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展調查研究，是做好事情的前提。很多人知道毛澤東同志的一句名言：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不過未必大家都了解毛澤東同志所說的“沒有正確的調查也沒有發言權”的觀點。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是毛澤東同志在中央蘇區時期針對黨內存在的嚴重的教條主義，一切從本本出發，不會和不懂得與豐富而鮮活的革命實踐相結合而提出來的。見于毛澤東同志1930年5月《反對本本主義》一文。蘇區時期的1931年4月2日，毛澤東同志就提出了“不做正確的調查同樣沒有發言權”。

　　延安整風前，毛澤東同志專門為《農村調查》寫了序言和跋。在序言中指出，“所以印這個材料，是為了幫助同志們找一個研究問題的方法”，也就是形成正確的調查方法的問題。毛澤東同志總結指出，“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即階級分析的方法，作幾次周密的調查，乃是了解情況的最基本的方法。”這里講的是立場問題，根本出發點和總體方法問題，《農村調查》一書則提供了研究問題的方法技術問題。

　　在序言中，毛澤東同志還就如何開好調查會，作了具體說明，強調了態度的重要性，“沒有滿腔的熱忱，沒有眼睛向下的決心，沒有求知的渴望，沒有放下臭架子，甘當小學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我再度聲明：出版這個參考材料的主要目的，在于指出一個如何了解下層情況的方法，而不是要同志們去記那些材料及其結論。”

　　1941年9月3日又指出：調查方法的要點之一是詳細地占有材料，抓住要點貨特點(矛盾的主導方面)，十樣事物中，如果調查的九樣是次要的，把主要的丟掉了，那么仍舊沒有發言權。群眾不講真話，不怪群眾，只怪自己。

　　在這篇文獻中，毛澤東同志提出了一個常識性觀點：“一切結論產生于調查情況的末尾，而不是它的開頭。”在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盛行的當今，這一提醒仍具有很明顯的針對性，許多同志“看到一點表面，一個枝節，就指手畫腳說這也不對，那也錯誤，這種純主觀地‘瞎說一通’，實在是最可惡沒有的。他一定要弄壞事情，一定要失掉群眾，一定不能解決問題”。這篇文獻同樣提出了調查的方法和技術問題。

　　一些人在頌揚胡耀邦的過程中，曾經舉過這樣的例子：胡耀邦走過全國多少個縣。有的向胡耀邦學習的領導人中，也曾說過自己走過多少縣。我不知道胡耀邦走過的縣中，西藏方面是怎么算的。他僅在1980年5月到過一次西藏，據報道，到拉薩后就有高原反應，只在拉薩市城關區有過考察。如果要認真計算的話，西藏他只到過一個縣(區)，擴大化地計算，可以計算機場所在地的那個縣，從機場到拉薩經過的另兩個縣。是這樣計算的嗎?——這只是說點題外話。題內話是，胡耀邦提出的著名六字方針并不是到西藏調查之后提出來的，而是在進藏途中的飛機上就提出來了的。這算不算“結論產生于調查之前”呢?

　　1961年3月，毛澤東同志在一封信中，批評了那種“滿足于走馬觀花的調查”、“老爺式的調查”。當月，中央發出了認真進行調查研究的指示，指出了一種錯誤傾向：“根據一些不符合實際的或者片面的材料作出一些判斷和決定。”5月14日，毛澤東同志作出批語：“絕對禁止黨委少數人不作調查，不同群眾商量，作出害死人的主觀主義的所謂政策。”

　　在形式主義氛圍中，有時調查也會成為一種災難，1961年5月28日毛澤東同志在一則批語中就指出過，“派調查組下去，無論城鄉，無論人多人少，都應先有訓練，講明政策、態度和方法，不使調查達不到目的，引起基層同志反感，使調查這樣一件好事，反而成了災難。”指出，“在調查的時候，不要怕聽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見，更不要怕實際檢驗推翻已經作出的判斷和決定。中央相信，只要全黨堅持這種調查研究、實事求是的作風，我們目前所遇到的問題就一定能夠比較順利地得到解決，我們的各方面的工作就一定能夠得到迅速的進步。”當前，大約成為災難的調查是少的吧，成為勞民傷財之舉的調查卻不鮮見。擔負一定領導責任的同志，不做調查研究的大約也是沒有的，不過有些調查往往事先就有人安排好了，見什么人，這些人說什么話，常是有排演的，這種調查與不調查沒有什么區別;我們在媒體中看到一些領導同志做調查的報道，常常也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那就是這些調查多是證明其決策的正確，幾乎看不到因為調查而對一些判斷和決定進行修正的。

　　總結一二。我們黨在大力倡導調查研究的過程中，為什么會出現那么多的形式主義的東西?除了領導者的無能，還與他們不懂得用階級分析法來看待問題和分析問題直接相關，當然更談不上恰當地解決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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