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23日，經濟學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先生在家中接受鳳凰財經專訪，由此發表了“扭轉百姓‘打土豪’心態 消除企業家恐懼”一文。吳老先生談到“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商品經濟就是市場經濟。”這句話好像沒有多大問題，但是吳老先生隨后說，“說實話，這句話在邏輯上是不通的，把所有的定語都去掉，意思就是：計劃經濟就是商品經濟。”這就讓人不解了。今天世界上哪個發達國家實行的不是有計劃的市場經濟?

　　按IMF《政府財政統計手冊2001》統計口徑計算，2010年中國政府支出為110502.56億元，占GDP的比重為27.8%;美國政府總支出為57988.46億美元，占GDP的比重為39.6%;日本中央一般會計預算、特別會計預算、政府關聯機構預算加上地方普通會計預算收入合計(扣除重復額及債務收入)支出為2697150億日元，占GDP的57.3%;德國政府支出為11641.00億歐元，占GDP的46.6%;法國政府支出為10947.57億歐元，占GDP的56.3%;意大利政府支出為7824.70億歐元，占GDP的50.5%;英國政府支出為7395.46億英鎊，占GDP的比重為50.9%。

　　綜合起來看，恰恰是中國實行的是更為“純粹自由”的市場經濟，而美、日、英、德、法、意等西方國家實行正是吳老先生所批判的有計劃的市場經濟。也很顯然，對于那些政府支出占GDP一半以上的西方國家來說，恐怕他們也不知道吳老先生所說的“商品經濟就是讓自由價格去決定資源配置”中的“自由價格”從何談起。

　　同時我們也看到，在政府起重大作用的歐美市場上，企業家們好像也仍然很Happy，并沒有吳老先生所擔憂的老百姓打土豪導致企業家“恐懼”的普遍現象。這是為什么呢?這是因為歐美國家法治相對清晰，國家的依法歸國家，私人的依法歸私人。國家非法侵奪私人財產固然會讓企業家們“恐懼”，但私人非法侵奪國家財產，也未必會讓企業家們輕松。私人非法侵奪國家財產，必然讓企業家們背上原罪，一輩子都見不得陽光，哪天別人想收拾你，照著原罪清單點就是了。這才是讓企業家們“恐懼”的真正原因。

　　今天中國的改革已經進入實際操作層面，純粹概念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在實際操作層面，中國有很多學者的學術準備是不足的。而學術準備不足的學者之間還相互吹捧引用，那就形成了較為封閉的圈子，可能成為較有影響的力量了。

　　以吳老先生這篇文章中所引秦暉先生關于土地問題的看法來說，根據我的了解，秦暉先生雖然冀由關中模式研究起家，鼓吹土地自由流動并不會導致土地兼并，但他從未真正嚴謹地證明這一點。就秦暉先生的著作來說，我們可以得到以下邏輯鏈。

　　一 中國古代政府的“平調政策”抑制了土地集中

　　如果我們承認秦暉先生的主要論據，那么他指責解放前的關中地區政府權力(“關中重賦以平調財富”，見秦暉《田園詩與狂想曲》之“問渠哪得渾如許”)，恰好證明了當時的關中地區處于抑制兼并的行政力量之下，而不是所謂的自由市場。正是秦暉所指責這種“中央集權封建國家”的均貧富的“平調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關中土地集中。在秦暉的同一著作中，也承認了更為自由的江南存在大量土地集中兼并。

　　因此秦暉先生事實上已經代為回答了：自由市場上，土地會集中;中國古代的政府干預抑制了土地集中。

　　二 土地集中的基尼系數嚴重影響收入分配

　　基尼系數一直是秦暉先生論證土地集中不會導致農村貧富分化的有力武器。秦暉在深圳萬科國際會議中心 做“土地問題的歷史與現實”的報告中說(這個案例早已發表在其《關于傳統租佃制若干問題的商榷》一文)：

　　“若大地主占有全部土地(土地分配基尼系數1)，按照收入五五分成，則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數是0.5。雖然兩個系數之間沒有固定的比例，但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數在純經濟環境下一般要低于資本分配的基尼系數。我們曾經做過一個經驗性的研究，兩者在一般情況下的比例大約在0.5到0.6左右，用土地分配的基尼系數0.53去推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數，則后者只有0.2幾。”

　　秦暉先生在這個案例中計算基尼系數時，至少應該考慮以下三個因素：

　　1 佃農的五成收入中，還包括了幫工工資、種子、肥料、灌溉、農具修理、耕牛等成本。計算收入基尼系數時，這部分成本不能算入佃農收入

　　20世紀30年代，江蘇無錫一個生活極為簡單的佃農，每人全年需生活費44.15元，一畝租田年收24元，扣除地租、工資、種子、肥料、灌溉、農機修理等開支18元，僅余6元，必須租種7畝半水田，方能勉強維持一個人的生活，而妻子兒女的生活費用全無著落。該地一個家有3口、租種10畝水田的佃農，全年米麥收入316元，種子、肥料、車水、除草人工以及全家生活費支出共330元。尚未計算地租，已虧短14元。[ 章子鍵：“中國佃農問題之檢討”，《新中華》，1933年7月第1卷第14期，第26頁。]

　　2 土地集中下的失業農民將提高收入基尼系數

　　秦暉先生在這個案例中，假設農民平均獲得五五分成的收入。然而在土地集中的情況下，特別基于中國人均耕地少的現實，將有大量農民處于失業或半失業狀態。這里的所謂半失業，指其耕種土地數量低于平均水平(不管是否有勞動能力)。在秦暉先生這個案例中，即使地主分成比例不變，也會再次提高收入基尼系數。

　　不知秦暉先生是否計算過，如果有一天農業集約化極大提高(注意，不是單位畝產量提高)，農民失業人數更加劇烈增加，他那個案例中的基尼系數會不會高到天上去?

　　3 貧富差距的根本標志是財產基尼系數

　　秦暉先生對收入基尼系數感興趣，但是貧富差距的根本標志是財產基尼系數。收入基尼系數是流量系數，財產基尼系數是存量系數。乍一看，存量是流量的累加，因此收入流量比例也就是財產存量比例。但在考慮農民和地主消費的情況下，如果單個農民每年收入100元，消費100元，地主每年收入10000元，消費400元，那么農民每年的凈財富累積為0，地主每年凈財富累積為9600元。財產基尼系數始終為1。現在令農民和地主的消費不變，收入同比例增長1倍，即農民每年收入200元，消費100元，地主每年收入20000元，消費400元，則年底的財產基尼系數必然小于1。

　　因此，同樣的收入基尼系數，在不同的收入消費水平下，財產基尼系數不同。收入水平越低，財產基尼系數將越大，反映的貧富差距越大。

　　三 歷史告訴我們什么?

　　在秦暉先生“土地問題的歷史與現實”一文中，說中國“中國歷史上經常發生一治一亂的周期……全世界各個民族，沒有哪一個民族有像中國這樣的農民戰爭的。”秦暉先生無疑是期望從歷史的角度告訴我們，由于中國自古政府權力壓迫農民，導致中國有一治一亂的周期，而歐洲相對就是桃花源。

　　說實在的，如果秦暉先生認為在歐洲奴隸莊園制下的農奴比中國的農民生活得更滋潤，因而不愿意像中國這樣起義，那真是奇怪的想法。

　　事實是，歐洲無論羅馬帝國覆滅前后都戰火連天，直到公元八、九世紀還是野蠻部落而非國家形態。歐洲基本上沒有中國這樣動則數百年穩定的朝代如夏、商、周、漢、唐、宋、明、清。所謂羅馬帝國，也僅僅是人種意義上的延續，依照中國改朝換代的標準，早就換無數朝代了。

　　所以正是中國自古的宏觀調控技術，使得中國比歐洲更能保持長久的穩定，大多數指標優于同時代的歐洲。但由于時代的局限，這種宏觀調控技術也并不能解決中國的所有問題，這是古代中國延續較長時間后，仍然不免走向動亂的重要原因。

　　當然，需要指出，相對古代歐洲而言，中國自古的自由市場經濟理念和制度也成熟得多，并且與宏觀調控技術結合為一體。但這不在本文探討范圍內，不予展開。

　　綜合吳老先生及其引證秦暉的論點，我們可以想像這兩者的結合是什么圖景：在市場的名義下極端削弱政府能力，大批農民在土地完全自由流動中失去土地，同時又缺乏基本的社會保障(吳老先生所謂的不養懶人)。

　　權力歸己，就美其名曰“頂層設計”，權力歸他人，就貶斥之為“計劃經濟”，這不是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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