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兩篇舊文 絕大多數國軍抗日將領都應該送上軍事法庭

　　老田按：自由派和公知們又開始熱炒敗軍之將張靈甫，其實，這個人雖然參加過抗戰，算是做了點正面的事情，但是，就其所取得的微薄作戰成效和付出的巨大犧牲相比，不得不說，張靈甫就是其作為抗日軍人時期也是極不光彩的歷史。土八路彭德懷曾經批評李德，說他是“崽賣爺田不心疼”，他所指的是李德等人在突破湘江防線時，野蠻地采用陣地戰方式阻擊國民黨圍剿，由此付出了重大犧牲。在抗戰期間，國民黨將領沒有一個是按照中國的兵器技術劣勢條件來作戰的，通常都是采取野蠻的正規戰方法，特別有利于日本侵略軍的優勢火力發揮，結果在付出重大犧牲的同時，取得的戰果卻很有限。被國民黨文宣部門吹捧出來的張靈甫，還包括張自忠，在按照敵軍優勢作戰方面，沒有一個例外。

　　下面兩篇舊文，是專門分析國民黨的正面戰場作戰方法的，認定國民黨在抗日期間的正規戰手法，極大地耗費國家和民眾的生命財產，卻沒有取得過得去的戰果，借用土八路老彭的看法，都屬于崽賣爺田不心疼，都是對民族和國家的犯罪行為。

　　二〇一五年一月三十日

　　為什么國民黨和共產黨軍隊的抗日表現如此不同——不忘“七七事變”

　　老田

　　孫子說“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孫子•始計篇》)這句話翻譯成今天的通俗語言，意思就是：打仗是關系到一個政權存亡和個人生死的大事情，必須明辨秋毫，容不得半點馬虎。戰爭是最嚴酷的檢驗：一個政權或者一支軍隊能夠在何等程度上動員民眾的力量，并運用好這一力量。正是戰爭的殘酷性和嚴肅性，逼迫人們拋棄一切虛偽和驕傲，認真看待實際問題，最大限度地提升政權的動員力量和軍隊戰斗力來贏得生存機會，就其本質而言，戰爭是檢驗把內部資源動員起來有效應付外部侵略的最嚴酷的課題。

　　毛澤東曾與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主任林一山說到：“打一打仗可能有好處，可以減少主觀主義。”(顧邁男：《遠景壯麗的南水北調——記原長江水利規劃辦公室負責人林一山》，《人民日報海外版》2003年7月4日第9版)在日本侵略軍的優勢力量面前，共產黨和國民黨都得按照自己最大的能力去通過這一嚴酷的檢驗。鄧小平同志作為戰爭的直接參與者，只對“主觀主義少”特別有心得，所以他把“實事求是”提高到統領一切的高度，不僅說毛澤東思想的精髓就是這個，還說馬克思主義的精髓也不外乎這個。(“毛澤東思想的精髓就是這四個字。”《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一九七八年九月十六日);“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一九九二年一月十八日——二月二十一日)，以上均載《鄧小平文選》)

　　許多人對于有形力量的對比是清醒的，但是在有形力量之外還有什么作為，則茫茫然。毛澤東的過人之處在于，他非常清晰地區分了哪些方面是有形力量暫時要起作用的，而又可以在哪些領域去尋求無形力量的成長空間，在強敵無法經營的薄弱地帶去尋找克敵制勝的法寶——這就要求管理者以完全不同的管理方式來進行工作，非此就無法擺脫有形實力不足條件下常見的悲觀動搖，他對陜北公學的畢業生的講話中間說：

　　“有個青年從長沙寫信來說：‘中國必亡。設若武漢失掉，則大塊地方都完了，還有什么辦法?’我說，我們陜北公學同學出去一定有辦法，辦法就是畫‘豆腐塊’，在大路附近畫‘豆腐塊’。在‘豆腐塊’邊上我們暫時沒有辦法，因為那是大路、大城市，被日本據有優勢武器的兵種占領著，這就是說，‘中國不是亡國，而是亡路’。日本得到了城市、大路的速決戰，也就得到了鄉村、小路的持久戰。比方，陜北延安被占領了，我們就會在其他小塊，無數鄉村，無數小路打持久戰。城市速決戰日本可以取得勝利，鄉村持久戰是我們取得勝利。這次你們畢業后要分兩部分去工作，一部分在后方發展民運工作，另一部分要到‘豆腐塊’里去。也許有人怕去畫‘豆腐塊’，我們舉出聶榮臻的例子，就會不怕了。聶榮臻在五臺山創造了一支二萬五千人的大隊伍(不脫離生產的還不算)。我們要把這個例子告訴全國被占領或將被占領的區域的人民，使他們看到抗日的辦法與出路。我們堅決反對被占領區域沒有辦法的說法，在這方面我們還可以講講十年內戰時期許許多多的經驗。……你們要到敵人占領的一切地方去工作。山西的‘田’字形態勢，從幾條大路來講，敵人包圍了我們;反過來，我們占據了大路附近的許多‘豆腐塊’，我們就包圍了敵人。(毛澤東：對陜北公學畢業同學的臨別贈言，一九三八年三月三日，載《毛澤東文集》第二卷)

　　這個長沙青年的看法，實際上是把有形實力的優勢看得絕對化了，看不到無形實力的作用空間，所以，就必須會產生此種悲觀態度。而共產黨人則有另外的管理方法，足以在有形實力劣勢的情況下起作用，當然，這種管理方法也不是一設想出來就可能起作用的，還要經過摸索和磨礪，經過數年的努力之后，共產黨人在井岡山完成的管理革命成就，就開始在華北敵后起作用了，來自侵略軍方面的文獻，具體顯示了毛澤東“畫豆腐塊”戰略的成績：“1944年秋，當日軍大力恢復‘治安肅正’的局面時，其駐華北部隊的高級參謀住川吉光宣稱：在日軍進占的400多個縣中，牢牢控制住的只有7個縣(占總數的1.4%)，有139個縣(占總數的31.5%)后來又被迫放棄給共產黨了，另有295個縣屬于中間地帶，兩派勢力‘波動很大’，同時，‘在許多地區，人民都同情共產黨’。”((瑞典)達格芬•嘉圖著 楊建立 朱永紅 趙景峰譯《走向革命——華北的戰爭、社會變革和中國共產黨1937一1945》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第259頁)

　　岡村寧次于1941年就任華北方面軍司令官，他一上任就把幾乎全部兵力投入所謂的“肅正作戰”：“我就任華北方面軍時的形勢是，對重慶政府軍的作戰已大致結束，周圍幾乎到處都有共軍活動，另有幾處盤踞著重慶系地方軍。因此，說到作戰，大體上各軍、方面軍直轄兵團對當地共軍都在日夜進行討伐戰(規模大小不等)。”侵略軍當然希望找到機會按照日本侵略軍的優勢火力進行正規戰，但是他的如意算盤落空了，最后陷入共產黨人按照自己優勢而選擇的“麻雀戰”，最后在麻雀戰中間日本侵略軍形成的理性選擇是：“我軍步兵分隊在最邊緣地方布防時，駐守一般是在村莊或要沖等地修筑碉堡，外面圍繞一條深水溝，溝上設置吊橋以便出入，平時將吊橋收起，士兵生活在水溝圍繞的范圍內，并派有崗哨警戒。”((日)稻葉正夫編 天津市政協編譯委員會譯《岡村寧次回憶錄》中華書局1981年，第325頁)

　　戰爭以哪一方的優勢來進行，這顯然就是毛澤東所說的爭奪“主導權”問題。爭取主導權也是要付出巨大代價的，這意味著共產黨人和八路軍不得不分散活動，在敵人采取大部隊行動的情況下，常常會出現小分隊遭遇敵人大部隊的機會，使個人遭遇到很大的威脅。這種在極端惡劣的敵情下戰斗的情況，最集中地體現在蘇北新四軍的艱苦抗戰中間，一位新四軍老戰士徐蘆告訴我：

　　“我去蘇北的時候，日寇已經停止了對蔣介石集團的進攻，以誘降為主，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敵人就把主要力量轉回來對付我們敵后的八路軍和新四軍，我們打游擊的時候，每晚都要移動，改換宿營地，以防敵人奔襲。”“我們參加革命是改造客觀世界，在此同時，誰也不能不改變自己的主觀世界，否則就根本不可能擔當起嚴酷的戰斗和工作任務。而且這樣的改造還不是可以‘畢其功于一役’的，而是革命一輩子，就要改造一輩子。拿我們這一代人來說，個人當時極為自豪的定位是：我們是中華民族的優秀子孫，我們是無產階級的先鋒戰士，我們是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戰士。我們一定能夠趕走日寇實現獨立自強，然后推翻‘三座大山’;我們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不斷改善工農和勞動人民的生活。沒有這些，怎么可能前仆后繼，不怕犧牲，怎么可能手持劣勢武裝，不惜以三至五人甚至更多的犧牲去消滅一個敵人，又怎么可能使散在江南八省的幾千新四軍，發展到十五萬主力，上百萬地方武裝。我是一個幸存者，耳聞目睹了許多令人難忘的普通人的故事。”“1941年我們共有27個同志，一起坐上往解放區的船，我同一位名叫張蕓石的同志坐在一起，他是新四軍六師十八旅的，在日偽清鄉時疏散回上海的，現在是要去歸隊。1945年815日寇投降時，我們27個人中間，只有我和張蕓石還活著，為了要高郵的日寇繳槍投降，他站在前線喊話，被日寇的狙擊手罪惡的子彈擊中，壯烈犧牲。在勝利已經到來的時候，他卻走了，我們把他埋葬在高郵永安鎮附近。最后只有我一個人活著見到了新中國。”(對徐蘆的訪問，2004年8月)

　　反過來，國民黨政府和軍隊的作戰方式，往往是被動適應了日本侵略軍所主導的正規戰需要，錯誤地選擇了按照發揮強敵優勢力量的方式進行戰爭，結果導致喪師失地，國民黨的失敗本質上也是一種管理方式的失敗。這被共產黨人批評為“片面抗戰路線”，因為他們沒有能力組織那種根據敵人弱點來進行的戰爭樣式，不得不消極被動地打正規戰，這恰恰有利于日本侵略軍發揮優勢火力的作用，這一失敗不是偶然的，根據抗戰史專家張宏志的研究：

　　“國民黨軍在戰略防御階段中先后進行了平津、南口、涿州、忻口、娘子關、上海、南京、晉南、魯南、武漢10次較大的戰役。在這些戰役中，國民黨軍中的愛國將士進行了英勇戰斗，幾十萬人殉國前線，創造了許多可歌可泣的事跡，……但是，由于種種歷史原因，國民黨政府不愿發動全面的全民族抗戰，而實行了單純政府、軍隊抗戰路線;它的統帥部在戰略指導上又有許多失誤，從而招致了許多不應有的失利。從戰略防御的全部看，一則自己損失過大，國土喪失過多;一則對敵消耗不夠，對敵國的戰爭潛力的破壞又顯太小，從而導致了戰略相持時期中國抗戰局面的嚴重困難。”在第二階段的抗戰期間“國民黨戰場，先后進行了14次較大的戰役，在所有這些戰役中，國民黨喪軍失地，并且丟掉了西北除外的所有國際交通線，使財力、物力和軍力遭受了巨大損失，軍隊戰斗力空前降低。這些時期，國民黨軍58個將領、50萬軍隊投降日本。國民黨上層動搖，蔣介石的投降獲得使中國抗戰一度出現嚴重危機。此外，國民黨還發動了三次反共高潮。”在此后日軍發動的一號作戰當中，國民黨軍隊更是從鄭州一直敗退到南寧，丟掉了河南、湖南、廣西三省的大部分地區，美國為協助國民黨作戰而設在這一地區的全部空軍基地也被摧毀。(張宏志：《中日血戰三部曲》國防大學出版社1995年，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前言)

　　戰爭背后所凸顯出來的是不同的管理理念和不同的對力量對比的看法，也是對于軍事力量完全不同的運用方式，國民黨和共產黨在管理方面的區別，實際上具有普遍意義。就日本侵略軍而言，他們在與共產黨人作戰中間陷入“以短擊長”的困境，戰爭模式的選擇權和主導權掌握在共產黨人一方;在與國民黨軍隊作戰時，侵略軍掌握著主導權并實現了“以長擊短”，國民黨方面遭遇到慘重的失敗。

　　在后來的解放戰爭全面爆發不久，針對國民黨軍隊在武器裝備、人力物力方面的有形實力優勢，毛澤東在1946年與美國記者斯特朗的談話中發出了那個氣勢磅薄的預言――“拿中國的情形來說，我們所依靠的不過是小米加步槍，但是歷史最后將證明，這小米加步槍比蔣介石的飛機加坦克還要強些。”實際上，小米加步槍恰恰反應了共產黨軍隊在經濟和裝備方面的劣勢，步槍的殺傷力也肯定無法跟飛機加坦克相比，這是體現在武器裝備方面的有形實力劣勢;但是國民黨軍隊在有形實力上的有限優勢，不足以彌補無形實力方面的巨大落后，戰爭勝負最終是有形實力和無形實力綜合起作用的結果，無形實力方面的巨大差距將要奠定國民黨失敗的命運。解放戰爭的最后結果，則雄辯地證明了毛澤東的預見。

　　二〇〇八年七月六日

　　從“蔣氏作戰法”看國軍的正面戰場抗戰

　　作者：老田

　　從抗日戰爭到解放戰爭，蔣軍作戰都基本上是“以短擊長”，這可以稱為“蔣氏作戰法”。在與日本侵略軍作戰的時候，蔣軍多采取僵化的陣地防御戰術，把大量有生力量暴露在敵人的優勢火力之下，每每造成重大傷亡，有關資料顯示抗戰期間國軍傷亡數量高達350萬之巨。如果真的要追究法律責任的話，除了張自忠等個別將領之外，其他蔣軍將領按照他們在抗戰期間的作為，都應該被送上軍事法庭。蔣軍在與共產黨作戰的時候，也是常常分兵把守交通線或者困守孤城，坐看解放軍“圍城打援”，搞農村包圍城市，最后連城市也守不住;解放戰爭中間，蔣軍也基本上是按照解放軍的優勢和自己的劣勢來參與戰爭的，所以解決戰爭的時間比毛澤東原來預料的要短得多。

　　不能說蔣軍一貫喜歡打敗仗，或者對抗戰毫無興趣，問題在于戰爭容不得半點虛偽和驕傲，最終是需要用戰績來回答問題的，不是個人動機所能夠說明的。蔣軍在日軍優勢火力下的損失巨大，丟城失地;然后又敗于劣勢裝備下的解放軍，自己去臺灣了事;這都不是蔣介石的個人動機能夠解釋的，更不能因此說蔣氏搞“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相比較而言，志愿軍在朝鮮戰場上取得的勝利，就是既沒有抗戰期間蔣軍本土作戰的民眾支持優勢，而且志愿軍和美軍的武器差距大于蔣軍對日軍火力的差距，這個勝利也不是個人動機能夠解釋得了的。

　　總體而言，這是中國精英階層受其階級本能的局限，長期無法有效動員并運用民眾力量的結果。從動機和單純的力量對比去為近代史上精英們失敗找借口，也不是今天才發生的，而且還肯定會繼續下去，這是精英們拒絕就其階級本能帶來的惡劣后果進行懺悔的堅定階級意志的體現，也是他們為自己階級本能――精英主義――所進行的一種變相的合法性辯護。精英們總算搞清楚了，指責慈禧太后和蔣介石無能，其實就是在指責整個精英階層的無能，跟說他們自己無能、不配霸占優勢地位是一回事，所以精英們今天從李鴻章到蔣介石，都想要為他們翻案，為這些人翻案其實就是為精英主義辯護，關鍵的邏輯在于：要在取消“民眾力量真實存在”的前提下，去肯定精英們沒有什么措置失當。

　　在單個戰場上集中優勢兵力去對付敵人，在局部看僅僅是一個敵方軍事信息掌握和己方兵力調度的指揮和決策問題;從戰爭的全局看，則是軍事組織的嚴密性和戰斗人員的個人戰斗意志力量的對比的結果。在有限的兵力能否集中使用的問題上，軍隊與民眾的關系是敵對還是互相支持具有決定性意義，蔣軍一進入解放區，就不能不處處分兵把守，戰線越長兵力就越分散;而解放軍有限的兵力卻可以集中使用，這樣就必然要出現局部戰場解放軍兵力優勢的大量機會，指揮員只要不是白癡就總能抓到幾個機會。這在蔣軍進攻山東戰場的時候，表現得極為明顯，所以軍事戰術運用是有前提條件的，這個前提條件按照毛澤東自己的總結就是“軍民團結如一人，試看天下誰能敵?”這個前提恰恰不是純粹軍事性的，或者是技術性的，而是政治性的，鑒于戰略戰術的運用基礎主要不是指揮員所能控制的，解放戰爭勝利也絕對不是某幾個高人的功勞，而是要歸功于人民的支持，要歸功于解放戰爭目標代表多數人利益的戰爭正義性，因此毛澤東命名了“人民戰爭”，他還在解放后長期批評一些居功自傲的人是“貪天之功為己有”。

　　總結人民戰爭的經驗和教訓，特別是達成人民戰爭的政治前提，意味著要肯定人民作為歷史創造者的地位，同時否定精英階層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自發訴求――-精英主義，意味著否定個人英雄的歷史地位，不利于新老精英們為自己的優勢地位辯護，這種事情一提起來新老精英們就感到窩心。在建國后毛澤東對忽視總結中國革命戰爭的軍事經驗和教訓的現象，持強烈抨擊態度，特別是對于軍事教學中間單純重視“十大打擊”(指蘇聯在二戰反攻階段的十次反攻戰役)的問題，提出過多次批評，后來發展到嚴厲批評羅瑞卿只注意“大比武”而“忽視政治”。這些在根本上都質疑到一個問題：就是作為戰爭中間武器弱勢一方，應該如何參與競爭的問題。因為對于弱勢一方而言，單純重視武器優良和作為武器效能延伸的個人作戰技術提高，實際上是把目光局限在要與優勢一方去比較“硬實力”上，拒絕在提升“軟實力”上下功夫，按照這個路子去規劃軍隊建設和做戰爭準備，對于軍事家毛澤東來說，后果當然是不言而喻的失敗。

　　毛澤東向來主張“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有什么武器打什么樣的仗”，這些說法在根本上是要弱勢一方運用與強勢一方不同的競爭規則，關鍵在于堅強的戰爭意志和軍事組織。這是弱者參與競爭并克敵制勝的關鍵，因為有形力量不足是短期內難以改變的現實，因此戰爭勝利的法寶只能是在無形力量的提升方面著眼。為了國家安全和戰爭勝利，中國作為武器劣勢難以更改的第三世界國家，必須始終要在武器優勢之外的政治方面去找出路，任何把目光局限在或者引導人們把眼光局限在武器優勢方面的治軍思路，都是錯誤的。如果在國家安全形勢迅速惡化的時期，還要繼續堅持這個治軍思路，就等于是自取滅亡，因此最無法容忍;羅瑞卿在美國制造“東京灣事件”之后，于1965年底受到嚴厲批判并被免職，不能說與他自己的見識局限無關。

　　從蔣軍在抗戰期間的表現看，說他們不抗日、或者說他們假抗日，這樣的說法多少有些失之偏頗，這基本上是毛澤東所指稱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搞“話語權腐敗”的結果――用最簡單粗暴的方式把共產黨的對手妖魔化，知識精英為在新中國為確立自己的話語權，選擇了一條投入最少的路徑。但是從抗日戰爭正面戰場的績效去看，蔣軍的抗戰成績之小和犧牲之大，就十分駭人聽聞，民眾的生命財產損失更是難以估量，至今留在中國人民記憶中間的一系列大屠殺，就是蔣軍抗戰績效極差的證據和后果。

　　正面戰場抗戰的結果，在根本上說明了蔣軍在戰略戰術上的全盤失敗，是在與強者競爭中間，還去簡單地援用強者的戰爭規則的結果。在這個意義上，蔣軍和蔣政權的性質，都決定了蔣介石集團無法領導中國人民進行有效的抗戰，無法有效地動員民眾的力量，無法有效地運用已經集結起來的軍事力量。一個國家在遭遇外敵殘酷入侵的情況下，在本土進行正義的反侵略戰爭，蔣政權竟然還要依靠“抓壯丁”去補充戰斗人員，就說明了這個政權與民眾關系的疏遠，嚴重缺乏動員民眾的足夠意愿和能力，這與八路軍、新四軍在敵后與民眾間的良性互動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而在蔣軍內部各個部隊之間、部隊的官兵之間，整合程度之差是有目共睹的，這與優勢裝備日軍的組織條件和政治條件相比，都有不小的落差，作為沒有武器優勢的一方，在軍事組織和政治動員方面又比對手更差，這樣的抗戰只能是某種意義上的“送死”。

　　要捍衛中國的國家安全和免于被侵略，或者要奪取抗戰的勝利，一個基本要求是中國的政權必須在軍事組織程度和政治動員方面優于侵略軍，換言之，抗戰勝利的唯一門道是要在無形力量上去彌補有形力量的不足，靠提升“軟實力”去彌補“硬實力”的不足，以部分抵消日軍的武器優勢。如果無法達到這一要求，或者努力方向與此相反，就是不合格的政權和軍事領導者，即便是不送上軍事法庭，也沒有繼續存在的合法依據。由于蔣政權的政治性質，使他無法完成政治動員和軍事整合，無法掌握并保持一個提升“無形力量”的人民戰爭模式，因此蔣政權每一次對民眾力量的動員和無效使用，當然就意味著抗戰力量的削減，質而言之，蔣政權不可能不是抗戰事業的“另類破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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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四年十二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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