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中華民國史編纂解讀：以事實為依據評價國共關系”留言　　　　

（2011年09月13日 03:52　來源：人民日報）

適聽中央臺講“九·一八”，刻骨銘心，其中幾點記憶尤深刻：1）世界經濟危機；2）日本兩萬正規軍加兩萬其它武裝四萬余人發動侵略，中國東北部隊二十五萬人裝備精良；3）國民政府實行“公理對強權”方針求助的“國聯”相當于現在的聯合國。忽想到風云變幻國際形勢甚至聯系到巧合的明日閉幕的全國少數民族運動會的歡樂，情理所致，真也有些“浮想聯翩”，將原中新網留言貼出以志國恥，與同胞共勉。 　　

                                一　　

“至于民國史研究的指導方針或其史觀，如上所論，有其繼承性，也有其創造性，并非憑空而出，亦非泥古不化，而歸結為實事求是的原則，更能說明其發展和變化，似乎不宜簡單地以“天翻地覆”定論”。　　

在中國，真正懂得“實事求是”者能有幾何？這是問題關鍵，誠如實干的鄧小平所說，毛澤東就靠實事求是幾個字領導中國革命勝利。在“著書都為稻粱謀”而非追求真理為己任的氛圍下，“創新”無疑是實現目的的“捷徑”。必須明白，在多民族組成樹敵又不可避免的中國，思想的混亂導致國家的分離始終是一種歷史考驗，世界政治的風云變幻充分地警示著這一方面的嚴重性，而“非毛”和“反恐”一類概念的引入已經在腐蝕著我們民族思想觀念和價值追求的純潔和統一，我們將何以“萬眾一心”“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去面對“最危險的時候”？　　

                                二　　

“比如對抗戰時期的國共關系，既肯定兩黨合作的重要意義，肯定兩黨面對外敵入侵的危局，能夠拋棄前嫌，攜手合作，從而為抗日戰爭的勝利作出了各自的貢獻，肯定國民黨在抗戰時期不少內外政策對于堅持抗戰的意義；也指出國民黨在國共合作時期還是放不下壟斷政治的私心與架子，對共產黨還是有疑慮有擔心，從而對共產黨的發展有限制甚至有武力遏制，這又不利于兩黨合作共同抗日的大局。對于這方面的研究，關鍵還在于以事實為本，不斷深入，梳理個案，據實以論，而不是僅僅提出一些新的看法。”　　

歷史是什么？歷史不只是歷史上的人物和事件，因為任何記錄都不可能窮盡曾經的人物和事件，任何歷史都是選擇性的人物與事件的重現，所謂“客觀”和“公允”都只有在充分的理解黨性與科學性的一致并有追求真理的動機和熱情的條件下才有意義，否則都只能是歷史偏見的代名詞而已，人物和事件敘述以外的議論評價則更是如此。抗戰時期國民黨是“放不下壟斷政治的私心與架子”而“對共產黨還是有疑慮有擔心”？還是共產黨和國民黨實際上都是在“堅定”追求自己的政治目標而處于“友黨”（？）“友軍”而非“自己人”關系？如果說共產黨出于對大眾疾苦的同情與責任（這從毛澤東等的清貧一生應是不容懷疑）且源于其“階段論”和“同盟者論”思想策略而具有合作的真誠性，而國民黨出于“壟斷政治的私心”（絕不是“架子”）則無論如何也只能是一種“權宜”的“利用”甚至包藏著“一箭雙雕”的用心，這在圍剿新四軍的屠殺中更在對待至少是“抗日人士”的“新四軍俘虜”的殘暴中也是絕對抹殺不了的——如果“我們的歷史工作者”們哪怕在幼稚的主觀上是“真正”的“客觀”的“公允”的前提下。因此國民黨對于共產黨的“疑心”與“擔心”就不可能是“還是有”，而是必然地嚴重存在著，也更不是僅僅“武力遏制”共產黨的發展，而是進行了殘暴的“武力消滅”。尚未讀到《中華民國史》，但也頗似乎有了一些“管中窺豹”的“感覺”，盡管感覺的認識功能是極其有限的。雖然我相信耗費了大量（因為非物質生產的勞動必以物質生產的勞動為其基礎所以“大量”）勞動和心血（“國民”對真誠者必以真誠心感謝）的《中華民國史》中必有大量的“歷史的內容”，但具有“教科書”功能的史著是絕不能等同于一般的歷史研究資料或者歷史故事的，這應是任何一個中國人都共同需要的歷史責任。（注：留言二中新網未予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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