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青山：請看基辛格怎么評價毛、鄧

　　-----讀基辛格《論中國》札記

　　歷史本是客觀實在，但人們由于的階級地位、價值取向的不同，因而在評論毛澤東與鄧小平的歷史地位問題上，出現截然不同的觀點，也就自然之理了。 前兩年，我國對他們誕辰的紀念，政治景觀那么不同，就是最好的證明。

　　好在歷史不是任人打扮的俾女，公道自在人心。

　　不識廬山的真面目，只縁身在廬山中。這里，不妨換一角度，看一看基

　　辛格是怎么論毛、評鄧的，抑或會有些許新意，甚至還很有裨益。

　　大家知道，在國外眾多的“中國通”里，基辛格名聲最大。他是打開了中美關系的堅冰的“功臣”。1977年前先后訪華8次，受毛澤東接見就多達4次。“改開”以來，又無數次訪華，也多次與鄧小平會面，自稱“我和多數美國人一樣，曾有機會觀察鄧小平在過去15年為改造自己的國家而開始的規模宏大的事業”(《論中國》，第416頁)

　　2011年，基辛格推出大部頭《論中國》專著。其中，很多地方是對毛澤東和鄧小平的觀察、比較和評價。當然，他作為美國前國務卿，美國最著名的外交家、國際問題專家、美國資本主義的忠誠衛道士，不可能不“打上階級的烙印”。但誠如毛澤東所說，他“是中國人民的朋友”，對中國比較友好，因而諸多評論，亦較客觀，有的地方似還眼光獨到，入木三分。本文摘集基辛格怎么論毛評鄧，供一家品讀、欣賞。

　　( 一)、毛澤東和鄧小平都“徹底改變中國，但方向正好相反”

　　基辛格認為，在中國現代 歷史上，毛澤東和鄧小平都“徹底改變中國，但方向正好相反”。

　　先看，毛澤東怎樣“徹底改變中國”。

　　基辛格認為，毛澤東“徹底”結束了中國近百年的屈辱史，破壞了“舊制度”，建立了“代表中國有史以來一種新的意識形態”的社會主義新制度， 使“中國進入了一個嶄新的世界”。

　　他說，毛澤東領導的革命戰爭，打敗了“美國支持的蔣介石”，從而結束了中國近百年積貧積弱，弱倍受欺壓的屈辱歷史，使中國人民站起來了。要知道，中國“在世界上站起來談何容易”!

　　“1949年，從農村奔涌的洪流席卷城市，它將中國帶進了新時代。它的領袖是一位巨人——毛澤東。他強勢而冷峻，是詩人也是戰士，是預言家也是舊制度的破壞者;他建立了新中國，但之后他把中國領上了一條急遽動蕩的航程。直到這段痛苦艱難的時期結束，中國才得以逐步地成功地躋身于世界強國之列。”(《論中國》第86頁，以下凡本書，只注頁碼)

　　“毛澤東在奪取全國勝利的前夕，宣布他對國際事務的基本態度。他在新成立的全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用下面的話結束了中國對當時的國際秩序的態度：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

　　對于1949年的新中國來說，在世界上站起來談何容易。當時它貧窮落后，國力軍力薄弱，它的意愿和思想還難以令世界上比它富貴得多，尤其那些科學技術比它先進得多的國家所接受。當中國初登世界舞臺的時候，美國是主要的核大國(蘇聯剛剛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在“二戰”結束后的中國內戰中，美國選擇支持蔣介石。日本剛投降，美國即搶在共產黨軍隊的前面，把國民黨軍隊運送到中國北方重要戰略城市。然而 ，毛澤東的最后勝利，證明了美國對華戰略失敗，華盛頓痛心疾首，隨即展開了一場關于：‘誰丟掉了中國’的大辯論。”(第91—92頁)

　　基辛格還說：“共產黨執掌的中國進入了一個嶄新的世界”，是中國有史以來從來沒有的新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中國再次走向統一，共產黨執掌的中國進入了一個嶄新的世界。論其結構，它是一個政體;論其實質，它代表中國有史以來一種新的意識形態;論其戰略地位，它與十余個國家接壤，邊界綿延，但又缺乏足夠手段同時對付所有潛在的威脅。”(第83頁)

　　這里所謂“共產黨執掌的中國進入了一個新的世界”，新就新在它是工農勞苦大眾“執掌的中國”“破壞了舊制度”，消滅了私有制，建立 了社會主義制度，“ 代表中國有史以來一種新的意識形態”，以馬列毛主義為指導思想。

　　其次、基辛格看到，毛澤東建國后堅定地維護國家的領土、主權和尊嚴，“寸土不讓”，“而且總的說來取得了成功。”他“不懼和比自己強大的國家交手”，“美蘇兩個超級大國最捉摸不透毛澤東的中國的戰略動機”。“冷戰頭30年間北京大部分軍事行動令人置信的，甚至表現得令人匪夷所思”，“也讓對手們時局失算、手足無措”。

　　這就是他所說的：“當共產黨1949年奪取政權時，西藏、新疆、內蒙古的一些地方，還有與緬甸接壤的地區還沒有解放。蘇聯在東北保持著勢力范圍，包括在戰略要地旅順港駐駐著占領軍和艦隊。毛澤東對于自古以來屬于中國的領土——臺灣、西藏、新疆、內蒙古、喜馬拉亞山脈的邊界地區和北方地區——奉行國內的政治準則——寸土不讓，而且總的來說取得了成功。(第92—93頁)

　　這是毛澤東“不懼和比自己強大的國家交手”的結果。

　　他說：毛澤東的戰略繼承了中國的優秀傳統。“正是這些最傳統的方面，美蘇兩個超級大國最捉摸不透毛澤東的中國的戰略動機。從西方戰略分析的角度來看，冷戰頭30年間北京大部分軍事行動都是令人難以置信的，甚至表現得令人匪夷所思。不懼和比自己強大的國家交手，在朝鮮半島，在喜馬拉雅山人煙稀少的山區，在烏蘇里江畔的凍土地帶——新中國在軍事上所采取的對抗以及所呈現的態勢現狀，使得幾乎所有的外國觀察家都深感意外、大大惑不解，也讓對手們時局失算、手足無措。令外部世界驚詫的是，任何國家或集團，無論屬于哪個意識形態陳營，只要中國政府意識到中國它在中國周邊布下了太多的‘棋子’，毛澤東就要沖破包圍圈。"(第95—96頁)

　　基辛格說得很對。毛澤東維護中國領土、主權和尊嚴的堅定立場、無所畏懼，“讓對手們時局失算、手足無措”， 并“總的來說取得了成功。”

　　這里，所謂“在朝鮮半島”是同頭號帝國主義美國，及其糾集的16個“聯合國軍”交手。毛澤東硬是把美國趕回“三八線以南，逼得美國只好言和。除了毛澤東，誰敢?

　　所謂“在烏蘇里江畔的凍土地帶”，即珍寶島之戰，則是和另一超級大。蘇聯“社會帝國主義”交手。毛澤東讓蘇聯部隊“遭到重大傷亡”，贏得干凈利落。不是毛澤東，誰能?

　　至于所謂“在喜馬拉雅山人煙稀少的山區”，就是中印邊界之戰。那次中國的自衛反擊，只“持續四天”，人民解放軍“直搗中國邊界附近的喜馬拉雅山腳”，印軍望風而逃。令國際軍事家十分詫異的是，毛澤東竟“立即收兵，返回了離邊界甚遠的起兵之處”，“中國沒有占領一寸土地。”(第183頁) 。除了毛澤東，誰會?

　　毛澤東建國后就打這三仗，仗仗贏得漂亮。基辛格對其中的“在朝鮮半島”戰爭有過詳細評論，值得一讀：

　　基辛格坦承，美國和聯合國要“以武力統一全朝鮮”，是完全打錯的算盤。他們原來認定“中國沒有能力出兵和美國對陣”， 斷定“北京會接受美軍進入這個過去入侵中國的必經之地”，結果吃了大虧。

　　他說：“朝鮮戰爭剛爆發時，美國沒有關于朝鮮的軍事計劃。美國宣布參戰是為了抵抗‘侵略’”。“1950年9月，麥克阿瑟在仁川取得驚人的勝利……仁川登陸后，杜魯門政府決定繼續其軍事行動直到統一全朝鮮。他以為北京會接受美軍進入這個過去入侵中國的必經之地。進入北朝鮮領土繼續作戰的決定在10月7日聯合國大會決議正式授權，……這項聯大決議授權‘采取一切有組織的行動’，‘以在朝鮮這一主權國家建立一個統一的民主政府’。當時聯大認為中國沒有能力出兵和美國對陣。”(第123頁)

　　殊不知，毛澤東不同于別人。“中國絕不可能默許美軍揮師朝鮮邊境”。基辛格說：美國和聯合國“這樣的觀點與北京對國際事務的看法南轅北轍。美國剛一開始對臺灣海峽行進干預，毛澤東就把第七艦隊的部署定性為對亞洲的‘侵略’。中國和美國彼此戰略意圖的錯誤解讀使沖突一觸即發。美國試圖迫使中國接受它的國際秩序，即國際秩序需要以聯合國這種的國際組織為基礎，沒有別的選擇。而毛澤東一開始就無意接受一個中國沒有參與設計的國際秩序……

　　中國絕不可能默許美軍揮師朝鮮邊境，因為朝鮮是歷史上入侵中國的必經之地，特別是日本就是以朝鮮為根據地占領滿州，侵略中國北方的。況且美國出兵朝鮮在戰略上還意味著中國在臺灣海峽和朝鮮兩面受敵，所以中國就不會袖手旁觀……結果導致了兩年的戰場廝殺和20年的敵對疏遠。”(第123—124頁)

　　“任何研究軍事的人都不會想到，剛打完內戰，喘息未定，主要靠繳獲國民黨的武器來裝備自己的人民解放軍和一支在核武器撐腰的現代化軍隊作戰。不過毛澤東的軍事戰略確為常人所不及。”(第124-125頁)

　　結果咧?

　　中國志愿軍硬是奇跡般地把氣勢洶洶、不可一世的“聯合國軍”，從接近鴨綠江邊，趕回“三八線”以南，逼得美帝國主義第一次在沒能取得戰爭勝利的情勢下簽訂停戰協定，使美國有史以來“第一次”嘗到了戰爭失敗的苦果。

　　基辛格說：“這就是美國第一次參戰的落得的結果。美國無法調和政治和軍事目標，這也許會使其他有意向美國挑戰的亞洲國家相信，美國國內難以接受沒有明確軍事結果的戰爭——10年后在越南旋渦中，這個難題再次尖銳地出現。

　　也不能說中國完全如愿以償，至少在通常軍事意義上是這樣。毛澤東沒能像中國的宣傳機器起初宣稱的那樣，把朝鮮全境從‘美帝國主義’的魔掌下解放出來。但是他決定參戰是為了更大、更抽象，甚至可以說是浪漫的目的：使‘新中國’經受戰火考驗，徹底顛覆中國一貫的軟弱和被動的形象;向西方(一定程度上也向蘇聯)證明中國是天下一支不可忽視的軍事力量，為了保衛國家它將不惜使用武力;確立中國在亞洲共產主義運動中的主導地位。毛澤東新思想的主要貢獻不僅在于它的戰略思想，更在于藐視世界強權，敢于走自己的路的堅強意志。

　　從這個廣泛的意義上說，朝鮮戰爭對中國而言不只是平局。它確立了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軍事強國和亞洲革命的中心地位。它還建立了中國作為一個令人敬畏的對手的軍事威信，在以后的幾十年中，這一威信始終不墜。對中國在朝鮮戰爭中的記憶成了后來美國對越南戰略的一個重要制約。”(第138-139頁)

　　中國人民抗美援朝的歷史發生偉大勝利，“確立了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軍事強國地位”，“建立了中國作為一個令人敬畏的對手的軍事威信，在以后的幾十年中，這一威信始終不墜”，令僻好戰爭的美國，在再一段相當長的時期的里不敢輕易動武，為世界和平樹立下了歷史豐碑。

　　基辛格感到驚訝的是，毛澤東即使面對美國蘇聯兩個超級大國的核訛詐，也處之泰然，若無其事。

　　他說：早在抗美援朝初期，杜魯門就曾公開對中國“核訛詐”，“毛澤東表現出泰然自若”。

　　1969年夏天，蘇聯在中國邊境上陳兵 100多萬，又一次對中國進行核訛詐，“蘇聯的中級層官員在世界各國他們相識的同級官員詢問，若蘇聯先發制人，攻擊中國的核設施，他們各國會如何反映”。

　　然而，毛澤東卻“表現出泰然自若”。

　　他說：“ 面對大國核戰爭的威脅，毛澤東表現出泰然自若，很有些空城計的意思。從一開始，中華人民共和國就在與兩個核大國的三角關系中周旋，它們各自都有能力對中國構成巨大的威脅，假若它們聯手，中國則會遭到滅頂之災。對于這一形勢，毛澤東的應對辦法是人民戰爭。他宣布不懼核威脅，公開表示不怕犧牲，說它會保證共產主義勝利能夠更快到來。毛澤東關于核戰爭的言論是否出于真心我們不得而知，但是他顯然成功地使世界各國相信他并非虛張聲勢——經受住了對他聲譽的最終考驗(當然中國不完全是‘空城’，它最終發展了自己的核武器，盡管其規模比蘇聯或美國小多了”(第93-94頁)。

　　此時此刻，美國向中國撐出了核“保護傘”。誰會料到，毛澤東竟然“還帶灑脫灰諧”地表示：“有人要借我一把傘”，“我們不要，我們不要核保護傘”!(第286頁)

　　這是因為，他真正篤信人民的力量，篤信“人民戰爭”乃勝利之本。

　　基辛格說：毛澤東“堅持一個主張，以維護中國的行動自由與國家尊嚴，那就是他們不需要保護，中國有能力應對一切可預見的危機，必要時也可以孤軍作戰。“(第284頁)“ 毛澤東的應對辦法是人民戰爭。他宣布不懼核威脅，公開表示不怕犧牲，說它會保證共產主義勝利能夠更快到來。”(第93-94頁)

　　我問他，“如果他們就扔炸彈不派兵怎么辦?”毛澤東的答復是，“怎么辦?也許你可以召集一個委員會來研究這個問題。我們會讓他們把我們打垮，他們也會耗盡實力。”(第283—284頁)

　　“這番豪言壯語可能是有意掩蓋中國的脆弱面，但同時也反映了中國對全球大戰這一實際夢魘的嚴肅分析。

　　對中國經受得起核戰爭的問題，毛澤東有過多次的沉思，不時還帶灑脫灰諧——因為中國人多到連核武器都無法趕盡殺絕——這讓些西方觀察家以為他精神有問題，同時也在一定程度在削弱了西方的決心，因為這引起人們對核戰爭的恐懼。”(第285頁

　　基辛格說“自從新中國成立伊始，中國就在世界舞臺上發揮著比實際力量更加強大的作用。中華人民共和國秉持嚴正捍衛國家領土的信念，成為支持不結盟運動的一支重力量，并以此反對超級大國的霸權主義。中國確立了一個不容小覷的大國地位;它對內重新定義民族特征，對外向核大國發出挑戰，有時兩者同時并進。”(第94頁)

　　最后，基辛格認定：毛澤東在同超級大國的周旋中，戰略上總是出奇制勝，“讓對手們時局失算、手足無措”，在國內堅決相信、依靠人民群眾 ，堅持自力更生，因而為中國確立爭創“一個不容小覷的大國地位”。

　　基辛格說：“自從新中國成立伊始，中國就在世界舞臺上發揮著比實際力量更加強大的作用。中華人民共和國秉持嚴正捍衛國家領土的信念，成為支持不結盟運動的一支重力量，并以此反對超級大國的霸權主義。中國確立了一個不容小覷的大國地位;它對內重新定義民族特征，對外向核大國發出挑戰，有時兩者同時并進。”(第94頁)

　　基辛格還說：“毛澤東接手的是一個被戰爭躪躪摧殘的國家，是他結束了國內的派系斗爭，帶領中國在兩個超級大國冷戰對抗的世界中穩步前進。他煞費苦心地讓中國參與到了一個個交匯錯綜的地緣政治圈中，卻又不受其束縛。經歷戰爭、緊張局勢和他人懷疑眼光的洗禮，中國蒸蒸日上，在蘇聯解體后依然逐步發展成為一個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新興國家。毛澤東為中國發展奠基付出了代價，中國成功依靠的是中國人民的堅忍的毅力，以及他們的耐心和凝聚力。或許作為領導者，毛澤東常為此焦慮憂心，但也正是這些構成他宏圖大業的基石。

　　毛澤東在遲暮之年還有意挑戰美國對世界秩序的設計圖，堅信在明確了戰略以后要明確戰術。”(第315_316頁)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頭10年中，國家領導人以頑強的意志把他們打下的江山變成一個世界大國。(第174頁)就這樣，“毛澤東推翻了傳統的舊中國，以其斷壁殘垣為最終現代化建筑基礎”(第317頁)。沒有這個“為最終現代化建筑基礎”，也就談不上后30年現代化建設的“輝煌”。

　　“毛澤東高度強調自力更生，即使因此使中國陷入貧窮和孤立。”(第353頁)

　　“毛澤東毫不通融地堅持經濟自給自足，鄧小平的態度與他簡直在天淵之別(第358頁)

　　這里，基辛格隱瞞了美國糾集西方國家長期對新中國進行經濟封鎖、禁運，以扼死中國這一基本事實，致使新中國長期同西方發達國家經濟、科技和文化交流不夠。卻又倒因為果，把此種對外交流不夠，誣謂是毛澤東“毫不通融地堅持經濟自給自足”，自力更生的結果，而不是帝國主義長期經濟封鎖的惡果。

　　總之，毛澤東真正使“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徹底破壞了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舊制度”，建立了的社會主義新制度，使中國“進入了一個嶄新的世界”，徹底改變了中國。

　　當然，基辛格這位美國資本主義的忠誠衛道士，對于毛澤東時代中國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和其他社會建設的巨大成也就不屑一顧，對社會主義制度更表現出本能的反感。諸如：

　　他說：“事實證明，社會主義建設繞不開經濟學規律，真正的代價總是要人來承擔。實行中央計劃經濟和物價補貼帶來的惡果是設備陳舊、缺乏創新和人浮于事——換言之，即經濟停滯和人均收入的下降。

　　另外，中央計劃經濟不注重產品質量，幾乎沒有這方面的獎勵措施。既然生產所有者的所有產品全都被相關部門買去，質量就不在考慮之列。 發明創造實際上遭到阻止，以免計劃經濟大廈因此失衡。……最重要的是，中央計劃經濟體制的國家不僅沒能創造——這些都前所未有的變化。“(第394頁)

　　“在沒有市場幫助確定優先次序的情況下，計劃者只能想當然地作出決定。結果，需要的貨物沒有生產，而產生出來的貨物又不需要。

　　更重要的是，中央計劃經濟體制的國家不僅沒能創造無階級社會，反而滋生了特權階層。”(第393-394頁)凡此種種，不一而足。

　　如果毛澤東是這樣徹底改變了中國，那么，鄧小平又怎樣“徹底改變了中國”?

　　基辛格尖銳指明，鄧小平在長期的革命生涯中，緊跟毛澤東，不露出任何聲色，“當時毫無跡象表明幾十年后”，他會親手“打破”自己“ 曾經幫助建立了這一套經濟制度”。這里所謂“親手打破”、廢除自己“ 曾經幫助建立了這一套經濟制度”，就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經濟制度;

　　他說什么：“鄧小平復職時，中國經濟幾乎處于絕境。農業集體化組織的農業生產幾乎無法滿足中國巨大的人口需求，人均糧食消費量與毛澤東早期基本相同。據報導，一位中國領導人承認中國有1億農民吃不飽，這個數字幾乎相當美國1980年人口的一半”(第392頁)

　　基辛格本能地贊譽鄧小平改革開放是偉大的“壯舉”。如前所述，基辛格對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制度及建設的偉大成就，表現本能的內心反感，而對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則顯現出本能的格外親愛。這是邏輯使然。

　　他說：“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不僅是經濟上，而且是精神上的壯舉。先是穩定頻臨崩潰的社會，然后采取共產黨歷史上絕無僅有的新辦法來激勵國家尋求前進的力量。”這里所謂“共產黨歷史上絕無僅有的新辦法”作為“激勵國家尋求前進的力量”，就是市場化、私有化，乃至民主化。

　　他說：“鄧小平則有勇氣靠個人的積極性和堅忍不拔來實現現代化。他取消人民公社，提高省一級的自主權，開始中他所謂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如今中國—— 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擁有最多的外匯儲備，多個城市都蓋起了高于帝國大廈的摩天大樓——就是鄧小平的高瞻遠矚、鍥而不舍和實事求是的見證。”(第317頁)

　　“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就是為了克服體制固有的停滯。他和他的同事們推行市場經濟，下放決策權，向外部世界開放——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變化，進行的這場革命靠的是發揮中國人民的聰明才智。中國人民有著天生的經濟活力和企業家精神，只不過長期受到戰爭、意識形態的教條和對私人投資嚴厲打壓束縛。”(第394頁)

　　又說：1987年我再次訪問中國的時候，趙紫陽跟我談到了將于當年10月提交黨代會的計劃。他強調說，“中國正在經歷把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相融合的復雜而漫長的過程”。為了促進這一進程，中國歡迎外國投資，辦法之一就是在沿海設立經濟特區。”(397頁)

　　“這些改革帶來的結果令人驚嘆。從1979年經濟改革開始到1984年，中國農民的收入翻了一番。在鼓勵私人創業措施的推動下，私營部門在工業總產出上占了近50%，而在過去經濟幾乎完全由政府指令管理的。整個20世紀80年代期間，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年增長率一起在9%以上，—直到本書成書之際，這一幾乎沒有間斷空前高速增長期還在繼續。”(第398頁)

　　最后、基辛格一針見血地指明，鄧小平的市場化和私有化改革，實質就是，毀掉他自己曾經親手幫助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

　　他說：“他曾經幫助建立了這一套經濟制度，現在又要打破它，對于耄耋之年的革命家來說，信念的轉變是多么非同尋常啊!國共內戰時期，鄧小平與毛澤東一起一延安工作。直到文化大革命，他一直是毛澤東的助手。當時毫無跡象表明幾十年后，他會周游全國，敦促改革他親手創造的革命成果。

　　幾十年后，逐步出現一個變化——鄧小平開始用普通人的幸福和發展來重新定義善政的標準。他專注于快速發展——其中也展現出相當多的民族特性—即使這要求采用昔日敵對的資本主義世界的方法。”(第435_436頁)

　　這樣一來，鄧小平真的像“偉大舵手”設想的那樣“徹底改變中國，但方向正好相反。”基辛格是這樣說的：

　　“毛澤東逝世十多年后，他宣揚的革命精神又出現了，但是這是一種不同的‘革命精神’—推崇個人創造力，而非意識形態的熱情;依靠與外部世界的聯系，而非自給自足。他將像‘偉大舵手’設想的那樣徹底改變中國，但方向正好相反。”(第437頁)

　　基辛格說的多好呀!

　　在中國現代史上先后出現的兩次“徹底改變中國”，“但方向正好相反”。毛澤東“徹底改變中國”是徹底破壞“舊制度，徹底變革了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私有制，徹底消滅了階級壓迫和階級剝削，從前的奴隸，如今成主人，建立了嶄新的社會主義。鄧小平“徹底改變中國”，則“方向正好相反”。他“打破”自己曾經親手幫助建立的社會主義公有制，重新恢復了資本主義的私有制。

　　兩個“方向”，確實“正好相反”!

　　(二)、 要毛澤東“改姓”資本主義是“白費心機”，贊鄧小平“耄耋之年”“信仰轉變”

　　毛澤東和鄧小平之所以朝著“正好相反的方向”“徹底改變了中國”，歸根到底，源于是堅持還是“轉變”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

　　基辛格承認，毛澤東忠貞革命，革命“是他一生的信念”，建國后堅持革命將會成功，將來中國像蘇聯那樣實現工業化，還要繼續革命，“社會主義的中國絕不能發生和平演變”

　　他說：“毛澤東畢生為徹底改變中國社會而努力奮斗，這位中國歷史上歸強有力的領導者碰上了途集各種矛盾于一身的群眾。”(第102頁)“ 毛澤東堅信他的‘繼續革命’將會成功，這一信念有三個來源：意識形態、傳統以及中國人的民族精神，其中最為重要的是他對中國人民的韌性、能力和凝聚力的信心。事實確是如此。無論世界風云如何變幻，中國人民都能堅持其民族精神不墜。……(第100頁)

　　這里所謂“意識形態”，就是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毛澤東一生確實是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忠誠如一。這種共產主義的堅定信念，堅信是代表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和愿望。

　　基辛格說：“毛澤東的追求最后導致他在社會主義社會里發動一系列的政治革命運動……毛澤東思想卻是不斷前進，永不停歇。像蘇聯那樣實現工業化還不夠。……毛澤東強調，社會主義中國絕不能發生和平演變。”(第99頁)

　　他說：1968年11月，毛澤東會見澳大利亞共產黨領袖希爾，在會談結束之前，他提出一個困擾他的問題，“這個問題是國際問題，是戰爭問題，是戰爭與和平的問題。請你考慮一下，世界是戰爭呢，還是革命?是戰爭引起革命，還是革命制止戰爭?”

　　“如果戰爭一觸即發，毛澤東需要定下立場。的確，他也許就是戰爭的第一個目標。但如果革命會席捲全世界，毛澤東則必須推動革命。這是他一生的信念。”(第201頁)

　　基辛格說得好，“換了毛澤東 ，這完全不可想象。他的革命基本上是以中國為中心的。中國革命若要對世界產生影響，也只能通過中國人民的努力和榜樣的力量。毛澤東一直相信中國人民最偉大。”(第100頁)

　　面對毛澤東堅定不移的共產主義“信念”，基辛格說，連尼克松這位反共老手都心知肚明，想要毛澤東“改信美國的民主原則或自由經濟。他認為這完全是白費心機。”這就是他所說的：

　　“ 尼克松到了北京，做起事來得心應手。不管他長期以來多么反對共產黨，這回他訪華的目的都不是要中國領導人改信美國的民主原則或自由經濟。他認為這完全是白費心機。”(第260頁)

　　與毛澤東相反，鄧小平則在“耄耋之年”卻轉變了“理想信念”。

　　請看基辛格是怎么說的：

　　鄧小平長期跟隨毛澤東鬧革命，“一直是毛澤東的助手”，其“信仰”也應是共產主義。“國共內戰時期，鄧小平與毛澤東一起一延安工作。直到文化大革命，他一直是毛澤東的助手。當時毫無跡象表明幾十年后，他會周游全國，敦促改革他親手創造的革命成果。”這“對于耄耋之年的革命家來說，信念的轉變是多么非同尋常啊!”(第435—436頁)

　　基辛格還毫無隱諱地和盤托出鄧小平的手段高超，總是“小心謹慎把自己的想法用毛澤東的話加以包裝(有時還巧妙地斷章取義)”，善于“利用毛澤東正統思想的只言片語”，“放棄了毛澤東的繼續革命論”，“與毛澤東正統思想決裂”。

　　他說：“鄧小平所以得勢，是因為他幾十年在黨內，特別是在人民解放軍內部了建立了關系，政治廣泛又比華國鋒高明得多。他是經歷數十年黨內斗爭的老將，知道如何利用意識形態爭論為政治目的服務。鄧小平這段時期的講話可謂意識形態靈活運用和政治態度模棱兩可的典范。他的主要手法是把“實事求是”和‘理論聯系實際’提升到‘毛澤東思想基本原則’的高度，而這個提法在毛澤東在世時并不廣為人知。

　　與每一位進行權力角逐的中國人一樣，鄧小平也小心謹慎把自己的想法用毛澤東的話加以包裝(有時還巧妙地斷章取義)。起碼自1960年中期以后，毛澤東對具體國內問題沒有作過特別的強調：一般地說，他的主張應該是政治掛帥，認為意識形態可以凌駕于實踐經驗之上。利用毛澤東正統思想的只言片語，鄧小平放棄了毛澤東的繼續革命論。按照鄧小平的說法，毛澤東是實用主義者。(第327頁)

　　基辛格，真不愧為哲學博士!

　　(三)毛澤東和鄧小平兩種大不同美國觀

　　建國之后，毛澤東奉行的對外方針、路線，就是在和平共處一項原則的基礎上，同一切國家，包括美國，建立正常的關系，發展經濟、科技和文化的交流;而尊重中國的主權和領土的完整，則是建立和發展外交關系不可或缺之前提、基礎;中國絕不拿原則交易，中國永不稱霸，但也決不懼霸。

　　在建國后的前27年，毛澤東從建國初對蘇“一邊倒”，到后來打開中美關系 ，直至“三個世界理論”提出時，始終把美國視為頭號“超級大國”，奉行“帝國主義”、“霸權主義”，保持應有之警惕，不抱任何不切實際的空想。所以，他看重的是“第三世界”，寄希望于世界人民，美國人民。

　　這就是毛澤東的美國觀。

　　基辛格說：1970年10月，毛澤東同斯諾談話。“據斯諾的記錄，毛澤東宣布，中美人民之間不應有偏見，應當互相尊重，平等相待。他說，他對兩國人民寄予厚望。”(第221頁)

　　基辛格回顧了新中國建國之初，美國出兵要呑朝鮮，想走日本的老路，“中國毫不懼怕地同美國交手”;美國長期對中國進行經濟封鎖、禁運，毛澤東也不在意;美國拒不承認臺灣是中的領土，又想同中國建立關系，毛澤東說那就免談。毛澤東堅持原則，鐵定不移，從不拿原則交易。

　　自從共和國伊始，毛澤東就規定任何國家要與中國建交，都有一個“先決前提”，承認一個中國，與臺灣斷交。美國也不例外。他說：“毛澤東的態度與杜勒斯并無二致。臺灣問題成了中美國關系的痼疾，只要美國把臺灣作為中國的合法政府，中美兩國對抗就在所難免。中美關系注定難有進展，因為對中國來說，只要美國不同意撤出臺灣，其余一切免談;美國則堅持除非中國放棄武力解放臺灣，否則不談撤出臺灣。

　　因此，第一次臺海危機后，中美國對話以失敗告終。因為只要一方堅持基本立場，就沒什么可談的。……從1955年到1971年的16年間，美國和中國的駐外使節共舉行了136次會談。唯一實質性的協議是1955年9月達成的，該協議規定中美國雙方準許內戰時期被困在對方境內的公民回國。”(第152、153)

　　這就迫使尼克松政府調整了對華政策，承認一個中國，這才有尼克松的訪華，打破了中美關系的堅冰，才有中美關系正常化。

　　基辛格深感毛澤東在同美國打交道中，總是那么原則堅定，旗幟鮮明。 他說：

　　1973年2月，毛澤東“把我迎到書房里說，美國和中國曾經是敵人，現在我們之間算是朋友。

　　不過這是對友誼的一種非常適用、不帶情感色彩的看法。中國共產黨領導人仍然保留了一部分‘制夷’的傳統。”(第239頁)

　　這是說，毛澤東“歡迎”尼克松訪華，其重大的戰略意義在于實現中美關系正常化，從而同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建立正常的外交關系，并從戰略上有力地借以牽制蘇聯。用基辛格的話說，只是“制夷”，“以夷制夷”。 在毛澤東心里，美國霸權主義本質仍然不會未改變。

　　基辛格說得好：“毛澤東和鄧小平有一個重大的區別。毛澤東對美國對蘇聯的戰略意圖心存疑慮。”(第344—345頁)

　　又說，在毛澤東“臨近生命結尾”時，同他作過兩次“談話”。基辛格作了如下的概括：

　　“毛澤東要說明的起碼有三點：第一，中國準備孤軍作戰，如同他在朝鮮戰爭中對付美國、在20世紀60年代單獨應對蘇聯那樣;第二，他重申了這些對抗所伸張的永遠革命原則，超級大國不喜歡他也不在乎;第三，如果目前這條路走不通，他完全可以重拾這些原則。對毛澤東而言，對美國開放并不意味意識形態分歧的終結。”(第307頁)

　　至于鄧小平的美國觀，同毛澤東就大不同了。

　　原來，在鄧小平對外關系的棋盤里，“中美關系至為重要”，“第三世界”似是無關大局;對美國毫不“心存疑慮”，深信中美“戰略利益的一致”， “集中注意確保實施過程中不發生抵束”;“好與美國結成更加牢固的聯盟”。

　　基辛格是這么說：

　　“1977年鄧小平第二次復職后，扭轉了毛澤東的國內政策，但基本上本沿襲了毛澤東的外交政策……

　　然而，毛澤東和鄧小平有一個重大的區別。毛澤東對美國對蘇聯的戰略意圖心存疑慮;鄧小平則以中美戰略利益的一致為出發點，集中注意確保實施過程中不發生抵束。毛澤東視蘇聯為抽象的戰略威脅，為禍全球，并不專門針對中國;鄧小平卻認識到中國面臨的特殊危險，尤其是北方潛在的威脅未去，南面邊界的威脅又迫在眉睫，二者形成合擊之勢，因此，鄧小平與美國的對話更側重于具體操作。(第344_345頁)

　　基辛格還說：1989年我再次訪華。鄧小平進一步強調“中美關系至為重要”，是“我出來工作干的第一件。”

　　“鄧小平說，維持一個穩定的中國是為了對一個新的世界秩序作出建設性的貢獻。他對我說，中美關系至為重要：

　　這是我退休后必須向他人交待清楚的一件事。我出來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努力推動中美國關系的發展。我還希望結束最近發生和事情，從而中美關系得以恢復正常。我想告訴布什總統，在他任職期內間，我們會看到中美關系得到進一步的發展。”(419頁)

　　這里，基辛格看到了“毛澤東和鄧小平有一個重大的區別”就在于，“毛澤東對美國對蘇聯的戰略意圖心存疑慮”，鄧小平則心無疑慮，天真得很。 這種看法，確也相當深刻。

　　這是因為，對美國這個超級大國的戰略意圖是“心存疑慮”，還是“心無疑慮”，雖然只有一字之差，卻凸現出對美國帝國主義的本質會不會變的兩種截然不同的理性認知，形成兩種根本對立的美國觀，

　　毛澤東和鄧小平各自美國觀，在尼克松訪華與鄧小平訪美中，顯現得尤其深刻。

　　(四)、尼克松訪華與鄧小平訪美

　　1972年2月尼克松訪華，與1979年1月鄧小平訪美，是中美關系中的兩件大事。這是毛澤東的美國觀和鄧小平的美國觀的生動顯現。讀讀比比，發人深思。

　　先看尼克松訪華。

　　基辛格說，尼克松為了保證訪華成功，連內閣成員都不“告訴”一聲，更不屑說對別的盟國打個招呼，就先派別他于1971年7月9日“秘密訪華”。但中國方面，竟在他抵達北京后，“實際上中方只安排了兩場正式談判。可以說，中方如此瀟灑的態度給了我們一種心理壓力。如果我們無功而還，尼克松總統當然會大丟面子，他還尚未把我這趟秘訪告訴其他內閣成員。如果兩年來與中國外交往來中我們所作的分析是正確的話，若美國代表團赴華一事遇挫，那么 ，促使毛澤東邀請我們訪華的緊急情況就可能會發展到無法收拾的地步。

　　對峙對雙方都不利，這正是我們去北京的原因。尼克松急切盼望能夠將美國人的視線從越南上面轉移開來 ，毛澤東則決心迫使蘇聯在攻打中國之前瞻前顧后、猶豫不決。中美雙方都明白這次會談事關重大，只能成功，不能失敗。"(第234頁)

　　值得注意的是，尼克松訪華，在美國歷史上，大抵是第一位總統出訪一個長期敵對、沒有建交的國家。因之，基辛格說，中美雙方在第二次會談中遇到了“難題”，這就是所謂尼克松訪華究竟“誰邀請誰”的問題，“雙方都想讓對方顯得更主動”。最后呢?

　　基辛格是這么寫的：

　　“由于周恩來第二天晚上要會見朝鮮領導人，所以第二天下午會談結束前，他提出尼克松總統訪華一事，而這時距我們不容更改的離京時間只剩下18個小時了。我和周恩來曾略提過這事，但沒有說明。雙方都不愿遭拒或顯得自己是求人的那一方。周恩來最后很自然地提出此事，仿佛只是個程序問題，從而體面地解決了這個難題。

　　周恩來：你對訪問的公報怎么想?

　　基辛格：什么訪問?

　　周恩來：是只提你的訪問呢，還是也包括尼克松總統的訪問?

　　基辛格：我們可以宣布我的這次訪問，并且說毛主席向尼克松總統發出了邀請，總統已接受了。我們也可以只說過大概，也可以就定在明年春天。你認為哪種好?我覺得兩次訪問同時宣布有同時宣布的好處。

　　周恩來：那么，我們雙方是否可以派人一起起草一份公報?

　　基辛格：我們應當在討論過的范圍內來起草。

　　周恩來：兩次訪問都寫越進去。

　　基辛格：好

　　周恩來：試試看吧…

　　那天晚上，其實無法寫完公報，因為在誰邀請誰的問題上雙方堅持不下—雙方都想讓對方顯得更主動。后來達成了折衷中辦法。草案需要毛主席批準，而毛主席已經睡了。最后他批準的措辭是這樣的：獲悉尼克松總統曾表示希望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周恩來總理‘向其發展邀請’，而尼克松總統‘欣然’接受。

　　7月11日星期天下午離京前，終于完成了尼克松總統訪華聲明草案。周恩來說，我們的聲明會震掝世界。我們代表團在回國途中，心里為數小時之后就會震撼世界而暗暗激動。”(第249-250頁)

　　1972年2月7日，尼克松訪華成功后，基辛格認為，這個“震掝世界”的大事，“象征地開啟新時代”。但北京“卻頗為低調”。他說：

　　我“在秘密訪問7個月后，1972年2月7日，尼克松總統在一個陰冷的冬天抵達北京。對尼克松來說 ，這是個勝利的時刻。這位反共老手果斷地抓住一個地緣政治機會。為了體現他能取得如此成果的堅忍不拔的精神，也為了象征地開啟新時代，他想單獨走下“空軍一號”專機，向周恩來致意。……接下來就是雙方象征地握手那一幕，它抹去了當年杜勒斯傲慢失禮的陰影。不過說來奇怪，雖然是個歷史性的時刻，卻頗為低調。尼克松的車隊駛入北京城時，街上沒有人旁觀。《晚間新聞》也把尼克松的到達列為最后一條。”

　　關于毛澤東和尼克松的會談。基辛格是這么寫的：

　　“為了彌補這個缺憾，他們邀請尼克松在抵京后幾個小時之內就會見毛澤東。其實，用‘邀請’不太準確，因為跟毛澤東的會面，每次都不是先約定好的，而是像從天而降的消息。這好像過去君王召見臣民的方式。第一次知道毛澤東要會見尼克松的消息，我在剛剛到達之后。我獲悉周恩來要在會客廳同我見面。我到那兒后，他說：‘毛主席想見總統先生。’我不想留下尼克松是蒙召的印象，因此提出幾個有關晚宴的次序問題。周恩來一反常態，竟露出不耐煩之色，說：‘毛主席既然邀請他，就是想馬上見到他。’尼克松剛剛抵京的歡迎儀式上，會談尚未開始，毛澤東就向國內外人民示意他的權威了。我們在周恩來的陪同下，坐上中國的國產轎車，前往毛澤東的住所。”(第251-252頁)

　　“毛澤東的居所看上去沒有什么特別，只是離別的房子稍遠一些。這里沒有看見警衛，也沒有其他權力的標志。小小的前廳幾乎被一張乒乓球桌占滿了我們被直接帶入毛澤東的書房。書房不大，三面墻的書架上雜亂地放滿了書，桌子上、地上也堆滿了書。書房一角擺有一張簡易的木床。這位世界人口最多國家的領導人卻愿意被看做是一個哲學家。當然，他不需要用傳統的王權標志來表現他的權威……

　　這次會面讓我們第一次體會到毛澤東的風趣和他話中有話的談吐風格。多數政治領袖談自己的想法時，都是逐條陳述的，他像蘇格拉底一樣用問答法，先問一個問題，或發表一個意見，然后請對方評論。接下來再講一條意見。對方會從這些尖銳的辭令和一個個問題中發現他的思路的走向，但他很少會把話挑明。

　　毛澤東一開始就不打算同尼克松哲學或戰略問題……那么，毛澤東想通過他貌似漫無中心的談話表達什么意思呢?他最重要的信息在言外。”基辛格的歸納是：“關于臺灣只進行了”幾句;“毛澤東想表示，尼克松是個受歡迎的嘉賓”;“毛澤東急于說明中國對美國沒有威脅”，“現在不存在我們之間相互打仗的問題”;“毛澤東還想傳達這樣一層意思：他向美國開放中遇到了困難，但克服了”;“毛澤東造成加快雙邊合作，敦促就這個問題展開技術討論”;“他強調喜歡尼克松，不光地喜歡尼克松個人，還因為他情愿與‘右派’打交道，因為他們更可靠。說他‘投了’尼克松 ‘一票’” 。毛澤東告誡雙方不要對每一個問題的談判期望過高。他說：

　　‘我們談得成也行，談不成也行，何以那么僵著呢?人家會說……第一次沒談成，那么人們就會議論，為什么第一次沒有談成呢?無非是我們的路子走錯了。那我們第二次談成了，你怎么辦啊?’”(第253-258頁)

　　基辛格還說，尼克松訪華盡管突破中美關系的歷史堅冰，但毛澤東并未因此淡化意識形態，放棄原則，“中國領導人偶爾繼續對美國帝國主義發射意識形態‘炮彈’”。他說：

　　“在會見快要結束……毛澤東說：(指著基辛格)‘只爭朝夕’的是他。我覺得，總的說來，我這個人說話像放空炮(周恩來哈哈大笑。)比如這樣的話：‘全世界團結起來，打倒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各國反動派，建立社會主義。’

　　(不過)你，作為個人，也許不在打倒之列。他們說，你這個人(指基辛格)也不屬于被打倒之列。如果你們都被打倒了，我們就沒有朋友了嘛。”(第257-258頁)

　　基辛格說：在中美新關系的頭幾年，中國領導人偶爾繼續對美國帝國主義發射意識形態“炮彈”——有的也就是老生常談。(第273頁)

　　就在1971年10月“我和我的同事10月20日抵京。我們出了機場以后，沿途處處可見‘打倒美國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標語口號，其中一些還是用英文寫的。我們下榻的國賓館客房里也有類似這樣的傳單。”(第264頁)

　　基辛格說，尼克松懂得，要“中國領導人改信美國的民主原則或自由經濟。他認為這完全是白費心機。”他是這么說的：“ 尼克松到了北京，做起事來得心應手。不管他長期以來多么反對共產黨，這回他訪華的目的都不是要中國領導人改信美國的民主原則或自由經濟。他認為這完全是白費心機。在整個冷戰期間，他尋求的是在一個布滿核武器的世界上建立 一個穩定世界秩序。所以，他在與周恩來的第一次會談中，就對共產黨人的真誠表示敬意，而此前他曾說中國革命的成功是美國政策的一大失敗。他對周恩來說：‘我們知道，你們深信你們的原則 。我們也深信我們的原則。我們并不要求你們在原則上讓步，就像你們也不會要我們在原則上讓步一樣。’

　　尼克松承認，出于他的原則，他作他的很多同胞一樣，曾宣傳過與中國的目標相違背的政策。但世界以生了變化。現在，出于美國的利益，華盛頓必須適應這種變化。“(第260頁)

　　眾所周知，尼克松是力倡和平演變的反共老手，早在1960年這拋出專著《不戰而勝》。在這里，基辛格說尼克松現在終于看清，對毛澤東的中國“戰而勝”不可能，“不戰而勝”亦不可能。誰要想毛澤東“改信美國的民主原則或自由經濟”，不戰而勝，那“完全是白費心機”。而與此相反，鄧小平則在“耄耋之年”實現了“信仰的轉變”，已于前述。

　　再看鄧小平訪美。

　　尼克松訪華后8年，鄧小平在弄到了“第二代領導核心”后出訪美國。

　　基辛格說：鄧小平頻頻出訪，為的是“改變中國的國際形象”，“從革命斗士變為蘇聯和越南地緣政治陰謀的又一個受害者。” 他說：

　　“毛澤東會見外國領導人把他們召到他的住處，鄧小平則正好相反——他訪遍東南亞、美國、日本，以其自己高調、直率、偶爾盛氣凌人的風格開展外交。1978和1979年，鄧小平風塵仆仆地頻頻出訪，以改變中國的國際形象——從革命斗士變為蘇聯和越南地緣政治陰謀的又一個受害者。”(第352頁)

　　鄧小平“訪美前先訪問日本，此行是為了簽署中日關系正常化條約。鄧小平的戰略計劃是同日本不僅要實現關系正常化，而且要實現和解，好讓日本幫助孤立蘇聯和越南。

　　為此目的，鄧小平愿意不再計較日本給中國帶來的長達半個世紀的苦難。他表現得熱情洋溢，宣布說：‘我心里很高興’，還給了日本領導人一個擁抱，這樣的舉動在日本社會幾乎絕無僅有，在中國也一樣。鄧小平毫不掩飾中國經濟落后;‘長得很丑卻要打扮得像美人一樣，那是不行的’。請他在留言薄上簽字時，他寫下對日本的成就的空前贊揚：‘向偉大、勤勞、勇敢、智慧的日本人民學習、致敬。’”(第353、354頁)

　　1979年2月鄧小平在接見《時代》周刊采訪中，向公眾闡釋了中國的戰略方針：“如果要縛住北極熊，我們唯一的辦法是團結起來。只靠美國的力量是不夠的，只靠歐洲的力量也不夠。我們是窮國，力量不大，如果我們聯起手來，那就有份量了。”

　　“鄧小平在歷次出訪中不厭其煩強調中國比較落后，希望從先進的工業化國家那里得到技術和專門知識。他也堅持中國雖說不發達，卻并不因此改變它抵抗蘇聯和越南擴張的決心，如有必要中國會使用武力，單獨行動”(第353頁)

　　(鄧小平)在對越南作戰前高調訪問美國。他自己說“此行的首要目的”，是渴望“建立美中事實上的聯盟”，其次是希望就遇到美國的經濟、技術援助，以實現中國的現代化。不過與前者“比起來，這些都是次要問題”。

　　基辛格說：鄧小平訪美旨在慶祝兩國關系正常化并啟動“共同戰略”，同美國“建立事實上的同盟”，以便對越開戰。“1979年鄧小平到達美國后，通知華盛頓中國要出兵越南，但華盛頓并未明確表示支持，美國的作用僅限于分享情報和外交的協作。”

　　1月29日，鄧小平在與卡特總統的會見中， 解釋了中國的現代化政策，“但現他此行的首要目的——建立美中事實上的聯盟——比起來，這些都是次要問題。”他總結道：

　　“總統先生，你要我大致談我們的戰略。為了實現四個現代化，我們需要長時間的和平環境。蘇聯終究要發動戰爭。如果我們工作做得好，有可能推遲戰爭。中國希望把戰爭推遲22年。

　　在這一前提下，我們不是建立正式聯盟，而是各自根據自己的立場行事，協調行動，采取必要的措施。這個目標是能夠做到的。如果我們的努力沒有結果，這個事就會變得越來越空”(第358頁)

　　基辛格解讀說：鄧小平提出“不組成聯盟卻作為聯盟一起行動，這把現實主義發揮到了極致……但是，鄧小平的最后那句話也暗含著警告。如果不能確定或執行共同利益的話，兩國關系會變空，就枯萎，而中國就可能重拾毛澤東‘三個世界的理論——那仍然是中國官方的政策——在兩個超級大國間尋找平衡。”(第359頁)

　　“鄧小平告訴卡特，他考慮到了‘最壞的可能’——蘇聯大規模干預，蘇聯和越南新簽訂的防御條約似乎是這樣要求的。確實，報告顯示北京從北部邊界撤退了30萬居平民，并命令中蘇邊界上的部隊進入一級戰備狀態。但是鄧小平對卡特說，北京認為如果打一場有限的戰爭 ，速戰速決，莫斯科就來不及作出‘大反應’;而且正值冬季，蘇聯對中國北方發動全面攻擊也比較困難。鄧小平說，中國‘不害怕 ’，但要華盛頓‘道義上的支持’，意思是需要美國把意圖表現得足夠模糊，使蘇聯不敢輕舉妄動。”(第360頁)

　　美國總統卡特對此明確說“不”。他認為，毛澤東時代，“中國被公認是主張和平的國家”，所以，現在鄧小平要出兵越南，中國就“可能受到‘侵略’的指控”。因而，美國“很難支持暴力”，嚴厲地開導了鄧小平。

　　基辛格是這樣說的：

　　“鄧小平給卡特出了一個難題——是原則上的難題 ，也是公開態度上的難題。在原則上，卡特不贊成先發制人的戰略，尤其是涉及進入另一個主權國家進行軍事行動……卡特解決難題的辦法是申明原則，但留有隨機應變的余地，溫和的否定含蓄著含糊的默許。他提出中國若出兵越南失去道義的有利地位——本來中國被公認是主張和平的國家，這么一來就可能受到‘侵略’的指控：

　　“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你們不僅會受到來自北面的軍事威脅，而且還要面對國際態度的改變。現在公認中國是反侵略的和平國家。東盟國家和聯合國都遺責了蘇聯、越南和古巴。我們不需要知道你們計劃采取什么懲罰行動，但它可能造成暴力升級和世界態度的改變，從而對越南變為一定程度上支持了越南。

　　我們很難支持暴力。我們可以給你們通報情報。據我所知，最近沒有蘇軍向你們邊境移動的運動作 。

　　我的話說到這個地步。我們和世界各國一起譴責了越南，但是出兵越南會造成不穩，是非常嚴重的行為。”(第361-362頁)

　　基辛格進而說：“第二天，卡特和鄧小平單獨會晤，卡特把一份美國立場的說明，交給了鄧小平(這份說明尚未公開)。布熱津斯后來說：“總統親筆寫了一封信給鄧小平，信的基調是溫和的，內容是嚴肅的。里面強調要力行克制，并總結了可能發生的不利的國際后果。我覺得這么做不合適的，因為我們不能正式和中國人聯手。”當然，非正式的聯手則另當別論。

　　根據一份記載那次(只有一個翻譯的場的)，私下談話的備忘錄，鄧小平堅持戰略考慮比卡特所說的世界論更重要。最緊要的是，中國決不能被看作軟弱可欺：“中國必須教訓一下越南。蘇聯有古巴、越南可用，以后阿富汗也會變成(蘇聯的)代理人。中國有這個實力。行動非常有限。如果越南以為中國軟弱，形勢會更加惡化。”(第361-363頁)

　　美國這個頭號霸權主義大國，曾幾何時，在侵略朝鮮、越南時，經毛澤東 “教訓”后，相當一段相時期不敢輕易動武，“侵略”別國。現在卡特反倒開導、教訓起鄧小平來，說什么：我們“不贊成先發制人的戰略”，“很難支持暴力”;要中國“要力行克制”，不要輕易出兵，免得敗壞世界“公認中國是反侵略的和平國家”的好名聲，遭到“侵略指控”。

　　人們讀到這里，還能再說什么咧!

　　(2015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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