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十八大即將召開之際，央視一套在黃金時段播出了電視劇《焦裕祿》，重新講述了這位為人民服務的好干部的生平事跡。

　　與1980年代曾經風靡一時的電影《焦裕祿》不同的是，電視劇的篇幅更大，所以能夠更從容地講述他從一個窮苦的農家孩子到一個基層干部模范的成長過程。電影《焦裕祿》一開始就是焦裕祿到蘭考上任，而電視劇則從他在抗戰年代的遭遇講起，使觀眾能夠更加理解他是怎樣煉成的，他為什么對人民群眾滿懷感情，從而使作品本身具有了歷史的縱深，也就使人物顯得更加豐滿。

　　自力更生，艱苦奮斗

　　焦裕祿在蘭考擔任縣委書記是在1962年12月，1964年5月即因肝癌去世，在蘭考工作的時間，總共只有一年半。但這一年半，也是他生命中最輝煌的時期。

　　稍微熟悉歷史的人都知道，焦裕祿赴任蘭考的1962年，正是新中國歷史上的三年困難時期。這三年的天災人禍，又以河南、安徽受影響最重。而蘭考又處在黃泛區，自然條件極其惡劣，只要黃河漲水，就會引發澇災，退水之后，黃河水帶來的泥沙沖積過的區域，都會成為鹽堿地，春夏之交風大的時候，黃沙又漫天飛舞，嚴重的時候會破壞莊稼。所以，蘭考人把水、沙、堿稱為"三害"。

　　就在焦裕祿上任的這一年，1962年，春天的風沙打毀了二十萬畝麥子，秋天的澇災淹壞了三十萬畝莊稼，鹽堿地上有十萬畝禾苗被堿死，全縣的糧食產量下降到歷史的最低水平。所以，電影和電視劇中都有這樣的景象：初到蘭考的焦裕祿看到，在風雪之中，蘭考當地群眾一家人一家人地外出逃荒。

　　正是在這樣特殊的惡劣條件下，焦裕祿身上迸發出的斗爭精神帶著那個時代特殊的氣質：人定勝天，不向一切困難低頭。"與天奮斗、其樂無窮，與地奮斗、其樂無窮，與人奮斗、其樂無窮"，這個說法在今天常常被用來證明那個時代的荒誕和反科學，但如果在當時特殊的歷史背景下看，它就是合理的選擇，并不荒誕。當時的蘭考是當時的中國的縮影，除了自力更生，艱苦奮斗，沒有別的選擇。

　　當時的中國也正處于三年自然災害時期，處境艱難，蘭考要改變現狀，光是等靠要是不行的，只有靠自己，自力更生。

　　所以，焦裕祿到蘭考后，并沒有向上級和國家要求補貼或特殊政策，而是通過深入調查研究和集體討論，自己想辦法來解決問題，改變當地的面貌。而要改變當地的面貌，首要的是改善自然環境，也就是治三害，改良土壤。最后終于想到了用廣泛種植泡桐來改變當地自然條件的辦法。但由于風沙嚴重，樹苗毀損嚴重，所以電視劇里有縣委發動全縣老百姓一起保護樹苗的情節。

　　相比之下，近年來發現和宣傳的一些模范干部，則很少有這種精神，最典型的莫過于小崗村第一書記沈浩。沈浩為了小崗村的發展，盡忠職守，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當然值得欽佩，也值得許多人學習，也有電視劇和電影宣傳其事跡。但在影視劇中都可以看到，沈浩更多的時間用在利用他自身在省財政廳的關系，為小崗村爭取資源，幫助小崗村發展，幫助村民致富，而不是自力更生、艱苦奮斗。沈浩的辦法固然也可能取得成績，但這種辦法能否成功，帶有很大的偶然性，更多的是取決于個人資源的積累，與小崗村自身的努力關系較小，因此在小崗村行得通，在其它地方則未必。

　　黨組織、干部與群眾

　　按照史料記載，焦裕祿到蘭考后，首先是在縣委會議上講話，作統一思想的工作，也就是焦裕祿的常說的，"干部不領，水牛掉井"。干部思想統一后，就是發動群眾。而在發動群眾的時候，焦裕祿始終強調的是階級觀點。他一方面強調，干部要有階級觀點，對貧下中農要有感情，要親自參加勞動;一方面堅持到最基層的村子里去做調查研究，通過大量的實際調查研究，來想辦法。確定方案后，在干活的時候，焦裕祿又帶頭到工地參加勞動，干部們也在他的帶領下一起參加勞動。

　　這種工作方法重視和強調黨組織的領導作用、干部的帶頭作用和貧下中農的骨干作用，是共產黨在長期的革命斗爭中探索出來的工作方法。更重要的是，在這個方法中，也體現了黨組織、干部和群眾的辯證關系。主要領導在群眾中進行大量的調研，再通過黨的組織活動，來發動和組織干部，再由干部來動員群眾，按照黨確立的路線、方針和政策開展工作。

　　這種工作方法中，除了過分強調階級觀念，其它的都是可以長期執行的。而且，在當時的條件下，強調依靠貧下中農是因為在當時的政治理論中，貧下中農的革命性最強，是黨依靠的對象。用我們今天的話說，其實也就是積極分子。積極分子實際上在哪兒都能找到，只不過看以什么理由把他們組織起來，發揮更大的作用。在當時強調階級斗爭的年代，可以用階級觀點，在今天，也同樣可以用新的理論和方式尋找積極分子，并把他們組織起來。

　　而在這個工作方法的體系中，黨組織處于絕對核心的位置，沒有黨組織，就沒有領導力量。焦裕祿在蘭考的所作所為，都是通過黨組織進行的，嚴格按照黨的組織生活規則開展。這樣做的一個前提是，他所處的黨組織能夠正常運轉，有正常的組織生活，仍然保持著活力。

　　但在沈浩的事跡中，我們就看不到這種工作方法。這一方面是因為，沈浩在省政府直屬的機關里是一個不起眼的工作人員，沒有領導黨組織的經驗;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在小崗村的特殊環境下，小崗村的村委會已經名存實亡了，如果按照黨的組織原則進行討論再來辦事，很顯然，沈浩面對的是一個已經習慣了向上級政府和國家伸手要政策、要資金、要政策的村干部集體，他在小崗村將舉步維艱，寸步難行。

　　實際上，這也是沈浩面臨的真實處境，因此他雖然在努力工作，但他能做的只有到處找關系、找資金，想方設法幫助小崗村發展，但最后并未取得太多成效。而這也是目前許多基層干部面對的處境，即使想有所作為，也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

　　焦裕祿在蘭考雖然只有短短的一年半時間，治理三害的工作也并未在他的任期內完成，但他之所以能夠成為"縣委書記的榜樣"，就是因為他在那個特殊的年代，堅決、認真地貫徹了黨中央確立的路線、方針、政策，恪盡職守，努力解決當地群眾的問題，造福一方，而他個人則始終保持著艱苦樸素的作風，保持了那一代從革命年代過來的干部的特有氣質。

　　兩個辦公室

　　電視劇中還有一個很值得注意的情節。焦裕祿剛到蘭考上任的時候，在一個風雪交加之夜，趕上了當地群眾大批地外出逃荒，他召集縣委委員開會，等人到齊后，并未宣布開會，而是帶領大家到火車站去看成千上萬的當地群眾攜家帶口地外出逃荒。

　　在火車站，焦裕祿說："他們絕大多數人，都是我們的階級兄弟。是災荒逼迫他們背井離鄉的，不能責怪他們，我們有責任。黨把這個縣三十六萬群眾交給我們，我們不能領導他們戰勝災荒，應該感到羞恥和痛心。"

　　為了阻止群眾外出逃荒，影響當地形象，當時還設立了專門的勸阻辦公室。焦裕祿走到辦公室的門口，摘下了勸阻辦公室的牌子，宣布取消了這個機構。在焦裕祿看來，既然當地干部不能領導群眾戰勝災荒，保證他們的溫飽，還有什么資格不讓群眾到外面去找活路呢，難道讓他們在蘭考等死嗎?群眾外逃就說明，他們已經不相信當地的黨和政府能夠帶領他們戰勝災荒，度過難關，繼續待在蘭考就是死路一條，只能背井離鄉去找活路。

　　因此，要想讓群眾不再逃荒，不在于勸阻工作是否做好了，而要急群眾之所急，想群眾之所想，只要解決了群眾的問題，重建他們對當地的黨和政府的信任，自然不會再逃走。

　　這既是工作態度問題，也是工作作風問題，即眼里有沒有群眾、心里有沒有群眾。蘭考的三害并不是突發的，帶有一定的規律性，既然有規律，當然就可以采取預防措施。如果當地干部是把群眾的利益放在心上的，就會在災害發生之前就采取預防措施，災害發生后積極想辦法籌集糧食，幫助群眾度過難關，而不是只想著勸阻--這實際上就是現在常說的"捂蓋子"。

　　之后，焦裕祿又組織車輛，奔赴全國各地采購糧食，幫助群眾戰勝災荒、度過難關，還成立了治三害辦公室，以改變蘭考的自然環境，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這也是今天許多干部的真實狀態。把維穩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平時不想為群眾解決問題，害怕承擔責任，一旦出了事情，就千方百計捂蓋子，這也就是官僚主義的態度。焦裕祿擔任的縣委書記職務并不算很高級的職務，算是基層干部。所謂基層干部，也就是離群眾最近的干部，這些干部的形象直接影響和決定著群眾對黨和政府的印象?；鶎痈刹棵撾x群眾，群眾就會感覺黨脫離群眾，基層干部腐敗，群眾就會感覺政府很腐敗，基層干部官僚主義，群眾就會感覺黨和政府官僚主義。所以，要改變群眾對黨和政府的印象，就必須從改變基層干部的工作態度、工作方法入手，徹底改變基層干部的作風，來增強群眾對黨和政府的信心。

　　一個是勸阻辦公室，一個是治三害辦公室，這兩個辦公室的一撤一立，也就是焦裕祿改變黨和政府的工作態度和工作作風的努力，也是向群眾表明黨和政府的決心：不再回避問題，要直面困難，帶領群眾自力更生、艱苦奮斗，改變蘭考的面貌。

　　在今天群眾對腐敗問題高度關注的時代背景下，在帶有國家電視臺性質的中央電視臺一套節目的黃金時段播放電視劇《焦裕祿》，也就暗含著對焦裕祿的精神的再次召喚，更是對基層干部的鞭策和激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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