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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湯因比認為全球文明中，唯獨只有中華文明將來才能統一世界。而他之所以如此認為，是因為中華文明才有大一統的文明基因和成功的經驗。他特別推崇漢武帝，因為漢武帝雄才大略，真正從經濟政治文化軍事全方位統一了中國，建立了中華帝國穩定的經濟、政治和社會模式。

　　但是，漢朝在經過漢初“無為而治”自由主義市場經濟“文景之治”的短暫盛世以后，靠囤積居奇，操控市場，私鑄貨幣等發財的大資本商人繼續操控市場，進一步掠奪財富。農業與商業本末倒置，導致通貨膨脹，貧富兩極分化等經濟與社會危機；平定國內頻繁叛亂，抵御周邊匈奴、西羌等外敵侵擾的戰爭，商人偷稅漏稅等等使國庫空虛；加上災害頻繁，窮人易子而食，財政危機雪上加霜。漢武帝手中無錢，內外交困，于是，大漢朝面臨政權傾覆的政治危機。

　　不過，漢武帝終于走出危機，穩定了大漢王朝，其經濟政治模式成為中國后世兩千多年的基本模式。

　　而引導漢武帝走出危機困境的正是五百年前春秋時代齊國宰相管仲。說到此，讀者會認為，這是筆者在玩穿越，就像關公戰秦瓊，不可能。

　　但這不是玩穿越，而是真實的歷史。不過是管仲王道政治經濟學中思想政策通過漢武帝的宰相桑弘羊等一批懂得管仲思想的政治家來實施而已。

　　從管仲拯救漢武帝的歷史可見：

　　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方法會在實施的開初時期有力激勵資本創富，從而繁榮市場經濟，迅速克服生產供給短缺局面，贏得社會各方皆大歡喜。

　　但是，隨著這種機制的進一步實施，壯大的資本就會操控市場，壟斷經濟，造成貧富兩極分化，國家的財政稅收入不敷出，產生經濟危機。國家一旦面臨頻繁的自然災害，內亂與周邊國家武力侵擾滋事，就無力應對內外危機……

　　今日之中國，與漢初的文景之治有許多相似。中國改革將市場決定資源配置作為一個方向性的取向，無疑會激勵資本等各個經濟要素，進一步繁榮市場經濟，GDP不久的將來就會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這將很令人驕傲，各方皆大歡喜。

　　但是，隨著這種機制的進一步實施，如果國家失去經濟主導權，國有企業只退不進，在建設混合式所有制的時候被非公資本控制，甚至偷換成私有制，強大的國際資本與國內私有資本就會操控市場，壟斷經濟，誘發經濟危機，導致貧富進一步兩極分化。國家一旦面臨嚴重自然災害，或分裂內亂，外國武力侵犯，財政稅收入不敷出，就無力應對這些危機。

　　今日世界，超級大國美國正在用各種方法圍堵遏制中國，日本正在回歸軍國主義，不斷挑釁、制造事端，誘導中國陷入戰爭，與中國有領土爭端的國家中也有一些國家乘火打劫。

　　他們不是漢朝周邊的蠻夷，而是操控著世界最強勢的資本、軍隊的美國及日本。美國主導著世界的貨幣主導權、話語權、網絡控制權，因此，今日的中國周邊形勢也許比漢武帝面臨的危機更加危險。

　　嚴酷的歷史教訓值得吸取。在實施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改革的同時，今日中國應該從文錦之治和管仲拯救漢武帝歷史中學習些什么呢？

　　目錄

　　一、 漢初：“無為而治”帶來“文景之治”的盛世

　　二、市場決定一切制造的危機：富豪與無產者的兩極分化

　　三、 武帝危機1：內亂與外戰 危及大漢政權

　　四、武帝危機2：國庫空虛 災禍降臨 雪上加霜

　　五、 武帝危機3： 資本主宰市場 盜鑄錢幣成災

　　六、 武帝危機4：富豪富可敵國，“窮者人相食”，社會全面崩潰

　　七、武帝危機5：道德教化與嚴刑峻法均失效 民心已毀 社會分裂

　　八、 管仲拯救漢武帝 《管子》定型大漢朝經濟模式

　　（一）、任用桑弘羊等人，以管仲王道政治經濟學為經濟指導思想

　?。ǘ⒉捎霉苤儇泿耪?，國家收回貨幣權，掌握調控市場手段

　　（三）、效法齊國建立鹽鐵等國有企業，為國爭利

　?。ㄋ模?、效法管仲“稅富濟貧”，實施算緡令：征收財產稅 緩解財政危機

　　（五）、采用管仲“均輸法、平準法”調控市場，實現經濟健康發展

　?。⑿Хü苤龠吔吞?，移民戍邊：加強國防

　　九、 《管子》的政治智慧：政者，正也。

一、漢初：“無為而治”帶來“文景之治”的盛世

　　漢初，經歷秦朝暴政之后，社會經濟全面凋敝。

　　司馬遷記載說：“壯年男子參加軍隊，老弱運送糧餉，事務繁劇而又財政匱乏，自天子以下竟然找不齊一輛四匹同樣顏色馬拉的車子，大將丞相有的只能乘坐牛車，老百姓家沒有一點余糧。”[1]

　　而此時，掌握資本的商人們卻囤積居奇，操控市場，導致物價飛漲：

　　“于是因秦錢太重不便流通，命老百姓另鑄莢錢，規定一金為黃金一斤重，簡化法令，省約禁條。而那些不守法令、惟利是圖的商人囤積居奇以操縱物價，以致物價飛漲，糧價騰踴，米價漲到每石一萬錢，馬一匹價值百金。”[2]

　　面對商人們的乘火打劫，漢高祖劉邦采取了秦朝抑制商人的政策：

　　“天下平定后，高祖便下命令，商人不許穿絲綢，不許乘車行路，加重征收他們的租稅，使他們經濟遭困境，人格受侮辱。”[3]

　　抑制商人商業政策實施的結果使漢初市場經濟受到抑制，經濟停滯。

　　高祖去世，孝惠帝開放松抑制商業的政策，成為漢朝經濟解禁的時期：

　　“孝惠帝、高后時期，因為天下初得安定，重又放寬對商人的法律，……”[4]

　　到孝文帝劉恒(公元前202年—前157年)，遵循黃老之道，無為而治，經濟全面開放，進入自由主義市場經濟， 一切都由市場決定，政府退出市場。

　　文帝去世，兒子漢景帝劉啟(公元前188～前141)繼位，繼續推行無為而治的市場經濟模式。

　　文景父子二弟執政41年，在遵循黃老之道無為而治的原則下，大概實施了

　　以下主要政策措施：

　　第一、輕徭薄賦，減輕人民負擔。

　　漢文帝時，將田賦稅率從惠帝“十五稅一”進一步降低到 “三十稅一”。大大減輕了農民負擔，有效的促進了農業。

　　第二、實施“貴粟”政策，提高糧食價格，增加農民收入。

　　由于糧價偏低，農民種地無利可圖。文帝接受了晁錯“貴粟”的建議，提高糧食價格，促進了糧食生產。——這是文景之治中難得的政府行為之一，而晁錯“貴粟”的建議正是來自管仲平準思想。

　　第三、實施國家儲備糧食制度

　　漢文帝接受了賈誼的建議，建立國家糧庫，儲備糧食。對于能捐獻糧食并運送到邊境糧庫的，國家按照捐獻數額的不同賜予不同爵位，還可以贖罪。——這是文景之治中難得的政府行為之二，而賈誼的建議也是來自管仲平準政策。

　　第三、徹底“弛山澤之禁”，發展副業、鹽鐵生產，擴大稅基，增加財政收入。

　　在工商業方面，文帝實施徹底“弛山澤之禁”政策，開放國有山河湖海，促進了農副業生產和與鹽鐵生產。

　　第四、統一國內市場，由市場決定資源配置

　　文帝十二年，朝廷廢除了限制市場流通的過關用傳制度，形成國內統一市場，促進漢朝各地商品自由交易流通。一切由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極大的促進了市場經濟的發展，使工商雜稅收入逐步超過了農業稅收入。

　　第五、開放邊境貿易，促進國際貿易

　　發展邊境貿易，成為國內市場經濟的補充。到漢景帝時期，漢朝恢復與匈奴等周邊民族邊境市場貿易，并得了巨大的貿易順差，促進了漢朝的經濟發展。

　　第六、國家放棄貨幣主權，任由百姓自鑄錢幣，市場選擇決定通貨：

　　“孝文帝時，莢錢越來越多，而且輕，于是另鑄四株錢，錢文是‘半兩’，命百姓可以隨意自鑄錢。所以吳國是個諸侯國，但它依銅山鑄錢，富可與天子相比擬，后來終于成了叛逆。鄧通僅僅是個大夫，因自鑄錢，財產超過了諸侯王。所以吳、鄧氏錢遍布天下。”[5]

　　第七、厲行節約，禁止奢侈浪費。

　　漢文帝漢景帝都提倡節儉，嚴禁奢侈浪費。文帝在位期間，宮室苑囿，車騎服御，均無增加。曾想修一個露臺，需要百金，他便放棄了這一想法。漢景帝下詔，不接受地方貢獻的任何奢侈物品，并禁止地方官員購買黃金珠玉等奢侈品，違者以盜竊論罪。

　　第八、立法買賣官爵

　　由于什么都有市場決定，只要有人買，什么都可以賣，于是富而不貴的商人總想獲得官爵，于是，買賣官爵就成為必然的了。

　　“孝景帝時，上郡以西發生旱災，又重新修定了賣爵令，降低價格以招徠百姓;遇赦的罪徒犯重罪罰為官作的，能向官府繳納糧食以免除罪過。”[6]

　　由于無為而治的自由主義市場經濟，迅速的激勵了社會生產的各個要素，特別是資本的積極性，于是，市場經濟迅速繁榮，出現了中國一統天下之后第一盛世，即文景之治。

　　到景帝去世，武帝劉徹登基初年，還是一遍繁榮景象：

　　“今上(漢武帝——引者注)即位不幾年，那時自漢朝建國七十多年之間，國家無大事，除非遇到水旱災害，老百姓家給人足，天下糧食堆得滿滿的，少府倉庫還有許多布帛等貨材。

　　京城積聚的錢幣千千萬萬，以致穿錢的繩子朽爛了，無法計數。太倉中的糧食大囤小囤如兵陣相連，有的露積在外，以至腐爛不能食用。

　　普通街巷中的百姓也有馬匹，田野中的馬匹更是成群，以至乘年輕母馬的人受排斥不許參加聚會。居住里巷的普通人也吃膏粱肥肉，為吏胥的老死不改任，做官的以官為姓氏名號。因此人人知道自愛，把犯法看得很重，崇尚行義，厭棄做恥辱的事。”[7]

二、市場決定一切制造的危機：富豪與無產者的兩極分化

　　由于無為而治，政府幾乎全面退出市場，市場決定一切，連官爵都可以合法買賣，經商成為最能迅速致富的途徑。當時流行的諺語就是：“以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8]

　　“那時候，法網寬疏而百姓富實，因而產生了利用財物作驕奢不法事的人，兼并土地的人家以及土豪巨黨，以威勢武力橫行于鄉里。宗室有封地的以至公卿大夫以下，爭相奢侈，房屋車服超過了自身等級，沒有限度。”[9]

　　據司馬遷記載，蜀郡的卓氏開發鐵礦煉鐵，鑄造鐵器，富裕到家有奴仆八百人之多。而程鄭也經營冶煉鑄造業，富有和卓氏不相上下。[10]

　　于是，產生了農業與商業的結構性失衡，本末倒置現象，社會嚴重貧富懸殊，兩極分化，百姓大量棄農經商，農業凋敝，農民受苦，遇到天災人禍就只能賣田地、賣房屋、甚至賣子孫。晁錯對此描述道：

　　農民“這樣辛勤勞動，況且再遇到水旱天災，加以官府催逼賦稅殘暴橫虐，征收有內憂定時，早上下命令，晚上就更改，沒有東西可買的人，就以加倍的利息去借貸，于是就出現了來還債的事情。”

　　商人利用資本囤積居奇，操控市場，成倍的抬高物價，牟取暴利：

　　“那些商人，大的囤積居奇，榨取成倍的利潤;小的擺攤販賣，投機倒把。他們整天在街市上游逛，乘朝廷急需物資的機會，成倍的抬高物價，牟取暴利。所以，這些商人，男的不耕種田地，女的不養蠶織布，卻穿著華麗的衣服，吃著毫米的大肉，他們沒有農民的辛苦，卻能得到土地上的收獲，他們仗著有錢，結交王公貴族，權勢超過了官吏，利用錢財，互相傾軋爭奪。他們游逛千里，帶著官吏的帽子，仗著官吏的車蓋，來來往往，絡繹不絕。他們乘好車，駕肥馬，腳穿絲鞋，身披愁衣，這就是商人掠奪農民、致使農民流浪逃亡的原因呀。”

　　對于文景之治盛世掩蓋的嚴重弊端，賈誼與晁錯都已經看出。晁錯就指出，這樣的政策法律表面上有利于農民，而實際上對地主、商人更為有利：

　　“現在法律雖然輕視商人，重視農民，可是商人已經富貴起來了，農民卻貧困，卑賤了。因此，一般人所看重的，正是君王所輕視的，一般官吏所輕賤的，正是法律所重視的。上下相反，善惡顛倒，這樣，想要國家富強，法令建立，是辦不到的。”[11]

　　漢文帝的時候，由于中央政府放棄貨幣權，已經造就了像鄧通這樣的大金融家富可敵國，超越王侯的資本豪強新貴。國家金融權完全被金融資本所壟斷。

　　為了改變這些危險的現狀，賈誼根據管仲政治經濟學思想，向文帝提出：國家掌握貨幣權，禁止豪強私自鑄錢幣;維護農民利益，抑制過度的商業;加強國家儲備糧食以防災荒逐步削弱分化諸侯力量等一系列建議：

　　“賈誼說上書道：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現在許多人離開農業而趨向工商業，吃閑飯的人很多(造成國家產業結構本末倒置)，這是國家的大災難。奢侈豪華的風氣，一日比一日增長，這是國家的大災害。災禍在盛行，沒有誰稍加阻止;國家將傾覆，沒有誰來拯救。生產糧食財物的人很少;可是浪費他的人卻很多，天下的財物怎么會不缺乏?

　　漢王朝建立以后將近四十年了，國家和私人的積蓄情況，還很令人哀痛。時令失常，天旱不下雨，人民會有很多顧慮，年成壞沒有收入，朝廷就出賣官爵，人民就賣兒賣女，這些都已經傳到你的耳朵里了，哪里有治理國家臨近危險到這種地步，而皇上還不震驚的呢?

　　……

　　本來可以使人民富足，國家安定，現在竟出現這種使人畏懼擔憂的情況，我暗暗為陛下深感可惜。”[12]

　　文帝接受了賈誼的建議，但由于這些主張嚴重損害了資本新貴和世襲權貴的利益，備受攻擊指責，說他“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最后終被貶謫，流放到南方，死時年僅33歲。

　　漢景帝時，晁錯同樣指出其法律“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的弊端。于是提出改革，實施“損有余補不足”的削奪資本新貴豪強財富與權力的政策，受到景帝重用。不過與賈誼一樣，也受到資本新貴豪強的攻擊，晁錯在后來的七國之亂中被殺害。

三、 武帝危機1：內亂與外戰 危及大漢政權

　　賈誼和晁錯的盛世危言不幸言中。景帝去世，漢武帝劉徹登基，很快就爆發了一系列的危機。

　　第一、內亂內戰：平定動亂耗費巨資 國庫空虛

　　“從此以后，嚴助、朱賣臣等招徠東甌，發生了對兩越的戰事，江淮之間費用浩大，從而變得蕭條而煩亂。”[13]

　　“那時候，漢朝正在打通西南夷的道路，動用數萬人，從千里之外肩扛擔挑運送糧食，……而到京都內府支取糧款。

　　向東開鑿通向滄?？さ牡缆罚斯さ馁M用與南夷相仿佛。又調發十萬多人修筑并守衛朔方郡，水陸運輸的路程極為遼遠，自山以東都承受了這個負擔，花費數十萬以至百萬萬，府庫更加空虛。”[14]

　　第一、外戰：匈奴大兵南侵，御敵沒有錢糧

　　漢高祖劉邦建立漢朝以后，因為無力抵御北方匈奴侵犯，曾經采用帶有屈辱性質和親的政策，代替軍事抵御，與之保持暫時的和平狀態。文錦之治后，國力強大，武帝改變了這一政策，派軍隊驅趕匈奴：

　　“及至王詼在馬邑設計謀襲擊匈奴，匈奴與漢斷絕和親關系，不斷侵擾北部邊境，兵連禍結，無法和解，天下人為此煩勞，叫苦不迭，而戰爭還是日甚一日。行人為戰事運載物資 ，居住的則忙于送行，內外擾嚷騷動，都為戰爭而忙碌，百姓舞弊鉆法律的空隙，財物衰竭消耗而不足于用。”[15]

　　持續的戰爭，導致軍費錢糧枯竭：

　　“過了四年，漢派遺大將率領六位將軍，十多萬軍隊，出擊匈奴右賢王，……而漢軍士、馬匹死了十多萬，兵器甲仗等物水陸運輸的費用還都不計算在內。于是大農條陳說，傾盡庫藏錢和賦稅收入仍不足以供給戰士的費用。負責人員道：……而富人屯積財物，貧者沒有糧食吃。”[16]

　　無可奈何之下，漢武帝也不得不賣官鬻爵來籌措軍費：

　　“‘你們商量一下，命百姓出錢買爵并得以繳納贖金減免禁錮等罪刑。’據此，請準于設置賞官，名為武功爵。每級價十七萬，共值三十多萬金。凡買武功爵到官首一級的，可通過測試補為吏，并優先除授;千夫一級與五大夫相當;有罪的降二等;武功爵最高可至樂卿。以此使軍功顯榮。’而實際軍功爵有許多超過了這個等級，大者封侯或封卿大夫，小者為朗為吏。吏制雜亂多端，官員名位變輕，職任也荒廢了。”[17]

　　“第二年，大將軍、驃騎將軍大規模出兵與胡人作戰，捕獲斬殺敵人八九萬 ，賞賜有功將士五十萬金，漢軍死于戰場的馬多達十余萬匹，運輸和制造兵車衣甲的費用還不計算在內。當時財政匱乏，戰士有許多人得不到俸祿。”[18]

　　戰爭導致錢財耗盡，武帝也不得不擠出自己的費用中來養戰馬：

　　“天子為討伐胡人，大量養馬，到長安就食的馬多達數萬匹，養馬士卒關中不足，就從附近諸郡調發。而投降的胡人都靠縣官供給衣食，縣官財力不足，天子就減少膳食費用，解下自己乘車上的馬匹，從私人倉庫御府中拿出錢財養活 他們。”[19]

　　總之，平定南粵、西南蠻夷各地叛亂，淮南、衡山、江都王等謀反，抵御匈奴、西羌侵犯等的外戰使大漢朝國庫完全空虛，嚴重危及大漢朝的國家政權。

四、武帝危機2：國庫空虛 災禍降臨 雪上加霜

　　平定內亂與抵御匈奴的戰爭已經導致國庫空虛，財政危機，偏偏有出現了黃河頻頻決口，為了修復決口堤壩，耗費無法計算。為了修造水渠引汾水和黃河水，花費達數十萬萬：

　　“起初，于十數年前黃河決口于觀縣，梁楚地區原已數次遭困，而緣河諸郡筑堤塞河，每每重又堤壞河決，費用之多無法計算。此后番系欲節省砥柱漕運的費用，引汾水、黃河水為渠造渠田，開渠的達數萬人;鄭當時因渭水漕運曲折路遠，自長安到華陰開鑿一條直渠，有數萬人施工，朔方郡也開鑿水渠，數萬人參加。各自都歷時傳2-3年之久，功且未成，花費也都達到數十萬萬。”[20]

　　然而禍不單行，第二年山東又遭嚴重水災，“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

　　“第二年，山東地區遭受水災，老百姓大多陷于饑餓困乏之中，于是天子派遺使者，盡出郡國倉庫中的物資賑濟貧民。仍不夠用，又招募豪富人家借貸予貧民，還是不能救災民脫困境，就把貧民遷徙到關西，或充實到朔方郡以南的新秦中去，約七十余萬人，衣食都靠縣官供給。

　　數年之間，借給他們產業，派使者分部保護他們，一批批的天子使者，冠蓋相望，道路不絕。費用以億計，多不可計算。于是縣官財力告竭。”[21]

　　為了應對頻繁的自然災害，抗災救災，使國庫本來的就空虛的中央財政雪上加霜，還使發生災害的地方財政也陷入財力告竭的危機。大漢朝政權搖搖欲墜。

五、 武帝危機3： 資本主宰市場 盜鑄錢幣成災

　　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結果導致資本主宰市場， 市場決定一切導致國家貨幣權力喪失，經濟結構嚴重失衡，投機增加。這些嚴重問題終于暴露出來，危及大漢朝政權，于是漢武帝被迫收回國家貨幣權。

　　“于是天子與公卿商議，另造錢幣以足用，并打擊摧折那些浮華荒淫的兼并之徒。……于是以白鹿皮一尺見方，飾以繡文，制成皮幣，直四十萬錢，規定王侯宗室來朝覲聘享，玉璧都必須以皮幣作襯墊進獻，然后禮儀得行。

　　又雜鑄銀錫制成白金，……白金分作三品，第一品重八兩，……值三千錢;第二品重量較小，……值五百錢;第三品又小一些，……值三百錢。命令縣官銷毀半兩錢，另鑄三銖錢，錢文與重量相同。盜鑄各種金錢的一律是死罪，但是盜鑄白金的吏民仍是不可勝數。”[22]

　　但是，由于幣值不合理，規制復雜，經常改變，所以商人就與中央政府對著干，大量儲備貨物，導致市場供給不足，通貨膨脹，老百姓無以為生，只得靠政府供給衣食：

　　“商人因錢經常改變，就多積貨物以追逐利潤。于是公卿建議說：‘郡國頗受災害，貧民沒有產業的，招募他們遷徙到地多而富饒的地方。陛下為此降低膳食等級、節省費用，拿出皇宮中的錢來賑濟百姓，放寬借貸的利率和賦稅等級。”

　　然而百姓仍不能都去田畝中耕作，商人數目不斷增加。貧民沒有積蓄，都仰賴縣官供給衣食。”[23]

　　由于“以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經商的人數不斷增加，農業人口減少，大漢朝農業衰落，本末倒置，國家經濟結構嚴重失衡。

　　放任自流的市場經濟導致私自鑄造錢幣造成漢朝經濟崩潰，而國家收回貨幣權之后，嚴禁私自鑄錢，然而私下偷鑄者不計其數，繼續危害漢朝經濟。

　　“自從制造白金和五銖錢以后五年，赦免官民因盜鑄金錢獲死罪的數十萬人，天子沒有發覺而被地方處死的，不可勝數。自出贖金經赦免罪的有百余萬人。然而犯罪又能出得起贖金的連一半人也沒有，普天之下大約所有人都無顧忌地盜鑄金錢了。”[24]

六、 武帝危機4：富豪富可敵國，“窮者人相食”，社會全面崩潰

　　市場決定一切導致貧富兩極分化，黎民百姓陷于被資本奴役，生存困難的困境之中。富豪們屯積居奇，富可敵國，連封君都對他們都伏首低眉，仰仗他們供給物資。而他們出入則是前呼后擁，車乘百余輛。

　　“然而富商大賈有的蓄積財物，奴役貧民。他們前呼后擁，車乘百余輛;屯積居奇，封君對他們也都伏首低眉，仰仗他們供給物資。有的冶鑄煮鹽，家財積累到萬金，而不幫助國家的急難，黎民百姓陷于重困之中。”[25]

　　無疑，這個現實就是管仲曾經警告齊桓公必須防止的“一國二王二君”現象，資產階級正在崛起，資本主義正在漢朝發展。

　　可是窮人受災無救，絕望之中，已經發生人吃人了：

　　“這時山以東遭受黃河水災，并且一連數年粒米不收，方圓一二千里之間，易子而食。天子心中憐憫，下詔書說：‘江南火耕水耨，命饑民可流亡到江淮之間尋口飯吃，想留在那里的，可在那里定居。’派遣的使者冠蓋相連，來往于道路，護送這些饑民，并從巴蜀運來糧食賑濟他們。”[26]

七、武帝危機5：道德教化與嚴刑峻法均失效 民心已毀 社會分裂

　　武帝陷入內外交困重重危機而無計可施，想通過推行儒家道德教化來糾正人們的形態行為，以法家嚴刑峻法來懲罰不尊圣旨的官民，走出危機。

　　但是即使宰相公孫弘用儒家《春秋》大義教化約束官民，自己節衣縮食率先垂范，張湯用嚴刑峻法懲治官民，由于市場決定一切，賺錢第一的思想已經將全體人民徹底洗腦，道德不值錢，法律算個鳥，人心早已不古。“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27] 。為了錢，為了賺大錢，誰還害怕嚴刑峻法?

　　“自從公孫弘以《春秋》大義繩治官民，從而取得漢丞相的職位，張湯以峻文苛法斷事當上了延尉，于是產生了因‘見知不舉報’、‘不遵天子之命’、‘沮格、誹謗’等罪名，便窮治不休，以致入監入獄的事。第二年出現了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的事，公卿尋根究底，審理此案，把他們的黨羽一網打盡，獲罪而死的達到數萬人，從此官吏更加慘急，法今更加苛細了。

　　那時候，朝廷正在招攬、尊崇方正、賢良、文學等士人，有的升任為卿大夫。公孫弘以漢朝丞相的身份，蓋布被，飯食也很簡單，欲以此作天下人的榜樣。但是對世人沒有什么影響，人們都以功利為務了。”[28]

　　儒法兩家政策都同時使用了，還是無濟于事，窮途末路之際，漢武帝突然想起一個大公無私的道德模范卜式，希望通過表彰和獎賞他，讓有錢人道德與良心發現，捐助國家，拯救人民：

　　“天子于是想起卜式的話，封他官為中郎，爵為左庶長，賜給農田十頃，還布告天下，使每個人都知道這件事 。

　　卜式是河南人，以種田養畜為業。當初，父母去世后，留下一個年少的弟弟。等弟弟長大成人，就與他分了家，自己只要了百余只羊，其余田地、房屋等全都留給弟弟。從此卜式入山牧羊，經過十多年，羊繁育到一千多只，買了田地宅舍。他的弟弟卻家業盡破，卜式每每再分給他一些。

　　這時候漢朝廷正數次遣將出兵對匈奴作戰，卜式上書說，愿意把一半家產交給官府作為邊境作戰費用。天子派使者問他：‘你是想做官嗎?’

　　卜式說：‘為臣自幼放牧，不熟習官場的事，不愿做官。’

　　使者又問：‘是家中有冤屈，有話要對天子說?’

　　卜式道：‘臣生來與人無爭，同邑人有貧窮的我就借貸給他，不善良的我就教導他，使他馴良，鄰里人都愿聽我的話，我怎會受人冤屈!沒有要對天子說的話。’

　　使者說：‘那么，你捐了這么多家產，究竟為了何事?’

　　卜式道：‘天子要討伐匈奴，我認為應該有力的出力，有錢的出錢，這樣才能滅掉匈奴。’

　　使者把他的話回報了天子。天子又轉告公孫弘丞相。

　　公孫弘說：‘這不合人情。不守法度的人，不可以作天下楷模以擾亂了法紀，原陛下不要再去理會他 。’

　　于是天子很久沒給卜式答復，數年后，打發他離開京城。卜式回家后，依舊種田放牧。”[29]

　　“過了一年多，正趕上漢軍屢次出征，渾邪王等人投降，縣官花費很大，倉庫空虛。第二年，貧民大遷徙，都靠縣官供給，縣官沒有力量全部負擔起來。卜式拿著二十萬錢交給河南太守，作為被遷百姓的花費。河南呈上富人資助貧人的籍賬。

　　天子見到上面卜式的名子，尚能記得，說道：‘這是前些日子，要獻一半家產助邊的那個人’。于是賜給卜式免戍邊徭役四百人的權力。卜式又把它全都交給縣官。那時富豪人家為了逃稅爭著隱匿家產，唯有卜式熱衷于輸資幫助官府。天子于是認為卜式的確是位有德長者，才給他顯官尊榮以誘導百姓。

　　起初，卜式不愿做郎官。天子說：‘我有羊在上林苑中，想請你替我放牧。’卜式才做了郎官，卻是穿著布衣草鞋的放羊郎。

　　一年多后，羊群肥壯且繁殖了很多。天子路過這里看到羊群，夸獎他一番。卜式道：‘不但是羊，治理百姓與這是同一道理：讓他們按時起居，不斷把兇惡的除掉，不要讓他敗了群。’天子聽了很是驚奇，封他為緱氏令試一試他的本領，果然緱氏百姓反映很好。升任為成皋令，辦理漕運的政跡又被評為最好。天子認為卜式為人樸實忠厚，封他做了齊王太傅。”[30]

　　武帝內外交困中想把卜式立為天下人的榜樣，但是，最后一根稻草也沒有救出漢武帝：

　　“天子既頒發了算緡錢令并尊崇卜式為天下人的榜樣，而百姓終究不肯拿出錢財幫助縣官。” [31]

　　雖然天下已經發生了窮人易子而食，而資本富豪們漠視窮人絕望，繼續過著激情燃燒的奢侈生活：

　　“世家子弟和富人或斗雞賽狗賽馬，或射獵賭博游戲，擾亂齊民的生活。”[32]

　　整個漢朝人心已經徹底冷漠，人性已經泯滅，社會已經徹底分裂。

　　而由于經濟崩潰，武帝巡視郡國，河東太守和隴西太守竟然都因為無力籌備接待天子和隨行官員的飲食，不得不“畏罪”自殺：

　　“明年，天子開始巡察郡國。東渡黃河，河東太守沒有想到天子的車駕會來到這里，供具不備，失了禮教，畏罪自殺。西行穿過隴山，隴西太守因車駕來去倉猝，準備不足，以致天子從官連飯也吃不上，隴西太守自殺。”[33]

　　漢朝此時已經風雨飄搖，漢武帝陷入全面的政治經濟危機之中而不能自拔。

八、 管仲拯救漢武帝 《管子》定型大漢朝經濟模式

（一）、任用桑弘羊等人，以管仲王道政治經濟學為經濟指導思想

　　管仲的王道政治經濟學理論(參見拙作《管仲的王道政治經濟學理論》《<管子>人類第一部政治經濟學巨著》)系統而完備，遠比今日西方經濟學完美可行。管仲糾正了齊國三百年自由主義市場經濟模式，形成了政府調控市場的混合式市場經濟模式。通過國家掌握貨幣與糧食雙向調控市場，建立鹽鐵國有企業等措施，克服了自由主義市場經濟導致的經濟危機，成功的阻止了資本主義的興起(參見拙作《管仲糾正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機制，阻止了資本主義》。管仲的思想理論國策主要記載在《管子》一書中。

　　據韓非記載，戰國時候管仲之書已經廣為民間收藏。司馬遷說自己也讀過管子的《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等篇目，“世多有之”：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

　　“齊桓公采用管仲的計謀，統一貨幣，從山海的事業中求取財富，以朝會諸侯，利用區區齊國成就了霸主的威名。”[34]

　　由此可見，漢朝為政者和為學者熟悉研究管仲理論是十分自然的。而賈誼，晁錯向文帝景帝上書的經濟論策中，就是針對“無為而治”走向極端最后形成放任自流的市場造成的隱患危機專題性的重述管仲的王道政治經濟學思想與政策。

　　如果說他們對自由主義市場經濟模式造成的危機隱患的揭露是初步的話，那么，武帝時期，隨著各種矛盾的激化，危機逐漸爆發，對大漢政權的嚴重威脅已經暴露無遺，于是，終于驚醒漢武帝，對桑弘羊(公元前152年——公元前80年)、東郭咸陽和孔僅等一批與管仲出身、經歷十分相似，熟悉市場，懂得管仲思想理論，善于理財的青年才俊委以重任，就意味著漢武帝實際上已經以管仲的王道政治經濟學作為國家的經濟指導思想：

　　“任命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兼領鹽鐵事;桑弘羊以計算被任命為侍中。咸陽，是齊地煮鹽的大商人，孔僅是南陽地區冶鑄 業的首戶，產業(致生之業)都積累到千金以上的規模，所以鄭當時才向朝廷推薦他們。弘羊，是雒陽商人的兒子，因善于心算，十三歲就當了侍中。這三人講求財利的事那真可說是精細入微，察見毫末了。”[35]

　　于是，武帝正迅速糾正了文景之治的自由主義市場經濟模式，經濟迅速恢復，國家牢牢掌握經濟收入。管仲理論拯救了內外交困的漢武帝，漢朝拋棄了自由主義市場經濟模式，并效法春秋齊國經濟模式，使漢朝經濟模式才基本定型。

?。ǘ?、采用管仲貨幣政策，國家收回貨幣權，掌握調控市場手段

　　管仲認為，“貨幣，是人民的交易流通的媒介。先王就是善于駕馭流通貨幣來控制主宰人民生命的糧食，所以，就把百姓生產的積極性完全調動起來了。”[36]

　　所以管仲主張國家要像先王那樣，用來調控市場，滿足民生，治理天下：

　　“先王因為這些東西距離遙遠，得來不易，所以就借助于它們的貴重，將珠玉定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這三種貨幣，……先王是運用它來控制財物市場，掌握民生用度，而治理天下的。”[37]

　　齊國正是采用了管仲的貨幣思想與政策，將貨幣主權牢牢掌握在國家手中，對市場進行調控，迅速克服了經濟危機。

　　漢武帝登基后面臨的最直接經濟社會亂局就是私人、諸侯與郡國鑄造的各種貨幣泛濫成災，富商大賈乘機蓄積財物，奴役貧民。而國家有難，這些從市場經濟中大發橫財的新興資產階級絲毫不幫助國家：

　　“富商大賈有的蓄積財物，奴役貧民;前呼后擁，車乘百余輛;屯積居奇，封君對他們也都伏首低眉，仰仗他們供給物資。有的冶鑄煮鹽，家財積累到萬金，而不幫助國家的急難，黎民百姓陷于重困之中。”[38]

　　于是，公卿們向武帝提出了管仲當年的主張，逐漸收回國家的貨幣主權。

　　“于是天子與公卿商議，另造錢幣以足用，并打擊摧折那些浮華荒淫的兼并之徒。”[39]

　　其步驟實施是，首先國家也開始鑄錢，參與貨幣流通。

　　但是，由于沒有經驗，開始制造的白鹿皮幣，銀錫合鑄的白金幣等貨幣，由于幣值確定不合理，貨幣形態規制的大小不便使用，一度造成混亂，還有人磨錢獲利，于是第二步，請郡國鑄造五銖錢：

　　“有關機構的人說三銖錢重量小，容易從中舞弊，于是請準于諸郡鑄五株錢，將錢背面四周加厚為錢郭，使人無法磨取銅屑。”[40]

　　但是，郡國鑄錢，份量不足幣值，于是，第三步，國家開始鑄造赤側錢：

　　“郡國有許多盜鑄的金錢，大多不夠分量，因而公卿請求命京城鑄造鐘官赤側錢，一個當五個，向官府繳納賦稅以及其他對官方使用的場合，不是赤側錢不許使用。從此白金的價值降低了，百姓不在珍視它，縣官下令禁止，仍無作用。一年多后，白金終于廢止不用。”[41]

　　這時貨幣市場已經出現了良好跡象，即良幣驅逐劣幣，而非劣幣驅逐良幣。

　　后來赤側錢被人巧用，國家終于走出第四步，徹底禁止郡國鑄幣，將貨幣權徹底收歸國家。具體作法是由國家鑄幣機構“上林苑三官”統一鑄造“三官錢”通行天下，最終統一了貨幣，私人盜鑄基本消除：

　　“于是下令所有郡國都不許再鑄錢，專門命上林苑三官鑄造。流行的錢既已很多，下令天下，凡不是三官鑄造的錢幣不許使用，諸郡國以前鑄造的錢幣全都銷毀，把銷錢得到的銅上繳三官。百姓鑄錢的事更少了，鑄錢所獲利益還沒有花費大，只有巧工匠和大奸商才有能力盜鑄。”[42]

　　武帝收回國家貨幣主導權，不僅結束了泛濫成災的貨幣亂象，促進了經濟發展，還首次掌握了國家調控市場經濟的最重要的手段。

（三）、效法齊國建立鹽鐵等國有企業，為國爭利

　　管仲首創了建立國有商業和國有鹽鐵企業，在市場上為國爭利，為民爭利：

　　管仲說：“善于管理商業的國家就要減少過多的商店。這樣，市場就不會過分的虛假繁榮;市場的正常就不會有太多人經商，農業勞動力就充足;農業勞力充足，人民生產的財物就豐富;人民財物豐富，君主的稅收就取之不竭了。

　　現在的情況則不然，商人貴賣，君主跟著貴買，貴而不能使之物價下跌;商人賤賣，君主跟著賤買。價跌而不能使之上升。天下善于管理的不是這樣，私商哄抬物價，國家則調控使市場價格走低;私商故意壓價格，國家則保護價收購，使價格走高。這乃是損有余以補不足的理財方法。

　　所以，凡國家不能調劑人民的財財收入，就不能做到真正的大治;不洞察商業流通各國環境，就不能把管理好商業。由國家調控利用物價漲跌，可取相當二十個財政年度的收入;由國家專營鹽鐵商業，也可取得相當二十個財政年度的收入;由國家經營錫金商業，又可取得相當二十年財政年度的收入。這五種官商的理財之道，都不是向民間直接征稅的。”[43](這部分內容太豐富，恕不一一。請參閱拙作《管仲的王道政治經濟學》或《<管子>：人類第一部政治經濟學巨著》)

　　漢武帝幾乎就是完全照搬管仲的作法，首先建立了國有的鹽鐵企業：

　　“大農奏上鹽鐵丞孔僅、東郭咸陽的話說：‘山海是天地藏物的大倉庫，都應該屬于少府，陛下不為私有，命屬于大農作為賦稅的補充。請準于招募百姓自備經費，使用官府器具煮鹽，官府供給牢盆。一些浮游無籍的人欲獨占山海的利益，求取財富，奴役貧民取利。他們阻撓此事的議論，聽不勝聽。建議敢于私鑄鐵器、煮鹽的，鈦其左腳趾，沒收其器物用具。不產鐵的郡設置小鐵 官，隸屬于所在縣。’

　　于是使孔僅、東郭咸陽乘著傳舍的車子到各地去督促實行官辦鹽鐵，建立官府，除授原來經營鹽鐵的富家為吏。”[44]

　　由于初步開辦鹽鐵國有企業，缺少經驗，出現了價格暴漲暴跌等問題，于是桑弘羊接管鹽鐵，運用管仲的宏觀調控政策和建立鹽鐵官等辦法，使國有鹽鐵企業專營鹽鐵，獲得豐厚利潤，財政收入大幅增加，大大緩解了武帝財政危機。

　　“桑弘羊任治粟都尉，兼領大農令，完全代替孔僅管理天下鹽鐵。由于各地官員們自做買賣，相互間競爭，所以價格漲落很快，而天下所繳賦稅有的還不夠償還轉運的腳力錢，桑弘羊于是請求設立大農部丞官數十名，分別掌管各郡國的大農事務，各自又往往在主要縣分設立均輸官和鹽鐵官”。[45]

?。ㄋ模?、效法管仲“稅富濟貧”，實施算緡令：征收財產稅 緩解財政危機

　　管仲為了克服齊國財政收入不足，同時又要克服已經形成的嚴重兩極分化，于是在財政政策上采用了“相地而衰征”、稅富濟貧，差別征稅等政策。對富人多征稅，對普通民眾少征稅，甚至不征稅，既增加了財政收入，緩解齊國財政危機，又兼顧了是公平。例如對房地產市場的征稅就是如此：

　　“富戶人家厚葬者出重稅，小戶人家薄葬者出薄稅;富戶人家蓋豪華的房子收重稅，貧戶人家蓋經濟適用房收薄稅。”[46]

　　當然，這個房地產市場不僅抱括陽宅，還抱括陰宅了。實行差別征稅，富裕的人多繳稅，普通人少繳稅，實現稅富濟貧。

　　顯然，武帝也面臨當年齊桓公同樣的問題。由于文帝與景帝無為而治的市場經濟導致嚴重兩極分化，大發橫財的大富豪富可敵國卻為富不仁。為了緩解兩極分化，武帝也效法管仲開始征收財產稅，即推行“算緡令”：

　　“商人因錢經常改變，就多積貨物以追逐利潤。于是公卿建議說：‘……貧民沒有積蓄，都仰賴縣官供給衣食。以前軺車、商人所有的緡錢都要征收多少不等的算賦，請準許像往時一樣出算賦。那些屬于末作的商人凡賒貸買賣，屯積居奇，以及營商取利的人，即使沒有市籍，也要各自按自己的貨物，貲產認定應占的算賦等級，通常是緡錢二千為一算。

　　諸種手工行業有租稅以及冶鑄業的人家，大抵四千緡為一算。不屬于官吏的三老、北部邊境的騎士，有軺車一輛為一算;商人有軺車一輛為二算;有船長五丈以上的為一算。有隱匿不自度貲產，或隱瞞部分貲產的，罰到邊境戍守一年，沒收貲產。”[47]

　　財產稅用于國家機構財政支出，此舉進一步緩解了入不敷出的財政危機。

　　“于是把緡錢分給各官府，而水衡、少府、大農、太仆還各自設置了農官，往往就地在各郡縣整治沒收來的土地，加以耕種。沒收來的奴婢，則分給諸苑囿，使喂養狗馬禽獸，或者分給諸官府。諸官府更設置了做各種事情的奴婢，罪徒奴婢眾多，因而由黃河漕運至京的糧食大約增加到每年四百萬石，并且還要官府自糴一部分糧食才能足用。”[48]

（四）、鼓勵民眾“告緡”，打擊偷稅漏稅

　　推行“算緡令”，征收富人財產稅后，商人們就偷稅漏稅。為了防止偷稅漏稅，于是又鼓勵民眾“告緡”政策，打擊偷稅漏稅：

　　“有能告發的，給予被告發者貲產的一半。商人有市籍的，連同其家屬，都不許占有土地，以有利于農民。有敢違犯此令的，沒收為他種田的田仆入官。”[49]

　　當武帝推出卜式為天下人的榜樣，而沒有人效法的時候，就發生了慫恿民眾檢舉揭發商人偷稅漏稅的的事：

　　“天子既頒發了算緡錢令并尊崇卜式為天下人的榜樣，而百姓終究不肯拿出錢財幫助縣官，于是發生了慫恿告緡錢的事。”[50]

　　隨著告緡政策推行天下，稅收不斷增加，財政終于寬松了很多：

　　“卜式做了齊國諸侯相，而楊可掀起的告發隱匿緡錢的事遍及天下，中等人家以上大約都被告發。由杜周加以審理，很少有能反案的。于是分別派遣御史、廷尉、正監等官員按不同使命出使諸國，順便治理郡國隱匿緡錢的案子，所得沒收老百姓的錢物以億計，奴婢上千萬，田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余頃，房產也與這些數字相當。

　　……而縣官因為有官辦鹽鐵和告緡錢這兩件事，財政寬裕多了。”[51]

?。ㄎ澹⒉捎霉苤?ldquo;均輸法、平準法”調控市場，實現經濟健康發展

　　管仲首創了均輸法和平準法，用糧食與貨幣雙向調控國內國際市場，實現市場平準穩定：

　　桓公問管仲說：“如果海內統一，控制了天下諸侯各國，解決地勢的政策就不用了么?”

　　管仲回答說：“現今還是諸侯掌握天下各州的剩余財富，還要利用季節的變化，實行調控市場的辦法，使東西南北各個國家相互調劑補助，為取得天下一致而加以調節。

　　所以說：在諸侯各國分立條件下，則直接掌握商品物資的貴賤來應對各諸侯國;在天下統一的條件下，則利用貨幣掌握物價漲落，使物價調平(“用平而準”即平準)就是了。物資商品充足則使之調出，不足則制止流出。

　　統一天下的君主按時視察各鄉、各州的經濟情況，故百姓謀求財利不至于互相傾軋，生活極為穩定。國君則掌握大局，奉行‘利出一孔’的政策，這叫作國家整體的經濟統籌調控。”[52]

　　“使東西南北各個國家相互調劑補助，為取得天下一致而加以調節”就是均輸法平準法的原理與方法。而桑弘羊采用管仲的作法用來調控大漢朝天下市場。

　　均輸法主要指的是集中與分散天下物資，就是資源商品的聚散。而平準法指在集中與分散天下物資的時候，按市場需求供給和公平價格削峰填谷，合理的配置資源。因此，二者很難完全分開。如果沒有平準法，那么，均輸法就與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的資源配置方法沒什么根本區別，完全由市場隨機的決定資源配置。不同只是由誰來操作實施的不同而已。而有了平準法，就有了調控實現的目標：既貨幣防止流動性過剩，也防止流動性不足;既防止通貨膨脹也通貨緊縮;既防止市場蕭條也防止市場過度繁榮;既防止生產短缺也防止生產過剩，實現比較平和穩定持續的增長。

　　后來宋代王安石又再次使用。只是人們普遍知道王安石的均輸法而很少知道桑弘羊使用均輸平準法，更不知道是管仲的均輸法與平準法。

　　管仲結合春秋時代國際貿易競爭的情形，進一步闡述了均輸法的操作辦法：“現在，糧食在我國價高，在其他諸侯國價低，各國的糧食就象水源向下一樣流入我國。所以，價格高則財貨聚來，價格低則財貨散走，有因高價聚來而跌價尚未散走的物資，我們及時動手掌握之，天下的這項財富就歸于我們了。把財貨囤積起來則價格上漲，發售出去則價格下降，民間就充足。錢幣貴重則人們拼命追求，錢幣貶值則人們棄而不用。所以，要把錢物貴賤的幅度調整到適度而后止。糧食是人們的生命主宰;貨幣，是物質流通的渠道;號令(國家政策)，是調控制經濟過程緩急的。”[53]

　　桑弘羊十分熟悉管仲理論，作為御史大夫，代表朝廷在討論國家鹽鐵政策的峰會上共發言114次(參見恒寬《鹽鐵論》。其發言就是以管仲理論為指導。當上大農丞的桑弘羊采用均輸法平準法是必然的了：

　　“桑弘羊當上了大農丞，管理會計事務，慢慢設置起均輸制度來流通貨物了。”[54]

　　由于均輸法平準法的實施，經濟穩定發展，財政持續大幅度增收，軍費有了可靠保障，于是武帝走出財政危機，

　　“漢朝接連打了三年仗，殺掉了西羌入侵的軍隊，滅了南越國，番禺以西直到蜀南初次設了十七郡，姑且按照他們原來的風俗加以治理，不征收賦稅。南陽至漢中之間舊有的郡縣各自承擔與自己毗鄰的新設郡中吏卒的薪俸、食品、錢物，以及驛傳所用的車馬被服等具的一切費用。而新設郡縣還時常有小規模的反叛，誅殺官吏，漢朝調發南方的官吏兵卒前往鎮壓，每年有萬余人，費用都靠大農支給。大農以均輸法調各地鹽鐵所得，以補充賦稅的不足，所以才能應付得了。然而士兵路過的縣城，不過做到供給無缺就是了，再也談不上遵守賦稅成法了。[55]

　　“元封元年，……桑弘羊任治粟都尉，兼領大農令，完全代替孔僅管理天下鹽鐵。由于各地官員們自做買賣，相互間競爭，所以價格漲落很快，而天下所繳賦稅有的還不夠償還轉運的腳力錢，桑弘羊于是請求設立大農部丞官數十名，分別掌管各郡國的大農事務，各自又往往在主要縣分設立均輸官和鹽鐵官，命邊遠地區都以物價貴時，商人從該地區向外地販運的物品為賦稅，而由政府互相轉輸。在京城設立平準機構，總受天下輸納來的物品。召雇工官制造車輛等器物，都由大農供給費用。大農所屬各個機構全部壟斷了天下的貨物，物貴則賣出，賤則買入。這樣，富商大賈無從牟取大利，就會反本為農，而所有商品都不會出現價格忽漲忽落的現象。

　　由于天下物品價格都受其抑制的緣故，所以稱之為‘平準’。天子認為有道理，答應了他的請求。

　　于是天子巡游向北到朔方郡，向東到太山，又巡行海上，以及北部邊郡，然后歸來。所過之處都有賞賜，用去帛一百多萬匹，錢、金以億計，全由大農支出。 弘羊又請求允許吏得以繳納糧食補官，……一年之中，太倉、甘泉宮倉堆滿了糧食，邊境剩余的糧食和其他物品，按均輸法折為帛五百萬匹。不向百姓增收賦稅而天下用度得到滿足。于是賜給桑弘羊爵為左庶長，黃金二百斤。”[56]

　　由于效法管仲的均輸法和平準法，使大漢朝經濟終于實現持續健康發展。

?。⑿Хü苤龠吔吞?，移民戍邊：加強國防

　　齊桓公初任國君時十分痛苦，因為很多該征的稅收他都征不到，國家財政空虛，因此向管仲訴苦。為了征收這些漏征的稅收，特別是多征富人的稅收，管仲提出了用派遣人民到邊疆屯田務農的辦法：

　　桓公問管仲說：“祟弟、蔣弟、丁、惠等四家功臣的后裔，我是全年得不到他們什么東西的，不能征收一斗一升的租稅，這項收入要除掉。

　　荒草地、鹽堿地、鹽堿水澤及高低不平的山地，我也不能征收到一斗一升。這項收入又要除掉。

　　莊稼布滿在邊境十五里的平原上，但這是一些人強行耕種而自建的村落，對他們我也不能征收到一斗一升。這就是說，我的國家，五分收入還不能掌握二分，簡直是有萬乘之國的名，而沒有千乘之國的實。以這樣的條件同天子并駕齊驅，同諸侯爭奪地位，還有什么辦法么?”

　　管仲回答說：“只有在號令上想辦法才行。”

　　桓公說：“如何辦呢”

　　管仲回答說：“請下令派遣軍隊去邊疆屯田務農。但規定家存十鐘糧食的可以不去，家存百鐘糧食的可以不去，家存千鐘的更可以不去。這樣，去的人不會有百分之一或千分之十，而各家糧倉的存糧數字則全部被國家知道了。

　　君上再根據各家的數字發令說：‘朝廷困難而財用不足，要按照市場平價向你們征購糧食。你們要按照糧倉的數字完全售出而不得減少。’然后，君上按照所值貨幣的多少來算清錢數付款，使國家不再拖欠購糧單據上的債務。這就使各家糧倉積藏的存糧全部歸于國君了。這樣，就可以做到九州無敵，國境安全無患。 ”

　　桓公說：“罷兵歸農，這些糧食豈不沒有用處了么?”

　　管仲說：“一旦天下發生戰爭，則貯備的糧食可以作為軍糧;天下無事，則用來幫助貧困農民發展生產。這樣，荒草地、鹽堿地、鹽堿水澤以及高低不平的山地，就沒有不開辟耕種的了。這些做法叫作在號令上謀取國家收入。” [57]

　　管仲邊疆屯田的辦法真令人拍案叫絕，既解決了糧食生產不足，又巧妙地用市場平價收購了富人囤積居奇的糧食貨物，不征而稅，實現稅富濟貧，真是一箭雙雕的好辦法。管仲的邊疆屯田經驗也被武帝采納實施：

　　“第二年，南越反叛，西羌侵犯邊境以逞兇暴。于是天子因山以東年成不好，赦免天下囚犯的罪行，就南方的樓船士卒二十多萬人一起進攻南越，數萬人調發三河以西的馬匹為坐騎進攻西羌，還有數萬人西度黃河修筑令居城。

　　這一年設置了張掖、酒泉郡，而在上郡、朔方、西河、河西等地設置田官，使在這里戍守的候卒邏兵六十萬人一面戍守，一面耕種。

　　中國內地則繕治道路以饋運糧餉，路遠的達三千里，近的也有一千多里，全都仰仗大農供給。邊境的兵器不足，就調發武庫和工官的兵器來滿足那里的需要。兵車和戰馬不夠，縣官錢少，很難買到馬匹，就制定一項命令：封君以下至于年俸三百石以上的官吏，按等級不同繳納不同數目的母馬，分給天下駐兵的亭牧養，使每亭都有母馬，每年考核其喂養繁息的成績以定嘗罰。”[58]

　　漢武帝正是啟用了桑弘羊等熟悉市場，懂得管仲王道政治經濟學理論政策的人，最后使管仲理論成為漢朝經濟的主導理論。

　　管仲思想政策的實施，使漢武帝有了充足穩定的財政收入，對內平叛，對外御敵，“兵行三十余年，百姓猶不加賦而軍用給”[59]，終于徹底擺脫經濟危機、軍事危機和政治危機。大漢王朝亦因此建立了與春秋齊國相似的由國家宏觀調控經濟的混合式經濟模式(而絕對不是秦朝模式)，大大提高漢朝的綜合國力，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超級大國(比同期羅馬帝國強大)，有了足夠的財力，對外能將打擊匈奴的戰略國策進行到底(被驅逐的匈奴人逃到古羅馬，成為終結西羅馬帝國的重要力量)。終于使漢武帝成就一番偉業，漢朝成為中國歷史上最強大的時期。

　　綜上可見，在解除文景之治造成的各種危機，建立漢朝國家經濟模式的意義上，管仲拯救了漢武帝，根據《管子》的政治經濟學家思想，效法齊國建立的漢朝的經濟模式成為中國后來兩千多年的基本的經濟模式，使漢朝成為當時世界第一超級大國，超級強國。

　　司馬遷在《平準書》結尾情不自禁贊美道：“平準之立，通貨天下。既入縣官，或振華夏。其名刀布，其文龍馬。增算告緡，裒多益寡。弘羊心計……”

九、 《管子》的政治智慧：政者，正也。

　　《管子》認為，“政者，正也。”即任何事情都要守中持正：

　　“‘政’，就是‘正’。所謂正，是用來正確確定萬物之命的。因此，圣人總是精修德性，確定中道以培植這個‘正’字，宣揚這個‘正’字來治理國家。所以， ‘正’，是用來制止過頭而補不及的。過與不及都不是正。不正都一樣損害國家。[60]

　　文景之治的無為而治是不及，但漢武帝，桑弘羊等人后來在以管仲理論改革漢朝經濟的時候，有些措施就過頭了。例如實施“告緡”，鼓勵民眾揭發商人，打擊偷稅漏稅本來是對的，但是由于實施“沒收貲產。有能告發的，給予被告發者貲產的一半”等嚴厲政策，一方面慫恿民眾告緡必定會制造冤假錯案，一方面導致商人們破產歇業：“楊可掀起的告發隱匿緡錢的事遍及天下，中等人家以上大約都被告發。……于是商人中等以上人家大約全都破了家，從此老百姓滿足于美衣美食，得吃就吃，得喝就喝，誰也不再經營買賣、蓄藏等事業了，告緡錢這兩件事，財政寬裕多了。”。[61]

　　這樣的做法無疑太過分了。雖然政府暫時會因為補征偷漏稅款與罰沒收入而使財政收入增加，然而無疑是殺雞取卵， 政府看得見的手把看不見的手砍斷了，資本的活力被徹底抑制，結果必然帶來市場蕭條。

　　果然，全國市場一片蕭條，漢武帝終于醒悟 ，廢除了“告緡”政策：

　　“天子……見新秦中有的地方千里之間沒有一名亭兵徼卒，于是盡殺北地太守以下官員，并命百姓，得以到邊境諸縣放牧牲畜，官府貸給母馬，三年歸還，利息十分之一，廢除告緡令，以此充實新秦中地區。”[62]

　　其次，還將酒業也收歸國家專營，在建立鹽鐵國有企業以后，對鹽鐵產品如何適應百姓的需求，就缺少提供產品質量與服務的激勵機制，導致產品質量不好，規格不適應市場，使百姓有意見，成為賢良文學們要求“罷鹽鐵、酒榷、均輸”廢止國有企業最大的理由，即使卜式這樣的道德模范也都居然主張“將桑弘羊下鍋煮了”：

　　“這一年有輕微的旱災，天子派遣官員求雨。卜式說道：‘縣官應該以租稅為衣食，如今桑弘羊使官吏坐于列肆中買賣貨物，求取利潤，將桑弘羊下鍋煮了，天才會下雨。’”[63]

　　武帝總結自己的政績，晚年醒悟知道自己的某些好政策做過了頭，過猶不及，造成了極大的社會災難，于是寫下《罪己詔》，使漢朝經濟政治回歸管仲主張的中正，既不不及，也不過，實現“政者，正也。”

　　武帝去世后，漢昭帝劉弗(前94年-前74年)繼位，于公元前81年召開了鹽鐵會議，漢朝的經濟模式在堅持武帝時期基本定型的政府掌控貨幣，調控市場，國有企業專營鹽鐵等有為而治的混合式市場經濟模式基礎上，將酒業放開，使政府看得見的手和市場看不見的手共同發展經濟，徹底終結了政府無所作為，市場決定一切的自由主義市場經濟模式，使漢朝經濟繼續平穩發展，而漢朝的經濟模式成為后世中國兩千多年基本模式。

　　綜上可見，管仲不僅拯救了漢武帝，其思想理論還有效阻止漢朝資本主義興起(曾經有效的阻止了齊國資本主義的興起)，也使后來中國兩千多年中資本主義總會受到有效抑制，中國沒有產生資本主義社會。

　　今日之中國，與漢初的文景之治有許多相似。中國改革將市場決定資源配置作為一個方向性的取向，無疑會激勵資本等各個經濟要素，進一步繁榮市場經濟，GDP不久的將來就會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這將很令人驕傲，社會各方皆大歡喜。

　　但是，隨著這種機制的進一步實施，如果國家失去經濟主導權，國有企業只退不進，在建設混合式所有制的時候被非公資本控制，甚至偷換成私有制，強大的國際資本與國內私有資本就會操控市場，壟斷經濟，誘發經濟危機，導致貧富進一步兩極分化。國家一旦面臨嚴重自然災害，或分裂內亂，外國武力侵犯，財政稅收入不敷出，就無力應對這些危機。

　　今日世界，超級大國美國正在用各種方法圍堵遏制中國，日本正在回歸軍國主義，不斷挑釁、制造事端，誘導中國陷入戰爭，與中國有領土爭端的國家中也有一些國家乘火打劫。

　　他們不是漢朝周邊的蠻夷，而是操控著世界最強勢的資本、軍隊的美國及日本。美國主導著世界的貨幣主導權、話語權、網絡控制權，因此，今日的中國周邊形勢也許比漢武帝面臨的危機更加危險。

　　嚴酷的歷史教訓值得吸取。在實施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改革的同時，今日中國應該從文錦之治和管仲拯救漢武帝歷史中學習些什么呢?

　　2014年1月16日

　　[1]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餉，作業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司馬遷《史記.平準書》

　　[2]于是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一黃金一斤，約法省禁。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余業以稽市物，物踴騰糶，米至石萬錢，馬一匹則百金。司馬遷《史記.平準書》

　　[3]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司馬遷《史記.平準書》

　　[4]孝惠、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司馬遷《史記.平準書》

　　[5]至孝文時，莢錢益多，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令民縱得自鑄錢。故吳諸侯也，以即山鑄錢，富埒天子，其后卒以叛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氏錢布天下，而鑄錢之禁生焉。司馬遷《史記.平準書》

　　[6]孝景時，上郡以西旱，亦復修賣爵令，而賤其價以招民;及徒復作，得輸粟縣官以除罪。司馬遷《史記.平準書》

　　[7]至今上即位數歲，漢興七十余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余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至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而乘字牝者儐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粱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后絀恥辱焉。司馬遷《史記.平準書》

　　[8] 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

　　[9]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于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于奢侈，室廬輿服僭于上，無限度。司馬遷《史記.平準書》

　　[10]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

　　[11]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賦，賦斂不時，朝令而暮當具。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于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梁肉;亡農夫之苦，有仟佰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為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遨，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 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班固《漢書.食貨志》

　　[12]賈誼說上曰：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眾，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賦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蹶!漢之為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既聞耳矣，安有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 ……可以為富安天下，而直為此廩廩也，竊為陛下惜之! 于是上感誼言，始開籍田，躬耕以勸百姓。班固《漢書.食貨志》

　　[13]自是之后，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事兩越，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司馬遷《史記.平準書》

　　[14]當是時，漢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而內受錢于都內。東至滄海之郡，人徒之費擬于南夷。又興十萬余人筑衛朔方，轉漕甚遼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巨萬，府庫益虛。司馬遷《史記.平準書》

　　[15]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滋。行者赍，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抏弊以巧法，財賂衰秏而不贍。司馬遷《史記.平準書》

　　[16]其后四年，而漢遣大將將六將軍，軍十余萬，擊右賢王，……而漢軍之士馬死者十余萬，兵甲之財轉漕之費不與焉。于是大農陳藏錢經秏，賦稅既竭，猶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言：……留蹛無所食。司馬遷《史記.平準書》

　　[17]議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減罪’。請置賞官，命曰武功爵。級十七萬，凡直三十余萬金。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以顯軍功。”軍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秏廢。司馬遷《史記.平準書》

　　[18]其明年，大將軍、驃騎大出擊胡，得首虜八九萬級，賞賜五十萬金，漢軍馬死者十余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是時財匱，戰士頗不得祿矣。司馬遷《史記.平準書》

　　[19]天子為伐胡，盛養馬，馬之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卒牽掌者關中不足，乃調旁近郡。而胡降者皆衣食縣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藏以贍之。司馬遷《史記.平準書》

　　[20]初，先是往十余歲河決觀，梁楚之地固已數困，而緣河之郡堤塞河，輒決壞，費不可勝計。其后番系欲省底柱之漕，穿汾、河渠以為溉田，作者數萬人;鄭當時為渭漕渠回遠，鑿直渠自長安至華陰，作者數萬人;朔方亦穿渠，作者數萬人：各歷二三期，功未就，費亦各巨萬十數。司馬遷《史記.平準書》

　　[21]其明年，山東被水災，民多饑乏，于是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廥以振貧民。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貸假。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于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數歲，假予產業，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于是縣官大空。司馬遷《史記.平準書》

　　[22]于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繢，為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后得行。又造銀錫為白金。……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直三千;二曰以重差小，……直五百;三曰復小，……直三百。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司馬遷《史記.平準書》

　　[23]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于是公卿言：“郡國頗被災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寬貸賦，而民不齊出于南畝，商賈滋眾。貧者畜積無有，皆仰縣官。司馬遷《史記.平準書》

　　[24]自造白金五銖錢后五歲，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余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司馬遷《史記.平準書》

　　[25]而富商大賈或蹛財役貧，轉轂百數，廢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給。冶鑄煮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困。司馬遷《史記.平準書》

　　[26]是時山東被河災，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一二千里。天子憐之，詔曰：“江南火耕水耨，令饑民得流就食江淮間，欲留，留處。”遣使冠蓋相屬于道，護之，下巴蜀粟以振之。司馬遷《史記.平準書》

　　[27]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

　　[28]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用唆文決理為廷尉，于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跡見，而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而坐死者數萬人，長吏益慘急而法令明察。

　　當是之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弘以漢相，布被，食不重味，為天下先。然無益于俗，稍騖于功利矣。司馬遷《史記.平準書》

　　[29]天子乃思卜式之言，召拜式為中郎，爵左庶長，賜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

　　初，卜式者，河南人也，以田畜為事。親死，式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分，獨取畜羊百余，田宅財物盡予弟。式入山牧十余歲，羊致千余頭，買田宅。而其弟盡破其業，式輒復分予弟者數矣。是時漢方數使將擊匈奴，卜式上書，原輸家之半縣官助邊。天子使使問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牧，不習仕宦，不原也。”使問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爭。式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順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冤于人!無所欲言也。”使者曰：“茍如此，子何欲而然?”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為賢者宜死節于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使者具其言入以聞。天子以語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為化而亂法，原陛下勿許。”于是上久不報式，數歲，乃罷式。式歸，復田牧。司馬遷《史記.平準書》

　　[30] 歲余，會軍數出，渾邪王等降，縣官費眾，倉府空。其明年，貧民大徙，皆仰給縣官，無以盡贍。卜式持錢二十萬予河南守，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人者籍，天子見卜式名，識之，曰“是固前而欲輸其家半助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式又盡復予縣官。是時富豪皆爭匿財，唯式尤欲輸之助費。天子于是以式終長者，故尊顯以風百姓。初，式不原為郎。上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為郎，布衣屩而牧羊。歲余，羊肥息。上過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以時起居;惡者輒斥去，毋令敗群。”上以式為奇，拜為緱氏令試之，緱氏便之。遷為成皋令，將漕最。上以為式樸忠，拜為齊王太傅。司馬遷《史記.平準書》

　　[31]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司馬遷《史記.平準書》

　　[32]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斗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 司馬遷《史記.平準書》

　　[33]其明年，天子始巡郡國。東度河，河東守不意行至，不辨，自殺。行西逾隴，隴西守以行往卒，天子從官不得食，隴西守自殺。司馬遷《史記.平準書》

　　[34]齊桓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徼山海之業，以朝諸侯，用區區之齊顯成霸名?！妒酚?平準書》

　　[35]于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領鹽鐵事;桑弘羊以計算用事，侍中。咸陽，齊之大煮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豪矣。

　　[36] “ 五谷粟米者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布者民之通貨也，先王善制其通貨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盡也。” 《管子》第73章 國蓄

　　[37] “玉起于禺氏，金起于汝漢，珠玉起于赤野。東西南北距周七千八百里，水絕壤斷，舟車不能通。先王為其途之遠，其至之難，故托用于其重，以珠玉為上幣，以黃金為中幣，以刀布為下幣。三幣握之……先王以守財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管子》第73章 國蓄

　　[38]而富商大賈或蹛財役貧，轉轂百數，廢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給。冶鑄煮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困。司馬遷《史記.平準書》

　　[39]于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司馬遷《史記.平準書》

　　[40]有司言三銖錢輕，易奸詐，乃更請諸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鋊焉?！妒酚?平準書》

　　[41]郡國多柬鑄錢，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鐘官赤側，一當五，賦官用非赤側不得行。白金稍賤，民不寶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余，白金終廢不行。司馬遷《史記.平準書》

　　[42]其后二歲，赤側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于是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所前鑄錢皆廢銷之，輸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真工大奸乃盜為之。司馬遷《史記.平準書》

　　[43]管子曰：“善正商任者省有肆，省有肆則市朝閑，市朝閑則田野充，田野充則民財足，民財足則君賦斂焉不窮。今則不然，民重而君重，重而不能輕;民輕而君輕，輕而不能重。天下善者不然，民重則君輕，民輕則君重，此乃財余以滿不足之數也。故凡不能調民利者，不可以為大治。不察于終始，不可以為至矣。動左右以重相因，二十國之策也;鹽鐵二十國之策也;錫金二十國之策也。五官之數;不籍于民。” (《管子》第78章 揆度)

　　[44]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農佐賦。原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煮鹽，官與牢盆。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煮鹽者，釱左趾，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便屬在所縣。”使孔僅、東郭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為吏。司馬遷《史記.平準書》

　　[45]桑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僅筦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鹽鐵官。司馬遷《史記.平準書》

　　[46]巨家重葬其親者服重租，小家菲葬其親者服小租;巨家美修其宮室者服重租，小家為室廬者服小租?！豆茏印返?4章 山國軌

　　[47]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于是公卿言：“郡國頗被災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寬貸賦，而民不齊出于南畝，商賈滋眾。貧者畜積無有，皆仰縣官。異時算軺車賈人緡錢皆有差，請算如故。諸賈人末作貰貸賣買，居邑稽諸物，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一算。諸作有租及鑄，率緡錢四千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軺車以一算;商賈人軺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司馬遷《史記.平準書》

　　[48]乃分緡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大農、太仆各置農官，往往即郡縣比沒入田田之。其沒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諸官益雜置多，徒奴婢眾，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司馬遷《史記.平準書》

　　[49]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賈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屬，皆無得籍名田，以便農。敢犯令，沒入田僮。司馬遷《史記.平準書》

　　[50]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于是告緡錢縱矣。司馬遷《史記.平準書》

　　[51]卜式相齊，而楊可告緡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往，即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余頃，宅亦如之。……而縣官有鹽鐵緡錢之故，用益饒矣。司馬遷《史記.平準書》

　　[52]桓公問管子曰：“今有海內，縣諸侯，則國勢不用已乎?”管子對曰：“今以諸侯為公州之飾焉，以乘四時，行捫牢之策。以東西南北相彼，用平而準。故曰：為諸俟，則高下萬物以應諸侯；遍有天下，則賦幣以守萬物之朝夕，調而已。利有足則行，不滿則有止。王者鄉州以時察之，故利不相傾，縣死其所。君守大奉一，謂之國簿。”《管子》第76章山至數

　　[53] 管子曰 ：今谷重于吾國，輕于天下，則諸侯之 自泄，如源水之就下，故物重則至，輕則去，有以重至而輕處者，我動而錯之，天下即已于我矣。物臧則重，發則輕。散則多，幣重則民死利，幣輕則決而不用，故輕重調于數而止。五谷者，民之司命也。刀幣者，溝瀆也，號令者，徐疾也?！豆茏印返?8章 揆度

　　[54]桑弘羊為大農丞，筦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矣。司馬遷《史記.平準書》

　　[55]漢連兵三歲，誅羌，滅南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毋賦稅。南陽、漢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給初郡吏卒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而初郡時時小反，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余人，費皆仰給大農。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贍之。然兵所過縣，為以訾給毋乏而已，不敢言擅賦法矣。司馬遷《史記.平準書》

　　[56]　元封元年，……桑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僅筦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

　　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踴。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為然，許之。于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到太山，巡海上，并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余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

　　弘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余谷諸物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于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再百斤焉。司馬遷《史記.平準書》

　　[57]桓公問于管子曰：“崇弟、蔣弟，丁、惠之功世，吾歲罔，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菹菜、咸鹵、斥澤、山間不為用之壤，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一。列稼緣封十五里之原，強耕而自以為落，其民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則是寡人之國，五分而不能操其二，是有萬乘之號而無干乘之用也。以是與天子提衡，爭秩于諸侯，為之有道乎?”管子對曰：“唯籍于號令為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于對曰：“請以令發師置屯籍農，十鐘之家不行，百鐘之家不行，千鐘之家不行。行者不能百之一，千之十，而囷窌之數皆見于上矣。君案囷窌之數，令之曰：‘國貧而用不足，請以平價取之子，皆案囷窌而不能挹損焉。’君直幣之輕重以決其數，使無券契之責，則積藏囷窌之粟皆歸于君矣。故九州無敵，竟上無患。”令曰：“罷兵歸農，無所用之。”管子曰：“天下有兵，則積藏之粟足以備其糧;天下無兵，則以賜貧甿，若此則菹菜、咸鹵、斥澤、山間之壤無不發草：此之謂籍于號令。” 《管子》第81章輕重乙

　　[58]其明年，南越反，西羌侵邊為桀。于是天子為山東不贍，赦天下，因南方樓船卒二十余萬人擊南越，數萬人發三河以西騎擊西羌，又數萬人度河筑令居。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中國繕道饋糧，遠者三千，近者千余里，皆仰給大農。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官兵器以贍之。車騎馬乏絕，縣官錢少，買馬難得，乃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牝馬天下亭，亭有畜牸馬，歲課息。司馬遷《史記.平準書》

　　[59]張敬云：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余年,百姓猶不加賦而軍用給?！稘h書·蕭望之傳》

　　[60]政者，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萬物之命也。是故圣人精德立中以生正，明正以治國。故正者，所以止過而逮不及也。過與不及也，皆非正也;非正，則傷國一也?！豆茏印返?6章法法

　　[61]而楊可告緡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于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而縣官有鹽鐵緡錢之故，用益饒矣。司馬遷《史記.平準書》

　　[62]于是上北出蕭關……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于是誅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牧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告緡，用充仞新秦中。司馬遷《史記.平準書》

　　[63]是歲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 司馬遷《史記.平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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