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體利益最大化，以維權和效率為旨歸的現代國家與社會組織,其政治意愿,政策動議都必須既要重視社會財富的創造與累積;也要建構完整的常態化收益分享機制,這不僅是“權利時代”的制度安排,也是“重商主義”和全球化之下任何國家組織都不可避讓的普遍而行之有效的公共原則,沒有人能夠出逃,也沒有誰可以作壁上觀，或置身事外做一個不在場的看客。這是現代人的宿命,任何人,無論政府、企事業，以及一切以組織形態存在的民間團體與個人都必須接受,都必須以特定“經濟人”身份認領這種通行的規則和營生模式,才能明確自己所處的位置并看得清自己的出路,從而成為公共游戲中具有結合力的關系項,否則就得出局,就得棄權自閉,甚而被閑置于國家與現代生活之外。

　　我們知道,在消費時代,能夠匯聚公共意志,主導政治得失的依據是權利，是一系列借助數量標注的賬面經濟,其秉持的政策選項雖不一定都能做到利益均沾，但卻必須是，也只能是在當下兌現的政策利好和實物收獲。所以,無論什么樣的管理和制度安排，都必須對當下的國家功能、公眾心理，以及所有關系主體進行全息考量,其定義首先是財務算計和收益評估，而不是引經據典的意義爭辯和理論空耗，是事關國家、社會組織系統中個人主權的討價還價，斗智斗勇達成的一系列效率方案和交易規則,其遵循的是目標明確的牟利動機，關心的是資本化的投入與產出效應。

　　現代性開啟了個人維權取代“公共義務”優先的政治哲學，這意味著名利主導生活的時代,能夠激發社會熱情,定義人事關系的原則既不是嚴謹的知識和價值觀，也無涉遠離日常經驗的“普世公理”,而是見諸“個人優先”且毫不含糊的“囚徒困境”算計。由此，即便是民主理論所設計的政治游戲，其暗含的動機也是取決于市場化的“行情”分析，然后預估公眾的偏好而策劃的營銷和推廣,這就決定了其不太可能遵循良好的愿望行事,更不會自動生發出普遍的濟世責任。其通常的要義是:參與者既不在乎公共空間有無指向美德的激情辯論,也不介意誰會奉行高尚的理想為人民服務,而是不動聲色研判“政治消費”對個人生計的實際效用，關心的是選票投向所能產生的賬面收益，如貨幣一樣,人們對其擁有的興趣僅是其交易功能而非貨幣本身, 在意的是，選票能否訴諸個人的處境改善而非其承載的倫理屬性。

　　眾所周知，開放的政治可以為公眾的參與提供機會,法律也可以規定人們行事邊界,但個人主權對公域的侵蝕卻很難設置具體的表達范式。尤其當下,民間辯論經常性的狀況是:由于刻意淡化個人對社會的義務感,媒體與文化策略也在鼓勵人們冒犯傳統意義上的國家立場,或者干脆以政治“批判”抵制古老的集體主義和奉獻精神。基于此，一般民間政治參與不僅很少談及公共道德和國家責任，甚至也不太考慮除權利之外的大眾情感，社會習俗和文化上的同意與支持。所以,就算是有開放的個人主義,政治游戲也會因公眾的短視而只能讓政治選舉異化為“選秀”，最多也就是給無聊的生活播撒點興奮與娛悅,其戲劇性的變數，雖能讓好事者產生公共政策為自己彎曲的幻覺,但實際情況是,所有政治運作都具有幽閉性,其主導性的動機是利害權衡,是內部勢能如何在沖撞中尋求自洽,公眾的詰問或許能對政治產生某些擠壓,但對執行者則鮮有制肘作用。

　　已有的經驗表明,個體為終端導致的“國家精神”空場,由于只看重個人主權而缺乏普遍的社會同情，缺乏與之關聯的意義詮釋,則現代人對政治、國家與個體關系的理解就會偏執一端,進而以為，只需承認個人“當家作主”和多數同意的政治立場，就能讓秩序穩固，使社會和諧，并一勞永逸地解決所有的公共難題，從而讓維權敘事和利己動機左右國家議題。殊知，單純地強調個人“政治正確”導致的國家不服從和義務冷淡，勢必促成社會趨向于涂爾干所描述的“在私欲的支配下，以利益為紐帶的社會是脆弱的，因為利益是世界上最不穩定的事物，即無機性社會組織”,從而分散為政客、資本、專業精英、和媒體四位一體“旋轉門”，交替盤剝社會的圈子生態，而遇事冷漠的廣土眾民，則被定義為聚在商場和購物中心，打聽政治八卦的飲食男女和娛樂文化的消費者,既無家族鄰里相互幫襯應對命運風險，又不能借助共同體道德和信仰價值凝聚人心。由此,公共結合狀態便簡約為“公司化國家”與無結合力個體并列的兩極結構,“人民”則因缺少有機性團結與協作精神，而只能成為靠“碰運氣”討生活的“散戶”。

　　“主權在民”的政治期許，本是緣起自由主義對少數人管控社會，主導公共事務的不信任而引發的政治反抗,同樣，標舉“人民正確”的主張，也是援引“天賦人權”拆解古老等級秩序而采取的制度糾偏。在當時，這種動議或許是建構一種普遍性的原則和治理方案，其預設的公共愿景和政治峰值,至少表達了與所處時態主調相匹配的廣泛訴求,即承認個人在政治文化中的主體性。或許，基于商業合作與利益最大化之需，確實有必要突出個人主權和契約精神的嚴肅性，以確保社會中個體對政治侵權有所拒絕和警惕，并經數百年的社會實踐而成為不證自明的“政治正確”。然而，凡事皆“過猶不及”，由于棄置了社會應有的公共道德和集體義務感，這不僅離間了社群“無緣”相親的倫理溫情，還導致人們有理由因時勢的需要而讓公義坎陷，讓價值中立,從而繞開歷史境遇中的道德審判。換句話說，即可以基于理性和個人中心而享有良心上的豁免權,讓維權正當性凌駕于公義之上。其結果是，主權歸民在理論上預設了人人都可以避開社會公益，指責集體主義和愛國主張,從而獲得對民意價值的全面確認,但卻又陷入了非道德化的利己主義而不能自拔。其設置了一個扁平化的世界,這很理想,也很自由,看似為眾生問鼎政治提供了可能性,也為個人的意愿表達展開了平等權,仿佛誰都可以參與游戲,也不必顧慮制度設限而擔心被排斥或出局,但事實證明，這更多是一種幻覺。

　　舉凡人人都可以被注意、被允許的常態性規則,往往最易將人性導向討巧從而不按正道行事。殊知,極權主義正是滿足當下的取舍才忽略了對政治學價值的深刻追問。由此衍生的政治看上去多元，且不乏義正辭嚴的道德指控，但其出發點多是扭結于個人本位而假扮的“政治不合作”,或僅是借社會批判抵償人生挫敗的憤世嫉俗。這種建基于利己主義原則的觀點爭鋒，作為一種價值立場曾經令人心儀,但其顯示的結果往往很吊詭,經常性的狀況更像是一種“好社會”想象，它不僅難以成為公共生活的最好走向,甚至也不是現代國家主義的終結，就目前而言,只能在保證資本逐利和個人維權方面有效用，于人生幸福和廣泛的社會救濟，則不僅很難推廣甚至顯得有些反諷!

　　基于這一原則,一切事關社會正義的政治解釋都指向權利,指向財富分配和私人化的產權歸屬。于此,社會問題變得簡單明確,公共領域看似意見紛呈且不乏尖銳對立，但卻少有立足高遠的“問題意識”和深度探討。所有的人事關系,無論親疏遠近,皆可以置換成借助數碼標注的體量一路展開,從而歸結到只能用“貨幣結算”并獲得終極性解決。所以,有學者說,現代生活是基于個人效用的消費敘事,蕓蕓眾生看似高度依存,但卻因講求時效而顯得脆弱不堪,其文化表征的是,也只能是個人化維權和利己的政治參與,是機會主義的避重就輕和利害估算,所有的“他者”，都只能是基于“我”的存在才具有意思和價值。

　　這種將個人原則置于公義之上的政治承諾,使得人們對公共事務的熱情,很少援引古老的道德啟示和意義指導,其“存在感”一般不涉及超越性的價值說教,講求的是時尚,是流行裝置和低度空間復制離奇的人生敘事，主導人心的是事實而不是遠離日用的詩性參驗。所以,在現代人的關系格局里,希望即等于欲望,個人的幸福、成功與身份認定所顯示的是，也只能是貨幣化的明碼標價,它基本不討論公共道德、良心和以往的責任倫理,也不在乎國家派發的榮譽和永恒的價值召喚,而是個人維權與消費的無限量供給。總之，一切事關“國家主義”正當性的解釋，都必然歸結于如何允許多吃多占、心滿意足。至此，人們便只能如過濾影象般打量市井風華，檢索點紅男綠女背后的隱秘事件，關心的是如何改善日日重復的生活,認領自己的行為后果并護理好法定的私權屬地。

　　二 0 一三九月九日于楓林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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