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何炳棣先生在哥倫比亞大學參加博士論文開題考試，何先生后來回憶說，這場考試，題目之深奧，諸位導師用心之幽遠，令他“終身難忘”。毫不夸張地說，考試所涉及的內容，均成為他日后研究立身的契機和基礎，故55年之后撰寫的《讀史閱世六十年》中，何先生把當年考試的內容都一一記錄下來，以示后來。而作為后來者，讀何先生的著作，看他當年的考題，再回想當年自己博士論文開題時之敷衍，又思當下博士考試制度之膚淺草率，不禁愴然。
例如，其中有一題是：法國的Parlement的性質是什么?
何答：Parlement很難譯成英文，它絕不是英國式的議會。它是一種所謂的“主權法院”(sovereign court or council)。
導師問：何謂“主權法院”?
何答：“主權”是無可再上訴之意。
導師問：它的性質是純司法的嗎?
何答：不是。它的最重要的職責是接受國王的詔令而予以正式登記。登記之后須向全國宣布詔令的內容。既然有權同意和接受國王的詔令，就暗示有權拒絕或者故意拖延登記。例如亨利四世登基不久，急需增稅擴軍，巴黎的“主權法院”就有意拒絕接受詔令，使得他不得不親自去百般解釋勸誘，表面上卻極力維持國王下令的尊嚴，最后詔令幾經修改才得到登記。
上述這番問答，一舉說出了西方“法制”的實質，也說出了“三權分立”的實質。
所謂“三權分立”，實質上就是貴族與國王之間的博弈。表現在形式上，就是國王的命令，必須經過貴族院(即主權法院)登記，然后再以“法令”的形式頒布，如此方才有效。而貴族院則有權駁回、修改乃至拒絕登記國王的命令，這就是所謂“法制”及其程序，這也就是行政、立法與司法“三權分立”的運作。
我們這些人不可能讀過何先生那么多的書，見過他所見的世面，不過，倘當年我參加考試，或許會補充說明如下一點：實際上，這種“三權分立”之法制Parlement，就是中國唐代的“三省”制度——即尚書、中書、門下三省互相制衡的官僚制度。
其中，尚書省是行政中樞，中書省是司法機構，它負責把皇帝的詔令登記在案，然后起草為敕令，而門下省則是立法機構，負責對中書省的敕書、敕令加以修改、匡正，不能通過門下省者，則予以駁回，此謂之“涂歸”。
唐代，實堪稱人類歷史上官制最為完備的時代，它既是前代官制的集大成者，又是后世官制的開啟者，它不僅是日本、朝鮮等官制的藍本，也是歐洲啟蒙運動，特別是法國官僚制的樣板。
我們今天講“制度自信”，這不是空談，當然也不應淪為空談，而是需有歷史事實為證。今天強調“讀點歷史”，就是為了避免空談誤國。
《資治通鑒·唐紀八》記曰：
上(太宗)謂黃門侍郎王珪曰：“國家本置中書、門下以相檢察，中書詔敕或有差失，則門下當行駁正。人心所見，互有不同，茍論難往來，務求至當，舍己從人，亦復何傷!比來或護己之短，遂成怨隙，或茍避私怨，知非不正，順一人之顏情，為兆民之深患，此乃亡國之政也！煬帝之世，內外庶官，務相順從，當是之時，皆自謂有智，禍不及身。及天下大亂，家國兩亡，雖其間萬一有得免者，亦為時論所貶，終古不磨。卿各曹各當徇公忘私，勿雷同也!”
這就是說：皇帝本人也必須受到制度的監督，李世民把這一點提到了家國興亡的高度去認識，而且，他絕非僅是唱唱高調，而是身體力行。如下便是一例。
按唐府兵之制，18歲的“中男”有當兵之義務，封德彝建議說，由于貞觀時代以來生活條件改善，青少年身體健壯者多，故中男身體壯大者，即使尚未年滿18，也可以當兵。太宗接受了這個建議。但太宗的命令被中書省頂了回去，如此凡4次，其中帶頭的就是諫議大夫魏征。
《資治通鑒·唐紀八》記曰：
上遣使點兵，封德彝奏：“中男未滿十八，其軀干壯大者，亦可并點。”上從之。敕出，魏征固執以為不可，不肯署敕，至于數四。上怒，召而讓之曰：“中男壯大者，乃奸民詐妄以避征役，取之何害，而卿固執至此!”對曰：“夫兵在御之得道，不在眾多，陛下取其健壯，以道御之，足以無敵于天下，何必多取細弱以增虛數乎!”
結果便是：太宗的命令根本就沒能到達門下省，因為它在中書省就沒通過，征兵法因此也就沒有被修改。
柳宗元在《封建論》中說，治國依“制”不依“勢”。制，就是指制度，這也就是指依法治國，而所謂“勢”，是指人的意志，無論是少數人的意志還是多數人的意志，都可以稱為“勢”，但無論“來勢”如何“洶洶”，都不能危害、破壞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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