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乘疆獨彰顯“恐怖實力”之勢鼓吹政府采取胡耀邦時期的“懷柔”政策，客觀上為分裂新疆創造更大的空間

　　在當今疆獨恐怖主義勢力抬頭之際，胡耀邦史料信息網及自由派公知再次唱起了鼓吹“八十年代胡耀邦懷柔西藏、新疆貴族階級和分裂勢力的政策”的論調。

　　胡耀邦史料信息網5月25日發表微博贊揚胡耀邦的“統戰”政策：“【拉魯是黨的統戰政策成功的案例】拉魯是1959年西藏叛軍司令，1965獲特赦，1983年至2003年擔任西藏政協副主席。拉魯晚年一直堅定站在黨中央一邊，反對分裂勢力，2008年3.14事件后，他曾發文《立場堅定旗幟鮮明同一切分裂破壞分子和分裂破壞活動作堅決斗爭》。2011年他去世，黨和國家領導人都對其悼念。”( http://weibo.com/1954896273/B5Ti7vie2?mod=weibotime)

　　從烏魯木齊“七·五”、昆明“三·一”到烏魯木齊“四·三〇”、“五·二二”事件，疆獨恐怖主義勢力越來越多的屠殺無辜平民。其實，對于恐怖勢力來說，如何在親美勢力配合下，通過種種輿論攻勢，誤導中國采取“懷柔”政策，是比直接實施恐怖行動影響更大的工作，會為為分裂新疆創造更大的空間。

　　幾年前疆獨、藏獨連續制造暴亂后，中國國內的親美勢力就曾制造強大的輿論壓力，要求中央“不畏浮云遮望眼”，他們顛倒黑白地制造輿論，認為疆獨、藏獨恐怖主義勢力的出現，是毛澤東時代侵害少數民族自由和人權的結果，要求中央重新采用八十年代胡耀邦懷柔西藏、新疆貴族階級和分裂勢力的政策。這顯然是與虎謀皮。事實上，藏獨和疆獨，正是從那個時候開始滋長的。中央一旦受這種輿論誤導，新疆和西藏的局勢將無可挽回。

鄧力群評胡耀邦處理民族問題上的問題

　　鄧力群：“1980年12月，胡耀邦、萬里到西藏，闖了一個亂子。……把80%的漢人從西藏撤出來。另外，本來陰法唐在那里工作得很好、很深入，工作中或許會有點"左"的東西。胡就抓住這點進行批判，同時，陰法唐在搞土改時從農奴中培養起來、提拔起來的藏族積極分子和干部也一起挨批，使得這些積極分子抬不起頭來。”

　　鄧力群：“80%的漢族干部要從西藏撤出。這個消息一傳到新疆、內蒙......跟著就發生了類似問題。特別是新疆……有些漢族干部樂得回去，而少數民族干部中有民族主義思想的則乘機鼓噪要擠走漢族干部，成為一種風潮……沒辦法了，胡耀邦就把他們找到北京開會，搞了個紀要。其傾向是壓漢族干部、抬民族干部。這個紀要一傳達，雙方的矛盾更加激化，會也開不下去了……紀要上他講過在新疆問題上，黨中央只要三個權：國防權、外交權、內政否決權。即除了國防、外交歸中央管外，新疆自治區范圍里的內政都由你們決定。決定了以后，中央只有這一點權，即看到有哪些不妥當，可行使否決權，其他事情都由你們決定。我就問胡，在民族地區怎么能夠做出這樣的決定呢?除了三個權，其他都由民族自治區自己管，這怎么行呢?”

　　鄧力群：“在處理民族問題上，我看胡耀邦有兩個問題，一是對帝國主義要分裂中國這樣的大問題，他沒有警惕：對百多年的歷史，即英國、印度總是想把西藏搞過去，英國、美國、過去的沙俄及蘇聯要把新疆搞走，他可能沒有這方面的歷史知識，即便有，在他的思想上并不重視，或者說完全忽視這種大問題。在民族地區，反對民族分裂是頭等、特等的大事。一切內政都與此有關。你對帝國主義分裂中國的事情不提高警惕，人家卻天天在打我們的主意，多危險啊!另一個問題是，對民族地區的民族分裂主義危險沒有認識。”

　　二、趙楚：專政治理造成恐怖主義，憲政、民主支撐現代國家

　　幾乎在胡耀邦史料信息網發表新疆政策意見的同時，趙楚發表文章《危險的烏魯木齊——格羅茲尼特快》，稱“新疆的恐怖主義正是專政治理的歷史果實”，“著著顯示重建紅色意識形態政治的決心”。趙楚如此歸結恐怖主義的源頭，完全不顧歷史事實。其實恰恰是毛澤東時代的有效治理，使得新疆由亂到治，而正是胡耀邦時期的所謂“懷柔政策”使得新疆由治到亂。

　　其原文如下：“新疆的車臣化危險前景已經很清晰，除了背景性的治理問題之外，導致當局不能有效反擊恐怖主義威脅的根本原因在于，由于當局一意壓制政治轉型進程，著著顯示重建紅色意識形態政治的決心，因此，當局在應對恐怖主義威脅時不僅缺少現實的法治資源、體制資源與社會動員能力，實際上，在教條化的虛擬民族團結話語下，他們也沒有真正深入全面的理論資源。這就使得當局除了作秀似的推衍塞責，并不能進行任何實質性的反恐行動。而所謂反恐，無外是在新疆本來已經繃得極緊的社會壓制之弦加碼再加碼。而這無疑是火上澆油之策。”

　　趙楚認定“運動式反恐得不償失，遺患無窮”，將他發表于境外媒體上的評論轉回內地微博，露骨的暴露其真實想法：“討論到底要怎樣的新疆之前”，“應該討論清楚到底要怎樣一個中國”，“沒有真正的憲政、民主、民權”，統一國家大廈不過是海市蜃樓。趙楚回避美國等西方國家由于地緣政治需要主動支持疆獨藏獨勢力的嚴峻事實，竟然要求中國走符合西方利益的普世價值“憲政”之路，其心可誅。

　　原文如下：“對于如何看待目前的高調宣誓反恐，明智的人們應該記住：源自新疆的恐怖主義正是專政治理的歷史果實，基于絕對暴力的專政不可能換來廣泛和堅實的統一國家認知，而要令烏魯木齊奔向格羅茲尼的列車停住，則必須標本兼治，那意味著，在我們與新疆的同胞們坐下來討論到底要怎樣的新疆之前，我們應該與所有人坐下來先討論清楚到底要怎樣一個中國。簡言之，沒有真正的憲政、民主、民權及其他支撐現代國家的基石，輝煌的統一國家大廈不過是沙灘上的海市蜃樓而已。對此，真正的愛國者不能有絲毫幻想。”

　　三、老榕：讓新疆“高度自治，讓他們自己管自己”

　　烏魯木齊發生暴恐，老榕小號叫囂：新疆要“高度自治，讓他們自己管自己。”公然為暴恐勢力站臺，煽動民族分裂。

　　老榕在微博上宣揚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宣揚圣戰思想，變相傳播疆獨意識，危害甚大。

　　老榕屢次造謠，賣假玉、有毒杏干等，被網友不斷揭發。但新浪微博仍然讓其繼續在微博上活躍，十分可疑。據網友媣稥等查證，老榕與新浪微博總編輯@老沉 關系非常。

　　老榕是網絡和球迷中的名人,當年以一篇痛罵中國足球的帖子《大連金州不相信眼淚》一舉成名，而當時的版主是老沉。現在人們說起老榕估計譏笑多于贊譽。可見老沉與老榕關系不一般

　　四、中國必須吸取俄羅斯的教訓，警惕在輿論戰場的失敗。

　　1991年左右，俄羅斯前總統葉利欽受西方及國內親西方勢力的輿論誤導，錯誤地對“車臣”恐怖勢力采取懷柔政策，后者發展壯大后，葉利欽1994年在猶豫中派兵鎮壓，在付出慘重代價即將獲勝的關鍵時刻，又受西方壓力和國內西化勢力的輿論誤導，重新采用了“和談”策略，從而不僅使“車臣”事實上獨立，恐怖勢力進而四處蔓延，達吉斯坦、高加索等地區也面臨危機。以至于后來普京不得不派出重軍進行了第二次更加慘烈的車臣戰爭。如果不是普京與美國在車臣問題上針鋒相對、絕地反擊，俄羅斯已經被肢解了。

　　五、中國要高度提防自由派知識分子、網絡大V與藏獨、疆獨勢力合流

　　隨著未來疆獨、藏獨對中國人民的恐怖威脅的日益增長，中國國內的親美勢力和第五縱隊，必然趁機制造種種輿論，將疆獨和藏獨的根源歸結為中國共產黨的專制，歸結為對少數民族自由和人權的侵犯，尤其是將責任歸結到毛澤東時代對舊貴族的改造和對分裂勢力的鎮壓身上。對于他們尋找各種機會，傳播錯誤思潮和觀點，變相替疆獨和藏獨恐怖勢力鳴鑼敲鼓的趨勢，要高度提防。對國內一些知識分子、媒體人、網絡大V與藏獨、疆獨勢力合流的趨勢要堅決打擊。

附：鄧力群回憶胡耀邦的新疆、西藏民族政策

　　(1)胡耀邦闖了一個亂子

　　1980年12月，胡耀邦、萬里到西藏，闖了一個亂子。當時他們了解到中央補貼給西藏的錢每年5、6億元，80%用于在西藏的漢族干部，包括在西藏進行工業交通等各種事業建設的漢族職工。這本來是很自然的，要搞工廠、修路只能用這個錢啊，從事工廠生產和修路建設的漢族工人工資也只能用這個錢啊，但胡卻錯誤地作出結論：中央一年給的5、6億元錢，80%用在西藏的漢族干部。為了使中央的補助真正用于藏族人，要把80%的漢人從西藏撤出來。另外，本來陰法唐在那里工作得很好、很深入，工作中或許會有點"左"的東西。胡就抓住這點進行批判，同時，陰法唐在搞土改時從農奴中培養起來、提拔起來的藏族積極分子和干部也一起挨批，使得這些積極分子抬不起頭來。

　　后來趙紫陽派伍精華去西藏，伍是彝族人，出身很好，但接受了胡、趙的影響，去了西藏后，專走上層路線，和廣大的藏族干部都不沾邊，影響很不好。直至胡錦濤去了之后，原藏族積極分子受壓的狀況才得到糾正。

　　(2)"紀要”與"電報”

　　當時在全國影響最大的是80%的漢族干部要從西藏撤出。這個消息一傳到新疆、內蒙......跟著就發生了類似問題。特別是新疆，那時的書記是汪鋒。 1980年時，搞防蘇備戰，汪對戰爭形勢估計得很嚴重，驚慌失措。在伊犁邊界，要很多漢族干部往東撤，縣級以上干部都要回內地。有些漢族干部樂得回去，而少數民族干部中有民族主義思想的則乘機鼓噪要擠走漢族干部，成為一種風潮，而江鋒同志又只是依靠少數幾個人，既得罪了漢族干部，又得罪了少數民族干部，在新疆鬧得不可開交。到了1980年，新疆的區黨委擴大會議都開不下去了。

　　沒辦法了，胡耀邦就把他們找到北京開會，搞了個紀要。其傾向是壓漢族干部、抬民族干部。這個紀要一傳達，雙方的矛盾更加激化，會也開不下去了，他們來電報向中央請示怎么辦。不知趙和胡是否商量過，趙找到我說：新疆問題，搞得這么僵，他們來了個報告，要中央給他們回電。于是，趙叫我起草了一個復電。這里比較公道地講了一下漢族干部、解放軍所起的作用，還講到新疆黨組織成立以后漢族干部所起的作用，強調民族干部和漢族干部要互相尊重、互相團結。這個電報到了那里，反應各異，民族干部比較冷淡。這樣就形成所謂民族干部要“紀要”，漢族干部要“電報”。問題解決不了，后來要我負責起草一個新疆問題的決定。當時用了比較多的時間來搞這個東西，但后來因文件太長，實際上沒用上。

　　到了這個時候，胡耀邦感覺到在民族問題上出了毛病，要收拾這個局面，于是提出“兩個離不開”。在醞釀過程中，我聽說(沒看到文字)，原來的紀要上他講過在新疆問題上，黨中央只要三個權：國防權、外交權、內政否決權。即除了國防、外交歸中央管外，新疆自治區范圍里的內政都由你們決定。決定了以后，中央只有這一點權，即看到有哪些不妥當，可行使否決權，其他事情都由你們決定。我就問胡，在民族地區怎么能夠做出這樣的決定呢?除了三個權，其他都由民族自治區自己管，這怎么行呢?他和我說，這不是他說的，這話是萬里說的。

　　這件事情后遺癥太大了，很長時間都沒有安定。后來新疆又出了一件事：我們要提鐵木耳，新疆要提司馬義;中央采取了一個措施，即把司馬義調到民委當主任，當時烏魯木齊有一、兩千人(民族人員)上街擁護司馬義。在這種情況下，王震出了個主意：汪鋒不能再呆下去了，要調出，把王恩茂調回去，又調谷景生去當區黨委第二書記。從此之后，新疆的局勢才逐步穩定下來。

　　(3)胡耀邦的兩個問題

　　在處理民族問題上，我看胡耀邦有兩個問題，一是對帝國主義要分裂中國這樣的大問題，他沒有警惕：對百多年的歷史，即英國、印度總是想把西藏搞過去，英國、美國、過去的沙俄及蘇聯要把新疆搞走，他可能沒有這方面的歷史知識，即便有，在他的思想上并不重視，或者說完全忽視這種大問題。在民族地區，反對民族分裂是頭等、特等的大事。一切內政都與此有關。你對帝國主義分裂中國的事情不提高警惕，人家卻天天在打我們的主意，多危險啊!另一個問題是，對民族地區的民族分裂主義危險沒有認識。

　　—————————————

　　一九八四年春天召開西藏問題座談會。耀邦同志認為，西藏的工作，主要問題還是“左”，提出糾“左”也存在軟弱渙散的問題。就這個地區提出這樣的意見，是切合實際的，不能認為是錯誤的。可是《人民日報》抓位這個觀點，發表了一篇評論員文章，題目是《肅清“左”的流毒和糾正軟弱渙散狀態》，說“不糾正‘左’的影響，不批判‘左’的流毒，不克服‘左’的傾向，是非常嚴重的軟弱渙散”，“容忍‘左’的流毒也是軟弱渙散，也應該糾正”。作為陪襯，文章也說到反右。但是誰也看得出，主要是要糾“左”。這就不只是作為一個地區的問題，而是作為全國普遍存在的問題提出來了。我不認為這篇文章是耀邦同志授意寫的。但是發表以后，耀邦同志不會沒有看。看了以后不表示態度，至少是默認了這種改變中央集體決定的宣傳。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日，耀邦同志在《如何把部門工作做得更好些》的講話中說到“左”，說“可不要低估這個看不見的‘幽靈”’，尤其突出地講政工部門、宣傳部門、政法部門要注意這個問題。這當然是有所指的。講話中還說到破和立，在兩條戰線斗爭中通篇要破的，就是“左”，可以說沒有一句講要破右。他這種關于破和立的觀點，一直延續到六中全會精神文明建設決議的前幾個稿子中;后來不少同志反對，才刪掉。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