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不解和困惑，為什么近5年來新疆暴力恐怖事件頻發?新疆為何突然間變得愈來愈不穩?其實，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當代新疆問題生成可追溯到四十年前。

　　嚴格的說，在新疆問題上出現嚴重的失誤始于改革開放前的1975年。當時，在中央及新疆高層部分人打著“全面整頓”的旗號，全盤否定建國以來的民族政策及方針，在新疆問題上犯了兩個嚴重的失誤。

　　一是撤銷了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早在上世紀50年代初，駐疆人民解放軍，在王震將軍的領導下，響應毛澤東關于軍隊參加生產的號召，弘揚延安精神，開展大生產運動。1954年10月25日，新疆軍區發布命令《公布成立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組織機構及管轄部隊番號》，全稱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于同年11月1日正式運作。生產建設兵團成立后，新疆屯墾事業由原軍墾農場開始逐漸轉變為正規化國營農場，正式納入國家經濟計劃;企業化生產代替原軍隊自給性生產。60年代，全國大批知識青年到來進一步促進了生產建設兵團的發展，農牧團場基本實現機械化、水利化、園林化，新疆現代工業基礎主要由生產建設兵團締造。然而，1975年3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卻做出決定：撤銷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及各師建制，所屬企事業單位全部移交地方管理。

　　二是幾乎釋放了全部民族分裂分子。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由托乎提庫爾班、尼牙孜·烏買爾、司馬義·依不拉音·哈斯木帕爾沙等建立了全疆范圍內的分裂組織“東突厥斯坦人民革命黨”，將組織名稱改為與新疆三區革命時期的人民革命黨同名，并將成立時間定為1960年11月12日，與歷史上的新疆分裂政權(1933年“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和1944年“東突厥斯坦共和國”均于11月12日建立)。1968年2月，正式建立全疆統一的集團組織，組成了以托乎提庫爾班為主席的“東突厥斯坦人民革命黨中央委員會”，及由若干委員和候補委員組成的“東突厥斯坦人民革命黨中央主席團”。1969年8月20日，暴亂發生，其中喀什地區麥蓋提縣的暴亂分子搶劫了縣民兵武器庫，當地公安及武警分別予以圍殲，并繳獲了一批槍支彈藥及其他兇器，阿洪諾夫等10名暴亂分子被擊斃，其余均被俘獲。這是一起新中國成立以來發生在新疆的規模最大的有組織、有綱領、有計劃、有行動的分裂集團案件，據統計涉案人員達5000余人。在獲取充分、確鑿的證據的條件下，然而，1975年8月自治區革委會卻對“東突厥斯坦人民革命黨”分裂集團案處理重新做了認定：除在暴亂中被擊斃和做其他處理的要犯387人外，其余1165人均不定為該黨成員，而以犯有政治錯誤作為結論;對部分罪惡輕、認罪服法的服刑人員也分別做了減刑或提前釋放處理。

　　撤銷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使中央失去了一支最有效的震懾“疆獨”的力量，幾乎釋放了全部民族分裂分子更是使新中國成立以來反“疆獨”斗爭的成果喪失殆盡。在當時的政治形勢下，“疆獨”分子不可能掀起大的分裂活動，但是一旦政治情勢發生變化，大的分裂活動就很難避免了。

　　盡管后來鄧小平聽從王震建議，指出撤銷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是錯誤的，而且鑒于新疆農墾事業面臨的實際狀況和兵團的特殊地位和作用，1981年12月3日，中共中央做出《關于恢復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決定》，但是，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元氣已大傷，損失無法挽回，時到今日，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與新疆地方在經濟發展等方面的差距越來越大。

　　總體來說，1949年后30余年，新疆民族關系相對融洽，暴恐事件較少發生。改革開放初期10年，新疆生產力得到解放，開放態勢明顯，新疆問題一度緩解。但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后，民族宗教體制和政策的固化及雙泛主義思潮的滲透泛濫，新疆問題有惡化發展的態勢。

　　首先是民族宗教關系高于法律法制關系。在改革開放以前，階級關系取代一切，民族和宗教問題暫時被遮蔽了，加之新疆實施高工資政策和利益分配較為公平，使得新疆問題相對緩和，呈現穩定祥泰的氣象。改革開放時期，階級斗爭和階級關系被經濟建設取代，但未建構法律至上的機制和公民社會體制，事實上，在新疆民族宗教關系至高無上，大于法律法制關系，我們不是在縮小民族差異，而是在擴大民族差異，這是新疆最大的問題。同時，新疆伊斯蘭教發生了巨變，據統計，新疆伊斯蘭教清真寺由1979年的2000多座發展到現在的2.43萬座(主要是上世紀80年代的迅猛增長)，教職人員由3000多人增加到2.8萬多人。新疆穆斯林平均500多人擁有一座清真寺，而中東平均1200人，伊朗約1.1萬人，埃及約為2500人。新疆初等教育學校及大中專院校近5000余所，新疆清真寺的數量是學校的5.3倍。新疆有2371個行政村，平均每個村擁有4座清真寺。特別是極端宗教思潮進入新疆對信教人士影響較大，不少人利用合法身份借宗教活動宣傳和鼓動分裂思想，尤其是這幾年，在國內外環境共同作用下，極端原教旨主義在新疆出現了一定程度的惡性發展。一些穆斯林連伊斯蘭教最基本的“五功(念功、禮功、齋功、課功、朝功)”和“六信(信安拉、信先知、信經典、信天使、信末日、信前定)”的教義都不知道，更不知曉伊斯蘭教的教規，只知道“自己是穆斯林，和漢人不一樣”。

　　其次是民族政策出現了諸多的偏差和失誤。在落實政策上，大力拉攏少數民族上層，如以前的貴族(農奴主、巴依)和他們的后代、宗教界的上層人士等，為共和國初期的反“疆獨”斗爭和一系列社會改革中的“擴大化”“平反”，卻把一批擁護中央的少數民族積極分子打成極左分子。僅僅在宗教界，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就為1500人“平反”并恢復了教職。少數民族上層并未因落實政策對中央懷有感激之心，反而抱怨自己受到的“迫害”，甚至或明或暗的支持分裂勢力。另外，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對于共和國初期新疆違反民族宗教政策的漢族干部也進行了“平反”，例如1979年3月17日，中共中央宣布：“1952年新疆省第二屆黨代會對王震同志和新疆分局的批判是不符合實際的，中央當時撤銷王震同志的新疆分局書記、軍區政委及財委主任，是不公正的”。這種自相矛盾的政策既得罪了漢族干部，又得罪了少數民族干部，使雙方的矛盾迅速激化。

　　到了1980年，新疆的區黨委擴大會議都開不下去了。胡耀邦把他們找到北京開會，搞了個紀要，其傾向是壓漢族干部、抬民族干部。這個紀要一傳達，雙方的矛盾更加激化。為了挽回“紀要”的不良影響，趙又讓鄧力群起草了一個復電，強調了一下漢族干部、解放軍所起的作用，還講到新疆黨組織成立以后漢族干部所起的作用，強調民族干部和漢族干部要互相尊重、互相團結。這樣就形成所謂民族干部要“紀要”，漢族干部要“電報”。使雙方的對立進一步持續，新疆很長時間都沒有安定下來。

　　再次是改革開放以來，新疆和內地以及新疆內部的貧富差距急劇拉大。在毛澤東時代，中央的民族政策和內地大力支持新疆，新疆地區的工資水平在全國名列前茅，維吾爾族人的生活質量和當地的漢族人也差不多。改革開放開始以后，由于實施優先發展沿海地區戰略，使新疆各民族和內地特別是沿海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和生活水平差距急劇拉大;“容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新疆少數民族中除了少數人先富起來了，大多數和漢族人一樣，其生活水平和質量與這些人的落差很大。而新疆漢族由于在整體文化層次方面還是要強于少數民族，又實行了計劃生育，人口的增長比少數民族小，還有一些內地富人來新疆經商，這使得少數民族和當地漢族的貧富差距拉大。新疆地大物博，資源豐富，少數民族對生活的不滿必然高于其他地區。上世紀90年代進行的國企改革，大批職工下崗失業，新疆地區是國企最集中的地區之一，受到的影響尤為嚴重。加之，實現少數民族人口差異化政策，新疆南疆人口增長迅猛，使得新疆大批“富余”勞動力被迫外出打工，尤其因生活所迫而背井離鄉外出謀生、奔波操勞在社會最低層的新疆少數民族，由于民族、文化及生活習慣等方面的原因，他們很難融入到客居地的社會中去，他們有著比漢族地區外出謀生的人更大的工作和生活困難。像在深圳很多新疆來打工人員受到歧視，找不到工作，為生活所迫轉而偷竊的事情比比皆是。深圳政府打擊偷竊治標不治本，導致民族矛盾日益加深;當地的企業為了防止工人團結反抗，更極力煽動民族矛盾，使民族矛盾日益加劇。

　　第四是是腐敗問題日益嚴重加劇新疆問題。由于新疆民族宗教問題復雜，抓了漢族腐敗分子怕少數民族借此掀起對中央的不滿搞分裂，抓了少數民族腐敗分子又怕少數民族認為是民族歧視，結果打擊腐敗很不得力，新疆地區成了腐敗的重災區。結果，“疆獨”分子一宣傳“漢人和維奸貪污腐敗，欺壓維吾爾人”就能引發少數民族的共鳴。

　　第五是大漢族主義傾向加劇新疆少數民族的不滿。部分漢族人宣稱從“公元前60年西域都護府的建立起，中央政府對新疆地區的管轄從未中斷過”，把突厥汗國、高昌回鶻王國、于闐王國、喀喇汗王朝、西遼王朝、察合臺汗國、葉爾羌汗國的新疆地區的地方政權的歷史一筆抹煞，這種大漢族主義傾向加劇了新疆地區少數民族人民的不滿。在新疆，強化國家認同需要重視防范大漢族主義，破除狹隘的中原中心史觀，逐步改變心態上倨傲、智識上無知的危險局面。特別需要消解以漢民族(族群)取代“中華民族”的不當作法，充分發掘新疆其他55個民族對于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既有和將有的貢獻。

　　新疆的核心問題是什么?暴力和恐怖活動?還是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立法?抑或極端宗教主義的盛行?族群的隔膜和經濟發展不平衡?民族宗教關系高于法律關系?民族間不平等、不尊重、不信任和世代生活方式的改變?境外敵對勢力的滲透?

　　我以為，新疆問題的表象是暴力和恐怖活動，實質是泛伊斯蘭、泛突厥和泛民族主義的疊加共振及法制至上理念的缺失。加之，貧富懸殊、利益對立、文化隔閡、公民意識不足、官員形象丑仕、干部選拔任用混亂荒謬等，這一切也給新疆不穩造成較大的影響!新疆問題的求解不僅是經濟發展和個人收入提升之路，更是法制、平等、尊重、信任、公正和思想及文化認同之道!

　　(新疆研究報告系列 新疆東西部經濟研究院——現代新疆研究中心發布)

　　唐立久，管理咨詢專家。1962年出生于新疆烏魯木齊。1989年獲西南財經大學經濟學碩士學位。先后在大學、政府機關和企業任職，現任新疆東西部經濟研究院院長。從1982年開始研究新疆經濟。30年間三次遍訪新疆87個縣市，從生態、經濟、宗教、地理、文化和管理的視角求證解構新疆發展進程。著有《不發達經濟實證研究》、《掀起你的蓋頭來：發現新疆》、《解構德隆：唐萬新啟示錄》、《廣信廣匯：一個民企的成長歷程》等9部作品，在國內外共發表論文10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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