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孟子·滕文公》上載，公都子對孟子講“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回答說:“我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在孟子看來，辯是一個貶義詞。《說文》：辯屬“辡”部，是兩個罪人相對也。而辯是言在二個罪人之間言詞的爭論。《說文》的解釋是“治也”，即分辨二個有罪之人之間的是非也。又，辯與辨通。是判別的意思。故“好辯”不是一個好名聲。孟子所以要解釋自己不是好辯的人，是不得已也。

　　在古代的經傳上，如《周易》的《履》卦之象傳稱：“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這個“辯”字是區別的意思，君子觀此履卦( )的卦象是上為乾，下為兌，這是表示君民之間的上下等級關系。《周易》的大有卦，此卦( )的卦象是下乾上離，像傳：“匪其彭無咎，明辨晰也。” 匪，借為非，排斥、否定之義;彭借為尪，邪曲的意思;辯，與辨通，剖別的意思;哲，昭明的意思;無咎，不會發生過失。全句意為，通過否定邪曲的概念，明辨是非，自然也就不會發生過失。故“辯”的詞義是通過言語的爭辯以明是非，從而避免自己發生過失的機會。由于辯是二個罪人之間的爭訟，故在古代士君子們恥于稱辯。孔子在《論語·為政》有一段話：“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那是講如果你攻擊你的異端，對自己反而是有危害的，君子要和而不同，故孔子也不主張不同政見之間爭論不休。好辯的另一種表現便是詭辯，脫離實際生活，只在概念上玩把戲，結果是混淆是非，搞亂人們的思想。那樣的話，“辯，不如無辯。”(《呂氏春秋·當務》)故不搞無謂的辯論之觀念，古已有之。盡管如此，孟子為什么還是要不得已而好辯呢?孟子說：“盈天之言，不歸于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孟子·滕文公章句下》)孟子的意思，如果不辯論，結果是讓旁門邪道的觀念在輿論界占了優勢。邪說誣民，所以他才不得已而好辯也。

　　從春秋末到戰國年間，正是處士橫議，也就是百家爭鳴的時代，所謂百家爭鳴，也就是諸子之間唇槍舌劍地大辯論的時代。辯論的好處，可以促使人們思想的活躍和發展，故從春秋到戰國，這個時代實際上在整個社會生活中，擺開了二個戰場，一個是金戈鐵馬，諸國之間爭奪土地和百姓的戰爭，一場是諸子百家互相爭辯的口水戰。在中國古代學術思想上開創了一個黃金時代。

　　(二)

　　關于辯，還有如何辯的問題。如何判斷各自是非的問題。，《墨子·經上》說：“辯，爭彼也，辯勝，當也。” 辯是在雙方彼此之間以言語相爭的過程，雙方誰勝，決定于哪方之言辭符合實際，或者哪方更符合主持者的意愿，這就是“當也”。又《經說上》云：“辯，或謂之牛，或謂之非牛，是爭彼也，是不俱當。”爭論雙方，牛，不當，非牛，沒有指出它是什么，故亦不當。在《經說下》：“所謂非同也，則異也。同則或謂之狗，其或謂之犬也。異則或謂之牛，牛或謂之馬也。俱無勝。是不辯也。辯也者，或謂之是，或謂之非，當者勝也。”辯是雙方根據自己的見解爭論是非。而“當”者算是勝利。當就是符合事實，爭辯的雙方，或是或非，就看哪一方的理由與事實相符，與事實相符者勝利，不符合者失敗。也可能兩者都符合事實，即“俱無勝”。那就不構成辯論雙方之相爭。“或謂之牛，牛或謂之馬”，是指指馬謂牛，指牛謂馬，雙方都不勝。這不構成辯論對壘的雙方。此謂辯論雙方，必須指稱同一事物。如果是同一事物的名稱有異名或多名，若狗與犬。那辯論雙方便不構成爭論。如果雙方所指稱不是同一事物，一方指牛為馬，另一方指馬為牛，哪一方都不當，那么也不構成辯論的雙方。這里講的辯論雙方，第一必須遵守同一律的原則，第二辯論雙方必須是互相對立的意見相爭，即或謂之是，或謂之非。第三，辯論雙方的勝否以是否符合事實為標準，符合者為勝，或是符合主持辯論者的意見為勝。這是后期墨家對辯論雙方所必須遵守的規則之闡述。《墨經·小取》還說：

　　“夫辯者，將以明是非之分，審治亂之紀，明同異之處，察名實之理，處利害，決嫌疑焉。摹略萬物之然，論求群言之比。以名舉實，以辭抒意，以說出故，以類取，以類予，有諸己不非諸人，無諸己不求諸人。”

　　這一大段話是說明辯論的作用及方法。這里明是非，審治亂，明同異，察名實，處利害，決嫌疑，是講辯論的積極作用。它涉及到社會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它是我們處理各種問題不可或缺的手段。它能幫助我們克服盲目性，提高自覺性。墨家是把辯論看作一個好東西。毛澤東也是一個好辯的人。他很直率，不如孟子虛偽，自己好辯，還說自己是不得已也。他說過“民主革命是經過長期辯論的，從清朝末年起，到辛亥革命、反袁世凱、北伐戰爭、抗日戰爭，都是經過辯論的。要不要抗日?一派人是唯武器論，說中國的槍不夠，不能抗;另外一派人說不怕，還是人為主，武器不如人，還是可以打。后頭接著來的解放戰爭，也是經過辯論的。重慶的談判，重慶的舊政協，南京的談判，都是辯論。蔣介石對我們的意見，對人民的意見，一概都不聽，他要打仗。打的結果，他打輸了。所以，那一場民主革命是經過辯論的，經過長時期精神準備的。”(毛澤東選集五卷《打退資產階級的進攻》)所以一部中國近代史證明，辯論還是一個好東西呢。沒有那么多次辯論，中國革命怎么可能勝利呢?辯論可以在我們前進途中，解除疑點，分清是非，明辨方向，然后腳踏實地地奮勇向前。辯論不是什么玩弄概念的游戲，是一項嚴肅的思維進行過程。

　　辯論在方法上還必須嚴守規則。“摹略萬物之然”，是講辯論時必須說清事實的真實情況，名與實相一致。“論求群言之比”，是辯論時必須了解事物相關各方不同的觀念，加以比較分析，尋求其中哪些是合理的，哪些是不合理的。“以名舉實”，名，指概念，實，指事物之本然實然。要名實一致，才能做出正確的判斷。“以辭抒意”，辭，指判斷所用的辭語，必須是讓言者充分表達其心意，不能口是心非。“以說出故”，對事物還必須分析其來龍去脈，既要說明當前的狀況，還要說明其所以如此的原由，不僅要知其然，還要知其所以然。“以類取，以類予”，類，是指事物的分類，同類，是辯論中彼此必須舉同類事物相比喻，才能進行類推。謂在辯論中，由彼及此，雙方必須在同類的基礎上，這就是“以類取”。在彼此承認同類的基礎上，我提出此，看他是否承認彼，這便是“以類予”。“有諸己不非諸人”，對于同類的事物，我承認，對方也承認，我就不能由此反對對方。“無諸己不求諸人”指在同類事物中，我反對的，就不能要求對方承認。這些都是辯論過程中，雙方必須遵循的規則和方法。有了正確的方法和規則，辯論才不會流于概念的游戲，才不會成為詭辯而混淆視聽，攪亂人們的思想。所有的詭辯，只要仔細分析，它都是不遵循辯論的規則和方法所造成的結果。詭辯與辯論是二個不同的概念，不能有詭辯的狀況，把必要的辯論也否定。如果這樣的話，反而會使人們是非不清，方向不明，在社會實踐過程中，增強了盲目性，它也會造成嚴重的后果。

　　思想應該是自由的。不同觀念之間的爭論應該也是自由的。用不到有什么限制。然而爭論必須遵循辯論的規則，根據社會的需要，才能產生積極的效果。否則它會變成概念游戲。游離了我們的生活，那它就會淪為詭辯了。

　　(三)

　　先秦也出現過專事詭辯的學派。《莊子·天下篇》的最末一節，講到惠施與公孫龍。其云：

　　“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為怪，此其柢也。”

　　這一段話的意思是桓團和公孫龍都是善辯的一類人，他們的辯術會迷惑人的心思，改變人們正常的認識，能夠勝人之口舌，但不能折服人的內心。這是辯者的局限。惠施天天運用他的機智和人辯論。他與天下的辯者創造一項奇談怪論。這是詭辯者們的概況。

　　惠施還與他一幫好辯的朋友列舉了二十一個命題，今列舉于下：

　　(1)卵有毛;

　　(2)雞三足;

　　(3)郢有天下;

　　(4)犬可以為羊;

　　(5)馬有卵;

　　(6)丁子有尾;

　　(7)火不熱;

　　(8)山出口;

　　(9)輪不蹍地;

　　(10)目不見;

　　(11)指不至，至不絕;

　　(12)龜長于蛇;

　　(13)矩不方，規不可以為圓;

　　(14)鑿不圍枘;

　　(15)飛鳥之影，未嘗動也;

　　(16)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

　　(17)狗非犬;

　　(18)黃馬驪牛三;

　　(19)白狗黑;

　　(20)孤駒未嘗有母;

　　(21)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

　　這二十一個命題，表面看來都是違反常識的。它大體上可以分成兩類，一類屬于公孫龍一派的，一類屬于惠施一派的。屬于公孫龍一派的是別同異，離堅白。他有一篇文章叫《堅白論》，具體是指一白色石墻，“人視不得其所堅，而得其所白者，無堅也。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堅者，無白也。”指人用眼看時，只見石之白，用手撫摸時，則感覺石的堅硬。這是人感覺的兩個方面，他把它割裂開來，這樣白與堅分別獨立成為兩回事。離開石來孤立地講白與堅的二個特征。那么二十一題中的“雞三足”，那是把雞足作為一個概念，雞有二足作為雞足的數量概念，把這二個不同性質的概念疊加起來，似乎雞三足這個命題也能成立了。“黃馬驪牛三”這個命題，也是同樣的道理，驪，為黑色，黃馬與黑牛加起來是二，再加上黃馬驪牛這個概念，在數量上便成為三了。“白狗黑”，白狗之白是指狗毛而言，黑，指狗的眼珠是黑的，那么把狗的二個特征的概念混合在一起，“白狗黑”這個命題便成立了。“火不熱”，因為熱是人對火的感覺，而火自身不知熱，故“火不熱”這個命題也能成立。這一類命題，都與“離堅白”那個命題相似。把同一事物的二個不同特征割裂開來，成為二個完全孤立的特征，然后混合成一個不倫不類的概念。這便是詭辯論的一種方法。割裂事物若干基本特征的內在聯系，孤立地去看某一特征，從而得出違反事物全貌的論斷，那“白馬非馬”的命題也是如此，“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馬非馬。”這類論證方法，我們在生活中，也常遇到，那就是攻其一點，不及其余。把事物中某一特征或現象，從事物孤立出來，加以攻擊。然后以這局部取代整體。過去我們經歷過的大辯論中，有一些朋友所使用的方法與公孫龍的詭辯論很相似嘛。如這些年，有的朋友，亦慣于用這種方法。如講延安整風，以個人的經歷，以一些陰暗面來否定延安整風的大局。什么事都是可分的，總有正面的效應，也有負面的效果。延安整風當然有負面的東西。當然可以講，但如何講有一個態度和目的的問題。它應該是為了改正自己的缺點和錯失，總不能因此而顛倒主次吧。但他們只是蹲下來看一地的螞蟻，或只看身上爬的螞蟻，從而否定宏觀全局。這種觀察問題的方法，本質上是坐井觀天，它不可能對事物有完整全面的認識。對建國以來的大形勢，也有許多與此相似的錯誤觀念和言論。這類言論和觀念，都有它的針對性，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辯論。當一些錯誤的觀念和言論泛濫時，孟子也不得已而辯。我們面對這些日益泛濫的錯誤言論也不能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抱定不辯論，那就是把思想陣地拱手讓人。這種狀態發展下去，要懂得其后果會很嚴重的。這樣做不是寬容，而是坑人。我們應該通過辯論來澄清這些大是大非。

　　惠施這一派辯論的方法是“合同異”，事物的相互之間及各自的時空之間既有相同也有相異的關系。這種相同與相異的關系，在空間與時間上放到更大或更小的范圍來看，都是相對的，又是統一的。最終得出萬物畢同的結論。萬物齊一，排斥差異的結果是在認知問題上由相對主義趨向取消主義。惠施也有一些命題，散見于先秦諸子的文集。若《莊子》、《荀子》、《韓非子》之中。如《管子·心術》上篇說：“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最大的東西，在空間上是無限的，所以叫無外，也就是數學上的無窮大。最小的小到無法分割，那就是“無內”。這二者都可以統稱為一，統稱為道。那可是一個無差別的境界。那樣的話再去認識事物的差別和特性就沒有意義了。由此帶來另一個命題，“天與地卑，山與洋平”，因為從無限大的視角看，天地與山河的高低就沒有意義了。孟子不贊同這種觀念，他說：“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履小履同價，人豈為之哉?從許子(指許行)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孟子·滕文公章句上》)其實同與異是相對的，沒有差異哪來相似和同一呢?同只是建立在異的基礎上。

　　在這二十一個命題中，有的是概念上的游戲，若“龜長于蛇”這個命題，依照常識蛇自然比龜要長了。龜圓蛇長是形狀上的差異，這二者是異類不可比，但個別的龜蛇之長短那是相對的。從抽象的觀念講，蛇的長，然長之中更有長，故蛇只能說短。說龜短吧，然短之中更有短，所以長短同類相比，蛇可以說短，龜可以說長。長短都是相對的。有的命題，則是看你從哪個視角去觀察。從常識看，它不合理，換一個視角它又有合理的成份。如“卵有毛”這個命題，從表象上看，它也是違反常識的。從卵的演化講，卵與毛是自在與潛在的關系，雞卵中含有雞形，若卵無毛，何以能成有毛的雞呢?從自然轉化的視角，則這個命題有其合理的一面。又如“飛鳥之影，未嘗動也”，這個命題表面上是矛盾的，又是合理的，運動中的飛鳥，不是影，如果把運動的時空加以間隔，那么飛鳥在某一時間點是停留在某一空間點上。所以也可以說其未嘗動。其實運動本身便是動與靜二者的對立統一。又如“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箭飛馳而過的一剎那，便有不行不止的點。又如“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這是講物質的無限可分，而一尺之棰又是有限的，在可分這一點上，它又是有限與無限的統一。毛澤東接見楊振寧時，舉了這個例子，說明物質的無限可分。故在惠施的許多命題中，一方面它有由相對主義趨向取消主義，消極的傾向，另一方面它又有許多辯證法的思想，故對于詭辯也要作具體的分析。

　　公孫龍與惠施在戰國末都是名家的代表人物。公孫龍是趙國人，曾經做過 平原君的門客。《漢書·藝文志》著錄有《公孫龍子》十四篇，大部分早就散佚了。他的《白馬論》，也就是“白馬非馬”，在戰國末，曾廣為流傳。《韓非子·外儲說左上》說了一個故事。其云：“倪說，宋人，善辯者也。持白馬非馬也服齊稷下之辯者，乘白馬而過關，則顧白馬之賦。故籍之虛辭，則能勝一國，考實按形，不能謾于一人。”這是講倪說關于白馬非馬的命題，可能讓齊國稷下的學者都辯不過他。如果他騎了白馬過關時，還得付稅。關吏可不管你辯說的那一套，所以名家只能在概念上兜圈子，問題決定于實在是怎么一回事。根本是名實如何相關的問題。故司馬遷的《六家要旨》講：“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辯論如果都在概念上兜圈子，脫離社會實際問題，那么這樣的辯論便會進入詭辯的死胡同。辯論的目的不是在口舌上爭勝負，而是如何解決名實之間的相互關系的問題。當然，名家講究概念推演過程中的邏輯關系，對人們的思維和言論如何表達還是有益的。不能因辯論過程中出現詭辯的現象而禁絕辯論，而是如何使辯論能真正解決我們實際工作所遇到的問題。我們可以取消某些無謂的，一時無解的論題的辯論。對這些辯論的命題可以暫時叫停，把它擱置起來，但不能因此而取消一切辯論。這些叫停的論題，過一段時間，實際生活發生變化了，或許這些論題隨著人們認識方法和水平的變化，會付以新的意義。什么事，還是留有余地的好。

　　惠施是戰國末年宋人，與莊子同時代。年齡略大于莊子，他在魏惠王時，曾經做過十多年宰相。《漢書·藝文志》著錄過《惠子》一篇。《莊子》內篇的《逍遙游》及《德充符》，外篇的《秋水》之篇末，都提到惠施與莊子之間的對話。惠施思想保留最多的是《莊子》的《天下篇》之末，敘述了惠施的十個命題。故要弄清惠施的思想，離不開《莊子》之《秋水》篇。惠施與莊子之間有一段對話，還是非常生動地反映了詭辯雙方的狀態，陳鼓應先生把它譯成語體文，為便于讀者理解，我引語體文，原文大家可以去查閱。其文云：

　　“莊子和惠施在濠水的橋上游玩。

　　莊子說：‘白魚在河水中游得多么悠閑自得，這是魚的快樂啊!’

　　惠子說：‘你不是魚，怎么知道魚是快樂的?’

　　莊子說：‘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曉得魚的快樂?’

　　惠子辯說：‘我不是你，固然不知道你，你也不是魚，那么你不知道魚的快樂，是很明顯了。’

　　莊子回答說：‘請把話題從頭說起吧!你說：‘你怎么知道魚是快樂的’這句話，就是你已經知道了我知道魚的快樂才來問我的，現在我可以告訴你，我是在濠水的橋上知道的。”

　　莊子在橋上看到魚兒們悠哉游哉感到魚兒很快樂，是莊子的感受，并非是魚兒自身的感受。惠子是從邏輯上去推演，莊子與魚不是同類，故不能從類推上得出莊子知道魚兒的快樂。但莊子回避了問題的實質，轉化為惠子的明知故問了。這就背離了形式邏輯的同一律，詭辯的特點，便是回避問題的實質，僅在概念上兜圈子，無助于對問題認識的深化。

　　(四)

　　《呂氏春秋》在《審應覽》中有《離謂》、《淫詞》、《不屈》、《應言》四篇文章反對詭辯，批判鄧析、惠施、公孫龍這些名家代表人物。強調辯論過程中，不能“言心相離”、“言行相詭”，僅僅依靠辯術，“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呂氏春秋》之《淫詞》稱：要“言不欺心”，“凡言者，以諭心也。言心相離，而上無以參之，則下多所言非所行也，所行非所言也。言行相詭，不祥莫大焉。” 言心相離的結果是言行不一，這方面最典型的代表人物是縱橫家張儀。《史記·張儀傳》載張儀早年受辱時，他妻子對他說：“子毋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 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這個故事說明他是憑三寸不爛之舌游弋于各國之間。他替秦國去關東諸國游說連橫是言心相離的典型。《韓非子·內儲說上》講了張儀在魏與惠施相爭論的一個故事，其云：

　　“張儀欲以秦、韓與魏之勢伐齊、荊，而惠施欲以齊、荊偃兵，二人爭之。群臣左右皆為張子言，而以攻齊、荊為利，而莫為惠子言。王果聽張子，而以惠子言為不可。攻齊、荊事已定，惠子入見。王言曰：‘先生毋言矣。攻齊、荊之事果利矣，一國盡以為然。’惠子因說：‘不可不察也。夫齊、荊之事也誠利，一國盡以為利，是何智者之眾也。攻齊、荊之事誠不利，一國盡以為利，何愚者之眾也?凡謀者，疑也。疑也者，存疑，以為可者半，以為不可者半。今一國盡以為可，是王亡半也。劫主者，固亡其半者也。’”

　　從這個故事，告訴我們，張儀是秦國的說客，他嘴里說的與心里想的是二回事。嘴里講的是為魏國謀利。魏伐齊、荊可以取得現實的利益，背后還有秦國的支持，而張儀想到的是分化關東各國的合縱，使利于秦國的連橫，然后逐個擊敗關東各國，從眼前講伐齊、荊對魏國有利，從長遠看，魏國失去齊、荊的支援，卻有利于秦國欺壓魏國。故言與意離，必須聽其言，察其意。了解言者的真實意圖才能判斷其言是邪?非邪?《呂氏春秋·不屈》有言：“察而以達理明義，則察為福矣;察而以飾非惑愚，則察為禍矣。”辨別不僅是視其是否有利，更應視其是否合于理與義，即使談利，亦有長遠與眼前之別。唯利是圖地去察，去辯，那必受其禍。惠施在這里講的存疑，也有道理。舉國皆以為然，未必真然也，還是要有幾分懷疑，才能使自己保持清醒的頭腦，懷疑，必須疑信參半，才能客觀地審視其事之是耶?非耶?權衡其利害得失。利與害及得與失都是一對孿生兄弟，世上不存在只有利而沒有害的。任何事，如果只想到利，不想到害，盲目的循利而行，一旦大禍臨頭，往往會措手不及了。魏王不讓惠施講話辯論是錯誤的，他只看到討伐齊、荊之利，看不到魏之大害在秦，結果魏還是亡于秦。故舉國皆然的意見，不一定就是正確的。要有一點懷疑的心理，才能客觀地察辯其中的是非得失，如果有不同意見，不讓辯論也是錯誤的。有時候正確的意見往往在少數人一邊。即使是明顯是持錯誤意見的人，要抱寬容的態度，切勿給不同意見者采取政治歧視的措施，扣“XX分子”的帽子，甚至進行人身迫害。那才是教訓之所在。我們往往看不到這一點，因噎廢食，以為不辯論就可以沒有紛爭，一心干事就行了，不辯論只能是指那些觀念不清的概念、游戲。比如關于是什么是異化的爭論，它脫離實際生活。爭論下去沒有意義，又如市場經濟，姓社還是姓資。概念上不清晰，爭論下去，反而影響工作。這些可以不爭論，干一段時間再說。但不等于在觀念分歧上取消一切辯論。事實上生活中還會出現各種矛盾，不同意見的紛爭還是無法避免的。那么不爭論的結果，只能是喪失思想陣地，而后讓謬種傳布，這方面的教訓實在深刻。孟子也懂得“夫子好辯”是不得已而為之的道理。不辯的結果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孟子·滕文公下》)用現在的話來說，在一些帶根本性質的大是大非問題的一些錯誤觀念，堵是堵不住的，還得靠辯論來分清是非。所以，不辯論是不行的，在思想戰線上不能放棄自己的陣地，應該主動出擊，積極辯論，幫助群眾分清是非，從而鞏固我們的思想陣地。我們更應該懂得敵人在思想上顛覆我們，是他們顛覆我們國家最關鍵的一步，不懂得這一點，那么我們可能會犯顛覆性的一時難以改正的錯誤。

　　我只舉一個案例，今天是8月14日，早晨起來讀昨天的《共識網》，它在評論欄里轉載了梁惠王博客5月16日的文章，題目是《我的關于國家和民族的看法》，它在《共識網》上的點擊是1397次。我摘錄其中的一些文詞，大家不妨思考一下它的是與非。他在文章中說：

　　愛國是個洗腦詞，國家是沒必要去愛的。

　　要立足人權和自由，我們就能看明白：有不愛國的自由，那國家庶幾令人滿意矣;有不愛父母的自由，那父母庶幾真值得愛矣。

　　愛個人勝過愛民族愛國家的人，這有什么錯?個人是實實在在，可觸摸的。民族、國家是虛無縹緲的。

　　人權必須大于主權,否則,主權就等于奴隸主之權。

　　真正的洗腦，是灌輸國家，民族，文化等輝煌的觀念，即使后來民主了，你仍會采用專制的思維行事。

　　“漢奸”這詞的誕生，本身就是思維懶惰和無能的表現。

　　愛國，只能當成一種消遣和娛樂，一旦超出消遣和娛樂，你就會被那個國所消遣和娛樂。

　　中國人的自豪感是被中國讀書人和流氓聯合鑄造而成，這是一個無恥的陰謀。

　　“崇洋媚外”這詞不知是哪個流氓發明的，……人們崇的只是歐美那些制度良好的發達國家，正常人只有崇好媚賢，沒有什么崇洋媚外。

　　這實際上是一篇針對性非常強的辯論文字。言論自由，《共識網》發這樣的文章無可厚非。但編者應該有一個態度，那就是我為什么要發表它，贊同還是不贊同。是為了宣揚這種觀念還是以之示眾，這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這篇文章是極端個人主義的表現。目前崇揚個人主義的文章數不勝數，這種觀念能成立嗎?如果把作者放到孤島上去，沒有國家、民族、大眾的支援，他能如魯濱遜那樣獨立生存多久，個人的生存是離不開群體的。人是社會的動物。如果你崇拜歐美的國家制度，你不妨去那兒申請加入他們的國籍，我不知道他們愿不愿意接納你，你能不能在那兒生存下去都是一個問號。你要把中國變成歐美那樣的國家，他們允許嗎?他們允許的是中國做他們的附庸，當他們的馬前卒，這是美國夢寐以求的。我們能如此奴顏卑膝地去侍奉他們嗎?中國強大了，有了民族的尊嚴，體會最深的是在海外受歧視幾十年的華僑，他們感覺臉上有光了，腰背能直起來了。極端個人主義是一種腐蝕劑，每個人都如你那樣，國家會瓦解的，民族的凝聚力會崩塌的，那是你還有什么自由可言呢?對于這樣危害很大的錯誤思想能不辯論嗎?這種思潮泛濫的結果是人心散了，思想防線垮了，其他的防線，道德倫理的防線，法制的防線，國家獨立的防線都守不住呀!為此能不辯論嗎?還是孟子說對，“予豈好辯者，予不得已也。”(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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