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國進行工業化時期，如果不能對外劫掠，內部必然增加積累，壓縮消費，改變原有社會總產品分配比例關系，使產品分配向積累大幅傾斜，打掉生產者最低消費水平的安全冗余量。這時，任何一點誘因，經濟任何一點波動，都必然導致生產者獲得的消費品不足，出現饑荒或大面積營養不良，導致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

　　毛澤東的責任：提出1070萬噸(人均18公斤)鋼的目標，在接近平臺的關鍵期退二線把擔子交給缺乏威信的接班人。

　　接班人的責任：新官上任三把火，急于樹立威信，放任浮夸。

　　彭帥的責任：在糾左的關鍵時刻跳出來，攻擊接班人，提出繼續抱蘇聯大腿，導致糾左失敗。

　　官僚集團的責任：迎合上意，冷血征糧，掩蓋災情，延誤賑災。

　　1950年代的高速發展，與中蘇密切合作分不開。但是到1950年代末，情況出現了變化。中蘇合作基礎有兩個，第一是蘇聯在二戰中損失了大量壯丁需要中國勞動力;第二是赫魯曉夫搞掉馬林科夫、搞臭斯大林導致國內政權不穩，東歐動亂，需要中國聲援。1950年代末，兩個基礎都不存在了，經過10多年的休養生息，蘇聯壯丁開始恢復，赫魯曉夫在國內的地位也開始穩固了。于是，赫魯曉夫提出新的條件：中蘇繼續合作，中國成為蘇聯衛星國。毛、劉、鄧，都不同意。

　　赫魯曉夫這種要價，相當于一種訛詐。中國當時雖然有了156個大項目，但是基本都是在蘇聯人指導下完成的。從工程師到技術人員，都是老大哥指揮，中國人跟在老大哥后面轉。還處在學徒的地步。

　　一群土八路得到了政權，國家百廢待興，誰也不知道該怎樣去發展，技術官僚中很多是舊政權中過來的。何況，民國時代，大家都懂的，基本沒有工業基礎，經濟基本放任自流，所以這些技術官僚也沒多少實踐經驗。大家對如何發展工業化其實也不太懂。工農業之間的分配關系，人口的增長，如何平衡，完全沒有經驗。

　　1956年，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里面強調要盡快向國外學習先進技術，也不僅包括蘇聯，也包括當時尚在敵對狀態資本主義國家。不僅包括生產技術，也包括管理技術。

　　但是，緩不濟急，時不我待。

　　1958年，中蘇關系破裂在即。中央提出大躍進，希望自己走自己的路。這條路，自己完全沒走過，但是怎么辦呢?

　　回去找老大哥?老大哥當然歡迎中國回去，不過代價是要中國做奴。中共早期，仰賴蘇聯，多次被出賣，吃過虧。畢竟國家間是以利益為重，如果事態發展對蘇聯更有利，蘇聯利益和小弟利益沖突的時候，蘇聯必然會犧牲小弟的利益。

　　除了沒有經驗，還有一個不利因素，就是前幾年國家發展順利，給高級領導層面帶來的過高的信心，讓他們沒有意識到中國經過近10年高速發展以后，經濟增長即將進入平臺期。

　　于是，毛澤東提出1070萬噸鋼的指標。這個指標定高了。

　　高是相對當時中國的生產力而言。1949年解放，鋼產量15萬噸，按5億人計算，人均300克，夠做一把菜刀。沒記錯的話，英國的鋼產量，在19世紀初，就超過1949年的中國了。人均更高。沒有那樣的鋼產量，怎可能進入蒸汽時代?大煉鋼鐵，是目標1070萬噸鋼，人均18公斤。大家可以去健身房找個20公斤的杠鈴片看看，20公斤鋼有多少。夠干什么的?修鐵路、造橋梁、蓋樓、生產機械設備，都需要鋼鐵。中國當時就是那個水平。

　　工業化時代，土法煉鋼，好不好?有現代化的高爐自然好。沒有現代化的高爐，生產一些低劣的鋼鐵，制造一些粗陋的農具和生活用品總是可以的。畢竟中國連生產必要的農具和生活用品的粗陋鋼鐵都不足。再說，如果土法煉鋼能生產粗陋的農具和生活用品，那么就可以節約高質量的鋼鐵，用于更重要的建設。這是當時的想法。

　　斯大林死后，赫魯曉夫聯合馬林科夫，弄死了貝利亞。然后，赫魯曉夫又弄倒了馬林科夫。斯大林欽定的接班人，沒接上班。

　　這件事情對毛澤東觸動很大。

　　毛澤東的想法是自己隱退二線，讓接班人和他的助手在一線，積累經驗，樹立威信，為日后接班鋪平道路。

　　問題是，在中國經濟即將面臨平臺轉折期的時候，毛澤東的后退，違背了危機時刻集權領導的原則，必然導致危機時刻的二元領導。這就為日后糾左困難埋下了伏筆。

　　接班人和他的助手當時也渴望做出一些成績，樹立威信服眾。接班人的地位，其實并不穩固。如果考慮到1953-1954年的高饒事件，就會明白接班人和他的助手當時的心情。

　　接班人和他的助手對經濟有多大潛力也不清楚。他們只有一個目標，干出一番豐功偉績，超越前人，樹立威信。在這樣思想指導下，他們開始了具體的操盤過程。他們在毛澤東提出的目標上進一步加碼。短時間內，大量項目上馬，各種經濟指標一漲再漲。

　　有興趣的可以查一查，1958-1959年前后開工的重大項目有哪些。以北京為例，當時的工程包括：人民大會堂、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北京工人體育場、全國農業展覽館、民族文化宮、釣魚臺國賓館、北京火車站、民族飯店、華僑大廈。全國范圍更多。比如：http://www.360doc.com/content/14/0820/20/5224942_403420016.shtml。

　　有人說，大躍進完全是胡折騰，并不正確。

　　上面希望什么下面就提供什么，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這是中國官僚系統的特點。上面想法，下面摸得很透徹。上面提出高指標，下面再夸大一圈。官出數字，數字出官，不是現代才有的。層層報數字，抓落實，簡政放權，其實都是電話往來。高指標、瞎指揮、浮夸成為當時的普遍現象。于是，畝產萬斤，放衛星，全部冒出來了。

　　韓丁的《深翻》里，對放衛星有非常生動的記述。路憲文的回憶，也提到吳芝圃怎么要求他，他怎么要求下級放衛星。當然，路憲文這樣寫的目的，是為自己開脫。不難想象，吳芝圃確實給他壓力和誘惑了，但是如果他堅持，或者別為了冒尖把牛皮吹那么大，也沒有后面那樣征收。

　　毛澤東意識到這個問題，于是開始在鄭州會議和武昌會議上糾左。問題是，這時糾左很困難。接班人在一線工作，毛澤東理論上已經退二線。糾也不是，不糾也不是——糾左必然危害接班人的威信，不糾左必然導致經濟崩潰。話說不到，糾左無效，話說重了，對接班人傷害太大，接班人必然有抵觸情緒。再說，過分糾左，必然進一步破壞接班人的統御能力。所謂主少國疑，就是這種情況。

　　毛澤東甚至發展到繞過接班人和他的助手，直接給全黨黨員寫公開信(附：黨內通信)。這意味著什么，外人一看就明白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發生了一個意外。彭帥在廬山向接班人開炮了。彭帥把接班人的工作說的一無是處。

　　這個意外有其必然性。當時大躍進確實出現了很多冒進的問題，彭帥不是放空炮(不過也是馬后炮)。可以說，彭帥開炮與毛澤東糾左之間，不是完全沒有關系的。毛澤東的糾左，必然傷害接班人的威信，這種情況下，必然有人跳出來挑戰接班人。

　　彭帥訪問蘇聯，赫魯曉夫熱情接待，提出要統一步伐“對對表”。什么叫“對對表”?當時國內接班人和他的助手搞大躍進，雖然表面上是烈火烹油，實際上已經亂成一團，露出敗像，彭帥同意不同意“對對表”?彭帥是否認為“對對表”是一種挽救敗局的方法?當時毛澤東已經繞過接班人直接給全黨寫了黨內通信，讓大家趕緊補種雜糧、瓜、菜，表達了在浮夸、冒進上和接班人完全不同的意見。這意味著什么，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彭帥是否認為毛澤東和接班人之間的關系已經到了破裂的前夕?他是否認為毛澤東會接受蘇聯人提出的“對對表”的方案?最關鍵的是，他回國以后是怎么和毛澤東匯報的?這時，彭帥如果接受蘇聯人提出的“對對表”的對策，也是能理解的。

　　彭帥未必有野心，但是卻缺乏長遠的眼光。他既想要國防現代化，有不想過高積累，彭帥的路子是繼續抱蘇聯的大腿。彭帥的思路，繼續抱蘇聯大腿，不能完全說是錯——至少到1980年代，抱蘇聯大腿的國家混得都比中國好。只能說短視。短視沒關系，問題他是國防部長，軍隊直接領導人。

　　現在難題擺在毛澤東面前了，是挺接班人，還是挺彭帥?毛澤東試圖調和，彭帥沒答應，接班人也不答應。兩個都是“有他沒我，有我沒他，留他留我，主席，你看著辦”吧。接班人當然不能答應自己的威信受到這樣的沖擊。彭帥也不后退：你不滿意他，我替你向他開炮，難道你還要偏袒他嗎?

　　毛澤東最終選擇了接班人。這至少有幾方面的好處：

　　第一，如果犧牲接班人，那么必然導致自力更生路線夭折。接班人與彭帥的分歧，說到底是路線分歧，是獨立自主艱苦奮斗搞工業化，還是投靠蘇聯搞工業化的路線的分歧。毛澤東肯定選擇獨立自主。這一點上，誰支持他，他支持誰，誰反對他，誰完蛋。

　　第二，接班人及其助手的地位相比彭帥高，換接班人引起的政治地震必然更大。

　　第三，如果因為彭帥的原因，拿下了接班人。那么就開了軍人干政的先例。一旦形成慣例，即使別人當接班人，沒有軍隊點頭，也難以穩固。后任怎么接手?

　　第四，接班人和他的助手并不是完全一無是處，畢竟當時上馬的很多大工程，都完工了。

　　于是，彭帥下臺。

　　國防部長，抗美援朝的英雄，下臺，要給大家一個交代。于是，向下傳達。

　　這一傳達不得了，下面本來還有些人有異議，看到彭帥的下場，再也不敢對大躍進期間出現的冒進說三道四了。毛澤東自己后來也后悔傳達范圍太大了。

　　彭帥這一攪和，毛澤東糾左失敗，徹底不可收拾了。

　　彭帥的思路其實不難理解。

　　各國在工業化以前，主要產業都是農業，如果不對外劫掠，那么主要的積累自然都是來自農業。大多數兵源，肯定也是農民。大多數出身農民的解放軍來說，大家把腦袋掛在褲腰帶上干革命，不就是為了日子過得好一點嗎?現在打下天下來了，還要搞工業化，日子雖然有改善，但是大多數收成還是上繳國家，自然有怨氣。

　　蘇聯當年因為余糧征集制，鬧出了喀瑯施塔得水兵叛亂。托洛茨基和圖哈切夫斯基元帥把叛亂鎮壓下去，賢良祠中增加英烈。

　　與之類似，日本明治維新以后，馬上開始工業化，也沒解決好老兵安置問題。結果鬧出了西南戰爭，明治維新的功臣西鄉隆盛成了造反武士的首領——武士的專業是殺人，給他們講工業化需要節衣縮食，為了長遠的發展，需要裁汰舊軍隊，他們理解不了。他們打下了天下，還要繼續過苦日子，誰聽得進去工業化的大道理呢?二二六兵變中，軍官動員士兵說的是：滿洲前線的士兵，姐妹還要靠賣淫生活，老農種出來的水稻，自己卻吃不上……因為大多數士兵也是農村人。

　　所以，彭帥當時的壓力肯定也很大。再說，彭帥在朝鮮和一個工業化國家對過陣，心里深知差距。他選擇能搭蘇聯順風車就盡量搭，也是情理之中。

　　1959年年底，放出的衛星要兌現。吹牛皮要上稅——沒收那么多糧食，但是要上繳那么多糧食。于是，出現了饑荒。

　　以“信陽事件”為代表，許多地方出現了餓死人的現象。

　　當地領導，河南省委書記吳芝圃和信陽書記路憲文，先是吹牛皮，然后是冷血征糧，后是隱瞞災情，導致當地大批人口餓死。中央知道以后，吳芝圃逮捕路憲文，把責任全部推給路憲文，試圖殺人滅口。毛澤東批示，救了路憲文一命。

　　這兩位在改革開放以后，被平反。

　　同樣有類似劣跡的省委書記，沒有被深究。沒有被深究的原因，大約是怕他們利用饑民動亂。中國歷史上，這樣的例子屢見不鮮。

　　赫魯曉夫趁機落井下石，一夜之間撤走專家。大量工程停工、半停工，大批企業癱瘓，國內工業幾乎停擺。

　　這個過程很慘烈。分析起來，原因是綜合的。有領導層決策失誤，缺乏經驗，盲目樂觀，有工業化發展的路線之爭，有蘇聯背信棄義，有干部集團官僚主義嚴重，付出代價的是勞動者。

　　今天的人，理解不了什么叫資本的積累。當時的中國，主要產業是農業，只有鋤頭，大牲畜很少，主要產品就是畝產100公斤的糧食，人均耕地面積世界倒數，被強敵環伺。這樣的國家，20多年的時間里，成為世界強國，幾乎是開了掛的事情。后人卻覺得是輕而易舉，理所當然的。

　　今人從上帝的視角看，當時有若干避免災難的機會，但是如果關閉上帝視角，置身其中，則未必能做出更高明的決策。

　　工業化的唯一理由，就是在弱肉強食的叢林世界中，不這樣做會更糟——自己不搞工業化，就會被別人殺戮、劫掠，為別人提供資本，使別人的工業化減輕痛苦。

　　工業化英國跑的時候，中國沒跑，結果被打進來。日本跑的時候，中國跑慢了一步，結果被虐50年。到毛澤東的時代，難道還有時間慢悠悠的閑庭信步嗎?斯大林說，不搞工業化，我們就會被毀滅!他說的一點沒錯。如果蘇聯稍微慢一點，就被納粹種族滅絕了。

　　這樣艱苦的歷程，經歷一次就夠了，千萬不要再經歷了。不過，如果發生了類似前蘇聯解體時的去工業化，那么將來還要再受一遍這樣的罪。

　　以上內容來自點滴積累，并不全面，不排除隨著檔案解密，有新的內容增加進來。

　　附： 黨內通信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省級、地級、縣級、社級、隊級、小隊級的同志們:

　　我想和同志們商量幾個問題，都是關于農業的。

　　第一個問題，包產問題。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產一定要落實。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標。不管這些，只管現實可能性。例如，去年畝產實際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產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實在辦不到，有何益處呢?又例如，去年畝產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績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說，不可能的。

　　第二個問題，密植問題。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許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級機關缺少經驗，一個勁兒要密。有些人竟說愈密愈好。不對。老農懷疑，中年人也有懷疑的。這三種人開一個會，得出一個適當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產，密植問題就得由生產隊、生產小隊商量決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無用，而且害人不淺。因此，根本不要下這種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規定一個密植幅度，不當作命令下達，只給下面參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為好，積累經驗，根據因氣候不同，因地點不同，因土、肥、水、種等條件不同，因各種作物的情況不同，因田間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個比較科學的密植程度的規定，幾年之內達到一個實際可行的標準，那就好了。

　　第三個問題，節約糧食問題。要十分抓緊，按人定量，忙時多吃，閑時少吃，忙時吃干，閑時半干半稀，雜以番薯、青菜、蘿卜、瓜豆、芋頭之類。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緊。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緊很緊，而且要抓得及時。機不可失，時不再來。一定要有儲備糧，年年儲一點，逐年增多。經過十年八年奮斗，糧食問題可能解決。在十年內，一切大話、高調，切不可講，講就是十分危險的。須知我國是一個有六億五千萬人口的大國，吃飯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個問題，播種面積要多的問題。少種、高產、多收的計劃，是一個遠景計劃，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內不能全部實行，也不能大部實行。十年以內，只能看情況逐步實行。三年以內，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內，要力爭多種。目前幾年的方針是:廣種薄收與少種多收(高額豐產田)同時實行。

　　第五個問題，機械化問題。農業的根本出路在于機械化，要有十年時間。四年以內小解決，七年以內中解決，十年以內大解決。今年、明年、后年、大后年這四年內，主要依靠改良農具、半機械化農具。每省每地每縣都要設一個農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學技術人員和農村有經驗的鐵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全縣各種比較進步的農具，加以比較，加以試驗，加以改進，試制新式農具。試制成功，在田里實驗，確實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廣。提到機械化，用機械制造化學肥料這件事，必須包括在內。逐年增加化學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個問題，講真話問題。包產能包多少，就講能包多少，不講經過努力實在做不到而又勉強講做得到的假話。收獲多少，就講多少，不可以講不合實際情況的假話。對各項增產措施，對實行八字憲法[1]，每項都不可講假話。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于人民事業有利，于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是吃虧。應當說，有許多假話是上面壓出來的。上面“一吹二壓三許愿”，使下面很難辦。因此，干勁一定要有，假話一定不可講。

　　以上六件事，請同志們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見，以求得真理為目的。我們辦農業工業的經驗還很不足。一年一年積累經驗，再過十年，客觀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們認識，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認識。

　　同現在流行的一些高調比較起來，我在這里唱的是低調，意在真正調動積極性，達到增產的目的。如果事實不是我講的那樣低，而達到了較高的目的，我變為保守主義者，那就謝天謝地，不勝光榮之至。

　　毛澤東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根據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出版的《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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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釋

　　[1]八字憲法，指毛澤東一九五八年提出的農作物增產的八項措施，即土、肥、水、種(推廣良種)、密(合理密植)、保(植物保護，防治病蟲害)、管(田間管理)、工(工具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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