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圍繞新疆地區產生的系列事件極大地吸引著人們的眼球效應，也不斷折磨著特別是精英的維穩神經。促使我們非常關注與提醒更多人們不容忽視是，近段時間來圍繞新疆地區不斷出現的系列暴恐事件，它并非是單純的社會動蕩那樣簡單，暴恐分子以生命為賭注，瘋狂作案導致血案頻發，此終極目的即是通過持續不斷的社會動蕩再竭力促使政治動蕩。待得適當時機來臨，必會有境外陰謀勢力、國內極右“推墻”派以及新疆地區別有用心的跳梁者各方互動配合，再挑唆、蠱惑、慫恿那些對現實不滿的廣大少數民族地區群眾參與進來，然后以圖達到將新疆從祖國版圖上陰謀化分裂出去的險惡居心。此種陰謀、罪惡活動，非但嚴重破壞了邊疆地區、內地許多地區人民安定生活，更還嚴重影響一個政黨、政府的執政信用與赤裸裸挑戰人民生命安全、各民族團結和國家安定統一的最基本底線。更為我們敲響警鐘的還有：由“疆獨”暴恐分子四處播亂逞兇、頻頻制造血案等接踵而至的嚴峻現實表明，此種暴恐勢力呈現出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猖狂態勢，正顯現了邊疆地區的某種矛盾已然演繹至頻臨最終爆發的邊緣狀態，值此時，境外陰謀勢力的不遺余力操控與提供支持更不容作忽視。

　　于此，我們看到當局非但表明了鐵腕治亂、嚴陣以待的決心，且已然出臺有若干斷然措施，即如全疆戒嚴等等。

　　即如：2014年05月25日 《新華網》：

　　“新疆啟動為期一年嚴打暴恐活動專項行動”

　　http://news.xinhuanet.com/video/2014-05/25/c_126544605.htm

　　“綜合新華社、新疆日報報道：昨天，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召開電視電話會議，就在新疆開展嚴厲打擊暴力恐怖活動專項行動作出安排部署。新疆自治區黨委決定從23日起到明年6月，以新疆為主戰場啟動嚴打暴力恐怖活動專項行動，堅決把暴力恐怖分子的囂張氣焰打下去，切實維護各族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和正常的社會秩序。”

　　“國務委員、國家反恐領導小組組長、公安部部長郭聲琨在烏魯木齊檢查指導反恐維穩工作時強調，以零容忍態度和堅決果斷措施，嚴密防范、嚴厲打擊，堅決把暴恐分子囂張氣焰打下去。”

　　“郭聲琨在出席新疆軍警民聯合武裝巡邏暨嚴厲打擊暴力恐怖活動專項行動誓師大會時指出，按照中央部署，立即開展嚴厲打擊暴力恐怖活動專項行動，主動進攻、露頭就打，發現一批、深挖一批、嚴懲一批，堅決遏制住新疆暴力恐怖活動多發頻發態勢。要密切配合、協同作戰，進一步強化社會面整體防控，提高見警率，保持威懾力，增強人民群眾安全感。要緊緊依靠各族人民，筑牢反恐怖的銅墻鐵壁，打一場反恐怖的人民戰爭。”

　　此即可認為是當局面對新疆的嚴峻勢態以及暴恐分子屢屢縱惡呈兇、頻頻導致血案的旗幟鮮明、堅定不移態度。我們還看到表態如“要緊緊依靠各族人民”、“打一場反恐怖的人民戰爭”等話語，對此感到值得商榷或是質疑的是，在一再表示作私有化發展的一個社會，不能排除巨大的社會矛盾將隨之被一再制造出來，那么，所謂“要緊緊依靠”的“各族人民”都是一些什么樣的“人民”?是特別是政策傾向性照顧到的已經“先富”了的“人民”?還是尚不曾脫貧，還在為一日三餐、養家糊口奔波勞困的那些被置于社會最底層的苦苦掙扎中的人民?還有，所謂“打一場反恐怖的人民戰爭”，說來簡單，但真正實施起來，該依靠什么來動員與組織人民開展反恐戰爭?或將再謂：是否具備足夠信心與能力來動員起人民參與反恐的戰爭?你們將為人民提供怎樣的精神動力來促使廣大人民一起參與?

　　對待全疆地區保持高壓態勢，對待隱匿與潛伏的暴恐分子施以重拳出擊、嚴厲打擊，對誕生暴恐分子的不確定社會土壤——只能是客觀的人民群體，再施以重點防范，甚至不排除再用胡蘿卜加大棒的雙管齊下之策，如此等等，綜合運用，是否將收既定之效?

　　不免想起一句話：不看廣告看療效。那么，究竟將取效如何?還要拭目以待了。

　　提及新疆，不能不說說“疆獨”。

　　“疆獨”起源于舊中國主要是清朝和中華民國時期殘酷的民族壓迫和階級壓迫。也正是清朝，殘酷的民族壓迫才種下了“疆獨”的種子。眾所周知，清朝的統治是建立在殘酷的民族壓迫基礎上的，大力推行民族歧視和民族分化政策，而穆斯林受到的壓迫尤為嚴重。清朝的法律明確規定“回民犯罪，加等科罪”，“回傷漢民，一以十抵;漢傷回民，十以一抵”。這使得新疆地區人民特別是信仰伊斯蘭教的各族人民極為不滿，不斷進行反抗。而人民的反抗斗爭往往被民族上層和宗教首領利用，加上外國侵略者的挑唆，最終蛻變成了分裂活動。

　　再至中華民國時期，新疆地區在軍閥統治之下，民族壓迫和階級壓迫較清朝有增無減。先是楊增新統治新疆17年。擔任新疆都督后，實行專制獨裁統治，制造民族不合。1928年，愚昧不堪的金樹仁繼新疆都督，上臺以后頑固地推行“親鄉”政策，起用河州同鄉，排除異己勢力，從而引起哈密農民的反抗，1930年爆發了大規模的起義。1933年末，金樹仁被迫出逃。陰險狡詐的封建軍閥盛世才接任都督，開始他長達10年之久的反動統治。在盛世才反動統治之下，各族人民生活日益惡化，階級矛盾，民族矛盾更加尖銳，又孕育了三區革命風暴。由上述可以看出，“疆獨”的出現是由于舊中國主要是清朝和中華民國時期殘酷的民族壓迫和階級壓迫引發人民反抗，而人民的反抗斗爭往往被民族上層和宗教首領利用，加上外國侵略者的挑唆，最終蛻變成了分裂活動。

　　唯有消除民族壓迫和階級壓迫，才能根本上消除“疆獨”的土壤。

　　而無論是滿清王朝還是中華民國，私有化發展的社會里注定財富分配與人民民主權利的不平等狀態，才是“疆獨”依靠政權暴力手段而不能得以消除的根本之因。

　　但新中國建立后，由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第一代中共組織，領導人民走上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公有制發展道路，能做到共同富裕的和諧社會條件，能促使與保持大眾民主、每個人個體權利得以最大化的、最充分的維護。此所以共和國初期的反“疆獨”斗爭得到了新疆地區各族人民的廣泛支持。僅以“東突”分裂運動的殘余勢力阿不都依米提大毛拉在南疆策劃的暴亂為例。1950年，阿不都依米提大毛拉計劃在和田組織暴動，其他地區配合。然而當時和田各地群眾正在轟轟烈烈地開展減租反霸和土地改革運動，分裂分子無機可乘，分裂暴亂計劃未能實行。1954年12月墨玉縣的暴亂，最早是由墨玉縣一名愛國宗教人士向政府報告的。最初聚集了墨玉、和田、洛浦等地的6000余名群眾，在政府政策的教育和感召下紛紛離散，只有約300人參與了暴亂。而這300人中，經過教育，多數人也紛紛向公安部門自首。 1956年3月的墨玉縣暴亂中，在當地干部聞訊趕到后，大多數人不僅放下兇器，并且還反戈一擊，當場捕獲巴海大毛拉等12名骨干分子，暴亂迅速平息。

　　“疆獨”的基礎是舊中國殘酷的民族壓迫和階級壓迫，新中國成立后，在毛主席的領導下，通過消除民族壓迫和階級壓迫，在根本上消除了“疆獨”的土壤。

　　毛主席指出，“解決新疆問題的關鍵是我黨和維族的緊密合作”，“要徹底解決民族問題，完全孤立民族反動派，沒有大批少數民族出身的共產主義干部，是不可能的”。1949年12月下旬，經中共中央新疆分局決定并報中央批準，首先吸收了賽福鼎·艾則孜(維吾爾族)等15名黨員。這15名黨員，包括7個民族，少數民族14人，其中維吾爾族8名。為了培養少數民族干部，毛主席當時要求青海、甘肅、新疆、寧夏、陜西各省省委及一切有少數民族存在地方的地委，都應開辦少數民族干部訓練班，要求新疆在3年內要培養出1萬名左右懂得政策又能聯系群眾的忠實于人民利益的民族干部。我黨培養的第一代少數民族干部很快成長起來，成為各級領導班子的骨干。據1950年10月統計，全疆正副專員、縣長165人中，少數民族干部為107人。

　　解放前的新疆80%的土地掌握在不到5%的地主手里，90%以上的農民都是地主的奴隸，當牛做馬，兩頭不見太陽下地干活，一年下 來還吃不飽肚子。從1951年9月開始，在全疆農業區普遍開展減租反霸斗爭。至1952年5月，在全疆9個專區的58個縣，1500多個鄉，近400萬人口的地區完成了減租反霸任務。經毛主席和中共中央批準，1952年9月至1953年12月，在新疆農區分四期進行了土地改革，打倒了千百年來壓在各族人民頭上的地主階級，徹底廢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使345萬農民，分得737萬多畝土地，使各族農民不僅擺脫了漢族反動統治階級的壓迫和剝削，而且結束了本民族內部的以地主階級為代表的封建勢力的壓迫和剝削，真正在政治上、經濟上得到了翻身。到1957年，新疆基本上完成了對農業、畜牧業、手工業和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標志著在新疆基本上消滅剝削制度，建立了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土地改革和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為實現各民族之間的平等互助、團結合作、共同繁榮和幸福生活，開辟了廣闊的前途。新疆各族人民由衷地感謝毛主席給他們帶來新的美好生活，他們更加熱愛毛主席，更加信賴中國共產黨。1952年3月23日，疏附縣帕哈太克里鄉維吾爾族農民在慶祝土地改革勝利的大會上，以長詩形式給毛澤東寫了一封致敬信——《獻給毛澤東》，傾訴過去的苦難生活，描述土改翻身的喜悅，抒發他們對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無比熱愛的深厚感情。和田地區維吾爾老人庫爾班·吐魯木決心要騎著毛驢到北京，去感謝毛主席。這件事一時傳為美談，強烈地震撼人們的心靈。

　　總之，新中國通過培養出民族干部，實行民族區域自治，開展減租反霸斗爭、土地改革、社會主義改造和宗教制度的民主改革等一系列社會改革和大力建設新疆，基本消除了新疆的民族壓迫和階級壓迫，促進了新疆地區的發展，基本清除了“疆獨”的土壤。

　　但特別是私有化改革以來，“疆獨”又重新得以凸現。 嚴格說起來，在新疆問題上出現嚴重的失誤始于改革開放前的1975年。當時，有些人打著“全面整頓”的旗號，全盤否定建國以來的正確方針，在新疆問題上犯了兩個極為嚴重的錯誤。一是撤銷了新疆生產建設兵團。

　　1975年3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決定撤銷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及各師建制，所屬企事業單位全部移交地方管理。二是釋放了幾乎全部分裂分子。根據中央1975年8月對“東突厥斯坦人民革命黨”分裂集團案的指示精神，經自治區黨委決定，對該案的處理重新做了認定。除在暴亂中被擊斃和做其他處理的要犯387人外，其余1165人均不定為該黨成員，而以犯有政治錯誤結論。對部分罪惡輕、認罪服法的服刑人員也分別做了減刑或提前釋放處理。撤銷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使中央失去了一支最有效的震懾“疆獨”的力量，釋放了幾乎全部分裂分子更是使新中國成立以來反“疆獨”斗爭的成果幾乎喪失殆盡。在當時的政治形勢下，“疆獨”分子不可能掀起大的分裂活動，但是一旦政治形勢發生變化，大的分裂活動就很難避免了。盡管后來鄧小平同志指出撤銷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是錯誤的，而且鑒于新疆農墾事業面臨的實際狀況和兵團的特殊地位和作用，1981年12月3日，中共中央作出《關于恢復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決定》，恢復了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但是，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元氣大傷，嚴重的損失已經無法挽回了。

　　改革開放開始以后，問題變得更加嚴重。首先，在落實政策上，大力拉攏少數民族上層，如以前的貴族(農奴主、巴依)和他們的后代、宗教界的上層人士等，為共和國初期的反”疆獨”斗爭和一系列社會改革中的“擴大化”“平反”，卻把一批擁護中央的少數民族積極分子打成極左分子。僅僅在宗教界，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就為1500人“平反”并恢復了教職。少數民族上層并未因落實政策對中央懷有感激之心，反而抱怨自己受到的“迫害”，甚至或明或暗的支持分裂勢力。另外，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對于共和國初期新疆違反民族宗教政策的漢族干部也進行了“平反”，例如，1979年3月17日，中共中央宣布：“1952年新疆省第二屆黨代會對王震同志和新疆分局的批判是不符合實際的，中央當時撤銷王震同志的新疆分局書記、軍區政委及財委主任，是不公正的”。這種自相矛盾的政策既得罪了漢族干部，又得罪了少數民族干部，使雙方的矛盾迅速激化。到了1980年，新疆的區黨委擴大會議都開不下去了。胡耀邦把他們找到北京開會，搞了個紀要，其傾向是壓漢族干部、抬民族干部。這個紀要一傳達，雙方的矛盾更加激化。為了挽回“紀要”的不良影響，趙紫陽又讓鄧力群同志起草了一個復電，強調了一下漢族干部、解放軍所起的作用，還講到新疆黨組織成立以后民族干部所起的作用，強調民族干部和漢族干部要互相尊重、互相團結。這樣就形成所謂民族干部要“紀要“，漢族干部要“電報”。使雙方的對立進一步持續，新疆很長時間都沒有安定。

　　其次，改革開放開始以后，新疆和內地及新疆內部的貧富差距急劇拉大。在毛主席時代，內地大力支援新疆，新疆地區的工資水平在全國名列前茅，維族人的生活質量和當地的漢人也差不多。改革開放開始以后，搞了一個“兩個大局”，優先發展沿海地區，新疆和內地特別是沿海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和生活水平差距急劇拉大。又大搞“容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少數民族中除了極少數人先富起來了，絕大多數和漢族人民一樣，生活質量的提高受到嚴重影響。而漢族由于在整體文化層次方面還是要強于少數民族，又實行了嚴格的計劃生育，人口的增長比少數民族慢得多，這使得少數民族和當地漢族的貧富差距總體也在拉大。新疆的資源豐富，少數民族對生活的不滿必然高于其他地區。90年代以來又進行了國企改革，大批職工下崗失業，新疆地區是國企最集中的地區之一，受到的影響尤為嚴重。像新疆生產建設兵團2007年末總人口258.47萬人，在崗職工只有66.06萬人。新疆大批“富余”勞動力被迫外出東部地區就業，特別是廣東。從劉漢黃事件我們可以看出廣東的工作條件。而因生活所迫而背井離鄉外出謀生、奔波操勞在社會最低層的新疆少數民族，由于民族、文化等等方面原因，使得他們很難融入到客居地的社會中去，他們有著比漢族地區外出謀生的人更大的工 作困難、生活困難。像在深圳很多新疆來打工人員受到歧視，找不到工作，為生活所迫轉而偷竊的事情比比皆是。深圳政府打擊偷竊治標不治本，導致民族矛盾日益深化。當地的老板為了防止工人團結反抗，更極力煽動民族矛盾。還有一些內地富人去新疆經商，有的人和腐敗分子勾結斂財。這一切使民族矛盾日益加劇。

　　改革開放開始以來，少數民族極少數先富起來的人也極力支持“疆獨”活動。和漢族一樣，極少數先富起來的人絕大多數不是靠誠實勞動，合法經營富起來的，而是靠種種卑劣手段從廣大人民身上掠奪來的。他們生怕廣大人民奪回自己的財富，像漢族極少數先富起來的人拼命前往海外一樣，他們力圖把新疆分裂出去，建立一個依附外國的附庸國，利用外國的刺刀保護自己掠奪來的巨額財富。最有代表性的是“世界維吾爾大會”主席熱比婭·卡德爾。熱比婭1951年出生于新疆阿爾泰山腳下的阿勒泰市。改革開放后，她在烏魯木齊商業區二道橋租下一個小攤位，正式投身商海，經過十年打拼，身家上億，成為當時新疆女首富。熱比婭曾歷任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工商聯副主席、新疆女企業家協會副會長，第八屆全國政協委員。當時，熱比婭只有40出頭，顯然是被重點培養的“新時期成功人士”。然而這位涉嫌經濟犯罪數千萬元的“新時期成功人士”并不領情，大搞分裂活動。1999年8月，熱比婭因危害國家安全罪被批捕判處8年徒刑。在她服刑期間，“拉夫托人權獎”就授予了她。后于2005年3月赴美“保外就醫”。赴美后熱比婭即瘋狂進行攻擊祖國的分裂主義活動。

　　“非毛化”和伊斯蘭教的復興也使“疆獨”活動具備了有利條件。新疆各族人民由衷地感謝毛主席給他們帶來新的美好生活，他們熱愛毛主席，信仰共產主義。然而，70年代末以來對毛主席的瘋狂攻擊極大損害了中國共產黨在新疆各族人民心中的形象，動搖了共產主義信仰，促使伊斯蘭教的復興。這時，新疆伊斯蘭教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為大批1958年宗教制度的民主改革中肅清的宗教界內披著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平反”并恢復了教職。不少人復出后利用合法身份借宗教活動宣傳和鼓動分裂思想。

　　嚴重的腐敗問題更是極大的引發了新疆各族人民的不滿。眾所周知，改革開放以來，腐敗問題日益嚴重。由于新疆地區民族宗教問題復雜，抓了漢族腐敗分子怕少數民族借此掀對中央的不滿搞分裂，抓了少數民族腐敗分子又怕少數民族認為是民族歧視，結果打擊腐敗很不得力，新疆地區成了腐敗的重災區。結果，“疆獨”分子一宣傳“漢人和維奸貪污腐敗，欺壓維吾爾人”就能引發少數民族的共鳴。另外，宣傳中的大漢族主義傾向也加劇了新疆地區少數民族人民的不滿。前面已經說過，“疆獨”的出現是由于殘酷的民族壓迫和階級壓迫引發人民反抗，而人民的反抗斗爭往往被民族上層和宗教首領利用，加上外國侵略者的挑唆，最終蛻變成了分裂活動。新疆人民的反抗斗爭是有原因的，不能全盤否定，主要責任應該由反動統治者來負。然而改革開放以來，出現了妖魔化新疆人民的反抗斗爭，無限拔高歷史上中央政府對新疆地區的管轄的情況。把1864 年庫車的武裝起義，1930年的哈密農民起義甚至三區革命風暴都妖魔化為分裂活動，把楊增新、金樹仁、盛世才等新疆人民切齒痛恨的軍閥美化成維護國家統一的英雄。甚至有人宣稱從“公元前60年西域都護府的建立起，中央政府對新疆地區的管轄從未中斷過”，把突厥汗國、高昌回鶻王國、于闐王國、喀喇汗王朝、西遼王朝、察合臺汗國、葉爾羌汗國等新疆地區的地方政權的歷史一筆抹煞。這種大漢族主義傾向加劇了新疆地區少數民族人民的不滿。

　　還有必要再說說上世紀90年代以來“東突”分裂組織的猖狂活動。

　　很多人不明白為什么90年代“東突”分裂組織的活動突然猖狂了起來，并且向恐怖主義轉化，仿佛“東突”恐怖勢力是突然從地下冒出來的。大家都知道本·拉登及其基地組織是如何崛起的吧?對，是美國一手扶植的。“東突”恐怖勢力出現原因固然很多，一個最直接的原因就是蘇聯入侵阿富汗之后，當時美國中央情報局派出專門人員培訓了一大批恐怖分子， 即所謂“穆斯林圣戰者”來對付蘇聯，最著名的就是本·拉登及其基地組織，這其中也包括“東突”恐怖組織。

　　“東突”恐怖組織本來就是美國中央情報局一手培訓起來的，而且正是“9·11”事件后，美國加大了“東突”恐怖勢力的支持，促使已被基本遏制“東突”恐怖勢力恢復了元氣。

　　1989年蘇聯從阿富汗撤軍之后，“東突”恐怖組織的一部分人繼續跟隨美國，另一部分人跟隨本·拉登及其基地組織，但這兩部分人在采取恐怖暴力手段分裂中國上是一致的。他們大舉向中國境內滲透，制造恐怖暴力事件，“東突”恐怖勢力就這樣誕生了。90年代是“東突”分裂組織惡性發展的年代。一般認為，1990年4月4日的“巴仁鄉暴亂”是“東突”向恐怖主義轉化的標志。

　　1992年12月，“東突”分裂主義者在沙特、土耳其的資助下，在伊斯坦布爾召開了“東突厥斯坦民族代表大會”，來自中亞、美國、澳大利亞、巴基斯坦、德國、沙特、土耳其、瑞士等國的30多個分裂組織的頭目參加了大會。在此次大會上成立了“東突厥斯坦國際民族聯合委員會”，確定了國名(東突厥斯坦國)、國旗(月牙旗)、國歌(夏迪雅)和國徽，標志著境外“東突”分裂主義運動走向聯合。

　　1993年4月5日，美國、德國、法國、巴基斯坦、沙特及中亞等17個國家的“東突”分裂組織代表再次在土耳其舉行了“東突厥斯坦”國際會議，宣布建立統一流亡政府，任命熱扎彼肯為“政府首腦”，發表了獨立宣言，并呼吁聯合國、國際人權組織和伊斯蘭組織向中國施加壓力，還聲稱將與“民運”組織、達賴集團進行“聯合行動”。

　　1996年10月在和田，來自新疆十幾個州(縣)的分裂組織代表舉行會議，宣布成立“伊斯蘭真主黨”，通過了黨綱、組織建設等七項文件，這標志著境內分裂勢力也開始由分散走向聯合。1998年開始，“東突”恐怖勢力在新疆的活動發生了一些變化，境內外的“東突”恐怖組織之間的聯系大大加強，境外組織直接指揮，派遣在境外經過訓練的恐怖分子入境，聯絡發展境內組織和成員，實施恐怖活動。僅1998年當年，境外“東突”恐怖組織就派遣了100余名各類人員人境。特別是境外“中亞維吾爾民族聯盟”，先是密令伊犁地區各恐怖組織“挖地道、修掩體、儲備糧食”，做好戰備;繼則以境外派遣人員斯拉甫力為首的恐怖組織頭目在伊寧縣召開“七人會議”，密謀里應外合，于6月30日在伊犁舉行恐怖暴亂。由于新疆公安部門及時偵破了這次會議，使恐怖暴亂未能得逞。在南疆地區，以艾山·買合蘇木為首的境外“東突”恐怖組織“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任命了吾斯曼·依米提為“新疆總指揮”，派遣其入境，先后在喀什、和田、阿克蘇、烏魯木齊等地建立了分部和15處恐怖活動訓練點，訓練了100多名恐怖骨干分子，制作了一批爆炸裝置。僅在烏魯木齊就繳獲了23枚爆炸裝置，以及301箱(6噸多)用于制造炸藥的化學原料。境外“東突”恐怖組織還不斷向新疆偷運武器，1998年4月6日，伊犁霍爾果斯口岸在入境貨物中查獲夾帶武器，其中有AK74型沖鋒槍1枝、手槍6枝、子彈1.8萬發、手雷110枚及一批軍用雷管和炸藥。6月2日，在南疆吐爾尕特口岸從入境貨物中查獲火箭彈47枚。6月24日，在塔城地區巴克圖口岸入境貨物中查獲軍用生化毒劑68支、毒劑噴霧器2套。

　　1990—2001年，境內外“東突”恐怖勢力在中國新疆境內制造了至少200余起恐怖暴力事件，造成各民族群眾、基層干部、宗教人士等162人喪生，440多人受傷。其中制造爆炸造成死亡的重大惡性案件有4起，包括1991年2月28日庫車縣客運站錄像廳爆炸案，1992年2月5日烏魯木齊市公共汽車爆炸案，1993年6月17日喀什市地區農機公司辦公樓爆炸案，1997年2月25日烏魯木齊市公共汽車系列爆炸案。

　　必須說明：美國等西方國家的縱容和支持，對“東突”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美國總統克林頓、副總統戈爾等政要就曾多次秘密會見“東突”分裂分子；美國國會還專門召開新疆問題聽證會；美國中央情報局派出專門人員負責對“東突”分裂主義分子進行培訓。

　　1999年，美國政府發表的《中國人權報告》首次指責中國在新疆的民族政策，克林頓在公開場合與“東突厥斯坦民族代表大會”執委會主席艾尼瓦爾會面，接受了所謂新疆維吾爾族人遭受迫害的材料和錄像。

　　霍普金斯中亞—高加索問題研究所和史密斯—里查德森基金會也派出專人前往阿拉木圖，會見“東突”分裂組織頭目。其它一些西方國家也利用“東突”問題向中國施加壓力。土耳其和一些中亞國家也或明或暗地支持“東突”分裂運動，還允許其在本國境內開展活動、建立基地，向外輸出“泛突厥主義”。在這些國家的支持下，分裂組織創辦了多種刊物，連篇累牘地發表文章，攻擊中國的民族政策。原設在德國的“解放電臺”和“自由歐洲電臺”已移到捷克和哈薩克斯坦的阿拉木圖，并在土耳其增設了“獨立解放電臺”，加強宣傳力度。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自1997年起，新疆公安部門集中警力對境內恐怖主義活動展開了嚴厲打擊。經過4年的努力，至2000年已基本遏制了“東突”恐怖勢力在新疆的活動。但是“9·11”事件后，美國加大了“東突”恐怖勢力的支持。通過占領阿富汗，美國支持大批分子從中阿邊境潛入，促使“東突”恐怖勢力恢復了元氣。美國對“東突”恐怖勢力的政治活動則公開支持。2001年9月底，在談到中國支持美國打擊恐怖主義勢力時，美國國務卿鮑威爾公然表示美國在臺灣問題和中國少數民族問題上“不會放棄原則”。

　　關塔那摩美軍基地關押過22名維族囚犯，中國政府一直要求盡快把他們遣返回中國，經美國政府同阿爾巴尼亞政府協商，5人被遣送到阿爾巴尼亞。2004年9月14日，東突厥斯坦流亡政府在美國華盛頓成立。到目前為止，在美國的“東突分子”已增長到1000人左右，其中華盛頓地區就有近300人。

　　總之，90年代以來“疆獨”活動進入有組織的活動時期，分裂政黨與團伙組織成員呈現年輕化、知識化和組織統一化，境內外的“東突”恐怖組織之間的聯系大大加強，策劃和實行的各種爆炸、暗殺等恐怖案件逐年增多，并且獲得了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支持。這一切表明，反“疆獨”斗爭的形勢日益嚴峻。

　　改革開放中的問題為“疆獨”的復活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其中拉攏上層的路線構成了“疆獨”活動的組織基礎，新疆和內地及新疆內部貧富差距的拉大構成了“疆獨”活動的經濟基礎，少數民族新生資產階級的出現構成了“疆獨”活動的階級基礎，“非毛化”和伊斯蘭教的復興構成了“疆獨”活動的思想基礎，嚴重的腐敗問題和大漢族主義的復活構成了“疆獨”活動的群眾基礎。

　　還提請注意，國內極右分子與“疆獨”、“東突”分裂勢力顯然存在著一定的關聯。譬如2004年的“7·5”事件，國內極右派充當了“疆獨”分子的內應。為什么這么說呢?眾所周知“‘7·5’事件是境內外‘三股勢力’精心策劃和組織的一起嚴重暴力犯罪事件”，其參與人員不在少數，組織和預謀也不可能是一天兩天的事。那么多人參加，預謀又那么久，俗話說，世界上沒有不透風的墻，難道他們在組織預謀過程中，我們的公安和政府難道一點也沒發現什么征兆和苗頭嗎?難道就沒有其他群眾知道此事嗎?這顯然是不可能的，公安和政府不可能麻木到這種地步。何況6月26日廣東省韶關事件發生后，境外“世界維吾爾大會”大力煽動上街進行游行示威，境內敵對勢力與其遙相呼應，新疆已經明顯出現不穩的跡象。

　　這時候，為什么公安和政府沒有采取預防措施?“7·5”事件從十七時許，兩百余人在烏魯木齊市人民廣場聚集，到凌晨三時左右事態基本得到控制時間長達10個小時。如此大規模的打砸搶燒殺行為，我們的部隊和公安干警在干什么?為何不能進行堅決有效的制止?凡有點軍事常識的人都應知道，軍人一切行動要聽指揮，絕不能擅自行動，如果決策層的決心下不了，大家只好退守等待。這一切都表明“7·5”事件是有內應的，而且應該是在決策層有內應。

　　事實上，極右派和“疆獨”分子的勾結由來已久。2000年4月初，《北京之春》代表大陸民運與“東土耳其斯坦民族中心”簽定了合作協議。11月中旬，“中國民主黨臨時委員會”執行主席張英、《北京之春》負責人薛偉、《中華評述》主編紀曉峰等人參加了在愛沙尼亞舉行的“第三屆世界維吾爾青年代表大會”。張英代表“民主黨臨時委員會”先后與維吾爾精神領袖阿爾肯、“維吾爾民族大會”主席艾尼瓦爾江等人在協商的基礎上形成了六條合作建議。該建議得到了王希哲、胡安寧、伍凡、楊小炎、張先梁、周建和、陳建平、陸衛星、廖然、梁成、王遵偉等人的認同。12月魏京生召開的“中國民主運動海外聯席會議”邀請了德國“藏人協會”、“東土耳其聯盟”、“世界維吾爾青年大會”、“內蒙古人民革命黨”、“內蒙古保障人權同盟”等組織參加。從國內極右派對海外極右派和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態度，不難窺見國內極右派和“疆獨”分子的關系。盡管當前國內社會矛盾不少，但是大多數人還是不希望發生動亂。如果企圖制造暴亂，必須從矛盾集中的邊疆少數民族地區開始。而此，才是陰謀分裂勢力、極右推墻勢力等茍合起來，在新疆不斷制造暴力血腥案件的深層原因。

　　應該承認，一個國家，無論什么性質的政權模式，都不會容忍任何制造分裂的苗頭與勢力。但面對了新疆地區愈演愈烈、愈加呈頻繁演繹的暴恐案件，采取什么方式作應對卻與政權力本身的性質有關，也直接決定了怎樣一種效果產生。綜上，私有化、非毛化、一個政權的大面積腐敗常態化演繹等等社會狀態的客觀形成，才導致、促使“疆獨”勢力有了客觀產生與存在的相關環境與適宜社會土壤。也正是有了這些私有化社會狀態下難以克服的社會積弊，才為新疆分裂分子、境外陰謀勢力以及那些“先富”起來卻別有用心的“推墻”者提供了便利條件。于此，表面上的高壓態勢，對暴恐分子采取的果斷措施，嚴密防范、嚴厲打擊等舉措，都還不是治病求本之策;而根本的保持邊疆地區長治久安的必須條件是什么?如前所述的“疆獨”、“東突”幕后保護傘如美國、土耳其等國家明火執仗的敵視中國，還有私有化發展的社會，新疆地區廣大人民生存壓力的增巨與現實困窘，面對非毛化逆風一個政權的選擇性回避與不作為等等，這些問題如何不能得以有效改觀，新疆、乃至于西藏等邊疆地區的和諧、安定社會局面，依靠政權的暴力維穩，只怕難收既定之效。

　　可以借鑒或反思的是，無論是清朝還是中華民國，對新疆都曾采取過頗為嚴厲的高壓維穩舉措，但究竟收效如何?而毛澤東時代為什么“東突厥斯坦人民革命黨”被覆滅和“疆獨”選擇了沉寂?所謂的進步、發展、強大、負責任的特別是改革之后，為什么“東突”、“疆獨”又開始泛濫回潮?難道還不足以發人深省嗎?

　　最后應該強調是，如果逐步糾正改革開放時期存在的失誤，恢復毛主席時代的成功經驗，以解決新疆和全國范圍內的嚴重的社會矛盾，這才是解決“疆獨”問題的根本。正如《共產黨宣言》指出的：“人對人的剝削一消滅，民族對民族的剝削就會隨之消滅”，“民族內部的階級對立一消失，民族之間的敵對關系就會隨之消失”。

　　——說明：文中關于“疆獨”、“東突”的相關資料與語句段落來自網絡。為不至于掠人之美，將別人的思考與勞動成果竊歸己出，特此申明。也在此謹向原出作者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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