使司徒雷登一直充滿希望，卻又最終放棄北上，可能性之一，他在等國務院的對《論人民民主專政》看法，可能性之二，他在等羅隆基的回話，結合他的報告中的“毛現在不會被收買”，可以認為羅隆基確實帶去了誘餌。他是在最終確定與中共建立預期中的外交關系無望的情況下，才決定離開中國的。

　　綜合黃華的回憶錄和司徒雷登的報告，可以認為，當時中共曾經積極與美國接觸，試圖建立平等、互惠的外交關系。這有四點重大意義：一是有利于與美國開展經貿合作，減輕軍事壓力，發展經濟，迅速實現工業化;二是因為美國是西方發達國家的領袖，英、法、德、日等西方國家當時追隨美國的外交政策，與美國建交即可與一系列發達工業國家建交，這既有利于中國經濟建設，也有利于改善中國所處的國際環境;三是迅速提高新中國的聲望，孤立國民黨政府，減少其可以獲得的資源，加速其土崩瓦解的過程;四是可以平衡與蘇聯的關系，尤其是在蘇共與中共的關系是事實上的“貓鼠黨”的情況下，與美國建交可以有力地牽制蘇聯，改善中蘇交往中，中國處于下風的不利地位。司徒雷登也試圖與中共建立外交關系。這樣做有兩點意義：一是維護美國資本在華既得利益;二是在中蘇關系之間打進楔子。

　　雖然毛澤東和美國都希望建立外交關系，但是最終沒有談攏，沒談攏的原因，是雙方對兩國未來外交關系的定位相差懸殊：毛澤東希望建立平等、互惠的外交關系;美國則希望建立類似美國與蔣介石之間，那種主子與代理人之間的外交關系。

　　司徒雷登通過陳銘樞提出的要求毛澤東不完全親蘇，具體包括什么?如果僅僅是在美國和蘇聯之間保持中立，對毛澤東是求之不得的。實際上，毛澤東一直反感斯大林遙控中共，插手中國內部事務。不完全親蘇的要求，即使美國不提，毛澤東在事實也會做的。除非美國要求毛澤東公開發表聲明與蘇聯決裂，這樣的要求，毛澤東顯然不會答應。1949年的新中國實力弱小，不會主動與一個接壤的超級大國公開決裂。

　　本文認為，司徒雷登當時要求更高的建交條件。美國的要求究竟是什么呢?司徒雷登的駐華報告中沒有提，不過多次提到他在努力維護美國人財產安全和社團活動自由。1949年4月25日，毛澤東起草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布告》宣布的約法八章之中已經明確指出要保護外國僑民生命財產的安全。這個條件不必他提出，毛澤東已經主動承諾了。很顯然，司徒雷登所強調的財產安全和社團活動自由的范疇遠遠大于毛澤東提出生命財產安全的范疇，指的是美國在華一切既得經濟、文化、政治利益。他是否會要求毛澤東承認，1946年美國與蔣介石簽署的不平等條約《中美友好航海通商條約》?這是很可能的，這個不平等條約是美國在中國一切既得利益的基礎。如果毛澤東承認這個不平等條約，美國在華的一切既得利益就均可得到保障。

　　毛澤東決不會答應《中美友好航海通商條約》，且不說條約中涉及的關稅、主權的內容，就是其中保護美國人財產這一條，毛澤東也不會答應。因為美國是移民國家，如果答應這一條，大批大官僚、大買辦、大地主就會紛紛加入美國國籍。這樣一來，中共就無法把他們的財產充公或者分配給貧民。無法完成財產再分配，也就無法使多數人擺脫被奴役、被壓榨的經濟地位，無法顛覆金字塔形的社會結構。毛澤東領導的中共將不再是金字塔底層人民的解放者，而變成金字塔結構的維護者。

　　再說，舊中國與列強簽訂了大批不平等條約，如果全盤接受與美國簽署的不平等條約，那么涉及其它列強的不平等條約要不要廢除?根據這些條約，列強在中國擁有很多特權，比如駐軍權、自由經營權、內河航行權、海關管理權和司法權等。由于擁有這些特權，外國法人、僑民、團體在中國境內享受高人一等的待遇。擁有大量工商企業、金融機構和房地產。這些外資集中在公用事業、航運業、制造業、金融業等關系國計民生的核心行業，壟斷關鍵行業，控制中國經濟基礎。外國勢力還控制不少宣傳、文化、教育、衛生、救濟、宗教機構，擴大列強在華影響，操縱意識形態等上層建筑。建國前夕，毛澤東曾經提出了“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的方針，即“不承認國民黨時代的任何外國外交機關和外交人員的合法地位，不承認國民黨時代的一切賣國條約的繼續存在，取消一切帝國主義在中國開辦的宣傳機關，立即統制對外貿易，改革海關制度，這些都是進入大城市的時候所必須首先采取的步驟。在做了這些以后，中國人民就在帝國主義面前站立起來了。剩下的帝國主義的經濟事業和文化事業，可以讓它們暫時存在，由我們加以監督和管制，以待我們在全國勝利以后再去解決。對于普通外僑，則保護其合法的利益，不加侵犯。”這樣做目的是要肅清帝國主義的在華特權。如果不能廢除這些不平等條約，直接與美國建交，就是“不打掃房子直接接待客人”。那樣中國怎么能擺脫半殖民地的處境?

　　何況，司徒雷登的報告之中只字未提50億美元貸款的內容。這么大的事情他怎么可能不與華盛頓商量呢?本文認為，羅隆基帶去的50億美元的貸款援助的口信，很可能是司徒雷登不負責任的畫餅。就像當年美國答應給葉利欽俄羅斯的援助，一旦葉利欽接受并落實美國的條件，美國準備落實多少援助，那就另說了。馬歇爾計劃不過130億美元，援助對象主要是美國的盟國，即使這樣還要經過國會反復討論。司徒雷登作為一個大使，怎么可能不經過國會，作主這么大的事情呢?即使國務院同意這件事情，杜魯門能不能同意呢?即使杜魯門能同意這樣一筆巨款，國會能不能同意呢?要國會同意這樣一筆天文數字的撥款，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很顯然，毛澤東肯定要復出巨額代價，杜魯門才能說服國會。一旦毛澤東公開表態愿意接受美國援助，并落實美國的要求，美國能給多少援助，就不好說了。

　　如果毛澤東為了接受外來援助，保留對國家民族不利的條約，維護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結構，那么與蔣介石有何區別?新民主主義革命還有什么意義?與美國建交是手段，不是目的。為了建交而建交，甚至不惜喪權辱國，那樣的事情，毛澤東是不會作的。

　　毛澤東很可能經過與陳銘樞的談話，已經摸到了司徒雷登的底。6月15日，他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公開表明了立場，即“政治上必須嚴肅，經濟上可以做生意”。知道毛澤東的態度以后，羅隆基甚至沒敢提司徒雷登的畫餅。

　　司徒雷登提出的價碼是毛澤東無法接受的。這就是雙方最終無法談攏的原因。于是，談判最終破裂。司徒雷登接到命令，7曰6日決定打道回府。

　　最終，實踐證明，除了蔣介石沒有人能有效領導維護大買辦、大官僚資本家和大地主利益的軍閥集團。毛澤東也不愿意承認美國在華的既得利益。于是，美國最終還是選擇了支持蔣介石。不過，在敗退臺灣以后，蔣介石對美國的意義已經由維護美國在華利益的代理人，變成了遏制中國崛起、牽制中國大陸的力量了。

　　毛澤東拒絕司徒雷登的“收買”以后，中美之間不可能相安無事。武俠劇里經常有這樣的橋段，某大俠干掉了黑幫的金牌打手，老謀深算的黑幫老大一般都要考慮招安大俠，取代被干掉的金牌打手——對黑幫老大來說，用一個更強有力的打手替代一個被打倒的廢物繼續維持其統治，是一個不錯的選擇。事實上，許多人也確實接受了黑幫老大提出的交易。但是，如果大俠拒絕招安的條件，下一步就是大俠決戰黑幫老大。新人的出現，改變了原有的既得利益分配模式，新人又不同意招安，這樣的情況下，無論是為了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避免新人分一杯羹，還是為了樹立威信維護統治，都有必要消滅不懂事的新人，殺一儆百。反過來，從大俠的角度看，有必要用實力證明自己的存在，進而提出合理要求。毛澤東推翻蔣介石，司徒雷登希望收買毛澤東，由毛澤東替代蔣介石擔任美國在中國的代理人。毛澤東拒絕了——“政治上必須嚴肅，經濟上可以做生意”。司徒雷登黯然回國。不久，新中國和美國在朝鮮打起來了。毛澤東的要價是平等互惠，美國的還價是主仆脅從，到底建立什么樣的關系，需要雙方真刀真槍干一場，彼此試試斤兩再說。

　　有人說朝鮮戰爭是金家惹禍，中國善后，中國為了維護金家的統治卷入朝鮮戰爭，白白付出了高昂的代價。朝鮮戰爭確實是一次意外之戰，但是沒有朝鮮戰爭，中美蘇三方也會在東北亞某個地區較量，比如臺灣或者印度支那。這些戰爭或沖突是決定的彼此關系，劃分勢力范圍的必要之戰。

　　朝鮮戰爭有深刻的背景，美蘇要在東北亞劃界，中美要經過真刀真槍的較量確定彼此關系，中國要展示實力確保與蘇聯平等交往?？梢哉f，朝鮮半島，是中美蘇三方展示實力的舞臺。

　　有人認為，朝鮮戰爭導致美國介入臺灣海峽，阻礙了大陸統一臺灣的進程。事實上，不論朝鮮戰爭是否爆發，美國都會阻止中國解放臺灣。

　　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的當天，麥克阿瑟向國務院遞交了《在亞洲遏制共產黨的戰略計劃》，提出臺灣具有極其重要的戰略價值，美國應立即給予蔣介石廣泛的軍事援助，并派出海、空軍“保衛”臺灣。6月27日，杜魯門宣布，派遣六艘驅逐艦、兩艘巡洋艦駛向臺灣海峽，“以阻止共產黨對臺灣的進攻”。杜魯門并稱，第七艦隊進入臺灣海峽，目的是要保持臺灣海峽的“中立化”，美國海軍不僅要防止共產黨從大陸進攻臺灣，同時也將阻止國民黨向大陸進攻。

　　10月25日，中國志愿軍入朝作戰。在美國進入臺灣海峽之后4個月，中國才正式卷入朝鮮戰爭。也就是說，中國參與朝鮮戰爭前4個月，美國海軍已經侵入臺灣海峽了。

　　南北朝鮮打仗，美國海軍跑臺灣海峽來算什么呢?在美國看來，朝鮮半島與臺灣海峽都是美國整體遠東利益的一部分，南朝鮮也好，臺灣也好，都是美國維護其在東北亞利益的關鍵戰略支點。南朝鮮出現了危險，有必要及時鞏固所有戰略支點。

　　毛澤東領導的解放戰爭，已經嚴重危害了美國在遠東的利益。美國沒有直接參與中國內戰的原因，一是解放戰爭初期不相信毛澤東有能力擊敗接受美國援助的蔣介石，二是不愿意卷入可能付出巨大人員傷亡的地面戰，三是解放戰爭后期對招安毛澤東抱有僥幸心理。1950年，蔣介石已經失去大陸退縮海島，毛澤東與蔣介石之間的沖突前沿已經在海上了，毛澤東已經明確表明了立場，美國海空軍擁有絕對優勢，自然可以積極介入了。

　　雖然當時毛澤東并沒與美國發生直接的武裝沖突，但是美國不希望看到中國統一，不希望看到毛澤東徹底消滅蔣介石的武裝，更不希望失去在整個遠東地區極具戰略價值的臺灣——尤其不能讓臺灣在不聽話的毛澤東的控制下，因此美國必然會先下手為強控制臺灣海峽。至于朝鮮戰爭，則只是一個導火索——這就如同薩拉熱窩的那一槍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導火索，但是不論有沒有那一槍，第一次世界大戰都要爆發。即使美國沒有朝鮮戰爭，日后也會找借口侵入臺灣海峽——比如在毛澤東試圖以武力解放臺灣的時候。

　　進一步考慮的話，即使毛澤東接受司徒雷登的條件與美國建交，美國也很可能繼續支持在臺灣的蔣介石政權，搞“兩個中國”或“一中一臺”，作為牽制大陸的有效手段。1979年以后的歷史，即可證明這種可能性。

　　從美國的角度看，朝鮮戰爭是維護美國遠東利益的必然一戰。美蘇在雅爾塔會議訂下來的分界線，由于毛澤東的出現，被徹底打亂了。美國在遠東還能不能保留立足之地?從毛澤東的角度看，美國已經直接插手中國內戰，蘇聯異常輕視毛澤東領導的新政權，新政權將以什么身份與美、蘇開展外交關系?美國已經插手中國內戰，蔣介石叫囂要趁“第三次世界大戰”反攻大陸，新政權能不能鞏固?這些需要一場戰爭來證明。所以說，朝鮮戰爭是奠定新中國內政、外交基礎的戰爭。

　　朝鮮戰爭是整個中美關系的縮影，打打談談，談談打打，不打不成交。雙方都想結束爭斗，但是具體價碼談不下來，只能以打促談。美國提出本國在軍事上有優勢，要建立對美國有利的外交關系。中方提出美國在戰場上得不到，也休想在談判桌上得到。美方叫囂讓大炮和機關槍談判。中方回應那就戰場上見，你打累了，打不動了，咱們再談。

　　1953年，美國終于認識到，經過毛澤東整合的中國的人力資源，結合蘇聯的武器裝備，在朝鮮的地形上，可以發揮出驚人的戰斗力。美國不直接進攻中國本土，難以取得決定性的勝利。然而，進攻中國本土，必須動員數以百萬計的軍隊，承受巨大的傷亡，還可能陷入持久戰的泥潭。蘇聯則完全可能趁美國疲憊的時期，在歐洲進一步擴張。所以，進攻中國本土，必然得不償失。對美國來說，既然無法取得決定性勝利，繼續陷在朝鮮毫無意義，不如盡早脫身。1953年7月27日，交戰各方終于簽訂停戰協議，朝鮮戰爭暫停。

　　建國初期，華盛頓無力使中國倒退回半殖民地時代，中國實力不足，不足以與美國平起平坐，雙方自然談不攏。經過朝鮮戰爭，美國已經知道，除非中共內部出現問題，否則無力使中國回到半殖民地狀態。這時，美國對中國的外交政策由支持國民黨鎮壓共產黨維護半殖民地，變成遏制、圍堵，堅決防止中國崛起。由于多數西方國家追隨美國的外交政策，因此，英、法等資本主義國家建立外交關系的問題也只能暫時擱置一旁。

　　雖然從抗戰前夕，毛澤東就曾多次明確表達愿意與美國建立平等、互惠的關系的愿望，但是美國不愿意與中共和新中國發展平等、互惠的關系，對中國采取遏制、圍堵的政策，中國自然要兩條腿走路，東方不亮，西方亮，不會一棵樹上吊死。這時的外交政策傾向于蘇聯是情理之中的。“鞏固同蘇聯的團結，鞏固同一切社會主義國家的團結，這是我們的基本方針，基本利益所在。再就是亞非國家以及一切愛好和平的國家和人民，我們應當鞏固和發展同他們的團結。有了這兩種力量的團結，我們就不孤立了。至于帝國主義國家，我們也要團結那里的人民，并且爭取同那些國家和平共處，做些生意，制止可能發生的戰爭，但是決不可以對他們懷抱一些不切實際的想法。”

　　一場戰爭的結果，只能用另一場戰爭去改變。1840年的鴉片戰爭的結果，要用1950年朝鮮戰爭去改變。經過朝鮮戰爭，列強不能再對中國開展炮艦外交了。對美國來說，適應這種情況還需要一段時間，甚至需要一場更嚴重的失敗才能使美國清醒地認識到中國人已經站起來了，不再是殖民地的奴隸。這就像清政府適應自己的從萬國邦主到殖民地傀儡政權的身份轉變，需要第二次鴉片戰爭一樣。如此就不難理解，為什么美國在日內瓦會議上，會異常傲慢。

　　解放戰爭，動搖了羅斯福和斯大林在雅爾塔會議上確定的遠東格局。朝鮮戰爭，確立了新中國的國際地位，徹底顛覆了原有的遠東格局。由雅爾塔會議上確定的美蘇割據遠東地區的格局，變成了事實的中美蘇三方勢力并存。此外，英、法兩大老牌列強，由于經過兩次世界大戰，國力衰退，無力繼續維持其在遠東的殖民地，有意在維持既得利益或者損失最小的情況下，體面地退出遠東。當時，由中國支援的越軍發動的對印度支那戰局有決定性影響的奠邊府戰役勝利在望。這種情況下，各大國自然有必要重新坐在一起劃分勢力范圍。

　　可以說，日內瓦會議是真正的大國聚會。從那次會議起，中國已經不再是美英的傀儡，而是是事實上的五大國之一了，真正具有了與其它四大國平起平坐的資格。美國看到了這一點，所以堅決反對邀請中國作為五大國之一出席會議。但是，如果沒有中國的參加，無論是朝鮮問題還是印度支那問題，都不可能得到解決，美國最后只好妥協一步。

　　美國人是帶著對中國的敵視來到日內瓦的。時任美國國務卿的杜勒斯，是美國出席日內瓦會議代表團團長。他在制定與會方針的時候，特別強調要孤立和打擊中國代表團，不許跟中國代表團人員接觸，包括不許跟中國代表團人員握手。在會議期間，除了美國人之外，其他代表團跟中國代表團的交往大都比較融洽，雖然會議之上難免有尖銳的交鋒，但會里會外的禮節還是講究的。相反，杜勒斯卻感到很窘，會議開始剛一個星期，便打道回府，由副國務卿史密斯留下應付門面。

　　因為中美之間的較量還不夠充分，美國對中國的實力還不夠認可，所以日內瓦會議并沒有談出什么實質性成果。不過，日內瓦會議后，中國與美國建立了秘密的官方性接觸。1955年8月1日起，中美大使開始在日內瓦舉行大使級會談。至1970年1月，雙方會談136次，促成了錢學森回國。

　　日內瓦會議后，1950—1960年代，中美暗戰、熱戰不停，軍事、外交激烈斗爭。美方支持蔣介石集團，蔣介石提出反攻大陸，中情局策劃西藏叛亂。中方積極參加萬隆會議，毛澤東熱情接待蒙哥馬利，嘗試聯合世界上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反對美國的帝國主義政策。

　　1956年5月，印尼總理沙斯特羅阿米佐約訪問中國，中國政府隆重接待。兩國總理的會談中，詳細討論了中美舉行談判的問題，達成了一致意見。訪問結束后，沙斯特羅阿米佐約把會談情況向美國方面作了通報，得到的答復是，拒絕這樣的談判。印尼政府的斡旋雖然失敗了，但事實使印尼領導人看到是誰在真誠地謀求和平。毛澤東在外交上爭取了道義制高點。

　　1958—1959年，先后爆發了金門炮戰，西藏平叛。

　　1955年3月3日美臺《共同防御條約》生效后，美國加強在臺灣的力量。1956年下半年的波匈事件，使美國誤判，中國政府是一個沒有人民支持的、很快要崩潰的政府。1957年5月，美軍在臺灣部署了可攜帶核彈頭的斗牛士導彈。蔣介石以為自己反攻大陸的機會來了，再次蠢蠢欲動。國軍的飛機深入大陸內地達到云、貴、川、青海等地，空投特務，散發傳單，甚至轟炸福建沿海。到1958年夏季，金門、馬祖的國軍達到十萬人，占其地面部隊總數的三分之一。1957年12月12日，美方直接通過代表降級的方式，使中美日內瓦大使會談陷于停頓。1958年6月30日，中國政府發表《關于中美大使級會談的聲明》，提出：“中國政府要求美國政府在從今天起的十五日以內派出大使級代表，恢復會談。否則，中國政府就不能不認為美國已經決心破裂中美大使級會談。”對此聲明，美國置之不理。

　　美國加強臺灣地區的軍事存在，停止日內瓦會談，蔣介石上躥下跳，激怒了毛澤東。1958年6月16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游泳池召開會議，討論外交問題。毛澤東說：和美國接觸的問題，在日內瓦會議時我也說過，可以有所接觸。事實上美國也不一定愿意接觸。同美國鬧成僵局二十年，對我們有利。一定要美國梳妝打扮后送上門來，使他們對中國感到出乎意外。你不承認，總有一天你會承認的。一百零一年你一定會承認的。毛澤東決定對美斗爭采取針鋒相對，以文對文，以武對武，先禮后兵的做法。

　　1958年8月23日下午解放軍炮擊金門。大規模的炮擊持續了兩個多小時，發射炮彈近3萬發，擊斃擊傷國民黨軍中將以下官兵600余人，兩名美軍顧問也被擊斃。這兩次打擊，對金門地區形成了嚴密封鎖，金門島的軍需補給只相當于炮擊前的5.5%。儲存在金門地區的軍需物資，只能維持30天。

　　金門炮戰好像兜頭一盆冷水，讓美國和蔣介石清醒過來。使他們認識到對大陸只能徐圖之，短期內不能有非分之想。炮戰至少達到三個目的，一是牽制了美軍，影響其對黎巴嫩的武裝干涉，粉碎了美國在東南沿海動武、蔣介石反攻大陸的計劃;二是在美蔣關系之間打進了楔子;三是確立了中、美在臺灣海峽的底線，宣示了中國大陸對臺灣的主權。

　　藏區也不安寧。美國中情局直接雇傭了第十四世達賴喇嘛的兩個哥哥。1950年代，美國中央情報局在位于美國科羅拉多州的赫爾營軍事基地，秘密訓練四水六崗衛藏志愿軍，并于1957年至1961年間，空投到西藏參戰。不過，讓美國人失望的是，解放軍一出手，叛亂分子立即變成土雞瓦狗。

　　說到西藏武裝平叛，有必要順便說一說1962年的中印自衛反擊戰。英國離開印度時，將印度拆分成印度與巴基斯坦兩個國家，兩國之間一直長期敵視。與中國不同，印度國家內部各階層高度穩定，一直實行穩固的大地主、大買辦的精英統治。所以，印度一直是美蘇雙方都在拉攏的對象。尼赫魯本人野心頗大，一面支持中國擴張在國際社會的影響對美蘇打中國牌，一面對中國藏區和新疆有領土要求。

　　1959年，中印之間發生朗久事件，印度吃了虧。1960年代以后，中蘇關系惡化，中美關系也未好轉。中國遭遇嚴重的經濟困難。尼赫魯覺得時機來了。1962年中印戰爭的時間對印度很有利。時值秋末冬初，中國很難再從內陸向西藏增加補給。印度挑選這個時點挑起戰爭，用心良苦。

　　當時的西藏并不安穩，隨時可能再次發生叛亂。從辛亥革命到西藏和平解放，40年間，西藏獨立于中央政府之外。藏民內心之中，民族認同感很低。1949年解放的時候，西藏幾乎就是另一個外蒙。和內地不通汽車，幾乎沒有漢族，經濟自給自足，沒有中央政府駐軍，和印度的經濟聯系比和內地緊密得多。所以，印度覬覦西藏。如果不是毛澤東及時統一了全國，西藏真可能獨立出去。1959年，西藏叛亂。藏族叛軍之中，不乏來自社會底層的窮苦人。這些人追隨叛軍的原因，無非是對北京缺少認同感。叛軍最終投降，不是因為幡然悔悟，棄暗投明，而是暫時力竭，無力再戰，不得不暫時認輸。如果在藏南發生“圖哈切夫斯基元帥兵敗華沙”，那么西藏就很可能再次陷入叛亂之中。那時，平叛的成本更高。不僅如此，如果西藏的平叛不能速戰速決，蔣介石在東南沿海，也不會老實。

　　當時中國進行自衛反擊戰，還有諸多不利因素：中國剛遭遇過三年經濟困難時期，國際上孤立無援，印度背后有若干大國支持、默許;中國軍隊后勤補給困難，印度軍隊在開春以前都有后勤優勢。印度人一切都算計到了，所以才會主動挑釁。不過，尼赫魯精心盤算了一切，唯一失算的就是被毛澤東整合以后的中國士兵的戰斗力，不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印度士兵的戰斗力可以比擬的。印軍遇到解放軍，如同華雄遇到了關羽。

　　中印戰爭，從一開始就注定要速戰速決，有理有利有節。取得重大勝利以后，中國沒有戀戰，而是主動后撤。從軍事上看，解放軍補給困難，繼續作戰很可能因為彈盡糧絕而失利。從國際環境上看，一旦中國與印度陷入長期戰爭，美蘇很可能聯手支援印度。那樣一來，中國將陷入長期代理人戰爭。中印戰爭如果失利，必然影響西藏穩定。如果久拖不決，必然影響長期經濟建設。宣揚國威以后，主動后撤是一種明智的選擇。多說一句，如果當年美軍在仁川登陸，擊潰朝鮮人民軍以后主動后撤至38線，也不會栽那么大的跟頭。

　　中印自衛反擊戰雖然與中美關系無直接聯系，卻不能不受中美關系的影響。那些認為毛澤東主動后撤是犯了嚴重錯誤的人，根本沒有看到更深層次的潛在的中美沖突。

　　美國對中國搞顛覆，讓中國邊境不寧，毛澤東也不閑著，來而不往非禮也：“對亞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反帝斗爭，對各國人民的革命斗爭，我們就是要支持。帝國主義國家和我們之間，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們支持他們那里的人民革命，他們在我們這里搞顛覆活動。”——支持第三世界國家反帝斗爭，拋開道義不說，也是有效的牽制美國，減輕美國對中國壓力的手段，是全球反帝運動的一部分，是挖美國的墻角。實踐表明，第三世界反帝運動越旺盛，美國對中國的壓力越小——如果沒有黎巴嫩，金門炮戰美國會不會武力介入呢?不好說。有人提出毛澤東時代援助數額巨大，其實當時的對外援助也是一種變相的國防開支。

　　1954年奠邊府大捷后，法國決定撤出印度支那。美國接手法國的在東南亞的勢力范圍。1964年，發生北部灣事件。越南戰爭升級。1950-1970年代，東亞環太平洋一線，是中美蘇三方在東亞角力的主戰場。美國控制的主要戰略支點，都發生過戰爭。出現這種情況，一是因為原有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經歷過第二次世界大戰，民間掌握了武裝，如果不能進化為半發達國家，本身就難以難以安定;二是因為中國的出現，打破了原有的雅爾塔會議中劃分的美蘇勢力范圍，各大國勢力又角逐其中重新靠武力確定彼此實力的割據線。越南戰爭是這些戰爭中耗時最長，作戰最激烈的。美軍在越南戰爭中的傷亡超過朝鮮戰爭，越南戰爭對美國綜合國力的打擊更是遠遠超過朝鮮戰爭。

　　越南戰爭，某種意義上講，就是毛澤東的持久戰理論在東南亞叢林的完美實踐。在此之前，一個超級大國被一個不起眼的小國拖垮的事情，并不常見。在此之后，又出現了阿富汗戰爭。

　　中國給予越南大量援助。截至1968年3月，中國先后派遣防空、工程、鐵道和后勤保障部隊，總計32余人進入越南執行任務。其中最高年份，達到17萬人。不僅如此，中國還提供了大量物資支援越南。越軍的吃穿用，包括中低端武器，都來自中國。

　　中蘇雖然交惡，但是中國允許蘇聯支援越南的防空導彈等武器過境。這一方面是因為美國與中蘇都有尖銳的矛盾，蘇聯愿意提供武器打擊美國，中國何必作梗?一方面是為了爭取在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的威信。如果中國作梗不許蘇聯武器過境，那么其它第三世界國家會怎么看中國呢?

　　越南的人力資源加上中蘇的軍事、經濟資源，使美國深陷越南泥潭難以解脫。美國實際上是在與三個國家作戰。不進攻中國本土，不切斷越南的外援，就難以取得決定性勝利。不僅如此，美國國內反戰運動日益高漲。這驗證了毛澤東在持久戰理論中指出的帝國主義國家內部會出現強有力的反戰力量，甚至革命，最終帝國主義國家會內外交困，不得不退出戰爭的思想。

　　1968年，尼克松以盡快結束越戰為口號，贏得了大選。對尼克松來說，如何體面地結束越戰，是一道難題。他想到的是兩條腿走路。一是加大戰爭力度，給北越以沉重的打擊，然后見好就收，速戰速決。二是和中國接觸，尋求中國合作，結束越南戰爭。

　　1969年3月，美國開始秘密轟炸柬埔寨國內的越南民主共和國軍事基地。5月，漢堡高地戰役爆發。1970年3月18日，擔任柬埔寨王國首相兼國防部長的朗諾將軍，在美國的支持下，發動軍事政變，廢黜西哈努克，建立高棉共和國。朗諾上臺后，加強與美國合作，美國侵入高棉共和國，進攻那里的北越軍事基地。地面戰異常慘烈，美軍傷亡慘重。到1971年國軍死亡人數已超過4萬。第一條路顯然走不通。

　　1967年秋，尼克松在準備競選期間，即在《外交季刊》上發表文章，暗示愿意與中國進行接觸，毛澤東認為尼克松上臺的話，有可能調整對華外交政策，請周恩來等人閱讀此文。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在就職演說中再次暗示他有意改變對華外交政策。按照毛澤東的指示，1969年1曰28日，《人民日報》破例全文刊發了尼克松的就職演說。不久，毛澤東委托徐向前、陳毅、聶榮臻、葉劍英四帥就中美關系開展相關國際形勢和戰略問題的研究。1969年，中蘇邊界發生了珍寶島和鐵列克提事件，使尼克松進一步堅定了可以聯合中國遏制蘇聯的信心。

　　于是，中美開始了秘密接觸。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斯諾、美國乒乓球隊、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汗，都在中美接觸過程中穿針引線，為中美建交過程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經過中美雙方的努力和中間人的撮合，發生了本文最初提到的基辛格秘密訪華。

　　杜魯門下臺，杜勒斯死了，艾森豪威爾下臺，肯尼迪死了，美國與中國的外交關系一直不睦。最終，主動訪問新中國的卻是堅定反共的大右派尼克松。不可否認，個人因素在外交過程中發揮重要的作用，但關鍵作用仍然是國力的博弈。

　　毛澤東時代，中美關系由斗爭到合作，中蘇關系由合作到斗爭。這看似不好理解。但是如果放到冷戰大背景下，考慮到中國實力由弱變強的過程、美國經過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實力逐漸衰弱的過程、蘇聯從二戰的損失中回復過對外推行沙文主義咄咄逼人的過程，便不難理解了：中國擁有龐大的人力資源，對美蘇都是威脅。中國和其中任何一個結盟，都可以在常規戰爭中擊敗另一個，奪取其海外勢力范圍。蘇聯與中國結盟，美國在歐亞大陸上便難以立足。美國與中國結盟，則直接威脅蘇聯本土。以對方本土為目標的核戰爭中，沒有贏家。何況，在核攻擊之后，中國有希望剩余更多的人口。1960年代末，中國已經擁有了基本的工業基礎，龐大的人口資源和核武器，已經有實力成為三足鼎立之中的一足，在蘇聯咄咄逼人的情況下，美國自然要考慮與中國聯合。這與羅斯福和斯大林結盟類似。

　　從1936年，毛澤東就希望與美國結盟聯手對抗日本法西斯主義，到1967年尼克松主動暗示要與中國接觸，1971年基辛格秘密來中國訪問探討與中國結盟聯手對抗蘇聯的可能性，中美關系走過了漫長曲折的35年。這35年中，中共由地方武裝到奪取政權建立新中國，不斷由弱變強。因為中國實力強大了，美國才會主動來與中國結盟。國際上，沒有實力，不會有公平的盟友關系。

　　1972年2月21日中午，尼克松總統和夫人、國務卿羅杰斯和總統助理基辛格一行抵達北京。周恩來到機場歡迎。當天下午2點，毛澤東會見了尼克松。毛澤東說：“來自美國方面的侵略，或者來自中國方面的侵略，這個問題比較小，也可以說不是大問題，因為現在不存在我們兩個國家互相打仗的問題。你們想撤一部分兵回國，我們的兵也不出國。”尼克松說：“主席先生，我知道，我多年來對人民共和國的立場是主席和總理所完全不同意的。我們現在走到一起來了，是因為我們承認存在著一個新的世界形勢。我們承認重要的不是一個國家的對內政策和它的哲學，重要的是它對世界上其他國家的政策以及對于我們的政策。”通俗地說，當時毛澤東說：我們之間不會打仗，你從越南撤軍，我們也不控制越南。尼克松說：蘇聯作大威脅美國的新形勢下，現在美國首先要考慮的不是中國的內政，而是中國的外交立場。2月27日，中美聯合公報終于談定。28日，公報在上海發表。尼克松訪華和上海公報的發表，標志著兩國關系正?；拈_始。

　　毛澤東說：“中美關系正?；且话谚€匙。這個問題解決了，其他的問題就迎刃而解了。”由于美國是西方發達國家的領袖，所以中美關系的突破為中國打開全新的外交格局創造了必要前提。1972年，中國與英國、荷蘭代辦級外交關系升格為大使級，與希臘、日本、西德和澳大利亞等18個國家建交。加上1964年建交的法國，1971年建交的加拿大。中國與西方主要發達國家都建立了正常的外交關系。

　　然而中美關系卻不太順利。這一方面是因為美國雖然希望與中國建立外交關系，卻仍像斤斤計較的生意人一樣討價還價，希望達成盡量有利的合作條件，獲得盡量多的好處;一方面是因為1972年6月即發生了水門事件，直到1974年被迫辭職前，尼克松一直被水門事件搞得焦頭爛額。

　　當時，美國仍然在中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問題和臺灣問題上作梗，以增加談判的籌碼。雖然美國在中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問題上作梗，其它國家卻樂于做順水人情。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第二十六屆大會就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一切合法權利，并立即把國民黨集團的代表從聯合國及其所屬一切機構中驅逐出去的2758號決議進行表決。表決以壓倒多數通過。當然，出現這樣的結果，也離不開毛澤東長期注意搞好與其它第三世界國家關系的外交政策。遺憾的是，1976年毛澤東去世。1979年中美建交至今，臺灣問題一直成為遺留問題，成為美國牽制中國的棋子。

　　還有一個討價還價的方面就是中美聯合對抗蘇聯，中國能發揮什么作用?是關鍵核心作用，還是牽制作用。中國認為是前者，美國認為后者。

　　1973年11月10日、12日，毛澤東會見基辛格?；粮穹磸蛷娬{蘇聯核武器對中國的威脅，他的曖昧態度，使毛澤東多少感到不快。毛澤東認為，現在主要是美國深深擔心蘇聯對它的壓力，需要求助于中國，而基辛格談話中著重強調的卻是蘇聯要進攻中國，美國愿意給中國以幫助。他在一個多月后說過：“我向基辛格講了差不多三個小時。其實只有一句話：當心!北極熊要整你——美國!一整太平洋的艦隊，二整歐洲，三整中東。”基辛格離京前，周恩來同他進行了最后一次會談，周恩來直言不諱地告訴美方：對中國來說，不能不設想最壞的一種情況，作最壞情況的準備，即在一個時期內孤軍奮斗，這是我們的一個基本的作戰思想;即使包括美方在內的幾個方面同時向我們進攻，我們也準備了。

　　這不是吹牛。當時中國不但擁有完整的工業基礎，大量的人力資源和核武器，還投入巨資修建了大量人防工程，具有巨大的軍事潛力。無論美國或蘇聯進攻中國，都會陷入長期人民戰爭之中。美國和蘇聯聯手進攻中國，中國也撐得住。再說，無論美國還是蘇聯，都擔心中國與另一方聯手，拖垮自己。一個小小的越南能拖垮一個超級大國，何況中國呢?

　　楚漢相爭的時候，武涉曾經游說齊王韓信：“當今二王之事，權在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經過毛澤東的時代，中國已經從任人宰割，無足輕重的半殖民地，變成了三足鼎立的一足。美蘇爭霸，雙方勢均力敵，勝負的關鍵在中國與哪一方合作對付另一方。

　　中蘇結盟，中蘇分裂，中美結盟，中美分裂，中美俄三足鼎立，中俄聯盟。從毛澤東時代以后，世界格局，就是中美蘇(俄)三國博弈為主。歐洲一直想成為獨立的一極，卻一直沒有機會。從美國的角度看，自然不愿意出現統一的歐洲。從歐洲各國的角度看，不經過慘烈的戰爭，難以形成統一的權威。

　　中國能獲得這樣的國際地位，離不開毛澤東統一全國，離不開他全力推行工業化，也離不開他一直堅定地奉行獨立自主的外交原則。

　　中美建交始終始終是打打談談。這不是因為毛澤東或者美國領導人好斗，而是世界的游戲規則。國家的崛起，一靠實力，二靠戰爭。沒有實力便沒有討價還價的資格，無論是在戰場上還是在談判桌上。列強絕不會主動放棄既得利益，默許新興國家分一杯羹，更不會老老實實讓位。毛澤東一直努力制止戰爭，但從不懼怕戰爭。幻想與列強和平合作就能自動晉升到大國地位，那是天真的想法。

　　大國之間，爭斗是常態，合作是暫態。所以，中美之間的斗爭是長期存在的，也將長期存在下去。“帝國主義國家，我們也要團結那里的人民，并且爭取同那些國家和平共處，做些生意，制止可能發生的戰爭，但是決不可以對他們懷抱一些不切實際的想法。”毛澤東當年的話，今天看來也是很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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