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 龔云

　　英國歷史學家卡爾說：“歷史是過去跟現實之間的對話”，“亦即歷史學家對過去的解釋，他對于有意義的和有聯系的東西的選擇，是隨著新目標在前進中的不斷出現而改變的”[①]。

　　不同階級有不同的歷史觀，不同的歷史觀又與不同階級所信奉的政治意識形態是緊密相聯的，近代中國的不同的政治意識形態以不同的形式影響史家對中國近代史的評說。

　　歷史學是一門具有較強意識形態色彩的科學。對同一歷史事件、同一歷史人物，因為史家的立場、觀點不同，會出現不同的評價。20世紀30年代，政治是中國社會的主題，中國社會的各個階層關注的焦點是政治。這一時期中國社會最大的變化就是政治的發展。整個中國社會呈現出高度政治化的特征。在這一政治環境下，以剛剛過去的政治為主要研究對象的中國近代史研究，自然會呈現出強烈的政治取向。20世紀30年代具有不同政治立場的近代史家蔣廷黻、陳恭祿、李鼎聲，對近代中國農民運動的不同評價，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一

　　20世紀30年代，一批受歐美影響很大，持自由主義立場的知識分子，在國難當頭之際，將民族復興的希望寄托于南京國民政府，自覺地以學術為工具為國民黨政權辯護。蔣廷黻就是這樣一位知識分子。他1938年出版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就是為了這種目的而寫的一本論著，是中國近代史研究興起時，代表主流意識形態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一個學者借中國近代史研究表達自己政治理念的著作。他對近代農民運動的評價集中反映在這本小冊子中。

　　蔣廷黻認為當時中國的唯一出路就是現代化，要現代化就首先必須建立一個強有力的國家，“中國現在固然是百端待舉，但歸根起來還是一件事，就是國家的現代化”[②]，“我們的出路在對內對外兩方面，均不能不求之于建設，所謂建設就是物質和制度的創造與改造，就是全民族生活的更換，就是國家的現代化”[③]。為了實現這一目的，他主張中國首先應該建立一個統一的、強有力的、高效率的中央政府，“能維持全國的大治安，換句話說能取締內戰及內亂，全國必須承認它是中央”[④]，“我們應該積極的擁護中央，中央有錯我們應該設法糾正，不能糾正的話，我們還是擁護，因為它是中央。我以為中國有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縱使它不滿人望，比有三四個各自為政的好，即使這三四個小朝廷，好像都是勵精圖治的，我更以為中國要有好政府，必須自有一個政府始，我說政府不統一，政府不能好，只要有了強有力的中央政府，能維持國內的安寧，各種的事業——工業、商業、交通、教育，亦就自然而然的會進步”[⑤]。蔣廷黻的上述關于內政的主張，使他在現實中站在南京政府的立場，在他看來只有南京政府對外才能夠合法的代表中國，對內才能統一中國，推進中國現代化。從這一立場出發，他堅決反對共產黨，尤其共產黨的暴力革命，認為共產黨在搞割據，阻礙中國統一，而“統一的勢力是我們國體的生長力，我們應該培養;破壞統一的勢力，是我們國體的病菌，我們應該解除，我們現在的問題是國家存在不存在的問題，不是個哪種國家的問題”[⑥]。因此他堅決支持國民黨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先剿匪后抗日’是當然的步驟……我們唯一的出路在于未失的疆土的整理，而整理的初步就是共產黨的肅清”[⑦]。

　　蔣廷黻在《中國近代史》中，反映國民黨主流意識形態、為國民政權服務的觀點，在本書第四章第四、五、六、七節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尤其是第七節“蔣總裁貫徹總理的遺教”就是在講現實。在這節中，他稱贊1928年蔣介石誓師北伐，是中華民國歷史上的大分水嶺，是蔣介石繼承了孫中山革命遺愿。蔣介石是孫中山革命事業的正統繼承者，稱蔣介石“在最近10年內的事業一貫的以中山先生的遺教為本”，蔣介石“領導全國向近代化道路邁進”，使中國“已踏上了復興之路”，并替蔣介石九一八事變后的外交政策辯護，最后號召全國追隨蔣介石實現抗戰建國。蔣廷黻的反共立場在這一節中也得到了反映，他說第一次國共合作是國民黨聯俄容共;把共產黨與軍閥相提并論，說成是誤國的政治派別，稱共產黨主張九一八事變后對日開戰是“反動分子”，懷陰謀假愛國之美名消滅國民黨政權[⑧]。

　　蔣廷黻的唯心主義社會歷史觀，使他否認社會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性，堅決反對五個社會形態說，反對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鼓吹庸俗進化論，反對革命尤其是階級斗爭，主張“一點一滴”地漸進改良，宣揚“個人造成歷史”的英雄史觀，所以在現實中他們極力否認群眾的作用，鼓吹精英政治。他不承認中國有階級斗爭存在，雖然承認中國有階級存在，有地主，佃農，自耕農之分，卻認為階級之間的關系，完全由傳統來決定，而不是以法律來解決;皇帝的地位是超然的，他的職責就是領導人民和諧相處;中國不存在資本主義與工人的矛盾，因為中國還沒發展到資本主義，因此他認為共產主義關于階級斗爭的理論是錯誤的。

　　蔣廷黻的政治觀點，既指導了他一生的政治行為，也支配了他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影響到他對近代中國農民運動的評價。

　　蔣廷黻是一個精英主義者，他相信英雄創造歷史，他自認為是先知先覺者，是社會的中堅分子，在政治上都有一種“吾曹不出如蒼生何”之慨。他在《中國近代史》中對農民領袖充滿了蔑稱，“在定都南京以前，洪秀全的行動類似流寇”;他稱“尚有燒炭的楊秀清……，耕種山地的蕭朝貴，曾捐監生與衙門胥吏為伍的韋昌輝，富豪石達開”。

　　蔣廷黻在《中國近代史》中，分析了近代中國不同時期的救國方案，及其成敗得失。他衡量每一個救國方案的標準是以近代化為標尺的。他認為洪秀全領導的舊式民間運動，企圖建立新王朝，與時代大潮相背，所以失敗。他稱義和團運動為拳匪運動，是第三個救國方案，這個方案是“頑固勢力的總動員”，是反對西洋化的、近代化的，所以更是大敗，從反面證明了近代化潮流是不可阻擋的，“慘敗代價之大，足證我民族要圖生存絕不可以開倒車”[⑨]。

　　總之，從維護國民黨統治和現代化視角出發，蔣廷黻對近代中國農民運動的評價很低，基本上持否定態度。

　　二

　　陳恭祿是20世紀30年代，一位以學術為職業的中國近代史研究者。作為大學教授，作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他試圖超然于任何黨派，站在學者的立場客觀地敘述中國近代史，但是現實的中國條件和主觀因素使他又對中國政治抱有一種強烈的干預態度。作為一個無黨派的學者，他以他的著作來表達自己的立場和觀點，以學術來影響中國近代政治的發展。主觀上他不傍依于任何黨派，在客觀上他的觀點和立場卻代表了這一時期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政治觀點和政治立場。他對近代農民運動的評價反映在他1934年出版的《中國近代史》中。

　　陳恭祿的近代史研究，不僅將歷史研究作為認識現實社會的一種手段，而且他在書中，直接對現實社會進行研究，而且通過提出他自己改造中國政治的主張。因此，他雖然主觀上，想“客觀”研究歷史，以寫“信史”為目的，但他所獻身的歷史學作為一門社會科學，“研究的客體和主體毫無例外地與各種復雜的社會階級關系聯系在一起。這些關系構成了從各自的階級立場上來觀察社會生活過程的可能性。馬列主義科學公開承認研究的主體從屬于由學者的黨性所表達某一階級的利益”[⑩]，在階級社會，“沒有一個活著的人能夠不站到這個或那個階級方面來(既然他已經了解它們的相互關系)，能夠不為這個或那個階級的勝利而高興，為其失敗而悲傷，能夠不對敵視這個階級的人或散布落后觀點來妨礙這個階級發展的人表示憤怒”[11]。所以他著作中強烈的現實性，使他鮮明地把自己的政治立場表達出來了。作為一名教會大學的學者，他受西方影響很大，他的政治理想也以歐美發達國家的政治為楷模，他看問題的態度是以中國是否能成功的演變為類似西方那樣的國家為基點。他的著作以進化史觀為指導，以英雄人物為核心，這種學術方法使他的對中國近代史的總體評價和對具體的歷史事件、人物的評價與當時中國社會主流知識分子觀點非常接近。當他從歷史介入現實時，時代和階級的局限又會使他在某些問題上認同于國民黨政權，但在內心，對中國社會的出路，既不寄希望于國民黨，也不將理想寄托于共產黨，他希望走一種兩黨之外道路。作為一個無黨無派的學院知識分子，他從自己的學術立場得出了中國社會走向的結論，反映了他個人的政治立場，但在當時，又不自覺地表征著中國社會中間勢力的代表—自由派知識分子共同的政治取向，這是時代在他著作中投射的結果。陳恭祿的《中國近代史》既反映了現實中的政治如何影響和支配了一個學者對歷史的認識，也反映了一個歷史學家不管主動還是被動都會借自己的學術研究介入現實政治。英國歷史學家卡爾說過：“歷史學家是屬于他本人的時代的，而且由于人類生存的條件使他將不得不屬于這一時代”[12]。在一個政治為主題的時代，一個對政治關注的學者，是會有自己政治態度的。

　　陳恭祿的《中國近代史》以中西沖突背景下的中國政治嬗變為主線，敘述了鴉片戰爭以來中國政壇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兼及中西文化交流、學術思想演變、典章制度更易、內外戰爭過程、主要條約內容等方面，構筑了以“政治史為經，事件史為緯”分析框架。他研究了在外力沖擊下，以內政外交為主要內容的近代中國社會演變的原因、過程和結果。并提出了自己解決20世紀30年代中國問題的出路的設想。陳恭祿受西方學者對中國認識影響很大，在敘述近代中國社會的演變時，衡量歷史事件和人物的標準是以西方為標準，所以在書中，對西方的作用多持積極的評價，對中國傳統大加抨擊，對近代中國社會演變的總體結果持否定態度，表明了他對近代中國歷史的失望和對當時的中國走向的強烈關心。作為一個愛國的并且富有人道主義的學者，對近代中國的命運深感痛心，對人民所受的痛苦寄予了高度同情。

　　陳恭祿對近代中國基本走向的把握，影響了他對近代中國農民運動的評價，這種評價也反映了他的政治態度和政治立場。

　　對于太平天國運動，他認為爆發的原因：一是由于清廷政治之腐敗，外交之失策;二是由于人口增加，民眾生計困難;三是由于會匪之不安。他稱太平軍初期的參加人員“多為民不畏死之無賴，鋌而走險之貧民，乘勢附從之會匪”。太平天國頒布的《天朝田畝制度》：“一方面含有古代寓兵于農之意，一方面則本于孟子所言之井田”，所以，過于理想難以實現，“其難于實現之原因，則為中國耕種之地屬于農民，其田多或不足20畝，大地主之田則多受之于勤儉耐勞之父祖。政府收為國有，給予代價，則時無法償還，多而取之則非事理評，分受田地之先，對于國內田畝、人口，須有精確之統計，而時實不可得”。敬拜上帝對于中國文化“摧殘破壞，不遺余力”，所以他認為太平天國運動攻擾17省，歷時17年，始行消滅，“除人民流離、死亡而外，別無有意識之結果”[13]。

　　對于義和團更是大加否定，他認為義和團運動“始于愚蠢暴民之活動……造成于頑固雪恥之大臣。其人不知國際上形勢，缺少辨別是非利害之能力，恨惡外，而力無如之何，仇視外人之心理，蘊郁日深，其報復之心愈毒”，由于義和團“心中存有恨惡之成見，而于不知不覺之中，袒護匪徒，甚至欲借其力，以殺外人漢奸，雪國恥，才造成戰端”。所以他認為“義民不過動于情感，或唯利是圖之愚民爾”，所以失敗是固在料中，惜“中國于兵敗屈服之際，而朝廷尚未徹底覺悟”[14]。他對主張鎮壓義和團的人，例如：榮祿，稱之為“于此殘忍仇殺暴民專制之中，勇敢直言生死于度外者”[15]。

　　總之，具有很強的社會精英意識、持自由主義立場的陳恭祿，雖然他也同情農民的悲慘生活，卻看不起民眾，他多次稱民眾為愚民，說“愚蠢者原無判斷之知識，比較之能力，而為風俗、禮教所束縛”[16]。他稱三元里人民抗英是“廣東三元里之聚眾，后經文人之浮夸，流傳民間，使人信民力可恃”[17]。在他眼里，農民無知無識，不可能在近代中國社會演變中扮演積極角色，因此他對近代中國的農民運動都是持否定態度。

　　三

　　李鼎聲(1907-196年)是中國現代著名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李平心的筆名。他在1933年出版的《中國近代史·序論》中用馬克思主義觀點評價了近代農民運動。

　　李鼎聲公開聲明他遵循的是一種新的歷史觀，這種新的歷史觀就是當時不能公開指明的唯物史觀。他認為這一史觀改變了歷史學的傳統，歷史學不再單純的是一種記載的科學，“它不僅要記述人類在與自然斗爭及創造自己的歷史過程中的種種活動，而且要說明此活動歷史的條件與原因，解釋歷史上各種重大事變的因果關系以及指出在何種情況之下一種舊的社會為新的社會所代替”[18];歷史學任務的改變，決定了傳統的“那種以帝王、圣賢、英雄為中心，專門記載朝代興亡治亂的歷史體系和那種偏重于人類文化生活的記載，而不能說明文化興衰遞嬗的全過程的歷史編制，不能合理的存在了”[19];“中國歷史是全人類歷史的一部分”，研究中國歷史的主要任務，“乃是要考察中國社會在全人類歷史之一般的進程中，特有的發展路線，同時要解釋中國歷史上許多重大事變，如民族的分合斗爭、社會形態的轉變、交替，各階級的分化戰斗，各種文化制度與意識形態的遞嬗變化等等發生的原因與其成果，說明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的交匯影響。只有這樣，中國史才能成為人類一般歷史的一個支流，才能幫助我們了解中國民族的內在變化與外在關系，而變成我們一種有用的智識的工具”[20]。中國近代史更是直接關系到20世紀30年代人們的生活，作為中國歷史的一個重要片段，研究它的任務“就是要說明國際資本主義侵入中國以來，中國社會經濟、政治所引起的重大變化，中國民族的殖民地化過程以及在此過程中所發生的社會階級之分化與革命斗爭的發展記錄”[21]。

　　服務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需要，李鼎聲的《中國近代史》以帝國主義侵略為主要線索，構筑中國近代史的分析框架，所以，對近代中國帝國主義侵華的歷史事件按照時間的順序進行了詳細的論述。這一線索是九一八事變后民族矛盾越來越成為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體現，也是他自覺地將史學研究納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民族民主革命斗爭中的一種表現。他對中國近代史的總體認識和鮮明的政治動機，決定了他對中國近代重大歷史事件的評價。

　　李鼎聲認為中國近代史指的是“自鴉片戰爭直到今日的中國歷史”，明末清初不是中國近代史的開端，鴉片戰爭才是中國近代史的發端。因為明末清初不過是兩個朝代的交替期，不能代表一個重大的歷史轉折時期;鴉片戰爭是中國開始為國際資本主義的浪濤所襲擊，引起社會內部變化的一個重大關鍵。鴉片戰爭后，中國日益走上殖民地化的途程，在國民經濟上，階級陣容上以及思想文化上都表現出巨大的歷史轉變[22]。顯然李鼎聲是按照社會生產方式的運動形態去區分出中國近代史的，這樣就對中國近代史的概念有了一個科學的界定。

　　他認為世界近代史是資本主義的歷史，中國近代在西方侵略下，被納入世界近代史的范疇，但中國近代卻不是一個獨立資本主義國家，因為“鴉片戰爭以來的歷史只是展開了國際資本主義對中國的榨取與掠奪，只是加深了中國民族的奴隸狀況，舊有的農業經濟，雖是為國際資本主義的鐵爪逐次抓破了，而新的資本主義生產方法卻沒有支配著全國經濟”，因此，“中國的近代史完全不能與資本主義國家的近代史相提并論，后者是資本主義的發達史，而前者卻是一部中國民族淪為半殖民地及國民經濟受著帝國主義破壞的歷史，這部編年史是血與火來寫成的”[23]。

　　根據對中國近代史的理解，李鼎聲表明了他的《中國近代史》的寫作目的：“暴露國際資本的群魔，怎樣從中國吮吸膏血來膨脹他們自身，怎樣驅使他們的鷹犬，來榨取中國廣大的勤勞人口以及中國的被壓榨的奴隸大眾，怎樣用自己的戰斗力量反抗此種殘酷的吸血與狡榨”[24]。從對中國近代社會性質判斷出發，他認為中國近代史是一部帝國主義侵華史，中國近代史的主題就是中國人民的反帝斗爭，帝國主義的入侵，“使得整個的國民經濟屈服于國際資本的鐵蹄之下，而且益加深其殖民地化的創痕，結果使國內的社會關系因此起了分化，受著帝國主義驅策，并維護舊的生產關系的階級，站在一條戰線上，反對帝國主義與封建剝削制度的階級，站在另一條戰線上，這樣就激起了巨大的社會斗爭，由對立發展所引起的突變——革命結局是要否定帝國主義與國內的舊生產關系，這便是歷史發展過程的必然變化”[25]。顯然，李鼎聲是用階級斗爭理論指導他分析中國近代史的。他的研究目的決定了他的《中國近代史》取材“偏重富于歷史意義之事實，如農民之戰斗、民眾之反帝運動、勞工之政治斗爭、帝國主義之對立與陰謀”等，而“名人之言行、宮廷之變故、官吏之陟黜、政府之組織，則概從略”[26]。李鼎聲以唯物史觀為指導，肯定人民群眾的歷史主體性作用，明確聲明他的書重點在歌頌人民群眾在中國近代史上的主體作用，這是與以往中國近代史研究者的極大不同點。

　　李鼎聲不僅在史觀上與當時非馬克思主義中國近代史研究者不同，在研究方法上也與他們不同。“沒有正確的方法，要想了解中國近代史的真實內容與每一種事變的歷史意義及因果關系是不可能的”[27]。他指出了當時許多近代史研究者普遍采用的形式邏輯研究方法的局限性：形式邏輯并不能解釋許多重要的歷史事變，不能投入歷史現象的里面，更不能發現貫穿全歷史過程的法則性，這是因為形式邏輯排斥事物自身中的矛盾性，而歷史上的一切正是基于矛盾的不斷發生與解決上的;形式邏輯把全部的歷史看作彼此孤立的事象之總和，而歷史上的一切事象，正是彼此相聯系相影響的;形式邏輯忽視了量與質的關系，而其實歷史上一切事變都是由量發展到質的變動，引起量的變動的過程;形式邏輯把每個歷史事件看作靜止的陳死的，而其實每一種歷史時間都是在歷史的過程中運動著變化著的;形式邏輯只是用抽象的方法去觀察歷史的事變，而不能從具體的情況中考察歷史的內在聯系與其過程。是因為這樣，形式邏輯就只能看到歷史的外殼，而不能捉住歷史的內心[28]。為了克服這種局限，在研究中國近代史時，就必須：第一，我們須將歷史看作對立物相互轉變的過程，即是矛盾不斷的發生與解決的過程;第二，我們須得從各種歷史現象變動的過程去追究它的發展;第三，我們須從歷史上各方面的聯系去研究一切事變的過程與聯系;第四，我們須從具體的情況去研究，即是要考察每一種歷史事件或事變的特質與其特殊的原因。它與別的歷史事件或事變的內容上意義上的不同之點在什么地方，他在何種具體的特殊狀態中發生出來;最后，我們還須警戒著機械的方法論侵入我們的研究中，機械論第一種錯誤就是否認量與質的區別，而以為質在客觀上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有量的發展;其次，機械論認為一切運動都是由于方向相反的力量彼此對抗發生出來的，而不能認識此等運動正是事物內部對立的發展，與相互轉變的結果，機械論會抹殺中國社會內部的階級矛盾與戰斗[29]。李鼎聲認為只有在中國近代史研究中采用上述科學的研究方法，才能揭示中國近代歷史的真實面貌和發展規律。實際上他提倡的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在國民黨把宣傳馬克思主義視為違法犯罪的情況下，他只能以科學研究方法來命名唯物辯證法。

　　李鼎聲對中國近代史的總體認識和鮮明的政治動機，決定了他對中國近代農民運動的評價。

　　對于近代中國農民運動，李鼎聲站在人民的立場，從反帝反封的角度，肯定了農民運動的正義性， 剝去了統治階級對農民運動的詆毀和當時的學者因階級偏見而產生的對農民的蔑視，恢復了農民在歷史上的地位，指出了農民階級的局限性。

　　對于太平天國運動和義和團運動的重新評價彰顯了他的政治立場。關于太平天國運動，他認為“太平天國運動為勃起于清道、咸間農民反抗封建統治的偉大斗爭”;是“喘息于殘酷的封建剝削下的千百萬農民反對封建榨取的集中斗爭”，“它不僅掀起了國內反滿州政府的統治的民族革命，而且一開始就發展為劃期的資產階級性的農民革命”。太平天國提出了打破封建土地關系的土地政綱與解放婦女的男女平等綱領，頒布了一切廢除人壓迫人的奴隸剝削制度之社會政策，取消了貴族官僚的特權利益，這正是反映了全國被壓榨的農民勞動大眾的迫切要求，火一般的事實，已將反動者的造謠、污蔑燒成灰燼了[30]。太平天國爆發的原因是“在國際資本主義的侵略與國內封建勢力的榨取，錯綜復雜之必然爆發之革命戰斗”，太平天國的失敗“直接刺激了國內反動封建勢力的猖獗，同時膨脹了中國民族的殖民地化運動”。太平天國失敗的主觀原因是：“由于缺乏有嚴密組織與徹底的政治覺醒的中心領導力量”，“在當時沒有進步的市民階級之堅強的反封建組織，亦沒有現代的集團的城市生產階級之有力的革命指導，而充分的表現出來的散漫的私有制的農民意識”[31]。客觀原因是“在革命擴大和深入以后，商業資產階級起來幫助地主貴族，一致起來反攻革命，形成一條巨大的地主、商人、富農、紳士、官僚、貴族的反革命戰線”和“帝國主義曾竭盡全力幫助地主、商人資產階級進攻革命”[32]。李鼎聲稱與太平天國同時的“捻黨叛亂”和回民暴動，都是反對清政府統治的農民暴動，他還專門用了一個章節進行論述。

　　關于義和團運動，他認為“義和團暴動本為一種初期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它是近代中國從國際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以來，發生的反帝運動的繼續，這種斗爭的初期是極原始而帶有漫無組織的自發性質，“鴉片戰爭后，廣東平英團的反英運動及太平天國時代上海匕首黨與法帝國主義的英雄抗戰，正是南方貧民與農民最原始的反帝斗爭”，這種斗爭，“因為沒有堅強有力的基本階級的領導，同時因為不能與全國的反封建勢力的革命斗爭密切地聯系起來，就常常給帝國主義和國內的封建統治階級殘酷的鎮壓下去了”，“義和團的暴動便是北方農民、貧民自發的反帝斗爭，他表現了被壓迫民眾對于帝國主義侵略的痛恨，暴露了帝國主義列強分割中國的真相”，但是，義和團不能擔負起民族革命戰爭的任務，所以“就一面為國內統治階級丑惡的利用糟蹋，一方面為帝國主義的炮火殘酷的消滅下去”，“盡管義和團暴動是充分的暴露出流氓無產階級烏合之眾的散漫幼稚諸弱點，它始終不失為一個偉大的群眾的反帝斗爭”[33]。對“許多歷史家竟公然稱義和團暴動為‘拳匪之亂’，他們痛恨義和團的肇禍辱國，甚至以為帝國主義之加緊侵略中國是由所謂‘拳匪’招之而來的，他們根本不認識帝國主義分割和掠奪中國的陰謀毒計，不認識當時的滿清政府是如何地腐敗昏暗，而只是將八國聯軍之禍歸咎于所謂‘拳匪’，這真是‘不齊其本，而務其末’，在客觀上是替帝國主義和滿清政府辯護的”[34]。義和團暴動與八國聯軍之役根本原因，是“每一個帝國主義國家都想從中國割去一塊肥肉，以擴大其資本主義生產基礎，每一個帝國主義國家都想用武力鎮壓中國的反帝斗爭，以遂其自由侵略之愿，而榖疎于帝國主義的暴力前的滿清政府又沒有能力反抗列強的侵略”[35]。李鼎聲引用了拉狄克對于義和團的評價：“這次農民運動決不是暴徒土匪的運動，而是舊中國衰敗的結果，是以后中國革命的先兆，雖是他們被滿洲政府所利用了，可是它還是表示舊中國崩壞的一個伏流的波浪”[36]來評價義和團。“正是因為義和團沒有健全的生產階級作領導，正是因為義和團為清政府所劫持所利用，這種運動就變成了可恥的反動的運動，但不能因此抹殺群眾反帝國主義的斗爭之意義。至于義和團以迷信的幼稚可笑的咒語與法術來抵抗帝國主義的炮火的武器，這當然是初期的反帝運動所不可避免的現象，亦就是因為這樣以來而注定它的失敗”[37]。

　　李鼎聲對農民運動的肯定反映了他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現代農民革命的高度贊揚。對農民的態度，對歷史上農民運動的評價是這一時期馬克思主義中國近代史研究者與非馬克思主義中國近代史研究者重要分水嶺。既肯定農民的優點，又承認其不足，是這一時期馬克思主義中國近代史研究者對農民的基本評價。

　　結論

　　20世紀30年代中國近代史研究就是在馬克思主義、三民主義、自由主義三大政治意識形態為代表的意識形態斗爭的政治語境下興起的。信奉不同意識形態的近代史研究者根據自己的階級立場，在近代史研究領域也展開了激烈的爭論，表明了自己的政治主張。這種學術討論，雖然不完全等同于階級斗爭，但在階級社會里，“一切歷史上的斗爭，無論是在政治、宗教，哲學領域中進行的，還是其他意識形態領域中進行的，實際上知識社會各階級的斗爭或多或少明顯的表現”[38]。

　　從20世紀30年代三種不同政治立場的史家對農民運動的評價可以看出，置于政治斗爭旋渦中的馬克思主義中國近代史研究者，公開地在著作中表明自己的政治目的，自覺地把中國近代史研究作為革命工作的一部分，將中國近代史視為認清國情、認清歷史和為革命服務的工具，從歷史和現實的雙重層面，論證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合法性、正義性、必然性及其走向。為國民黨政權主流意識形態服務的中國近代史研究者，也把中國近代史研究當作確立國民黨政權正統合法性，為其辯護和駁斥共產黨革命的利器。視中國近代史研究為純學術研究的中國近代史研究者主觀上或許沒有明確的政治目的，基于自己的學術立場研究中國近代史。但作為剛從傳統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在當時的政治背景下，現實中的政治觀點，也會在著作中體現出來。即使抱著客觀主義的立場，也會被時人視為一種政治立場，而且在他們內心深處，也會不自覺地把自己的研究當作學術救國的表現。畢竟中國社會還不能為學者創造一種為學問而學問的氛圍，他們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主要是由于史觀、認識方法、對中國現實理解不同而產生與其他中國近代史研究者不同的觀點。所以20世紀30年代中國近代史研究的主導取向是政治取向，因為“一切劃時代的體系的真正的內容都是由于產生這些體系的那個時期的需要而形成起來的。”[39]中國近代史研究興起就是因應了這一時期的政治需要，并體現了這一時期中國社會政治運行的歷程和走向。

　　那種認為歷史學可以脫離政治、完全做到客觀是不符合實際的，問題在于科學地處理政治和學術的關系，盡量做到客觀地再現歷史。

　　[①] <英>愛德華·霍列特·卡爾：《歷史是什么?》，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第135頁。

　　[②]《蔣廷黻選集》第一冊，第169頁。

　　[③]《蔣廷黻選集》第三冊，第475頁。

　　[④] 蔣廷黻：《論專制并答胡適之先生》，《獨立評論》第83號，1933年12月31日。

　　[⑤]《蔣廷黻選集》第二冊，第304頁。

　　[⑥] 蔣廷黻：《革命與專制》，《獨立評論》第80號，1933年第12月。

　　[⑦] 蔣廷黻：《未失的疆土是我們的出路》，《獨立評論》47號，1933年4月。

　　[⑧] 蔣廷黻：《中國近代史》，第127頁。

　　[⑨] 蔣廷黻：《中國近代史》，第109頁。

　　[⑩] 蘇共中央社會科學院《科學與教學文獻》編輯部編：《歷史科學·方法論問題》，劉心語譯，中國社會科

　　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20頁。

　　[11]《列寧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4-135頁。

　　[12] <英>愛德華·卡爾：《歷史是什麼?》，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第22頁。

　　[13] 陳恭祿：《中國近代史》，第150、143、178、144、150、218頁。

　　[14]陳恭祿：《中國近代史》，第501頁、537頁。

　　[15]同上，第523頁。

　　[16]同上，第468頁。

　　[17]同上，第504頁。

　　[18]李鼎聲：《中國近代史》，光明書局1937年5月版，第1頁。

　　[19]李鼎聲：《中國近代史》，光明書局1937年5月版，第1頁。

　　[20]李鼎聲：《中國近代史》，光明書局1937年5月版，第1-2頁。

　　[21]同上，第2-3頁。

　　[22]李鼎聲：《中國近代史》，光明書局1937年5月版，第4頁。

　　[23]李鼎聲：《中國近代史》，光明書局出版1937年5月版，第4頁。

　　[24]同上，第5頁。

　　[25]李鼎聲：《中國近代史》，光明書局1937年5月版，第10頁。

　　[26]《中國近代史·編輯凡例》。

　　[27]同上，第6頁。

　　[28]李鼎聲：《中國近代史》，光明書局1937年5月版，第7-8頁。

　　[29]李鼎聲：《中國近代史》，第9-14頁。

　　[30]李鼎聲：《中國近代史》，光明書局1937年5月版，第61-62頁。

　　[31]李鼎聲：《中國近代史》，光明書局1937年5月版，第62-63頁。

　　[32]李鼎聲：《中國近代史》，光明書局1937年5月版，第95-96頁。

　　[33]李鼎聲：《中國近代史》，光明書局1937年5月版，第231-232頁。

　　[34]李鼎聲：《中國近代史》，光明書局1937年5月版，第232頁。

　　[35]同上，第333頁。

　　[36]拉狄克：《中國革命運動史》，轉引自李鼎聲：《中國近代史》，第257-258頁。

　　[37]李鼎聲：《中國近代史》，光明書局1937年5月版，第258頁。

　　[3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91頁。

　　[3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4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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