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國內各大網站紛紛披露，電視連續劇《彭德懷》，即將開拍了。特別是消息特別靈通又專門以反毛非毛而著稱的香港鳳凰中文網，更是象要爭搶為《彭德懷》鳴鑼開道之功的樣子，在今年的十一和十二兩月，接連發表了多篇吹捧彭德懷而貶低、矮化、丑化、甚至是妖魔化毛澤東的文章或講談。

　　在一九五九年七二月至八月十六日召開的統稱為是“廬山會議”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八屆八中全會上，彭德懷由于給毛澤東寫了一封對“大躍進與人民公社運動”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的俗稱是“萬言書”的信和小組會上的一些發言以及在其他地方的一些不當談話，引起了毛澤東和黨的其他多數領導人的高度警覺，因此與支持他觀點的黃克誠、張聞天和周小舟等人一道被，被打成了反黨集團而撤銷了軍委副主席和國防部長的職務，但卻保留了其政治局委員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以及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

　　毛澤東逝世之后，在被視為是改革開放標志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閉幕之后僅僅兩天的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彭德懷和陶鑄的追悼會便在人民大會堂得以同一場舉行。追悼會由當時已經成為了我國政壇的實際三巨頭之一的葉劍英主持，另兩位巨頭鄧小平和陳云分別為彭德懷和陶鑄致了悼詞。而彭德懷和陶鑄等人能夠得以平反，全賴于陳云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對會議主題的扭轉。

　　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前的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日至十二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了歷時三十六天的中央工作會議，以討論農業生產和明后年國民經濟計劃安排以及從一九七九年一月起把全黨工作的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問題。然而十一月十二日，陳云在東北組小組的討論會上，卻突然脫離了會議的主題，做了題為《堅持有錯必改的方針》的發言，并列舉了應由中央考慮和決定的六個問題。其中之一就是彭德懷同志的問題。他說，彭德懷同志是擔負過黨和軍隊重要工作的共產黨員，對黨的貢獻很大，現在已經死了。過去說他犯過錯誤，但我沒有聽說過把他開除出黨。既然沒有開除出黨，他的骨灰應該存放到八寶山革命公墓。陳云的這個發言，得到了與會的其他老同志的積極呼應。十一月二十五日，在與會的老同志的強烈要求下，華國鋒代表中央政治局向會議宣布了對“文革”中發生的和“文革”前遺留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與涉及一些同志功過是非問題的八條平反決定。其中一條就是糾正過去對彭德懷、陶鑄和楊尚昆所做的錯誤結論。

　　在閉幕會上，鄧小平作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高度評價了關于真理標準的討論。“目前進行的關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的討論，實際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爭論。”“只有解放思想，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我們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才能順利進行，我們黨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理論也才能順利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爭論，的確是個思想路線問題，是個政治問題，是個關系到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的問題。”這次中央工作會議為三中全會的召開做了充分的準備，鄧小平的講話也更是成為三中全會的指導思想。

　　十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全會對中央工作會議提出研究的一系列重大問題作了進一步深入研究，并作出了決議。全會還正式平反了一批重大的冤假錯案，對“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的錯誤進行了切實的糾正。其中，審查和糾正了對彭德懷所作的錯誤結論，重新肯定了他為中國人民革命事業建立的不朽功勛，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決定為彭德懷舉行隆重的追悼大會。

　　直到目前仍在不斷推進的這場私有化的改革開放，發軔于十一屆三中全會。而于一九七八年年底召開的這次中央工作會，又為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奠定了基礎。但原本是討論農業生產和明后年國民經濟計劃安排以及從一九七九年一月起把全黨工作的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等問題的中央工作會議，卻又被陳云等人扭轉了會議方向。而彭德懷的問題，又成為了陳云等人扭轉會議方向的有力武器。因此說，沒有彭德懷，今天的中國還不知會是個什么樣子?

　　彭德懷被平反之后，受到了各方面廣泛、深入、持久的歌頌與贊揚。因此曾經被定為是里通外國的反黨分子彭德懷，也就變成了一個白璧無瑕的完人。而隨著對彭德懷的歌頌與贊揚，因此對毛澤東的否定、貶低、矮化、甚至是妖魔化，也就從此開始了。

　　歌頌贊揚彭德懷的那些人，常常借用毛澤東當年夸張彭德懷的“誰敢橫刀立馬，唯我彭大將軍”的詩句，把彭德懷塑造成了一幅威風凜凜、勇武剛烈、運籌帷幄、叱咤風云、快人快語、心底無私、胸懷坦蕩、白璧無瑕的純軍人形象。然而真實的彭德懷，他的人生就如同他的那種“鐵骨柔與腸”的性格一樣，黑白赫然分明。

　　彭德懷的確是為中國革命，為中國人民、為中華民族立下過不朽的功勛，但是彭德懷卻也曾經對中國共產黨造成過極大的威脅，險些導致了中國共產黨的分裂。

　　在“廬山會議”上，彭德懷的一封信之所以會引起毛澤東和其他黨的領導人的高度警覺，還不僅僅是在于這封信本身的內容，而是在于彭德懷在小組會上的講話以及所得到的呼應。更是因為從彭德懷一生的革命履歷看，他并沒有把加入中國共產黨看作是實現為勞動人民大眾打天下的唯一途徑，而卻是把中共產黨，當作了是他實現個人理想的工具。因此毛澤東才會這樣說：“彭從來就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只是一個同路人”。

　　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是經過二十二年的浴血奮戰才得來的。中國共產黨浴血奮戰的過程，也是一個自身力量不斷發展壯大的過程。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若是論及拉山頭的能力，第一當然是毛澤東，第二則當屬是張國燾，那么位列第三的，應該就是彭德懷了。因此在張國燾叛變之后，中國共產黨內，能夠震懾住彭德懷的，也就只又毛澤東一人了。因此，對彭德懷有著深刻了解的毛澤東這才曾經開玩笑似的對彭德懷說：“老總，咱們定個協議，我死以后，你別造反，行不行?”

　　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二日，滕代遠、彭德懷、黃公略、鄧萍等人以彭德懷為團長的國民黨軍湖南獨立第一師第一團為主要力量，發動了平江起義，起義部隊編為了中國工農紅軍第五軍，由彭德懷任軍長，滕代遠任黨代表。平江起義之后，紅五軍遭到了國民黨軍隊的殘酷圍剿。為了保存主力，于是紅五軍留下一部分力量由黃公略率領在湘鄂贛地區堅持斗爭，彭德懷和滕代遠、鄧萍等人帶領主力八百余人前往井岡山。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十日，彭德懷和滕代遠、鄧萍等人帶領的紅五軍，到達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寧岡新城，與毛澤東和朱德、陳毅等人率領的紅四軍實現了會師。紅五軍和紅四軍會師之后，由于力量太小，于是彭德懷等人主動取消了紅五軍的番號，把所部編為了紅四軍第三十團，彭德懷任紅四軍副軍長兼三十團團長。

　　彭德懷等人率紅五軍的到來，使原本就非常困難的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經濟更加雪上加霜。為了保存革命力量，毛澤東和朱德、陳毅、彭德懷等人決定，由彭德懷和滕代遠、鄧萍等人率三十團和王佐、袁文才的三十二團留守井岡山，由毛澤東和朱德、陳毅等人率紅四軍主力二十八和三十一團共三千六百余人下井岡山去開辟新的革命根據地。一九二九年一月十四日，毛澤東、朱德和陳毅等人率部離開了井岡山，從此，毛澤東親手所開辟的中國革命的第一塊根據地，就交給了彭德懷等人。

　　毛澤東和朱德率領紅四軍主力下了井岡山之后，經過艱苦轉戰，先后到達贛南和閩西。經過在贛南和閩西打了幾次勝仗之后，由于得到了大量的繳獲而力量大增。四月初，紅四軍從閩西回師贛南之后，先后打下了瑞金、雩都、寧都、興國等縣城，恢復和建立了革命政權，發動和組織群眾，開展土地革命，從而創建了贛南革命根據地。

　　紅四軍主力離開井岡山之后，彭德懷等人恢復了紅五軍的番號。一月十六日，敵軍兵分三路準備開始向井岡山進犯，二十六日，敵人向井岡山的桐木嶺、朱砂沖、雙馬石、八面山和黃洋界五大哨口發動猛烈進攻，二十九日夜，黃洋界方面的敵人抄小路插到黃洋界側后的小井，隨后側擊黃洋界，奪占了這一重要哨口。三十日，八面山和桐木嶺哨口也相繼失守，部分敵軍插入井岡山中心地區。當晚，彭德懷于收攏部隊，由荊竹山向贛南突圍而去。而第三十二團在王佐和袁文才的率領下，繼續堅持著井岡山的斗爭。

　　一九二九年四月，彭德懷等人率部以紅五軍的名義來到贛南革命根據地的中心瑞金，再度與毛澤東和朱德、陳毅等人會師。彭德懷到來之后，陳毅勸說彭德懷取消紅五軍的番號再度重歸紅四軍的麾下。然而此時已經學到了毛澤東創造的游擊戰戰略戰術的彭德懷，卻再也不愿甘居毛澤東、朱德之下。因而只是在接受了紅四軍提供的武器彈藥補給之后，又率部以恢復井岡山根據地的名義而離開了紅四軍。

　　毛澤東創造的游擊戰戰略戰術，使猛將彭德懷如虎添翼。離開紅四軍之后，彭德懷先是率部返回了井岡山根據地。盡管一九三○年三月因為彭德懷等人冤殺了王佐和袁文才而導致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徹底失守，但是彭德懷率部返回湘鄂贛之后，卻由于勝仗連連而不僅導致部隊有了猛烈的發展，而且還更是從中衍生出了一個紅八軍。而到一九三○年六月由紅五軍和紅八軍組建由彭德懷任軍團長的紅三軍團的時候，彭德懷所部已經發展到了一萬余人槍。實力與朱德任軍團長、毛澤東任政治委員的紅一軍團，已經不差上下。紅三軍團組建之后不久，便于七月二十七日攻占了長沙。攻占長沙，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工農紅軍攻克的唯一一座省會城市。長沙的攻克，使彭德懷聲名大噪，一時力壓朱毛。因此同年八月二十三日，紅三軍團與轉戰到湘鄂贛革命根據地的紅一軍團在湖南瀏陽的永和會師時，如果不是因為參加革命較早，如果不是人民軍隊的建軍原則為毛澤東在和朱德共同領導紅四軍時所創造的。那么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中國工農紅軍的總司令，來自以后八路軍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總司令是朱德還是彭德懷，還真的不太好說。跟著毛澤東，就是能成功。因此，說“游擊戰爭‘十六字’訣為朱德所首創”，說“朱德教毛澤東打仗”的那些人，也太對不起彭德懷了吧。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為了研究如何應對抗日戰爭爆發后的新形勢，黨中央在陜北洛川召開通稱為是“洛川會議”政治局擴大會議。堅持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原則，在戰略上配合國民黨軍隊的正面戰場。然而周恩來和朱德、彭德懷等，卻躍躍欲試，反對毛澤東提出的堅持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原則，堅持主張打運動游擊戰戰。

　　一九四○年八月八日，彭德懷抓住朱德于當年四月中旬離開八路軍總部返回延安，自己在前方主持工作這個正是自己建功立業的大好機會。因此彭德懷更是鋒芒畢露，不等中央軍委批復，便以八路軍總部的名義，下達了向日寇開展戰略性進攻的“百團大戰”的命令。然而“百團大戰”對于中國共產黨來說，卻不僅只是算是戰術性而不是戰略性的，反而還導致自己陷入了更加艱難的困境之中。

　　抗日戰爭，是中華民族的一場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中共產黨和八路軍的歷史使命，當然就是為了解放中華民族和解放中國人民的。但是由于敵強我弱，由于中國人民還沒有普遍覺醒，因此決定了我國的抗戰，只能是持久的。為了堅持抗戰，那就只有去覺醒更多的中國人民。而由經過了萬里長征和艱苦卓絕的南方游擊戰爭的中國工農紅軍而改編成的那僅有幾萬人的八路軍和新四軍，每名戰士，都是啟發中國人民覺醒的種子，都是點燃中國革命之火的火種。然而彭德懷為了逞他個人的英雄，對這些種子，也太不珍惜了。

　　“百團大戰”打響之后，日寇對我抗日根據地軍民進行了瘋狂的報復。然而此時的彭德懷徹底拋開了毛澤東的“保存自己，消滅敵人”的這一原則，與占有絕對優勢的日軍打起了陣地戰和進攻戰。

　　一九四○年十月下旬，裝備精良的日軍岡崎大隊闖到了位于太行山腹地的關家腦，彭德懷下令一二九師要全殲這股敵人。在一二九師發起多次強攻未果而傷亡慘重的情況下，彭德懷卻竟然發出了這樣的嚴令：“拿不下關家腦，就撤銷你們一二九師的番號”。

　　如果不是特別注明，相信每個人聽到這句話后，一定會以為是從蔣介石的口中說出的。然而說出這句話的，卻是八路軍的副總指揮彭德懷。

　　抗戰初期，中國共產黨經過與蔣介石的艱苦談判，才從蔣介石那里爭取到了八路軍的三個師和一個新編第四軍(相當于八路軍中的師)的番號。如果彭德懷真的撤銷了一二九師的番號，于是八路軍就僅三又去一，那么以后還會有勞動人民大眾的天下嗎?

　　由于彭德懷拉山頭的能力非常強，因而也導致了他的領袖欲望非常強烈。盡管彭德懷并不象是鄧小平對他這個“國內和國際著名的軍事家和政治家”的評價那樣，但是身為一名軍人，彭德懷對政治問題卻極感興趣也非常敏感。因此這才在“廬山會議”僅僅抓住表面上看是經濟問題，但實質上卻是最重大的政治問題，而向毛澤東和劉少奇等人發起了根本性的挑戰。但是他的夫人浦安修卻由于沒有看懂真正的彭德懷，所以在“廬山會議”后，只是這樣埋怨過他：“你是管軍事的，為什么要去管經濟上的事呢?”

　　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給毛澤東寫信的目的，是象后來某些人為他所標榜的那樣是為民請命嗎?是為了幫助毛澤東糾正“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出現的左傾錯誤嗎?顯然不是。那么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信，到底是要達到他什么樣的個人目的呢?

　　“廬山會議”既是彭德懷生前的“滑鐵盧”，也是毛澤東逝世之后的“滑鐵盧”。一次會議卻竟然成了中華民族現代歷史上的兩大民族英雄的“滑鐵盧”，這確實是中華民族的一大不幸。

　　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四日，彭德懷的信送到了毛澤東的手上。從彭德懷的信里，毛澤東一眼就看穿了彭德懷的險惡用心。彭德懷寫信的目的，不只是捅破了在一線主持工作的劉少奇和鄧小平等人工作中犯了嚴重左傾錯誤真相。而且還更是給毛澤東出了一個天大的難題，就是如何處理劉少奇和鄧小平等犯了嚴重左傾錯誤的在一線主持工作的同志。

　　對彭德懷在小組會上二十天喋喋不休的“罵娘”，毛澤東可以裝聾作啞地不回應。但是對彭德懷以寫信的這種方式有理論有系統的“罵娘”、也就是后來毛澤東所說的“下了戰書了”，毛澤東則不能不回應了。特別是由于彭德懷在小組會上的“罵娘”，還更是得到了張聞天、黃克誠、周小舟、周慧和李銳等人的強烈呼應，那么，毛澤東就更不得不回應了。

　　彭德懷在小組會上喋喋不休二十天的“罵娘”和所得到的支持擁護，預示了有著彭德懷這個善于拉山頭并且戰功赫赫的武將作為旗幟和主心骨，有著張聞天這個曾經擔任過中國共產黨總書記且又很受蘇聯人青睞的文人和周小舟、周慧等其他身處重要崗位上的文人們的搖唇呼應，有著黃克誠這個與彭德懷情同父子的總參謀長的鼎力支持，如果毛澤東處理不善，那將很容易導致中國共產黨的分裂。而為了維護黨的團結，為了保護在一線工作的劉少奇和鄧小平等人，那就只有主動把彭德懷等人的火力吸引到自己的身上來。于是在七月二十三日上午親自主持召開的大會上，毛澤東采取了息事寧人的左右各打五十大板的做法，并挺身而出做了這樣自我檢討：

　　“如果講到責任，責任在李富春、責任在王鶴壽，其他部長多多少少有點責任;農業部有責任，譚老板有責任。主要責任應當說在我身上。過去說別人，現在別人說我，應該說我。過去說周恩來、陳云同志，現在說我，實在是有一大堆事情沒有辦。你們看，‘始作俑者，其無后乎’。我無后乎?中國的習慣，男孩叫有后，女孩不算。我一個兒子打死了，一個兒子瘋了，我看是沒有后的。一個大煉鋼鐵，一個人民公社。大躍進的發明權是我，還是柯老?我同柯慶施談過一次話，我說還是我。你那個屬于意識形態，你有沒有責任?(按：柯曾在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上海黨代會作過一個長篇報告《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內容重提多快好省，要十五年趕超英國，具有鼓足干勁、力爭上游的‘大躍進’精神，極受毛澤東的贊賞，成為南寧會議的先聲。)鋼鐵你要搞六百萬噸，(按：一九五八年六月華東計劃會議，確定華東一九五九年鋼鐵指標為六百萬噸，引起一九五九年指標全面高漲，也影響到五八年鋼鐵指標的變化)，我要搞一千零七十萬噸。北戴河會議公報，薄一波建議，也覺得可行。從此闖下大禍，九千萬人上陣。始作俑者是我，應該絕子絕孫。補貼四十億，搞小土群、小洋群，‘得不償失’，‘得失相當’等等說法，即由此而來。我勸同志們，自己有責任的，統統分析一下，不要往多講，也不要往少講，都吐出來。無非拉屎嘛，有屎拉出來，有屁放出來，肚子就舒服了。今天不再講別的，因為還要睡覺。你們要繼續開會就開，我就不開了。講了好久?不到兩個鐘頭嘛。散會!”

　　然而毛澤東息事寧人維護黨的團結這種做法，卻不僅沒有換來息事寧人的效果，相反卻是換來了彭德懷等人不僅變本加厲地妄圖分裂黨的繼續，而且還更是在當天晚上，就把活動從地上轉移到了地下。

　　七月二十三日晚，彭德懷和周小舟、周惠以及李銳在黃克誠的住處，背后非議毛澤東。說主席的作為很象“斯大林的晚年”、“一手遮天”、“翻云覆雨”等。可是不巧，彭德懷和周小舟、周惠以及李銳在黃克誠住處的地下活動，恰恰被羅瑞卿撞到了。

　　時任公安部長的羅瑞卿，有個人盡皆知的毛澤東“大警衛員”的自稱。出于強烈的責任心，羅瑞卿把彭德懷和黃克誠、周小舟、周惠以及李銳等人地下活動的情況向大會進行了匯報。當人們追問他們那天晚上的活動情況時，心懷鬼胎的李銳搶先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然而在信里，李銳不僅隱瞞了真實的情況，而且還更是立下了“如不屬實，愿受黨紀制裁”這樣的重誓。而當黃克誠因為回避不了眾人的追問而說出了他們曾經非議毛澤東象“斯大林晚年”的這一情況后，李銳又搶先跑到毛澤東的住處去坦白自首去，跪在毛澤東的床前痛哭流涕，把他們七月二十三日晚上的活動情況和盤托出。因此，氣得周小舟曾經對周惠大罵李銳是婊子養的。

　　七月二十三日晚的地下活動發生后，見自己的做法并沒有息事寧人。于是毛澤東又只得召開了七月二十七日的大會并當眾這樣質問彭德懷：“我曉得你彭德懷從延安整風以來就不服氣，憋了那么久，這次就發到廬山上來了。好家伙，簡直要把漢陽峰推下去!你我共事三十年，你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有意見為什么不在鄭州會議提出來?不在成都會議上提出來?怕是沒有機會了，是不是?所以，就下了戰書。你罵了二十天，指名道姓，喋喋不休，還要怎么樣了?”

　　見毛澤東一針見血地戳穿了自己的內心真實想法，彭德懷不敢回答也無法回答，但自己的慌張與丑惡又不能不掩蓋。于是彭德懷干脆便來了個潑婦耍賴，答非所問地霍地站起來說：“在延安，你操了我四十天的娘，我操你二十天的娘還不行?”

　　毛澤東在此處所提到的鄭州會議和成都會議，應該是指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日至十日在河南鄭州召開的為了糾正人民公社由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以及廢除商品生產等錯誤主張的有部分中央領導人、大區負責人和部分省、市委書記參加的工作會議，即第一次鄭州會議。也或許是指針對農村人民公社整頓中不斷發現的新問題，為了研究進一步整頓和建設人民公社的方針和方法問題而于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五日同樣在河南鄭州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既第二次鄭州會議。而成都會議，則是一九五八年三月八日至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開有中央有關部門負責人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共三十九人參加的、討論和通過了《關于一九五八年計劃和預算第二本賬的意見》與《關于發展地方工業問題的意見》等四十多個文件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而毛澤東在當時之所以要接二連三地召開一系列會議，就是為了糾正劉少奇等人“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左傾錯誤做法。

　　“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開展起來之后，原本對社會主義集體經濟體制非常反對的劉少奇等人卻一反常態，表現出了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極大的熱心和關注。

　　一九五一年，山西省委向華北局和中央寫了一份報告，提出要把解放區老區的互助組提高一步，組成農業生產合作社。山西省委的這份報告，遭到了劉少奇和華北局第一書記薄一波等領導的批評，劉少奇和薄一波等領導同志認為在小農經濟的基礎上，是不能搞社會主義的。用互助組與合作社的辦法直接走到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的，是空想的社會主義。在小農經濟的基礎上搞社會主義是不能實現的，是一種左的表現。要先實現國家的工業化，然后才能實現合作化、集體化。然而毛澤東在知道這件事之后，明確表示不同意劉少奇和薄一波的觀點，指出他們認為互助組不能生長成農業合作社和現階段不能動搖私有制的觀點是錯誤的，并對劉少奇和薄一波等人進行了耐心的說服教育。

　　據薄一波在他晚年所寫的《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這部回憶錄中介紹，毛澤東用歐洲工業革命之前英國曾經存在過一個長達二百多年的工場手工業歷史階段并推動了工業革命為例，來教育并說服了他們。在《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薄一波這樣回憶到：“在合作化問題上，毛澤東說服了我們。毛澤東就是用‘既然西方資本主義在其發展過程中，有一個工場手工業階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動力機械，而依靠工場分工以形成新生產力的階段。則中國的合作社，依靠統一經營后形成新的生產力，去動搖私有基礎，也是可行的’這個觀點，說服了我們”

　　毛澤東就是用這種理論，說服了劉少奇和薄一波等放棄了他們認為在小農經濟的基礎上不能搞合作化，只有等到實現了機械化之后才能搞合作化的認識。后來薄一波他的回憶錄中繼續回憶到：“能不能在沒有實現工業化，國家還不能提供大量農業機械的前提下，根據農民自愿的原則，組織和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實現農業合作化，是一個帶根本性的問題。在中國，即使沒有大量農業機械，但由于農業生產合作社實行統一經營，統一組織勞動力，能夠合理利用土地，興修水利，改良突然，采用新技術等許多單干農民難以做到的事情，特別是抗御自然災害方面，都顯示了合作社的優越性。·····，·····。在合作化問題上，毛澤東提出了一個全新的觀點。”

　　經過毛主席的耐心說服教育，中央“統一”了認識，于是徹底鏟除了小農經濟這個封建經濟基礎的農業合作化運動，在全國的農村全面開展起來了。然而中央的認識真的是統一了嗎?后來的事實證明了，薄一波是真正理解了在我國農村實現生產合作化的重要意義并真正地改正了自己的錯誤，而劉少奇卻不過就是由于在理論上爭論不過毛主席而當時又不具備搞“不爭論”的能力，故而在積蓄力量、等待時機、隨時反撲。所以剛剛到了一九五五年，在劉少奇的暗中支持下，主持中央農村工作的鄧子恢，在全國一下子就砍掉了二十萬個農業生產合作社。特別是到了一九六二年，借國民經濟出現了暫時的困難而進行調整之機，劉少奇又開始在全國農村大肆推行起純屬是封建社會經濟性質的“三自一包”和完全屬于是資本主義性質的“四大自由”來。而這一切，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對群眾做檢討時，劉少奇都把它推給了鄧子恢和陳云等人。

　　一九五八年五月五日至二十三日召開的八大二次會議上，確立了毛澤東提出的“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總路線的制定，為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指明了方向，只要沿著這條總路線并依托人民公社的這種組織形式，再采取“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這種方式，我國將不僅很快就能實現工業化，而且還更將很快就把我國建設成為偉大的社會主義強國。對此，一貫反對農業合作化，尤其是始終反對及早在我國實行社會主義制度而要堅持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的劉少奇感到了自己將要被時代所淘汰。然而對于這一問題，劉少奇不是想著如何提高自己思想認識以跟上時代的發展，而卻是想著如何讓時間停留或是倒退回去。

　　對毛澤東號召的要通過開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這種方式來加快我國社會主義事業建設步伐的這種做法，一心想走新民主主義道路的劉少奇等人是非常不贊同的，甚至是從心里堅決反對的。但是鑒于毛澤東那一貫的高瞻遠矚和由于領導中國革命所取得的最后勝利而形成的巨大聲望，劉少奇和追隨他們的那些人還不敢公開與毛澤東進行對抗。但是為了證明社會主義搞早了，那就必須要把“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搞糟了。而為了能把“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搞糟，于是劉少奇等人對毛澤東號召開展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玩弄起了“火上澆油”的戰術，大刮“共產風”、“一平二調風”、“浮夸風”、“干部特殊化風”和“生產瞎指揮風”這“五風”，從而使“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能夠被燒毀，以迫使毛澤東放棄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強國的偉大設想而屈從于他們的主張。因此當“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開展起來之后，劉少奇等人借用在一線主持工作的機會，使勁地往廣大干部群眾被毛澤東建設社會主義強國的偉大理想所點燃的熱情之火上澆油扇風，妄圖使之形成不可控制之勢，從而使毛澤東的建設社會主義強國的偉大理想，將被他自己點燃而劉少奇又拼命澆油所形成的越燒越旺的人民群眾的熱情之火燒毀。

　　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劉少奇所采取的火上澆油的辦法，就是在毛澤東提出的“高指標”的基礎上，提出更高更多的要求。毛澤東在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剛剛提出要用十五年的時間在鋼鐵生產方面趕上或超過英國，劉少奇馬上就在十二月二日提出要在同一時期在鋼鐵和其他重工業產品的產量方面趕上或超過英國;在毛澤東剛剛提出了他花費兩年多的時間，親自進行調查研究，多次召開專家干部會議，通過進行仔細深入地研究討論而制定的在全國農業生產的三類地區糧食畝產在十二年之內要實現四百斤、五百斤和八百斤產量的這個《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之后，劉少奇第二年在視察江蘇省常熟縣的時候，就來個一臉認真地問“一萬斤?還能再多嗎?你們這里條件好，再搞一些深翻，還能多打些”;在毛澤東剛剛提出了“鼓足干凈，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之后，劉少奇馬上就大力號召要“跑步進入共產主義”。劉少奇的真實想法，不過就是只要各級領導干部和廣大人民群眾陷入左傾盲目之中，那么大躍進運動也就必然會陷入失敗。如此一來，那就不僅能夠在全國人民、甚至是在全世界所有人的面前分出誰的路線才是正確的路線，而且也能迫使毛澤東屈從與他的主張，甚至更可能是避位“讓賢”。

　　劉少奇所采取的這種“火上澆油”的這種戰術，的確是高明，也實在是令毛澤東有苦難言。給人民群眾建設社會主義的熱情火上澆油，在表面上看，的的確確是順應了毛澤東的大躍進的設想。然而在實際上，卻只能是導致“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失敗。只不過這一“戰術”也太過陰毒，黨內路線上的分歧，即使是無法說服對方，也不應該拿全國人民的利益和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甚至是拿人民的生命去做籌碼。

　　劉少奇等人的“火上澆油”戰術不僅運用得實在是“高明”，而且具體實施“火上澆油”戰術的手段，那可更是令人叫絕。就是順著毛澤東外出視察時所走過的線路去視察，從而制造一種使人感到劉少奇等人是在自然而然地追隨毛澤東的假象。此舉不僅能夠充分地掩飾自己的“澆油”行為，而且還更便于日后嫁禍毛澤東。果不其然，在一九六二年召開的“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成功地利用毛澤東為了維護黨內的團結和劉少奇這個接班人的威望而主動承擔了大躍進遭受挫折的責任之機，做出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遭受挫折的原因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這個結論并成功地嫁禍于了毛澤東，從而迫使毛澤東退出了經濟工作的領導領域。在迫使了毛澤東退出經濟工作領導領域之后，劉少奇和陳云等人在主持經濟整頓工作之中，大肆地推出了要全面復辟資本主義的自負盈虧、自由市場、自留地和包產到戶的“三自一包”和土地租佃自由、借貸自由、買賣自由和雇工自由這“四大自由”。

　　一九五八年六月三十日，在黨的八大二次會議確定了“鼓足干凈，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之后，劉少奇在同《北京日報》編輯談話時說：“共產主義社會的基層組織，現在開始實驗”。(當時搞農業合作社小社并為大社，有的包括工、農、商、學、兵內容，但還沒有“人民公社”的名稱，劉少奇稱之為“共產主義社會的基層組織”)。“恐怕不能象現在這樣，種地的凈種地，做工的凈做工，現在就要搞工、農、商、學、兵。不能搞單打一，現在農業合作社已經開始辦工廠、商店、銀行、服務事業、洗衣房、食堂、學校，都歸它。以后就在工廠、農村、學校發槍操練，工農商學兵都有了。我看，三、四十年之后，可以到共產主義社會，你們看，要不要這么長?”

　　一九五八年七月五日，劉少奇視察了石景山鋼發電廠，在同發電廠的工人談話時，劉少奇這樣說到：“工廠要辦食堂、托兒所、洗衣店，辦學校、辦農場，發點槍給大家操練。總之，工農商學兵全都自己干。這樣下去，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民族大有希望，不要幾年就好了。現在苦干幾年很有必要，不然過不了關，苦干幾年就不那么落后了。現在趕上英國不是十幾年，二年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過英國，這不是假的。十五年超過美國的問題，其實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大家干勁這么大嘛!不計上下班，干完就算數，有這么股勁，我看七、八年就行。一是黨的領導，一是大家努力，好好干，大有希望。中國進入共產主義不要好久，你們大家都可以看到共產主義。”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四日到十八日，劉少奇到山東壽張縣視察，當時的報紙報導說：“少奇同志在參觀了臺前社畝產將達三萬至五萬斤的玉米，三萬至五萬斤的谷子，三十萬斤地瓜和宏偉社畝產一萬五千斤籽棉的豐產后，贊揚他們說：‘你們壓倒了科學家，他們沒敢想的，你們做到了，這是個革命。’”劉少奇的這一講話一經傳出，全國各地的實驗田、豐產田紛紛把原來畝產千幾斤、幾千斤的牌子，換為幾千斤、上萬斤甚至十幾萬斤的牌子。假報導的豐產數也由畝產幾千斤一躍報導畝產數幾萬斤了。

　　一九五八年八月四日，毛澤東視察了河北省徐水縣。八月六日，又來到已經成立了我國第一個農村人民公社的河南省新鄉縣七里營進行視察。八月十日，毛澤東又視察了天津市東郊區四合莊鄉新立村人民公社。據當年跟隨報道毛澤東視察七里營人民公社消息的《新鄉日報》記者王定邦回憶說：在視察七里營人民公社的棉田時，毛澤東問當地的生產負責人對棉花的估產情況，當聽到該負責人回答說還正在生長的棉花產量將達到一千斤時，毛澤東嚴肅地說：“你收到手才算數。”

　　糧食生產的浮夸風，與鼓吹過度密植是緊密相連的。一九五九年九月十日，在毛澤東視察了徐水縣后還不到四十天，劉少奇也來到了這里進行視察。據當年的報紙記載：“在視察豐產地時，更多的是隨時隨地給予寶貴指示。看過一些密植作物，少奇同志說：‘你們這里種大畦子的辦法不錯!只要畦跟畦之間留個小垅道，能進去人就行。要除草、間苗的話，可以做個寸把寬的小鋤，也可以用鑷子夾。’”(見一九五八年九月十八日出版的《人民日報》。文章的標題為《劉少奇同志在徐水》，作者為康濯)

　　合理密植，的確是提高糧食產量的一個有效辦法。然而但凡懂得一點農業生產知識的人都知道，莊稼如果生長過密，也會降低糧食的產量。因此田間管理，才會出現間苗的這一程序。我國有句形容人們能夠間接接受到一些知識的俗話，叫作“沒有吃過豬肉，還沒有見過豬走”。劉少奇盡管出生在富家，后來又成為了國家主席，可能沒有親自種過地，但終不至于天真如此吧。沒種過糧食，還沒吃過人飯嗎?寸把寬的小鋤和鑷子，那不是農夫在種地，只能是婦女在繡花。把密植鼓吹到這種程度，不是火上澆油，又能算是什么。而更有楊尚昆、劉瀾濤和林鐵等那么幾個人，也為了“火上澆油”，甚至還跑到毛澤東視察過的天津，嬉皮笑臉地站在正在生長的水稻上照相并還刊登在了報紙上。只要是吃人飯長大而不是吃狗屎長大的中國人就都知道，所有的莊稼都是怕人踩驢踏的。而有的人就是為了“火上澆油”，所以才要站在正在成長的水稻上照相并刊登在報紙上。據說，當年毛澤東看到這幅照片時，邊搖頭邊苦笑著說：“娃娃，下來吧，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接著又說：“吹牛，靠不住的，我是種過地的，畝產十萬斤，堆也堆不起來么”。

　　就是在劉少奇等人的拼命鼓吹下，浮夸風在全國的許多地方一下子就刮了起來，從而給大躍進運動中的農業生產，造成了及大地損失，并終于釀成了在和平年代大量餓死人的慘劇，而其中尤以河南省為烈。

　　一九五七年以后，中華民族又遭遇到了一場新的外部威脅。斯大林去世后，赫魯曉夫成了蘇聯新的領導人，赫魯曉夫在掌握了蘇聯的最高領導權之后，逐漸改變了斯大林時期的路線。一九五七年蘇聯的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研制成功，這也是人類的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而隨著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的上天，赫魯曉夫認為蘇聯在某些科技和工業領域已經接近美國，遂放棄了無產階級繼續革命的理論，提出了蘇聯要在十年內全面趕上美國，要與資本主義世界進行“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幻想資本主義能向社會主義“和平過渡”。主張與美國搞緩和，放棄對抗，并企圖聯手控制世界。美蘇緩和放棄對抗后，勢必能騰出手來，整合各自陣營的內部，加強對各自陣營內其他國家的控制，同時迫使陣營之外的世界上的其他各國向美蘇這兩個中心聚攏。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后，蘇聯對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的所作所為和對阿富汗的公然入侵;美國加強對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國家和其他國家的控制，就能充分證明這一點。赫魯曉夫主張與美國搞緩和的這一做法，對新中國的威脅是巨大的。原先赫魯曉夫為加強社會主義陣營的力量，對新中國的工業、尤其是核工業的發展還提供了一些有限的技術和物質幫助。但是，當美蘇出現緩和的趨勢后，赫魯曉夫馬上便反悔了，并于一九六○年六月全面斷絕了對新中國核技術的援助。對世界局勢的這一發展趨勢，毛澤東洞若觀火，時刻關注著美蘇兩國的動向。

　　一九五八年，美國一再逼迫蔣介石從金門、馬祖撤軍，以便就此結束中國的內戰狀態，進而導致臺灣問題國際化。為了挫敗美國的企圖，毛澤東以支援中東地區人民反對美國、英國入侵的名義，在事先沒有通知蘇聯的情況下，于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三日下令炮擊金門、馬祖。這一行動，給了蔣介石以內戰尚在進行，拒絕從金門、馬祖撤軍的借口。由于中蘇之間簽有友好互助同盟條約，表面上又是親密無間的同志關系，而且，在炮擊金門前的七月三十一日，毛澤東邀請赫魯曉夫秘密來中國訪問，而八月三日當赫魯曉夫返回時，卻不僅是讓他公開走的，而且還舉行了隆重的歡送儀式并共同發表了兩國會談公報。這一切足以使美國認為中國炮擊金門是在蘇聯的支持下進行的。因此開始懷疑蘇聯提出緩和的誠意，對赫魯曉夫后來一再提出的緩和建議，報以冷淡。毛澤東炮擊金門，表面上看是國內問題，實際上是一次重大的外交行動，實現了一箭三雕的戰略意圖：一是與蔣介石互相配合，制造內戰還在繼續的假象，挫敗了美國逼迫蔣介石從金門、馬祖撤軍，意在使臺灣問題國際化的企圖，為實現中華民族統一創造了條件;二是在美蘇緩和的進程中制造了一個巨大的障礙，使美國由此懷疑赫魯曉夫搞緩和的誠意，非但沒有實現緩和，而且后來還加劇了美蘇的對抗;三是在世界上再一次為我國樹立起了敢于主持國際正義，堅決支持弱小國家反抗大國侵略的與壓迫的良好形象。然而正象毛澤東于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六日上午在同吳冷西(新華社社長、《人民日報》總編)等人談話時所說的“大躍進是我發動的，公社化是我提倡的。這兩件大事到八月間北戴河會議時達到高潮;但那時我的心思并沒有全花在這兩件大事上，很大一部分精力被國際問題吸引去了”那樣，當毛澤東忙完了國際問題的大事之后，回頭一看，他所發動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已經被劉少奇等人所實施的“火上澆油的戰術，燒得七零八落了。于是，毛澤東只得馬上采取措施，不僅在半年之內接連召開了五次重要會議，以滅火，糾左。而且更是索性一竿子插到底，就在劉少奇被選舉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第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閉幕第二天的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直接給省、地、縣、社、大隊、小隊六級干部寫了一封公開信。

　　毛澤東就連召開的這五次重要會議，第一次會議是一九五八年的十一月二日至十日在鄭州召集部分中央領導人、大區負責人和部分省、市委書記參加的工作會議，即第一次鄭州會議;第二次會議是當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十日在武昌舉行的中共八屆六中全會;第三次會議是于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召開的第二次鄭州會議，也就是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第四次會議是一九五九年四月二日至五日在上海舉行的中共八屆七中全會;第五次會議是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八日第二屆全國人大閉幕的當天在北京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

　　盡管毛澤東滅火、糾左的努力沒有得到黨內其他任何一個重要領導人的呼應與配合。但是憑著個人的巨大威望和艱苦努力，毛澤東還是把局勢挽救了過來。這一切，彭德懷都是看在眼里，記在心里。因此說彭德懷在“廬山會議”小組會上的那些講話和給毛澤東寫信是為民請命，是為了糾左，純屬是沒有根據的為了吹捧彭德懷并貶低毛澤東的不實之言。如果彭德懷真的是為民請命，為了糾左，那么為什么就象是毛澤東所說的那樣：“為什么不在鄭州會議提出來?不在成都會議上提出來?怕是沒有機會了，是不是?”那么毛澤東在這里所講的“機會”，又會是指什么機會呢?從當時的時空環境和歷史條件來分析，那就是彭德懷期待已久的扳倒劉少奇、林彪和鄧小平而成為毛澤東的接班人的機會。

　　當時除毛澤東之外的黨中央六位常委中，朱德的年齡大于毛澤東，顯然不可能成為毛澤東的接班人。周恩來由于個人的素質、尤其是個人性格上的原因，而不具備領袖的資質，所以也不可能成為毛澤東的接班人。因此有可能成為毛澤東的接班人的，也就只剩下劉少奇、陳云、林彪和鄧小平這四人了。

　　中國共產黨的天下，完全是憑著中國共產黨人的浴血奮戰才打下來的。而在打天下的過程中，軍功最大的，不只是彭德懷，就是絕大多數的中國人也會認為除了毛澤東，那就屬彭德懷了。除毛澤東之外，由于大家既然都懷著“老子打天下老子就應該坐天下”的同樣心理，那么在彭德懷看來，毛澤東身后，中國共產黨的領袖和中國的最高領導人，當然就應該輪到他彭德懷了。然而在黨的“八大”上，毛澤東卻不僅沒有把彭德懷列為常委，反而還在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五日召開的黨的八屆五中全會上，把林彪提升為了黨中央常委、副主席，從而使同是軍人的林彪在黨內的地位高過了彭德懷。因此在一九五八年六月九日于中南海召開的政治局會議和在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五日至四月一日召開的上海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彭德懷兩次以提出要辭去國防部長的職務相要挾，因而這才受到毛澤東的“副總理兼國防部長還嫌不夠嗎”這樣的嚴厲呵斥。

　　不只是在彭德懷和其他的所有人看來，而且在中國共產黨打天下的過程中，表面上的事實也的確是如此。劉少奇由于是一個文人，所以在打天下的過程中所建立的功勛，遠遠不如彭德懷;鄧小平因為也不過就是個軍人中的半吊子文人，文人中的半吊子軍人，所以純屬就是個禽不禽、獸不獸的蝙蝠一樣的家伙。在打天下的過程中，所有的軍功也都是由于傍上了劉伯承才立下的;陳云自參加革命之日起，就一直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只不過就是由于緊跟了王明、博古、張聞天等人，所以這才得以“近水樓臺先得月”，借著曾經的假冒偽劣的黨中央常委的機會，從而成為了正式的黨中央常委，因此在彭德懷爭奪接班人地位的道路上，根本就不堪一擊;而至于林彪，當彭德懷在紅四軍與紅五軍的會師大會上慷慨陳詞的時候，林彪還只不過就是個臺下聽講的幾千人中的之一。抗日戰爭中，林彪的戰功遠不及彭德懷。盡管解放戰爭中，林彪的戰功和聲名壓倒了彭德懷。但是抗美援朝一戰，更使彭德懷聲震全世界。因此如果與彭德懷去爭奪接班人的地位，那只能甘拜下風。所以八屆五中全會后所形成的這種的人事格局，不用說對于彭德懷這個領袖欲望極強的人，就是對于任何一個只要是懷有“老子打天下老子就要坐天下”這種思想的人來說，都是無法、而且也根本不可能接受的。但是，由于有毛澤東在，由于有毛澤東的巨大威望在，所以彭德懷還不敢跳出來公開反對，而只能蟄伏以等待時機。然而由于劉少奇和鄧小平等人為了抵制、甚至是破壞毛澤東發動的為了加快我國公有化、集體化和工業化進程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故意采取了火上澆油戰術的極左做法。對于劉鄧故意用火上澆油的這種做法來干擾、甚至是破壞“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身在其中的毛澤東或許還沒有看透，或許是有苦難言。但是作為旁觀者的彭德懷，卻不僅看得十分清楚，而且還更是給彭德懷留下了扳倒劉少奇和鄧小平這兩人的機會。因此“廬山會議”一開始，彭德懷在小組會的發言中便開始猛烈攻擊劉鄧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所犯的那些左傾錯誤。而彭德懷的講話，又更是得到了張聞天、黃克誠和周小舟、周惠和李銳等人的強烈呼應，從而形成了兩派之間的激烈爭論。在不僅形成了兩派，而且兩派之間還更是出現了激烈爭論的且大有水火不容之勢情況下，為了維護黨的團結，毛澤東只能盡力來調和彭德懷與劉鄧之間的矛盾。因此在廬山會議的前期，毛澤東只好采取不表態的這種做法，以平息這場爭論。眼看自己挑起的爭論，被毛澤東平息了下去。而只要爭論平息下去，也就等于失去了扳倒劉鄧的大好機會。于是，彭德懷就只能以給毛澤東寫信的這種方式，直接逼迫毛澤東表態。因此毛澤東這才不僅把彭德懷的這封信，稱為是“戰書”。而且更是在七月二十七日的大會上，一針見血地捅破了彭德懷內心的“怕沒有機會了”的這個真實想法。

　　從當時劉鄧等人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表現來看，不過還只能算是認識能力上的問題而并不是思想意識上的錯誤。而彭德懷的當時表現，那可不僅是思想意識上的錯誤，而且個人的品質也更壞。因此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打倒彭德懷，是非常明智的選擇。

　　從黨內同志關系的這一層面來講，彭德壞壞就壞在他明知道黨內的其他同志犯錯誤而幸災樂禍，明明看到毛澤東在滅火、糾左的過程中形單影只，卻不出手相助。因此彭德懷的真實想法，應該就是既利用劉少奇和鄧小平等一線領導人犯錯誤的機會以扳倒這些人，又想借用毛澤東在選擇接班人問題上的失誤以打擊毛澤東的威望。因此說為彭德懷平反的報告，是吹響了反毛非毛的集結號;給彭德懷平反的決定，是發布了反毛非毛的動員令;再往后對彭德懷的贊揚與歌頌，更是調動了一些中國人反毛非毛的積極性;而彭德懷，也就成了砸向毛澤東的第一塊、也是分量最重的一塊石頭。

　　彭德懷之所以能夠成為砸向毛澤東的分量最重的一塊石頭。就是因為他是軍人，是叱咤風云的戰場猛將，是共和國的元帥。因此與彭德懷同時平反又一同舉行追悼會的陶鑄，盡管不僅也曾經在軍隊工作過一段時間，而且后來的黨內地位還更是遠遠地高過了彭德懷，但由于他終究還是個文人而不是帶兵打仗的將領，所以當今的中國人也就把他忘得差不多了。

　　就象毛澤東所指出的“壓迫越深，反抗越重”那樣，中國人，特別是漢族的中國人由于歷史上挨打的次數不僅太多，而且挨打的歷史還更是太長。而之所以經常挨打，就是因為叱咤風云的戰場猛將和敢于效命疆場的真正軍人太少。長期的挨打，給我們這個民族帶來了太多的痛苦和恥辱。而這些痛苦和恥辱，又大多為普通的老百姓承受了。而長期的挨打，也導致我們中國人的心理普遍產生了一定扭曲。既恐懼暴力，但又非常崇信暴力。越是不具備英雄素質的人，越是具有強烈的英雄心結。而只有“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那樣的戰場英雄，在我們中國人普遍的心目中，才是真正的大英雄。就是在這種逆反心理的作用下，人們不僅普遍渴望我們這個民族能夠產生更多的叱咤風云的戰場猛將來保衛我們這個民族，而且對那些曾經叱咤風云于戰場而保衛了我們這個民族的戰場猛將們，更是崇敬有加。所以對彭德懷所犯的那些政治錯誤和他個人的政治欲望，普通的中國人很難理解并且更是沒有興趣，而對彭德懷叱咤風云的戰場故事，人們卻總是津津樂道的。以至于為了夸贊彭德懷，竟然都能編造出“彭德懷狠抽金日成兩耳光”這樣低劣無聊的故事。

　　中國人，特別是漢族中國人之所以難以產生叱咤風云的戰場猛將和敢于效命疆場的真正軍人，就是由于受儒家思想的毒害和研讀孔孟之道的文人太多。由于長期遭受外來侵略而給我們這個民族所帶來的太多苦難和屈辱，同樣也使這些血液中還存有一些雄性基因的文人激憤異常。然而盡管激憤異常，但由于終究還是文人，如果真的讓他們當兵到戰場上去保家衛國，那是無論如何也做到的。于是也就只能是性喜談兵了，幻想自己也能“馬作的盧飛快，弓如霹靂弦驚”的那樣在戰場上叱咤風云一番以報國家。因此就連南宋時期那個著名的手無縛雞之力的詩人陸游，盡管到了“僵臥孤村”的程度，都還“尚思為國戍輪臺”。而文人們的這種心理狀態，對全體中國人所產生的影響是極為深刻的。由于人們越是性喜談兵，對那些叱咤風云的戰場猛將們，也就越是喜愛和崇拜。而陳云之所以要緊緊抓住彭德懷的問題作為扭轉中央工作會議的突破口，就在于他抓住了中國人喜愛和崇拜戰場猛將的這個普遍心理。

　　自北宋以后，我國便形成了文官政府總是約束、限制、甚至是迫害武將的這樣傳統。而朱元璋為了他朱家的天下能夠代代傳下去，在大明王朝建立后，又更是曾經大肆屠殺功臣、尤其是大肆屠殺那些戰場上的功臣。特別是漢族中國，幾千年來更是早就形成了“父傳子，甲天下”的這種體制和習慣性認識。而毛澤東的長子、也是毛澤東唯一身體健康的兒子毛岸英，又是在毛澤東的安排下為了準備“接班”，隨彭德懷抗美援朝去“鍍金”。可彭德懷卻不僅沒有完成毛澤東交給的為“接班人鍍金”的任務，而且還更是導致了“接班人”的犧牲。因此在這三種因素的作用下，普遍缺少邏輯學知識的中國人，就極易相信毛澤東從個人恩怨和個人品質出發，不僅迫害了彭德懷，而且還更是將彭德懷迫害致死的這個無恥濫言。所以用彭德懷來否定、貶低、矮化、甚至是妖魔化毛澤東，實在是再適宜不過了。

　　在“廬山會議”期間，彭德懷之所以要這么做，就是因為嚴格地說，彭德懷并不是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而更象是一個有些現代民族主義思想的，懷著極其強烈的個人英雄主義和俠客心理的梁山好漢式的人物。因此在彭德懷的身上，老子打天下，老子就要坐天下的那種思想，才會這樣極其強烈。

　　直到一九四九年，彭德懷還沒有自己的孩子。從兩任妻子成家多年而又年逾五十的這種情況看，有親生的孩子已經不可能了。盡管此時已經有一個名叫彭啟超的侄子在自己的身邊，但是一九四九年湖南剛剛解放不久，彭德懷便委托自己的老戰友武漢市市長吳德峰派人，除了一個已經嫁人的侄女之外，把其余六個尚在湖南老家的侄子、侄女，都接到了武漢讀書。其中最小的那個侄女，就是后來官至并被授予了少將軍銜的彭鋼。

　　彭德懷的這六個侄子和侄女，是他的兩個弟弟的孩子。彭德懷只有兩個弟弟，大弟弟名叫彭金華，二弟弟名叫彭榮華。彭金華育有一兒一女。女名彭梅魁，兒叫彭康白;彭榮華侄女較多，共有三兒三女。排序是長女彭秀蘭，長子彭啟超，此女彭愛蘭，次子彭康志，三子彭康仁后改名為彭正祥，三女彭玉蘭后改名為彭鋼。

　　一九五○年一月一日，彭德懷更是把這六個侄子、侄女又接到了北京當做是自己的子女來栽培，并把他們分別安排到了各個學校去讀書。最小的侄女彭剛，就讀于華北小學。華北小學是一九四九年由中央組織部組建，由華北軍區的一所小學。就讀的都是革命干部和革命軍人的子女。那些胡亂吹捧彭德懷是“一身正氣，兩袖清風，嚴于律己，廉潔奉公”的人說，彭德懷是用自己的薪金支付了侄子、侄女的學費。這完全是不懂中國革命歷史的人，以為別人也不懂中國革命歷史的胡說八道。直到一九五四年中央機關和軍隊才廢除供給制而改為薪金制。一九五四年之前，是誰給彭德懷發放的薪金?后來在那些胡亂吹捧彭德懷的人也覺得“彭德懷是用自己的薪金支付了侄子、侄女的學費”之說不妥，于是又改稱說由于彭德懷的兩個弟弟是革命烈士，是國家承擔了彭德懷的侄子和侄女的學習和生活費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所有烈士的名稱之前，都要加上革命這兩個字。以示只有為革命而犧牲者，才堪稱為烈士。因此，所有的烈士，必然都有一個參加民族民主革命的過程。

　　彭德懷的兩個弟弟參加革命的過程，至今仍然還是一個歷史之謎。即使是在彭家人的自述和那些對彭德懷的吹捧中，也有多個不同的版本。而在這些不同的版本中，主要的說法，則有兩種。

　　第一個主要的說法是：由于平型關大捷而廣泛宣傳，因此彭德懷曾經的妻子，此時身在武漢并經陶鑄的母親保媒拉纖而嫁給了一個名叫徐任吾的人且又已為人母的劉坤模，在報紙上得知了彭德懷已經成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的副總指揮的這一消息，于是便給彭德懷寫了一封信。身在抗日前線的彭德懷不僅受到了這封信，而且還更是給劉坤模回了這樣一封信：“坤模妹：在槍林彈雨中收到你的信，很興奮。你要來，去西安八路軍辦事處找林伯渠主任。”

　　劉坤模在接到彭德懷的回信之后，先是到湖南湘潭烏石鎮彭家，找到彭德懷的兩個弟弟商量。然后便同彭德懷的大弟弟彭金華以及彭德懷的堂侄彭配林一道經西安抵達延安。這一說法，在吹捧彭德懷的那些人中，占有絕對的多數。

　　第二種主要的說法是：彭德懷的大弟弟彭金華在接到了彭德懷寄來的信后，就去找劉坤模商議。這個說法，主要來自彭德懷侄子、侄女們的敘述。因此這個版本不僅采用的人較少，而且在邏輯上更是不通。彭金華既然能夠找得到劉坤模，那肯定就會知道劉坤模已經再嫁并且生女一事，那他在接到彭德懷的信之后，還會再跑到武漢去找劉坤模商議嗎?由于這個版本在邏輯上就狗屁不通，所以相信的人極少。

　　二○○七年七月，一個名為趙曦的記者在北京彭梅魁的家中采訪了彭德懷的侄女彭梅魁。在這次接受采訪中，彭梅魁在與記者的對話中談到了他父親彭金華參加革命和為革命而犧牲的經過：

　　彭梅魁：一九三七年，伯伯彭德懷寫信要我父親去延安，我父親就找到我伯伯當時的妻子劉坤模，還有我一個堂伯母的兒子彭桂林(有的文章中寫為彭配林，并稱之為革命烈士)，他們三個人去了延安。到了延安，他們就進了抗大學習。

　　記者：您父親從抗大學習結束后，就回到家鄉開展革命工作。那個時候當地革命力量還很薄弱，當時他是怎樣一步步開展工作的，您一定還有印象吧，因為我們聽說當時您還是他們的小哨兵?

　　彭梅魁：一九三八年我父親從抗大學習結束后被安排回到老家，在老家成立了一個黨支部。父親當支部書記，又找了一個當地有文化的人當委員，另外還有一個姓顏的教書先生，他們三個人一塊兒工作，后來慢慢發展了一些黨員。那個時候他們經常開會，他們一開會就叫我到外面玩，其實我就成了給他們站崗放哨的。要是有人來了，我就在外面大聲地唱歌。他們在里面就會知道有人來了，就不開會了。

　　記者：當時您有多大?

　　彭梅魁：我是一九二九年出生的，那時八九歲。

　　記者：您當時知道他們所做的工作嗎?

　　彭梅魁：開始的時候還不懂他們在干什么，后來年齡大一些就知道了。

　　記者：當時您的家鄉還在反動政權統治下，開展革命工作要冒很大風險，甚至犧牲生命，您父親就是因為革命被反動派殺害的，當時的情況您還記得嗎?

　　彭梅魁：我父親他們兄弟四個，我父親叫彭京華(有的文章中寫作彭金華)，是伯伯彭德懷的二弟，我叔叔叫彭榮華，他們都被敵人殺害了。那是一九四○年農歷九月初四的晚上，就在我們家里。我叔叔有一個女兒，比我大兩歲多，起來到外邊上廁所。她看到外面有人，還以為是大哥，后來人越來越多，她就知道不是了，就朝屋里喊，對方就開槍了。

　　我的叔叔嬸嬸聽到我姐姐喊就都起來了。我叔叔從廚房往外走，剛一邁腳，就倒下了，子彈打在他的胸部，被打了好幾槍，腸子都出來了。他一個腳在外邊，一個腳還在屋里。我嬸嬸的手也受傷了。姐姐喊我父親：“伯伯，你快來啊，我爸爸死了。”我父親就和我、還有我弟弟去看我叔叔，我叔叔已經死了。

　　后來我爸爸就跟外面的人爭了起來，說你們打死人了，不能就這么算了。他們就說，那你跟我們走吧，他們硬拉著我父親走。他們那么多人，我父親能辯得過誰啊，他們就把我父親帶走了。從我家里走出二十多里地，他們給父親戴上手銬，后來我父親就被關到了湘潭。

　　記者：您父親在當地開展了很長一段時間的革命工作，群眾基礎很深厚，聽說當時群眾也自發組織了多次營救，但因為找不到關押地點而沒有行動。直到您父親被敵人槍殺之后，大家才從亂尸堆里找到他的尸體，運回老家。

　　彭梅魁：關到湘潭以后，有好多人都去秘密地找我爸爸，我爸爸在當地的確是很有威信的。家鄉很多人都去找，但哪兒也找不著。九月十一號晚上有人說，在鳳仙山龍骨兔那里給拖了一批被殺害的人去。我遠房的一個哥哥，還有好多人就去那里找。其中一個人撿到了一只鞋，那只鞋是我爸爸的。大概是在路上給拖著，掉了一只。正好那里也躺著一個沒有穿鞋的，去的大部分人都認識我父親穿的衣服，于是就把我父親抬回來了。后來跟我叔叔埋在一起。

　　從彭梅魁如此清晰的回憶中不難看出，其他版本的對彭金華從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回來后，組建了彭家圍子特別黨支部。彭金華任支部書記，彭榮華擔任宣傳委員的這個彭金華和彭榮華兄弟倆參加革命經過的敘述，完全就是胡編亂造。

　　彭金華所組建的這個彭家圍子特別黨支部，可也實在是特別。這個特別黨支部除了彭金華和彭榮華之外，其他成員還有誰?支部所屬黨員都有誰?在革命斗爭的過程中都發展了哪些黨員?支部的上一級組織的機構和名稱是什么?領導人是誰?完全找不出來。看來，這個特別支部很可能就是個“兄弟伙”，或者是“夫妻店”并直屬彭德懷領導。特別是根據彭梅魁的“一九三八年我父親從抗大學習結束后被安排回到老家，在老家成立了一個黨支部。父親當支部書記，又找了一個當地有文化的人當委員，另外還有一個姓顏的教書先生，他們三個人一塊兒工作，后來慢慢發展了一些黨員”的這些回憶，這個黨支部不僅特別，而且簡直就是荒唐了。在當年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在國統區還是處在極其秘密的這種狀態下，彭金華自己任命自己為黨支部書記可能還說得過去，但是“又找了一個當地有文化的人當委員”，就太過隨便，太過荒唐了吧。另外，如果彭榮華也參加了這個組織，那么彭梅魁在回憶中不可能不提到。所以在彭德懷的兩個弟弟中，按彭梅魁的會議，至少彭榮華沒有參加過革命工作。特別是彭梅魁回憶他父親在他叔叔被打死之后與兇手的“你們打死人了，不能就這么算了”和對方的“那你跟我們走吧”這樣的對話，也不象是一個共產黨員對敵人殘暴行徑的痛斥，而更象是與上門尋仇者的說理。尤其是作為一名共產黨員，見敵人已經將自己的同志、特別還更是自己的胞弟殺死，既不是上去與敵人搏斗，也不是馬上逃走以保存革命力量。因此彭金華的行為，極為反常。

　　彭德懷的兩個弟弟參加革命工作的經過，就是這樣的迷霧重重。而彭德懷兩個弟弟被評定為革命烈士的過程，那就更加蹊蹺了。

　　二○一○十月二十五日，中國湘潭縣網和彭德懷紀念館網站同日發布了一條內容一致的新聞：

　　“十月二十三日，彭德懷紀念館陳保部從彭康志手中征集到彭榮華的革命烈士證明書，該證明書的征集為進一步明確彭德懷兩個弟弟被評為烈士的時間提供了重要依據。

　　彭金華、彭榮華是彭德懷的兩個胞弟，一九四○年被國民黨特務團殺害，是革命烈士。但對于彭家兩兄弟被評為革命烈士的時間，彭德懷紀念館一直沒有找到相關佐證的材料。近日在為《永遠的豐碑》一書供稿時，為給約稿方提供確切的歷史資料，彭德懷紀念館再一次落實此事，經多方打聽核實，最后在彭榮華的兒子彭康志手中征集到彭榮華的革命烈士證明書。

　　征集到的革命烈士證明書，長40、8厘米，寬35、5厘米。底為錦旗國徽、花團錦簇圖案。上面書寫到：“彭榮華同志在革命斗爭中壯烈犧牲，經批準為革命烈士。特發此證，以資褒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 一九八三年八月一日。”證書左面中縫記載：“彭榮華，湘潭縣烏石鄉黨支部工作人員，一九二八年參加工作，一九三八年入黨，一九四○年十月在湘潭縣烏石彭家圍子被殺害。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湘潭縣人民委員會批準，一九八三年八月一日湘潭縣人民政府填發，持證人：子彭康志，撫恤金額幣一百五十元。

　　革命烈士證明書稍泛黃，因保管不善已有蟲蛀現象，蛀洞少許。彭德懷紀念館工作人員在做好彭康志思想工作后，對證明書進行了修復整理，現證明書已妥善保管于紀念館庫房。”

　　既然湘潭縣人民委員會(當時的人民委員會，后來都改稱為政府)早在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就批準了彭榮華為革命烈士，那么當時為什么不填發烈士證?難道是想貪污烈士家屬的撫恤金?然而一九五七年的時候，彭德懷可不僅還沒有被打倒，而且還更是威風凜凜的彭大元帥，所以這種情況絕不可能發生。為什么直到一九八三年八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批準彭榮華為革命烈士，湘潭縣政府這才填發了烈士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民政部位于首都北京，民政部批準彭榮華為革命烈士的批準文件，又是通過什么渠道在當天就傳達到千里之外的湘潭縣人民政府的?特別是彭德懷紀念館征集彭榮華的革命烈士證的過程，更加荒謬無比。革命烈士的評定與批準，既不是民間的私私相授，也不可能是政府的暗箱行為。政府就連頒發個結婚證，都留有存根。那么填發烈士證這么嚴肅莊重的事，能沒有存根嗎?一九八三年八月一日才填發的烈士證，存根就找不到了嗎?烈士證和撫恤金，在有家屬和子女的情況下，只能授予并發給家屬或子女。彭榮華的家屬可能不在了，可彭榮華的子女卻不僅大多還在，而且還更有官拜部長、銜至少將者，彭德懷紀念館用得著“再一次落實此事，經多方打聽核實”嗎?到湘潭縣民政局查一下存根，或是找彭榮華尚在人世的孩子問一下，不就一清二楚了嗎?因此，“彭德懷紀念館陳保部從彭康志手中征集到彭榮華的革命烈士證明書”這條新聞，如果不是中國殘聯所屬的“傻子委員會”，絕對寫不出來。特別是在彭梅魁的回憶中，他的叔叔彭榮華并沒有參加以她父親為支部書記的那個黨支部的組織活動。而彭金華參加革命工作的時間，都只能從一九三八年到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學習回來組建了彭家圍子特別黨支部之日算起，那么烈士證上所填寫的彭榮華一九二八年參加工作，又是參加的什么工作?從這個內容充滿了矛盾、甚至是充滿了荒謬的烈士證來看，彭榮華能夠獲得革命烈士的光榮稱號，只能是因為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彭德懷獲得平反昭雪了，那么他的弟弟理應也得到一些榮耀。何況到了一九八三的時候，彭榮華的女兒彭鋼還正在步步高升呢。

　　據彭鋼等兄弟姐妹的自述，湖南解放后，一九四九年，他們兄弟姐妹五人(還有四人或六人之說。但應該以六人之說為妥，有彭德懷與他的六個侄子、子女在北京飯店的合影為證)以烈士遺孤的身份，被組織上接到武漢讀書。一九五年一月一日，組織上又把他們接到北京送到了伯父彭德懷的身邊。

　　武漢屬湖北省，彭家在湖南省，難道湖南省在解放之后沒有沒有黨的組織嗎?湖南省的“革命烈士”子女，為什么偏要湖北省武漢市的市長吳德峰來照顧呢?所以，是組織照顧還是照顧個人，這不是一清二楚嗎?特別是彭德懷的兩個弟弟，直到一九八三年才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批準為革命烈士。可是早在三十四年之前，他們的八個孩子不僅就已經以革命烈士子女的身份而招搖過市了，而且還更是享受起國家的供給了。這是不是就是因為彭鋼等人是“革命烈士”的子女，所以他們的爸爸這才成為了“革命烈士”?這是不是等于說是由于彭鋼等人姓彭，因此他們的爸爸才姓彭?

　　彭鋼等兄弟姐妹，與彭德懷不過就是伯父與侄子、子女之間這樣的親屬關系。然而不僅彭鋼等人，均無不以“紅二代”自居。而且還更有一些捧臭腳的無恥人，還無不把他們都尊為是“紅二代”。如果憑這種親屬關系就可以理所當然地以“紅二代”自居或被尊為“紅二代”，那么全國的河山，也早就應該一片“紅”了。

　　彭德懷的弟弟到延安找彭德懷是為了投奔革命嗎?這根本不可能。因為要投奔革命，早就可能投奔了。彭德懷也同樣是彭金華和彭榮華的家鄉湖南省湘潭縣，離彭德懷領導的紅五軍所創建的湘鄂贛革命根據地不是很遠，而離湘贛邊革命根據地，更是近在咫尺。所以為何要等到彭德懷成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也就是官軍的副總指揮之后，彭金華這才要千里迢迢地遠赴延安去投奔哥哥呢?彭德懷的弟弟到延安去找彭德懷，是為了要求抗日嗎?這更不可能。在“每個人被迫著發出最后的吼聲”的時候，在中國共產黨率領中國工農紅軍寧可歷盡千難萬險也仍然要北上抗日的時候，已經到了延安的彭金華，卻掉頭南下回家了。當然，如果彭金華只是彭德懷的弟弟，那么掉頭南下回家那也并無不可。可是在一九八三年的時候，彭金華和他的弟弟彭榮華，卻都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批準為革命烈了。于是，那也就只能以革命烈士的高標準， 來嚴格要求一下他們了。

　　有人根據后來毛澤東又打倒了劉少奇和鄧小平等這些人的歷史事實，堅認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聯手劉少奇等人打倒彭德懷，就是個人之間權力斗爭并加之為了毛岸英一事而公報私仇。

　　劉少奇和鄧小平后來的被打倒，是因為劉少奇和鄧小平等人的思想認識，始終停留在新民主主義歷史階段上。盡管劉少奇當初就講過“資本家剝削有功、剝削有理”之類的話，但這些畢竟還屬于是資產階級的思想認識。在新民主主義的歷史階段，這也應該是情有可原的。然而在彭德懷的身上所表現出來的，則純屬是不折不扣的封建階級思想意識。不僅要老子打天下老子就要坐天下，而且還更是要將打下來的天下，傳之給自己的子女。在沒有親身子女的情況下，彭德懷就來了個侄子頂兒子。因此彭德懷這才要把所有未婚的侄子和侄女，都接到北京自己的身邊以悉心栽培。而這樣的做法，就是典型的封建階級思想意識的反映。在“廬山會議”上，彭德懷與劉少奇之間，是彭德懷為了爭奪劉少奇接班人地位而挑起的不折不扣的權力斗爭。而毛澤東不管是在“廬山會議”上和彭德懷，還是后來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與劉少奇、鄧小平等人，進行的都是為了爭奪階級領導權的黨內路線斗爭而并非是什么個人的權力斗爭。

　　互聯網上還廣為流傳過一篇贊美彭德懷任何高風亮節、嚴于律己，主動為自己在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學習的侄子降低軍銜的文章。這篇文章由于編寫的逼真動人、栩栩如生，因此不僅屢屢被吹捧彭德懷的文章所引用，而且還更是打動了許多中國人。而被彭德懷降低了軍銜的這個侄子，就是彭啟超。那么彭啟超又是如何就讀于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的呢?

　　一九五二年三月二十六日，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批準創辦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七月十一日，毛澤東簽發命令，任命陳賡為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院長。隨后根據陳賡的建議，中央軍委批準該學院第一、二批的學員在部隊中招收。

　　一九五二年九月十二日，中央軍委根據陳賡的建議，為了給軍事工程學院的招生和選拔助教做準備，特別向全軍下達了《關于調查登記大學、專科學校學生及各種技術人才的指示》，要求各單位在十月底之前完成調查登記工作，并速報中央軍委。

　　軍工學院第一批招生工作在接近尾聲時，陳賡在黨委會上鄭重提出了彭啟超的問題，他說：“有一個問題我考慮很久了，彭總有個侄子在部隊工作，叫彭啟超，文化程度嘛，頂多是個初中生，按說不夠考軍工的條件。但我想彭總一生沒有孩子，這個侄子就頂個兒子嘍，我了解起超，是個好青年，雖然文化程度差一點，可以不可嘛，所以我想作為招生的特殊問題，提請常委同志們討論。”

　　在常委們看來，身居一院之長的陳賡完全可以自己決定收下彭啟超，可院長從來不搞“一言堂”呀，重要的問題總是提交黨委集體討論，于是大家議論了一會兒，一致同意陳賡這個“破例”意見。于是，“頂個兒子”的彭啟超，就這樣成為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為了培養高質量的軍事工程工程師的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第一批學員中的一員。

　　一九五五年，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受降的時候，彭啟超被授予了中尉的軍銜。據有關資料介紹：“這天，彭德懷下班回家，看到在哈軍工讀書的侄子彭啟超坐在客廳里。彭德懷走過去問：‘你怎么回來了，學校并沒有放假嘛!’彭啟超氣鼓鼓地站起來：‘伯伯，我對你有意見!’彭德懷一怔：‘你有什么意見，提吧。’彭啟超話中帶氣：‘我們學院這次評銜，我被生生地壓低了一級。我知道，這是伯伯你的意見。你當國防部長，為什么不按政策辦事呢?’彭德懷笑了：‘別那么大氣，你坐下說，什么叫政策。’彭啟超認真地說：‘我是十五歲在延安參的軍，屬于抗日干部，在解放戰爭中立過功，受過傷，上學之前就是副連長，按照文件上的規定，完全可以評上尉••••，••••，可學院就給評個中尉。那些跟我一塊參軍的戰友，人家在別的單位評的都是上尉。你說，日后我要是跟人家站在一起，我不是比別人矮一頭嗎?’

　　彭德懷望著滿腹怨氣的侄兒：‘你說的不錯，你們陳院長在和我談到你們‘哈軍工’評銜時，他確實提到了你，說你的情況比較特殊，如果按調干學院統一授中尉軍銜，確實有點吃虧。他問我怎么辦，是我提出要壓低你的軍銜的。’彭啟超騰地一下站起來：‘伯伯，你為什么要這樣做，我可是你的親侄子!’彭德懷的臉上呈現出一種嚴肅的神情：‘正因為你是我的親侄子，我才必須這樣做。因為了解你的人，比如陳賡院長，知道你是憑本事當上上尉的;可是不了解你的人，一定以為你是靠彭德懷的關系戴上這個牌牌的。全軍近百萬干部都要授軍銜，在這個問題上，我只有犧牲你，才能服眾。這里沒有政策問題，只是個全局問題。’”

　　一個多么嚴格自律、清正廉潔的彭老總，躍然紙上。彭啟超評上上尉軍銜，當然憑自己的本事是能夠做到的。可是彭啟超能夠入讀中國人民解放軍為了培養高質量的軍事工程工程師的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是憑自己的本事能做到的?還是憑是彭德懷的“頂個兒子”的親侄子這層關系才做到的?如此嚴格自律、清正廉潔的大元帥?如此不搞“一言堂”的大將軍。

　　“一人得道雞犬也要升天，我伯伯不是這種的人，他也看不慣這種作風。”

　　“他心里除了裝著他的理想以外，就是他的人民，他好像不考慮其他似的。”

　　“他常常教育孩子們，不能隨便接受人家的東西。”

　　以上是在一篇題為《彭德懷元帥的親人們談“彭門家風”》的文章中，彭德懷元帥的親人們對彭德懷元帥的評價。

　　在事實面前，任何的自吹自擂都是沒有意義的。當今中國有一句廣泛流傳的話，“越描越黑”。因此不管如何贊美，生活中的彭德懷元帥，還是很懂吃小虧占大便宜這個道理的。壓低一級軍銜與能夠入讀培養高質量的軍事工程工程師的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孰輕孰重?彭啟超入讀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還不算一步登天?

　　在彭啟超于何時、何地參軍入伍的這個問題上，同樣也出現過諸多的版本。按上面彭啟超自己的說法是“我是十五歲在延安參的軍，屬于抗日干部”。

　　一九八四年的七月一日，在否定、貶低、矮化、丑化、甚至是妖魔化毛澤東已成氣候的時候，《人民日報》刊登了曾任八路軍南下支隊政治委員的王首道所寫的一篇題為《衷心的敬佩，深切的懷念-----參觀彭德懷同志故居感懷兼憶彭總生平》的文章。在這篇“感懷兼憶彭總生平”的文章中，王首道還專門提到了彭啟超：

　　“到一九四四年，黨中央決定王震同志和我帶領南下支隊，到南方去建立抗日根據地。臨行前彭總將他的侄子彭啟超交托給我，要我們帶他一起南下。彭總當著我們的面，一再叮囑他的侄子，要刻苦學習，要艱苦樸素。南下中生活很艱苦，但他一再要求我對他的侄子嚴格要求，生活上不要照顧，更不許吃小灶。彭總為了發揚革命的艱苦樸素的光榮傳統，不僅自己身體力行，而且這么嚴格要求他的侄子等。這種精神是很感人的，很值得我們敬佩。”

　　八路軍南下支隊從延安出發的時間，是一九四四年的十一月十日。因此從王首道的回憶文章中應該看出，彭啟超應該最遲是在一九四四年的十一月十日前參軍入伍的。

　　彭啟超的自述和王首道的回憶，大致相同，那就是彭啟超是在延安參軍入伍的，屬于抗日干部。可是在《彭德懷傳》的第六章《保衛中央革命根據地》這一章的第三節《失利贛州》這一節里，關于彭啟超參軍入伍的過程和時間，卻是這樣記述的：

　　“十五年后，彭德懷的侄兒彭啟超參軍到延安，第一次和伯伯見面，彭德懷就告誡侄兒要永遠忠于革命，‘如果有二心，我就親手斃了你!’‘如果我反對革命，你也可以斃了我!’”

　　《彭德懷傳》是由當代中國出版社出版，由中央軍委、總參謀部和總政治部批準立項，成立了學者、專家及彭德懷身邊的工作人員組成的編寫組，歷時十余年，遍訪了彭德懷同志生前生活、戰斗過的地方和知情人，匯集了浩繁的文獻、檔案、回憶錄和訪問錄等資料，本著“取材務求其實，著筆力求其直”的精神，撰寫出彭德懷“臨陣對敵雷霆之威，對黨對人民的赤子之忱，政治上的松柏之節，生活上的冰雪之操和作風上的樸實無華”一本關于彭德懷個人生活和革命經歷的傳記。書稿經中央軍委、總參謀部、總政治部審定，由鄧小平題寫書名。《彭德懷傳》共分為三十八章，每章均有各自的標題，此書被評為了是“紀念建軍八十周年重點圖書”之一。

　　同樣，二○○七年七月記者趙曦在北京彭梅魁的家中對彭德懷的侄女彭梅魁進行采訪時，彭梅魁在接受采訪的過程中也談到了彭啟超參軍入伍的經過，以下是采訪過程中記者與彭梅魁的對話：

　　“記者：事實上，黨組織一直關心你們家的情況，關心著烈士的后代。一九四五年，王震將軍派人到您家捎來有關您伯伯的消息，并把您母親接走見王震將軍。你們對這事情的印象一定很深刻，當時有沒有害怕母親回不來了?

　　彭梅魁：當時非常擔心。那是一九四五年的時候，有一個農民打扮的人來到我們家，說他是王震將軍派來的。他跟我母親和嬸嬸說要她們到鹽阜去，說有了伯伯的消息。那是特殊時期，我媽媽跟嬸嬸信也不好，不信也不好。后來我媽媽決定，不信也得信，她們兩個決定豁出去了。她們兩個就跟那個人走了，走的時候跟我說，要是明天不回來，你就帶著弟弟到延安去找伯伯。等到第二天，媽媽和嬸嬸高興地回來了，告訴我們，她們見到了王震將軍，還說要我和起超、愛蘭(都是叔叔的孩子)一塊兒去。

　　那時我正生病打著擺子，媽媽從王震將軍那里給我拿來了藥，吃了以后我就好了。后來我們去見了王震將軍，他問我，你能走動嗎?你會騎馬嗎?我說我不會騎，但我能走。他考慮了一會兒，跟我和愛蘭說，你們女孩子，還是暫時不去為好，以后再說吧。那次我們倆就沒走，彭起超跟著王震將軍走了。一個能上學的機會沒有了，我的心里特別難受。”

　　從《彭德懷傳》里的記載和彭梅魁的回憶里可以得知，彭啟超從家鄉是跟著八路軍南下支隊返回延安時才于一九四六年第一次達到延安的。而且從彭梅魁回憶中的“一個能上學的機會沒有了，我的心里特別難受”這句話中也應該聽出，彭啟超到延安去的目的并不是為了參軍入伍，而是要讀書。因此彭啟超到延安之后，也并沒有立即參軍入伍，而是被他的伯伯彭德懷送到了延安中學讀書。

　　《彭德懷傳》是由學者、專家及彭德懷身邊的工作人員組成的編寫組，歷時十余年，遍訪了彭德懷同志生前生活、戰斗過的地方和知情人，匯集了浩繁的文獻、檔案、回憶錄和訪問錄等資料而編寫的一本關于彭德懷個人生活和革命經歷的傳記。因此其權威性，要遠遠地高于王首道個人的感懷回憶文章;而彭梅魁由于不僅是同彭啟超生活在一起的堂妹，而且還更由于不涉及個人的利益，所以彭梅魁對彭啟超參軍入伍問題回憶的可靠性，要遠遠地超過彭啟超的自述。特別是通過后來彭啟超既要入讀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也要爭軍銜的這種兩頭通吃的這種做法上，其個人品質可見一斑，

　　彭德懷率紅三軍團攻打贛州失利，是發生在一九三二年的事。因此按十五年的時間推算，彭啟超到延安，也就是第一次見到他的伯伯彭德懷，最早也應該是在一九四六年。因此，彭啟超算不上是抗日干部。所以彭啟超的抗日干部之說，純屬是不知羞恥的招搖撞騙。

　　彭德懷元帥的侄子、侄女不僅太多，而且彭德懷元帥的侄子、侄女吹捧彭德懷元帥并表白自己的文章也更是太多。因此不僅他們兄弟姐妹之間吹捧彭德懷元帥并表白自己的文章經常會發生矛盾，從而捅破了對彭德懷元帥的精美包裝。而且就連他們每個人自己的文章和公開訪談，往往也會由于前言不搭后語，所以一不小心也就成了露出馬腳的胡說八道。只是沒有想到作為老革命的王首道，卻竟然也能無中生有地編造出一個如此生動的故事，這是什么樣的個人品質?所以王首道不應該名為王首道，而是應該改名為王八道。因此對象王首道這樣的老干部、老革命，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把他們放到群眾運動的大火中“燒一燒”，還有什么不應該的嗎?只是彭梅魁也太對不起王首道了。對曾經如此編造事實、不顧臉面地吹捧彭德懷的王首道，彭梅魁在回答如此重要的采訪中，卻只是提及了王震，而對王首道，竟然連一個字的感激話都沒有說。

　　彭德懷當年把自己的侄子、侄女都接到了北京讀書并且更是享受國家供給的這種做法，不用說在毛澤東的時代，就是用今天的標準來衡量，也照樣是典型的以權謀私。而彭德懷之所以會這樣做，就是由于受他堅決崇尚的那種老子打天下老子就要坐天下的極端自私自利思想所驅使。所以象彭德懷這樣極端自私自利的人，你會相信他在“廬山會議”上能真心為民請命嗎?也正是由于彭德懷的老子打天下老子就要坐天下的這種極端自私自利的思想太過強烈和表現得太過暴露，因而這才由他自己在“廬山會議”上釀成了其極其不幸的個人悲劇。

　　就是由于彭德懷的政治抱負極大且又拉山頭的能力極大，特別是彭德懷老子打天下老子就要坐天下的這種極端自私自利之心也極大，所以彭德懷不僅在“廬山會議”上坑害了自己，不僅坑害了黃克誠與張聞天等，而且還更是在三年后又坑害了習仲勛等。

　　一九六二年召開了“七千人大會”之后，“廬山會議”后的“反右傾斗爭中”那些被重點批判和劃定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基本上都獲得了平反，就連與自己一同被打倒的張聞天和周小舟等人都恢復了工作。于是，彭德懷開始了不遺余力地翻案，給黨中央寫了“八萬言書”。彭德懷的翻案活動，引起了黨中央的高度警惕，恰巧在這一年，劉志丹的弟媳李建彤所寫的長篇小說《劉志丹》盡管還未等正式出版，但由于得到了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的習仲勛的支持，于是便開始了在《光明日報》、《工人日報》和《中國青年報》上連載。劉志丹和習仲勛、高崗、謝子長一道，同是陜北紅軍和陜北革命根據地的創始人之一，一九三六年犧牲在了紅軍東征的戰役中。而習仲勛又曾經和彭德懷共同領導了保衛延安的戰役和西北野戰軍，任西北野戰軍副政委。與司令員彭德懷一道，指揮了青化砭，羊馬河與蟠龍戰役，三戰三捷，繼而由于彭德懷共同指揮了隴東和三邊戰役。在長期的共同戰斗中，習仲勛與彭德懷，建立起了深厚的個人情誼。由于彭德懷、高崗和習仲勛之間所形成的這樣三角關系，因此彭德懷一翻案，習仲勛也因此受牽連而被撤銷了職務。

　　彭德懷元帥為中國革命，為中國人民，為中華民族立下的豐功偉績，中國人民是會永遠記住的。對彭德懷元帥，中國人民是會永遠懷念的。但是對為了否定、貶低、矮化、丑化、甚至是妖魔化毛澤東而用這種一屁倆謊的無恥讕言包裝出來的彭德懷元帥和他的親屬，特別是對那些以彭德懷元帥后人自居的他的那些親屬們，中國人民同樣也會嗤之以鼻的。

　　直到目前，仍然還有一些中國人在堅持“廬山會議”與彭德懷的斗爭不是兩條路線的斗爭，而是毛澤東公報私仇而打倒、迫害、并直至將彭德懷迫害致死之說。這些人的主要根據，就是毛澤東為了準備讓自己的兒子毛岸英接班，因此讓毛岸英到抗美援朝戰場上去鍍金。可是彭德懷由于未能保護好毛岸英，從而導致毛岸英不僅鍍金未成，反而犧牲在了朝鮮戰場。于是毛澤東這才公報私仇，在“廬山會議”上打倒了彭德懷并直至將其迫害致死。由于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七月二十上日的講話中，曾經說了“‘始作俑者，其無后乎’。我無后乎?中國的習慣，男孩叫有后，女孩不算。我一個兒子打死了，一個兒子瘋了，我看是沒有后的”這樣的話。所以直到五十多年后的二○一四年十一月十三日，香港《鳳凰網》上發表的一篇題為《毛岸英犧牲并非彭德懷保護不周》的文章，還得到了國內各大網站的紛紛轉載。

　　堅持毛澤東送子上戰場是為了鍍金之說的人，根本就不知道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而相信毛澤東公報私仇而打倒了彭德懷之說的人，則不僅不知道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而且還更是不具備邏輯學知識。

　　毛澤東雖然還有兒子，但兒子卻終究是瘋了;彭德懷盡管沒有兒子，但彭德懷畢竟還有“頂個兒子”的好幾個侄子。所以毛澤東就是再愚蠢，也不會用這樣的比喻來表示對毛岸英犧牲一事的不滿。因此毛澤東的“‘始作俑者，其無后乎’。我無后乎?中國的習慣，男孩叫有后，女孩不算。我一個兒子打死了，一個兒子瘋了，我看是沒有后的”這種說法的真正意思，不過就是為了表示寧可粉身碎骨也要把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進行到底的那種破釜沉舟的決心。

　　毛澤東的長子毛岸英，出生于一九二二年的十月二十四日。一九三○年，母親楊開慧被湖南軍閥何健逮捕時，八歲的毛岸英也被一同抓進了監獄，楊開慧被敵人殘殺后，毛岸英被保釋出獄。第二年，由于此時的毛澤東正在革命根據地與國民黨反動派進行著艱苦卓絕的斗爭，于是毛岸英和他的兩個弟弟毛岸青、毛岸龍，就被黨組織帶到了上海由黨組織開辦的大同幼稚園撫養。不久，小弟毛岸龍去世(還有突然失蹤一說)三兄弟只剩下了毛岸英和毛岸青兩人。顧順章叛變后，上海的黨組織一再遭到破壞，大同幼稚園的孩子們被迫疏散。毛岸英和弟弟毛岸青被稱為“紅色牧師”的董健吾領回家中，因一九三三年中共中央遷往江西瑞金后，黨的經濟資助中斷。因此董健吾的妻子在生活困難時，對毛岸英和毛岸青極盡虐待，致使毛岸英和毛岸青兄弟倆曾經一度過著流浪的生活。后來，黨組織董健吾將他們找回來，并于一九三六年通過董健吾托東北軍將領李杜，將兩兄弟經歐洲送到了蘇聯。

　　到蘇聯后，毛岸英和毛岸青兄弟倆先是被送到國際兒童院生活、學習。一九三九年，毛岸英加入了共青團并曾經擔任過團支部書記。一九四一年蘇聯衛國戰爭爆發后，毛岸英先是莫斯科伊萬諾沃蘇雅士官學校學習。一九四三年年畢業時，毛岸英獲得了蘇軍的中尉軍銜并加入了蘇聯共產黨，回國后轉為中共黨員。不久，毛岸英又進入了伏龍芝軍事學院速成班學習。畢業后，毛岸英加入到蘇聯紅軍白俄羅斯第一方面軍，擔任坦克連的黨代表，參加了解放白俄羅斯、波蘭和捷克的戰役。一九四六年一月，毛岸英回到了闊別十年的祖國。

　　中國共產黨是在共產國際的指導下才誕生的，中國共產黨誕生之后不久，就成為了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接受國產國際的領導、幫助和干部培訓等。而當時全世界由于只有蘇聯這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所以共產國際駐地也就只能設在蘇聯。所以當年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幫助和培訓干部等，實際上就是蘇聯在對中國共產黨進行領導、幫助和培訓干部。所以，不管是任弼時和羅亦農，還是聶榮臻與鄧小平，從蘇聯學習回國后，馬上就擔任了重要的領導職務。特別是那個以王明為首的，主要成員有博古、張聞天、王稼祥、陳昌浩、楊尚昆、張琴秋等人的號稱是“二十八個半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小集團，其中哪個人不是從蘇聯鍍金一回國，在沒有任何革命經歷、經驗的情況下，立刻就躥升至黨內、軍內的高位。楊尚昆不僅回國后幾天的時間就擔任了紅三軍團的政委，而且還更是以此經歷而成為了共和國的三十六位軍事家之一。王稼祥擔任了中國工農紅軍的總政治部主任，陳昌浩擔任了紅四方面軍的政委，而博古和張聞天更是擔任了中國共產黨的中央常委、總書記。就連那位女性張琴秋，也都出任了紅四方面軍的政治部主任。職務遠遠地高過了在戰場上舍生忘死，浴血拼殺的李先念、許世友、王建安和陳錫聯等許許多多的人。而毛澤東盡管不僅為中國共產黨發展了大量的黨員，而且還更是為中國共產黨締造了第一支人民軍隊，為中國共產黨開辟了第一塊革命根據地，但是由于沒有在蘇聯鍍金的經歷，所以不僅長期不被重用，而且還更是屢遭排擠、打擊。

　　當年的中國革命，是同全世界的無產階級革命緊緊地聯系在一起的。當年的中國革命，只是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一部分。而蘇聯的反法西斯戰爭，才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主戰場。而毛岸英不僅有著在蘇聯學習的這個鍍金經歷，特別是還更有過在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主戰場上直接參加過戰斗這樣的鍍金經歷，因此何須還要到抗美援朝的戰場上去鍍金?而且如果毛澤東真的準備讓自己的兒子接班而必須為毛岸英鍍金的話，那么在波瀾壯闊的三年解放戰爭中，那個戰場不能去鍍金。以毛岸英不僅有著在蘇聯學習過的這個鍍金經歷，而且還更是有著在蘇聯直接參加過大規模現代化戰爭這樣的鍍金經歷，毛澤東即使讓毛岸英直接擔任個師長、團長或者是縱隊司令，相信黨內、軍內不僅不會有人反對，反而絕對還會受到熱烈歡迎。尤其是如果象彭德懷的侄子彭啟超那樣，根據自己只是隨同八路軍南下支隊返回延安時而到了延安這樣的經歷，就認為自己屬于抗日干部的這個標準，那么毛岸英就應該算是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就參加革命的老革命了。

　　毛岸英不僅在一九三○年的時候就做過國民黨反動派的監牢并又與敵人進行了“不屈不撓”的斗爭，因此國民黨反動派才不得不將他保釋出獄。而且還更有可能在此之前，毛岸英就已經參加革命工作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發生之前，毛澤東不僅擔任過中國共產黨的重要領導職務，而且也更是擔任過中國國民黨的候補中央執行委員和代理宣傳部長等這樣的重要領導職務，因此當有國共兩黨的其他領導同志到毛澤東的家里商談工作，請示匯報的時候，可能就是毛岸英給開的門，給領到了毛澤東的辦公地點，因而也就等于是參加了革命工作。電影《革命家庭》中的那位革命母親，曾經不也做過與此大同小異的工作嗎?所以毛澤東身后就是真的由毛岸英接班，還有什么不可以的嗎?因此編造毛澤東把毛岸英送上抗美援朝戰場是為了鍍金之說的人，就是一幫極其陰暗并且又弱智的無恥騙子。而相信毛澤東把毛岸英送上抗美援朝戰場是為了鍍金之說的人，純粹就是一群沒有腦子的真正傻子。然而由于中國人懂得的邏輯知識太少，所以傻子還就是太多。

　　彭德懷曾經給自己起名為石穿，意思可能就是再硬的石頭都能被他砸穿吧。的確，彭德懷后來也果然成了砸向毛澤東的第一塊、也是分量最重的一塊石頭。而這塊石頭，卻正是中國共產黨人自己擲出的。隨著毛澤東的被否定、貶低、矮化、尤其是被妖魔化，中國不僅意識形態發生了徹底的混亂、甚至是錯亂，而且中國革命的光榮歷史，中國共產黨的光榮歷史也遭到了一定的否定。而隨著意識形態的混亂、尤其是錯亂，特別是由于中國革命的光榮歷史和中國共產黨的光榮歷史的被否定，已經嚴重地損害到了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因此身為中共產黨中央總書記的習近平，才發出這樣的嚴厲警告：“決不能吃共產黨的飯，砸共產黨的鍋”。所以，但愿《彭德懷》可別也成為了歷史虛無主義者們徹底砸穿中國革命光榮歷史的又一塊石頭。徹底砸穿了中國革命的光榮歷史，那可也就徹底砸碎中國共產黨的鍋了。

　　三十多年來，由于持續地對毛澤東進行否定、貶低、矮化、特別是妖魔化，因此中國共產黨圍繞著毛澤東而形成的偉大、光榮、正確的歷史體系，已經被顛覆得差不多了。而在顛覆了原有的歷史體系之后，不管是圍繞著周恩來和朱德，還是以鄧小平為中心的新的歷史體系，又根本就不可能建立起來。因此中國這才由于忘了來時的路，所以也就找不到能夠通往未來的路。由于中國共產黨不僅在當前，而且即使是在今后相當長的一個歷史時期，也將是全中華民族的唯一凝聚力量和領導力量。因此中國共產黨的生死問題，就決不只是中國共產黨自己的事，而是關系到整個中華民族的事，更是關系到我們每個中國人自己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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