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編自耶魯大學歷史學教授莫里斯·邁斯納《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后：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毛澤東時代，是中國現代工業革命時代。中國從一個基本的農業國轉變為一個相對的工業化國家，這反映在與現代化相關的產品的生產大幅度增長上，從1952年到1976年，鋼產量從130萬噸增加到2300萬噸;煤產量從6600萬噸增加到4.48億噸;發電量從70億千瓦/小時增加到1330億千瓦/小時;原油產量從幾乎是零到2800萬噸;化肥產量從20萬噸增加到2800萬噸;水泥產量從300萬噸增加到4900萬噸。到1970年代中期，中國能夠生產噴氣式飛機、重型拖拉機和遠洋輪船，中國還能夠制造原子彈和洲際導彈，在成功地進行了首次核試驗六年后，中國于1970年發射了人造衛星。

　　工業化使中國的社會結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在毛澤東時代，雖然仍有占人口的75%、約四億勞動力從事農業生產，但工業勞動力從1952年的300萬增加到1970年代中期的5000萬，這一數字包括在農村小工業化政策指導下，成為社辦或隊辦工廠工人的2800萬農民。此外，在與工業關系密切的交通與建筑領域中，有2000萬工人。中國還建立了一支新型的技術知識分子隊伍，中國的科技人員從1949年的區區5萬人(1952年為42.5萬人)增加到1966年的250萬人，1979年達到500萬人，其中99%是1949年后培養起來的。毛澤東時代還興建了巨大的灌溉和水利工程，這些工程對1980年代初期農業生產的發展高潮起了重要的作用。

　　不可否認，毛澤東時代的工業化建設也出現了許多嚴重失誤，在工業化進程中確實存在著 “不合理”和“失調”的現象。像大躍進這樣的嚴重失誤，殃及全國，造成重大物質和人員損失。最嚴重的失誤莫過于農村生產增長緩慢。技術落后也加劇了工業中存在的問題。文化大革命使高等教育和基礎研究受到損害……

　　然而，盡管有這些失誤和挫折，歷史的必然結論是：毛澤東時代是中國現代工業革命時代。1950年代初期，中國從較比利時還要弱小的工業基礎起步，到毛澤東時代結束時，長期被恥笑為“東亞病夫”的中國已經躋身于世界前六大工業國家之列。從1952年到1978年的25年中，中國的國民收入增長了五倍，從600億元增加到3000億元人民幣，其中工業產值增長的比例最大。以人均計算為基礎，國民收入的指數(按照不變價格計算)從1949年的100(1952年為160)增加到1957年的217，1978年達到440。

　　ê在毛澤東時代的最后20年，即1957年到1975年(毛澤東的繼承者對這一時期評價最低)，即使把大躍進造成的損失也考慮在內，在這個人口增長最快的時期里，中國的人均國民收入增長了63%，總量翻了一番多。

　　無可爭辯的史實表明，無論毛澤東時代的經濟發展還存在哪些不足，它仍然是一個為中國的現代工業化奠定了基礎的時代。事實上，與德國、日本和俄國(這三個國家是后起工業大國中成功的范例)早期工業化的進程相比較，中國經濟發展的速度更快。從1880年到1914年，德國經濟的增長率為每十年33%。日本在1874年到1929年的經濟增長率為每十年43%。蘇聯在1928年到1958年的經濟增長率為每十年54%。而中國從1952年到1972年的經濟增長率為每十年64%。這種經濟發展速度，當然不是西方記者蔑稱的“蝸牛速度”。

　　考慮到中國的經濟成就幾乎是在毫無外來援助和支持的條件下、在極其弱小的工業基礎上通過中國人民的自力更生實現的，這樣的成就確實令人刮目相看。除了蘇聯提供了一些有限的援助(中國在1960年代中期就還清了這筆費用，包括利息在內)外，毛澤東時代的工業化是在完全沒有外國貸款和投資的條件下進行的。直到1970年代末期，中國還處于一個充滿敵意的國際環境中，陷于孤立狀態，奉行的是“自力更生”原則。在毛澤東時代結束時，中國既無外債，國內又無通貨膨脹，這在發展中國家是獨一無二的。

　　盡管現在談論毛澤東時代的成就會受到非議，但是，歷史事實說明，毛澤東領導下的政權在使中國實現工業化方面取得了巨大的進步，這種進步是在十分不利的國內和國際環境下取得的。沒有毛澤東時代的工業革命，后毛澤東時代舉世矚目的經濟改革就無從進行。

　　對中國人民來說，毛澤東時代的工業革命要求他們進行艱苦的勞動和自我犧牲，正如日本和俄國工業化早期的情況。由于國家把大部分剩余產品都用于擴大現代工業部門的發展，人民的消費和生活水平很低。簡單地說，國家通過剝奪它統治的人民、特別是農民，建立重工業基地，支撐日益龐大的統治官僚機構。但是，情況決非像某些市場經濟的熱心擁護者所說的，中國人民的物質生活在毛澤東時代的工業化年代沒有任何改善。誠然，中國的國民收入迅速增長，但為此付出艱辛勞動的人民群眾的收入沒有獲得相應的迅速增長。由于沒有及時實行有效的計劃生育政策，新增國民收入的一部分被用于迅速增長的人口，但大部分社會剩余產品流入國庫(從這里轉向現代工業部門和官僚機構)，在毛政權的后20年時間，只有很少部分用于改善人民群眾的物質收入。在毛澤東時代后期，國家職工、包括全民所有制工廠的工人的收入有明顯增長，1957年后，占勞動人口總數75%的農民的收入基本上沒有什么增長。

　　但是，一些對衡量人民生活水平至關重要的成就，很難用經濟統計的數字體現。人們應該注意到，在毛澤東時代，教育事業取得了巨大的發展，學校數量大幅度增加，人民受教育的機會普遍增加。大規模的文化掃盲運動成就顯著。建立了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相對普及的醫療衛生體系。在毛領導下的四分之一多世紀里，中國的人均壽命增加了近一倍，從1949年前的35歲增加到1970年中期的65歲，這些成就，是共產主義革命給中國絕大多數人民帶來的物質和社會利益的最有力的證據。

　　偉大的英國歷史學家卡爾在結束他宏偉的多卷本蘇聯歷史著作時曾警告說：“危險并不在于我們要去掩蓋革命歷史中的巨大污點，去掩蓋革命帶給人類的痛苦代價，去掩蓋在革命的名義下犯下的罪行。危險在于我們企圖完全忘卻并在沉默中無視革命的巨大成就。”

　　卡爾的話值得研究當代中國歷史以及蘇聯歷史的學者深思，因為革命本身很難有助于自己獲得公允的評價。最典型的是，巨大的社會動蕩喚起了巨大的難以實現的期望，當希望破滅后，接踵而至的必然是長時間的幻滅感和虛無主義情緒，而革命取得的實際歷史成就則被忽視或遺忘。只是在革命時代的政治和意識形態斗爭成為遙遠的過去——通常需要幾代人的時間——之后，革命的歷史畫面才會真實清晰地呈現在人們面前。正是毛澤東時代的污點、特別是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深深地留在當代的政治意識和歷史意識之中，人們不能夠也不應該忘記這些事件的巨大失誤及其帶給人的生命代價。

　　但是，未來的歷史學家在看到這些污點和罪行的同時，無疑會把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的毛澤東時代(無論他們對此作出的其它評價是什么)作為世界歷史上最宏偉的現代化篇章，作為中國人民獲得了巨大的社會和個人的利益的歷史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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