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社會主義國家里，不僅存在個人利益，還存在國家利益和集體利益。社會主義條件下，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相互之間沒有根本的利害沖突，然而國家、集體、個人三者之間在具體利益問題上仍然存在矛盾的一面。正確處理三者關系是社會主義國家一項重要任務，處理得好，可以推動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處理得不好，就會引發各種問題，影響經濟的發展和政局的穩定。毛澤東提出了處理這個問題的方針，即“統籌兼顧、統一安排”。“不能只顧一頭。無論只顧哪一頭，都是不利于社會主義，不利于無產階級專政。”③
在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鄧小平根據毛澤東這一思想，針對某些人身上出現的“一切向錢看”的極端個人主義，特別強調：“在社會主義制度之下，個人利益要服從集體利益，局部利益要服從整體利益，暫時利益要服從長遠利益”。“我們提倡和實行這些原則，決不是說可以不注意個人利益，不注意局部利益，不注意暫時利益，而是因為在社會主義制度之下，歸根結底，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是統一的，局部利益和整體利益是統一的，暫時利益和長遠利益是統一的。我們必須按照統籌兼顧的原則來調節各種利益的相互關系。如果相反，違反集體利益而追求個人利益，違反整體利益而追求局部利益，違反長遠利益而追求暫時利益，那末，結果勢必兩頭都受損失。”④這就是社會主義利益觀，按照這種利益觀來處理利益矛盾，就有可能最大限度地協調各方面的利益，切實保證共同利益的實現，形成和諧的利益關系，進而推動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發展。
除了在物質利益方面要講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三者協調外，毛澤東還注意到，社會主義建設還必須把物質作用與精神作用統一起來，兩者不可偏廢。他指出：“社會主義社會要有‘物質鼓勵’和‘精神鼓勵’。‘精神鼓勵’拿老子的話來說，就是要‘尚賢’。”這兩方面都不能過頭，過頭了，“會變成個人主義”。⑤
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隨著赫魯曉夫修正主義思想的泛濫，一股片面強調物質刺激、忽視思想政治工作，片面強調個人利益、忽視國家利益和集體利益的思潮蔓延開來。這實際上是一種修正主義利益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就是一個典型。毛澤東在讀這本書時嚴厲批評了這股思潮。毛澤東指出：“這本書很多地方一有機會就講個人物質利益，好像總想用這個東西來引人入勝。”毛澤東認為，“教科書把物質刺激片面化、絕對化，不把提高覺悟放在重要地位，這是很大的原則性錯誤。”⑥“強調物質刺激，可以預計，一定會走向自己的反面”。⑦
就物質利益來說，毛澤東還批評只講個人利益、不講國家利益、集體利益是一種“最近視的個人主義”。把對“個人物質利益的關心”絕對化起來，一定要出毛病。應該看到，片面強調個人物質利益的思想，連資產階級革命家都不如。歷史上許多資產階級革命家英勇犧牲，他們也不是為個人的眼前利益，而是為他們這個階級的利益，為這個階級的后代的利益。
毛澤東并不反對個人物質利益在生產中的作用，但反對把它絕對化。他指出：“物質利益是一個重要原則，但總不是唯一的原則，總還有另外的原則，教科書中不也是常說‘精神鼓勵’原則嗎？同時，物質利益也不能單講個人利益、暫時利益、局部利益，還應當講集體利益、長遠利益、全局利益，應當講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暫時利益服從長遠利益，局部利益服從全局利益。”⑧
在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毛澤東主張的社會主義利益觀以及他對修正主義利益觀的批判，仍然具有現實意義，在分配問題越來越突出的今天，它的意義更為重大了。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新自由主義思潮的侵入，我國一些經濟學家根據人的本性是自私的這一“經濟人”假設，宣傳人人都是追逐最大限度的利潤，謀求利益的最大化，進而提出：“人為財死，鳥為食亡。別看這只是一句俗話，卻是千百年來人們對自身經濟行為的總結，揭示的是一個淺白而又深刻的經濟學原理。”公開宣布“人為財死”是人們正常而又合理的追求，把剝削階級的最腐朽的思想推崇為人人應該遵循的行為準則，仿佛個人利益是唯一存在的利益，完全否認社會主義條件下除了個人利益，還有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完全否認在分配中應該統籌兼顧三者利益。同時他們還完全否認，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除了物質作用，還有精神作用。這種利益觀，同赫魯曉夫修正主義利益觀本質上是一樣的，不過說得更加赤裸裸罷了。
其實，“人為財死”，這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思想意識；利潤最大化，這是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產物，是資本本質的表現。在資本主義社會里，只有占有生產資料的資本家才有可能去追逐最大限度的利益，也才會有追逐最大利益的動力；而喪失生產資料的工人是沒有條件實現利潤最大化的，他們只能靠出賣勞動力維持生活。“人為財死”，并不是抽象的人們經濟行為的總結，而是私有制基礎上剝削階級經濟行為的總結。它不是普遍地適用于一切社會和一切人的“普世價值”，更是同社會主義公有制這種經濟基礎格格不入的。正如鄧小平指出的，在社會主義社會里，“經濟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生產是為了最大限度地滿足人民的物質、文化需要，而不是為了剝削。由于社會主義制度的這些特點，我國人民能有共同的政治經濟社會理想，共同的道德標準。”⑨這種共同的理想、共同的道德標準，是在公有制基礎上形成的，是要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的，而決不是追逐利潤最大化，決不是“人為財死”。一些經濟學家從“人的本性是自私的”這種歷史唯心主義觀點出發提出的個人利益最大化，是違反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資產階級利益觀。按照這種利益觀來處理利益矛盾，人與人之間的利益關系就是你死我活的“狼與狼的關系”，沒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利益，那么怎么能夠形成和諧利益關系、實現社會和諧呢？正是在這種資產階級利益觀的影響下，極端個人主義、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思想泛濫，利益沖突加劇，不僅損害了國家利益和集體利益，而且導致某些人腐化墮落，甚至鋃鐺入獄，毀了一生。這類教訓值得深思。
隨著時間的流逝，毛澤東提出的社會主義利益觀越來越顯示出它的真理性，它應該成為我們處理社會主義分配問題的基本原則之一。
注釋：
①《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87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②參見《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28—3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③《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30、3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④《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75、17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⑤⑥⑦《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第403、427、428、671頁，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印，1998年印。
⑧《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第431頁，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印，1998年印。
⑨《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67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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