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三權分立根本不可能

　　按：本文論述重點在三權分立與有形、無形的手，人治、德治與法治，算是炮打自由派特別是法律黨的一張大字報。

　　短論一：真正的三權分立根本不可能

　　某領域如要實行有效的統一管理，就必須極權或集權，分權是不行的。如果分權，就是通常所謂“政出多門，互相掣肘”，無法有效統一管理。所以真正的三權分立是根本不可能的。國家政權為正常發揮其職能，就必須使政權的各個部門之間保持一種統一性。否則，搞所謂“三權分立”，讓國家政權的不同部門之間互不統屬、相互獨立，只會造成“政出多門，互相掣肘”的局面，使國家政權無法正常發揮維護社會秩序的職能。要使國家政權的各個部門之間保持一種統一性，就必須在各個部門之上有一個最高權威的統治者或領導者。這個最高權威的統治者或領導者可以是一個人，也可以是一個機構。在中國古代就是皇帝，在現代中國就是黨中央。在社會主義國家，無產階級通過無產階級政黨對國家機器實行一元化領導，使國家機器的不同部門之間在黨的領導下保持一種統一性，從而正常發揮其職能。在資本主義國家，表面上三權分立，但實際上處于國家機器各個部門之上的最高統治者是有的，那就是大資本家集團。大資本家或者說壟斷資本集團擁有巨額財富，事實上可以操縱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國家機器也在其操縱之中。但他只是私人身份躲在幕后操縱，如慈禧太后垂簾聽政。他具有的能操縱社會生活乃至國家機器的能力在表現形態上也只是一種私權力而非公權力，因此無須象公權力那樣為整體利益承擔責任和接受社會監督。這就是自由派市場派鼓吹的所謂“無形的手”。在資本主義國家，在大資本家集團的幕后統一操縱下，國家機器的各個部門之間也能保持一種統一性，從而正常發揮其保護資本家利益的職能。

　　所謂“有形的手”就是公權力的手，具體指制度設計上有一個明確的最高統治者或領導者，他掌握相應的權力和資源，為維護整體利益(為人民服務)而對社會生活的某一方面或各個方面進行有效的統一管理。所謂“無形的手”是指作為私權力的豪強的手。自由競爭就是兼并，結果就是兩極分化，社會財富和資源集中在少數豪強手里。現代資本主義社會，豪強就是大資本家大財閥。在自由競爭的社會里，豪強以私人身份掌握巨額財富資源，因而在事實上可以操縱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國家機器也在其操縱之中。但豪強只是私人身份，他所具有的可以操縱社會生活乃至國家機器的的權力作為“無形的手”在表現形態上只是一種私權力而非公權力，因此無須為整體利益承擔責任和接受社會監督。有形的手作為公權力必須為整體利益承擔責任(為人民服務)和接受社會監督，無形的手作為豪強勢力的私權力則無須為整體利益承擔責任和接受社會監督，但它在事實上又可以操縱社會生活乃至國家機器。這就是兩者的區別。這個區別非常重要，要引起重視。

　　短論二：要君者無上

　　《孝經》上講：“要君者無上，非孝者無親，非圣人者無法”。儒家主張尊君，尊君的實質就是強調極權。強調極權的實質則是強調整體利益和為維護整體利益所必須的統一管理，價值觀基礎是集體主義——整體大于個體，個體不能脫離整體獨立存在，整體利益優先。要有效地進行統一管理，就必須有個最高權威的統治者。這個最高權威的統治者在中國古代就是皇帝。因為皇帝是整體利益的代表，而按照集體主義價值觀，整體大于個體，整體利益優先，所以任何人都不能要挾皇帝，都不能按商品交換原則與皇帝對等地討價還價。否則就是“要君者無上”。在今天，黨中央就是整體利益的代表。整體大于個體，所以任何人特別是資本家，都不允許按商品交換原則與黨中央去討價還價。如果黨中央為了人民的公利，決定要對私營企業和門戶網站實行國有或公有化改造，而有資本家抗拒，或要象做生意那樣與中央討價還價甚至要等價交換，那我們就給他扣頂帽子——“要君者無上”。

　　短論三：官僚民主優于資本民主

　　官僚操縱社會的能力是公權力，而公權力必須為整體利益承擔責任和接受社會監督。所以官僚即使以權謀私，也不敢太放肆，也要受一定的約束，因為用公權力為個人謀私在制度設計上是不正當的，甚至就是腐敗在法律上可以被追究。資本家操縱社會的能力在表現形態上只是一種私權力，因此無須象公權力那樣為整體利益承擔責任和接受社會監督。所以資本家為自己謀私并損害人民利益的行為是公開合法、肆無忌憚的。兩相比較，對人民而言，公權力要優于資本家的私權力，有形的手優于無形的手。在官僚民主與資本民主的關系上，就是官僚民主優于資本民主。以蘇聯為例。蘇聯勃烈日涅夫時代，官僚特權現象雖然很嚴重，但勞動人民還是能享受到穩定的生活保障。而蘇聯解體資產階級復辟后，人民的生活狀態馬上惡化。這就說明再壞的公權力也優于資本家的私權力，官僚民主優于資本家民主。當然，人民的民主要優于官僚民主。但如果只允許在官僚民主與資本家民主之間二選一的話，我還是選擇官僚民主，只要這個官承認公權力必須為人民服務。

　　短論四：人治與法治的哲學分歧

　　哲學上看，人治與法治的分歧就是理性主義與反理性主義(虛無主義)的分歧。理性主義承認真理的客觀性，承認人有能力認識客觀真理。在理性主義看來，一個好的領導者就必須才識超群，能認識客觀真理，從而為民做主，也就是為人民指明方面、明辨是非。這就是人治。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作為無產階級先進分子，掌握了馬克思主義的真理，認識到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所以要作為領導者領導人民去建設一個理想美好的社會。所以社會主義國家確實應該講人治。所謂“黨的領導”就是標準的人治。反理性主義否認真理的客觀性。既然客觀真理不存在，那就別指望有個優秀的領導者認識到客觀真理從而為民做主，只能是放任自流，讓大家自由競爭。政治上的自由競爭就是憲政民主，經濟上的自由競爭就是市場經濟。要自由競爭也必須遵守一定的規則，這就是所謂“程序合法”或“程序正義”。這個規則的制訂也有它的思想基礎，就是資產階級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和資產階級抽象人性論。也就是說法治的本質不是要不要守法的問題，而是自由競爭，思想基礎是資產階級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和資產階級抽象人性論，哲學基礎是反理性主義。用法治解決問題通常就是打官司。打官司不就是原告與被告之間的一種競爭嗎?鼓吹法治的法律黨片面強調“程序正義”，忽略“實質正義”，實質是否認真理的客觀性，是反理性主義即虛無主義的表現。因為“實質正義”即客觀真理不存在，所以不能指望有個好領導來為民做主，有問題只能靠自由競爭來解決。自由派鼓吹“程序正義”和“程序合法”的實質，是主張用自由競爭解決問題，哲學根源是反理性主義即虛無主義。真的講法治，“黨的領導”馬上要否定。

　　短論五：德治與法治

　　儒家講德治。德治實行的前提是價值一元，即是非善惡有客觀統一的判斷標準，哲學前提是理性主義。作為反理性主義，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否認真理的客觀性。既然客觀真理不存在，只能放任自由，讓大家自由競爭。法治的實質是自由競爭。自由競爭就是弱肉強食，誰的拳頭大誰就有理。單純的法律不過是一種外在的強制監管手段。任何一個社會集團，只要有足夠的實力強迫別人服從自己的意志，那他的意志都可以成為法律。主張法治，把法律作為治國的最高根本，實質就是誰的拳頭大誰就有理，是霸道尚力，不是王道尚德。按理性主義哲學立場，人以德為本，是非善惡有客觀的判斷標準。對治理國家而言，道德是根本，法律是末節，只是技術工具。法律必須以道德為依據，必須起到懲惡揚善的作用。如果法律不以道德為依據，不能起到懲惡揚善的作用，這樣的法律就是惡法，沒有正當性。德為本，法為末。是德比天大，不是法比天大。人治與德治的哲學前提都是理性主義，法治的哲學前提是反理性主義。社會主義國家的指導思想是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哲學就是一種理性主義哲學。所以社會主義國家應該明確講人治與德治，不講法治。

　　短論六：有治人無治法

　　人治與法治的分歧，從一個角度講，就是人與法之間，到底誰是第一性?我認為人肯定是第一性，法只能是第二性。因為只要是人做的工作，這件工作做得好與不好，肯定是出在做這件工作的人的身上。法律的制訂、實施和維護，當然是人的工作，要依賴于具體的人。所以法律制訂得好不好，實施得好不好，維護得好不好，都出在相關的人的身上。人的素質有高有低。如果相關人員素質發生變動，那么相關的工作質量也會隨之變動。是所謂“有治人無治法”，“人存政舉，人亡政息”。人與法之間，人當然是第一性，法只能是第二性。法治的觀點如要成立，邏輯上必須有個假定前提，那就是世界上有個東西叫做法律或者制度，它可以脫離具體的人自己制訂自己，自己實施自己，自己維護自己。但問題是真的有那么個東西嗎?自由派或所謂“法律黨”陣營真的能找出這么個東西給我們看嗎?

　　短論七：如何看待“清官意識”?

　　中國古代的“清官意識”是主張法治、反對人治的自由派法律黨的一貫攻擊對象。我認為對中國古代的“清官意識”不能全盤否定，要一分為二：有積極面和消極面。積極面是要求領導者要為民做主，即為人民主持公道、明辨是非。消極面是古代社會勞動人民沒有政治權力，對清官只能被動地等。如果朝廷派個清官下來，那老百姓很幸運，但如果派的是庸官或昏官貪官，老百姓也沒辦法，只能默默忍受。我們現在對“清官意識”要肯定積極面，解決消極面。解決的辦法就是落實社會主義民主。在社會主義國家，領導者要接受人民有效的民主監督。如果你能力不行，不能勝任領導者的工作，群眾可以用手中的民主權利讓你下去，另選有能力的人上來。用社會主義民主解決“清官意識”的消極面。

　　短論八：法治成本高

　　在社會管理手段上，法治強調外在的強制監管手段。外在的強制監管手段是要花錢的，成本很高，窮人和窮國是玩不起的。中國就是一個窮國，絕大多數人都是窮人。所以在中國推行法治，完全脫離國情。毛主席講人是要點精神的。實際就是在社會管理上強調人的道德自覺而非外在的強制監管手段。有良好的道德自覺或道德責任感做基礎，再適當加一點外在的監管手段，這個管理效果可以很好。但如果沒有良好的道德自覺做基礎，就單憑外在的監管手段包括所謂“物質刺激”，這個管理不會好。“高薪養廉”的問題也一樣。

　　短論九：“法無禁止即自由”的錯誤

　　法律是最低限度的行為要求，不是最高限度的行為要求。“法無禁止即自由”的錯誤就在于把最低限度的行為要求當成了最高限度的行為要求。單純的法律不過只是一種外在的有形的強制監管手段。再完備的法律都是有漏洞可鉆的。所以鼓吹“法無禁止即自由”，就是說只要沒有外在的強制約束，為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可以不擇手段干盡一切壞事，是一種標準的偷奸耍滑鉆空子的刁民心態。老實本分的人，有嚴格道德自律的人，決不會有這種念頭。

　　短論十： 理性主義與反理性主義

　　哲學上有理性主義與反理性主義的區分。馬克思主義屬于理性主義，自由主義屬于反理性主義即虛無主義。理性主義承認普遍性必然性。反理性主義否認普遍性必然性，只承認特殊性偶然性。反映在判斷上，理性主義認為人可以對事物做全稱判斷，反理性主義認為人對事物只能做特稱判斷。但反理性主義的思想如果表述為一個判斷的話，其實也是一個全稱判斷。這就是反理性主義的邏輯矛盾。當然，對蠻橫無理的人來說，有邏輯矛盾是無所謂的。

　　短論十一：法治與官僚主義

　　法治的本質是自由競爭，是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一種表現。人治與法治的哲學分歧是理性主義與反理性主義的分歧。理性主義承認客觀規律，反理性主義否認客觀規律。按理性主義立場，任何工作的工作質量好壞都有客觀的評判標準。因為評判標準是客觀的，所以如果相關工作者的素質有變動，那么相關工作的質量也會隨之變動。這就是“有治人無治法”，“人存政舉，人亡政息”。按反理性主義立場，任何工作的工作質量好壞都無客觀的評判標準。既然沒有客觀的評判標準，那么這個工作的工作質量就不會隨工作者素質的變化而變化。這就意味著這個工作崗位的工作質量可以與工作者的素質高低脫鉤，真正做到擺脫“人存政舉，人亡政息”的局面。如果這樣，豈不意味著任何人，包括傻瓜都能坐這個工作崗位?如果任何人，連傻瓜都能坐這個工作崗位，那這個工作崗位豈不是太舒服了?這難道不是相關工作者為自己推卸責任和偷懶的一種方法?自由主義主張對事物采取放任自流的態度。既然放任自流，當然不要費心費力了。所以我認為，任何工作崗位上的人如果對自己的工作內容采取自由主義放任自流的態度，都是推卸工作責任和偷懶的表現。就社會管理而言，如果社會的管理者在社會管理上搞自由主義，即推行自由競爭的制度，讓人們自由競爭，競爭中誰勝了你就承認誰，實際就是社會管理者自己在社會管理上推卸責任和偷懶的表現。干部推卸責任和偷懶就是官僚主義。官僚主義的一個特征就是形式主義——工作上只講表面形式，不講實際效果。只講表面形式，不講實際效果，不就相當于法治的只講“程序正義”，忽略“實質正義”嗎?所以我認為法治就是形式主義作風正當化，官僚主義的干部可能最喜歡。注意，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如果把工作中的問題都歸結為制度問題，那具體的人就沒責任了。如果我是官僚主義的干部，我很喜歡法治的理論。因為如果工作中出了事，我可以為自己推卸責任說：“那是體制的問題，不是我人的問題”。

　　短論十二：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下共產黨干部扮演角色的不同

　　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哲學區分就是理性主義與反理性主義的區分。計劃經濟是人治，市場經濟是法治。共產黨干部在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條件下扮演的角色是不同的。在計劃經濟包括農業集體化條件下，共產黨干部扮演的角色是領導者，要親手組織帶領人民群眾按集體主義原則團結合作搞建設。要很好承擔領導者的責任，共產黨干部就必須吃苦在先，享樂在后，深入群眾，做調查研究，做組織動員，要做大量耐心細致的工作——工作量工作難度大。在市場經濟和農業個體單干條件下，共產黨干部不是領導者，變成統治者。讓群眾靠自己的力量到市場上個人奮斗自由競爭，干部退居二線，坐在衙門里收稅，就象地主收租一樣——工作量工作難度大幅度下降。把計劃經濟改為市場經濟，實際上是一些干部為自己推卸責任和偷懶，即降低工作量和工作難度。我有理由認為：主張市場經濟和農業個體單干，反對計劃經濟和農業集體化的領導干部，在現實生活中很可能就是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干部：缺乏責任心，德才平庸，工作偷懶，在群眾中沒威信和號召力，不能勝任領導者的工作。在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兩種體制下，領導干部的工作內容有什么不同?工作量和工作難度相應又有什么不同?作為反理性主義，自由主義主張政府不要管的放任自流態度與領導干部推卸責任和偷懶的官僚主義之間是什么關系?值得思考。

　　短論十三：人治、法治對領導者素質要求的不同

　　人治要求領導者必須為民做主。要勝任為民做主的工作，就必然要求領導者德才超群，能贏得群眾對自己的信服。法治的本質是自由主義的自由競爭。讓大家自由競爭，誰勝了你就承認誰。領導的工作量和工作難度就大大下降。我認為在對領導者素質的要求上，人治要大大高于法治。

　　舉個例子。上海電影譯制廠的老廠長陳敘一是個高水平的領導，在上譯的老配音演員中很有威信。據老配音演員蘇秀回憶，六十年代一次單位里討論加工資，只有一個名額，在畢克和于鼎中二選一。于鼎在配戲上沒畢克機靈，但他樂于助人，人緣特好。當時多數人支持于鼎，畢克就不高興。如果領導在這件事上要省心省力，那最好是選用自由主義法治那套，讓于鼎、畢克二人自由競爭。這樣的話，很可能畢克落選。但陳敘一當時沒搞法治自由競爭，而是搞人治為畢克做主，支持了畢克。他的支持也不是依仗領導地位以勢壓人，而是以理服人。他這樣說：“畢克配戲比于鼎好，出戲比于鼎快對不對(大家都承認)?當然，于鼎的那些(指樂于助人)也是優點，但我們現在不是在選工會委員”。一言而定是非。這樣的領導是真正高水平的領導，也是真正人治條件下稱職的領導。

　　從上譯廠老廠長陳敘一的例子可見，人治條件下領導者必須為民做主。為民做主是件“活”的工作，智慧含量高。法治條件下領導者只要維持一套既定規則，讓大家自由競爭就可以了。這是件“死”的工作，智慧含量低。對領導者的素質要求，人治要遠遠高于法治。只有真正德才超群足以服眾的領導者，才能勝任為民做主的工作。如果一個領導者德才平庸不足以服眾，肯定無法勝任為民做主的工作。而這時如果這個德才平庸的領導者貪戀權位不肯讓位，那對他來說，最好的辦法就是改變自己的工作內容，把原先難度大的為民做主的工作改換成一個難度小的工作。這時，自由主義的主張，譬如政治上的法治和經濟上的市場經濟就是很理想的選擇。現在怎么看，都覺得自由主義的主張最適合官僚主義干部為自己推卸責任和降低工作難度。批判自由主義的左派人士有沒有同感呢?自由主義與官僚主義的關系，值得研究!

　　短論十四：領導者的領導方式

　　我認為一個優秀的領導者在領導方式上應該是既有民主作風，能尊重群眾，同時又有主見，能為民做主。不稱職的領導者在領導方式上容易走兩種極端。一種極端是家長作風缺乏民主，獨斷專行，下級和群眾只能對領導盲目服從。如文革前某領導人鼓吹的“馴服工具論”就是這種極端。另一種極端是搞自由主義放任自流，還美其名曰“尊重群眾自主權”，實際上就是領導者撒手不管放羊了。改革開放后某些領導人推行的市場經濟個人承包之類就是這種極端。所謂“尊重群眾自主權”也很有諷刺性。真的尊重群眾自主權的話，市場經濟之類的自由主義改革措施都應該由群眾自己通過民主討論來決定。但事實上這些改革措施都是某些領導人自己內部單方面決定，群眾只是被動接受而已。這就是自由派改革者的“尊重群眾自主權”!在領導方式上家長作風缺乏民主與自由主義放任自流，這兩種極端表面上看正好相反，但本質上是同一回事——都是領導者領導水平低和無能的表現。根據本人的生活經驗，一個領導者如果有上兩種極端中的任一種，那在一定條件下他也會走另一種極端。真正優秀的領導者，應當是中庸之道不走極端。在領導方式上既有民主作風尊重群眾，也能為民做主，替群眾主持公道、指明方向。參考前面陳敘一的例子。

　　短論十五：為納稅人服務是腐敗公開化合法化

　　共產黨講為人民服務，不講為納稅人服務。為納稅人服務是資產階級的口號。為納稅人服務就是為有錢人服務，誰有錢誰說了算，實質就是腐敗即權錢交易的公開化合法化。關于封建時代的官場腐敗，有句民間俗語叫：“堂堂衙門八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而這種“堂堂衙門八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的腐敗現象，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實際上是公開化合法化了。體現在哪里?就體現在這句“為納稅人服務”的口號上。資本主義制度是真正的體制性腐敗。

　　短論十六：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

　　孔子名言：“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著名的“義利之辨”即起源于此。孔子這句名言的意義在哪里?就在于點明好人壞人的本質區分在哪里?好人當然做好事，而壞人有時也會做好事。那好人做好事與壞人做好事，兩者的區分在哪里?就在于好人做好事是出于自覺，即“君子喻于義”，壞人做好事是出于自發，即“小人喻于利”。因為好人做好事是出于自覺，所以有必然性，而且無須外在強制，社會為他付出的代價和成本很低。壞人做好事只是出于自發，所以只是一種偶然性，沒有必然性，并且需要外在強制，如高額的物質刺激，使社會為他付出很高的代價和成本。所以壞人做好事沒什么好贊的。吃透孔子這句話，那凡是為資本家辯護的各種論調，你都可以輕而易舉地駁倒。因為為資本家辯護，無非是說資本家在某些方面也有好的表現，如創業如何勤奮，如何為國家增加稅收等等。但資本家的本性是個人主義自私自利，根據孔子“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的精神，資本家即使某方面做好事也是為利而非為義，是自發而非自覺，只是偶然性不是必然性，需要外在強制即高額的物質刺激，會使社會為他付出很高的代價和成本，所以沒什么好吹的!道德至上的儒家思想確實對資本主義和商品經濟有強大壓迫力。精通儒家道德學說，可以使你在批判資本主義時很方便地就占據道德制高點，有一種居高臨下的道德優越感。請左派務必注意。

　　短論十七：中共中央全會應該怎么開?

　　許多左派人士談論中共中央全會，重點往往放在全會的結果，而很少關注全會的開會方式。我認為社會主義民主比什么都重要。在談論中共中央全會上，全會的開會方式如何符合社會主義民主，如何體現權力在陽光下運做，如何使執政者真正接受人民有效監督——這些問題要比單純的會議結果更重要。從落實社會主義民主，使黨和國家管理決策過程公開透明，執政者接受人民有效監督的角度，我對中共中央全會的開會方式提三點要求：

　　開會前：

　　中共中央全會開會前必須將全會議題向全社會公布，讓全體人民知曉并引起關注。要讓人民能對全會議題充分有效地公開發表意見并交流討論。在此期間，全體中央委員應到基層認真傾聽群眾意見，并以群眾一分子的身份參與群眾討論。

　　開會中：

　　在發揚人民民主讓群眾充分發表意見的基礎上正式召開中央全會。全會過程除特殊情況外，原則上完全公開，讓人民知道中央委員們是如何討論國事的，便于人民對執政者的監督。

　　開會后：

　　中央全會的決議可以向全社會宣傳，但不搞一邊倒的宣傳。因為執政者作為公仆要接受人民的監督和考驗。因此如果執政者搞一邊倒的宣傳，即在公開發言平臺如主流媒體上，只有執政者自己的聲音，卻聽不到作為執政者服務對象的廣大人民群眾自己獨立真實的聲音，特別是批評性意見，那執政者又怎么接受人民有效地監督和考驗?所以中央全會的會議結果可以向社會宣傳，但不一邊倒。允許群眾有不同意見可以公開發表。對不同意見，執政者不壓制，用民主方式解決。只有這樣，才真正體現執政者對人民的尊重，體現執政者愿意接受人民對自己的監督和考驗，不把自己凌駕在人民之上，執政者的權威是自然形成而非人為樹立。

　　社會主義民主比什么都重要。但許多左派人士對此似乎重視不夠。比如對中央全會，議論的重點往往放在會議結果上，對具體開會的方式卻很少關注。我認為中央全會的開會方式如何才真正符合社會主義民主比單純的會議結果更重要。象現在的開會方式——會前不發動群眾廣泛討論，開會過程對外保密，會議結果搞一邊倒的宣傳——這樣好不好?當然不好。這樣做，實際是把人民排除在黨和國家的管理決策過程之外，處在一個被動接受的位置上;社會主義民主不是最廣大人民的民主，變成少數領導干部的民主;執政者也不接受人民有效的監督和考驗，不是作為人民公仆在人民之中，而是人民老爺在人民之上。社會主義民主不能停留在抽象原則上，必須在操作上落實。從這點講，中央全會的開會方式要比全會決議更值得我們關注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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