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以來，我國學術思想界展開的最為重要的討論，就是上世紀30年代爆發的“中國社會性質的論戰”，這一論戰要回答的問題是：什么是現代中國，我們要怎樣建立一個“新中國”這個問題。解放后，我國學術思想界也發生過諸多爭論，其中最為重要的，就是“中國的封建社會究竟從何時開端”的論爭，核心就是要說明中國發展道路的特殊性，以及“什么是中國道路”這個問題。

　　解放后這場爭論，不僅囊括了中國學術界的各位大佬的意見，而且影響源遠流長，波及海外，由日本京都史學派所提出的“唐宋之變”的論斷，就是從世界史角度思考中國發展道路特殊性的典范，其核心觀點是：中國自唐代中期開始，就率先走向“近代”，故“唐宋之變”，是世界近代化進程的開端。

　　我以為今天我們要思考中國道路，要研究中國歷史發展的特殊性，還是要從這里出發。

　　中國的改革與革命，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進程，我們思考面向近代的中國改革與革命，究竟應該選擇哪一個點起步呢?我傾向于，就是選擇公元805年的“永貞革新”這個點。

　　“永貞革新”要改革的對象是什么呢?簡而言之，就是宰相制度，具體說就是尚書、中書、門下“三權”的官制。而“改革宰相制度”的實質，也就是要對支配中國政治1000多年的貴族制度，發起政治上的攻擊。

　　古今中外，為什么會有“三權”、權力分割這種事?從根本上說，就是因為社會上有貴族這個最大的利益集團，而所謂分權，也就是貴族與國王、皇帝分權，貴族階級是社會上最大的利益集團，皇帝輪流做，但貴族世家源遠流長，他們的地位是不變的。

　　而這其實就是魏晉以來直到初唐的情況，這也就是“封建”的實質所在，沒有貴族權力的保障與保持，也就談不上封建。

　　初唐的時候，皇帝的權力有時并不比郡望大姓更大，以至于皇帝希望與貴族郡望聯姻，也常被拒絕，而初唐所實行的，便是皇權與貴族郡望的聯合執政，表現在政治體制上，就是皇帝要依靠“三省”施政。三省，理論上說是以4個宰相(左右仆射、中書令和門下侍中)為首組成的“貴族院”構成。

　　唐在晉祠起兵問鼎天下，晉祠太宗詔令碑前有一聯：文章千古事，社稷一戎衣。這里說的是：馬上固然能夠得天下，而治天下卻要靠掌握著文章大權的貴族集團。

　　但唐代的經濟發展是很快的，隨著帝國經濟的不斷發展，度支、鹽鐵、屯田、馬政等治國理政的專門化知識，就變得越來越重要了，開始逐漸壓倒了治經和律令。這樣，一批來自基層，特別是經濟發展很快的蘇吳地方的官員，便開始運用他們的經濟知識，挑戰朝廷里掌握著經書和律令的貴族集團。

　　公元805年，技術官僚在中央的代言人，團結起來向著貴族把持的“三省”展開攻擊，這就是歷史上的“永貞革新”。他們的代表人物，就是歷史上著名的“二王八司馬”，即王叔文、王伾、韋執誼、柳宗元、劉禹錫、韓泰、韓曄、陳諫、凌準和程異。

　　“永貞革新”最具標志性的事件，或者這場改革大戲的第一場矛盾沖突，就是王叔文闖“宰相會食”這件事。

　　王叔文，“永貞革新”的領袖，當時任度支、鹽鐵轉運副使、翰林學士，負責帝國的財政工作，而他的改革盟友韋執誼，時任尚書左丞、同平章事，是執掌尚書省的宰相之一。唐制，宰相高居百官之上，地位身份與朝廷官員有天壤之別，其中就包括，宰相吃飯的地方在中書省，宰相吃飯的時候，朝廷官員是不能進入的。而朝廷官員議事的地方叫作“閣”，那地方也是宰相不能去的，如果跑錯了地方，那就是亂了身份，也亂了王法。

　　某日，王叔文有急事找韋執誼商量匯報，就犯了這個大忌。

　　《資治通鑒·唐紀五十二》記曰：

　　賈耽以王叔文黨用事，心惡之，稱疾不出，屢乞骸骨。丁酉，諸宰相會食中書。故事，宰相方食，百寮無敢謁見者。叔文至中書，欲與執誼計事，令直省通之，直省以舊事告，叔文怒，叱直省。直省懼，入白。執誼逡巡慚赧，竟起迎叔文，就其閣良語久。杜佑、高郢、鄭珣瑜皆停箸以待，有報者云：“叔文索飯，韋相公已與之同食閣中矣。”郢、佑心知不可，畏叔文、執誼，莫敢出言。獨珣瑜曰：“吾豈可復居此位!”顧左右，取馬徑歸，遂不起。二相皆天下重望，相次歸臥，叔文、執誼益無所顧忌，遠近大懼。

　　王叔文吃飯跑錯了門，韋執誼開會跑錯了地方，這犯了大忌，所謂大忌，就是犯了宰相制度的忌諱。而技術官僚集團與宰相制度之間的矛盾，就此變得不可調和了。

　　自宋代以來，宰相被虛位，貴族制度被最終消滅，而要尋找它的原因，恐怕就在這里。因此，我們說，中國面向近代的第一場政治改革，就是“永貞革新”，因為它的目標，就是要打倒貴族的集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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