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類美國史 ：對美國歷史的政治不正確導讀 作者：托馬斯·伍茲

《另類美國史》 中文版前言
世界興奮地看到中國從貧窮落后的時代一變而為一個日益繁榮的社會。西方政府對中國的攻擊，毫無疑問，起碼部分地反映了它們對中國走向繁榮富強感到不安。只有傻瓜才對中國近來取得的巨大進步漠然視之。
　　在我自己的國家，我遺憾地告訴大家，政界對中國的敵意是存在的。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從對這個茁壯成長的經濟大國的嫉妒（有的時候是有道理的），到對*的關心，再到為中國膽敢阻礙美國稱霸全球的野心感到惱怒。更重要的，簡單地說，是許多美國政客汲汲于沖突與戰爭，孜孜以求爭吵的理由，而非致力于友誼與和平。
　　不幸的是，我對中國的見識是相當有限的，但是由于我確實知道美國的歷史，我至少可以忠告你們避免我們的錯誤。就在目前，美國在國內和國際上都在搞一些終究不可能的事情，從而使美國貧困化。就在我寫這個東西的時候，美國的國債是9萬億美元。在此后的幾十年里，美國主要的“權利”項目——社會保險與醫療關心——將短缺超過50萬億美元的資金。與此同時，美國在全球有700個軍事基地，在130個國家有駐軍。我們主要的總統候選人假裝一切都好，允諾要花更多的錢——花那不存在的錢。美國人忘記了他們可曾首先聽到過查爾斯·平克尼（Charles Pinckney）的忠告——此人是美國憲法的起草人之一。平克尼的告誡是：
　　如果我們希望美國政府使我們在世界上贏得尊敬，那么我們就誤解了這個政府的目標。在列強之間搞征服、爭上風，不是、也不應該是共和制度的目標。如果他們（共和國的領導人）在把我們從（外國的）輕蔑中拯救出來，以及維護我們國內的幸福與安全一事中足夠積極而有力，我們可能指望他們的只能是——幾乎任何其他的政府都比我們這個政府更能不辜負它的公民。
　　永遠也不缺少這樣的人，他們裝模作樣地“愛國”，堅稱他們的政府總是受到人們的擁護，對政府宣稱的無論什么東西都信任。美國政府在伊拉克的戰爭就是一個好例子——出師的理由，是連青少年也會覺得恥辱的歪曲與謊言，那場沖突本不該得到任何人的支持。但是，美國公眾大體是支持那場戰爭的，起碼開始時是這樣。政府用宣傳來填塞公眾，公眾也就相信。如我在本書中展示的，關于這個現象，也并不稀罕。這里有一個值得所有地方的人汲取的教訓，特別是那些熱衷于成為“偉大國家”（以軍事強權來定義“偉大”）的國家應該汲取的一個教訓，那就是：時時懷疑。
　　在本書嚴格的篇幅限制之內——以8萬個詞——我也能夠討論“聯邦儲備系統”（美國的中央銀行），但在這里也有可以汲取的教訓。仍然和宣傳的相反：你不需要一個中央銀行。自由經濟需要自由，不需要中央計劃來提供一個恰當的交換媒介。聯邦儲備系統破壞了我們的美元的價值，三番五次地播下盛衰循環的種子。聯邦致力于以人為的方式“刺激”經濟、降低利率，因此誤導企業家向那些沒有經濟意義的項目投資；說那些項目沒有經濟意義，是因為它們和消費者的需要沒有關系，也不提供流通的資源。弗里德里克·哈耶克（）在1974年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就是因為他解釋了中央銀行如何向生產過程中引進了不協調因素，于是引起了盛衰循環。
　　利率其實僅僅是一種價格——借錢的價格。對這種價格的市場調節進行干預，并不比政府對任何其他價格拍板更能收到令人愉快的結果。這種干預實際上是更壞的，因為利率在投資分配決策中發揮著核心作用，因此也在整個經濟的生產結構中發揮同樣的作用。為理解貨幣與銀行，請參閱默里·羅瑟巴德（Murray N. Rothbard）那本篇幅不長的書《政府對我們的錢做了什么手腳？》（What Has Government Done to Our Money·）（有2004年的中文本，由Cité Publishing Ltd.的分支EcoTrend Publications出版）。
　　我可以說得更多，但是美國歷史的教訓在如下的書頁中應該足夠清楚。但愿這些教訓能為中國和她的人民所看重。但愿中國在21世紀的經歷能為人類的故事平添新的一章。
　　托馬斯·伍茲（Thomas E. Woods, Jr.）
　　美國阿拉巴馬州奧伯恩
　　2008年4月
　　

《另類美國史》 前  言
維爾·羅杰斯曾經說，美國的麻煩并非大家不知道的事情太多；美國的麻煩是大家自以為知道的事情，其實蠻不是那么回事。
　　沒有哪個領域像美國歷史這樣更符合這位幽默大家的此番評論。在過去的至少幾十年，大多數學生接觸的美國歷史，實際上是一堆枯燥乏味、耳熟能詳、老生常談的故事：美國內戰全是由于奴隸制、反壟斷法救民于邪惡的大公司、富蘭克林·羅斯福把我們從大蕭條中拯救了出來，諸如此類。從殖民地時代到比爾·克林頓當總統，本書的指導方針很簡單，旨在秉筆直書。
　　本書的所作所為，一言以蔽之，就是一個“不”字。本書并不是對美國歷史的一個總覽，也無意于此。對某個問題有興趣細究的讀者，可去參考我選的書目。我在其中列進了兩種書，一種是為了承認我在學術上的借鑒，另一種是提供一個資料列舉，尋求美國歷史真相的讀者可以放心地有所依憑。（不需要說，我不見得認可所列的每一本書中的每一個論點；如果一本書出現在書目里，我的意思僅僅是我承認我以某種方式得益于它，而且相信別人也會得益于它。）開列出來的書有一些不幸已經絕版，多虧像這樣的舊書電子情報交流系統，其中所有的書，有興趣的讀者幾乎都有望得而閱之。
　　本書不是按部就班地講述，而是意在介紹美國歷史的一些更具爭議的方面，特別著意于這么一些人：他們發現標準敘述或者常見的教科書難服人心，或者在意識形態上心存偏見。有的讀者或許發現，他們自己特別感興趣的一個問題，處理得太過簡略，或者完全不曾提到。但是，本書篇幅有限，某種取舍就來得必要了。我希望讀者會覺得我已經寫到的東西，有意思，有挑戰性，是和主流課本的那種提到頭就知道尾的陳詞濫調有所不同而能令人耳目一新的東西。
　　“紐約哈得遜河上的歐文頓經濟教育基金會”允許我使用我為《自由談》（Ideas of Liberty）［最近又更名為《自由人》（Freeman）］寫的文章中的若干篇，包括“以前工資為什么那么低”、“美國自由的殖民地起源”、“幼稚病的經濟學”、“種族、不平等與市場”，以及“拒絕執行：杰斐遜對政府的限制”。我為此表示感謝。
　　在本書的寫作過程中，我得到了托馬斯·迪羅倫佐（Thomas DiLorenzo）、拉爾夫·瑞科（Ralph Raico）和馬庫斯·愛潑斯坦（Marcus Epstein）的有益建議，我特別借重《約翰·卡爾霍恩論文選》（Papers of John C. Calhoun）的編輯克萊德·威爾遜（Clyde Wilson）教授和南卡羅萊納大學的歷史教授多林·穆納（Doreen Munna）教授，因為他們修正了書稿的第五章。感謝助人為樂、不發牢騷的瑪麗蓮·芬提熱（Marilyn Ventiere）和德洛麗絲·帕瑞樂（Dolores Perillo）。我還感謝“瑞格納瑞出版公司”（Regnery）的優秀編輯羅威娜·艾嬋（Rowena Itchon），我和她工作得很密切，以及寶拉·德克（Paula Decker），感謝她們的艱辛工作和有益的建議。
　　另外的人情更是私人性質的。我特別感謝“瑞格納瑞出版公司”的責任編輯哈里·克羅克爾三世（Harry Crocker III），正是他提議我出版此書。最后，我總是要感謝我的妻子希瑟（Heather），對她的感謝我難以言表。
　　

大企業如何讓美國人致富（1）
歷史課本喜歡讓可惡的美國商人出丑，說他們“剝削”工人、占公眾的便宜、操縱那么大的權力。另一方面，政府官員被描繪成了樂善好施、自我犧牲的正義十字軍；要是沒有他們，美國人將每周工作80小時，用高得出格的價錢買粗制濫造的貨物。每個學生在離開中學（或者大學，就事論事嘛）的時候，就是這么相信的。這也難怪，學校教的就是這種東西，一天到晚，長年累月。
　　我們可以琢磨一下，中學老師和課本作者迫不及待地要為美國歷史畫這么一幅畫，卻為何來？路德維希·馮·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在他那本篇幅不長的書《反資本主義心態》中，提出了許多可能的原因。但是，無論那話被重復多少遍，無論有多少在其他場合還算明智的人曾經為之傾倒，這種小小的道德把戲與現實之間可是徹頭徹尾的不相符。
　　與此同時，我們應該小心，不要把美國商人浪漫化，他們也有道德上的弱點。大企業時不時地陷入與政府的曖昧關系之中，政府是要幫助它們占公眾的便宜呢。如此勾當，當然可悲，但是，這樣的勾當只能證明這么一個論點：只是在接受了政府幫助的時候——采取的形式是補貼啊，對潛在競爭對手的限制啊，如此等等——企業才能在任何有意義的說法上“剝削”公眾。伯頓·弗爾薩姆（Burton Folsom）教授研究了一些美國企業巨頭，在兩種企業家之間做了區別，原因正在于此。一種，他稱之為“市場企業家”，他們積累起了財富，是因為他們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提供的貨物好，價格又比競爭者的便宜。另一種，他稱之為“政治企業家”，他們之所以撈到了錢財，多虧政府給的各種各樣的特權。
　　政府在鐵路建設中如何鼓勵浪費與*
　　19世紀后半期跨陸鐵路的鋪設，典型是得到了聯邦、州和地方政府注入的大量資助。這種資助采取了兩種形式：貸款與土地許可。鐵路公司把土地賣給住戶來換現金，在這個過程中，他們也為自己的買賣創造了一個市場。那些住在鐵路邊上的人，靠著鐵路的成功而得到了生計，這通常是因為他們需要鐵路運他們的貨。
　　1862年的《太平洋鐵路法案》，號召由“聯邦太平洋公司”與“中央太平洋公司”來鋪路軌。前者往西從奧馬哈開始鋪，后者朝東由薩克拉曼多開始鋪。兩邊將最終接到一塊兒。
　　這項工程的問題超乎尋常的多。政府補貼成了病態的刺激，這都由弗爾薩姆教授一筆一筆記錄在案。由于兩家公司得到的土地和貸款，和它們鋪的鐵路的長短成比例，在管理上就有了一個動機：快快鋪路，盡可能多地收聯邦資助。至于鋪路質量，以及在假設沒有政府施舍的情況下將會采取的最短路線，這樣的問題沒有得到那么多的重視。恰恰相反，曲里拐彎的路線意味著鋪的路軌越長，得到的聯邦資助也就越多。不僅如此，因為在山地鋪路得到的低息貸款為數更多，這兩家鐵路公司就有更大的動力在不怎么適合鋪路的地方鋪路。要是它們花的是自己的錢，就不會這么辦了。
　　1869年，兩邊的路軌在猶他州碰頭了，更嚴重的問題開始了。看到補貼結束的日子屈指可數，于是兩邊的鐵路線互相平行著鋪，而不是接到一起，兩條路線都根據平行鋪的路軌來申請補貼。更糟糕的是，主要是愛爾蘭人的聯邦太平洋公司的工人，與主要是中國人的中央太平洋公司的工人，打起來了，結果有人受傷，甚至死亡。竣工典禮在1869年5月10日舉行，其時兩邊的鐵路線終于接起來了，政府資助所漫不經心地慫恿起來的那種經常性的豆腐渣過程，被喜慶的氣氛所掩蓋。直到七年之后，必得進行的修理以及返工才告結束。回顧建路過程，聯邦太平洋鐵路公司的總工程師格倫維爾·道奇（Grenville Dodge）評論道：“我從沒見過修建鐵路中有如此多的浪費。我們自己的建設部一直是缺乏效率的。”

大企業如何讓美國人致富（2）
若無政府免費贈品，有人發達了嗎？
　　許多人一直想當然地認為，若無政府的慷慨，跨陸鐵路永遠建不起來。但這不是真的。單說一件事，英國全部的鐵路系統都是用私人資金建造的。再說一件，大北方鐵路公司的歷史提供了一個卓越的例子，一個商人，沒有得到政府的任何資助，發達了：他就是鐵路巨頭詹姆斯·J. 希爾（James ）。
　　希爾是大北方鐵路公司的一位企業天才。大北方鐵路公司從圣保羅延伸到西雅圖——同樣的市場，在裝備了聯邦政府資助的亨利·維拉德手里，卻跟著他的北方太平洋鐵路公司一塊兒敗了。希爾，背景相當低微，最終卻聯絡了一群朋友，把這家破產的公司買了下來。
　　希爾發了。在1893年的經濟低迷時期，大多數跨陸鐵路公司都破產了，希爾降低價格，卻利潤頗豐。他繼而造輪船，把美國貨運到亞洲市場。開始的時候大獲成功，直到由于1906年的《赫伯恩法案》，陷入愚蠢與毀滅之中——《赫伯恩法案》規范鐵路價格，讓州際商業委員會耀武揚威。
　　“公平”如何絆住了美國農場主
　　美國課本對《赫伯恩法案》同聲唱贊歌；偶有批評，也行之不遠。別的不說，這個法案強制執行了一個老要求：對所有的發貨人要價相同。這沒問題，對吧？“僅僅是公平而已嘛！”你的中學老師會說。
　　好吧，至少有一個問題。為像棉花和小麥這樣的美國產品打開中國和日本市場，希爾為貨運提供折扣，意在通過大北方鐵路公司運送出口亞洲的貨物。按照《赫伯恩法案》的要求，希爾必須為所有的發貨人提供這樣的折扣，或者全部不提供。由于在經濟上為每個人提供折扣是不可能的，他被迫全部停止提供折扣。結果，在那個法案之后，美國對中國和日本的出口大幅度下滑。因此，打著幫助普通人的旗號，規范鐵路運費，嚴重阻礙了美國農產品在亞洲的銷售——這可不是幫助美國農場主的妙方。在歷史課文想講講政府官員老爺們的智慧的時候，可別忘了講講這種裝模作樣。
　　“掠奪性價格”的神話
　　據說，大企業盤剝消費者以自肥的路數之一，是“掠奪性價格”。照這種操作，大公司可憑其經濟實力，以超出尋常的低價提供貨物，以此消除競爭。在它們把競爭對手逐出市場的過程中，它們承擔得起所受的損失。等到競爭掃清了，它們重新提高價格，如此可以撈到壟斷收益。
　　你的中學老師不曾提到的是，有大量文獻揭穿了所謂掠奪性價格的問題純屬子虛烏有。芝加哥大學的經濟學家喬治·斯蒂格勒爾（George Stigler）甚至有些過分地宣告：“如今，在專業論文中讀到這樣的論點，會是令人尷尬的。”掠奪性價格模型的問題之一，是似乎不可能找到一個真實的例子。反壟斷學者多米尼克·阿門塔諾（Dominick Armentano）檢閱了20世紀大宗最重要的反壟斷案件，也發現不了一個例子。大商店提供低價格，這樣的例子從來不缺。但是，等它們把市場據為己有重新抬高價格的時候，據說有大把利潤可得，似乎是聊齋故事。（對“掠奪性價格”進行經濟學反駁感興趣的讀者，可參閱后附書目中雷斯曼和阿門塔諾的著作。）
　　如托馬斯·迪洛倫佐（Thomas Dilorenzo）已經表明的那樣，這種神話自從1890年《謝爾曼反壟斷法案》的通過之后就存在了。這個法案的通過，是為了阻止“反競爭實踐”，也為保護消費者不受“掠奪性”公司和策略的傷害。在《國際法律與經濟學評論》和《經濟學》中，迪洛倫佐表明：在19世紀后半期最頻繁地受到指控擁有“壟斷”地位的工業——他調查了其中的17家——其做派不像是壟斷。一個壟斷公司，照標準定義而言，通過限制產量和抬高價格來牟取經濟利益。但是，據說有“壟斷”問題的工業，既不曾限制產量，也不曾抬高價格。比方說，在19世紀80年代，“壟斷”工業的產量的增長比一般的經濟組織快七倍。這些工業中的價格一般是在下降——甚至比整體的經濟結構中7%的降價率還降得更快。

大企業如何讓美國人致富（3）
“掠奪性價格”的結果
　　1880—1890年的產品價格
　　鐵      ↓58%
　　鋅      ↓20%
　　糖      ↓22%
　　盡管約翰·D. 洛克菲勒的“標準石油公司”甚至在今天有的時候也仍然遭到指控，說它實行掠奪性價格。在約翰·W. 麥克吉（John W. McGee）1958年在《法學與經濟學期刊》上發表了他那篇經典論文之后，誠實的學者就不再進行這種指控了。麥克吉表明，洛克菲勒取得了他那樣的地位，是通過他的競爭者自愿進入的合并和出賣而達到的，靠的并不是掠奪性價格。有人說，這些對手受到了恫嚇，被迫接受了洛克菲勒提供的可憐價碼。恰恰相反，標準石油公司慣常的做法是雇傭那些被歸并公司的經理或者所有者，甚至讓他們成為持股人。如果這些經理和所有者果真受到了苛待，他們就成不了受歡迎的雇員。麥克吉寫道：“變成了受害者的前對手，可想而知會成為低劣的雇員、離心離德的人，要么就是并不情愿的持股人。”
　　麥克吉還提供了一些人的例子，他們先是建造了煉油廠，后來賣給了標準石油公司，日子過得挺好。在大多數情況下，競爭的公司主動找到洛克菲勒門上，要求被收購。知道洛克菲勒的成本比他們的低，他們就選擇被歸并，而不選擇徹底被逐出市場。（如另外一位學者解釋的那樣：“批評家們也指責洛克菲勒不公平競爭，以低于成本的價格賣東西；但是他不曾以低于他的成本的價格賣東西，他僅僅是以低于大多數競爭者的成本的價格賣東西。”）
　　標準石油公司，在初中和高中課本中常常遭到批判和譴責，其實卻是美國才智與效率的一個卓越榜樣，它為廣大消費者提供了巨大的好處。19世紀50年代，農場主們發現原油從他們的地里汩汩而出，那是一種毫無價值的可厭之物。但是，耶魯大學的化學家本杰明·西利曼（Benjamin Silliman）在1855年發現這東西能煉成煤油，與當時普遍用來照明的鯨脂相比，煤油又好，也應該比較便宜。唯一的問題是能否收集到足夠多的原油，如此才能上市。西利曼在1859年鉆井采油，他止住了懷疑之聲，這種無用之物突然之間身價百倍。
　　“可惡的”洛克菲勒
　　約翰·D. 洛克菲勒先是在商店里往架子上擺貨，然后成了克利夫蘭市的一個店伙計。1859年，其時他年方二十，石油已經在賓夕法尼亞的西北發現了，那地方離克利夫蘭不遠。洛克菲勒對石油帶來的可能性著了迷，躍躍欲試要弄到一兩口油井。他堅信煉油這個買賣機會巨大。1862年，他出錢成了克利夫蘭一家煉油廠的合伙人。
　　洛克菲勒怎么就比大政府的任何計劃為普通美國人做得更多
　　洛克菲勒著手改善生產，杜絕浪費。這為他、為消費者都帶來了回報：他想辦法降低了煤油價格，在他開始賣煤油的時候，是每加侖一美元，到19世紀80年代，每加侖才區區十美分。石油煉過之后剩下的廢料著實惱人，可他最終從廢料中生產出了300種產品。多虧洛克菲勒的效率和低價，如今成千上萬的美國人才支付得起把家照得通明的費用，而以前他們得為了省燈油錢早早上床。
　　在標準石油公司雄霸市場的那一階段，油價在下降。當俄國人在1882年撞上了世界儲油最豐富的幾片地方的時候，他們拉著架勢要讓美國油的生產威風掃地。為了競爭，洛克菲勒不得不進一步降低成本。他也真降了。書包 網 bookbao.com 想看書來書包網

大企業如何讓美國人致富（4）
但是，盡管洛克菲勒為美國消費者和企業（如今能以更低的成本來生產它們自己的產品）提供了巨大服務，在西奧多·羅斯福當總統的時候，聯邦政府卻著手解散標準石油公司。但是，聯邦政府在1911年解散公司的時候，公司的市場份額已經由于正常的競爭而降到了25%。就連新左派歷史學家加布里埃爾·卡爾寇（Gabriel Kolko）也從1899年開始注意到了這一點，標準石油公司已經“進入了在其控制的石油工業中的持續下滑階段，這是一種加速的下滑，但肯定不是由于對它的解散造成的”。因此，即使是標準石油公司也必須不斷革新、保持生氣，否則就要失去市場份額。
　　安德魯·卡內基與美國的生活水平
　　接著來了安德魯·卡內基（Andrew Carnegie）。他家本來在蘇格蘭西北岸外的外赫布里底群島上，1848年遷到美國。12歲那年，卡內基開始在紡織廠工作。他年輕時干過很多工作；作為一個年輕的成年人，他也開始投資許多買賣和項目。他最終相信鋼鐵工業潛力巨大，而在1870年，鋼鐵工業還在襁褓之中。
　　卡內基在1875年開了他的第一家鋼鐵廠。他是一位組織天才，設計了激勵機制，以確保他的幾個部門都能本著良心為公司工作。那些做法，MBA學生如今仍然能在課本里讀到。和洛克菲勒相似，卡內基是個效率大師。在匹茲堡他的“家園鋼鐵廠”里，用4,000人，他的年產量就相當于擁有15,000人的歐洲最現代化、最有名的克魯伯鋼鐵廠的年產量。
　　19世紀最后25年鋼鐵價格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卡內基的努力，這是對普通美國人的又一大好處。鋼鐵對現代生活絕對具有基礎性意義，因此大幅度削減其生產成本，乃一大恩惠。任何涉及鋼鐵的產品與生產過程，現在成本都少了；這些降下來的成本，反過來傳到了消費者那里。
　　卡內基和洛克菲勒兩個人都是博愛之士，他們捐出了將近10億美元，建立了種類繁多的慈善、教育與文化基金。他們都批判為積累財富而積累財富這種思想。
　　赫伯特·道：被遺忘的美國英雄
　　盡管洛克菲勒和卡內基為美國消費者帶來了巨大的好處，“掠奪性價格”的神話卻很難斷氣。一個有用的反例，來自大化學制品制造商赫伯特·道（Herbert Dow）的經歷，其表明試圖用這種操作來稱霸一個行業，有多么危險和愚蠢。
　　道是一位超聰明的化學家，他想找一種便宜的辦法從濃鹽水里提取溴。（溴的用處包括鎮靜作用和照相底片。）他最后找到了，在幾次失敗的開端之后，建立了“道化學公司”。打入這個行業，遠非易事。盡所周知，道每天工作18小時，甚至睡在工廠里。
　　但是，就在這里，“掠奪性價格”進入了畫面。道急于為美國人提供溴，也同樣急于擴展到歐洲市場。但是，在歐洲，他得和雄霸歐洲化學市場的一家德國聯合企業較勁。這家德國公司早就放出話來，試圖在歐洲以低于德國的價錢賣貨的任何美國公司，必遭毀滅。德國聯合企業發誓向美國市場傾銷便宜化學品，讓倒霉的暴發戶買賣倒閉。道對這種威脅不予理睬，他開始以每磅36美分的價格在英格蘭銷售溴，跟德國聯合企業的49美分的價格作對。
　　1904年，道接受了德國聯合企業的一位怒氣沖沖的代表的訪問，這位代表提醒他撤出歐洲。道拒絕恫嚇，沒把這人的威脅放在眼里。當道繼續在歐洲銷售溴的時候，德國聯合企業開始把威脅變為行動，以每磅15美分這種聞所未聞的價格，大量向美國市場傾銷溴。道采取了魔鬼般的聰明一招，指示他在紐約的購買代理，買下了好幾十萬磅德國財團的便宜溴。道轉了一個圈，以每磅27美分的價格把它賣到了歐洲市場——德國財團拼不了這個價格，因為它必得在歐洲市場上盈利，才能忍受在美國市場上的虧損。書包網 www.bookbao.com

大企業如何讓美國人致富（5）
道笑到了最后。1908年，德國聯合企業虧得筋疲力盡——有個時候，甚至把價格降到不可思議的美分——最后受不了了。他們和道做了個交易：如果道停止在德國銷售溴，他們就停止在美國銷售——世界其余的地方留出來做自由競爭。道迎接了德國聯合企業的挑戰，證明了“掠奪性價格”的徒勞無益，并且把溴的價格永遠降下來了。
　　反壟斷的白癡行為：反壟斷法應該撤銷嗎？
　　到了20世紀中葉，反壟斷法的荒唐與武斷性質，至少對一小部分公眾來說，已經一目了然了。說到一般意義上的規范舉措，聯邦貿易委員會的洛厄爾·梅森（Lowell Mason）宣稱：“在一種荒謬而瘋狂的法律體制下，其中的許多法律弱智、不可行、不公平，美國企業沮喪、流血，甚至挨揍。有這么一大堆翻滾扭動的法律管著州際商業活動，那么如果政府想隨心所欲地整治誰，確實能夠找到說辭。我得說這個體制令人憎惡。”
　　最高法院首席*官羅伯特·H. 杰克遜（Robert H. Jackson），在兼任司法部反壟斷小組組長的時候，評論道：“要讓一個律師判斷法院會宣布什么樣的商業行為是合法的，是不可能的。在這種情況下，那些愿意守法的商人，那些試圖執法的政府官員，是無所適從的。”聯邦儲備銀行的資深主席艾倫·格林斯潘（Alan Greespan）在40年前，就以明確無誤的措辭譴責反壟斷立法：
　　在一個自由經濟體制中，要控制一個龐大的行業市場的50%以上，需要的不是一般的本領。那需要不同尋常的生產能力、絕無差錯的商業判斷、對產品和技術殘酷無情的持續改善。鳳毛麟角的公司，能夠年復一年、十年如一日地保有其市場份額，靠的是生產效率——這該表揚，不該譴責。
　　把《謝爾曼法案》看作19世紀的恐懼與經濟無知的不自主的防衛行為，尚可理解。可是，在如今的商業知識背景中，它就是徹頭徹尾的胡鬧。……這個國家中反壟斷法規的整個結構，是經濟非理性與無知的大雜燴。
　　然而，對反壟斷的盲目崇拜仍然我行我素。它整垮了“泛美世界航空公司”，它阻止這個公司合并國內航線，并以它從事國際航班為理由，把所謂地方交通從它那里奪走。“美國國際商用機器公司”（IBM）生了13年的悶氣，因為它擁有65%的市場；到政府終于放棄這個案子的時候，該公司已經遭到了它的競爭者的蠶食。1937年初，“通用汽車公司”出于對反壟斷指控的恐懼，制定的公司20年政策其實是取得不超過45%的汽車市場。有專家說，這種作繭自縛，部分可以解釋為什么在那個世紀的下半葉，美國人把那么多的市場丟給了德國人和日本人。
　　槍打出頭鳥：美國鋁公司案
　　記錄反壟斷立法對經濟的所作所為，以及美國企業遭受指控的那些荒唐的理由的書汗牛充棟。迄今為止，用來援引反壟斷立法來整治私人公司的最荒誕不經的理由，出現在指控ALCOA即“美國鋁公司”（1945）的案子中。如今，從粗疏的意義上說，美國鋁公司確實是一家壟斷企業——它是原鋁的唯一的供應者。但是，不能簡單地根據這個理由就去指控它究竟從鋁中想得到的是什么，因為高得出奇的利潤會引來競爭者，如此一來，利潤就壓下去了。（與反壟斷暗示的似乎相反，局外的觀察家有的是用荒唐的辦法來決定某個行業中應該存在幾家公司。）法官勒恩德·漢德（Learned Hand）在他反對美國鋁公司的決定中宣稱：
　　該公司總是能預見到鋁錠的需求量的增加，并準備著照數提供，這樣的事情不可避免。在別人進入這個領域之前，沒有什么東西強迫它一直成倍、再成倍地增加生產能力。它堅稱自己從來也沒有排擠競爭者；但是，我們想也想得出來，不斷地抓住它開發的每個新機會，并且以早已被協調進一個龐大組織中的那種新的生產力來面對每個后來者，具有經驗上的優勢、商業網絡以及杰出的人才，有什么排擠手段比這一切更有效呢？
　　美國鋁公司的邪惡之處，照這個怪異的決定的說法，原來是它以精湛的技術和懂行的業務來提供產品！艾倫·格林斯潘曾經評論說，指控美國鋁公司的這個案子，揭示了反壟斷立法真正的破壞性。無論這樣的立法破壞了多少財富和效率，反壟斷法最惡劣的方面，是導致了“對我們社會中能生產、講效率的那些成員的譴責，因為他們能生產、講效率”。
　　正如批評家們說的那樣，反壟斷活動的點點滴滴都是無理性的。怪不得：反壟斷一直就是那些沒怎么有競爭力的公司懇求政府懲罰它們在市場上難與競爭的對手的一件主要法寶。典型的教科書老生常談地譴責大公司可怕的“貪婪”，但是，在這里，貪婪的卻是這樣一些公司：它們希望政府懲罰和搗毀那些為人民提供能擔負得起的貨物的有效率的公司，如此一來，那些怨天尤人的公司才得活命，并且出的價錢更高。我們指望政府這個古往今來真正是最壟斷的機構來保護我們免受“壟斷”之害，這個主意終究總有某種諷刺意味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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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戰（1）
圍繞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那些事件，或許是這個世界所見證的最可怕、最野蠻的事情，如此之復雜，如此之詭譎，時至今日歷史學家們仍然在爭論哪個國家得為戰爭的發動擔負最大的責任。1915年的大玩家如下：
　　同盟國                      軸心國
　　英國                       德國
　　法國                      奧匈帝國
　　俄國                      保加利亞
　　意大利                   奧斯曼帝國
　　戰爭一起，美國的修正主義歷史學家就開始挑戰各同盟國的戰時宣傳，這些宣傳把戰爭的罪責穩穩妥妥地安在德國頭上。哈利·艾爾墨·巴恩斯（Hany Elmer Barnes，1889—1968）走得如此之遠，他爭辯說，在各大參戰國中，就發動戰爭一事而言，其實最不該受指責的就是德國。到了20世紀60年代早期，由于有了歷史學家弗里茲·費歇爾（Fritz Fischer）的著作，鐘擺擺回德國有罪那方面。并非每一位學者都信服費歇爾，到了20世紀早期，歷史學家耐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戰爭之憾》一書中論證說，該受指責的最大份額歸于英國。
　　無論真相若何，卻沒有任何人對1914年的美國有異議。美國利益不成問題，美國安全不受一絲威脅。隨著戰爭的進展并惡化成毫無希望的一堆爛泥，美國人相信自己有福，他們的子孫免于摻和歐洲人那種荒謬的命運。那些歐洲人，在戰斗中成千上萬地送命，卻只往前移動了數步之遙。傷兵之慘，難以言表。正是這場戰爭，比方說，把“簍子病例”（basket case）引進到了我們的詞匯中來，那意思是四肢全截的人。沒有哪個腦子正常的美國人，急火火地要把自己的國家卷入這么一場屠宰之中。
　　伍德羅·威爾遜總統，就他個人而言，力勸美國人在思想、言辭和行為上保持中立。然而，這位總統在骨子里卻是個親英派。威爾遜曾經在私下里說：“英格蘭正在為我們打仗，或許你能理解，在目前的世界局勢中，我不會在她的道路上設置障礙。……在她為自己的生命和全世界的生命而戰的時候，我不會采取任何讓她為難的行動。”
　　德國侵害了比利時的中立狀態，這涉及的是取道比利時進兵法國。對同盟國而言，此舉是殘暴無道、軍國主義橫行的象征，是需要從地球表面掃除*政治的信號。其實，比利時根本就不中立；比利時和法國、英國有協議，它與德國的邊界滿布要塞（與法國的邊界就不這樣，一個要塞也沒有）。德國已經向比利時提出了要求，正如它也向盧森堡提出過同樣的要求，兩個國家都毫無抵觸地接受了。德國人要求的是它們為德國軍隊提供安全通道，并且同意補償對比利時造成的任何破壞，以及沿路所消耗的給養。
　　戰時宣傳？不能夠！
　　同盟國政府在美國贏得了一場公關的重大勝利。它們的宣傳極力散布德國士兵屠殺比利時平民一說。孩子們被砍掉了雙手，嬰兒在刺刀上拋來拋去，修女遭強暴，尸體被褻瀆——這僅僅是從被戰爭蹂躪的歐洲傳過來的可怕故事的一部分。然而，要是美國人在場，斷不答應這樣的故事。跟隨德國軍隊的美國記者堅稱：他們不曾見到任何事情，能為這種輾轉傳到美國的駭人故事提供佐證。克拉倫斯·達羅（Clarence Darrow），一位因為在1925年斯科普斯案（涉及在田納西的中學講授進化論）中的辯護而名聲大噪的律師，出1000美元（大致相當于2004年的17,000美元）給任何能讓他看到一個被德國士兵砍掉雙手的孩子的人。沒有人為此得到這筆錢。（戰后才真相大白：屠殺一說大致是捏造出來的，但是那些謊言已經造成了破壞。）

第一次世界大戰（2）
盡管美國人仍然贊成置身于這場戰爭之外，但是許多人聽信了同盟國的宣傳，說德國是魔鬼的化身，為保全文明起見，活該將其碾成齏粉。
　　讓平民挨餓是犯法的
　　與此同時，英國卻真正卷入了一場自己的屠殺之中：試圖通過海上封鎖置德國于饑荒之中。英國對德國的饑餓封鎖，違背了被廣泛承認的國際法準則——這些準則存在于19、20世紀若干個國際公約中。
　　在所謂近距離封鎖期間，一個交戰方通過在自家周圍3英里的范圍里部署兵船，以阻止與敵國港口之間的運輸，這被認為是合法的。英國從事的遠距離封鎖是不合法的。在遠距離封鎖期間，一方干脆宣布整個海面都是禁止進入的區域。如此一來，英國在北海滿布水雷，因此，即便中立船的航行也是冒險。在某個敵對力量有權搜查給敵國運貨的船只的時候，英國水雷不分青紅皂白地毀滅一切，誰碰上水雷誰倒霉。“通過在國際水域布雷，”史學家約翰·庫干（John Coogan）解釋說，“英國故意用一種新規則代替交戰方在北海的訪問權和搜查權：炸而沉之。”
　　不僅如此，意在供平民之用的食品，任何人都不認為是違禁品——英國是個例外。但是，鑒于對英國行為的國際反應比較溫和，英國政府得出了結論：“中立國似乎滿足于理論上的抗議。”本著這種精神，德國指望他們的潛艇政策也能被同樣接受——但是，起碼在威爾遜總統這里，德國人是自找不自在。
　　德國人反擊了
　　1915年2月4日，德國政府宣布：它將對英國的非法封鎖采取報復措施：
　　大不列顛與愛爾蘭周圍的水域，包括英吉利海峽的全部，由此被宣布為戰爭區域。從2月18日以后，在此戰爭區域被發現的任何敵國商船將被擊毀，船員與乘客不能如以往那樣免于這種危險。
　　在此戰爭區域之內的中立國船只亦將處在這種危險之中，因為，鑒于英國政府在1月31日命令濫用中立國旗幟，也因為海戰趨向于造成不可預見之事件，因此攻擊被誤認作敵船的中立國船只乃不可能避免之事。
　　這里提到了“濫用中立國旗幟”，令人想起英國時不時地用中立國旗幟裝飾其船的做法，以此庇護免于遭到攻擊。1915年初，丘吉爾就慫恿這種謀略，還鼓勵水手穿老百姓的衣服來引誘德國潛艇浮出水面——好讓他們摧毀。由于這個原因，也因為戰時一般總有危險，連在戰爭區域航行的中立國船只也難保平安，因此，英國以及以牙還牙的德國，都由于侵犯中立國權力而有罪。
　　威爾遜對德國潛艇戰的反應
　　伍德羅·威爾遜拒絕承認在德國威脅使用潛艇戰與英國對德國實行饑餓封鎖這二者之間存在因果關系。他的同情心總在英國那邊。英國違反國際法，有人輕輕拍一下他的手背就算完事。美國政府太親英了，有那么一次，美國駐英國大使沃爾特·海因斯·佩奇（Walter Hines Page）向英國官員念了美國的急件，然后坐下去幫助英國人草擬對自家政府的答復！另一方面，德國在公海上的不法行為，立刻得到了華盛頓的譴責。德國潛艇戰政策一宣布，威爾遜的答復是：德國政府必須嚴格負責美國船只或生命在公海上的損失。
　　1915年3月29日，德國潛艇戰的實際情況就特別清楚了，其時英國輪船“法拉巴號”被德國人擊沉。照英國宣傳的說法，德國潛艇的艇長不予警告即行開火，殺死了大約110人，其中有一個美國人。后來才發現，德國艇長曾經對“法拉巴號”警告了三次，而且是在海平線上出現了一艘英國戰艦之后才開火的。“法拉巴號”也載著大約13噸軍火，這有助于解釋這場災難為什么那么嚴重。然而，威爾遜給德國政府發了照會，把他的美國政策講得清清楚楚：美國政府有義務保護乘坐飄著交戰國國旗的船只的美國公民。

第一次世界大戰（3）
威爾遜的雙重標準
　　威爾遜對待英國和德國的雙重標準，在把美國卷入戰爭一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哥倫比亞大學的約翰·貝瑟特·摩爾(John Bassett Moore)，一位杰出的國際法教授，在戰后擔任國際法庭的法官，他論證說：“為美國陷入這場戰爭負責的最決定性因素，是美國聲言有權保護交戰國船只，只要美國人覺得那船適于旅行即可，以及把武裝商船看作和平船只。這兩個想當然都于理相悖，而且在此前它也不曾宣布中立。”另兩位學者也論證說：“威爾遜總統固執地拒絕正視英國的不規矩與德國的潛艇戰這二者之間的關系，或許是美國介入戰爭的癥結所在。”威爾遜的立場“明顯站不住腳，因為一碗水端平，不偏不倚，是中立國的義務”。
　　事情足夠清楚了：把美國拖進戰爭，是英國的重要目標。按照丘吉爾的說法：“把中立國船只吸引到我們的岸邊，是最重要的，這就有望讓美國和德國胡攪蠻纏。……如果有些船出事了，善莫大焉。”丘吉爾后來寫道，他在戰時采取的策略意在把海面戰斗弄得對德國人越來越危險。“沉在水下的潛艇，”他解釋說，“必得越來越依靠在水下攻擊，因此把中立國船只誤認作英國船只的風險就更大，把中立國的水手淹死的風險就更大，由此就讓德國和其他列強互相撕咬去吧。”由于所有其他列強當時都已經參戰了，丘吉爾所說的列強也就只能是美國。
　　“露西塔尼亞號”被擊沉
　　盡管美國沒有被立刻卷進戰爭，1915年5月“露西塔尼亞號”被擊沉，從美國參戰之前的美國觀點來看，算是屬于最有戲劇性的事件。這艘英國游船，或許是世界上名氣最大的一艘。德國政府在各大報紙上刊登警告，不要訂“露西塔尼亞號”的船票。在這船起航的那個早晨，約翰·馮·伯恩斯多夫伯爵（Count Johann von Bernstorff）簽署了一條警報：英國船只“必定被擊毀”，勸告在戰爭區域航行的旅行者，“乘坐大不列顛及其同盟國船只旅行的，屬于自愿冒險”。
　　旅客在很大程度上把這個警告當成了耳旁風。在他們看來，一艘跑得像“露西塔尼亞號”這么快的船會撞上什么危險，實屬不可思議。有些人也就潛在的風險咨詢他人，得到的回答是：放心好了，通過戰爭區域，有海軍護航。把他們的生命交在皇家海軍安全的大手中，這艘船的旅客們信心十足地踏上了旅程。
　　盡管潛艇攻擊難得被皇家海軍或者康納德船運公司（“露西塔尼亞號”所屬）考慮到，一廂情愿的想法是：就算是這船果真遭到了打擊，那也有充足的時間解救人員。它畢竟是一艘好大的船。“泰坦尼克號”在遭受重創之后，還漂了兩個半小時呢。但是，擊中“露西塔尼亞號”的魚雷造成的破壞卻出人意料，直到今日那仍然是個謎：她沉得為什么那么快，盡管有人說那是因為船上有軍火。
　　第一枚魚雷射出去之后，德國潛艇艇長沃爾特·舒維格（Walter Schwieger）不急于發射第二枚。可以肯定，他不相信區區一枚魚雷就能毀了這船，他可能是要等著船上的人撤離之后再開火。但是，從潛望鏡里，他看得清楚，被擊之后才15分鐘，這船就出了大麻煩。“好像這船只漂了一小會兒”他說，他不忍再看這景象，他把眼睛從潛望鏡上移開，“我不能再朝這東西發射第二枚魚雷，生靈們在企圖自救。”書 包 網 txt小說上傳分享

第一次世界大戰（4）
船上1959名乘客中的大約1195名葬身魚腹，其中包括159名美國人中的124名。為德國人對“露西塔尼亞號”的攻擊進行粉飾大可不必，但是，與此同時，極端不計后果的英國政府和康納德船運公司難辭其咎。一位歷史學家說得很對：“得到了英國政府的批準，康納德船運公司把通過戰爭區域的船票賣給大家，它提前得到過警告：只要被看到，它的船只會被一個國家的武力擊沉，而這個國家已經展示過它有這個能耐，并且鐵定要這樣做。”
　　美國的反應
　　美國反應之強烈，主要是政客和報界的反應，有戲看了。但是，仔細檢閱一下報紙的社論，原來很少有真的建議以戰爭來應對這場慘劇的。威爾遜本人選擇避免戰爭，但是他想草擬一份疾言厲色的照會給柏林，警告德國人潛艇戰的如此嚴重后果不可繼續下去。
　　國務卿威廉·詹寧斯·布萊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擔心措辭如此嚴厲的照會的潛在后果。試圖在雙方之間一碗水端平這件事上，在威爾遜政府中，布萊恩其實形單影只。布萊恩提醒威爾遜，調查的結果發現，那艘輪班上有5000箱軍火。他也提到了一項德國接受，英國拒絕的協議：德國將以停止潛艇戰來換取英國取消饑餓封鎖。他針鋒相對地點到了威爾遜的雙重標準：“如果沒有人反對餓死一個國家，那么為什么對淹死幾個人卻大驚小怪呢？”
　　但這沒有用。5月下旬，威爾遜給柏林發了第二份照會。威爾遜的前一份照會講的是美國人在“非武裝”商船上的旅行權，現在威爾遜把“非武裝”改成了“不抵抗”。現在，美國人有乘坐交戰國的武裝船只旅行而免于被攻擊的權力。把拉爾夫·雷克（Ralph Raico）教授令人難忘的闡述變換一下措辭，意思是威爾遜相信，在戰爭期間，每一個美國人有乘坐武裝的、交戰國的、載有軍火的、通過已經被宣布為戰爭區域的船只旅行的權力。沒有其他中立國宣布這樣一種理論，更不用說打著這個旗號參戰了。
　　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戰爭期間，英國政府的政策是英國公民在戰區旅行自擔風險。如果一個英國公民由于不計后果而被殺，英國將不介入戰爭。這是一個明智的立場，在墨西哥內戰期間，威爾遜采取的也是這一立場。但是，如今，照布萊恩的判斷，威爾遜已經完全不講道理了。他相信自己身處一個汲汲于戰爭的政府，布萊恩辭職不干了。
　　接替布萊恩的羅伯特·蘭辛（Robert Lansing），對在表面上中立的威爾遜采取親英立場同情得多。在他的*中，關于英國的封鎖、德國的潛艇戰和美國的政策，他坦率得叫人吃驚。在“露西塔尼亞號”被擊沉之后，他解釋說，英國繼續“加緊封鎖政策，封閉了每一條可能把貨物運到德國的通道”。
　　針對英國三番五次侵害美國的中立國權力的這些做法，在美國把抗議照會發給英國的時候，英國心知肚明自己沒有必要滿足美國的要求。“在跟英國政府打交道的過程中，”蘭辛寫道，“我心里總是相信，我們有朝一日必會成為大不列顛的同盟，因此，讓美英之間的爭議激烈到以行動代替外交信函的地步，是不成的。”一旦美國果真成了英國的同盟，“可想而知，我們也會指望采取一些英國已經采取的策略和舉措，”以此“通過造成日用品短缺的經濟孤立，來挫敗德國人的士氣”。書包網 電子書 分享網站

第一次世界大戰（5）
蘭辛承認，美國發給英國的全部抗議照會，其實等于零。“一切都淪落為空話。這是有意而為之的。這保管能讓爭議繼續下去，問題卻懸而不決。為了讓這個國家在進入戰爭的時候可以隨意行動，甚至是非法行動，這一招是必要的。”
　　美國官員對威爾遜說：乘坐交戰國船只航行于戰區，
　　這種權力不值得拿命來換
　　“露西塔尼亞號”災難過去幾個月了，威爾遜一直對德國政府施加外交壓力，其過分的程度，讓一些國會議員和其他一些顯赫的美國人大為吃驚。
　　華盛頓州的參議員韋斯利·瓊斯（Wesley Jones）懇求總統“處事謹慎，戒急用忍，不要逼人太甚，要著眼于家里的99,999,000人民的利益，不必為1,000個不計后果、缺乏考慮、并不愛國的人而忽視大局，是他們自己堅持要在交戰國的船上旅行”。威斯康星州的參議員羅伯特·拉·弗里特（Robert La Follette）把威爾遜在墨西哥內戰期間的策略智慧與這位總統關于美國人海上旅行到歐洲戰區的政策進行比較。就警告美國人旅行到墨西哥屬于自擔風險這一政策，他說：“是以事關幾個人的小小犧牲，來保全國家的和平。但是，如果我們的公民自我約束一下，不要乘坐武裝的交戰國船只旅行，那需要付出的犧牲要少得多。”
　　“蘇塞克斯號承諾”
　　“露西塔尼亞號”災難之后，德國政府已經在私下里決定，放棄向客輪開火的做法。但是，1916年3月，一艘德國潛艇抗命行事，不予警告，即向法國輪船“蘇塞克斯號”開火，殺了大約80人。船上25個美國人中有4人受傷。這艘船沒有客輪的那種常用的標志，它漆成黑色，它的船橋看起來像是軍艦的艦橋。德國艇長發現它在英國海軍部為客輪指定的航線之外航行，疑心它是一條布雷船，接著就向目標發射了一枚魚雷。
　　德國人犯了個錯誤，而且肯定會為這一災難善后。然而，威爾遜抓住這個機會，簽署了一份發往德國的最后通牒，要求：除非德國完全放棄潛艇戰，美國將斷絕與德國的外交關系。結果就是1916年5月的“蘇塞克斯號承諾”，在該文件中，德國對威爾遜做出了重大讓步。盡管他們不會完全放棄潛艇戰，但是德國人在未做警告之前，在船上人員的生命得以挽救之前，將不擊沉商船，無論該船有否武裝，除非當事船只開火或者試圖逃逸。這是一個很大的讓步，因為實際上德國給了敵國商船首先開火的機會。
　　然而，這個讓步是有條件的。德國政府指望威爾遜對英國施加壓力，讓他們放棄饑餓封鎖，允許食品運送到德國。如果美國政府從英國那里得不到這一讓步，德國政府就完全有采取行動的自由。
　　不叫人吃驚的是，威爾遜接受了承諾，拒絕了條件。因為美國的中立權是絕對的，是不可剝奪的；管它另一交戰國如何胡作非為，美國也仍然享受這樣的權力。因此，威爾遜覺得可以隨意繼續他的政策，他仍然堅稱這一政策是“中立的”，即逼迫一個交戰國嚴格為違背國際法的行為負責，接下來對另一交戰國的行為不聞不問。
　　強人所難
　　越來越多的英國商船配備武裝，并且準備對德國潛艇采取進攻行動，這個事實讓美國處境尷尬。早先，英國的船長們得到了英國海軍部的警告：如果他們悄悄讓自己的船向德國投降，他們要受到起訴。潛水艇脆弱得令人羞臊，但凡可能就開火，否則即遭毀滅。由于丘吉爾有言在先：遭到英國攻擊的德國潛艇上的生存者，將以重罪犯論處，不以戰俘論處，因此德國潛艇艇長們心知肚明：如果他們在遭到襲擊之后還能活著，那也要面臨死刑。

第一次世界大戰（6）
連國務卿蘭辛也看得出事態的荒謬。英國商船有了武裝，有能力摧毀潛艇，這一事實使人“難以要求潛艇發出警告，并且把自己暴露于有些英國商船裝載的重炮之下”。傳統的“巡洋艦規則”（如今卻應用于潛艇），要求它向被看到的非武裝船只發出公平的警告。潛艇倒是可以要求船只服從搜查；如果這條船原來是敵國的商船，那么船上的人即被扣為人質，船連同貨物，或被沒收，或被擊沉。
　　但是，國際法認定武裝的船只并非和平船只，而是可以被摧毀的戰船。堅持要求德國潛艇在攻擊武裝的商船之前發出警告，這連蘭辛都覺得可笑，因為潛艇發出警告，不過是給了商船把自己擊沉的機會。在當時的背景之下，英國宣稱他們的船的武裝只為“自衛”是沒有意義的，因為所涉及的任何武器其威力足以毀壞潛艇。蘭辛，以及威爾遜，希望堅持美國人乘坐交戰國船只在戰爭區域旅行的權力，但是，他相信，如果商船不帶武裝，那么美國在打官司的時候就更占上風。他相信，傳統的巡洋艦規則“很難公平地要求于潛艇，因為遵守這樣的規則將迫使潛艇自我暴露于幾乎肯定是滅頂的毀滅之中”。
　　然而，到1916年早期，其時已經清楚了：英國才不會同意解除其商船的武裝，蘭辛和威爾遜的所作所為就好像這個問題不曾被提出來似的，繼續記錄道：英國可以合法地以“防御性武器”武裝他們的商船，即便這種武器的威力足以毀滅潛艇。在2月15日的一份官方聲明中，蘭辛堅稱：這樣的船只必須被視為和平船只，有權在潛艇開火之前得到它的警告。
　　國會議員：美國人乘坐交戰國船只旅行自擔風險
　　威爾遜：門兒也沒有——他們有這個權力！
　　兩天之后，德克薩斯州的眾議員杰夫·麥克雷默（Jeff Mclemore），與參議員托馬斯·P. 戈爾（Thomas P. Gore），向國會提交了一份無約束力的決議案，呼吁總統警告美國人不乘坐武裝船只旅行，“如果美國人堅持乘坐武裝的交戰國船只旅行……他們自擔風險”。這是個明智而非常受歡迎的立場；議長說此案會以二比一的得票優勢通過。但是，四天之后，當三個有影響力的*黨立法者在白宮會見威爾遜以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總統敦促他們不為此案投票。對外關系委員會主席、參議員威廉·斯通（William Stone），對威爾遜說：“總統先生，在國內政策上我一直對您亦步亦趨，但是——看在老天爺的份上！我將不順從您與德國開戰。”麥克雷默的決議案畢竟得到了以投票表決的機會，但是威爾遜使用所有手邊的影響——以及威脅——挫敗了它。
　　德國當局很難知道如何應付美國的立場。德國皇帝本人在威爾遜的另一份照會的頁邊上潦草地寫了沮喪不堪的答復（這份照會是1916年4月下旬發的）。威爾遜訴諸“人道”的利益，這與德國潛艇的利益勢不兩立。“人道”這兩個字眼兒，德國皇帝說，在威爾遜看來，意思是一種不受限制的權力，“是真心或者假意的美國公民乘坐敵對的和武裝的商船在戰爭區域隨便亂轉的權力”。另一方面，英國的饑餓封鎖政策，“在威爾遜眼里，卻絕對的并非‘不人道’，而且相當正當”。
　　德國推了最后一把
　　到1917年1月，德國的情況越來越艱難，饑餓封鎖讓平民付出了可怕的代價。德國軍方設法游說民間領袖人物相信，實行無限制的潛艇戰是必要的，即使這意味著與美國開戰。他們相信，德國能夠擊沉足夠多的敵船，等到美國把遠征軍派到歐洲的時候，德國已經勝券在握了。

第一次世界大戰（7）
并不出人意料，敢于冒險到戰爭區域的美國船只越來越少了，他們不想被德國潛艇擊沉。如今，有那么些歷史學家，熱衷于幫助威爾遜回憶，卻回憶得不正確，他們試圖聲稱這位總統熱愛和平，不遺余力地試圖阻止美國卷入戰爭，這就很難解釋威爾遜下一步的舉措了。這位總統，打破了美國此前的全部傳統，號召為商船配備美國海軍的大炮和海軍士兵，指示他們：凡是遇到冒頭的德國潛艇，即行開火。得了這樣的指示，美國商船一頭駛往了戰爭區域。到4月威爾遜在國會上請求宣戰的時候，有四艘美國船只被擊沉。
　　為什么威爾遜贊成戰爭？
　　2月，威爾遜在白宮接待作家簡·亞當斯（Jane Addams）和一群和平活動家。他的客人對他的參戰原理聽了一耳朵，總統解釋說：“作為一個參戰國的領導人，在和平會議的臺面上，美國總統會有一個座位，但是……如果他仍然是一個中立國的代表，他最多只能‘隔著門縫喊’。”
　　聽了人勸，說是歐洲列強，如果讓它們自行處置，將會弄出一個報復性的、不管用的和平協議，威爾遜相信，一個帝國主義性質的美國將能對歐洲和世界未來的和平做出極大的貢獻。（當然，歐洲在1814—1815年鼓搗的維也納會議，沒有美國的任何幫助，弄出了一個和平方案，存在了整整一個世紀。）就為在和平會議上弄到個席位，威爾遜就相信他必得成為一個參戰國的領袖。
　　威爾遜走向戰爭
　　在呼吁戰爭的演講中，威爾遜爭辯說，美國將為偉大的道德原則而戰。這場斗爭不單為反對德國，而且為反對全部的專制政治。威爾遜相信，*政體天生地沒有別的政體那么好戰；照這位總統的描繪，在別的政體中，事關對外政策的那些重大問題，是由一群高居于公眾意見之上的陰謀小集團決定的。
　　威爾遜也說潛艇戰是“與全人類作對的戰爭”，按照歷史學家托馬斯·弗萊明（Thomas Fleming）的說法，這一說法沒有得到美國在后來戰爭中的做法的支持：
　　使用潛艇，沒有什么道德負擔。只有那樣——未經警告用魚雷擊沉敵船，潛艇在與水面上的敵人作戰時才能得到體面的生存機會。這種突然襲擊的策略，為美國海軍在二戰中所采用。沒有人，包括美國的日本和德國敵人，把這種做法叫做反人類的戰爭。
　　威爾遜在他對國會做的戰爭演說中也允諾：美國人善待生活在他們中間的德國民族的人，將證明美國與德國人民沒有什么爭論，只與德國政府抵牾。這沒有用。美籍德國人被揶揄，被妖魔化。交響樂團拒絕演奏貝多芬和其他德語作曲家的作品；在許多州里，教德語是非法的（在兩個州里，當眾說德語是非法的）；德語書被焚；“不忠誠的”教授被開除；“德國泡菜”更名“自由泡菜”。
　　巴黎和會：威爾遜視而不見的災難
　　1918年1月，威爾遜簽署了為人所知的“十四點原則”，勾勒了世界秩序的原則，他相信任何和平的居民都得被告知。威爾遜提到“沒有勝利的和平”，在這種和平中，贏家不對戰敗國要求不公正而夸大的戰爭賠款。威爾遜的這些原則是秘密外交的終結，有人相信秘密外交對戰爭的爆發很有貢獻；有戰敗國和戰勝國一視同仁地削減軍備；有把波蘭歸還于波蘭的不可爭議的版圖；有自由貿易；有海洋自由；有在所有殖民地申明領土之內的不偏不倚的居住權；有國際聯盟，這是一個國際團體，威爾遜相信它可以一勞永逸地終結戰爭。另外一個原則傳達給了威爾遜的外交人員，盡管不曾清楚地表達在“十四點原則”中，那就是民族自決原則：每一民族的人民都應該有權決定自己的政治命運。

第一次世界大戰（8）
1918年11月德國投降之后，威爾遜起身去參加巴黎和會。與他那不妥協的性格相配，他帶去的人中，連一個有影響力的共和黨人也沒有；代表團中唯一的共和黨人，當了一輩子外交官的亨利·懷特（Henry White），和共和黨也少有聯系。
　　發生在巴黎和會上的那些口角，一直是無數刨根問底的研究項目的題目。被拋到一邊的一個重要論點，就是威爾遜敝帚自珍的“沒有勝利的和平”——更重視公正而非報復，考慮所有公平的建議，無論勝利者還是戰敗者——很快就被掃到一邊了。在四大強國（英國、法國、意大利和美國）關起門來的談判中，威爾遜看到的僅僅是報復與漫天要價。
　　威爾遜太迷戀國際聯盟這一想法，英國和法國的代表明白，要勸說這位美國總統放棄“十四點原則”的無論哪一點，所要做的就是威脅不加入他所鐘愛的國聯。就他個人而言，威爾遜自己相信，只有弄成了他的國聯，這個機構就能修正和約中任何可被反對的方面。在威爾遜看來，最終有分量的事情就是國聯。
　　無知，出爾反爾，荒謬
　　威爾遜的民族自決原則在實踐中導致了麻煩。意在為少數民族（主要是如今已經壽終正寢的奧匈帝國中的那些）找到自己的國家，當在實際中實行的時候，僅僅是變本加厲地制造了更多的少數民族。比方說，在這個新的捷克斯洛伐克國中，有300萬德國人——在有人把這個告訴他的時候，這個事實讓倒霉的威爾遜嚇了一跳。這個少數人群，國際聯盟在幾年之后得出結論說，他們遭受了歧視。這一點被德國后來的領導人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所利用，他援引的就是民族自決原則，證明依附捷克斯洛伐克的蘇臺德區具有自決權，那里大多數人是德國人。
　　其實，就他力行民族自決原則的勁頭來說，威爾遜在應用這個原則的時候遠不是前后一貫的。歐洲的那些說德語的地區，不僅塞給了捷克斯洛伐克，而且也塞給了波蘭、意大利和法國；德國甚至丟了港口城市但澤，那里95%的人是德國人。奧地利在實質上被削減為它的那個說德語的核。盡管有太多的人支持讓德國和這個變小了的奧地利結合起來，但是威爾遜明確反對在和約中承認這樣的聯合。
　　和約的另外一些方面激怒了德國人，德國人堅持認為自己已經在“十四點愿則”基礎上投降了。比方說，威爾遜號召全面裁軍，但是和約只要求德國裁軍，德國將不準有空軍、坦克、潛艇（當然），并且把軍隊限制在100萬人（這把德國弄得和立陶宛一個級別）。指望德國支付的賠款，并沒有在和約中說清楚，究竟要賠多少懸而未決，直到幾年后成立了一個特別賠款委員會，終于弄出了個精確的數字。但是，根據德國人聽到的消息，他們相信，這筆賬要花幾十年、甚至幾百年才還得清。
　　戰爭罪條款叮得厲害。德國的榮譽感遭受重創。德國的領導人說，那意思是要德國獨自承擔戰爭爆發的重責。德國代表團團長，朝臣烏爾里希·馮·布洛克多夫—蘭造（Ulrich von Brockdorlf-Rant zau），在這一點上特別強硬，堅稱：在他的國家還沒有拒絕承認為戰爭的爆發或者進行戰爭的方式負全部責任期間，德國不能接受只有她是有罪的。在指出了德國投降后仍然繼續了四個月的饑餓封鎖之后，他補充說：“自11月11日以來，由于封鎖而餓死的幾十萬非戰斗人員，是我們在被敵人征服、他們已經勝券在握之后，被冷酷無情地故意殺死的。”

第一次世界大戰（9）
反對者說我們當不了世界警察！
　　和約的草稿打完了，威爾遜必須說服美國的參議院批準它。盡管在公開講話中威爾遜堅稱美國人民贊成這個和約，只有議會里的少數故意打岔的人反對，事實卻與此大不相同。大群大群的人出來*，抗議這個和約。有些美籍德國人認為它對德國太苛刻，美籍意大利人震驚于威爾遜駁回了意大利的要求，美籍愛爾蘭人驚駭于愛爾蘭的獨立不曾在會議上得到保證，自由主義者認為它背叛了威爾遜自己的原則。
　　然而，美國人最主要的滿意之源，卻是國際聯盟的盟約，這被作為一個部分包含在和約之中。第10條有點特別，它讓聯盟成員國承諾保持其他成員國的領土完整，卻引起了爭議。反對者擔心這一條可能瓦解美國的主權——就是說，他們害怕國聯的成員國資格，會責成美國軍事干涉其他成員國模糊不清的邊界所導致的爭端。
　　盟約的許多反對者，并非像支持美國中立性的那些人所誤導的那樣，是所謂“孤立主義者”，他們本身卻是國際主義者，馬薩諸塞州的參議員亨利·卡伯特·洛奇（Henry Cabot Lodye）是其中突出的例子。他們根本就不曾爭辯美國應該撤出世界舞臺，他們只是爭辯：得有書面保證，美國人民有權決定在什么時候、在什么地方采取行動。
　　“洛奇限制條件”宣稱：“在第10條的各款之下……美國不承擔維持其他國家的領土完整與政治獨立的義務，也不在該盟約的任何條款之下為任何目的動用美國的軍事力量或者海軍力量”——除非情況特別，獨有宣戰權的國會在此情況中將提供上述武力。限制條件清單之前的前言，還規定：美國對《凡爾賽和約》的批準，只在四大同盟國中至少三方官方接受了該限制條件之后，方才生效。
　　威爾遜仍然相信，對第10條的任何削弱，對國聯都是致命的。他對他的美國同胞解釋說：“我不是那種人，在他們參與一場為世界和平的共同努力中，希望坐在靠門近的地方，把手放在門把手上，還要不斷地扭動這把手，以確信門沒被鎖住。如果我們想參與這件事——我們確實是想參與——我們將全心全意地、義無反顧地與這項偉大的事業堅持到底。”
　　“怪異”與“瞪眼”：
　　威爾遜的計劃
　　為了贏得對合約的支持，威爾遜奔走全國。甚至在他的反對者試圖修改和約以確保美國的主權完整的時候，他仍然習慣性地指責他們無知、歹毒。前總統威廉·霍華德·塔夫脫，這人支持國聯，也被威爾遜的舉止嚇壞了：“不編造些侮辱性的短語來描繪他的反對者，他就解釋不了什么是國聯。……對限制條件一條也不同意，總統的態度不可思議。”“總統談得越多，”托馬斯·弗萊明寫道，“他就越讓大多數參議員深信：這個和約確實是需要這樣一些限制條件，以保護這個國家抵制一個像伍德羅·威爾遜這樣的領導人所統治的國際聯盟——一個喜歡瞪眼的理想主義者，他將使這個國家糾纏于一些怪異的企圖之中，以使這個世界變得完美，卻不需要得到國會或者美國人民的同意。”
　　威爾遜心智上的不穩，或許反映在這么一個事實中：那個和約等于對他的許多原則的否定，可他卻越發輝煌地描繪它。在他周游全國為支持這個和約擂鼓助陣的時候，（這也是需要得到參議院同意的），他把這個漏洞百出的文件說成“人類希望的無可比擬的大團圓”；它一度還成為“神恩的偉業”。“《凡爾賽和約》是深思熟慮的文明的一項前無古人的成就，”威爾遜還這么嘴硬，“它是列強簽訂的第一份不為私利的和約。”
　　當威爾遜拒絕經過參議院修改的和約之際，這文書就死定了。他命令他自己的支持者投票反對這個修改本，這個和約就歸于失敗了。在威爾遜的繼任者沃倫·哈定（Warren Harding）任下，國會通過了一個決議案，正式宣布戰爭結束，為一場奪去了120,000條美國人的生命的沖突畫上了句號。
　　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布置好了舞臺
　　威爾遜有辦法使自己相信，德國皇帝是世界上的邪惡之尤。除掉他，掃除德國的君主政體，在威爾遜的圈子里，被假定能帶來一個持續好久的更加和平的世界，因為擴張主義者德國皇帝讓位于代表民意的、中庸之道的魏瑪共和國。
　　歷史學家們已經指出，懲罰性的《凡爾賽和約》，在一戰之末與德國修好了和平，卻是二戰的最大隱患。德國人民本來就厭惡《凡爾賽和約》，希特勒訴諸他們的愛國主義熱忱與榮譽感，以支持他的對外政策。伍德羅·威爾遜，真誠地希望把這個世界弄成一個保存*的安全之所，但事與愿違。20年后，一場更可怕的沖突轟然爆發。
　　

遭到誤解的20年代（1）
沃倫·哈定和加爾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在由歷史學家們編撰的總統排行榜上，通常是落在了孫山之后。這不令人驚訝，這兩位總統不曾介入大規模的社會工程，不曾涉足像“新政”或者“大社會”那樣浩繁的立法計劃，也不曾把美國扯進外國的大戰。由于大多數歷史學家鐘情于好動的政府，在國內外致力于“社會公正”的政府，那么他們對干脆由著美國人民自由自在地過日子的行政首長，就缺乏同情了。
　　然而，20世紀20年代，美國繁榮。美國企業創了生產紀錄。工資漲了，工時短了。這好像又在強調工會主義與此無關，可這些成果發生在一個工會會員人數快速下滑的時代。
　　投票反對威爾遜
　　哈定獲得了1920年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提名，就是因為他和威爾遜毫不相似。他沒有標榜世界的宏偉計劃，也沒有增強擴大總統辦公室力量的特別企圖。如馬薩諸塞州的參議員亨利·卡伯特·路奇（Henry Cabot Lodge）所解釋的一樣，“哈定無意成為一名*者，但是他會用傳統且符合憲法的方式治理政府。”針對外事事務，哈定支持一種溫和而獨立的方式：“對經營好我們的命運的能力充滿信心，并小心翼翼地守護我們如此做的權力，我們無意引舊世界的命運。我們無意于自找麻煩。我們不承擔任何責任，我們只聽從我們自己的判斷力和良心的決定。”盡管他肯定不是個天才，可他也不是缺乏理解的歷史學家們意在把他弄成的那樣一個笨手笨腳的白癡。他的個人文章，顯示他博覽群書；他最喜歡的作家包括卡萊爾、狄更斯、蒲柏和莎士比亞。
　　一堆丑聞
　　這里無意于暗示這兩個人干凈得不得了，無論在個人生活方面，還是在政治方面。哈定，廣受美國人愛戴——載著他的遺體的車隊，從舊金山到華盛頓，時不時地被趕來向他最后致敬的人群阻斷了行程——盡管如此，學者們說，他這個人至少不是個富有同情心的角兒。盡管他事實上或許不是（像有人說的那樣）南·布里頓（Nan Britton）孩子的爹（近來的研究趨向于否定她的故事），可他陷入了他份額之內的*韻事。他的個人文件泄露他一度為一個女人出錢流產。他和卡麗·菲利普（Carrie Phillips）曖昧長達15載，這女子曾經是他妻子的摯友。菲利普后來勒索他。哈定的競選支持者聞風而動，捐了2萬美元，買她出國，等大選之后再回來；當這花邊新聞出現在一本書里的時候，聯邦調查局被派去銷毀這書的鉛板和書冊。
　　在政治上，他的污點主要留在一些丑聞中，這些丑聞和大家對他那屆政府的回憶永遠聯系在一起。但是，即使如此，丑行常常不牽扯哈定本人，大多數時候他真的不知道在鬧著什么鬼。杰斯·史密斯（Jess Smith），一個曾經出賣政府消息的官僚，遭到了哈定的質問，第二天他自殺了。早兩個月，查爾斯·格雷默（Charles Cramer），退役軍人局的法律顧問，當哈定發現這個局的局長通過出賣政府的醫藥供應牟利的時候，也自尋短見了。
　　20年代的真相
　　照老輩的智慧，20世紀20年代是這么一段時間：政府活動頻率急劇下降，無論是國內，還是國際。大家常說哈定和柯立芝是放任主義經濟學嚴格的支持者，在對外事務中不干涉主義的嚴格支持者。還是那樣，自由主義歷史學家又夸大其詞了。

遭到誤解的20年代（2）
和前十年相比，在國內和國際，20世紀20年代確實呈現為一個政府干涉減少的時代。但是，前十年，畢竟把第一次世界大戰包括其中。因此，與前十年相比，盡管政府開銷與外事介入確實下降了，但是比戰前還是高得多。這就是經濟史家羅伯特·希格斯（Robert Higgs）所謂的“棘齒效應”：盡管政府規模在一個緊急事件的余緒中必定有所縮減，但它永遠也到不了事件前的水平。它的規模、它的花費、它的稅收，比事件期間低，但比事件前高。
　　降稅……
　　一戰期間，最高所得稅率從7%增加到難以置信的73%。安德魯·梅隆（Andrew Mellon），哈定和柯立芝兩任下的財長，相信這種令人窒息的稅率對經濟有害。他還相信，這么高的稅率，與較低的稅率相比，為聯邦政府產生的稅金也比較少。（梅隆因此預見到了經濟學家亞瑟·拉弗（Arthur Laffer）的論點以及他的“拉弗曲線”，這東西在20世紀70年代后半期引起了關注。）過分高的稅率，導致富人對著這種懲罰性質的稅收藏富，而不是顯富。如果他們拿錢投資，而且收益很好，那么聯邦稅則只允許他們從賺得的1美元中留下27美分；但是，如果他們拿錢投資，卻失敗了，他們將損失1美元中的100美分。感而不謝，許多美國人說。
　　大批美國富人把錢放在免稅的州，并且買市政公債——一條利益不很大的財路，當然是這樣，但是，他們至少有點回報，而且你收不得他們的稅。與此同時，企業家缺乏資本。本來或許會貢獻于企業投資的錢，讓州公債綁住了。各州快被現金淹死了，于是在各種各樣不見得有好處的項目上花錢，但是私人企業層面陷入了麻煩。
　　梅隆因此想到稅收減除對國家的經濟健康至關重要。在他的影響下，費了十年的工夫，稅率全面削減，所有的稅級都減。最高稅率，因為它是那么高，得到了最大的降低，從73%降到40%，后來又降到25%，但是最大比例的縮減發生在較低收入者的稅級中，此時此地人們看到他們的所得稅負擔大部分消除了。
　　結果，不但聯邦稅收果真增加了——這是梅隆政策的一個不幸的方面——但是，更重要的是，經濟活動翻了幾翻。減稅的這些舉措，在20世紀20年代的繁榮中，無疑扮演了重要角色。1926年，失業率降低到了難以置信的1%。
　　不，哈定和柯立芝并沒有建立起“公平交易”、“新政”、“新邊疆”、“大社會”或者“新盟約”這樣的宏大工程。在大多數時候，他們僅僅置身于經濟之外，置身于人民的生活之外。但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到了那十年收尾的時候，美國人可以吹牛說占有世界總產值的34%，其后是英國和德國，各自僅占10%多一點。難怪歷史學家們討厭哈定和柯立芝；這兩個總統的成功表明：如果那些野心勃勃的政客，連同他們那些輝煌燦爛的計劃，收住手腳，扔下我們不管，這個國家又會富多少啊。
　　接下來，一個像柯立芝那樣從不裝腔作勢的人，在今天要能當選，那簡直不可想象。他沒做競選允諾，通過稅收或者其他政府計劃，以這部分人為代價致富另一部分人。他理解，“心是好的”政府計劃能造成什么破壞；他理解，憲法制定者所憧憬的美國政府權力有限的性質。從如今的總統候選人的嘴里聽到的大話，那是大得沒邊了。
　　選舉加爾文·柯立芝當總統的美國，體面，合適。他們的總統，是這么一種性格的人：他不發動輝煌浩大的經濟計劃和社會改造計劃，沒有什么興趣管世界上那些麻煩的閑事兒。評論家亨利·路易斯·孟肯（H. L. Mencken）這么說他：“他當政那會兒，沒什么興奮的事兒，可也沒有什么頭痛的事兒。他沒思想，可也不招人討厭。”但愿同樣的說法，也能適用于他的那些繼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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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蕭條與新政（1）
1929年的股市崩盤，把繁榮的20世紀20年代扔進了一個天塌地陷的結局中。從1929—1933年，人均實際國民生產總值跌落了30%。最慘的時候，失業率攀升到不可思議的25%。一直有人說，如果讓全部的失業者每隔一碼排隊，這個隊伍將從紐約伸展到西雅圖，再伸展到洛杉磯，然后又折回到紐約，且還剩下280,000人沒趕上排隊呢。1931年、1932年和1933年，稅后的企業利潤，其實是負數。20世紀30年代的私人凈投資也是負數——就是說，廠房和設備磨損得比更新還快。
　　什么導致了1929年的衰退，是個復雜的問題。大多數歷史學家，從*主義者到中右派，齊聲譴責資本主義的大蕭條，聲稱盛衰周期是市場經濟內在固有的部分。然而，最有說服力的解釋，是奧地利經濟學派提供的，論證卻相反：“盛衰周期并非市場經濟的必然特征；它實際上是由中央銀行發動的（在美國，那就是聯邦儲備系統）——一個明顯的非市場性質的機構。為了得到關于這個論題的充分而可靠的研究，本書強烈敦促感興趣的讀者拜讀默里·羅斯巴德的《美國大蕭條》（Murray N. Rothbard， America’s Great Depression）。
　　胡佛：一個“啥事兒不干”的總統？但愿如此！
　　大多數人相信，正當大蕭條蹂躪這個國家的時候，胡佛袖手旁觀，無所作為，是富蘭克林·羅斯福積極干預經濟，最終才帶來了生機。但沒有什么比這個更不真實的了。
　　首先，在大蕭條期間，說胡佛懶坐著，這不真實。他做得蠻多——比任何和平時期的總統做得更多。雷克斯·塔格維爾（Rexford Tugwell），羅斯福新政計劃中的一個重要人物，后來承認，“我們當時不承認，但實際上整個新政是從胡佛發起的計劃推出來的”。其實，胡佛不斷管經濟的閑事，使情況更糟。他費了心思把1929年的衰退搞成了大蕭條。在1929年和1930年經濟不景氣的時候，在政府干預了一年之后，情況大大惡化了。
　　管保失業
　　股市崩盤之后的那個月，胡佛把企業界的重要領袖召到白宮。他懇求他們不要削減工資，爭辯說高工資是大蕭條的一條出路，因為他們給了個人購買貨物的手段。
　　說真的，胡佛的哲學在表面上看似有理，每一本美國歷史課本其實都本分地采納這個哲學；經濟低迷，這種論證說，是由“低消費”引起的。但是，這個觀點是荒謬的。單說一件事，如果大蕭條的原因一直是消費者花費少了，那么我們該有理由預言，最受打擊的經濟扇面應該是那些制造鍋碗瓢盆、牙膏或者蘋果餅的企業。但是，歷史學家加里·迪安·貝斯特（Gary Dean Best）指出，最遭罪的卻是生產耐久貨物和資本貨物的企業。“消費者增加了開銷，”貝斯特解釋說，“大致是幫了生產生活消費品的企業，事實表明這種企業的銷售額比大蕭條之前的水平下降得最小；這和受大蕭條影響最嚴重的重工業少有或者沒有關系，而失業卻主要集中在重工業中。”
　　胡佛的理論忽視了一個重要的考慮——工資是企業經營的一項成本。要求高工資，特別是在價格迅速走低的時候，它讓企業更難以雇人。然而，總統有要求，大企業給了面子。悲慘的結果是可以預言的：大規模失業。
　　胡佛的錯誤，是把高工資假設為美國繁榮的原因，而不是繁榮的表現。如果單憑高工資就能制造繁榮，我們僅僅強制執行每小時100美元的最低工資，那就可以消除世界的貧困了。只有瘋子才支持這么一項政策，因為結果是前所未聞的失業率，以及經濟的徹底浩劫。書包 網 bookbao.com 想看書來書包網

大蕭條與新政（2）
管農業的閑事
　　胡佛的農業政策是另一場災難。自從一戰結束以后，農場主哭著喊著要政府的這個補貼、那個補貼，其中包括要求幫助提高農產品價格。（解釋一下：農場主希望政府把食品和服裝弄得對人人都更貴，為的是給他們帶來好處。）農場主日子難過，是因為農場主太多了——多得沒有任何經濟意義。一戰期間，歐洲的農業生產遭到了戰爭的擾亂，美國的農業扇面急劇擴大。等到戰爭結束，那就沒有什么道理指望美國腫脹起來的農業扇面還保持相同的大小。人和資源都得轉移到工業方面，以生產美國人真正需要的貨物。
　　胡佛設立了“聯邦農業委員會”，試圖改善眾多美國農場主的境況。聯農委貸款給農業合作組織，這樣農場主就把他們的產品（特別是小麥和棉花）善而藏之，待價而沽。然而，這個辦法確實能稱心如意地把價格抬起來，但是第二年農場主卻興高采烈地增加產量，把過剩問題搞得更加嚴重。最后，聯農委通過它的“谷物穩定公司”，授權以遠高于世界價格的價格收購美國農場主的小麥。于是農場主就把小麥賣給“谷物穩定公司”，而不是出口。政府的農業官員堅信：美國小麥脫離世界市場，必致世界小麥短缺，外國人很快就會哭著喊著要美國小麥。可是事與愿違，加拿大和阿根廷的小麥生產者把美國的世界市場份額搶走了。
　　美國官僚確實能夠在短期內抬高谷物價格，但是，巨大的過剩小麥，被政府買去了，把谷物價格壓得更低，因為世界知道這些小麥終究還得傾銷到世界市場上。英國經濟學家萊昂內爾·羅賓斯（Lionel Robbins）在幾年后評論道：“胡佛試圖賴以維持農產品物價的那些大收購公司，其效果是讓市場整個亂了，制造了不確定性。”
　　問題是明擺著，有些政府官員足夠誠實，承認要讓這么一個計劃管用，那就得強加嚴格的限制，得規定農場主生產多少才被允許。要求農場主自覺削減小麥和棉花種植面積，成了耳旁風。不遺余力地要抬高價格，聯農委主席走得太遠了，他號召各州長“立刻縮減耕作，把目前的每三行棉花變作一行”。
　　更熱鬧了：增加稅收
　　臭名昭著的《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本意是為美國農業提供關稅保護，到頭來在政治上卻沒有可行辦法單單把這種保護限制在經濟中的一個扇面上。無數行業的壓力集團紛紛撲向華盛頓，也要爭關稅保護。實際上，所有的美國經濟學家都一致敦促胡佛否決《斯姆特－霍利關稅法》，但是胡佛充耳不聞，于1930年6月把這個稅則簽署為法律，25,000多種產品的關稅平均提高了59%。
　　這一稅則沉重打擊了美國的出口工業。美國的商業伙伴的產品被關到了美國的大門之外，他們不可避免地就采取報復。比方說，意大利政府的反應，是對美國汽車征收雙倍的關稅——美國汽車在意大利的銷量跟著就降低了90%。法國實際上把全部的美國產品都關在門外。西班牙的報復手段是把對美國汽車征收的關稅增加到那么一種程度，以確保美國汽車在西班牙賣不出去。
　　還有其他方面的增稅——太多了。1931年12月，安德魯·梅隆，在20世紀20年代率先降稅的就是他，突然來了一個180°的大轉彎，要大規模地提高征稅。國會和總統言聽計從，結果就是災難性的1932年《稅收法案》。在美國歷史上，在和平時期把稅收提高到如此程度，空前絕后。所得稅率急劇增加，對收入最高者征收的附加稅從25%竄到63%。這意味著在大蕭條中間，在迫切需要私人投資的時候，私人投資被搞得失去了吸引力。書包網 電子書 分享網站

大蕭條與新政（3）
大手大腳的胡佛
　　胡佛還廣泛地增加公共設施項目的支出。四年間花在這些項目上的錢，多于此前的30年。《斯姆特－霍利關稅法》導致國際貿易縮減，船運業務量不如以往，他就縮減了造船工業規模。胡佛的“復興銀行公司”（RFC）為不景氣的行業（主要是鐵路和銀行）提供緊急低息貸款。到1932年下半年，復興銀行公司不光扶助麻煩企業，還把錢借給各州作失業救濟金，并且為公共項目提供資金。
　　總統為失敗企業打氣的企圖，效果卻是成問題的。“他希望挽救的那些企業，”一位史學家寫道，“不是在可怕的痛苦之后終歸破產，就是在整個20世紀30年代債臺高筑。”
　　有一個領域，胡佛的舉措不同于羅斯福：胡佛躊躇于提供直接的聯邦救濟金，而是依靠自愿組織，最后把貸款給了各州。就提供幫助一事而言，他相信自愿組織和州政府與地方政府一樣是合適的機構。
　　回顧他的任期，胡佛祝賀自己舉措大膽。“我們或許一無所為，”這位總統在1932年說，“事情本來會一敗涂地。面對這種情況，我們寧愿向私人企業、向國會建議共和國有史以來發展出來的最宏大的經濟防御和反擊計劃。”
　　羅斯福進城
　　1932年，*黨人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Franklin Delamo Roosevelt），以絕對優勢挫敗胡佛。在民意測驗中，羅斯福身在“偉大的”總統之列，與華盛頓和林肯平起平坐。許多美國人相信他的新政把美國從大蕭條的魔爪下解救了出來。其實，在羅斯福治下，從1933—1940年，失業率平均在18%這么一個巨大的比例上。
　　一位傳記作家說，沒有誰比羅斯福對經濟更無知的了。這是明顯的。財富是怎么產生出來的，羅斯福一竅不通。他提倡的立法，是一件由許多荒唐舉動拼就的百衲衣，有時彼此掣肘，有時甚至自相矛盾。
　　通過中央計劃尋求繁榮
　　國家工業復興法案（NIRA）（據此建立了國家工業復興總署），是一個巨大的矛盾。一方面，它試圖保持高工資，以為消費者提供更大的“購買力”；另一方面，它設立了幾百個法律裁可的、具有行業規模的聯合企業，準許它們設立標準工資、工作時間與最低價格。最低價格意思是：行業將大致免于以低于市場的價格競相拋售；每家企業的價格必須起碼是所規定的最低數。人為提高的工資意味著繼續失業，高價格意味著幾乎全部的美國人都日子難過。真是了不起的復興策略啊。
　　讓我們毀了吃的以幫助饑餓的人民
　　羅斯福的農業政策，屬于他們自成一類的天才舉措。把另外一些貨物的價格調高還不滿足，羅斯福還撲向食品。他建議農場主削減生產，或者什么也不生產，損失由政府補貼。他相信，減少供應將抬高農產品價格。但是，與此同時，他必得對付如此的慷慨。政府決定把相當多的已經生產出來的東西毀掉，以制造一種短缺，借此抬高農產品價格。殺了600萬頭豬，搗毀了1000萬英畝棉花。
　　農業部長亨利·*（Henry Wallace），把大規模毀掉作物和牲畜的做法，說成“為舊時代掃除不平衡的生產導致的殘余”。到底多少產量才能恢復“平衡”，*想必是慧眼獨具。
　　在“美國農業管理署”（AAA）成立之后不久，農業部公布了它的一項關于在那些艱難歲月中美國人食品情況的研究結果。這項研究構造了四類食品情況樣本：富足、小康、溫飽、緊急（難以生存）。結果發現，美國沒有生產足夠的食品，以養活僅求溫飽（不至于餓死）的人民。消除這場災難的最佳辦法，是把食品搞得更貴，這得需要特殊的頭腦才能得出這么一個結論。

大蕭條與新政（4）
與此同時，有證據證明，羅斯福的這種漏洞百出的舉措繼續有增無減。1936年，“農業經濟局”報告說，就棉花而言，農場收入起碼和還不存在“美國農業管理署”的時候一樣高，甚至更高。第二個月，康奈爾大學的詹姆斯·E. 波義耳（James E. Boyle）在《大西洋報》上論證說，農管署得為至少200萬失業者負責，特別是失業的小佃農和農場勞工。盡管農管署本意是要提高農產品價格，歷史學家吉米·鮑威爾（Jim Powell）評論說，農場主“發現自己的境況實際上更壞了”，因為羅斯福的“國家復興總署”在強行抬高制造品的價格方面更成功，包括農場主在內的消費者都得為此買單。
　　羅斯福的農業衣缽
　　不幸的是，政府對農業大規模的干預從來不曾放手。甚至在20世紀80年代，盡管大家把這十年和政府削減與遵從市場原則聯系在一起，但農業計劃每年還是吃掉300億美元，其中的2/3采取的是補貼的形式，另外1/3是消費者付出的更高的價格。這些項目背后的主要機制是價格支持：聯邦政府主動為農場主支付每件產品一定量的錢；在這個價格上，農場主愿意賣多少，政府就買多少。因此，如果聯邦政府出的價高于市場價，農場主就不在市場上賣東西了。因此，政府常常把大量各種各樣的農產品積存在自己手里。于是就必得琢磨出，怎么把這些東西打發掉，同時又不把價格壓下去。經常的情況是，政府干脆把東西毀了。羅斯福的農業衣缽一直留到了如今。
　　20世紀80年代，美國農業部每年下令銷毀：
　　★ 5000萬個檸檬
　　★ 10000萬磅葡萄干
　　★ 10億個橘子
　　花生的生產配額具有把花生和花生醬的價格翻一番的效果。奶制品補貼更荒唐，美國的每頭奶牛每年得到的補貼高達700美元——埃里克·山斯伯格教授（Evic Schansbery）指出，“這個數比世界半數人口的收入還多”。確實，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美國人的食糖價格比世界價格高500%，就是由于政府的價格補貼。這對種甘蔗的人來說當然是個好處，他們從這個政策中每年平均得到了235,000美元。但是，這政策讓消費者每年花了30億美元，把美國所有用糖的行業置于與外國生產者不利的競爭劣勢中，后者不曾被迫為糖出這么膨脹的價錢。
　　羅斯福反企業的狂熱延遲了恢復
　　新政的另一些方面也破壞了經濟。新政的勞動法同樣增加了與社會保障有關的勞動力成本，這進一步在失業問題上雪上加霜——按照經濟學家理查德·維德爾（Richard Vedder）和拉威爾·伽拉維（Lowell Gallaway）的說法，到1938年，又有120萬人失業。
　　經濟史家羅伯特·希格斯（Robert Higgs）論證說，“政體不穩”也阻撓了恢復。商人和投資者拿不準聯邦政府下一步要干什么，又會有什么懲罰性的措施加在他們頭上，就干脆不投資了。希格斯還指出，在20世紀30年代，長期投資特別受打擊。在證券市場上，長期債券的風險酬金巨大，表明行業領導人對未來非常不確定。希格斯從20世紀30年代搜集的調查數據暗示，對未來的這種不確定，變成了對未來政府政策的不確定。商人對占據白宮的那些人反商業狂熱的各種各樣的胡言亂語是很在意的。
　　勞工立法的后果
　　羅斯福用《國家勞資關系法案》（即為人所知的1935年《瓦格納法案》），為有組織的勞工提供了巨大的支持。標準課本想當然地以為對工會好的就對工人好（盡管現代工會的整個目的，是把人們排擠在一個行業之外，而不是為工會里的工人提高工資）。事實卻相反。書 包 網 txt小說上傳分享

大蕭條與新政（5）
工會使社會貧困化的方式不計其數，從擾亂勞務市場到阻礙效率和發明的工作規則。“國家法律與政策中心”和“約翰·M. 奧林就業情況與政策研究所”聯合發表了一項研究報告，在報告中俄亥俄大學的經濟學家理查德·維德爾和拉威爾·伽拉維估計，單是在過去的50年里，工會就花費了美國經濟50萬億美元這么一筆龐大的錢。這里沒有印刷錯誤。“這項沉重的經濟損失，對經濟的影響不是一次性的，”研究報告解釋說，“我們的模擬結果揭示的，是這個組織在半個多世紀中的強大影響力，乍看起來這種影響力是每年發生一點點。”不令人驚訝的是，報告確實發現工會工人比會外工人掙的錢高15%；但是，報告還發現，一般的工資損失慘重，原因是經濟規模比假定在沒有工會的情況下小30%—40%。
　　為什么在一個工會數量可以忽略不計的年代（1900年只有區區3%的美國工人在工會里），從1860—1890年的美國，制造業的實際工資提高了難以置信的50%，從1890—1914年又提高了37%？為什么美國工人比有多得多的入了工會的歐洲工人日子好得多？勞工史學家和活動家在解釋這樣的問題時，將會張口結舌。在對付這樣的事實的時候，他們大多數人都避而不談。
　　“公共建設工程”的災難
　　新政的青睞者向我們保證說，羅斯福花費龐大的工程提供了工作和經濟刺激。但是，這樣的工作，是把一些人（納稅人）的錢送給另一些人，因此沒有什么凈刺激。其實，這樣的項目肯定是壞的，壞就壞在它們把資本從私人扇面那里轉移出去了，因此阻礙了以健康的方式來創造工作機會。經濟學家約翰·約瑟夫·沃利斯（John Joseph Wallis）和丹尼爾·K. 本杰明（Daniel K. Benjamin）發現，花費巨大的新政項目“創造的”公共扇面的工作，是把私人扇面的工作干脆排擠了或者實際上毀掉了而已。羅斯福設立的公共建設工程以及為此付出的無數美元，只是吸干了資本以贊助那些本來就鋪張浪費的項目而已，因為這樣的項目缺乏指導著企業家投資決策的那種盈虧評價標準。
　　用勞民傷財的工作買選票
　　羅斯福的公共建設工程普遍*。經濟史家已經在努力搞清楚這些項目在全國的分配——比方說，為什么人最窮的南方從羅斯福的“公共事業振興署”（WPA）得到的幫助最小？
　　許多學者注意到振興署項目在西部各州出奇的多，1932年羅斯福在這個地區的競選優勢一直微薄，他們相信政治的考慮在這些項目的分配上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像加文·萊特、約翰·約瑟夫·沃利斯、吉米·F. 考奇和威廉·F. 舒格哈特二世這樣的人，相信在新政開銷與羅斯福的政治需要之間有重要的聯系。比方說，政治因素在新政在各州的花費差別一事中占80%。羅斯福在西部各州花的錢比在南方多——南方為他提供了67%的選票，是因為在政治上南方比西部穩當得多，他不大需要買南方的選票。
　　“振興署”的工人常常被迫支持羅斯福喜歡的候選人，改換黨派，或者為羅斯福的第二次大選“做貢獻”。參議院的一項調查，一宗接著一宗地發現，“振興署”的雇員得到指示，如果他們不想被炒魷魚，那就得把他們薪水的一部分貢獻給這位總統的第二次競選運動；還發現，那些拒絕支持一位受寵的候選人的人，在救濟金名單上被除名了；還發現，登記在案的共和黨人，被要求在救濟金登記簿上寫自己是*黨人，為的是保住工作。bookbao.com 書包網最好的txt下載網

大蕭條與新政（6）
在羅斯福當政的年月，這些無論如何不是政治訛詐的獨一無二的例子。標準課本提供了水門事件和尼克松濫用職權的全部細節（確實應該這樣），但是關于作為此類勾當的先驅人物的羅斯福，卻只字不提。芝加哥貧窮的神父詹姆斯·吉利斯（James Gillis）主辦的保羅會天主教廣播電臺，批評羅斯福的法院改組計劃，美國通信委員會就把這電臺的執照拿走了。早在1935年，羅斯福就要求聯邦調查局開始對各種各樣的保守組織進行調查，在那十年的后半段，還秘密地搜集證據（當然是一無所獲），要證明反對美國參與二戰的“美國第一委員會”的那些顯赫成員拿了希特勒的錢，這個委員會也被照習慣污蔑為納粹和叛徒。
　　法院告訴羅斯福，別那么急
　　想起美國歷史上有那么個時候，還是叫人心里熱乎乎的，其時像羅斯福新政的那種項目，根據憲法，實際上遭到了批評。20世紀30年代，最高法院也有足夠多的*官，堅持對憲法進行誠實的解釋，像《國家工業康復法案》和《農業調整法案》這樣的計劃實際上被宣布為違憲。
　　不需要說，法院的裁決激怒了羅斯福。他公然指責高法的“九個老家伙”，說他們對憲法的解釋只適合于“騎馬生臭蟲的舊時代”。但是，除了指責，他還走得更遠。1937年，羅斯福建議：最高法院的*官，凡是到了70歲的，如果不辭職或者退休，那就要補新的法官。由于當時最高法院的九位*官有六位都過了70歲，那么這項建議立法將允許羅斯福另外加六位*官到最高法院中。
　　起先，這位總統試圖聲稱他的計劃僅僅是有意為年老的*官提供幫助，但是連他自己的一些支持者都遭到了這個明顯的謊言的羞辱。最后，羅斯福對自己的意圖更加直言不諱：他相信目前的*官班子和過時的法學牽扯不開，對憲法的一種更靈活的看法需要引進到最高法院，以確保他的新政項目。
　　對這項計劃的反對是強烈的，甚至羅斯福的許多*黨同伴也反對。謝天謝地，這個法案被駁回了。但是，羅斯福對法院的恐嚇或許已經發生了效果。特別是，有人懷疑總統的壓力可以解釋為什么歐文·羅伯特（Owen Roserts）*官突然在自己的決定中對這個政府變得友好得多了。然而，原來羅斯福畢竟有機會影響法院，哪里需要如此粗魯的操作。在其后的四年里，這位總統有本事在法院里填了七個空缺，有人辭職了，有人退休了，有人死了。
　　新法院是個什么樣子
　　一旦羅斯福在這個新法院打上了自己的烙印，新法學是個什么樣子呢？參看一下1942年的“韋克特訴費爾本案”。法院裁定：在自己的地產上為自己家用而種小麥的農場主，落在“州際商業”這個名堂之下，在憲法的州際商業條款之下服從聯邦的管理。家產的小麥，用法院的話說：“為種植小麥的人的需要所提供的小麥，將以其他方式反映在自由市場的購買行為中。在這種意義上的自家種植的小麥，就與商業中的小麥進行競爭。”有人為自己供應小麥，由于他不是從市場上買的這小麥，他因此就影響州際商業。在這個標準下，任何東西都有資格影響州際商業——因此就得服從聯邦政府的管理。
　　法院成了為聯邦政府的行動提供合理性的工具，成了把各州置于俯首聽命境地的工具。在1939年的“古林訴*案”中，法院暗示聯邦政府可以把它的權力擴大到任何可能對“全民福利”有好處的領域。

大蕭條與新政（7）
二戰把美國救出大蕭條了嗎？
　　那么，如果新政不曾把我們救出大蕭條，什么東西救了我們？有些人，包括許多教授，被迫承認新政的失敗——說二戰救了我們。二戰是一個美國經濟大繁榮的時代，這場戰爭把這個國家從大蕭條中拯救了出來，這種說法都成了傳統智慧的一部分。顯而易見，這不是真的。如果那是真的，那么總搞戰爭會是個好主意。想想所有那些不得不去生產原料、制造飛機和裝配導彈的人們吧。
　　歷史學家已經把戰爭期間達到的那些真實的產值數字搞出了不少。但是，這些增長，大多數歸于軍備與武器的制造，以及給軍人的報酬。這樣的生產，與普通人的需要是不搭界的。把資本和其他資源轉移到消費者不會買的貨物上，消費者的日子更難熬了。在1943—1945年之間，大約五分之一的勞動力——包括軍隊、為軍隊服務的平民雇員、在軍需品行業中工作的人，以及失業者——都既不生產任何生活消費品，也不生產資本貨物。當然，這還不是全部；一直是60%的稅金用于資助不生產消費者需要的東西的活動，而這種活動占到40%。所有這一切都等于物質財富的急劇損失。
　　征兵降低了失業率！
　　失業確實不見了，這是真的。但是，它不見了，主要是因為700萬人參軍了，且大多數人是強征入伍的。如羅伯特·希金斯（Robert Higgs）解釋的那樣：“戰爭期間政府把相當于戰前勞動力的22%那么多的人拉到了軍隊中。可好了，失業率降到了很低的水平。沒人需要一個微觀經濟模型來理解這個事情。”在一種健康的經濟中，總是需要更多的勞動力來生產更多的貨物。然而，新政的那種有病的經濟，能讓失業問題出現一個凹坑，但只能通過把超過五分之一的勞動力強征入伍才辦得到。
　　與此同時，在1940—1944年之間，制造業每周工作時間增加了七小時，外加多挖了50%的含瀝青的煤炭。要得到大家需要的貨物，卻更難了，有時甚至是不可能的。沒人在戰時能買輛新車、新房子或者大件的用具，因為政府已經完全禁止生產這樣的東西。大量其他貨物也求而不得，或者難以得到，從巧克力到糖、肉、汽油和輪胎。正如經濟學家喬治·雷斯曼（George Rei*an）解釋的那樣：
　　人們相信他們在二戰的時候繁榮，因為他們堆積起了大量花不掉的收入——以紙幣和政府債券的形式存在。他們把積累起來的這種紙上的資產和真實的財富混為一談。不可思議的是，大多數經濟統計學家和歷史學家在度量二戰的生活水平的時候，犯了同樣的錯誤，他們把那段時間大體上花不掉的“公民收入”計算在內了。
　　不需要說，這不是繁榮。最終結束大蕭條的，既不是經濟立法，也不是二戰，而是戰后正常的情況恢復了，在羅斯福年代騷擾企業的不穩定的情況消除了。假如沒有胡佛和羅斯福的那些毀滅性的愚蠢政策，繁榮將來得早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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