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解：人事者，人和事也。不是一個詞，是兩個詞。有些人，有些事，有的是實在沒有湊成一篇文字的價值，有的則本無什么言外之意。因為自己對于文字、表述有點敏感，得閑時便會收集一點，棄之可惜，三言兩語說說。

　　(一)為胡耀邦歌功頌德的何方的文章，很得意地拿達賴對胡耀邦的“表揚”來作證，這也是一種邏輯。

　　(二)胡耀邦之女為乃父寫的準傳記《思念依然無盡——回憶父親胡耀邦》，談到了胡耀邦與西藏的那段歷史：“父親是1980年5月23日赴藏的。……一上飛機，父親就對隨行人員和記者們談起了此行的目的。他說：‘我們此次不是去參觀，而是去工作……西藏是一個什么概念呢?第一，它擁有全國1/8的面積;第二，人口不到200萬，只相當于全國的五百分之一……29年來，中央和全國人民給了西藏很大幫助，總投資達45億元，可是國家從西藏征的稅收、公糧加起來，不過5900萬元。’父親接著說，‘中央為發展西藏經濟，準備采取一些非常措施，概括起來就是六個字“免征、放開、走人”。免征，就是全部免去自治區群眾的農牧稅……放開，就是所有經濟活動領域都要放寬政策……總之，要對西藏的發展有利。’”

　　作者在沒有任何過渡地就是接下來的這一段：“父親視察西藏25年后，在西藏自治區成立40周年成就報道中，我們高興地看到，截止到2004年底，西藏自治區的生產總值年均增長速度超過12%，全區人均生產總值7779元，藏族和其他少數民族干部的比例占到全區干部的71.53%。這實在是改革開放和民族區域自治的喜人成就和巨大變化。”這期間實在是沒有因果關系的。上世紀80年代，恰恰是西藏社會動蕩的時期，是西藏民主改革以后唯一出現經濟發展負增長的時期。自然，這也是一種邏輯。

　　(三)汪暉先生在拉薩“3•14”事件后，第一時間撰寫文章作出反應，后擴展成一本書，給人以啟迪和教益。不過書中一個細節卻有誤，就是說到十世班禪“晚年”上書之事。按：其“七萬言書”寫于、上于1962年，他是1938年生人，1954年在“全國兩會”上成為國家領導人(全國政協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時，還只有16歲，上書時也就是二十多歲的年輕人，雖然去世時(1989年)年僅51歲，無論如何二十來歲時是不能稱為晚年的。

　　(四)見之于《炎黃春秋》的文字，中國社科院榮譽學部委員李步云說：尊重人權是不是普世價值?如果說不是普世價值，就等于承認自己不是人。其水平可與張五常用一句話(人性是不是自私的?)駁倒馬克思相媲美。

　　(五)“法無禁止即可為”的民國時期例證。

　　1931年7月，《申報》記載一個女人控訴丈夫強迫雞奸并毆打得皮膚青傷之事，法官的判詞明確地說，法無禁止即可為：法律上沒有禁止丈夫雞奸妻子的明文，而皮膚打青也不算毀損了生理機能，所以控訴不成立。結果是丈夫反控訴妻子誣告。

　　魯迅先生在《上海文藝之一瞥》中把它當作壓迫者的文藝之一例來記述。1933年，官僚買辦資本家盛宣懷1928年被沒收的家產予以發還。那次沒收家產，除了賣國的舊罪名，還有土豪劣紳的罪名。有人質疑國民政府有賣國賊之嫌，這是物傷其類，所以就發還了。魯迅先生認為這是“不對的”，“不應當疑心現在有賣國賊，因為并無真憑實據”——“現在的人”并沒有“明文”簽訂辱國條約啊，怎么能說有賣國賊呢?這叫做于法無據。先生說，盛宣懷家產之所以發還，是因為“無理的壓迫”，“這種‘壓迫’巨紳的手法，在當時也許有理，現在早已變成無理的了”。“天下的事情總是有道理的，一切壓迫也是如此。何況對付盛宣懷等的理由雖然很少，而對付工人總不會沒有的。”

　　(六)魯迅先生的雜文中有這么一句：他們的意中別有一個國度。我馬上意識到，穿越百年前的中國，先生講的是現在的某些中國人。

　　(七)當年丘吉爾發明“鐵幕說”之后，又有衍生品“竹幕說”出現。但是這個仍然由西方主導的世界，根深蒂固的是“金幕說”。它分割的是“同一地理和政治空間的社會集團”，區隔的是富人和窮人，“它不再是一道臨時性的幕圍，而是一道建立了自身永存機制的幕圍”。金幕說見之于索颯的大作《豐饒的苦難——拉丁美洲筆記》，來自于拉美的知識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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