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世界的問題在于怎樣才能把富強建立在王道的基礎上，在于怎樣才能實現王道與富強的統一。只有走“王道富強”道路，中國才能實現真正的“復興”。如果不能把西方“最強”的東西與中國“最好”的東西成功結合起來，中國注定要走到邪路上去，反不能得真正之富強。

　　過去，我常在各種材料上寫上“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這句話，但其時我卻并沒有認真研究過馬克思的書，甚至一度連研究的興趣也沒有。要“照鏡子、正衣冠”，那我就得老老實實地承認，在這件事上，我是長期說假話，且對不起馬克思的。而類似我這種說假話不臉紅，乃至連內疚都不曾有過者，的確是該“紅紅臉、出出汗”。

　　“多難興邦”這種話雖絕不好玩，但我第一次系統地讀馬克思，確是在2003年“非典”期間。記得北大中關園宿舍門外的一樹梨花，歲歲都開得如雪一般，而我年年打樹下走過，卻從未留意過自家門前便有這樣的美景。花的后面有一爿舊書店，有一日，我踱進去，只見店主一個人在躺椅上睡覺。陽光撲面進來，四周靜悄悄的，倒也正應了那句濫俗的話：太平時代，“連午后的陽光都是安寧的”。

　　猛然看到了屋子角落里堆著一套《馬克思恩格斯全集》，黑皮精裝，一共是50卷，便順口問了價錢。

　　聽到有人，開店的卻連眼也懶得睜開，只是懶懶地應著：“一百。”

　　“什么!”——我大吃了一驚。

　　店主顯然會錯了意：“唔——，八十塊你拿走吧。可是全套的，一本不多、一本不少。真想要，我這就幫你捆好了，用自行車推你家去，反正放在這里也白占地方。”

　　于是，大夢未醒的小店主，便樂陶陶地推著一車馬克思的書，由我在后面小心翼翼地扶持著，走在灑滿陽光的大路上——如今想來，這是一幅多么令人悲欣交集的人間喜劇。

　　此后有一段時間，我常獨自在這樹下坐著望藍天，懷里捧著一本黑皮精裝的馬克思著作。四周一片靜謐，感覺花瓣落在自己身上，忽而想起徐凝的詩句：“一樹梨花春向暮，雪枝殘處怨風來，明朝漸校無多去，看到黃昏不欲回”——“一篇讀罷頭飛雪”，不知今夕何夕。

　　那時的世界，仿佛一下子變得安靜，乃至干凈。而現實逼迫著我，不得不結束了“開莫名其妙的會、見莫名其妙的人、講莫名其妙的話”——四處胡行野走、狼狽不堪的日子。時代的機緣，使我這樣一個無知的躁動者，第一次與馬克思慈父般的目光、與他樂章般的燦爛史詩狹路相逢。

　　四十歲之后方才知道：面對我自己所關注的課題——從長時段歷史去描述中國的改革與革命，倘無馬克思的視野，倘無馬克思的理論做基礎，是絕不可能有任何建樹和進益的。

　　魏源曾經這樣說過：“自古有不王道之富強，無不富強之王道”，此乃深得之語。而要概括中國長期歷史發展的基本矛盾，莫過于抓住追求“富強”與實踐“王道”這個基本矛盾。從王安石、張居正、胤禛(雍正帝)，到晚清洋務自強運動，乃至國民黨的建國運動，撮其要旨，其實也就在于“尋求富強”四字而已。而要尋求富強之道，則必須實現從王朝帝國，向著以財政、金融和軍事為基礎的現代民族國家的轉變，其目標，簡而言之也就是“富國強兵”。具體說，要實現這個目標，就必須建立與現代財政金融制度相聯系的國家科層官僚制度、科學教育制度和軍事制度，即這里的要害就在于動員、改造上層，變革中國社會的領導力量。或者說，就需完成從“士大夫政治”，向著現代“黨軍”、“黨國”政治的改進。

　　不過，我們也更需看到，自儒家思想從“經學”的束縛中獨立解放出來之后，宋明理學和陸王心學則走了另外一條特立獨行的道路，簡而言之，這便是追求“王道”。

　　什么叫做“王道”?“王道”當然不是“霸道”。“王者，往也”，“政者，正也”。“我心便是民心”，“養我心即是養我民”。“大學之道在親民”，故離開“親民”，也便無所謂“明明德”，也就無所謂“王道”。“與民同心”，與普天下老百姓同心同德，雖千萬人吾往矣，這便是“大同”，這便是“人間正道”，此即所謂“王道”。而要實現王道，那就必須與天下蒼生心貼著心，手拉著手，共饑寒、同冷暖，就必須深入到人民群眾中去，不斷改造“精英思想”，始終保持一顆老百姓的“平常心”，而這就是陽明所謂“我心光明，夫復何言”。要踐行“王道”，更必須反抗一切形式的“霸道”，特別是那種“不王道之富強”。而要發揚王道，依靠改革上層和精英的轉變則是完全不行的，因為它要依靠人民群眾自己起來革命。

　　所謂中國歷史上的“改革思想”與“革命思想”之根本區別，其實大致也就在于此處。

　　“京都史學派”的偉大奠基者宮崎市定氏，曾經發出過令人感慨萬千的疑問：自公元十世紀就跨入了“近代”門檻的中國社會，為什么到了十九世紀依然還不得不再次重復“尋求富強”的“王安石命題”?中華文明何以會在“近代轉變”的門檻上徘徊了近九個世紀之久?在他看來，在諸多歷史原因中，“王道”對于“富強”的深刻制約，正是一個關鍵性的要素。

　　我想，宮崎氏其實是懷著同情，乃至景仰的態度去對待理學和心學所張揚的“王道”傳統的。在他看來，中國并不是不能“富強”，對于中華文明的先賢而言，他們毋寧是“不忍獨自富強”，不能忍受霸權主義的富強，不能容忍非王道的霸道，不能容忍使千百萬人兩手空空走向黑暗的“現代化發展”。吾獨富，奈天下蒼生何?吾雖獨任，奈天下蒼生何!

　　“人皆有不忍之心”，而這就是“仁”。這也就是“共同富裕”的政治基礎——“王道”。

　　中國當然需要改革，中國當然渴望富強，需要富強。正如嚴復所指出的，自古“無不富強之王道”，離開了“富強”，“王道”往往就會流于空談，國家便會陷入積貧積弱，而這也確是宋儒以來中國文明的一個致命缺陷。但是，如果把話說回來，中國與世界的問題顯然也并不在于簡單的“富強”，而在于怎樣才能把富強建立在王道的基礎上，在于怎樣才能實現王道與富強的統一——而說到底，這才是更高層次的富強。

　　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看來，自宋代以來，中國面向富國強兵之改革所主攻的一個目標，就是財政與金融。具體說，就是歷代王朝所施行的“消極的財政政策”和“短缺性的貨幣政策”。

　　所謂消極的財政政策，是說國家對民生與產業，奉行“少予少取”，乃至“不予不取”的原則。所謂“短缺性的貨幣政策”，就是以貴金屬為幣;而明代中期錢糧改銀之后，白銀主要依靠海外進口，更使得“短缺性的貨幣政策”一變而為“依附性的貨幣政策”。這樣一來，中國國家的發展便總是會缺錢。

　　同樣是以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看去，西方之所以能夠在十六世紀之后迅速地超越中國，實現富強，原因固然很多。但從根本上說，則在于它經歷了一場深刻的財政金融革命，從而把商品經濟轉變為信用經濟、資本經濟。而貨幣由“交換的中介”轉變為以國債為基礎的銀行券，則是這一革命性轉變的突出標志。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建立在“彼此預付”的信用制度基礎上的，而資本主義的流通方式并不是“貨幣流通”，而是信用即票據的流通——而這一切，都是由馬克思的學說(特別是《資本論》)所揭示和指明了的。

　　社會交往方式的革命，為經濟交換方式的革命準備了基礎，在此之上，方才豎立起相應的政治組織形式——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

　　無論如何，我們總要承認：馬克思最懂資本主義，馬克思也最懂得富強之道，而這一點，確是我們中國的歷代先賢所不能比擬的。這也正如馬克思對于金融和資本的研究，是有經濟學以來的各路經濟學大師所不能比擬的一樣。不過，我們更需知道，在馬克思那里，資本主義的發展方式，充其量也不過就是“不王道之富強”罷了。如果沿著這條道路照走不誤，一切“后發國家”不僅不能實現“富強”，而且還會陷入率獸食人、人將相食的叢林法則，其結果不僅僅是亡國，而且更是“亡天下”。

　　歷史和實踐都已證明，要把富強與王道統一起來，要克服富強與王道之間的矛盾，僅憑“改革”，僅憑改造上層、發動精英增加自身治理能力是不行的，因為這需要動員全社會，需要發動人民群眾——簡而言之，這需要革命。

　　馬克思極懂富強之理，馬克思深諳金融和資本之道，這有《資本論》為證。但馬克思更深明革命天演的法則，因而他贊成美國革命、法國大革命、1848年革命和1871年的巴黎公社革命，這也有他一生的奔走呼號為證。

　　今天看來，無論求富強還是求王道，我們都離不開“西方圣人”馬克思，因為僅靠我們祖宗的遺產，確實解決不了富強與王道之間的矛盾。

　　究竟應該怎樣理解中國的改革與革命?

　　2008年，我在紐約與廖子光老談。廖老曾有言：晚清以來，中國舉凡財政金融、軍事、科技均落后于西方，不僅陷入國家民族的大劫難，而且陷入了文明的大劫難;要尋求富強之道，什么辦法都嘗試盡了，結論則是完全沒有辦法實現歷史的翻盤。直到湘潭毛潤之先生出來，方才能夠逐步集合中華文明的真諦，一舉扭轉了這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這是因為毛先生很明白一個簡單的道理：近代中國除“人心”之外，再便無富強之“資本”。中國已經一窮二白，欲在如此山窮水盡的條件下求富強，只能依靠“行王道”，舍此再無它法。而毛先生“發財的資本”，靠的就是喚起四萬萬人的同心同德、空前團結一心，來打敗了西方在軍事、科技和財政金融方面的優勢。他有兩只手：一手是理學和心學的“大同”思想，從程朱、陸王到曾胡左李、康有為、孫中山，毛潤之先生是集大成者;一只手就是馬克思主義學說——因為這后一只手，能把“王道”與“富強”在現代條件下統一起來。所以，毛先生締造的新中國就不叫民族國家，而叫“人民國家”;他的戰爭便不叫“國家戰爭”而叫“人民戰爭”;他的科學教育不叫“精英教育”，而喚作“為人民服務”的科學和教育;他的金融叫“人民金融”，而人民金融則是建立在人民的信任基礎上的，這是極為高明的設計。

　　毛先生把馬克思所提出的問題在一個東方大國做了實踐，中國最終實現了歷史大翻盤。他開辟了在“王道”基礎上實現“富強”的新道路，他的一些實踐、一些做法，固然受到歷史條件的限制，自有其不成功的地方，但在大方向上，乃是完全正確的。而今天的中國學者的問題卻是，對美國和西方霸權和霸道之實質既了解不深，對王道傳統興趣又不大，記憶幾近淡漠，故不能以己之長，習人之強，反難免兩頭皆失之虞，此乃是最可擔憂之事。

　　無論如何，只有走“王道富強”道路，中國才能實現真正的“復興”。如果不能把西方“最強”的東西與中國“最好”的東西成功結合起來，中國注定要走到邪路上去，包括復活官二代、封建主義、買辦資本、腐敗、兩極分化這些東西。正如歷史上的中國，求仁反不得仁，而今的中國，若只求富強，反不能得真正之富強。

　　廖老一直把毛澤東主席稱為“毛潤之先生”，因為廖氏一族，舉凡廖仲愷、何香凝、廖夢醒、廖承志，一半國民黨元老，一半共產黨元勛。廖老一生歷經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的全過程，作為紐約杰出的金融家，他始終關懷著中國的改革開放。早在2005年，廖老便提出中國以“貨幣互換”抑制美元霸權，逐步實現人民幣國際化的戰略構想，以及通過不斷提高勞動者待遇、面向內需、面向中西部謀發展的經濟結構調整戰略。這位年屆九旬的老人，他的博大智慧令我如沐春風，至今記憶尤新。

　　關于“王道”與“富強”這個話題，我還記得上世紀末墨子刻(Thomas A. Metzger)教授來北大講學時，偶然在路上遇到他，我向他請教本杰明•史華茨(Benjamin I. Schwartz)的《尋求富強——嚴復與西方》一書。他這樣說：我們西方實行的是“霸道”，你們中國堅持的則是“王道”。1840年我們打敗了你們的“王道”，可是西方的“霸道”終究也不能長久。現在要看看你們中國，究竟有沒有辦法把富強建立在王道的基礎上了。與其說將來世界都要看中國，還不如說是全世界都要看中國如何去克服王道與霸道相沖突這個難題。

　　墨子刻教授對清代制度，特別是《大清會典》有著精深研究。他更繼承了歐文•拉鐵摩爾的中國邊疆史觀——而更重要的是，用廖子光先生的話來說，他是少數“真正懂毛澤東思想的人”。

　　今天以及未來的中國，果然能夠在“王道”的基礎上實現“富強”，從而為人類發展開出一條新路嗎?

　　2011年6月，在世界講壇上，李稻葵教授曾經面對著包括亨利•基辛格在內的西方政要這樣堅定地說過：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絕不會重復西方霸權主義的老路，因為我們要復興的不僅僅是經濟，而是文明，這種文明的核心是“王道”——而這就是我們說的“共同富裕”。中國的現代變革“始于170年前開始的中西文化大碰撞。中國的失敗造成了深重的文明災難，這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巨大的屈辱，這種屈辱的記憶代代相傳。今天，我們的孩子們仍然在學習這些教訓。這次屈辱在中國社會以及中國歷史上激起了巨大的反應，包括90年前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就是為了應對這次屈辱的一個絕決的回應。”

　　“我的文明教會了我，不要去壓迫別人，不要強加于人，而是要與人合作。我的文明教會了我，經濟學應該為大多數人服務，而不應是掠奪別人的工具和手段。”

　　稻葵先生的話，說出了我們這一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心聲。我曾經用一句話來形容他當時舌戰群儒的形象：君子威而不猛。

　　“屢仆又屢興，慷慨期致遠。道逢同心人，萬里互可勉。”由此上溯到1840年以來，中華民族的先進分子為了爭取一個文明、進步和平等的新世界而前赴后繼、挖山不止。只要我們堅持下去，只要我們努力奮斗，就沒有什么東西可以擋住我們的去路，就沒有什么大山是挖不平的。

　　或許，我算是一個“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

　　寫完《五百年來誰著史——1500年以來的中國與世界》之后，我本想一鼓作氣，把《龍興——1500年以來的中國改革與革命》寫完的。但是，隨著寫作和研究的深入，我日益認識到：如果不能抓住現代社會轉變的根本動力，如果不能洞悉人類社會發展發生“大分流”背后的因緣，無論下多少功夫都是白費的。而要抓住這樣的動力，追求這樣的視野，那就必須掌握馬克思的理論、馬克思的方法。

　　我從今年9月初至今一直在生病，家人警告我說，倘若再這么捧著馬克思的書不放，恐怕就真的“要去見馬克思了”。此雖系笑談，而我心自知，我們中國人，連死都不怕，還會怕什么別的東西嗎?不做虧心事，何懼鬼叫門。何況我們的許多前人，例如寫出了《封建論》的柳宗元，恰在我這個年齡就死掉了。而像馬克思一樣，他即使在放逐中，卻畢竟也沒有低下過自己的頭。

　　馬克思于1883年病逝于倫敦，于今130年矣。而今天的我們，卻正處于他所預言并深刻分析了的資本主義金融危機之中。而這按照恩格斯的名言來說就是：“我們至今還忍受著馬克思預言過的這些事變后果所帶來的苦難。”

　　“所不朽者，垂萬世名;孰謂公死，凜凜尤生。”

經濟導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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