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50年代，由解放軍總后勤部提出、60年代由毛澤東肯定并完善的“三線建設”的戰略決策，那是針對當時的國際形勢，為應對外敵侵襲而做出的一項戰略舉措。

　　在隨后長達16年、貫穿三個五年計劃的時間里，我國在包括13個省和自治區的中西部地區投入巨資(達2052.68億元)，動員幾百萬工人、干部、知識分子、解放軍官兵和上千萬民工建設者，在“備戰備荒為人民”、“好人好馬上三線”的號召下，打起背包，跋山涉水，到祖國大西南、大西北的深山峽谷、大漠荒野，露宿風餐，肩扛人挑，用十幾年的艱苦、血汗和生命，建起了1100多個大中型工礦企業和科研單位、大專院校，形成了中國可靠的西部后方科技工業基地。

　　三線建設的初衷是防止外來敵人的突然襲擊的，但是敵人沒有來。然而，這并非空穴來風。這一偉大戰略決策的實施，雖然沒有在戰爭中顯示出它的作用和價值，但卻在后來的中國經濟建設中發揮了巨大作用。

　　三線建設最現實的結果，是初步改變了中國東西部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布局，推動了中國內地和邊疆地區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

　　提出三線建設決策

　　新中國成立后，美國對中國實行軍事包圍、外交孤立和經濟封鎖政策，不但抓住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的時機進一步武裝威脅中國，而且公然侵占臺灣，阻礙中國的統一。這使毛澤東更加強化了“美帝國主義是中國人民最兇惡的敵人”這一戰略判斷，并促使他以此為重心來思考對付侵略戰爭的威脅問題。

　　從新中國成立至20世紀70年代，新中國面臨的外來侵略戰爭威脅的可能，主要來自美國和蘇聯。毛澤東在1955年3月召開的全國黨代表會議上說：“帝國主義的勢力還是在包圍著我們，我們必須準備應付可能的突然事變。今后帝國主義如果發動戰爭，很可能像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那樣進行突然襲擊。因此，我們在精神和物質上都要有所準備，當突然事變發生的時候，才不至于措手不及。”

　　1956年3月，中央軍委正式將“積極防御”確立為新中國的軍事戰略方針。依據這一戰略方針，為了確保反侵略戰爭時有穩固的后方，總后勤部提出了建設后方基地的任務。根據戰區劃分、各戰區任務和地形、交通運輸情況，將從東北的白城子，到華北的大同、石家莊，到華南的株州等若干點及連線地區，劃分為國家后方一線戰略物資儲備基地，以確保作戰方向的供應和機動支援;將從包頭、西安、蘭州到成都的若干點及連線地區，劃分為國家后方第二線戰略物資儲備基地;以東北沈陽、沿海各省及云南昆明，作為各軍區的后方基地。這一后方基地的三線劃分，成為1964年黨中央提出的三線建設決策的雛形。

　　在整個50年代，雖然毛澤東指出美帝國主義有對中國發動戰爭的可能性，但毛澤東更多地認為大仗一時打不起來，中國可以有一個相對和平的建設時期。

　　因此，解放軍總后勤部1956年提出的三線后方基地建設的計劃并沒有立即付諸實施。

　　進入1964年，中國周邊呈現“山雨欲來風滿樓”的緊張局勢。在東南亞，日內瓦會議后，美國取代法國殖民者地位，積極插手南越事務，支持傀儡政權，阻撓越南統一。從1961年起，美國在南越采取所謂“特種戰爭”。隨后，又直接出兵鎮壓南越人民的反抗斗爭。1964年8月，美國進一步將侵略戰火擴大到越南民主共和國，實施了一場以“南打北炸”為特點的侵越戰爭。

　　從1965年4月起，美國不斷侵入中國領空、領海，制造了多起流血事件。越南戰爭演變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繼朝鮮戰爭之后又一場侵略與反侵略的大規模局部戰爭，從而構成對中國的嚴重威脅。

　　不僅如此，美國第七艦隊和駐日本、菲律賓等國和臺灣的美軍，每年都在太平洋上舉行以中國為假想敵的聯合軍事演習。而且增加了對中國進行核打擊的內容。

　　在北面，1962年四五月間，蘇聯策動了新疆大批邊民外逃蘇聯的“伊犁、塔城事件”。中國政府決定封鎖新疆地區的中蘇邊界。中蘇關系進一步復雜化。隨后，中蘇之間展開公開論戰。1964年2月開始的中蘇邊界談判很快陷入僵局。赫魯曉夫下臺后，中共中央采取了一些措施，試圖改善中蘇關系，但未能取得成功。中蘇關系進一步惡化。

　　在中國的西南方向，1959年以來，一向被視為友好鄰邦、民族國家中最早同新中國建交、又共同倡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印度，在美蘇的支持偏袒下，從包庇、支持西藏反動農奴主叛亂，到蠶食、侵占中國大片領土。中國政府從大局出發，一再克制忍讓，多次提出通過協商談判解決邊界爭端。尼赫魯政府卻一意孤行，繼續擴大對中國的侵略。1962年，中國邊防部隊被迫發起中印邊境自衛反擊作戰，保衛了西南邊疆安全。世界上兩個人口最多的國家兵戎相見，這是中國不愿看到、又不能不接受的現實。此后一段時間，兩國關系仍十分緊張，西南邊疆形勢受到嚴重影響。

　　與此同時，臺灣國民黨當局乘大陸經濟困難之機，蠢蠢欲動，加緊策劃“反共復國”。為防不測，人民解放軍備戰東南沿海。臺海危機再啟。

　　面對嚴峻的國際形勢和周邊環境，毛澤東更多強調了戰爭的危險性。這種焦慮，時刻在毛澤東胸中回旋。對戰爭爆發可能性的估計愈大，這種焦慮就愈加明顯。

　　正在此時，1964年4月25日總參作戰部的一份報告送到毛澤東的案頭。報告說，他們對如何防備敵人突然襲擊問題進行了調查研究，“從我們接觸到的幾個方面來看，問題是很多的，有些情況還相當嚴重”。報告所談內容，與毛澤東的擔心恰好吻合。

　　毛澤東深知，我國工業的70%集中在東南沿海一帶，一旦沿海工業被摧毀，國民經濟就會陷入癱瘓狀態，而有限的內地工業根本難以為繼。這份報告引起他的高度重視。

　　從1994年美國一批檔案的期滿30年銷密、蘇聯解體后機密檔案的外傳，都證實在1964年前后，美國確實制定了對中國發動突然襲擊的計劃，甚至進行核武器打擊的計劃，并進行了多次核戰爭演習。

　　1964年5月中央工作會議期間，出于國家安全的考慮，毛澤東指出：只要帝國主義存在，就有戰爭的危險。我們不是帝國主義的參謀長，不曉得它什么時候要打仗。決定戰爭最后勝利的不是原子彈，而是常規武器。在原子彈時期，沒有后方不行。“三五計劃”要考慮解決全國工業布局不平衡的問題。

　　毛澤東在講話中提出，要把全國劃分為一、二、三線的戰略布局，要下決心加強三線建設，防備敵人的入侵。

　　他特別強調：“應該在四川的攀枝花建立鋼鐵生產基地，與此相聯系的交通、煤、電也要建設起來。建設要快，但不要毛草，攀枝花搞不起來，睡不著覺。”

　　毛澤東還風趣地說：“你們不搞攀枝花，我就騎毛驢子去那里開會;沒有錢，拿我的稿費去搞。”

　　這一講話，激起了與會人員的強烈共鳴。

　　確定三線建設內容

　　所謂三線，是當時中共中央出于戰備考慮，按中國的地理區域將全國劃分為一、二、三線的。一線主要是指東北和沿海各省;三線是指西南、西北地區，包括云、貴、川、陜、甘、寧、青、晉、豫、鄂、湘等11個省、區，主要是長城以南、京廣線以西廣大地區;二線是位于一線和三線之間的廣大地區。其中的三線亦稱為“大三線”，分為兩塊：一塊是西南三線，包括云、貴、川三省的全部或大部以及湘西、鄂西地區;另一塊是西北三線，包括陜、甘、寧、青四省區全部或大部以及豫西、晉西地區。

　　1964年8月4日和5日，周恩來在聽取國防工業和計劃工作匯報時說：“除了攀枝花以外，我國周圍各省都是第一線。東南沿海，舟山是最前邊，東南幾省是第一線。對東南亞來說，南邊幾省是第一線。對印度來說，西藏是第一線。對修正主義，西北、東北各省是第一線。但是，各省相互來說，又都是二線三線。比如，西藏有事，內地都是三線。真正的三線是青海、陜南、甘南、攀枝花。”此外，各省又都劃分了自己的一、二、三線，其中的三線稱為“小三線”。

　　可以這樣說，1964年提出三線建設決策時，毛澤東和中共中央認為可能侵略中國的主要假想敵是美國，包括其控制的臺灣蔣介石集團及日本、南朝鮮;其次是構成潛在威脅的蘇聯。

　　以后，這個概念曾發生過小范圍的變化：1970年2月通過的《“四五”綱要(草案)》指出：“西南的四川、貴州、云南，西北的陜西和甘肅、青海的大部分地區，中南的豫西、鄂西、湘西、桂西和山西大同以南地區是我國的大三線。”

　　9月4日，國務院在《第四個五年國民經濟計劃綱要》中指出：“全國大三線，一般來說，是在長城以南、京廣線以西的廣大地區。具體來說，西南的四川、貴州、云南，西北的陜西、青海和甘肅的大部分地區，中原的豫西、鄂西，華南的湘西、粵北、桂西北，華北的山西和冀西地區，是我國的大三線。”

　　1964年6月8日，毛澤東就三線建設進一步談了自己的意見。他說：

　　我們要注意越南南方的游擊戰爭。那里只有一千幾百萬人口，還沒有我們一個省的人口多，但是能打仗，游擊戰爭打得非常好。難道我們就不行?假使敵人占領了我們的地方，怎么辦?我們一個省能不能打游擊戰爭?我看各省都可以打。

　　我們沿海各省要搞手榴彈廠、炸藥廠、軍工廠。講了幾年了，都沒有搞起來。打起仗來不能等二、三線給你送去。每個省都有一、二、三線嘛!軍工部署也要考慮一下，只搞大的不行。每個省，就是講沿海的廣西、廣東、福建、浙江、江蘇、山東、河北、遼寧，還有黑龍江，那是對修正主義的，都要搞點地方的，屬于地方所有的軍工廠。現在地方不搞軍事了，反正中央包了，打起仗來怎么辦?子彈、輕武器、炸藥，武裝民兵都不夠。打起仗來，要搞地方部隊，第一、二線的省都要搞。不然，事情一來，措手不及。第二線就是湖南、湖北、安徽、江西、吉林、河南、山西、寧夏。敵人可以空降，但總是孤立的，到第二、三線總是困難的。一打起仗來，準備打爛，準備丟掉城市，各省都要有辦法。

　　光有武器，沒有子彈、炸藥怎么辦?就是這一點，請你們各大區、各省注意。現在沒事，打起仗來怎么辦?將來敵人打進我們的國土，我敢肯定，不如南越。現在省、地、縣委都不講武了，只講文了。

　　還有個問題，要搞第三線基地。那些地方攤子要少鋪，中央的攤子也要少一些。攀枝花鐵路最好兩頭修。還有以大區或省為單位搞一些軍事工業，準備游擊戰爭的根據地。有了這些東西，我就放心了。黃色炸藥以大區為單位搞。

　　此后一段時間，毛澤東多次從多方面闡述了加強三線建設、準備打仗的國家安全戰略思想。6月16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書記會議上指出：“地方黨委要搞軍事。由大區領導，各省要作個計劃，包括民兵、軍工廠。省委第一書記都是政治委員嘛，不行使職務。你們可以作顧問。多少年來，政治委員是空頭政委。太平世界了，不搞軍事了!一旦發生戰爭，就會手忙腳亂。”

　　事實上，毛澤東在作出三線決策時，是從多方面考慮的。其中一個重要方面是把三線建設當作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從整個戰略布局考慮的。

　　正如毛澤東所說：兩個陣地，三線是一個陣地，一、二線是一個陣地，以一、二線的生產來支援三線建設，也就是沿海工業支援內地工業，使內地工業逐步趕上沿海工業的發展水平。這對于改變我國舊有的不合理的工業布局，促進內地經濟的全面發展有著巨大的影響。

　　8月中旬，中共中央書記處開會討論三線建設問題。毛澤東在17日、20日兩次講話中說：要準備帝國主義可能發動侵略戰爭。現在，工廠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區，不利于備戰。工廠可以一分為二，要搶時間遷到內地去，各省都要搬家，都要建立自己的戰略后方，不僅工業交通部門要搬家，而且學校、科學院、北京大學都要搬家。成昆、川黔、滇黔這三條鐵路要抓緊修好，鐵軌不夠，可以拆其他線路的。

　　根據毛澤東的講話精神，會議經過研究，決定首先集中力量建設三線，在人力、物力、財力上給予保證。新建項目都要擺在第三線，現在就搞勘察設計，不要耽誤時間。第一線能搬的項目要搬遷，明后年不能見效的續建項目一律縮小建設規模。在不妨礙生產的條件下，有計劃有步驟地調整第一線，一、二線企業要有重點地搞技術改革。

　　這一決定標志著中國經濟建設指導思想轉向以三線建設為中心這一過程的完成，也是大規模開展三線建設的動員令。

　　三線建設的第一次高潮

　　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作出三線建設的決策之后，1964年至1966年掀起了三線建設的第一次高潮，并取得重大建設成就。

　　1964年6月中央工作會議結束后，三線建設全面鋪開。當時是分為大三線、小三線同時進行的。所謂大三線，是專指西南云、貴、川和西北陜、甘、寧、青地區，是國家的腹地、三線建設的重中之重，其中西南又重于西北。相對而言，各省、市、自治區自己的腹地即小三線地區。總起來說，大三線的目標是“在縱深地區，即在西南和西北地區(包括湘西、鄂西、豫西)建立一個比較完整的后方工業體系”。

　　為了保證三線建設的重點，國務院進行分工，成立了三線建設的各級專門機構。一是三線地區新建、擴建工廠，由國家計委負責;二是一、二線向三線地區的遷移，主要是位于一線的全國僅此一家的重要工廠和為三線地區配套生產所必需的工廠，由國家建委負責;三是組織全國工業生產，為三線建設提供材料、設備，由國家經委負責。

　　三線建設開始時，在西南地區有三大建設重點。第一個重點是攀枝花鋼鐵基地。

　　攀枝花地區屬于亞熱帶半干旱氣候，生長著漫山遍野的木棉樹，每年春天盛開火紅的木棉花，俗稱攀枝花。地名攀枝花由此而來。由于這里群山起伏，平地很少，交通不便，人煙稀少，農業生產很落后。要不要將此處作為攀枝花鋼鐵基地的定點地址，存在兩種意見。一種同意在此建設，另一種主張選在靠近城市的地方，比如樂山。

　　1964年8月24日，毛澤東聽了匯報，對猶豫不決大為不滿，說：“樂山地址雖寬，但無鐵無煤，如何搞鋼鐵?攀枝花有鐵有煤，為什么不在那里建廠?釘子就釘在攀枝花!”

　　毛澤東一錘定音，選定了攀枝花。

　　1965年1月25日，西南三線建設籌備小組向中央報告1965年100多個項目的排隊情況，提出48個項目作為打殲滅戰的重點。選擇原則：一是保成昆、襄渝鐵路;二是以重慶為中心的常規武器配套;三是發展與農業相關的重要項目。2月21日中央批示同意，指出應從準備打仗出發，重慶常規兵器工業及為此服務的其他工業都必須盡早抓緊，全力以赴，協同作戰，力爭三年多一點時間陸續完成，能提前的盡量提前，特別是有關部門的鋼鐵、有色金屬、化工原料及其他配套工程。

　　1965年2月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設立“攀枝花特區”，并納入計劃單列，實行特區統一領導與國家各部委分工負責相結合體制，從資金、科技、人力、物力上予以充分保證。

　　2月6日，中央批準國家經委《關于集中力量在經濟建設上打殲滅戰的報告》，報告提出把西南三條鐵路建設、川漢鐵路設計和德陽第二重型機器廠列入打殲滅戰項目。

　　第二個重點是六盤水煤炭鋼鐵工業基地。在貴州省西部、烏江與紅水河分水嶺上、烏蒙山與苗嶺山脈交錯的崇山峻嶺中，有一個地方叫六枝。這里礦產資源富集，有煤、鐵、鉛、鋅、鎂、銅、金、銀、白云石、石灰石、冰洲石、重晶石、大理石、黏土、螢石、石膏、汞、鈾、銻、鈷、鎘、鍺、鎵、錮等30多種金屬、非金屬及稀有元素礦產資源。其中，煤炭儲量極為豐富，預測儲量569億噸，探明儲量360億噸。六盤水其他資源的開發潛力也極大。天然氣儲量驚人，水資源年擁有量為114億立方米，水能蘊藏量達117萬千瓦。

　　1964年秋季，中央決定將六盤水地區作為三線建設的重點地區。至1966年10月，六枝礦區建設取得第一階段勝利，提前9個月建成年產45萬噸的地宗礦井。電廠擴建的3000千瓦機組10月1日開始送電，木崗礦井也于同日動工，大用礦井月進360米，創歷史最高水平。

　　第三個重點是成昆、貴昆、川黔三條鐵路。建設大西南，首先要解決運輸問題。這三條鐵路在1958年“大躍進”時都曾進行勘測和部分路段修建，但由于地勢險峻，江河阻隔，地質情況復雜，加上中央財力嚴重不足，三條鐵路同時下馬。因此，在西南進行三線建設，首先要恢復這三條鐵路建設。

　　根據毛澤東要求“成昆路要快修”，“川黔、貴昆路也要快修”的指示，中央批準成立以成昆鐵路為中心的西南鐵路指揮部，由李井泉任總指揮。鐵道部在周恩來親自組織下，布置了“三線”鐵路大會戰，集中力量修建西南地區的成昆、川黔、貴昆三條鐵路，并確定了各線的具體通車時間表。

　　從1964年秋開始，西南各重點項目全面開始施工。第一批進行基地建設的施工大軍從四面八方開赴攀枝花、成昆鐵路、六盤水等工地，搭起帳篷，放炮筑路，沉寂的群山沸騰起來。他們中既有從中央各部、委選派的數千名部、司、處級干部，也有從各級科研機構和技術部門選調的上萬名科技人員，還有從沿海地區內遷和從老工業基地調來包建的幾千萬工程管理、生產骨干，加上部屬、省屬建筑安裝隊伍，人數超過100萬。加上民工隊伍，從1964年下半年到1965年的高潮時期，在四川參加三線建設的人數，高達300多萬人。

　　至1966年，西南三線建設基本形成了一個以攀枝花鋼鐵基地為中心，成昆鐵路為連接，到東北部有重慶常規武器工業基地，東部有貴州六盤水煤炭基地的初步規劃，俗稱“兩基一線”，即以攀枝花為中心，向北和向東形成一個扇面三角區域。攀枝花的鋼材運往成都、重慶、六盤水，成都、重慶、六盤水的機器和煤炭運往攀枝花。從大的布局范圍講，攀枝花地區成為“兩基一線”這個宏大后方工業體系的中心。

　　那時，小三線建設也開始啟動與規劃。起源是1964年10月22日，毛澤東看了廣東省委關于國防工業和三線備戰報告，報告提出美國目前正在積極準備擴大對越南北方發動的侵略戰爭，廣東省加緊進行戰備工作是十分必要的。毛澤東批示：“廣東省是動起來了，請總理約瑞卿談一下，或者周、羅和鄧、彭一起談一下，是否可以將此報告轉發第一線和第二線各省，叫他們也討論一下自己的第三線問題，并向中央提出一個合乎他們具體情況的報告。無非是增加一批建設費，全國大約需15億左右，分三年支付，可以解決一個長遠的戰略性的大問題。現在不為，后悔無及。”

　　周恩來與羅瑞卿聯名起草了《關于一、二兩線各省、市、區建設自己后方和備戰工作的報告》，提出在中南、華東、華北、東北四大區的部分省、自治區要加強在一、二兩線的后方建設和備戰工作，建設一批地方軍工廠，包括槍支、子彈、地雷、手榴彈和炸藥等輕武器的制造廠。為了配合地方軍工廠建設和保證戰時供應，要從大城市搬遷一些必要的配套工廠到省、區自己后方。同時搞好現有公路、橋梁、渡口和通訊線路，新建或改建一些相關工程。毛澤東批準了這一報告。

　　1965年2月7日，羅瑞卿在《關于安排一、二線省市后方建設的報告》中提出：

　　(一)根據戰時對敵斗爭的需要，華北、華東、東北、中南四大區，規劃了14個后方基地：1.東北東部山區，2.大興安嶺地區，3.冀熱遼地區，4.太行山區，5.呂梁山區，6.內蒙古東部，7.內蒙古西部，8.大別山區，9.沂蒙山區，10.蘇皖浙贛邊區，11.閩浙贛山區，12.湘粵贛邊區，13.湘粵桂地區，14.湘鄂贛地區。這些地區，大部分是抗日戰爭時期和歷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我軍的根據地，經濟資源比較豐富，大部分地區糧食可以自給。但是工業基礎比較薄弱，交通條件差。

　　(二)建設一批地方軍工廠。按照中央批準的第一步規劃，三年建設154個項目，生產20個品種。

　　該報告所提建設內容納入了1965年國民經濟計劃。由此，小三線建設全面啟動。

　　國防工業是三線建設和一、二線搬遷的重點。1965年2月20日，羅瑞卿在《關于國防工業在二三線地區新建項目布局方案的報告》中，提出了原子能、導彈、航空、兵器、造船、無線電工業六個方面的新建布局情況。指出，該布局方案實行后，將在三線地區(部分項目在二線)新形成一套原子能工業基地，四套導彈工業基地，六套飛機工廠，一套地面兵器生產基地和兩個大口徑炮彈生產基地、兩個小口徑炮彈生產基地，四個造船廠，八類無線電工業基地。這些項目共495個，爭取在1972年全部建成，投資預算約為133億元。屆時，加上已有的國防工廠和科研機構的技術改造，“整個國防工業的面貌將大大改觀，我國將有一個布局比較合理的、內容比較齊全的、‘麻雀雖小，肝膽俱全’的國防工業體系，基本上可以適應現代化戰爭的要求”。

　　3月21日，中央批準了這個報告，國防工業的三線布局規劃基本形成。

　　在確立三線建設的同時，毛澤東多次提出一、二線重要企業向三線搬遷的措施。1964年7月15日，毛澤東說：“一有戰爭征候，工廠就要搬家，疏散到山里去。上海這么多工廠還能留給敵人嗎?不能。”

　　出于國防戰備的考慮，毛澤東當時正研究蘇聯衛國戰爭時的經驗。8月30日，羅瑞卿傳達毛澤東的談話：“現在沿海搞這么大，不搬家不行，你搞到二線也好嘛!為什么不可以搞到二線?我們要好好研究斯大林的經驗。斯大林一不準備工事，二不準備敵人進攻，三不搬家，這是教訓。由于斯大林沒有重視烏拉爾以東地區的工業基地建設，致使在衛國戰爭初期，慘遭巨大破壞和嚴重損失。即使如此，這片工業基地仍然在戰爭中發揮了較大作用。聯系到中國的實際情況，如果戰爭打起來，沒有強大的后方工業基地怎么行?”

　　毛澤東還說：“蔣介石的經驗也要學，蔣介石沒有搬家，只搬了少數的兵工廠。總之，一線要搬家。三線、二線要加強。”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國家建委提出搬遷工作要實行大分散、小集中的方針。少數國防尖端項目要按照“靠山、分散、隱蔽”的原則建設，有的還要進洞。

　　12月1日，國家經委發出《關于搬廠工作中幾個具體問題的規定》，隨之，一、二線重要企業的搬遷工作，就在與戰爭爆發爭時間、搶速度的緊張氣氛中迅速而秘密地鋪開了。

　　1966年計劃搬遷建設的152個項目，確定的原則一是根據戰備需要，選在較分散的腹地和山區;二是根據當地已有生產條件，與相似企業合并;三是照顧將來經濟發展，填補一些空白。

　　除企業外，學校、科研機關也有計劃地遷移了一部分。搬遷的有上海機械學院、唐山鐵道學院、成都鐵道學院。由原校遷出部分專業到三線的有：北京大學分校、清華大學分校、南京大學分校、華東化工學院分院、北京航空學院分院、北京工業學院分院、甘肅工業大學。遷往三線的重要科研機構，主要是兵器、航空、航天、電子、核物理等院所。

　　總計，全國由一、二線地區遷往三線地區的項目和企業，大約有520個。實際上，加上未統計在內和地方自行規劃、計劃外的遷移項目，都遠遠超過了這個數字。

　　三線建設會不會是浪費?為此，毛澤東于1965年11月13日乘坐專列南下，途徑山東、安徽、江蘇、上海等地進行調查。途經天津時，毛澤東關切地詢問：“大三線建設，小三線建設，會不會是浪費?會不會化為水?”

　　地方負責人回答：“不會的，就是敵人不來，從經濟建設上說也是有用的。”毛澤東聽了很滿意。

　　經過濟南，在火車上，毛澤東又召來譚啟龍、楊得志等人叮囑說：“要爭取快一點把后方建設起來，三五年內把這件事情搞好，把大小三線搞起來。”

　　在三線建設中，中央提出要注意綜合開發，努力改變中國西部工業交通落后的不合理布局。毛澤東在第一次提出三線建設時就表示：“三五”計劃要考慮解決全國工業布局不平衡問題。東南沿海一帶，西南、西北內地十分薄弱，工業交通極不發達。抓住戰備的契機，同時提出建設內地的長遠戰略要求。

　　1965年1月14日，毛澤東指出：兩個陣地：三線是一個陣地，一、二線是一個陣地，以一、二線的生產來支援三線建設，也就是沿海工業支援內地工業，使內地工業逐步趕上沿海工業的發展水平。

　　周恩來具體貫徹了這一思想。

　　在頭兩年的三線建設中，根據戰備需要，邊建設、邊摸索，在三線建設的布局、廠址選擇、工程設計和施工問題以及搬遷等問題上，形成和總結了一系列經驗和制度。如布局上的“靠山、分散、隱蔽”原則;施工管理中取消合同制、實行軍事化和現場指揮制;高度計劃管理的全國支援三線、“三老帶三新”、集中力量打殲滅戰的協作精神等。

　　從1964年到1965年，經過一年多的建設，在西北、西南三線部署的新建、擴建、續建的大中型項目達到300余項。其中鋼鐵14項，有色金屬18項，石油2項，化學14項，化肥10項，森林11項，建材10項，紡織12項，輕工業8項，鐵道26項，交通11項，民航2項，水利2項。

　　初期重點項目有攀枝花、酒泉鋼鐵工業基地，重慶常規兵器和造船工業基地，成都航空工業基地，陜西航空、兵器工業基地，遵義航空工業基地和六盤水煤炭工業基地，成都至昆明的成昆鐵路，貴陽至昆明的貴昆鐵路，武漢至重慶的川漢鐵路。

　　1966年4月17日，主持計委工作的余秋里，對三線建設情況向中央提出一個《匯報提綱》。提綱說：“就建設來說，大小三線的許多重大項目，現在看，可以提前一年或兩年建成。”

　　面對大好形勢，計委向中央提出修改“三五”計劃草案的補充設想：一個是大幅度增加鋼鐵、煤炭、有色金屬、電力、石油、鐵路的生產建設指標，“到1970年，三線的鋼鐵生產能力將接近現在東北的水平，煤、電、有色金屬將超過現在東北的水平。這樣，三線就比較硬了”。另一個是大抓農業，解決南糧北調和吃進口糧問題，把農業機械化搞上去，努力增加集體經濟的積累來源，扶持社隊工業，提高農民生活水平。

　　五年計劃三年完成，這在新中國歷史上是從未有過的。完成計劃之后，再騰出手去抓好農業，將出現解決吃穿用和戰備后方建設兩大任務的雙贏局面。

　　三線建設的第二次高潮

　　1969年3月，珍寶島事件后，蘇聯揚言要對中國實施核打擊。在嚴峻的戰爭威脅面前，毛澤東在中共九屆一中全會上號召：“要準備打仗。”隨后全國迅速掀起戰備高潮，因“文革”而停頓半停頓的三線建設很快得到恢復和擴大。

　　中央明確強調，要“大力加強國防工業、基礎工業和內地工業的建設”。為適應戰備需要，中央一方面采取一系列措施恢復三線建設的規劃、機構，加強對三線地區的投資;另一方面采取一系列果斷措施，發布通令，整頓生產秩序;針對一批三線建設重點工程存在的問題，組織軍隊參與接管，嚴令限期完成;解決三線建設職工隊伍中存在問題等，積極推動三線建設重新在全國大規模鋪開，并在國內外形勢的推動下，于1969年至1971年掀起了第二次建設高潮。

　　三線建設的多數項目是在這一時期投入或建成的。以國防工業和為其配套的一大批民用工業新建工程為主，還有因“文革”干擾而未能完成的一批續建工程。包括：成昆、湘黔、襄渝、南疆、青藏(西寧至格爾木段)、陽安、京原、焦枝、枝柳鐵路，湖北葛洲壩水利樞紐工程，秦嶺火力發電廠，烏江渡水電站，渭北煤炭基地，湖北江漢油田，陜甘寧地區長慶油田、河南油田，湖北十堰第二汽車廠，四川西昌航天發射基地，西南核燃料生產基地，江西直升飛機基地，豫西鄂西湘西兵器工業基地，江西九江船舶工業基地，湖北宜昌船用動力工業基地，云南昆明魚雷基地等等。

　　經過廣大干部和群眾一年的努力，1969年國民經濟扭轉了1967年、1968年連續兩年出現倒退的趨勢，有了較大恢復。

　　1970年是“三五”計劃最后一年，因“文革”動亂，多數經濟指標沒有達到年進度。為了盡快扭轉這種狀況，適應戰備需要，經濟建設掀起了一場以高投入為主要方式的“躍進”行動。到1970年底，“三五”計劃的各項主要經濟指標大部分完成或超額完成。但是也造成嚴重負面后果，基建規模過大，使積累率過高，消費與積累比例失調，軍事工業嚴重沖擊民用工業，給國家財政支出和市場供應造成很大壓力。

　　軍事工業的高速發展和軍事尖端技術的突破，在短時期和一定程度上對國家其他工業和科技尖端產品的產生起了強刺激作用。但必然會排擠和壓制民用工業發展，使之缺少量和質的增加，走上立足不穩的畸形道路。因此，周恩來在提出軍工第一、三線第一的口號后，又用心良苦地增加了配套第一、質量第一的要求，力求防止片面地、泛濫地發展軍事工業。

　　1971年8月31日，周恩來在全國人大四屆政府工作報告中再度提出了“農業、工業、國防和科技的現代化”目標，并在“四五”計劃的設想中，具體寫為“要求一個適應戰備的合理布局”，“一個穩固的農業基礎”，“一個比較強大的工業”，“一個比較發達的交通網”，“一個城鄉交通、內外交流的商業網”，“一個比較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科學理論”。

　　國家根據國際形勢變化，對一、二線和三線地區的劃分進行了較大調整。《“四五”綱要(草案)》指出：“西南的四川、貴州、云南，西北的陜西和甘肅、青海的大部分地區，中南的豫西、鄂西、湘西、桂西和山西大同以南地區是我國的大三線。”與“三五”計劃時的三線地區劃分相比，一個明顯的差別是，由于中蘇發生武裝沖突，中國面臨著對美、蘇兩條戰線作戰的局面，其中抵御蘇聯的軍事威脅又成為重點，三線地區實際上縮小了，一線地區擴大了。一線地區除原來的沿海地區外，又出現了針對蘇聯的“三北地區”(東北、華北、西北地區)。

　　原來作為三線的華北、西北部分地區的建設項目，也需要向更靠內的地區遷移，戰備氣氛更加濃厚。甘肅烏峭嶺以西和寧夏銀川以北，被視為“反修前沿地區”，不再作為大三線地區。這些地區的酒泉導彈基地、鋼鐵廠等項目不再繼續擴大，而開始在四川西昌新建導彈基地，酒泉鋼鐵廠的一些項目也轉移到其他地區。

　　以戰備和三線建設為中心的“四五”計劃，是一個盲目追求高速度、高指標的計劃。執行結果，超過了國家財力、物力的承受限度，導致全國職工人數、工資支出、糧食銷量“三個突破”，造成多方面不良影響。

　　從1972年到1974年，國家開始修改“四五”計劃指導思想和指標，對前一時期國防工業和三線建設攤子過大問題進行了幾次調整。一是大力加強農業。二是對三線建設提出了若干重要的方針性指導，采取降低指標的措施。

　　1975年11月2日，全國計劃會議討論《發展國民經濟十年規劃要點》，谷牧在開幕式上指出：經過“三五”、“四五”計劃的建設，現在三線戰略后方基地初步形成，基礎工業和國防工業的骨架已經搭起來了。在大三線地區建立起了上千個大中型的工業企業，各省市自治區也都初步建立起了自己的小三線。今后10年國民經濟發展，要著重搞好三件事：一是建立比較穩固的農業基礎，二是建立比較強大的鋼鐵工業，三是充實和加強戰略后方基地，把大三線建成為“硬三線”。

　　所謂“硬三線”，是針對當時三線地區基礎設施已經建立起來，但經濟效益、管理配套、原材料、生活供應還沒有跟上去，因此生產能力還是軟的狀況而言的。

　　谷牧強調，把三線建成一個“硬三線”，首先要下大力量把農業、輕工業搞上去，盡快改變農業拖后腿的狀況。同時要切實搞好工業內部、企業內部的填平補齊，盡快把現有生產能力發揮出來，認真實行軍民結合、平戰結合，把軍工生產的主力逐步轉到大三線地區。這樣一來，一旦打起仗來，就好辦了。

　　12月，中央制定《發展國民經濟十年規劃綱要(草案)》，按行業大致分為：一、建立比較穩固的農業基礎;二、建立比較強大的基礎工業;三、加強輕工業和石化工業;四、加強國防工業和科研;五、充實和加強三線戰略后方基地，進一步發揮一、二線作用。

　　至此以后，隨著10年三線建設規劃的基本完成和國內外形勢變化，以三線建設為中心的建設方針得到全面調整，并隨之而結束。

　　建立起鞏固的戰略后方

　　三線建設是毛澤東時代的一個重大決策，它原本的出發點是在軍事上防止外來敵人的突然襲擊，但實際上它的經濟意義遠大于它的軍事意義。三線建設使我國建立了鞏固的西部戰略后方，初步改變了中國東西部經濟發展水平相差過大的狀況。

　　三線建設在近現代以來的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建成了鞏固的西部后方，成為保衛祖國、反對敵對勢力入侵，打擊分裂主義活動的堅強保障。

　　20世紀60年代毛澤東選擇川、貴、云、陜、甘、寧、青和鄂豫湘西部作為大三線戰備后方，東部沿海地區是作為主要抵御外敵入侵方向的。這個戰略立足于中國自然地理環境特點，總結了中國近現代歷史經驗教訓，適應和利用了中國周邊關系。由于自然地理環境具有長期穩定性，因而這一戰略對于中國國防有著深遠的歷史意義。

　　建立鞏固的西部后方，開辟了與世界交往的新通道。經過三線建設，西部鐵路、公路、水運、空運條件有了很大改善，如內(江)昆(明)鐵路，到21世紀初已經全面通車，成為連接東南亞國家的重要國際通道。再加上改革開放時期與西北、西南鄰國關系的調整修好、增進貿易，在東部一旦發生戰事遭到封鎖的情況下，可以設想，西北部由新疆、內蒙古至俄羅斯、中亞五國、蒙古，西部由新疆、西藏至巴基斯坦，西南部由云南、廣西至東南亞國家的三條國際通道聯系將迅速得到擴大，有利于建立廣泛的世界反對霸權主義統一戰線。

　　在三線建設中建立的強大的西部國防工業基地，在未來可能發生的反侵略戰爭行動中，將發揮極為重要的軍事作用。

　　對中國潛在的未來外敵的軍事威脅，主要仍在東部沿海。一旦外來的侵略戰爭爆發，東部經濟發達城市北京、上海、天津、廣州、深圳、南京及港澳，包括機場、港口、電站、基地等將可能受到敵對國家導彈、飛機的空襲。現代軍事技術的發達，使其破壞的精確度、縱深度、覆蓋面大大超過20世紀60年代。

　　同時，敵對國家將再次試圖對中國實施海上經濟封鎖，扼殺中國的東部經濟發展。從近年發生的局部戰爭看，實施侵略他國的國家多半都不再采取直接出兵入侵別國領土的方式，而是通過持續的大規模空襲軍事、政治、經濟要地，造成被侵略國家能源供應和通訊中斷、金融市場崩潰，社會各方面出現惡化乃至瓦解，最終達到接受侵略者的城下之盟或重組傀儡政府的目的。

　　現代戰爭實際上是在摧毀綜合國力上的比拼較量。所以，有無可靠的強大后方軍事基地，是能否取得勝利的關鍵。

　　中國的西部后方，擁有豐富的石油、鐵礦和鈾、鎢、銻、錫等稀有金屬戰略礦產品及電力資源，作為三線建設重點得到開發的西部地區，東部地區一旦遭遇戰事，將通過西氣東送、西電東輸等給予前線充分的支持。

　　三線建設時，在西部建起的近千個國防工業企業和研究機構，戰時能夠迅速擴大軍事生產或從民品生產轉入軍品生產和研制，滿足前方武器的需要。

　　1964年以前，三線地區的國防工業薄弱，只能生產一般的輕兵器、電子器件、雷達通訊導航設備和小批量生產型號單一的殲擊機等。在十幾年的大規模三線建設中，國防科技工業成為重點，西部初步建成了常規兵器與高科技尖端武器共同發展、原料工業與制造工業相配套、國防科研與生產相結合的一大批軍事工業基地，形成了可靠的戰備大后方，并在核武器、空間武器等尖端技術領域進入世界先進國家行列。

　　常規兵器工業方面，以重慶為中心的常規兵器生產基地和豫西、湘西、鄂西生產基地，形成了內地常規兵器工業體系，在湖北、四川、陜西、山西建成了軍用汽車、坦克廠，加上各地小三線建起的一批常規兵器工廠，不僅能夠大批量生產各種型號的槍支彈藥、輕武器和防空武器，而且能夠生產相當數量的坦克、裝甲越野車輛、火炮、戰術導彈等先進重武器和裝備。

　　現在，三線地區常規武器生產能力已占全國的一半多。在各省區也建成了小三線常規武器生產基地，能夠生產自己需要的槍炮彈藥。

　　國防電子工業方面，在四川、貴州、陜西建起了大規模的軍用電子工業基地，形成了軟硬件門類齊全、元器件與整機配套、軍民用兼有的生產體系，研制成功了億次銀河電子計算機，經過技術更新和改造，能夠適應從微波導航、低空警戒、潛艇攻擊、雷達預警、大中型炮瞄、電子指揮系統、導彈制導、衛星跟蹤到電子對抗戰、信息戰等高科技現代戰爭需要。

　　核武器方面，生產、科研、試驗設施大部分都在三線地區。繼在甘肅、陜西建立的核武器研制、試驗基地得到加強之后，在西南四川又建立起更高水平的中國第二個戰略核武器科研生產基地，并成功進行了多次核試驗和高能物理試驗。

　　航空工業方面，在貴州、陜西、四川、湖北、湖南、江西等地建成了航空工業生產基地，新建和擴建了125個項目，成為我國航空、航天研究與試驗的主要基地。

　　戰略導彈和火箭方面，中國第一個導彈發射基地甘肅酒泉發射場建成兩個新的發射工位，發射能力大大提高;四川西昌建成我國發揮巨大作用的衛星導彈發射基地，加上山西太原的第三個導彈發射基地，形成了布局合理、比較完整的中國戰術導彈和中遠程運載工具研制基地，多次成功地發射了包括洲際導彈在內的各種導彈和長征系列戰略火箭及軍用衛星。

　　船舶工業方面，在重慶至萬縣沿長江中上游地區和湖北宜昌、江西九江、云南昆明建立起了內地四大軍用船舶工業和科研基地，能夠生產研制常規潛艇、核潛艇、驅逐艦、魚雷等水下兵器和軍用船舶的新一代發動機和部件，填補了我國國防科研和工業空白，為1974年我國第一艘核潛艇的研制成功作出了重要貢獻。

　　在交通電訊方面，建立起了連接各國防基地、戰略要地的鐵路線(其中有高鐵)、國防公路網及戰備物資倉庫，建成了北京、西南、西北之間的微波通信干線、分布各地的衛星地面通訊系統及獨立的地面戰備通訊干路，保證了國家在戰時的指揮信息和情報流通，加強了軍用物資運輸和部隊快速反應作戰能力。

　　到1975年，國防科技工業在三線地區的固定資產原值、凈值，主要產品生產能力，技術力量和設備水平都已相當大地超過了一、二線地區。與“一五”計劃時期我國主要在東北、華北建成的軍事工業基地相比，三線地區的軍事工業基地具有技術先進的優勢。在三線建設基本完成的20世紀80年代，三線地區國防工業許多企業的產品能夠代表70年代的世界水平，與世界差距大為縮小。

　　毛澤東的三線建設決策，不是權宜之計，更不是錯誤判斷當時國際形勢的一時沖動，而是有遠見的戰略舉措，將在中國國防戰略中發揮重要的作用，有著長久的深遠的歷史意義。

　　注釋：

　　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1769頁。

　　《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1月版，第225～226頁。

　　同上，第229頁。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204頁。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年11月版，第196頁。

　　孫東升《我國經濟建設戰略布局的大轉變——三線建設決策形成述略》，《黨的文獻》199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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