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中國，源于市場經濟催生的個人主義“進步”想象，不少人認為，社會生活不需要脫離實際的上層建筑，也不在乎國家立場和集體精神，甚至以為，只要健全法制、弘揚民主，即使沒有社會道德和公共責任，也能保障社會正義和人生幸福。然而，社會實踐表明，個人權利和價值觀的確立，不應是一種低度的個人需求，其有效性并不都出自于文義周全的政治和法律教條，而更多是經驗性的人事交往和生活感受，其遵循的是彼時彼地公序良俗和民心歸向。所以，中國歷代制度設計皆不支持個人主義和社會“結黨”營私，而是著力強化講信修睦，不廢一元家國道統。其合法性講求的是集體主義、大公無私和文化上的性善論，再輔之以對前代治亂經驗的策略性借鑒和揚棄。是故，社會大眾在總體上都重視家國互利、齊心協力，反對忘恩負義,不支持個體單干和市場化的唯利勢圖。所以，基于中國文化屬性和古老的依存關系，我們仍然需有一種超越市場，無涉帳面計價的信賴與合作，并由此重建塑照應人心，眷顧人倫情感的統領性觀念。它不僅有賴于國家、集體和個人之間相互協力、同舟共濟，還能援此協調社會系統和諧均衡。

　　在當今時代，國家并不是一個虛設的政治學概念,事實上也沒有人能置身于國家之外孤立地存在,所以，無論是否認可其派發的身份和觀念，甚至愛國與否，都很難先入為主預設立場,因為很少有人能游離于國家之外單獨解決社會事務，確立自己的自由和政治主權。所以，除非文藝化的任性逍遙，或是出于學理偏好而故意遠離國家政治，顯示一下“公民不服從”，否則，任誰都得有明確的國家歸屬并受制于相應的政治文化規訓。所以，無論如何特立獨行，或強調個人擁有自由和主權，卻仍然需要關注來自外部的肯定和評價，并據此認領自己的社會角色，承擔起相應的責任。尤其在中國，市場化雖然催生了個人維權的正當性，但仍然需要一種滲透在人們日常生活之中,直抵精神深度并主導著大眾理想的無私品質和集體觀念，它有益于共同體間相互認同,彼此依附,并由一系列溫情而頗富人倫的語詞和互助方式來完成對社會成員的調度和統轄。

　　殊知，這種遠離利害沖撞而形成的社會關系，不僅有助于發現人情物理之本質,并由此開啟人與自然休戚相關的共生原則，還因其通人情而體物理，敦化人人向好的“風尚”，可以最大限度促成社會重視團結互助精神，禮贊美德善舉，讓效率優先與國家公道理想兼容同步,從而在遏止權力和資本弱肉強食，切割人倫的同時，確保市場差序格局中扶貧濟困、普惠眾生的正義性。倘如此，則除了強調主體內修以提升個人品質，于現代公共生活而言,不僅是一種有意味、有高度而且和諧自洽的文化生態，也是一種可以穿越名利局限,走進歷史并獲得意義感的心理期待。

　　特定社會文化，就其廣義而言，乃是一種有效的結合方式，一種可以安身立命，消解個體孤懸的穩定性互助家園。所以，其不僅有自足的內生機制和經受歷史選擇的韌性，還承載了不可替代的精神因子和交流語碼，它取決于共同體累積的經驗、命運感及其可通約的價值體認，并由此歸納而成為具有普適性的觀念形態，是故，凡人皆必然對應于其中，沒有人能拒絕特定文化對自身的塑造，大而言之即國家意識形態，小則事關飲食男女、倫常待人處世。因此,一種文明能在相當長的時期有效并構成了義涵豐富的歷史,就其發生學而言,都是為了確保國家族群優越的知識系統,沒有任何人會逆向選擇對自身不利的文明裝置,更不會主動放棄自己的屬性而被他者所定義，其存在本身不僅有意義，能夠自證高尚和光榮，還能據此建構一套普遍而有效的生活原則，其預設的公共愿景和政治峰值,至少表達了與所處環境中人們性情相適應的廣泛訴求。

　　馬克思主義也認為，個人主義及其權利這一命題，不是源于觀念的產物而是社會存在和發展的結果，是伴隨著再生產形成的支配與被支配體系，人們只有在具備了充分的社會條件，才可能享有相應的權利。所以，那種只訴之政治立法，或僅憑“市場調節”即可確認自由主權的想象，無非是制度和法律偏愛者一廂情愿的教條。在多數情況下,人的行為動機并不單純取決于制度設計，而是緣起個人處境感受和人情關系，是活學活用，以人弘道，而非道弘人的經驗闡發和實踐領悟。因此，在通常情況下，抽象的法則并不能勘定人的屬性和價值范疇，也不必然導出順天理、合人情的正確結論,相反，在紛繁的人事捍格和利益糾纏之中,多數人并不都是基于法律的“公正”而自愿承擔后果,更多的服從仍然是：古老的道德訓示和良心不安；是構成人們社會關系的條件和交往倫理，如彼時的處境態勢、社會風氣、面子、人情和羞恥感等。

　　或許，這種糾結于個人低度空間的權利觀念，的確有助于抵制老套的政治專橫,但于個人精神和社會正義的塑造,以及共同體求真向善的倫理建設則意義不大。一般而言，過于緊張的功利主義不僅有悖于心平氣和的德行養成，還會因政治“打包配送”導致公眾只關心個人權利，不能對生活本身應有的多樣性進行價值排序。不僅如此，還可能因法律人的圓通，“關系網”的多重尋租而迫使當事人擔心成本飚升而寧愿耍賴、犯橫甚至公開違法。其結果是，我們對社會價值和政治正當性的理解就會劍走偏鋒,從而一廂情愿地認為只要有了精致的權力硬器和經濟裝備，就能讓社會變好，就能一勞永逸地解決所有的人生難題。

　　所以，市場化、民主和個人主義之可能，不單是取決于我們都能主導自己的選擇,它還是一種心靈結構和生活方式，并貫穿于特定社會的文化與交往歷史之中。是故，僅在政治經濟上強調個人主權，或局限于市場決定，以個人為終端的社群關系并不不理想，也很難由此安頓人心，確立持久而穩定的有機同盟。或許，我們可以基于“政治進步”而有理由珍視個人自由和主權，也不刻意尋求國家或組織依附，但卻仍然需要有一種不受市場侵擾的“法外”倫理加以調劑，這當中不僅僅流于親疏關系而互相體貼,還應當有“無緣大慈”的同情與人文觀照,并立足于不計得失、助人為樂的古老原則，讓每一個與自己相關人都能得到撫慰和救濟，覺得做一個好人很體面,而且有價值,從而才能保證多數人都可以作出向善的選擇。

　　有鑒于此，一切基于為社會立法，為世道立心的理論和主張，如果忽視了平常生活的真實細節，缺少對歷史因緣和人情世故的尊重與順從,則所有看似“文明正確”的倡議都很難獲得廣泛的支持。殊知，社會生活依次第而言，既有物理維度的方法和功利性科儀之舉，也存在著社群交往而形成的強弱、主從和統領性的價值形態等，一系列相互交錯的地方風格和人文品質，它不單主導著政治發展的基本向度，也規定著人們日常行為。所以說，有效的制度安排不僅取決于法理之下的公正， 還必須有能與之匹配的社會倫理、大眾性情,以及文化上的積極鼓勵與支持。否則,就算有志存高遠的淑世情懷和完備的“市場設計”，也會受制于缺德文化鼓動的利己主義多吃多占，其結果勢必造成市場交易扭曲，社會人心敗壞，最終引發公眾對市場經濟和個人主義的抵制和厭惡。所以,無論是基于什么樣的觀念和立場，大公無私和集體主義仍然是發揚人道的基本原則,它不僅可以確保社會系統有足夠的向心力,還能給人以依靠,讓人有安全感。

　　2014年元十九日完稿于楓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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