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西方經濟學的基本經濟思潮可以劃分為兩大主流，即經濟自由主義和國家干預主義。此次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主張自由市場的新自由主義一度被視為罪魁禍首，而凱恩斯主義國家干預的主張又導致債務危機。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各界對主流經濟學的抨擊不絕于耳。主流經濟學對此次危機表現出來的預測的空白、解釋的蒼白以及對策的無力使之備受質疑，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基本經濟理論的缺陷與不足。

　　方法論存在缺陷

　　主流經濟學主要采用均衡方法，認為經濟會長時間處于均衡狀態，只是外來的貨幣因素或實際因素的沖擊造成了經濟的周期波動。當經濟出現暫時偏離，市場會通過自我調整重新回到均衡狀態。但是均衡分析法在強調經濟自我調整的同時，幾乎忽略了時間的存在。單純強調均衡解的存在，只重結果，沒有過程，或者很多時候對過程的關注不夠，從而忽視或者低估了經濟調整的成本。比如，休克療法的倡導者認為，市場均衡是由一組相互協調的價格、質量和數量產生的，只要放開價格，實行私有化，將價格、機制搞對，資源就能有效配置，市場經濟就會自發形成。

　　另一方面，主流經濟學理論追求表現形式的嚴密，大量運用數學模型以避免出現含混不清的概念，使分析的邏輯更加嚴謹，避免理論的濫用。但是，模型必須從現實中抽象，需要經過大量的省略與簡化，從而可能使模型失去了把握重要現象的能力。線性化處理方法更是取消了經濟體系變動的多樣性、復雜性和易變性，在某種程度上取消了大蕭條與大危機出現的可能性。由于理論模型與政策實踐之間的距離越來越大，前者根本無法指導后者，有時甚至是誤導后者，脫離了經濟學“經世濟用”的初衷。

　　達爾文主義色彩太濃厚

　　古典經濟學是工具理性與人文精神的統一體，而新古典經濟學則舍棄了人文精神，保留并片面發展了經濟學的工具理性，從而使經濟學掙脫了倫理的束縛。主流經濟學中的達爾文主義色彩越來越濃厚，崇尚優勝劣汰，自由競爭成為達到最高效率的保障。盡管經濟和社會領域與生物界有著眾多驚人的相似之處，但兩者之間有一個根本的區別：那就是生物進化是無法被控制的，生物無法隨心所欲地增強對環境的適應能力。相反，在人類社會，個人、企業和政府都可以有意識地調整策略，力爭獲得成功。當然，在生物進化和人類社會經濟活動中，失敗都是不可避免的。對效率的無限推崇使主流經濟學在相當大程度上忽視了公平，忽視了對弱勢群體的保護。從某些程度上說，主流經濟學是站在既得利益者的立場上，提倡一種嫌貧愛富的市場邏輯。

　　對經濟的復雜性認識不足

　　一直以來，永恒的法則，穩定的軌道世界，確定的運行方向，均衡的狀態，始終是主流經濟學的信條，而不確定性、復雜性、動態演化等仍是它無法分析的一片混沌。依據牛頓力學的時空觀和分析方法所演繹的經濟學方法論構成主流經濟理論的主線，從李嘉圖、瓦爾拉斯、馬歇爾，一直到阿羅—德布魯的一般均衡理論，與亞當·斯密的理論一脈相承，他們大都是堅信社會經濟的運行像機械系統一樣具有某種內在的規律性，經濟學的任務就是找出這種能夠提供完備知識的確定性規律。主流經濟學的理論表述以簡單性科學為基礎，撇開了有關理想目標和事物本質的探討，而熱衷于數字之間聯系的功能主義分析，撇開社會關系因素而局限于既定制度下人之理性行為的邏輯推理和計量實證，追求數學化、線性化、形式化，試圖運用一般性工具和原理來演繹分析絕大部分的經濟學問題，他所尋求的確定規律僅是符合某種特殊條件的理論，而不再是真實社會中具體社會人的行為。

　　華盛頓共識試圖將發達國家的市場移植到發展中國家，卻忽略了市場機制的建立和維護，對經濟復雜性存在嚴重的認識不足。市場其實可以看作是一種公共物品，有著巨大的外部性，存在投入不足問題，政府對市場制度的建立與維護負有必然責任。但市場制度的建立與維護，是市場參與各方共同作用的結果。主流經濟學沒有考慮相關利益者之間的制約和依賴關系，只是試圖在外圍用政府的公共利益決策來解決市場失靈，但是政府本身是有私利的，并不必然為公共利益服務，并不存在一個“局外人”對其進行監管，政府干預也存在失靈現象，如果時間、力度或者工具選擇不對，不僅不會挽救經濟，還可能助推經濟的衰退。此次危機發生后，政府救助不僅沒有能夠幫助世界經濟走向繁榮，反而引發債務危機。正是凱恩斯主義對當前經濟復雜性認識的不足，注定了此次救市政策的部分失敗。

　　價值評判標準單一，道德因素缺失

　　主流經濟學一直堅持經濟學是一門具有嚴格經驗主義和實證主義性質的社會科學,其假定利益對經濟活動具有決定性的支配作用，排除了文化、道德倫理等非經濟因素的影響。主流經濟學隱含的價值判斷標準是清晰的，即以效率為最高、甚至是惟一標準。他假設經濟人是理性的，除了自身利益最大化之外的任何行為都是非理性的，這種個體唯一重要動機的狹隘觀點，削弱了長期以來形成的社會道德規范。隨著市場的范圍和規模不斷擴張，人與人的關系更多地讓位于物與物的關系，物本化傾向越來越明顯，經濟學越來越局限于財富最大化研究。但現實中的經濟主體是有機的、歷史的和社會的人，而不是靜態的、機械的個人，人的需要和價值觀會隨著社會環境的變化而不斷變化，而不僅是追求利益最大化。金融危機的爆發實質是“無道德的金融風險”緩慢積累，由量變轉化為質變的必然結果。

　　包括亞當·斯密在內的很多經濟學家都曾涉及道德這個問題。但在經濟學的演變過程中，道德風險沒有引起主流經濟學家足夠的重視。資產階級及其代理人抽掉“道德”、“制度”等要素，全力推行自由放任的自由資本主義。事實上，表明道德立場是經濟學家的職業操守，主流經濟學應倡導自由市場經濟向道德市場經濟的理性回歸，崇尚市場，更崇尚道德。

　　理論的發展源于實踐，危機的出現往往是經濟理論發展和創新的轉折點。筆者認為，由于世界的多樣化和全球化等，經濟問題變得越來越復雜。對經濟的研究需要從多學科、多層次的角度來研究問題。近幾年，制度經濟學、心里經濟學、行為經濟學、實驗經濟學、演化經濟學等非主流經濟學研究都取得了新進展，其從一個或幾個特定視角對主流經濟學作出修正，所做的研究更符合現實經濟社會的狀況。主流經濟學應嘗試與其他經濟學融合發展，在原有理論的基礎之上加入當下經濟社會發展的新特征，使其研究更符合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